尊儒术
洪武元年二月丁未，诏以太牢祀先师孔子于国学，仍遣使诣曲阜致祭。使行，太祖谓之曰：“仲尼之道，广大悠久，与天地相并，故后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尽礼，修其祀事。朕今为天下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圣之道。今既释奠国学，仍遣尔修祀事于阙里，尔其敬之。”
四月戊申，元国子监祭酒孔克坚来朝。先是，大将军徐达至济宁，克坚称疾，遣其子希学见达于军门。达送希学赴京，希学奏言：“臣父久病不能，令臣先入见。”太祖乃以敕往谕之曰：“朕闻尔祖孔子垂教于世，扶植纲常。孔子非常人等也，故历数十代，往往作宾王家，岂独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国，蔑弃礼义，彝伦攸斁，天实厌之，以丧其师。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闻尔抱风疾，果然否？若无疾而称疾，则不可。谕至思之。”会克坚亦自来朝，行至淮安，遇敕使，拜命惶恐，兼程而进。既至，召对谨身殿。太祖从容慰问：“尔年几何？”克坚对曰：“臣年五十有三。”太祖曰：“尔年虽未耄，而疾婴之，今不烦尔官。但尔家先圣之后，为子孙者不可以不务学。朕观尔子资质温厚，必能承家，尔更加诲谕，俾知进学，以振扬尔祖之道，则有光于儒教。”克坚顿首谢。即日赐宅一区，马一匹，月给米二十石。又明日，复召至谕之曰：“尔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经世，万世之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实有赖焉。故尔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圣贤之学，况孔氏子孙乎？尔宜勉尔族人，各务进学。”因顾谓群臣曰：“朕不授孔克坚以官者，以其先圣之后，特优礼之，故养之以禄而不从之以事也。”
洪武二年四月己巳，命博士孔克仁等授诸子经，功臣子弟亦令入学。太祖谕之曰：“人有积金，必求良冶而范之，有美玉，必求良工而琢之。至于子弟，有美质，不求明师教之，岂爱子弟不如金玉耶？盖师所以模范学者，使之成器，因其才力，各俾造就。朕诸子将有天下国家之责，功臣子弟将有职任之寄，教之之道，当以正心为本，心正则万事皆理矣。苟导之不以正，为众欲所攻，其害不可胜言。卿等宜辅以实学，毋徒效文士记诵词章而已。”
洪武六年九月庚戌，诏禁四六文词。先是，太祖命翰林儒臣择唐宋名儒表笺可为法者，翰林诸臣以柳宗元《代柳公绰谢表》及韩愈《贺雨表》进，太祖命中书省臣录二表，颁为天下式。因谕群臣曰：“唐虞三代，典谟训诰之词质实不华，诚可为千万世法。汉魏之间，犹为近古。晋宋以降，文体日衰，骈丽绮靡，而古法荡然矣。唐宋之时，名儒辈出，虽欲变之，而卒未能尽变。近代制诰表章之类，仍蹈旧习。朕尝厌其雕琢，殊异古体，且使事实为浮文所蔽。其自今凡告谕臣下之词，务从简古，以革弊习。尔中书宜播告中外臣民，凡表笺奏疏，毋用四六对偶，悉从典雅。”
洪武十四年三月辛丑，颁《五经》《四书》于北方学校。太祖谓廷臣曰：“道之不明，由教之不行也。夫《五经》载圣人之道也，譬之菽粟布帛，家不可无。人非菽粟布帛，则无以为衣食。非《五经》《四书》，则无由知道理。北方自丧乱以来，经籍残缺，学者虽有美质，无所讲明，何由知道。今以《五经》《四书》颁赐之，使其讲习。夫君子而知学，则道兴；小人而知学，则俗美。他日收效，亦必本于此也。”
洪武十五年五月乙丑，太祖诣国子监谒先孔子，释菜礼成，谕学官曰：“中正之道，无逾于儒。上古圣人不以儒名，而德行实儒。后世儒之名立，虽有儒名，或无其实。孔子生于周末，身儒道，行立德，教率天下后世之人，皆欲其中正。惜乎鲁国君臣无能用之者。当时独一公父文伯之母知其贤，责其子之不能从，则一国之君臣可愧矣。卿等为师表，正当以孔子之道为教，使诸生咸趋于正，则朝廷得人矣。”复命取《尚书.大禹》《皋陶谟》《洪范》亲御讲说，反复开谕，群臣闻者莫不悚悦。
十一月壬戌，太祖命礼部臣修治国子监旧藏书板，谕之曰：“古先圣贤，立言以教后世，所存者书而已。朕每观书，自觉有益。尝以谕徐达，达亦好学，亲儒生，囊书自随。盖读书穷理于日用事物之间，自然见得道理分明，所行不至差谬。书之所以有益于人也如此。今国子监旧藏书板多残缺，其令诸儒考补，仍命工部督匠修治之，庶有资于学者。”
洪武十八年十月甲辰，太祖谓工部臣曰：“孟子传道，有功名教，历年既久，子孙甚微。近有以罪输作者，朕闻即命释之。假令朕不知之，或致死亡，则贤者之后寝以微灭，是岂礼先贤之意哉？尔等宜加询问，凡有圣贤之后在输作者，依例释之。”
洪武二十年正月己未，诏修阙里孔子庙宇。太祖曰：“春秋之世，人纪废坏。孔子以至圣之资删述六经，使先王之道晦而复明，万世永赖，功莫大焉。夫食粟则思树艺之先，衣帛则思蚕缫之始，皆重其所出也。孔子之功，与天地并立，故朕命天下通祀，以致崇报之意，而阙里又启圣降神之地，庙宇废而不修，将何以妥神灵，诏来世？尔工部其即为修理，以副朕怀。”
圣学
丙申五月庚寅，太祖尝命有司访求古今书籍藏之秘府，以资览阅。因谓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书，不尽传于世，故后世鲜知其行事。汉武帝购求遗书，而《六经》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得而见。武帝雄才大略，后世罕及，至表章《六经》，开闸圣贤之学，又有功于后世。吾每于宫中无事，辄取孔子之言观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真治国之良规。孔子之言，诚万世之师也。”
