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斗的特色和历程
当一九二六年短篇小说集《彷徨》出版的时候，鲁迅引录了《离骚》中的两节诗作为它卷首的题词：
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
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
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鲁迅选择这两节诗作为《彷徨》的题词，很显然地是含有深刻寓意的。这两节诗不只是鲁迅在写作《彷徨》集中那些小说时心境的写照，同时也异常恰当地说明了鲁迅本时期思想上和创作上的独特精神。在本时期，鲁迅一方面以更加顽强的姿态，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继续执行着思想战线上反帝反封建的战斗任务，另一方面，他又在不停地作着“无情地解剖自己”(1)的工作，探索着个人的战斗力量与中国人民大众的革命主力紧密结合的正确道路。在本时期，探索与战斗，在鲁迅，是一个密切而不能分割的实践的整体：他是一面战斗，一面探索；在战斗中探索，同时也在探索中战斗的。这是鲁迅本时期战斗历程上最主要的特色，我们对于鲁迅本时期文学事业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也就是以这样一个特色作为重要线索来进行的。
上一个时期（五四运动时期）由三种知识分子所组成的新文化运动的统一战线，到了本时期，开始逐步地走上了分裂的道路。五四运动时期作为新文化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本时期，开始公开地妥协投降，倒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怀抱里了。表面上，他们虽然还披着所谓“五四化”的外衣，而实质上，他们已经完全是五四运动时期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革命精神的可耻的背叛者了。这种分裂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斗争的过程。而这个斗争，在当时，是有着它的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同时，它又是与中国人民本时期反帝反封建的激烈斗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长期而复杂的分裂的也是斗争的过程中，鲁迅始终是站在思想战线前哨上的一个不屈不挠的战士，始终是在运用文艺武器来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卒们的长期而艰巨的工作。因为“揭穿这些卑劣，懦怯，无耻，虚伪而又残酷的刽子手和奴才的假面具，是战斗之中不可少的阵线”(2)，所以，鲁迅在本时期的著作，就不仅对于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历史，而且对于中国人民革命的历史，都有着不可磨灭的重大的意义。
但是鲁迅在本时期执行的战斗任务，又是和他的不断的自我批判和坚苦探索的精神始终结合在一起的。我们在前面曾经提到，五四运动时期的鲁迅，在思想上主要地是一个进化论者，而他所致力的，则是对于中国“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的工作；同时，我们也指出了，鲁迅的创作方法，在其开始创作的时候，就是现实主义的。他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使他不能不正视旧中国的血淋淋的现实，不能不要求他全面地本质地揭露旧中国社会的日益尖锐地对立着的阶级关系。在他的早期创作里，社会的病苦是被揭露了的，但是指出怎样来疗救这个病苦，也就是在作品里更明确具体地指示中国社会向前迈进的方向，他的进化论的宇宙观是给予了他以很大限制的。这是一种情况。此外，离开了正确的科学的阶级观点，而来抽象地进行对于所谓“国民性”的批判和改造的工作，也不可避免地会陷入这样的结果——往往把统治阶级的罪恶和被统治的人民因黑暗腐朽的社会制度而形成的某些病态和缺点，统统都归纳到“国民性”的问题上来，因此，反不容易看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所可能掀起甚至于已经掀起来了的人民群众的“转移乾坤”的伟大力量，而产生一种“怀疑群众的倾向”，认为自己是在“孤军作战”，使思想上蒙上一层苦闷、徬徨的暗影。这又是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在鲁迅上一时期，本来是已经存在着的，但并不怎样显著。到了本时期，因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因为燃烧在鲁迅内心的日益强烈的革命要求，思想中的矛盾和斗争，在鲁迅身上，就越来越显著了。为了使自己更清晰地看见中国社会发展的前途，为了使自己的工作能够发挥出更多更大的效力，于是鲁迅在本时期，就不能不在与各种各色的敌人艰苦斗争的同时，不断地探索着中国历史前进的方向和动力，探索着个人的战斗力量与中国人民革命的主力相结合一致的途径。这样，他在本时期的战斗中，就从来没有停止过探索，而探索也就是为了更好地战斗。战斗和探索，正是本时期鲁迅文学事业上的最大特色。因为有了本时期长期探索的基础，所以一九二七年以后的鲁迅，受到了党的教育和帮助，在中国革命形势深入发展的客观要求之下，认真地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地进行了自我批判和思想斗争，“从进化论进到阶级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真正的友人，以至于战士”(3)，而且宣言：“原先是憎恶这熟识的本阶级，毫不可惜它的溃灭，后来又由于事实的教训，以为唯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4)
以上我们指出了鲁迅本时期战斗的特色，下面简略地叙述一下他本时期战斗的历程。
五四运动以后，“卷土重来”的国际帝国主义者在中国一方面加紧了它们的强盗式的掠夺，另一方面又因为它们之间的越来越尖锐的利益冲突，于是各自培养一个封建军阀作为它们剥削和统治中国人民的工具，而且在幕后操纵这些军阀在中国的土地上进行频繁不已的内战。北京在这时成了这些军阀们争夺的场所。而叭儿狗式的文人们又各自仗着枪杆和指挥刀的威风，到处狺狺狂吠，想在文化思想上为他们的主子们尽一些把守门户的职责。这时候的北京，较之过去是更加乌烟瘴气了。但是鲁迅就在这乌烟瘴气的局面下，从不休止地与各种反动势力进行着一种无比激烈的韧性战斗，以他的许多优秀作品——特别是他的杂文和小说——显示了中国人民对于黑暗腐朽的旧社会的有力的反抗和抨击。
