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研究会的主张
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曾经这样说到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的性质，他说：文学研究会这个团体自始即不曾提出集团的主张，后来也永远不曾有过。它不象外国各时代文学上新运动初期的一些具有确定的纲领的文学会，它实在正象宣言所“希望”似的，是一个“著作同业公会”。在文学研究会的宣言(1)中，也说他们发起这个会，只有三种意思：（一）联络感情，（二）增进知识，（三）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但是文学研究会到底还是一个有共同主张的文学团体（至少大部分会员的主张是一致的），郑振铎说：
文学研究会活跃的时期的开始是一九二一年的春天。这时候，《小说月报》，一个已经有了十几年的历史的文学刊物，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们的支持之下，全部革新了；几乎变成了另一种全新的面目。和《小说月报》相呼应着的有附刊在上海《时事新报》的《文学旬刊》，这旬刊由郑振铎主编，后来刊行到四百余期方才停刊。这两个刊物都是鼓吹着为人生的艺术，标示着写实主义的文学的；他们反抗无病呻吟的旧文学；反抗以文学为游戏的鸳鸯蝴蝶派的“海派”文人们。他们是比《新青年》派更进一步的揭起了写实主义的文学革命的旗帜的。他们不仅推翻传统的恶习；也力拯青年们于流俗的陷溺与沈迷之中，而使之走上纯正的文学大道。(2)
这一段话关于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是说得很扼要的。文学研究会的确是继《新青年》派之后的一个进步的文学团体。它的进步意义就在于，他们在文学思想上提出了为人生的目的和要求，而在创作方法上则提出了写实主义（即现实主义）的主张；同时在某种程度上，给与了这二者以比较切实、具体的内容，把中国的新文学运动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而且相信文学也是一种“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3)。这在当时，是有其积极、进步的作用的。
但是文学研究会的文学主张，在我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上，到底提出和解决了什么问题呢？我们现在试以茅盾在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五年几年中所写的几篇论文为代表来研究和分析一下。
茅盾（沈雁冰）是文学研究会的领导人物之一，他的创作生活开始于下一个时期（一九二八），在本时期，他是一个文学理论家和弱小民族文学的主要介绍人和翻译者。他的文学主张，在文学研究会中，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他在本时期，先后发表了《什么是文学》、《文学与人生》、《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社会背景与创作》等文。在这些文章里，他提出了对于文学的主张和看法。
他是反对在当时流行的颓废主义、唯美主义和伤感主义的文学作风的。在《什么是文学》一文中，他指出了当时一部分文学工作者如下的病态：（一）不拘小节，喜欢挥霍而又自叫穷苦，有意做成名士行径；（二）痛骂文学的社会倾向，崇拜无用的美，崇拜天才，与古代名士并无二致；（三）一般青年的作品多含着绝望的悲观，中国本是感伤的时代，感伤已成为社会的色彩；但青年中了感伤之毒，往往神经过敏。感伤心理与感伤作品互为循环，文学元气就要损伤了。
在消极方面他既然是这种颓废、感伤、唯美的文学流派的反对者，因此在积极方面，他就主张为人生的和写实主义的文学，而且首先就指出了时代和文学的关系，特别是时代和作家的关系。在《文学与人生》中，他说：
一个时代有一个环境，就有那时代环境下的文学。环境本不是专限于物质的；当时的思想潮流，政治状况，风俗习惯，都是那时代的环境，著作家处处暗中受着他的环境的影响，决不能够脱离环境而独立的。
在《社会背景与创作》中，他更进一步主张文学作品应该反映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他说：
真的文学也只是反映时代的文学。我们现在的社会背景是怎样的社会背景？应该产生怎样的创作？由浅处看来，现在社会内兵荒屡见，人人感着生活不安的苦痛，真可以说是“乱世”了；反映这时代的创作应该怎样的悲惨动人呵！如再进一层观察，顽固守旧的老人和向新进取的青年，思想上冲突极厉害，应该有易卜生的《少年社会》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一样的作品来表现他；……总之，我觉得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是真文学，是于人类有关系的文学，在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的背景……。