吴元年四月庚戌，太祖至白虎殿，见诸子有读《孟子》书者，顾问许存仁曰：“《孟子》何说为要？”对曰：“劝国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赋，乃其要也。”太祖曰：“孟氏专言仁义，使当时有一贤君能用其言，天下岂不定于一乎？”
洪武二年三月乙未朔，太祖与儒臣论《易》，至“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太祖曰：“人主职在养民，但能养贤，与之共治，则民皆得所养。然知人最难。若所养果贤，而使之治民，则国无虚禄，民获实惠。苟所养非贤，反厉其民，何辅于国哉？故人主养贤非难，知贤为难。”
辛丑，太祖与翰林待制秦裕伯等论学术。太祖曰：“为学之道，志不可满，量不可狭，意不可矜。志满则盈，量狭则骄，意矜则小。盈则损，骄则惰，小则卑陋，故圣人之学，以天为准，贤人之学，以圣为则。苟局于小而拘于凡近，则亦岂能充广其学哉？”裕伯对曰：“诚如圣言。”
洪武三年二月辛酉，太祖御东阁，翰林学士宋濂、待制王祎等进讲《大学》传之十章，至“有土有人”，濂等反复言之。太祖曰：“人者国之本，德者身之本。德厚则人怀，人安则国固。故人主有仁厚之德，则人归之，如就父母。人心既归，有土有财，自然之理也。若德不足以怀众，虽有财，亦何用哉？”
洪武五年十二月己卯，太祖谓礼部侍郎曾鲁曰：“朕求古帝王之治，莫盛于尧舜。然观其授受，其要在于允执厥中。后之儒者，讲之非不精，及见诸行事，往往背驰。”鲁曰：“尧舜以此道宰制万事，如执权衡，物之轻重长短，自不能违，而皆得其当，此所以致雍熙之治也。后世鲜能此道，于处事之际，欲求其—一至当，难矣。”太祖曰：“人君一心，治化之本。存于中者无尧舜之心，而欲施之于政者有尧舜之治，决不可得也。”鲁又曰：“尧舜之道，载之典谟者，无以加矣。至于修身理人，本末次第，具在《大学》一书。”太祖曰：“《大学》，平治天下之本，其可舍此而他求哉？”
洪武七年十二月甲辰，《御注道德经》成，太祖对儒臣举《老子》所谓“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类，曰：“《老子》此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但诸家之注，各有异见，朕因为注，以发其义。”
洪武十七年四月庚午，太祖谓侍臣曰：“朕观《大学衍义》一书，有益于治道者多矣。每披阅，便有儆省，故令儒臣日与太子诸王讲说，使鉴古验今，穷其得失。大抵其书先经后史，要领分明，使人观之，容易而悟，真有国之龟鉴也。”
洪武十八年五月辛酉朔，太祖御华盖殿，文渊阁大学士朱善进读《心箴》毕，太祖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几。盖仁爱之心生，则忮害之心息。正直之心存，则邪诐之心消。羞恶之心形，则贪鄙之心绝。忠悫之心萌，则巧伪之心伏。故人常持此心，不可为情欲所蔽，则至公无私，自无物我之累矣。”
洪武十九年二月已丑，太祖坐东阁，因与侍臣论仁智。太祖曰：“圣人笃于仁，贤者不舞智。若姑息之仁，不为爱物，奸欺之有足以祸身。”又论天人相与之际，太祖曰：“天人之理无二，人当以心为天。”论俭，太祖曰：“不可俭者祭祀，然祭不可渎。不可俭者赏赍，然赏不可滥。”
洪武二年五月丁卯，太祖御华盖殿，侍臣进讲，因论人之善恶感召，亦有不得其常者。太祖曰：“为恶或免于祸，然理无可违之恶。为善或未蒙福，然理无不可为之善。人惟修其在己者，祸福之来，则听于天。彼为善而无福、为恶而无祸者，特时有未至耳。”
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乙亥朔，太祖与侍臣观史，因论田子方贫贱骄人之说。太祖曰：“富贵者固不可骄人，贫贱者又岂可骄人？夫骄，凶德也，富贵而骄人，则不足以得天下之士；贫贱而骄人，适足以取辱于已。要之君子当以恭敬为本。子方之言，抑扬太过，盖有所激而言。”侍臣对曰：“诚如圣谕。”
辛巳，太祖召考试官陈宗顺等坐武英门赐食，谕之曰：“今日观《列子》邻人窃鈇之事，因思人之信疑皆生于心，信心必出于忠厚，疑心必起于偏私。夫信其所好，疑其所恶，乃人之常情，是故不可不察也。君之于臣，好而信之，谗言虽至而不入，恶而疑之，毁谤不召而自来。苟能以大公至正之心处己待人，则自无独信偏疑之私，其或反乎公道而不得好恶之正，未有不流于一偏者也。惟能好其所当好，恶其所当恶，信其所当信而疑其所可疑，则人无浸润之谗、形似之责矣。”又论五性之德，太祖曰：“小忠非仁，小节非义，足恭非礼，苛察非智，谅而不贞，不可谓之信。”遂给纸笔，令诸儒撰疑信论。
褒功臣
吴元年二月甲戌，大将军徐达遣人自军中来请事，太祖敕劳之曰：“古者帝王之兴，必有命世之士以为辅佐。成周伐罪，鹰扬奋兴。炎汉伏义，群策毕举，所以克集大功，启基隆祚者也。将军自昔相从，忠义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谋，端重有武，故能遏绝乱略，消弭群慝，建无前之功，虽古豪杰之士，不能过也。今克期来，所请事悉欲禀命而行，此贤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请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识虑周详，不肯造次有违，诚社稷之庆，邦家之福。然将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后军中缓急，将军从宜行之。”