从一九二〇年起，鲁迅就开始在北京各大专学校兼课，与广大青年们保持了生活上和思想上密切的接触，在文艺理论和创作方面给了广大青年们以正确具体的指导，把中国的新文艺运动推向了更深入更远大的阶段。这时候的鲁迅，的确成了“青年叛徒的领袖”，是李大钊以外，最为青年们所热烈爱戴的思想领导者。一九二三年，包括着《狂人日记》、《故乡》、《阿Q正传》这些不朽作品的短篇小说集——《呐喊》出版了。《呐喊》的出现给了中国文艺界以巨大的震动，它奠定了中国新文学的巩固基础。在同年和第二年（一九二四）先后印出的两卷《中国小说史略》，是我国研究和整理古典文学的一部具有典范性的重要著作。从一九二四年起，他开始在《语丝》上发表他的许多精悍、犀利的杂文。散文诗集《野草》中的许多作品，也是在这时候开始写作，而且陆续地在《语丝》上发表的。也就在这一年，鲁迅开始写作那些后来收集在《彷徨》中的许多有名的小说，在各个不同的方面无情地剖析和剥露了旧中国社会的黑暗和阴郁的面貌。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鲁迅把他的匕首似的杂文，投向了屠杀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者，认为“我们就早该抽刃而起，要求‘以血偿血’”，同时主张要“设法增长国民的实力，还要永远这样的干下去”(5)。这一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非法解散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鲁迅提出了他的强硬的抗议，以他的正义的同情，支持和鼓舞了青年们的斗争情绪，而且揭穿了那些污蔑青年的“正人君子”们的卑鄙龌龊的丑态。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政府开枪屠杀了大批徒手请愿的青年们，鲁迅以极端愤激的心情指出了这是一件“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残虐阴狠的行为(6)。因为鲁迅在这一连串的斗争中，始终是一个英勇无畏的斗士，以实际行动支援和加强了中国人民的战斗力量，于是反动派的迫害就越来越严重了。“三一八”惨案后，鲁迅一直避难在北京的几个外国医院里，五月间才回到寓所，到了八月底，终于不能不离开北京而到厦门大学去教书了。当时的厦门大学，买办文化思想是非常浓厚的，人物各式俱有，也是乌烟瘴气的地方。到了第二年（一九二七）一月，鲁迅就辞职往广州中山大学了。广州那时虽然是北伐革命战争的根据地，但由于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蒋介石阴谋叛变革命，夺取政权，在一九二六年就发动了“广州政变”，以打击共产党，限制革命的发展，到了一九二七年的四月，他更公开在上海和广州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大举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鲁迅这时在广州的处境是非常危险的，但他还是冒着危险去出席中山大学的系主任会议，设法营救被捕的青年学生。因为营救无效，于是他就愤而辞去学校职务，于十月间离开广州，来到了上海。从此以后，鲁迅一直没有离开过上海。下一个时期的鲁迅，达到了他的生命中更高、更光辉的境界，而他在革命阵地上作为思想斗士和文学作家的战斗实绩，较之五四运动时期和本时期，也就更加卓越和伟大了。
二 战斗的武器之一——杂文
鲁迅本时期的杂文著作，计有：《热风》和《坟》中的一部分、《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还有一部分收在《集外集》中。从量上说，不徒较之五四运动时期大为增加，而且也超过了他本时期他种著作的数量；在质方面说，则这些杂文的战斗作用，较之本时期鲁迅的其他著作，也显得更为犀利，更为精悍。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也在中国人民争取自由与解放的斗争历史上，这些杂文，都将要放射着永不熄灭的光耀。
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瞿秋白对于当时以鄙视不屑的态度，称鲁迅为“杂感专家”的“蚊子苍蝇”之类的人物，给与了非常有力的回答，同时，也非常正确地分析和解答了鲁迅为什么要大量地写作杂文的真正原因。瞿秋白说：
鲁迅在最近十五年来(7)，断断续续的写过许多论文和杂感，尤其是杂感来得多。于是有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做“杂感专家”。“专”在“杂”里者，显然含有鄙视的意思。可是，正因为一些蚊子苍蝇讨厌他的杂感，这种文体就证明了自己的战斗的意义。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feuilleton）。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急遽的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的把他的思想和情感镕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刻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这里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阜利通—feuilleton）的代名词。自然，这不能够代替创作，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的更迅速的反应社会上的日常事变。
这就把鲁迅在本时期杂文产量丰富的原因很清楚地为我们解答出来了：本时期急遽剧烈的社会斗争，已经没有更多的充裕时间使鲁迅能够专门地从事于创作，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那些不朽的典型和形象里了。为了更灵便地“制强敌的死命”，则短小犀利的杂文正是一种非常恰当有效的形式。鲁迅自己就这么说过：“也有人劝我不要做这样的短评。那好意，我是很感激的，而且也并非不知道创作之可贵。然而要做这样的东西的时候，恐怕也还要做这样的东西，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8)这就是现实主义者的鲁迅为什么要写杂文的真正原因。而同时，因为他的杂文更直接更迅速地反应了社会上的日常事变，具现了作者的真实的愤怒和叫喊，担负了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战斗任务，所以这些杂文又必然永远地闪耀着革命现实主义文学作品的灿烂光辉。
在本时期的杂文中，鲁迅继续进行着与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战斗。本时期的封建复古主义者（例如“甲寅”派的章士钊），不只是封建地主阶级在文化思想上的代言人，而且也是封建地主阶级在政治权力上的代理人。同时，本时期的封建复古主义者已经不再象上一个时期的势单力薄了，那些披着欧化外衣的洋绅士们（例如陈源即西滢），在这时早已经和封建复古者串通一气，此唱彼和，来反对新文学运动了。因此，鲁迅在本时期与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战斗就显得更为艰苦，而战斗的意义也就更为巨大了。在《答KS君》一文中，鲁迅这样锋利地戳穿了封建复古主义者的可怜面目，宣布了复古运动气绝的讣闻：
你这样注意于《甲寅周刊》，也使我莫明其妙。《甲寅》第一次出版时，我想，大约章士钊还不过熟读了几十篇唐、宋八大家文，所以模仿吞剥，看去还近于清通。至于这一回，却大大地退步了。关于内容的事且不说，即以文章论，就比先前不通得多，连成语也用不清楚，如“每下愈况”之类。尤其害事的是他似乎后来又念了几篇骈文，没有融化，而急于挦扯，所以弄得文字庞杂，有如泥浆混着沙砾一样。即如他那《停办女子师范大学呈文》中有云，“钊念儿女乃家家所有良用痛心为政而人人悦之亦无是理”，旁加密圈，想是得意之笔了。但比起何栻《齐姜醉遣晋公子赋》的“公子固翩翩绝世未免有情少年而碌碌因人安能成事”来，就显得字句和声调都怎样陋弱可哂。何拭比他高明得多，尚且不能入作者之林，章士钊的文章更于何处讨生活呢？况且，前载公文，接着就是通信，精神虽然是自己广告性的半官报，形式却成了公报尺牍合璧了。我中国自有文字以来，实在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这种东西，用处只有一种，就是可以借此看看社会的暗角落里，有着怎样灰色的人们，以为现在是攀附显现的时候了，也都吞吞吐吐的来开口。至于别的用处，我委实至今还想不出来。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这种文章，真是所谓“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9)。鲁迅之所以这么坚决地反对复古，主要地还是为了要革新，为了要使新的正在发展着的东西来代替那些旧的腐朽了的东西，而封建复古主义者却正好是要使旧的腐朽了的东西来妨害和扼杀新的发展着的东西。因为这样，所以鲁迅要坚决反对复古，坚决主张“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10)。
