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党成立后的国内形势
本时期包括从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前的这一段时间。
从五四运动起，中国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便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把中国革命扩大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同时它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1)。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中一件无比重要的历史事实。它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的日益强盛与壮大，标志着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革命要求的日益迫切，同时也标志着中国革命形势的更新更高的发展。它在中国社会各方面都引起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本时期的文学运动，在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承继了五四运动时期的革命传统，一方面反映了这个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同时也在一定程度内推动和加速了这个变化。本时期的文学运动是较之五四运动时期更为扩大和深入了。
党成立后国内形势的发展是这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国家又卷土重来，重新对中国进行了比战前更为疯狂的掠夺；特别是美、英、日三帝国主义更把中国当成了角逐、宰割的对象。它们各自在中国利用一部分封建军阀作为它们的爪牙，进行频仍不已的内战，以遂其掠夺和宰割中国人民的野蛮血腥的企图。于是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的劳动人民——日益陷于水深火热的生活之中。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工人阶级在五四运动中得到政治斗争的锻炼与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已经形成了一支强大的觉醒了的独立政治力量。在本时期的开始，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以后，中国工人阶级更其英勇坚强地领导着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把中国的革命形势推向了更高更新的阶段。一九二二年香港海员大罢工揭开了中国工人阶级反帝斗争的新的一页。一九二三年的“二七运动”，更是中国工人阶级反帝反军阀的伟大政治运动。在“二七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显示了它的最先进、最革命的阶级特性，而且从此走上了世界的政治舞台。一九二四年，在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很快地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一九二五年五卅惨案发生，在全国各地激起了反帝反军阀的汹涌怒潮，为一九二六年的北伐战争奠下了胜利的基础。但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不敢依靠正在兴起的工农群众，对国民党中的地主分子和资产阶级分子采取了妥协让步的方法，以致反动力量日益猖狂。一九二七年四月，中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背叛革命，大举屠杀革命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中国革命受到了第一次大挫折，而转入到一个更艰苦、更深入地发展的新的阶段。——这是本时期革命形势发展的大概情形。
根据以上简略的叙述，我们明白了以下几点：（一）第一次大战后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互相勾结的结果，造成了中国社会空前的混乱局面，中国人民的生活日益加深地陷入贫困和饥饿的状态，因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也更加强烈、更加迫切了；（二）自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革命因为有了英明正确的领导，发展得特别迅速；党成立后所订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政纲，是以工人和农民为骨干的，而在本时期的最初，则是主要地由工人阶级以自己的英勇行动来唤醒和领导着广大的人民；（三）党建立了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军阀的统一战线，这个统一战线具体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领导下的中国国民党的合作。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各地群众运动蓬勃开展的结果，所以北伐战争能够取得胜利；但是由于陈独秀的错误领导和蒋介石的阴谋叛变、篡夺革命果实，所以中国革命才受到第一次的挫折，而转到另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二 本时期文学运动的特点