十月丁巳，太祖宴功臣于西楼，既罢，谕诸将曰：“自古豪杰开基创业，非用贤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赖诸将相，化家为国。但累岁征伐，跋涉戎马间，其劳甚矣。近讨张氏，始不复亲行阵。大将军平章遇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缚将，以成厥功，为一代元勋，光着史册，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佐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年陈友谅既灭，惟诛其首恶，余有才者悉用之，岂但待以不死，虽剖心与语，而终自怀疑。间有英雄，一见与语，即复输心，出人左右，待之如一，无间新旧，使反侧自安。又若张氏之臣，不思为国尽力，惟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败，万事瓦解，此近事明鉴也。及张氏既灭，惟大将军于货宝无所取，妇女无所近，其深谋远略，盖谓中原未平，民未苏息，岂可遽恃为安乎？尔等当如大将军所存，共图大勋，康济宇内。”于是诸将皆顿首谢。
教太子诸王
吴元年八月丙寅，太祖祀山川华，出斋次，颁胙于群臣。将还宫，顾谓诸子曰：“人情贵则必骄，逸则忘劳，夫贵而不骄，逸而知劳，智周万物，心体众情，斯为人上之道。故天道下济而岁功成，人道克敏而德业盛。历观往古，取法于上而治化于下者，皆由于此。今国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劳乎？能谙人情，则不至骄惰。今甲士中夜而起，扈从至此，皆未食。汝可步归，庶谙劳逸，他日不至骄惰。”诸子趋至，卫士闻之，莫不感悦。
十月乙丑，太祖遣世子标、次子樉往临濠谒陵墓，因谕之曰：“世称商高宗、周成王为贤君者，汝知之乎？高宗旧劳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闻无逸之训，知稼稿之艰难。故其在位不敢暇逸，能修勤俭之政，为商周令主。汝诸子生于富贵，未涉艰难，人情习于宴安，必生骄惰。况汝他日皆有国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于旁近郡县游览山川，经历田野，因道涂之险易，以知鞍马之勤劳，观小民之生业，以知衣食之艰难，察民情之好恶，以知风俗之美恶，即祖宗陵墓之所，访求父老，问吾起兵渡江时事，识之于心，以知吾创业之不易也。”于是命中书择官辅导以行。
十一月甲午，太祖沐浴出观圜丘，顾谓起居注熊鼎等曰：“此与古制合否？”对曰：“小异也。”太祖曰：古人于郊，扫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俭朴，周有明堂，其礼始备。今予创立斯坛，虽不必尽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诚，不敢顷刻怠矣。”鼎对曰：“主上创业之初，首严郊丘之祀，既斟酌时宜，以立一代之制，又始终尽诚敬，此诚前代之所未及。”太祖曰：“郊祀之礼，非尚虚文，正为天下生灵祈福，予安敢不尽其诚。”时世子从行。太祖因命左右导之，遍历农家，观其居处、饮食、器用还，谓之曰：“汝知农家之劳乎？夫农勤四体，务五谷，身不离畎亩，手不释耒耜，终岁勤动，不得休息，其所居不过茅茨草榻，所服不过綀裳布衣，所饮食不过菜羹粝食，而国家经费，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处服用之间，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使之不至于饥寒，方尽为上之道。若复加之横敛，则民不胜其苦矣。故为民上者，不可不体下情。”复指道旁荆楚谓之曰：“古者用此为扑刑，盖以其能去风，虽伤不至过甚。苟用他物，恐致殒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
洪武元年正月戊寅，刘基、陶安言于太祖曰：“适闻中书都督府议仿元旧制设中书令，欲奏以太子为之。”太祖曰：“取法于古，必择其善者而从之。苟惟不善而一概是从，将欲望治，譬犹登高冈而却步，渡长江而回楫，岂能达哉？元氏胡人，事不师古，设官不以任贤，惟其类是与，名不足以副实，行不足以服众，岂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长，学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礼师傅，讲习经传，博通古今，识达机宜。他日军国重务，皆令启闻，何必仿彼作中书令乎？”乃命詹同取东宫官制观之，谓同等曰：“朕今立东宫官，取廷臣勋德老成兼其职，老成旧人，动有其则。若新进之贤者，亦选择参用。夫举贤任才，立国之本，崇德尚齿，尊贤之道。辅导得人，人各尽职。故连抱之木，必以授良匠，万金之璧，不以付拙工。”同对曰：“陛下立法垂宪之意，实深远矣。”于是以李善长等皆兼东宫官，乃谕善长等曰：“朕于东宫官属，不别议府寮，而以卿等兼之者，盖军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监国，若设府寮，卿等在内，事当启闻太子，或有听断不明，而与卿等意见不同，卿等必谓府寮导之，嫌隙将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宾客、谕德等官，以辅成太子德性，且选名儒为之宾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诘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张皇六师，此居安虑危，不忘武备。盖继世之君，生长富贵，泥于安逸，军旅之事多忽而不务，一有缓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