除了反对封建复古主义者的斗争而外，还有反对洋奴买办文化思想的斗争。这两种斗争原来是联系在一起的。帝国主义的奴才们与封建势力互相勾结，互相依存，正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特点。“中国的原始积累式的商业资本，在乡村之中和封建统治的地主有一种特别形式的结合。中国的军阀和一切残酷无情抢劫民众的文武官僚，都是中国这种特别形式的结合的上层建筑。帝国主义和它们所有的一切财政上军事上的力量，就在中国维持并且推动这些封建残余以及它们的全部军阀官僚的上层建筑，使它们欧化，又使它们守旧。”(11)这就是这两种反动力量——欧化的与复古的——在中国互相勾结依附的最实质的原因。而与这两种反动力量的坚决斗争，也就自然地成了鲁迅本时期杂文中的两种不可分割的内容。当“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在他的《闲话》中这样地来诽谤中国人民——“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的时候，鲁迅就指出，这是在“证明着中国人该被打而不作声”，同时给予了他以严厉的呵斥：“这样的中国人，呸！呸！！！”(12)当“诗哲”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说“打倒帝国主义是分裂与猜忌的现象”的时候，鲁迅就提出了这样的疑问：“莫非从‘诗哲’的眼光看来，罗兰先生的意思，是以为新中国应该欢迎帝国主义的么？”(13)特别是当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段祺瑞反动政府屠杀了大批徒手请愿的青年，而它的走狗——“现代评论”派的论客们却说这些青年是“自蹈死地”，而且说“群众领袖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的时候，鲁迅在他的杂文中对于这种凶残和无耻的现象更表现了绝大的愤怒，而对于那些从容就义的死难青年，则奉献了他的最大的哀痛和崇敬。
鲁迅为“三一八”惨案所写的许多杂文，是我们研究鲁迅思想发展历史不可少的重要材料。经过了这一次混和着青年的鲜血和“正人君子”们的“流言”的战斗之后，鲁迅在思想上是有了显著的发展，而他的混凝着愤怒和战斗的作品，也更加闪耀着悍利、晶莹的光彩了。就在惨案发生的当天，他写了如下的名句：
如果中国还不至于灭亡，则已往的史实示教过我们，将来的事便要大出于屠杀者的意料之外——
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
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14)
在四月二日，鲁迅又写下了他的深刻感人的不朽名篇——《纪念刘和珍君》。在这篇文章中，鲁迅对死难者之一的刘和珍，这样表示着他的悲哀与尊敬：“她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在文章的最后，又说：“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在这些文句里，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面对着漫天的黑暗和青年们的血痕，鲁迅的战斗意志是更加高昂，更加猛勇了。
然而，鲁迅的伟大，不徒表现为对敌斗争中斗志的高昂，态度的勇猛，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善于在斗争中学习，总结出阶级斗争的宝贵经验与教训，不断地提高了斗争的自觉程度和斗争艺术。比如在“三一八”惨案这次有计划的大规模的屠杀中，鲁迅不仅对屠杀者提出了他的强硬的抗议，也不仅对死者奉献了他的深沉的悲哀，他还从中汲取了极其宝贵的经验教训，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壕堑战”的战斗方法。他说：
改革自然常不免于流血，但流血非即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我对于这回的牺牲者，非常觉得哀伤。
但愿这样的请愿，从此停止就好。
又说：
至于现在似的发明了许多火器的时代，交兵就都用壕堑战。这并非吝惜生命，乃是不肯虚掷生命，因为战士的生命是宝贵的。在战士不多的地方，这生命就愈宝贵。所谓宝贵者，并非“珍藏于家”，乃是要以小本钱换得极大的利息，至少，也必须买卖相当。……
这回死者的遗给后来的功德，是在撕去了许多东西的人相，露出那出于意料之外的阴毒的心，教给继续战斗者以别种方法的战斗。(15)
鲁迅提示出来的这种战斗方法，毫无疑问，对于中国人民当时正在进行着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是非常宝贵而重要的。
鲁迅的许多杂文，是长期实际的阶级斗争经验的深刻总结。本时期的这类杂文中，最值得提出的自然要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一文。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前后，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军阀的斗争出现了高潮。十一月，北洋军阀政府头子段祺瑞被迫躲到天津，声言要下野；教育总长章士钊也被迫下台。当时尚混迹于进步文化阵营的资产阶级文人周作人和林语堂，就大肆叫嚷“费厄泼赖”，鼓吹“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16)，胡说“打落水狗也是不大好的事”，“有点无聊，卑劣”(17)。鲁迅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这篇光辉论文中，坚决驳斥了这种有害的骗人的论调，指出“狗性总是不大会改变的”，坚决主张“打落水狗”，对敌人决不“姑息”和“宽容”，并且深刻揭露了所谓“费厄泼赖”精神亦即中庸之道的反动本质，也无情地戳穿了胡适、陈源一类叭儿狗的无耻面目。这篇文章深刻地总结了长期的阶级斗争，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血的经验教训。正如鲁迅自己所说：“这虽然不是我的血所写，却是见了我的同辈和比我年幼的青年们的血而写的。”(18)文章发表后不久，段祺瑞反动政府制造“三一八”惨案的血的事实，以及中国革命的长期实践，都充分证明了鲁迅所提出的“痛打落水狗”这一对敌斗争的重要原则的科学性和深刻性。鲁迅关于阶级斗争经验和战斗方法的总结的许多杂文，无疑地是我国革命历史和文学历史上极其珍贵的文献和成绩，是我们所应该特别重视，格外认真地来探讨和学习的。
虽然如我们在前面所指出来的，本时期鲁迅的思想仍是以进化论为其根柢的，而他在本时期对于中国人民的将来和前途，还只能“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但作为一个真正的勇士，他没有一天停止过为实现这个“微茫的希望”而进行的艰苦战斗；而且这个“微茫的希望”，在他的心目中，却又是一种不可摇撼、不可变更的理想和信念。他在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举行的毁校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说词中，曾经以这个理想和信念来教育和鼓舞年青的一代。他说：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19)