沈雁冰在这里所提出的，就不仅是文学与时代的广泛的关系，不仅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了，而是说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生活，已经快接触到文学的本质的认识了。这就较之五四运动时期《新青年》的文学主张更前进了一步。从这种认识出发，所以他主张“被迫害的国里更应该注意这社会的背景”。在《自然主义与中国现代小说》一文里，他更主张“注意社会问题，爱被损害者与被侮辱者”。这是沈雁冰在当时的文学主张，也是文学研究会大部分会员的共同宣言。从这一点里，我们可以很显明地看得出来，在党成立以后，社会主义思想对于我国文学运动的领导和影响，是更为显著和重要了。革命形势的巨大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广泛传播，以及早期共产党人在《中国青年》上对文学工作者所发出的号召，是这一历史时期文艺运动向前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
文学既与时代背景和社会生活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所以作家就不能不注意文学的社会效果。沈雁冰认为“新文学作品重在读者所受的影响，对于社会的影响，不将个人意见显出自己文才”(4)。这种见解也不只是沈雁冰个人的见解，而是文学研究会许多人共同的见解。耿济之在《前夜》的《序》中，就说：“文学一方面描写现实的社会和人生，他方面从所描写的里面表现出作者的理想。其结果：社会和人生因之改善，因之进步，而造成新的社会和新的人生。这才是真正文学的效用。”——文学不只是反映社会和人生，而且要改进社会和人生，这样，就快把文学的效果提到它所应有的高度了。
但是文学怎样来发挥它的社会效果呢？沈雁冰在《大转变时期何时来呢？》一文中就积极主张提倡“激励民气的文艺”。他认为“文学不仅是供给烦闷的人们去解闷，逃避现实的人们去陶醉；文学是有激励人心的积极性的。尤其在我们这时代，我们希望能够担当唤醒民众而给他们力量的重大责任。”他又引巴比塞的话说：“和现实人生脱离关系的悬空的文学，现在已经成为死的东西；现代的活文学一定是附着于现实人生的，以促进眼前的人生为目的了。”
以上是沈雁冰个人对于文学的见解和主张，同时也是文学研究会大部分会员共同的见解和主张。这些主张是属于现实主义的，而且其中含有比较显著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他们继承和发展了五四时代文学革命的现实主义传统，认识了文学和时代的关系，把文学的思想内容和教育作用，看得非常重要。于是进一步以文艺为斗争的武器，暴露和抨击了旧的不合理的社会，在当时起了相当巨大的进步作用。不过他们虽然指出了文学和时代的关系，但没有认识到文学的阶级的本质，作家的创作是它的阶级存在的反映；他们虽然肯定了文学的社会效果，但没有指出文学在阶级斗争上所起的作用；他们批判了旧的不合理的社会，但是没有明确地指出新的光明的未来。所有这些，都是本时期还不可能得到解决的问题，须待下一个时期来解决的。
最后，我们还要叙述一下沈雁冰对于翻译和介绍西洋文学的见解。他在这方面的见解，同样是可以代表文学研究会大部分会员的见解的。他在《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一文中，关于西洋文学的介绍翻译，提出了两点意见：（一）介绍或翻译西洋作品，应该艺术与思想并重，而思想更应注意；因此，（二）介绍或翻译西洋文学应加选择，“如漫不经意的介绍过来，委实是太不经济的事”。这种见解，就在现在看来，也还是非常允当的。文学研究会的翻译工作做得很有成绩，给了中国新文学以良好影响，与这种正确慎重的对于翻译工作的见解是很有关系的。
二 创造社的主张
关于与文学研究会同时存在然而有着不同文学主张的创造社，向来都以为他们是主张“为艺术的艺术”，是提倡浪漫主义的文艺运动的；而对于浪漫主义，又仅从它的消极的、颓废的、逃避现实的一方面来理解。因此，对于创造社的主张和创作在当时所起的巨大作用，就未免估计得十分不够，甚至于有人认为创造社的主张浪漫主义，是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而创造社这个文学团体则是肯定地属于资产阶级性的(5)。这种看法，无疑问地，不是公允、正确的。