丙戌，太祖御文楼，太子侍侧，因问近与儒臣讲说经史何事，对曰：“昨讲《汉书》七国叛事。”遂问此曲直孰在？对曰：“曲在七国。”太祖曰：“此讲官一偏之说，宜言景帝为太子时，尝设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怒。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黜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
十月己未，以梁贞、王仪为太子宾客，秦镛、卢德明、张易为太子谕德。太祖谕之曰：“范金砻玉，所以成器，尊师重傅，所以成德。朕命卿等辅导太子，必先养其德性，使进于高明。于帝王之道、礼义之教及往古成败之迹、民间稼穑之事，朝夕与之论说，日闻谠言，无非僻之干，积久以化，他日为政，自然合道。卿等勉之。”
洪武二年五月丙午，太祖召孔克仁等赐坐。因曰：“昨到钟山，令侍御仆从先往，中有一小僮，亦前趋，记其姓名，今日召至，以示诸子曰：此小憧与尔等年相若，已能奔走服役，尔曹不可恃年幼，怠惰不学，当朝夕勤励可也。朕之意，惟恐居富贵、耽逸乐耳。”克仁对曰：“陛下此言，即无逸之戒也。”
九月己亥，太祖谕皇太子曰：“自古帝王以天下为忧者，惟创业之君、中兴之主及守成贤君能之。其寻常之君，不以天下为忧，反以天下为乐，国亡自此而始。何也？崛起帝王之初，天必授于有德者。然频履优患而后得之，其得之也难，故其忧之也深。若守成继体之君，常存敬畏，以祖宗忧天下之心为心，则能永受天命。苟生怠慢，败亡必至，可不畏哉？”
洪武三年四月丙寅，太祖召东宫官属及王府官属，谕之曰：“辅导之臣，犹法度之器，先必正己而后正人。盖德义者，正人之法度，善恶者，修身之衡鉴。汝等辅导诸子，必匡其德义，明其善恶，使知趋正而不流于邪，如此，则能尽辅导之职。观之梓匠，虽有材木，必加绳削，乃能成器。太子诸王，必得贤辅开导赞助，乃能成德。朕择尔等为宫僚，各宜尽心。又加经史中古人已行之事可为鉴戒者，采摭其事，编次成集，朝夕观览，以广智识，亦有助于辅导。”群臣顿首受命而退。又谕秦王右相郑九成等曰：“朕封建诸子，选用傅相，委托匪轻，凡与王言，当广学问以充其行义，陈忠孝以启其良心。事有弗善，必求其善，政有未美，必求其美，使其聪明无蔽，上下相亲，庶几道德有成，以弘长世之业，而辅相者亦克尽其职矣。”复顾刘基等曰：“朕观古圣贤之君，虽治平之世，不忘修省，诚以富贵易至于骄奢，必至于荒纵，未有荒纵而无颠覆者。故尝戒太子、诸王，以为士不能正身修德，则殃及身家。为士且然，况于为君为王者乎？”基顿首对曰：“陛下此言，万世之福也。”
七月戊子，太祖谓皇太子曰：“天子之子，与公卿士庶人之子不同。公卿士庶人之子系一家之盛衰，天子之子系天下之安危。尔承主器之重，将有天下之责也。公卿士庶人不能修身齐家，取败止于一身一家。若天子，不能正身修德，其败岂但一身一家之比？将宗庙社稷有所不保，天下生灵皆受其殃，可不惧哉！可不戒哉！”
十二月辛巳，礼部尚书陶凯请选人专任东宫官属，罢兼领之职，庶于辅导有所责成。太祖曰：“古者不备其官，惟贤能是用。朕以廷臣有才望勋德者兼东宫官，非无谓也。尝虑廷臣与东宫官属有不相能，遂成嫌隙，或主奸谋，离间骨肉，其祸非细。若江充之事，可为明鉴。朕今立法，令省台、都督府官兼东宫赞辅之职，父子一体，君臣一心，庶几无相构之患也。”
洪武四年闰三月己未，太祖谕省台臣曰：“朕诸子日知务学，必择端谨文学之臣兼宫僚之职，日与之居，讲说经史，蓄养德性，博通古今，庶可以承藉天下国家之重。但人之相与，气习易移，与正人处，则日习于正，如行康衢，自不为偏歧所惑。若与邪人处，则日习于邪，如由曲径，往而不返，不觉入荆棘中矣。”省臣对曰：“知人最难，邪正未易辨。”太祖曰：“尊德乐义，斯为正也；便佞亵慢，斯为邪也。故骄奢氵㸒佚，鲜不由于亵慢，而端庄中正，必皆本于好德。”
洪武六年五月壬寅朔，《祖训录》成，太祖因谓侍臣曰：“朕着《祖训录》，盖所以垂示子孙。朕更历世故，创业艰难，常虑子孙不知所守，故着是书，日夜以思，具悉周至，绸绎六年，始克成编。后世子孙守之，则永保天禄。苟作聪明，乱旧章，是违《祖训》矣。”侍臣对曰：“自古创业之主，其虑事周详，立法垂训，必有典则。若后世子孙不知而轻改，鲜有不败。故《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太祖曰：“日月之能久照，万世不改其明，尧舜之道不息，万世不改其行。三代因时损益者，其小过不及耳。若一代定法，有不可轻改，荒坠厥绪，几于亡夏，颠覆典刑，几于亡商。后世子孙，当思敬守祖法。”
九月己酉，以侍御史文原吉为秦府右相，国子助教朱复为燕府参军。谕曰：“王今长，宜朝夕左右辅养其德，二三年后，遣王之国。汝等宜尽心所事，取鉴于古，何者为善，何者为不善，采摭古人仕为王巨，孰能以正辅导，孰为不能，编次成集，朝夕览观。遇有所行，则择其善而去其不善，务引王于当道。尔等与天言，待臣下则以谦和，抚民人则以仁恕，劝耕耨以省馈饷，御外侮以藩帝室。如此，则能尽其职矣。”又曰：“汝尔职事清简，非朝廷剧任之比。若文武全才，更可演习武事，发舒精神。若素儒生，但谨守礼法，陈善闭邪而已。苟巧诈无实，欺蔽谄谀，此招咎之道，所宜戒也。汝其慎之！”
乙卯，命诸司今后常事启皇太子，重事乃许奏闻。太祖谓皇太子曰：“人君统理天下，人情物理，必在周知，然后临事不惑。吾自起田里，一至于今日，凡治军旅，理民事，无不尽心，恒虑处事未当，故尝思念古人为治，必广视听，凡言之善者，吾即行之，不善者，吾虽不行，亦思绎至再，果不可行，然后置之。夫虑事贵明，处事贵断，庶几不眩。况尔生长宫掖，未涉世故，若局于见闻，则视听不广。且目虽能视，所见不逾于阈，耳虽能听，所闻不越于庭。而欲区区智识决天下之务，能—一当理，难矣。汝宜亲贤乐善，以广聪明，逆己之言，必求其善，顺己之言，必审其非。如此，则是非不混，理欲判然，天下之事可得而治矣。汝其敬之，毋忘朕训。”