就是为了这个光明的将来，鲁迅不吝惜他生命中的一切来与暗夜肉搏；也就是为了这个光明的将来，鲁迅无情地解剖着自己，批判着自己，从先进的苏联文学的榜样里，探索着中国新文艺和自己向将来迈进的正确道路。他说：
革命时代总要有许多文艺家萎黄，有许多文艺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冲进去，乃仍被吞没，或者受伤。被吞没的消灭了；受伤的生活着，开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悦之歌。待到这些逝去了，于是现出一个较新的新时代，产出更新的文艺来。
中国自民元革命以来，所谓文艺家，没有萎黄的，也没有受伤的，自然更没有消灭，也没有苦痛和愉悦之歌。这就是因为没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为没有革命。(20)
可以知道：在亲历了统治阶级的凶残暴行和它的奴才们的无耻谰言之后，鲁迅对于山崩地塌般的革命的大波有着怎样热烈的向往之情，而同时，他也就带着异常明确的信念在这两段话中把他对于日益迫近的革命暴风雨的预感显示给广大的读者了。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鲁迅的主观的战斗力量和中国人民革命的战斗主力是在逐渐地靠拢以至于结合一致了。我们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奠基者和导师，是在我们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与群众运动的激荡鼓舞之下，在他的长期战斗和探索的历程之中，不断地剖析中国社会，也不断地剖析自己，坚实而牢靠地一步步地走向他的思想上和文学上的最崇高的峰顶的。
从鲁迅本时期所写的几本杂文中，我们很清楚地看出了他在各方面斗争的辉煌的实绩，同时也看出了他的艰苦而顽强的探索的精神。这样一个历程，是他达到下一个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成为共产主义文化巨人那样的伟大成就，所必须经历的一个路程。谁要是不注意这样一个发展的过程，而认为在五四运动时期和本时期的鲁迅就已经在思想上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在文学上也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自然是错误了的；但如果认为鲁迅在成为共产主义者以前、也就是在五四运动时期和本时期的一切战斗成绩，都无关紧要，不足重视，毫无疑问，这种看法也是错误的。
鲁迅本时期的杂文，在表现艺术上具有着如下的三个特色；自然，这些特色，无一不是与它的高度的思想内容密切联系，而且主要地是从它的思想内容得到生命和光彩的。
首先应该提到的是它的刻划人物形象的特色。我们曾经说过，鲁迅是我国文学史上最善于塑造人物形象的巨匠之一；但他不徒是在小说中，而且是在杂文中，也同样具有着这样一个鲜明的特色。在他的杂文中，往往着墨不多，在淡淡的几笔中就勾绘出了某些人物的丑恶嘴脸；同时，因为他是“砭锢弊常取类型”(21)的，所以刻绘出来的某些个别人物的形象，又往往具有广泛的典型意义。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就提到它这样的一个特点：“现在的读者往往以为《华盖集》正续编里的杂感，不过是攻击个人的文章，或者有些青年已经不大知道陈西滢等类人物的履历，所以不觉得很大的兴趣。其实，不但陈西滢，就是章土钊（孤桐）等类的姓名，在鲁迅的杂感里，简直可以当做普通名词读，就是认做社会上的某种典型。他们个人的履历可以不必多加考究，重要的是他们这种‘媚态的猫’，‘比它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阵议论的蚁子’，‘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汗，还要拉上一点蝇矢的苍蝇’……到现在还活着，活着！”这段话，一方面非常具体地说明了鲁迅杂文的刻划形象的特色，同时也把怎样来读鲁迅杂文的方法指示给我们了。
鲁迅杂文的第二个特色，是它的烈火似的讽刺的锋铓。他说：“我自己也知道，在中国，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说话有时也不留情面。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刀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22)他的杂文为什么常常那样不留情面，而且显得非常“尖刻”，其道理，我们从这段话中可以完全明白了。鲁迅之所以要运用讽刺，正因为社会上有必须讽刺的东西。他的讽刺的锋镨，是对准着整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和反动统治阶级的。“他所讽刺的是社会，社会不变，这讽刺就跟着存在。”(23)在鲁迅，他的强烈分明的爱憎常常使他不能容忍社会上一切邪恶和不合理的现象（提起他的嫉恶如仇的不妥协的精神，我们很容易记起他的有名的文章——《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来），因此，他就不能不予以毁灭性的讽刺，使“麒麟皮下的马脚”暴露在中国人民的面前。这是鲁迅之所以“好用反语，每遇辩论，辄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头一击”(24)的真正原因，而这也就构成了他的杂文的最显著的特色。
语言的凝炼和悍泼，是鲁迅杂文的第三个特色。鲁迅的每一篇杂女，都是针对当时的时事而发出的意见和议论，既具有着明显的政治目的，又包含着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而这些，都是通过凝炼又悍泼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因此，对于敌人来说，他们是那样锋利有力，往往击中要害，而制强敌的死命；对于广大读者来说，则富有启发和教育的力量。鲁迅在浩如烟海的词汇中，选择了那最能表情达意的语词来准确、鲜明而又生动地表现他的战斗的思想内容，这一方面可以看出他的一丝不苟的创作态度，但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他对于社会生活的无比敏锐的洞察能力和对于生活真理的坚持和保卫的战斗者的高贵品质。鲁迅本时期杂文之所以能够出色地完成历史所交托给他的政治任务，而且永远值得我们珍视和学习，原因决不是偶然的。
三 战斗的武器之二——小说
鲁迅本时期的创作小说，仍同五四运动时期一样，都是短篇的，计有收在《呐喊》集中的五篇：《端午节》、《白光》（均作于一九二二年六月）、《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均作于一九二二年十月）；收在《故事新编》中的三篇：《补天》（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作）(25)、《奔月》（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作）和《铸剑》（一九二七年四月作）；以及收在《彷徨》集中的全部共十一篇（一九二四年二月至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作）。在这丰收的创作小说中，自然是《彷徨》集中的作品更能集中地代表鲁迅本时期的思想和战斗的特色。