如果要对创造社的文学活动在现代文学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作一个正确的估计和分析，我想有三个问题首先得弄清楚。第一，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并不是什么互相排斥的两种水火不相容的文艺思想。浪漫主义有消极的和积极的区别，而积极的浪漫主义，在精神上则是与现实主义相通而且二者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高尔基说：“在浪漫主义中，我们必须区别出两个完全不同的倾向。一个是被动的浪漫主义——粉饰现实，努力使人与现实相妥协，或使人避开现实，在自己内心世界中作无益的躲匿，使人沉溺于‘人生命运之谜’、爱、死等思想中，把人牵引到不能用‘思辨’直观所能解决，而必须由科学来解决的谜里。积极的浪漫主义，则企图强固人们对生活的意志，在人们的心中，唤醒对现实及现实的一切压迫的反抗心。”他又说：“优秀的艺术家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常常结合在一起的。”(6)我们对于创造社所倡导的浪漫主义，就应该根据这样一个准则来考察和评述。第二，创造社的文学主张，并不是十分统一、一致的，即使是同一作家在同一时期所写的文章，甚至于在同一篇文章中，都有这种情况。他们一方面主张“艺术的本身无所谓目的”，但同时又强调文学的“时代的使命”；一方面认为文学上所应该追求的是“美”与“全”，同时又主张“艺术之社会的意义”；他们有时候难免露出一点逃避现实的思想，但更多的是对于不合理的现实的抗击和叛逆。这就说明了在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中，积极的、富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是其主要的一面，而这种浪漫主义的精神，则是植根于现实生活之上，而且服务于和推动了当时的正在迅速地发展着的革命运动的。第三，创造社的文学主张，有前后期的区别。萌芽于本时期的“革命文学”运动的口号，是后期创造社所提出的。这一方面是在党领导下愈来愈扩大的胜利的革命形势和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和鼓舞了这一群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但另一方面，也是前期创造社文学主张中的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胜利地进展着的革命现实中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我们对于创造社前期主张中的反抗的叛逆的精神和由它所发生的文学上和社会上的巨大影响，就不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并给以恰当而平允的评断。
一九二五年二月郭沫若在他的创作集——《塔》的前面，写下了如下几句话：
无情的生活一天一天地把我逼到了十字街头，象这样幻美的追寻，异乡的情趣，怀古的幽思，怕没有再来顾我的机会了。
啊，青春哟！我过往了的浪漫时期哟！我在这儿和你告别了！
我悔我把握你得太迟，离别你得太速，但我现在也无法挽留你了。
以后是炎炎的夏日当头。
这几句话，是郭沫若在他到宜兴去(7)调查了战绩，和惨酷的现实有了比较深入的接触以后所写下的，对于个人的青春的“浪漫时期”的诀别，虽然怀着低徊、怅恋的情绪，但也有着非常坚决的意志。同时，他后来在《郭沫若选集》的《自序》(8)中，也说：“我在一九二四年的春夏之交，便下了两个月的苦工夫，通过日本河上肇博士的著作《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来研究马克思主义。这书我把它翻译了。它对于我有很大的帮助，使我的思想分了质，而且定型化了。我自此以后便成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五年是郭沫若个人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同时也是整个创造社文学思想和文学主张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关键。关于“革命文学”的提出和开展，下节当作较详细的叙述，这里仅就早期创造社〈也就是一九二五年以前的创造社）的文学主张评叙一下。
早期创造社的重要文学论文，计有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成仿吾的《新文学之使命》、《艺术之社会的意义》、《写实主义与庸俗主义》，郁达夫的《艺术与国家》、《文学上的阶级斗争》等篇。我们现在就根据这几篇文章来谈。
在早期创造社的文学理论中是不是有着否认文艺是一种社会现象，把文艺看做是一种脱离社会生活的作家内心活动的表现这样一种主张呢？在上述几篇文章中，我们是可以找到这样的主张的。郭沫若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9)中就曾经讲到“艺术的本身是无所谓目的”，他说：“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诗人写出一篇诗，音乐家谱出一个曲，画家绘成一幅画，都是他们天才的自然流露：如一阵春风吹过池面所生的微波，是没有所谓目的。”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中也说：“文学上的创作，本来只要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又说：“如果我们把内心的要求作一切文学上创造的原动力，那么艺术与人生便两方都不能干涉我们，而我们的创作便可以不至为它们的奴隶。”还说：“文学既是我们内心的活动之一种，所以我们最好是把内心的自然的要求作它的原动力。”所有这些说法，都是认为文学仅仅是由作家的内心活动所产生的，都是作家天才的自然流露，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什么产生它的依据和根源，同时也没有别的什么目的和用途了。