本时期的文学运动反映了它所由产生的社会基础，打上了时代的深刻烙印，它较之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有着更新的发展和特点。
首先，我们所应该注意到的，是这时期的文学运动，已不同于五四运动时期的文学运动：它不但是受到广泛意义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和领导，而且受到了具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和领导了。党在成立后不久，就开始注意到整十革命事业中有机组成部分的文学事业，要求革命的文学事业为革命的政治运动服务。几位早期的共产党人如瞿秋白、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在《中国青年》(2)上对当时的文学工作者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意见和号召。对于当时日益扩张和深入着的文学运动，这些意见和号召起了重要的作用，对于后来“革命文学”的提出和展开无疑地也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贡献于新诗人之前》（《中国青年》第十期）一文中，邓中夏提出了他的关于文学的见解和主张。他说：
我们承认人们是有感情的动物。我们承认革命固是因生活压迫而不能不起的经济的政治的奋斗，但是儆醒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自觉，和鼓吹人们使他们有革命的勇气，却不能不首先要激动他们的感情。激动感情的方法，或仗演说，或仗论文，然而文学却是最有效用的工具。
这种对于文学的看法和对于文学为革命服务的要求，是从科学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出发的。他们认识到：在阶级社会里，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某一社会集团和阶级为某种理想和生活方式而进行斗争的特殊手段和工具。因此，他们要求文学成为为革命服务的有效工具。他们主张诗人和作家必须担负起如下的创作任务：“第一，须多做能表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第二，须多作描写社会实际生活的作品”；“第三，新诗人须从事革命的实际活动”。他们批判了当时流行的“为艺术而艺术”和“为人生而艺术”的两种不同的文学主张（自然对于这两种主张的批判是不同程度的），指出了“少数遨游于高山流水之间，或躺在沙发上，闭着眼睛讴歌爱和美”，或者“有意于解决社会问题”，但很少反映“中国现在这种说不出的痛苦，难堪的人生”的诗人和作家们的不正确的创作倾向(3)。他们反对象八股一样无用的，不能激发国民精神以有助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运动的文学，公开地宣称：“现在的新文学若是能激发国民的精神，使他们从事于民族独立与民主革命的运动，自然应当受一般人的尊敬；倘若这种文学终不过如八股一样无用，或者还要生些更坏的影响，我们正不必问它有什么文学上的价值，我们应当象反对八股一样地反对它。”(4)他们主张以工、农、兵的利益为基础结成文艺界的统一战线。他们认为：“现在还没有进煤窑的文学家”，“是文学家的耻辱”。他们指出：“‘雅人’是真文学家的仇敌，真俗人才是真文学家”(5)。他们要求青年作家们“诚心去寻实际运动的路径，脚踏实地一步一步走下去”(6)，在实际运动中“去涵养自己的人格和思想”(7)。
本时期的文学运动，应该说就是在这种初步的马克思主义文学主张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展开和深入的。对于当时从事新文学运动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这些文章曾经发生过深刻的影响。文学研究会的主持人沈雁冰在这些文章发表后不久，就写过《读代英的八股》一文(8)，而创造社在这时所写的比较重要的论文（如郭沫若的《我们的文学新运动》），也分明地呈现着这种影响的痕印。当时许多爱好文艺的青年受到了这样的启示和号召，也通过不同的途径渐渐地走到革命的道路上来。而“革命文学”思想的萌芽，始于一九二三年，固然还有着其他更重要的原因，但与早期共产党人所提出来的这些文学主张应该是有密切关系的。
其次，我们应该注意到的是，新文学运动发展到了本时期，它的阵营发生了一次分化。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五四运动时期的新文学运动是一次统一战线的运动。这个统一战线是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的。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卷土重来”后的加紧侵略与国内封建军阀的疯狂内战，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痛和贫困，也加强了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要求，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日益复杂和尖锐起来，于是这个统一战线，到本时期开始，就势所必然地发生了第一次分化。
分化的情况是这样的：
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学阵营中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革命知识分子，到了本时期，差不多都已成为实际革命运动的领导者了，他们较之前一个时期是更为进步和更加革命化了。他们之中只有少数的人还兼顾到文学运动方面，例如瞿秋白和上面提到的邓中夏、恽代英等。