《彷徨》出版于一九二六年八月。在《自选集自序》中，鲁迅曾经这样提到《彷徨》集中的小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得到较齐整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所以技术虽然比先前好一些，思路也似乎较无拘束，而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新的战友在那里呢？我想，这是很不好的。于是集印了这时期的十一篇作品，谓之《彷徨》，愿以后不再这模样。——‘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段话对写作《彷徨》时的战斗与探索的心情和《彷徨》集中小说的特点，都是分析得十分正确的。在这里，我们只就《彷徨》集中五篇特别重要的作品——《祝福》、《在酒楼上》、《孤独者》、《伤逝》和《离婚》进行一些分析，借以理解鲁迅在本时期揭露和剖析中国社会的现实主义的创作特点。
这五篇小说，依据它们的题材，大致可以分成两组：一组是《祝福》、《离婚》和《伤逝》，是从各个不同的生活角度来反映当时中国社会的妇女问题的；另一组是《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是对于那些屈服和跌落在旧社会现实生活的深渊中的知识分子的描写。这两组作品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通过许多不同阶层的不幸人物，来反映和剥穿旧中国统治阶级的凶残和腐朽的面貌，渗透着作者对于制造广大人民的灾祸和苦难的旧社会制度的极端愤怒和憎恶。
《祝福》是鲁迅继《阿Q正传》之后的一篇特别有力的作品，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遗产之一。在这篇小说中，鲁迅非常精细而深刻地刻画了祥林嫂这样一个朴质、勤劳而且十分善良的农村妇女的形象，通过对于她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一生的描绘，把旧中国妇女在封建地主阶级统治之下的非人生活，全部地、真实地揭露在广大读者的面前。在这篇小说中，鲁迅的惊人的思想才能与艺术才能异常完满地表现了出来。
故事是简单又平凡的：祥林嫂在她大约二十六七岁的年纪，死了比她小十岁的“当家人”之后，就做了“一个讲理学的老监生”——鲁四老爷家的女工。虽然鲁四老爷当她来的时候，因为她是寡妇而皱过眉头，但她到底以她的“食物不论，力气是不惜的”的优点，博得了鲁四老爷全家的满意。可是不久，当她到河边淘米的时候却被她婆家来的人拖进白篷船里，到家后以八十千的代价卖给了深山墺里的一户人家。到了年底她生了一个孩子，男人有的是力气，会做活，房子又是自家的，她似乎是交了好运了。但有一年的秋季（大约是过了两三年之后），她又颊上消失血色，眼角带着泪痕，再度在鲁四老爷皱眉不满的情况之下，做了鲁宅的女工。原来她的第二个丈夫断送在伤寒病上，而她的小孩又给狼衔去了。第二次到鲁四老爷家，情况与前一次大不相同：她自己是手脚不及以前灵活，脸上终日失去笑影，而鲁四老爷又因为她再嫁是败坏风俗，祭祀时候不许她沾手，鲁镇的人们也对她冷冰冰的，并且把她额上的疤痕作为嘲笑的资料。于是她的精神和肉体就开始加速地崩溃和衰颓下去。为了避免死后到阴司时两个死鬼男人争她，而阎罗大主要把她锯开来分给他们的苦痛，于是她花了大钱十二千，到镇西头的土地庙捐了一条门槛，当作她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来赎罪免苦。回来后，她自以为从此卸去耻辱的重担，神气很舒畅，眼光也分外有神了，但是当冬至祭祖时节，鲁四婶装好祭品，和阿牛将桌子抬到堂屋中央，她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的时候，却又意外地遭受到轻蔑和阻拦了；
“你放着罢，祥林嫂！”四婶慌忙大声说。
她象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的站着。直到四叔上香的时候，教她走开，她才走开。这一回她的变化非常大，第二天，不但眼睛窈陷下去，连精神也更不济了。而且很胆怯，不独怕暗夜，怕黑影，即使看见人，虽是自己的主人，也总惴惴的，有如在白天出穴游行的小鼠；否则呆坐着，直是一个木偶人。不半年，头发也花白起来了，记性尤其坏，甚而至于常常忘却了去淘米。
这样一来，鲁四老爷家当然不再雇用她了。于是她只好在饥饿困苦的乞丐生活中，肩负着有无地狱的精神重担，悄悄地死在鲁镇万家鞭炮的一片新年祝福声里。
就是这么一个简单而平凡的故事，却集中地具体地反映了弥漫着封建统治势力的旧中国农村的整个面影，表现了旧中国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的可怖的悲惨命运。毛泽东同志在其重要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中国的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力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鬼神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力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又说：“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祝福》的主题思想，正是要反映和暴露中国农民——特别是农村妇女在这四种权力束缚下的非人生活和悲惨命运，把这种生活和命运展示在广大人民的面前。对于这一点，《祝福》这篇小说是完全地做到了。从人们日常习见的平凡事迹，揭示了不平凡的真理，通过一个不幸人物的一生，体现了大多数人的共同遭遇；于是《祝福》这篇小说就以其思想上绝大的深度和广度，确立了它在我们文学史上罕与伦比的不朽的地位。
鲁迅的具有绝大广度和深度的思想，是体现在典型人物形象的塑造上的。在《祝福》中，塑造祥林嫂这样一个人物，鲁迅倾注了他对人民苦难热烈共鸣的崇高感情。对于这个“比勤快的男人还勤快”的农村女性，鲁迅用了极其简要然而又极其精细的笔致描述了她一生的路程，对于她性格中的某些主要的东西，作了非常突出而鲜明的刻绘。他不仅刻画了她的朴质、勤劳和善良，而且还表现了她的倔强和在她的思想里逐渐生长起来的反抗的要求。祥林嫂这个形象在读者面前是如此明确而真实，带有着一种无法抗拒的感人力量。
与塑造祥林嫂这个人物的同时，鲁迅也刻划了另一个人物——鲁四老爷。（当然也写了另一个帮工柳妈，但柳妈的思想实际上是受了鲁四老爷之流人物的思想的影响，她的嘲弄祥林嫂，只能说是由于愚昧和无知。）在小说的开头，鲁迅就通过作品中的“我”在鲁家所得的印象，勾画出了鲁四老爷的可憎的思想面貌；随后又在每一个决定性的场合，写出了他的杀人不见血的假道学的嘴脸。鲁四老爷所代表的权力，正是旧中国支配人民命运——特别是农民命运的四种权力中的基干。鲁迅是用了祥林嫂这个人物的不幸和死亡，来作为以鲁四老爷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之必须推翻和消灭的有力证明的。
《伤逝》是鲁迅作品中唯一的以青年男女的恋爱生活为题材的小说。表现方法也比较特别，它不是鲁迅所惯用的那种冷静刻划的方法，而代之以激越的抒情的笔调。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异常尖锐地提出了中国近代社会生活中一项重要的问题：中国的妇女要怎样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如果我们说《祝福》中祥林嫂的遭遇说明了勤朴善良然而无知的旧中国农村妇女的必然命运，那么，《伤逝》中的子君，就为我们证明了另外一点：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里，一个具有近代知识而又勇敢无畏的城市知识妇女，如果她所要求的仅仅是个人性爱自由的权利，即令靠了她的挣扎与奋斗，也依然冲不出旧社会的网罗，依然得不到个人的自由和幸福。