壬戌，太祖谓秦府右相文原吉等曰：“蓄药所以防病，积货所以防贫，用贤所以辅德。朕为诸子择贤以为之辅，尔等居左右，宜朝夕规诲，以成其德。人情于大事或能懂之，而常忽于细微。夫细行不谨，大德必亏；姑息小过，大愆必至。故塞水者，必于其源，源塞而绝；伐木者，必于其根，根断而木拔矣。设王有所违失，尔若日所失者小，可勿言也，则是大失将至。俟其大失将至，然后规之，救有所弗及奥。夫善虽小，可以成名，恶虽小，足以亡身。凡历代贤王著名方册，其巨亦皆贤者，故能同济其美．尔等职任辅导，宜尽心所事。”
洪武七年正月乙亥，太祖召太子宫臣谕之日：“汝知所谓重器乎？”对曰：“岂非商彝周鼎乎？”太祖曰：“汝所谓商彝周鼎者，此非重器乎？太子者，天下之重器。人有彝鼎，尚知宝爱，太子承主器之重，岂得不宝爱之乎？宝爱之者，必择端人正士以为辅翼，朝夕与居，使其熟闻善言，不迩詖行，自然渐渍，以成其德。若惟委之于便嬖近习，是委重器于涂，而不可宝爱之矣。汝等日辅太子，讲论诵说之时，必导之以正，使其道明德立，才器充广，庶几他日克胜重任，则可以副朕所望。”
洪武九年正月丁巳，太子诸王侍，太祖顾谓之曰：“汝等闻修德进贤之道乎？”太子对曰：“每闻儒臣讲说，知其略矣，未领其要。”太祖曰：“藻率杂佩为身之容，恭逊温良为德之容，见于外者，可以知其内也。古之君子，趋跄有节，升降有数，周旋跬步而不违于矩矱者，由其德充于内而著乎外也。所以器识高明，而善道日跻，恶行不见而邪僻益远。己德既修，自然足以服人，贤者汇进而不肖者自去。能修德进贤，则天下国家未有不治。不知务此者，鲜不取败。夫货财声色为戕德之斧斤，谗佞谄谀乃杜贤之荆棘，当拒之如虎狼，避之如蛇虺。苟溺于所好，则必为其陷矣。汝等其慎之。”
洪武十年六月丙寅，命群臣自今大小政事，皆先启皇太子处分，然后奏闻。太祖语皇太子曰：“人君治天下，日有万几，一事之得，天下蒙其利；一事之失，天下受其害。自古以来，惟创业之君历涉勤劳，达于人事，周于物理，故处事之际，鲜有过当。守成之君，生长富贵，若非平日练达，临政少有不谬者。故吾特命尔日临群臣，听断诸司启事，以练习国政。惟仁则不失于躁暴，惟明则不惑于奸邪，惟勤则不溺于安逸，惟断则不牵于文法。凡此皆以一心为之权度，则未有不失其当。今有人指石以为玉，当辨之曰：‘果玉乎？果石乎？’知其为非玉，乃石也。如此，则的然莫敢吾欺。若信其言以为玉，则是非之心不明，失其权度矣。况人虽有明敏之资，自非历练，临事率意而行，未免有失，知悔而改，亦已晚矣。吾自有天下以来，未尝暇逸于诸事务，惟恐毫发失当，以负上天付托之意，戴星而朝，夜分而寝，日有未善，寝亦不安，此尔所亲见也。亦能体而行之，天下之福，吾无忧矣。”
洪武十一年三月，是月，太祖训诸子曰：“昔有道之君，皆身勤政事，心存生民，所以保守天下。至其子孙，废弃厥德，色荒于内，禽荒于外，政教不修，礼乐崩弛，则天弃于上，民离于下，遂失其天下国家。为吾子孙者，当取法于古之圣帝哲王，兢兢业业，日慎一日，鉴彼荒氵㸒，勿蹈其辙，可以长享富贵矣。”
洪武十二年三月戊辰朔，太祖御华盖殿，皇太子侍。太祖问曰：“比日讲习何书？”对曰：“昨看书至商周之际。”太祖曰：“看书亦知古人为君之道否？”因谕之曰：“君道以事天爱民为重，其本在敬身。人君一言一行，皆上通于天，下系于民，必敬以将之，而后所行无不善也。盖善，天必鉴之，不善，天亦鉴之。一言而善，四海蒙福，一行不谨，四海罹殃。行言如此，可不敬乎？汝其识之。”
洪武十六年二月庚辰，太祖谕皇太子诸王曰：“凡听讼贵明，不明则刑罚不中，罪加良善，人心怨咨，有伤天和。或有大狱，必当详审，庶免构陷之非，锻练之弊。”又曰：“凡功赏要当，则人心常服。盖赏与罚二事，治天下之大权也。”
十一月甲午，太祖谓皇太子请王曰：“纯良之臣，国之宝也。残暴之臣，国之蠹也。自古纯良者为君造福，而残暴者为国致殃。何谓纯良？处心公忠，临民恺悌，虽材有不逮者，亦不至于伤物。所谓日计不足，月计有余者也。何谓残暴？恣睢击搏，遇事风生，锻炼刑狱，掊克聚敛，虽若快意一时，而所伤甚多。故武帝任张汤而政事衰，光武褒卓茂而王业盛。此事甚明，可为深鉴。”
洪武二十四年三月癸卯，太祖谓皇太子诸王曰：“人君之有天下者，当法天之德也。天之德，刚健中正，故运行不息。人君体天之德，孜孜不倦，则庶事日修。若怠惰侈肆，则政衰教弛，亏损天德，而欲长保天位者，未之有也。昔元世祖东征酉讨，混一华夏，是能勤于政事。至顺帝，偷情荒氵㸒，天厌人离，遂至丧灭。诗曰：‘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尔等当克勤克慎，他日庶可永保基业。”
正家道
洪武元年正月乙亥，册皇后马氏。太祖谓侍臣曰：“昔汉光武劳冯异曰：‘仓卒芜蒌亭豆粥、滹沱河麦饭，厚意久不报，君臣之间，始终保全。朕念皇后起布衣，同甘苦，尝从朕在军仓卒，自忍饥饿，怀糗饵食，朕比之豆粥麦饭，其困尤甚。昔唐太宗长孙皇后当隐太子构隙之际，内能尽孝勤，承诸妃消释嫌猜。朕数为郭氏所疑，朕径情不恤，将士咸以服用为献，后先献郭氏，慰悦其意。及欲危朕，后辄为弥缝，卒免于患，殆又难于长孙皇后者。朕或因服御诘怒小过，辄为朕曰：‘主忘昔日之贫贱耶？’朕复为之惕然。家之良妻，犹国之良相，岂忍忘之！”
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太祖谓学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为本，正家为先。正家之道，始于谨夫妇。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使干政事。至于嫔嫱之属，不过备职事、侍巾栉。若宠之太过，则骄恣犯分，上下失序，故历代宫阃，政由内出，鲜有不为祸乱者也。夫内嬖惑人，甚于鸩毒，惟贤明之主能察之于未然，其他未有不为所惑者。卿等为我纂述《女戒》及古贤妃之事可为法者，使后世子孙知所持守。”