此外，在上述的文章中，我们是不是可以找到这样的论调——一个作家除了追求艺术上的“美”与“全”，此外，便没有而且不应该有更高更大的职责和任务了呢？这样的论调，我们也是可以找到的。成仿吾在《新文学之使命》中说：“至少我觉得除去二切功利的打算，专求文学的全Perfection与美Beauty有值得我们终身从事的价值之可能性。而且一种美的文学，纵或它没有什么可以教我们，而它可给我们的美的快感与慰安，这些美的快感与慰安对于我们日常生活的更新的效果，我们是不能不承认的。……我们要追求文学的全！我们要实现文学的美！”郁达夫在《艺术与国家》中也说：“我虽不同唯美主义者那么持论的偏激，但我却承认美的追求是艺术的核心。自然的美，人体的美，人格的美，情感的美，或是抽象的悲壮的美，雄大的美，及其他一切美的情素，便是艺术的主要成分。”这些说法，也都是忽视了作品的最主要的东西——思想内容，而把它的艺术形式的“全”与“美”的价值强调到不应有的高度上来了。
所有这些，都说明了在早期创造社的文学主张中，是包含着“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在内的。这种主张，自然是错误的，而且显然地是受了欧美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文学思想的影响。但当时，创造社在中国提出这样的文学主张，不是没有它的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原因的：（一）当时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之下，而封建主义的压迫更为一般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深切地感觉到，因此，所谓伸张个性与本着内心的活动来从事创作，便成为他们最初的觉醒和要求，而这种觉醒和要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着反封建主义的意义和作用；（二）当时的中国，内战频仍，封建地主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的黑暗势力到处横行，弄得民不聊生，社会的精神道德，日趋堕落，真是一个所谓“丑化了的国家”，这般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一时没有找到正确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途径，于是想用艺术的力量来提高人们的精神，来“使个人的内在的生活美化”，所以“觉得要挽救我们中国，艺术的运动是决不可少的事情”(10)，这样，就不能不强调艺术的“全”与“美”了；（三）创造社的人们大半都是日本留学生，他们在国外所接触到的，差不多都是欧美资本主义的文学思想，自然受了很深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就不可能不带到自己的文学主张中来。
但是那时的中国社会，既没有为创造社的人们准备着“象牙之塔”，“他们依然是在社会的桎梏之下呻吟着的‘时代儿’”，党领导下的群众革命运动和日益广泛传播的马克思主义不能不给他们以深刻的影响和教育。所以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中，不能不更多地而且是更主要地“显示出他们对于时代和社会的热切的关心”(11)，显示出他们的积极的、反抗的浪漫主义精神。而这种精神是同时存在于上述几篇文章中的。
在成仿吾的《新文学之使命》一文中，除了“把内心的自然的要求”当作是文学的原动力和“追求艺术的‘全’与‘美’”这种“为艺术而艺术”的主张而外，他也曾这样提到文学与时代的关系，而且还强调了文学家应当有意识地去表现时代，应当担负起“一种重大的使命”。他说：
我们是时代潮流中的一泡。我们所创造出来的东西，自然免不了要有它的时代的彩色。然而我们不当止于无意识地为时代排演，我们要进而把住时代，有意识地将它表现出来。我们的时代，它的生活，它的思想，我们要用强有力的方法表现出来，使一般的人对于自己的生活也有一种回想的机会与评判的可能。所以我们第一对于现代负有一种重大的使命。
这样，文学就不仅是文学家“内心活动的结果”，不是“无所谓目的”，而是文学家应当有意识地以文艺来表现时代，使一般人从文艺作品的阅读中去回想和评判自己的生活。这是文学家的重大使命，同时也是他从事文学事业的重大目的。文学家应该怎样才能担负起这种使命、达到这种目的呢？成仿吾接着又说：