恩格斯曾经这样说过：“我们从过去的社会关系中继承下来的两性的法律上的不平等，并不是妇女在经济上受压迫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又说：“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26)鲁迅的《伤逝》就以涓生和子君——特别是子君的不幸结局，做了恩格斯这两段话的具体有力的实证。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子君就是这样一个具有觉醒意识，要求和争取个人恋爱自由的女性，她的呼声正说明了她的坚决无畏的意志。而他们——涓生和子君——也真的争取到了一段“最为幸福、也是最为忙碌的时光”。他们以“骄傲和反抗”回答了“在路上时时遇到的探索、讥笑、猥亵和轻蔑的眼光”。在吉兆胡同一所小屋的两间南屋里，他们有过许多“宁静而幸福的夜”。显然，鲁迅对青年男女主人公反叛封建的精神是同情的。但是，“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而他们“却只为了爱——盲目的爱——而将别的人生的要义全盘疏忽了”；而且，也因为了爱，社会竟完全斩断了他们维持日常生活的一切经济来源。于是这样的爱，就不能不逐渐地褪色、冰冷，而子君却也只有垂翅回到她所曾经决然离开的她的父亲的“家”，“负着虚空的重担，在严威和冷眼中走着所谓人生的路”，而且，终于“在无爱的人间死灭了”。
写这样一个故事，鲁迅是怀着悲愤的激情的。这个故事很清楚地告诉了我们，在旧的社会制度和秩序没有被彻底推翻以前，也就是在妇女没有取得在政治经济上和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以前，希图以“个人奋斗”冲出封建家庭及整个社会的牢笼，去孤立地追求所谓“恋爱自由”，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同时，它也就告诉了我们，如果要获得真正的自由恋爱的幸福，除了用剧烈的集体的战斗推翻旧中国的统治秩序，就再没第二条道路可走这样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伤逝》所表达的这一主题思想，较之于当时许多描写婚姻自由和妇女解放问题的同类作品所肯定和宣扬的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思想，无疑是深远得多，也实际得多。
其实，《伤逝》这篇小说的主题思想，在鲁迅思想中是早已孕育着的，一九二三年十二月鲁迅就以《娜拉走后怎样》(27)为题，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作过讲演，指示过作为中国的娜拉的真正出路。他说：
……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又说：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鲁迅这两段话，虽然说他还不知道妇女的经济权柄如何才可以取得，但是它已经接触到妇女问题中最根本的问题了。根本问题如果不用剧烈的战斗来解决，则其他问题是无法解决的。这正是小说《伤逝》所要说明的主要思想。此外，对于涓生和子君的沉溺于“盲目的爱”而“全盘疏忽”了“别的人生的要义”，小说也作了深刻有力的批判。这样的爱，只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一种脱离实际的空想，它使人忘却了现实里的战斗而拘囚在狭小空虚的天地里，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要导致爱情本身的破灭。由于饱和着作者对于旧社会制度的憎恨和对于子君的混合着惋惜和同情的谴责，这样的思想是特别清楚有力地表现出来了。
《离婚》中的爱姑代表了另一个类型的农村妇女，她带着毫无惧色的反叛姿态出现在弥漫着封建统治力量的暗无天日的世界里。她的身上透露了中国农民对于封建地主阶级的反抗的火光。
“我倒并不贪图回到那边去，八三哥！”爱姑忿忿地昂起头，说，“我是赌气。你想‘小畜生’姘上了小寡妇，就不要我，事情有这么容易的？‘老畜生’只知道帮儿子，也不要我，好容易呀，七大人怎样？难道和知县大老爷换帖，就不说人话了么？……”
“要撇掉我，是不行的。七大人也好，八大人也好。我总要闹得他们家败人亡！……”
但是爱姑虽然倔强，到底是“孤掌难鸣”的。“打官司打到府里，难道官府就不会问问七大人么？”“公婆说‘走！’就得走。莫说府里，就是上海北京，就是外洋，都这样。”爱姑和他的兄弟又有什么办法呢！于是：
她打了一个寒噤，连忙住口，因为她看见七大人忽然两眼向上一翻，圆脸一仰，细长胡子围着的嘴里同时发出一种高大摇曳的声音来了。
“来兮！”七大人说。
她觉得心脏一停，接着便突突地乱跳，似乎大势已去，局面都变了；仿佛失足掉在水里一般，但又知道这实在是自己错。
立刻进来一个蓝袍子黑背心的男人，对七大人站定，垂手挺腰，象一根木棍。
全客厅里是“鸦雀无声”。七大人将嘴一动，但谁也听不清说什么。然而那男人，却已经听到了，而且这命令的力量仿佛又已钻进了他的骨髓里，将身子牵了两牵，“毛骨耸然”似的；一面答应道——
“是。”他倒退了几步，才翻身走出去。
这真是一段“惊心动魄”的文章，它把旧社会里封建地主阶级的威风，真是描写得“淋漓尽致”了。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之下，爱姑除了“后悔”，除了“专听七大人吩咐”，另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呢？爱姑是失败了的。她只想到用个人的力量来反抗整个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而且她还幻想着象七大人之类的人物会来“主持公道”，这就是她失败的根源。不过，从爱姑身上，读者到底是看见中国农村妇女新的一代反抗的萌芽了。只有出现了这种新型的勇敢的女性，而且有了工人阶级和它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整个推翻旧的统治力量和秩序，中国的祥林嫂们、子君们和爱姑们才有可能免于灾难和死亡，中国的妇女才有可能得到彻底的自由和解放。这一条道路，在鲁迅本时期小说中虽然还不能够明白地指出来，但他却以小说中人物的注定的死亡和失败，为我们证明了只有这一条道路才是中国妇女和中国人民的唯一的正确道路。
《在酒楼上》和《孤独者》，是两篇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小说。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本时期所特有的那种愤激和苦闷的心情，但也不缺少对于整个社会的辛辣讽刺和对于跌倒在生活面前的人们的深切惋惜。同本时期作者的其他小说（例如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三篇）一样，这两篇小说都以它的主人翁的跌落和失败显示了重大而深刻的社会意义。