洪武十三年二月辛未，太祖谕皇太子诸王曰：“吾持身谨行，汝辈所亲见。吾平日无优伶近之押，无酣歌夜饮之娱。正宫无自纵之权，妃嫔无宠幸之昵，或有浮词之妇，察其言非，即加诘责，故各自修饬，无有妒忌。至若朝廷政事，稽于众论，参决可否，惟善是从。或燕闲之际，一人之言，尤加审察，故言无偏听，政无阿私。每旦星存而出，日入而休，虑患防危，如履薄冰。苟非有疾，不敢怠惰。以此自持，犹恐不及。故与尔等言之，使知持守之法。”
厚风俗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太祖退朝御东阁，从容与群臣论及礼乐之事。谓廷臣曰：“世之治乱，本乎人情风俗。故忠信行则民俗淳朴，佻巧作则习尚诈伪。京师天下之统会，万民之瞻仰，四方所取则者也。而积习之弊，卒以奢侈相高，浮藻相诱，情日肆而俗日偷，非所以致理也。”礼部尚书陶凯对曰：“仲尼有云：‘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今欲整齐风俗，使佻巧不得作，必以政刑先之，然后教化可行。”太祖曰：“教化必本诸礼义，政刑岂宜先之？苟徒急于近效而严其禁令，是欲澄波而反汩之也。”凯顿首称善。
洪武八年正月癸酉，淮安府山阳县民有父得罪当杖，请以身代，太祖谓刑部臣曰：“父子之亲，天性也。然不亲不逊之徒，亲遭患难，有坐视而不顾者。今此人以身代父，出于至情，朕为孝子屈法，以劝励天下，其释之。”
洪武二十年闰六月甲寅，太祖谓礼部尚书李原吉曰：“尚齿所以教敬，事长所以教顺。虞夏商周之世，莫不以齿为尚，而养老之礼未尝废。是以人兴于孝弟，风俗淳厚，治道隆平。曩者朕诏天下行养老之政，凡耆民年八十以上、乡党称善、贫无产业者，月给米三斗，肉五斤；九十以上者加帛一匹，绵一斤。若有田产能自瞻者，止给酒肉絮帛。其应天、凤阳二府富民九十以上赐爵社士，八十以上赐爵里士，咸许冠带，复其家。尚虑有司奉行不至，尔礼部以朕命谕之。”
洪武二十一年五月乙未，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讦告者。刑部奏请罪之，太祖曰：“兄弟骨肉至亲，岂有告讦之理？此一时愚昧，或因货利，或私妻子，争长竞短，怒气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尝泯灭，姑系之狱，待其忿息，善心复萌，必将自悔。”明日，刑部奏二人果哀求改过。太祖曰：“此彼之真情发见也，俱释之。”兄弟和好如初。
洪武二十四年七月己巳，龙江卫吏以过罚书写，值母丧，乞守制。吏部尚书詹徽不听，吏击登闻鼓诉之。太祖召徽切责之曰：“吏虽罚役，天伦不可废，使其母死不居丧，人子之心终身有慊。夫与人为善，犹恐其不善，若有善而沮之，何以为劝？诗曰：‘孝子不匮，永锡尔类。’乃独不然耶？”徽大惭，吏遂得终丧。
洪武二十五年正月甲辰，天策卫卒吴英父得罪系狱，英诣阙陈情，愿没入为官奴，以赎父罪。太祖谕英曰：“汝之情固有可矜，但汝平时何不劝谏汝父，使不犯法。今罪不可贷，然念汝爱父之至，特曲法宥之。汝自今凡遇父有不善，当即谏止。若不听，必再三言之，使不陷于非义，斯为孝也。”又顾谓侍臣曰：“此卒非知书者，能如此，亦可谓难矣。故特曲法以宥其父，将以励天下之为人子者。”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己丑，太祖谕户部臣曰：“古者风俗淳厚，民相亲睦，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近世教化不明，风俗颓敝，乡邻亲戚不能周恤，甚者强凌弱，众暴寡，富吞贫，大失忠厚之道。朕即位以来，恒申明教化，于今未臻其效，岂习俗之固未易变耶？朕置民百户为里，一里之间，有贫有富，凡遇婚姻、死丧，富者助财，贫者助力，民岂有穷苦急迫之忧？又如春秋耕获之时，一家无力，百家代之，推此以往，百姓宁有不亲睦者乎？尔户部其谕以此意，使民知之。”
议礼
洪武元年十一月丙午，中书及礼部定奏：天子亲祀圜丘、方丘、宗庙、社稷，若京师三皇孔子、风云雷雨、圣帝明王、忠臣烈士、先贤等祀，则遣官致祭。郡县宜立社稷，有司祭里社土谷之神，及祖父母、父母并得祀灶，载诸祀典。余不当祀者，并禁之。太祖因谕群臣曰：“凡祭享之礼，载牲致帛，交于神明，费出己帑，神明歆之。如庶人陌钱办香，皆可格神，不以菲薄而不享者，何也？所得之物，皆己力所致也。若国家仓廪府库所积，乃生民脂膏，以此尊醪俎馔，充实神庭，徼求福禄，以私于身，神可欺乎？惟为国为良祷析，如水旱、疾疫、师旅之类是也。”
癸亥，太祖欲举行耕籍田礼，谕廷臣曰：“古者天子籍田千亩，所以供粢盛备饙饎。自经丧乱，其礼已废，上无以教，下无以劝。朕莅祚以来，悉修先王之典，而籍田为先，故首欲举而行之，以为天下劝。”时监察御史有历班而言曰：“耕籍田则力本者知所重矣。”太祖曰：“欲财用之不竭，国家之常裕，鬼神之常享，必也务农乎！故后稷树艺稼穑，而《生民》之诗作。成王播厥百谷，而《噫嘻》之颂兴，有国家者，其可弃是而不讲乎？”遂命以来春举籍田礼行之。
洪武二年六月庚午，太祖读《叔孙通传》，至鲁两生不肯行，因谓侍臣曰：“叔孙通虽云窃礼之糠粃，然创制礼仪于煨烬之余，以成一代之制，亦可谓难矣。如两生之言，不无迂耶？若礼乐必待百年而后可兴，当时朝廷之礼废矣。朕闻先王之礼，因时制宜。孔子亦曰：‘期月三年必世。’盖亦因时制宜之谓。必待百年，则迂矣。”
洪武三年正月癸巳，先是，太祖以天下初定，欲通群下之情，日诏百官，悉侍左右，询问民情，咨访得失，或考论古今典礼制度，故虽小官，亦得上殿，至有逾越班次者。太祖乃谓宰臣曰：“朝廷之上，礼法为先，殿陛之间，严肃为贵。朕始欲咨访庶事，故令百官入侍左右，至班序失次，非所以肃朝仪也。自今文武百官入朝，除侍从、中书省、大都督府、御史台、指挥使、六部尚书、侍郎等官许上殿，其余文武官五品以下，并列班于丹陛，违者纠仪官举正之。”