现代的生活，它的样式，它的内容，我们要取严肃的态度，加以精密的观察与公正的批评，对于它的不公的组织与因袭的罪恶，我们要加以严厉的声讨。
……一个文学家，爱慕之情要比人强，憎恶之心也要比人大。文学是时代的良心，文学家便应当是良心的战士，在我们这种良心病了的社会，文学家尤其是任重而道远。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弱肉强食，有强权无公理的时代，一个良心枯萎，廉耻丧尽的时代，一个竞于物利，冷酷残忍的时代，我们的社会的组织，既与这样的时代相宜，我们的教育又是虚有其表，所以文学家在这一方面的使命，不仅是重大，而且是独任的。我们要在冰冷而麻痹了的良心，吹起烘烘的炎火，招起摇摇的激震。
对于时代的虚伪与它的罪孽，我们要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我们要是真与善的勇士，犹如我们是美的传道者。
我们的时代已经被虚伪，罪孽与丑恶充斥了！生命已经在浊气之中窒息了！打破这现状是新文学家的天职！
成仿吾这几段文章，虽然没有找出时代的病根到底是什么（他说社会组织与时代相宜，而不知道那样的时代正是那样的社会组织所造成的），但他对于那个充斥着虚伪、罪孽与丑恶的时代，已经是深恶痛绝，而且大声疾呼，要以文艺的猛烈的炮火来轰击它了。这种主张，正是创造社文学主张的根本精神所在，我们无论如何不该忽视它的。在这几段话中，更重要的是，成仿吾指出来了两点：第一，反映现代的生活（包括它的样式和内容），一个文学家须要采取严肃的态度，对于生活应该“加以精密的观察与公正的批评”；第二，他指出了“文学是时代的良心”（这种说法当然是比较含混笼统的），而一个文学家应该有过人的鲜明的爱、憎。这样的主张，和文学研究会的主张，就没有根本的差异和距离了。
郭沫若在《文艺之社会的使命》中一方面认为艺术是作家“天才的流露”，但同时也认为“艺术有统一群众的感情使趋向于同一目标的能力”。在《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中，他更这样首先指出了中国人民当时的悲惨境遇：
中国的政治生涯几乎到了破产的地位。野兽般的武人之专横，没廉耻的政客之蠢动，贪婪的外来资本家之压迫，把我们中华民族的血泪排抑成黄河扬子江一样的赤流。
我们暴露于战乱的惨祸之下，我们受着资本主义这条毒龙的巨爪的蹂弄。我们渴望着平和，我们景慕着理想，我们喘求着生命之泉。
他说中国社会这样的现状，指给了文学家们两条道路：一条是“不染于污泥，遁隐山林，与自然为友而为人生之逃避者”；另一条是“彻底奋斗，做个赳赳的人生之战士，与丑恶的社会交绥”。前一条道路是根本不存在的，而他们的精神则教他们择取了后一条道路，而且“在目下浑沌之中，要先从破坏做起”，他们的精神也因之“为‘反抗’的烈火燃得透明”，而进发出下列有力的呼声来：
我们反抗资本主义的毒龙。
我们反抗不以个性为根底的既成道德。
我们反抗否定人生的一切既成宗教。
我们反抗藩篱人世的一切不合理的畛域。
我们反抗由上种种所派生出的文学上的情趣。
我们反抗盛容那种情趣的奴隶根性的文学。
我们的运动要在文学之中爆发出无产阶级的精神，精赤裸裸的人性。
我们的目的要以生命的炸弹来打破这毒龙的魔宫。
郭沫若这篇文章，是在一九二三年五月间写的，发表在《创造周报》第三期上。这是一篇非常重要的文章。我们试想，当时封建军阀的统治，是多么残暴、严酷；在那样的情况之下，发出如此激烈反抗的呼声，需要何等的勇气与毅力！而同时，又在当时的社会上发生了如何巨大深刻的影响！在同期的《创造周报》上，郁达夫还发表了《文学上的阶级斗争》一文，更“把对现实怀着的不满的心思，和对社会感得的热烈的反抗，都描写在纸上”了。这篇文章，虽然只是一些热情的、空洞的呼喊，而且其中还包含了许多不正确的观念，但他提起了研究马克思的学说，提起了伟大的俄国人已经创建了“庄严伟大的泊洛来塔利亚Proletariat的王国”，提起了“二十世纪的文学上的阶级斗争，几乎要同社会实际的阶级斗争取一致的行动”，而且，在文章的最后，还“学了马克斯和恩及耳思Engels的态度，大声疾呼的说”：
世界上受苦的无产阶级者，
在文学上社会上被压迫的同志，
凡对有权有产阶级的走狗对敌的文人，
我们大家不可不团结起来，
结成一个世界共同的阶级，百屈不挠的来实现我们的理想！
我确信“未来是我们的所有”。
郭沫若、郁达夫两人的文章，没有疑问，已经是后来“革命文学”运动倡导的前奏了。这样的对于社会和文学的认识和主张，正是创造社的积极的、反抗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发展所必然要达到的结果。这些文章，都是在一九二三年五月间所写的。这时候，中国工人阶级在自己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开展和坚持了对于反动统治阶级的英勇的斗争——“二七运动”，表示了工人阶级组织力量和革命积极性的迅速增长，因而也大大提高了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时代的暴风雨已经向这一群苦闷、彷徨然而富有反抗精神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们作着有力的召唤，而党也通过了《中国青年》上的许多重要论文对这些作家们指示了文学运动的正确的方向和途径。因此，创造社就逐渐地批判和扬弃了他们的消极的、颓废的、唯美主义的一面，而发扬了他们的积极的、创造的、反抗的精神，以至于要求文学艺术有意识地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服务。这在我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上说来，实在是一个可喜的重要进展。