《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曾经是这么一个知识分子：他很有些反抗和改革封建社会的理想，他“到城隍庙里去拔掉神象的胡子”，而且喜欢“议论些改革中国的方法”，但是后来却为了每月二十元的生活费，不得不抛弃往日的愿望，而到一个人家去教“子曰诗云”了；他的行动也“变得格外迂缓，很不象当年敏捷精悍的吕纬甫了”。他带着一点嘲弄和苦痛的心情，这样地说到重来S城的他自己：“我在少年时，看见蜂子或蝇子停在一个地方，给什么来一吓，即刻飞去了，但是飞了一个小圈子，便又回来停在原地点，便以为这实在很可笑，也可怜，可不料现在我自己也飞回来了。”《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原来是一位“出外游学的学生”，“是‘吃洋教’的‘新党’”，“所以从村人看来，他确是一个异类”。他本来在S城的一个中学堂当历史教员，因为常常“发些没有顾忌的言论”，于是“渐渐地，小报上有匿名人来攻击他，学界上也常有关于他的流言”，而最后是“被校长辞退了”。接着是长久的失业，是生活的穷困和精神的荒凉。他（同他死去的祖母一样）“亲手造成孤独，又放在嘴里去咀嚼”。但为了“得活几天”，用他的话说——“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于是他躬行先前所憎恶、所反对的一切，拒斥先前所崇仰、所主张的一切，而“做了杜师长的顾问”了。于是在他的客厅里出现了“新的宾客，新的馈赠，新的颂扬，新的钻营，新的磕头和打拱，新的打牌和猜拳，新的冷眼和恶心，新的失眠和吐血……”，而他的生命也就消亡在这样的生活里了。
鲁迅怀着巨大的愤怒为我们描写的这两个知识分子，他们曾经具有过五四运动时期青年们所特有的觉醒意识，他们想以个人的力量来反抗封建社会的愚妄和血腥的统治。然而旧的统治却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力量才可能来推翻它，个人式的反抗是丝毫无能为力的。这就注定了这两篇小说中的主人翁的必然失败的命运。他们在反动势力的强大压力下，由孤身挣扎而至于绝望、悲观、动摇。吕纬甫变成了“敷敷衍衍，模模胡胡”的生活旁观者，随波逐流地向旧势力妥协了；魏连殳则以玩世不恭，自暴自弃的态度，来排遣他所感觉到的精神上的寂寞和空虚。然而，这寂寞和空虚到底又是无法彻底排遣的，假如他们还不曾完全麻木的话；有时候，表面的热闹和繁华反而会酿成更大更深的寂寞和空虚，于是死亡就不可避免地来结束了他们的“真的失败”了的命运。在这里，魏连殳走完了他的“孤独者”的人生路程，而吕纬甫，如果他不改弦更张、重新有所抉择，他也会达到同一的终点。魏连殳和吕纬甫的生活道路，从客观上不是可以让人们看出什么才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真正出路吗？不彻底投身于人民大众的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的洪流，不在思想和感情上与工农群众有着真正的结合，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是毫无疑问地会一事无成的。当然，本时期的鲁迅在思想认识上还没有达到如此的高度（他正在探索这一条道路），因此他的小说还不可能通过对于积极的正面的人物（这种人物，在当时是已经出现了的）的描写，来明确地反映出这样一个真理，而且，还随时流露出作者当时在“上下求索”的历程中所产生的寂寞和愤激的心情来。但是鲁迅刻划了这些跌落在冷酷的现实生活里的人物，用他们的失败和不幸控诉了旧社会的杀人不见血的罪恶，也教给了青年们应该以别的更正确、更有效的方法来进行战斗。
鲁迅本时期的小说，在表现技巧方面说，较之五四运动时期是更加成熟和圆融了。这主要地表现在下面两点上：（一）外国小说影响的显著的痕印这时已逐渐消失，中国古典现实主义作品的优良传统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扬；（二）在刻划人物方面，心理的刻绘更为复杂而细致，因而也更能显示出典型人物（他们是被安置在典型环境中的）的性格的发展。通过这些小说，我们看见了鲁迅目光如炬地洞察生活的卓越识力，看见了他塑绘典型形象的巨大艺术才能，同时也亲切地感受到了他永不疲倦地与旧社会斗争的革命精神。《彷徨》集中这些小说，将永远地受到新中国读者的热烈爱好。
四 战斗的武器之三——散文诗、散文
散文诗集——《野草》，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的作品，其中除卷首《题词》外，共收散文诗二十三篇。虽然只是薄薄的一本集子，但它却具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在这本集子里，鲁迅以他的沉郁、优美的笔调，抒写了他在本时期探索和战斗的历程上所特有的那种思想和感情。（过去也有人——例如刘半农——写过散文诗，但把散文诗这种文学样式提到如此高度的，却只有鲁迅。）
写在一九二五年三月的《过客》，是《野草》集中具有代表意义的一篇作品。它不只流露了鲁迅本时期彷徨、寂寞和苦闷的心情，但更重要的，也表现了鲁迅本时期顽强不屈的战斗意志。作品中的“困顿倔强”的过客应当就是鲁迅本人的写照，而作品中的“荒凉破败”的背景也应当就是病态中国社会的缩影。这个过客强烈地憎恨他从那里走过来的地方，那里“没一处没有名目，没一处没有地主，没一处没有驱逐和牢笼，没一处没有皮面的笑容，没一处没有眶外的眼泪”。他“憎恶他们”，他决“不回转去”。他“不愿意喝无论谁的血”。从他还能记得的时候起，他“就在这么走，要走到一个地方去，这地方就在前面”。“前面是怎么样一个所在”，过客是不大清楚的，而且，在这时的过客看来，他是“支着等身的竹杖”，“只一个人”在走着这样的路途的，所以也就不免流露出一些孤独和寂寞的感觉来。但是过客是不肯停留的，他没法休息下来，因为前面还有一种声音在催促他，叫喊他。多谢了老翁和女孩的劝告，他终于“昂了头，奋然向西走去”了。
《过客》中的深刻寓意，经过了如上叙述，是很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了。从《过客》里，我们可以看得到鲁迅对于封建地主阶级所统治的社会，是多么深恶痛绝；而他的不舍昼夜的探索前进的精神，又是如何地坚决、顽强！在前面催促、召唤着他的声音，除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争取自由和解放的呼声，还能够是什么呢！不管自己是否完全成为“散兵游勇”，鲁迅是依然“偏要留几片铁甲在身上”，坚持着他的永不休止的韧性战斗的。这就是《过客》一文所包含的主要精神。
而这样的战斗精神，在他的另一篇作品——《这样的战士》里，是表现得更为鲜明和突出的：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
已不是蒙昧如非州土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备如中国绿营兵而却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但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当时的作者鲁迅，就正是“这样的战士”；而他的那些无比锋利的杂文，不正就是那一掷中的，致敌于死命的“投枪”吗？不仅不屈服在敌人的枪弹和刀尖的有形淫威之下，而且也不屈服在敌人的点头问好式的无形武器的面前，不肯一时一刻放弃自己的战斗任务，这正是鲁迅不屈不挠的伟大战斗精神的真实体现。但是，因为在“这样的战士”的身上还没有显示出人民的集体的力量，他所进行的依然是个人的战斗而不是群众的排山倒海的革命运动，所以“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在这里，我们读出了鲁迅当时的寂寞和苦痛的心情，也看出了他对于具有强大革命威力的集体斗争生活的渴切想望与要求。
在一九二六年四月八日写的《淡淡的血痕中》，是为“记念几个死者和生者和未生者”而写的一首不朽的诗篇，我们是可以拿它来和《纪念刘和珍君》等那些同时写下的文章一起来读的。在这首诗的最后，鲁迅这样歌颂了“叛逆的猛士”：
叛逆的猛士出于人间；他屹立着，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迭淤积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戏；他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
造物主，怯弱者，羞惭了，于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于是变色。