八月庚申，大祖谕廷臣曰：“古者帝王之治天下，必定礼制，以辨贵贱，明等威。是以汉高初兴，即有衣锦绣绮縠操兵乘马之禁，历代皆然。近世风俗相承，流于僭侈。闾里之民，服食居处与公卿无异。而奴仆贱隶往往侈肆于乡曲。贵贱无等，僭礼败度，此元之失政也。中书其以房舍、服色等第，明立禁条，颁布中外，俾各有所守。”
洪武五年三月辛亥，太祖谓礼部巨曰：“礼者，所以美教化而定民志。成周设大司徒，以五礼防万民之伪而教之中。夫制中莫如礼，修政莫如礼，齐家莫如礼。故有礼则治，无礼则乱。居家有礼，则长幼叙而宗族和。朝廷有礼，则尊卑定而等威辨。元兴，以夷变夏，民染其俗，先王之礼几乎熄矣。而人情狃于浅近，未能猝变。今命尔稽考典礼合于古而宜于今者，以颁布天下，俾习以成化，庶几复古之治也。”
洪武六年三月甲辰，礼官上所定礼仪，太祖谓尚书牛谅曰：“礼者，国之防范，人道之纪纲，朝廷所当先务，不可一日无也。自元氏废弃礼教，因循百年，而中国之礼交易几尽。朕即位以来，夙夜不忘，思有以振举之，以洗污染之习。故尝命尔礼部定著礼仪，今虽已成，宜更与诸儒参详考议，斟酌先王之典，以复中国之旧。务合人情，永为定式，庶几惬朕心也。”
九月丙午，礼部奏定百官常朝班次及奏事等礼仪。太祖谓中书省臣曰：“朝廷之礼，所以辨上下，正名分，不以贱加贵，不以卑逾尊。百官在列，班序有伦，奏对雍容，不失其度。非惟朝廷之尊，抑亦天下四方瞻仰所在也。今文武百官朝参奏事，有未闲礼仪者，是礼法不严于殿陛，何以肃朝廷乎？自今凡新任官及诸武臣于礼仪有不闲习者，合侍仪司官，日于午门外演习之。且命御史二人监视，有不如仪者，纠举之。百官入朝失仪者，亦纠举如律。”
洪武七年十二月壬戌朔，《孝慈录》成。先是，贵妃薨，敕礼官定丧服之制。礼部尚书牛谅等奏曰：“《周礼》、《仪礼》父在为母服期年，若庶母，则无眠。”太祖曰：“父母之恩一也，而丧服低昂若是，其不近于人情甚矣．”因敕翰林学士宋濂曰：“养生送死，圣王之大政，讳忘忌疾，衰世之陋习。三代丧礼节文尤详，而散失于衰周，厄于暴泰。汉唐以降，莫能议此。夫人情有无穷之变，而礼为适变之宜，得人心之所安，即天理之所在。尔等其考定丧礼。”于是，濂等考得古人论服母丧者凡四十二人，愿服三年者二十八人，服期年者十四人，奏之。太祖曰：“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今观愿服三年丧，比服期年者加倍，则三年之丧，岂非天理人情之所安乎？”乃立为定制。
洪武十二年正月己卯，合祀天地于南郊大祀殿，礼成，敕中书省臣曰：“立纲陈纪，治世驭民，斯由上古之君立，至今相承而法则焉。凡有国者，必以祀事为先，祀事之礼，起以古先圣王。其周旋上下、进退奠献，莫不有仪。然仪必贵诚，而人心叵测，至诚者少，不诚者多，暂诚者或有之。若措礼设仪文饰太过，使礼烦人倦，而神厌弗享，非礼也。故孔子曰：‘褅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朕周旋祀事十有一年，见其仪太烦，乃以义更其仪式，合祀社稷，既祀，神乃欢。今十二年春，始合天地大祀，而上下悦，若有肸答于朕心。尔中书下翰林令儒臣纪其祀事，以彰上帝皇祗之昭格，而锡黔黎之福，朕与卿等尚夙夜无怠，以答神明之休祐焉。”
洪武二十年七月丁酉，礼部奏请如前代故事，立武学，用武举，仍祀太公，建昭烈武成王庙。太祖曰：“太公周之臣，封诸侯，若以王祀之，则与周天子并矣，加之非号，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学、用武举，是析文武为二途，自轻天下无全才矣。三代之上，士之学者文武兼备，故措之于用，无所不宜，岂谓文武异科，各求专习者乎？即以太公之鹰扬而授丹书，仲山甫之赋政而式古训，召虎之经营而陈文德，岂比于后世武学，专讲韬略，不事经训，专习干戈，不闲俎豆，拘于一艺之偏之陋哉？今欲循旧用武举，立庙学，甚无谓也。太公之祀，止宜从祀帝王庙。”遂命去王号，罢其旧庙。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甲寅，诏以历代名臣从祀帝王庙。先是，礼官奏以风后、力牧、皋陶、夔、伯夷、伯益、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方叔、召虎、张良、萧何、曹参、周勃、邓禹、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郭子仪、李晟、赵普、曹彬、韩世忠、岳飞、张浚、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阿术、安童凡三十六人，皆宜从祀于帝王庙。太祖曰：“古之君臣同德者，终始一心，载在史传，万世不灭。国家祀典，必合公论，不可徒观其迹而不究其实也。若宋赵普，负太祖，为不忠，不可从祀。元巨四杰，木华黎为首，不可以其孙从祀，而去其祖，可祀木华黎，而罢安童。既祀伯颜，其阿术亦不必祀。如汉陈平、冯异、宋潘美皆节义，兼善始终，可以庙祀。”于是定以风后、力牧、夔龙、伯益、伯夷、伊尹、傅说、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召虎、方叔、张良、萧何、曹参、陈平、周勃、邓禹、冯异、诸葛亮、房玄龄、杜如晦、李靖、李晟、郭子仪、曹彬、潘美、韩世忠、岳飞、张浚、木华黎、博尔忽、博尔术、赤老温、伯颜，凡三十有七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洪武二十五年四月丁卯，命礼部右侍郎张智申肃朝仪，太祖谓之曰：“礼仪者朝廷之表，有虞之时，群后德让，百僚师师。卿其申谕百官，景行古人，无败礼失度，以取咎责。”