三 “革命文学”的提出
从以上叙述中，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鲁迅也好，文学研究会也好，或者是创造社也好，在他们的文学主张中，革命文学思想的萌芽都已经在发生着了。一九二五年九月，创造社创办《洪水》半月刊，郭沫若在上面一连发表了几篇有关社会思想、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盲肠炎与资本主义》、《共产与共管》、《新国家的创造》等文），一九二六年三月《创造月刊》刊行，到了五月（第三期），郭沫若发表了《革命与文学》，同时在《洪水》（第十六期）上发表了《文艺家的觉悟》；接着成仿吾在《创造月刊》（第四期）上发表了《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响应和支持了郭沫若的主张。“革命文学”的口号，就正式地被提了出来。
与此同时，蒋光慈在《新青年》上发表过一篇《无产阶级革命与文化》，一九二五年在《觉悟》新年号上发表过《现代中国与革命文学》，并且在一九二四年办过一个《春雷周刊》，专门提倡革命文学。可见革命文学的提倡，这时已经是许多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们在时代暴风雨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启示之后共同的要求和主张了。
“革命文学”的提出，标志着我国新文学运动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进展。瞿秋白说：“新兴阶级的文艺思想，往往经过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作家的转变，而开始形成起来，然后逐渐的动员劳动民众和工人之中的新的力量，集中新的队伍，克服过去的‘因袭的重担’，同时，扩大同路人的阵线。……创造社的转变，太阳社的出现，只在这方面讲来，是有客观上的革命意义的。”(12)“革命文学”的口号提出来以后不久，北伐战争开始，很多作家都去参加实际的革命运动去了，没有展开讨论。“革命文学”形成为一种广泛的文艺运动，是下一个时期的事。
但是“革命文学”口号对当时的文学运动还是发生了深刻影响的。通过“革命文学”口号的提出，他们首先批判了早期创造社的脱离现实生活、强调个性自由、以及崇尚天才的不正确的文艺观点。郭沫若在《文艺家的觉悟》中说：“在现代的社会没有什么个性，没有什么自由好讲，讲什么个性，讲什么自由的人，可以说就是在替第三阶级说话。……你要主张你的个性，你要主张你的自由，那请你先把阻碍你的个性，阻碍你的自由的人打倒。而且你同时也要不阻碍别人的个性，不阻碍别人的自由，不然你就要被人打倒。象这样要人人能够彻底主张自己的个性，人人能够彻底主张自己的自由，这在有产的社会里面是不能办到的。那末，朋友，你既是有反抗精神的人，那自然会和我走在一道。我们只得暂时牺牲了自己的个性和自由去为大众人的个性和自由请命了。”在《革命与文学》中，他说：“大凡的人以为文学是天才的作品，所以能够转移社会。这样的话太神秘了，我是不敢附和的。”又说：“彻底的个人的自由，在现代的制度之下是追求不到的。你们不要以为多饮得两杯酒便是甚么浪漫的精神，多做得几句歪诗便是甚么天才的作者。”——郭沫若的这些话，虽然只是就当时文艺界一般不正确的倾向而言，实际上是把包括他个人在内的早期创造社的文艺思想一块儿批判了的。
其次，是“革命文学”这个口号，已经初步地具有了实际内容，而这个内容是由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学的特性所决定的。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说，“每逢革命的时期，在一个社会里面，至少是有两个阶级的对立。有两个阶级对立在这儿，一个要维持它素来的势力，一个要推翻它。在这样的时候，一个阶级当然有一个阶级的代言人，看你是站在那个阶级说话。你假如是站在压迫阶级的，你当然会反对革命；你假如是站在被压迫阶级的，你当然会赞成革命。你是反对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反革命的文学，是替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当然和革命不两立，当然也要被革命家轻视和否认的。