作为运动右翼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本时期，因为运动日益深化，斗争日益尖锐，大部分都与敌人妥协，作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们的可耻的辩护者了。例如胡适一面主张“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和介绍；另外又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想把青年们拉往故纸堆中去。又例如《西滢闲话》的作者陈源表面上装出和平中正的样子，实际跟在国内外的主子后面，对于进步力量作种种可耻的污蔑。又例如“诗人”徐志摩则干脆认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是猜忌与分裂的现象”，对中国人民的反帝运动极尽污蔑破坏的能事。这些人到了本时期，事实上都成了中国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成了新文学运动中的反动和后退的力量了。
本时期坚持新文学运动，在不同的战斗道路上继续前进的，主要地是许多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这些作家在这样一个充满苦痛和灾难的时代里感到苦闷和不安，但党成立后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群众运动的蓬勃展开，也给了他们以很大的激励和鼓舞。他们不肯投靠污浊黑暗的旧势力，他们的革命要求是很强烈的，各自在不同的道路上，一面战斗，一面前进。他们有的主张艺术是为人生的，作家应该着眼社会的病苦，应该描写社会的黑暗，同情被压迫的人物；有的“本着内心的要求”，在作品里诉说着自己和广大人民的不幸和苦痛。他们的主张虽然不同，但是同样地坚持了新文学，发展了新文学，并以文艺为战斗武器，攻击了旧社会的黑暗统治。而在最后，这些不同的见解和主张终于统一到“革命文学”的共同要求上来。没有疑问，他们在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方面，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提倡方面，是立下了不小功劳的。
最后，我们还可以看到，本时期的新文学运动，在文学思想斗争方面，较之五四运动时期也有了显著的不同和发展，它已经不只是与封建复古主义者作斗争，而是有着更深刻更丰富的内容了。
封建复古主义者并未放弃他们对于封建文学的保卫工作。继林琴南和“学衡派”之后，封建势力在文化上的代表章士钊（他那时是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在一九二五年创办了《甲寅周刊》，集中力量反对新文学。虽然这时候白话文的地位已经完全确定，文言白话之争事实上已近尾声，但是打倒《甲寅周刊》“这只拦路虎”的工作仍然是必要的，因为它不只是一个有关文字形式的论争，而是有着与封建势力作斗争的重要意义的。这是斗争的一个方面。
此外，与洋奴买办文化思想作斗争，也是本时期文学思想斗争的一个重要方面。鲁迅与“现代评论派”的斗争，就是属于这一种性质的。“鲁迅当时反对这些欧化绅士的战斗，虽然隐蔽在个别的甚至私人的问题之下，然而这种战斗的原则上的意义，越到后来就越发明显了。统治者不能够完全只靠大炮机关枪，一定需要某种‘意识代表’。这些代表们的虚伪和戏法是无穷的。暴露这些‘做戏的虚无主义者’，也就必须有持久的韧性的斗争。”(9)这是斗争的另一个方面。
还有在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作家和团体中，也有着比较持久的争论。这主要是创造社与文学研究会的论争。论争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门户私见，但也代表着各种不同文艺思想的斗争，主要的是“为人生而艺术”的文艺思想与“为艺术而艺术”的文艺思想之间的斗争。这两种文艺思想虽然在当时都有其产生的社会基础，但苦难的中国既没有所谓的“象牙之塔”，则专求文学上的“美”与“全”，也就成为不可能的事实了。这种论争，正反映了当时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对于时代的感受及其对于文学的不同理解。到了一九二六年，创造社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彼此间仍然不免有着纷歧的意见。这又是本时期文学思想斗争的第三个方面。
总观本时期的新文学运动，可分前后两期：在五卅运动以前是摸索前进的时期；在五卅运动以后，因为党所领导的群众运动与革命浪潮的激荡，许多重要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等都先后参加了革命行列，到了一九二六年，郭沫若发表了《革命与文学》一文，“革命文学”的思想才由萌芽状态而逐渐普遍起来。我们的新文学运动也就开始向下一个时期——“左翼十年”时期——进军了。
三 本时期的文学团体
在五四运动时期，没有纯粹文艺性质的团体，也没有纯粹文艺性质的刊物。即以《新青年》而论，它那时自然是新文学运动的主要阵地，但它究竟是一个综合性的刊物，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很少是专门从事文学工作的。到了本时期，情形就显著地不同了：文学社团逐渐多了起来，文艺刊物象雨后春笋一般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了，新文学创作和翻译书籍的出版也日渐增多了。据统计；这时在全国范围内，大大小小的文艺团体先后共计有一百多个；出版的文艺刊物，大小包括在内，约在三百种以上；创作和翻译的单行本也约在千种以上。我们可以从这一点看出当时新文学运动发展的情况来。
下面简略地介绍一下当时几个比较著名的文学团体：