这样的猛士才算是真的猛士，因为他“洞见一切已改和现有的废墟和荒坟，记得一切深广和久远的苦痛，正视一切重叠淤积的凝血”，而且，更重要的是，他还“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将生和未生”。这样的猛士，除了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武器的无产阶级战土而外，谁还能有这么洞彻的识见和使天地变色的猛烈威力呢！这样的猛士，正是鲁迅日夜在探索着和向往着的，而最后，待到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样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因而使自己的战斗力量与中国人民革命主力相结合一致的时候，鲁迅也终于成为这样的猛士了。
当然，我们这么地评述《野草》，并不是说《野草》中就完全没有流露鲁迅当时寂寞和苦痛的心情的文章，那是有的，而且它的数量并不少。但是我们认为，这种寂寞和苦痛的心情的产生，正是由于：（一）这时鲁迅还没有成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他还不能很清楚地望见中国社会发展的正确趋向；（二）他还不知道自己的战斗与当时正在迅速进行着的人民革命运动在客观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认为他是在“孤军作战”，是“荷戟彷徨”的“一卒”；（三）在“六面碰壁”的情况下面，他发现了他旧有的思想武器——进化论——已无力解决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问题，而新的科学的思想武器又暂时还没有取得。因为这样，所以鲁迅在当时不能不具有着苦痛、寂寞甚至于感到虚空的情绪，而这种情绪，也很自然地不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特别是散文诗集《野草》中来。当时“整个中国正沸腾在大矛盾，大分裂中，鲁迅的苦痛是与整个时代相关连着的。这不是引导向退婴萎缩的失败主义者的心情，恰恰相反，倒是向前跨进更大一步的新生因素，虽然里面包含着悲观绝望的成分。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通过大悲观而走向真实的大希望，通过绝望而开始去学习‘别种方法的战斗’”(28)。而这也就构成了散文诗集——《野草》的不朽价值。
文字的沉郁和精炼，是《野草》的一个显著的艺术特色。但也有好几篇文字比较隐晦，主旨不易为读者所理解。而这是与鲁迅写作这些散文诗时的险恶处境大有关系的。鲁迅自己曾经说过：“这二十多篇小品……大抵仅仅是随时的小感想。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29)从这几句话，不难窥见《野草》中某些文章之所以写得比较难懂的原因。
散文集——《朝华夕拾》，共收散文十篇，是鲁迅一九二六年在北京和厦门两地的作品(30)。鲁迅在卷首《小引》中说：“我有一时，曾经屡次忆起儿时在故乡所吃的蔬果：菱角、罗汉豆、茭白、香瓜。凡这些，都是极其鲜美可口的；都曾是使我思乡的蛊惑。后来，我在久别之后尝到了，也不过如此，惟独在记忆上，还有旧来的意味留存。……这十篇就是从记忆中抄出的，与实际容或有些不同，然而我现在只记得是这样。”这十篇追忆少年时代生活的作品，文笔是优美的，每篇都晶莹如珠玉；在追叙父亲、保姆、师友的同时，也渗透着作者伟大的爱、憎，闪烁着反封建主义的锋铓。如在《阿长与山海经》里，写出了他的保姆阿长的朴厚、仁慈的心灵；在《二十四孝图》里，一方面给予自己和同窗小友们的枯寂的童年以“一个悲哀的吊唁”，另外，又对于那些“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的宣扬封建伦理观念的拙劣的图画，投出了无情的毁灭性的讽刺；在《父亲的病》里，控诉了某些愚蒙、迷信和欺诈的医生的罪行，也叙述了作者所曾经走过的颠困的生活道路，在《范爱农》里，作者更用满腔的愤怒和同情描绘了一个倔强的、不容于旧社会的不幸人物的一生。总起来说，收在《朝华夕拾》中的十篇散文，决不是那些带着不健康的惆怅情调，专门在回忆里咀嚼着过去的生命的作品，它们仍然“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31)。在《朝华夕拾》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得见鲁迅一贯的战斗的意气和精神。作为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鲁迅，是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肯离开充满了灾难和斗争的旧中国的社会生活来进行创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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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坟·写在〈坟〉后面》，1926年11月作。
(2)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3)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4) 《二心集·序言》。
(5) 《华盖集·忽然想到（十）》。
(6)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7) 《序言》作于1933年4月，从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算起，恰为15年。——引者注。
(8) 《华盖集·题记》。
(9) 《坟·写在〈坟〉后面》。
(10) 《华盖集·忽然想到（六）》。
(11)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引斯大林语。
(12) 《华盖集·并非闲话（二）》。
(13)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徐志摩的话见于他介绍罗曼·罗兰的文章（《晨报副镌》一二九九）中，故鲁迅云云。
(14) 《华盖集续编·无花的蔷薇之二》。
(15) 《华盖集续编·空谈》。
(16) 林语堂：《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载《语丝》第57期。
(17) 周作人：《失题》，载《语丝》第56期。
(18) 《坟·写在〈坟〉后面》。
(19) 《华盖集续编·记谈话》（培良记）。
(20) 《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
(21) 《〈伪自由书〉前记》。
(22) 《华盖集续编·我还不能带住》。
(23) 《伪自由书·从讽刺到幽默》。
(24) 《两地书·一二》。
(25) 原名《不周山》，收在《呐喊》集中，第二版时抽出，改题《补天》，编入《故事新编》。
(26)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27) 载《坟》。
(28) 胡绳：《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载《大众文艺丛刊》之《批评论文选集》。
(29) 《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
(30) 原发表于《莽原》半月刊，1928年9月北京未名社初版。
(31) 《南腔北调集·小品文的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