你假如是赞成革命的人，那你做出来的文学或者你所欣赏’的文学，自然是革命的文学，是替被压迫阶级说话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自然会成为革命的前驱，自然会在革命时期产生黄金时代了。”又说：“为我们所要求的革命文学，其内容与形式是很明了的。凡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而且同时是反抗浪漫主义的便是革命文学。……无产阶级的理想要望革命文学家点醒出来，无产阶级的苦闷要望革命文学家实写出来。要这样才是我们现在所要求的真正的革命文学。”在《文艺家的觉悟》中，他更明白地说出了自己的主张：“我们现在所需要的文艺是站在第四阶级说话的文艺，这种文艺在形式上是写实主义的，在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在这几段话里，如仅仅说“表同情于无产阶级”，如对于浪漫主义的无区别的否定，自然是不正确的地方；但他到底是从文艺的阶级的本质来划分革命与反革命文艺的界限的，而且把当时所要求的革命文学的实际内容也初步地（当然还是笼统而概念地）提出来了。“形式上是写实主义”、“内容上是社会主义”，这也就是说革命文学应当是真实地、具体地反映现实生活，应当以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广大人民了。这种提法，一方面代表了一部分革命的文学作家们在大革命浪潮中最初的觉醒，同时也是我国从“五四”以来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向继续前进的新文学的一个重大发展。
革命文学既然包含了如此重要的内容，所以摆在作家面前的，就不能不是以工农大众为主要的对象和作家怎样参加工农兵的实际斗争生活的问题。这一问题，在一九二三年邓中夏等同志在《中国青年》上所发表的文章中，就开始被接触到了。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一文中，邓中夏就指出“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而秋士在《告研究文学的青年》中，更主张文学家们应该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更这样对青年们说：“你们要把自己的生活坚实起来，你们要把文艺的主潮认定！应该到兵间去，民间去，工厂间去，革命的漩涡中去，你们要晓得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我们的要求已经和世界的要求是一致，时代昭告着我们，我们努力着向前猛进！”——这里初步接触到的实质上就是为群众与如何为群众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他们仅仅是接触到了，正确解决的方法，在当时是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来的。就是到了下一个时期，这些问题也同样没有得到很好的合理解决。一直到一九四二年，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才在理论上解决了这些问题。
在提出革命文学的几篇文章中，除了不可能解决上述问题外，还对革命文学作了一些不正确的理解。例如郭沫若在《革命与文学》中说“文学的本质是始于感情终于感情的”，又认为文学作品之所以能够“转移社会”，是由于“人类的气质是各有不同的”，“文学家只是神经过敏的一种特殊的人物罢了”；又例如成仿吾在《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中说：“革命文学究不过在一般文学之外，多有一种特别有感动力的热情”，而且竟由此得出下列的公式来：（真挚的人生）+（审美的形式）+（热情）＝（永远的革命文学）。这些地方，都表明倡导初期对革命文学还存在着一些错误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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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载《小说月报》第12卷第1期。
(2) 见《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
(3) 见《文学研究会宣言》。
(4) 见《什么是文学》。
(5) 王丰园：《中国新文学运动述评》。
(6) 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载《文学论集》。
(7) 郭沫若有《到宜兴去》一文，载《水平线下》。
(8) 1950年10月作。
(9) 系1923年5月在上海大学的讲演词。
(10) 郭沫若：《文艺之社会的使命》。
(11) 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
(12)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