在本时期，承继着《新青年》的战斗传统，第一个出现的文学团体是文学研究会。该会以一九二一年一月正式成立于北京。发起人有沈雁冰、郑振铎、叶绍钧、朱希祖、耿济之、瞿世英、王统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十二人。一九二一年文学研究会接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10)，由沈雁冰（茅盾）主编。这个已有十几年历史的刊物，这时才得到了全部的革新。同年五月，由沈雁冰、叶圣陶、谢六逸、郑振铎等成立上海分会，并发行《文学旬刊》，最初附在《时事新报》上，自八十一期起改为周刊，半独立发行，但仍附于《时事新报》上。自一百七十二期起（一九二五年五月）收归独立发行，由开明书局出版。第八卷起，改在远东书店刊行。第九卷起，再独立发行，一直出到九卷四号。一共出了四百多期。此外还有《诗刊》一种，于一九二二年一月一日创刊，主持人是朱自清、郑振铎、叶绍钧、俞平伯、刘延陵等，由中华书局出版。出到二卷二期（一九二三年五月）停刊。文学研究会的工作，除发刊定期刊物外，还编印了文学丛书。在新文学运动上的影响很大。单就翻译言，他们翻译了俄国、法国及北欧的名著，介绍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高尔基、安特列夫、易卜生以及莫泊桑等人的作品。这些给与当时和后来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
在本时期，有着与文学研究会不同的文艺主张，给与了当时文艺界和青年知识分子以巨大影响的是创造社。该社在一九二一年夏天成立，主持人是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郑伯奇、陶晶孙、田汉等。先在泰东书局出版《创造社丛书》(11)。一九二二年五月一日出版《创造季刊》（一九二四年一月停刊）。一九二三年五月出版《创造周报》（一九二四年五月停刊）。同年七月又在《中华新报》上出《创造日》，一共出了一百期。一九二五年，创造社主持人纷纷南下，参加革命行列。一九二六年春郁达夫回上海，又主编《创造月刊》，提倡“革命文学”，这已是创造社的后期了。一九二九年二月创造社被国民党查封。创造社的人们以后大半都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有了更远大的发展。
语丝社、未名社和莽原社都是由鲁迅所领导或支持的文学团体。语丝社于一九二四年成立，出版《语丝周刊》，撰稿人除鲁迅外，尚有钱玄同、刘半农等。作者的意见和态度各不相同，但他们要“催促新的产生，对于有害于新的旧物，则竭力加以排击”(12)的态度却是相同的。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语丝社的人们因为革命暴风雨的呼唤，有的更加猛勇前进（如鲁迅），有的却躲避畏缩，成了时代的绊脚石了（如周作人）。未名社是因鲁迅所主编的《未名丛刊》而得名的。一九二四年鲁迅为北新书局主编两种丛书：一为《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为《未名丛刊》，专收翻译。《未名丛刊》后由韦素园、李霁野、曹靖华等接办，未名社就是这样成立的。鲁迅在《忆韦素园君》(13)一文中说：“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未名社在鲁迅的领导下，翻译和出版了许多俄国和苏联的文学书籍，给与了中国新文学以巨大影响。莽原社是一九二五年四月成立的，出版《莽原周刊》，附于《京报》印行，由第五期起，改为半月刊，由未名社印行。《莽原》作者有韦素园、李霁野、韦丛芜、高长虹、尚钺等。一九二六年鲁迅因受北洋政府迫害离京，《莽原》遂停刊。后来高长虹等另组狂飙社，以“超人”自居，宣传尼采思想，提倡“狂飙运动”，并且攻击鲁迅，但不久也就没有声息了。
在戏剧运动方面，本时期成立的团体发生较大影响的，有民众戏剧社。该社于一九二一年五月由沈雁冰、郑振铎、陈大悲、欧阳予倩、汪仲贤、熊佛西等十三人发起组织。在宣言中这样说明他们的主张和态度：“当看戏是消闲的时代现在已经过去了。戏院在现代社会中确是占着重要的地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一个轮子，又是搜寻社会病根的X光镜；他又是一块正直无私的反射镜，一国人民程度的高低，也赤裸裸地在这面大镜子里反照出来，不得一毫遁形。这种样的戏院正是中国目前所未曾有，而我们不量能力薄弱，想努力创造的。”他们出有一种月刊——《戏剧》(14)，一共出了十期，介绍新的戏剧理论和艺术，对我国戏剧运动的开展，起过比较大的推动作用。
本时期的文艺团体很多，上面所举出的仅仅是几个有过比较重大影响的，其余的我们便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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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
(2) 当时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机关刊物，由恽代英主编。
(3) 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载《中国青年》1923年11月第5期。
(4) 恽代英：《八股》，载《中国青年》1923年12月第8期。
(5) 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载《中国青年》1923年11月第5期。
(6) 秋士：《告研究文学的青年》，载《中国青年》1923年11月第5期。
(7) 远定：《诗人与诗》，载《中国青年》1924年2月第17期。
(8) 《文学周报》第101期。
(9)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10) 《小说月报》创刊于1909年（清宣统二年），1921年革新（自十二卷起），卷首有《革新宣言》。十二卷起由沈雁冰主编，十四卷起由郑振铎主编。至1932年，因“一二八”事变停刊。
(11) 共收四个集子：郭沫若的《女神》、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郑伯奇翻译的《鲁森堡之一夜》。
(12) 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载《三闲集》。
(13) 载《且介亭杂文》。
(14) 1921年创刊，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