兴礼乐
吴元年七月乙亥，先是，命选道童俊秀者充乐舞生，至是始集。太祖御戟门，召学士朱升、范权领乐舞生入见，设雅乐阅试之。太祖亲击石磐，命升辨识五音，升不能审，以宫音为徵音。太祖曰：“升每言能审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宫作徵耶？”起居注熊鼎对曰：“八音之中，石声最难和，惟后夔能和磐声，故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太祖曰：“石声固难和，然乐以人声为主，人声和，即八音谐和矣。”因命乐生登歌一曲。太祖复叹曰：“古者作乐以和民声，格神人，而与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鲜知音律之学，欲乐和，顾不难耶？”鼎复对曰：“乐音不在外求，实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则天地之气亦和。天地之气和，则乐亦无不和矣。”
洪武四年六月戊申，吏部尚书詹同、礼部尚书陶凯制宴享九奏乐章成，上之。其曲一曰本太初，二曰仰大明，三日民初生，四曰品物亨，五曰御六龙，六曰泰阶平，七曰君德成，八曰圣道成，九日乐清宁。先是，太祖厌前代乐章率用腴词，以为容悦，甚者鄙陋不称，乃命凯等更制其词。既成，太祖命协音律者歌之。谓侍臣曰：“礼以道敬，乐以宣和，不敬不和，何以为治？元时古乐俱废，惟氵㸒词艳曲更唱送和，又使胡虏之声与正声相杂，甚者以古先帝王祀典神祗饰为舞队，谐戏殿廷，殊非所以导中和、崇治体也。今所制乐章颇协音律，有和平广大之意。自今一切流俗諠譊氵㸒亵之乐，悉屏去之。”
洪武十四年二月丁丑，命礼部申明乡饮酒礼。太祖谓礼官曰：“乡饮之礼，所以序尊卑、别贵贱。先王举以教民，使之隆爱敬，识廉耻，知礼让也。朕即位以来，虽以举行，而乡闾里社之间恐未遍习。今时和年丰，民间无事，宜申举旧章。其府、州、县则令长官主之，乡闾里社则贤而长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笃者次之，以齿为序。其有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如此则家识廉耻，人知礼让，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妇顺之道，不待教而兴。所谓宴安而不乱，和乐而不流者也。孔子曰：‘吾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易。’政谓此也。”
洪武十七年六月庚午，太祖御奉天门，谕群臣曰：“治天下之道，礼乐二者而已。若通于礼而不通于乐，非所以淑人心而出治道。达于乐而不达于礼，非所以振纪纲而立大中。必礼乐并行，然后教化醇一。或者曰：有礼乐，不可无刑政。朕观刑政二者，不过辅礼乐为治耳。苟为治徒务刑政而遗礼乐，在上者虽有威严之政，必无和平之风；在下者虽存苟免之心，终无格非之诚。大抵礼乐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药石。卿等于政事之间，宜知此意，毋徒以礼乐为虚文也。”
甲午，太祖谕礼部臣曰：“近命制大成乐器，将以颁天下学校，俾诸生习之，以祀孔子。朕思古人之乐，所以防民欲，后世之乐，所以纵民欲。其故何也？古乐之诗章和而正，后世之歌词氵㸒以夸；古之律吕协天地自然之气，后世之律吕出人为智巧之私。天时与地气不审，人声与乐声不比，故虽以古之诗章，用古之器数，亦乖戾而不合，陵犯而不伦矣。手击之而不得于心，口歌之而非出于志，人与乐判然为二，而欲以动天地鬼神，岂不难哉？然其流已久，救之甚难。卿等宜究心于此，俾乐成而颁之，诸生得以肄习，庶几可以复古人之意。”
崇教化
六月辛巳，令民间立义冢，太祖谕礼部臣曰：“古者圣王治天下，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于朽骨。近世狃于胡俗，死者或以火焚之，而投其骨于水，孝子慈孙于心何忍？伤恩败俗，莫此为甚，其禁止之。若贫无地者，所在官司择近城宽闲地为义冢，俾之葬埋。或有宦游远方不能归葬者，官给力费，以归葬之。”
洪武十七年十一月庚午，太祖谓礼部臣曰：“近命辽东立学校，或言边境不必建学。夫圣人之教，犹天也。天有风雨、霜露，无所不施，圣人之教，亦无往不行。昔箕子居朝鲜，施八条之约，故男遵礼义，女尚贞信。管宁居辽东，讲诗书，陈俎豆，饰威仪，明礼让，而民化其德。曾谓边境之民，不可以教乎！夫越与鲁相去甚远，使越人而居鲁久，则必鲁矣。鲁人而居越久，则必越矣。非人性有鲁越之异，风俗所移然也。况武臣子弟久居边境，鲜闻礼教，亦恐渐移其性。今使之诵诗书，习礼让，非但可以造就其才，他日亦可资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己酉，播州、贵州宣慰使司并所属宣抚司官各遣其子来朝，请入太学。太祖敕国子监官曰：“移风善俗，礼为之本，敷训导民，教为之先。故礼教明于朝廷，而后风化达于四海。今西南夷土官各遗子弟来朝，求入太学，因其慕义，特允其请耳。尔等善为训教，俾有成就，庶不负远人慕学之心。”
洪武二十七年三月癸亥，有儒士初授知县，陛辞，太祖问之曰：“试官莅民之道，何先？”对曰：“教化为先。”曰：“教化何施？”对曰：“奖劝之。”太祖曰：“治民固以教化为本，而身又为教化之本。长一邑则系一邑之望，民率己以为则，己身不正，民将何法？虽多为奖劝，彼不见信，故曰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尔其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