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章讲“生活和美”时已经涉及到作品的思想性和作品的美的关系。如李煜的《浪淘沙》，我们认为它不能引起我们去欣赏它，虽然我们知道它的艺术手段相当强。这个例子应该能够说明思想是第一义，首先是作品的思想性决定作品的美。我们在现在这一章里着重谈作品的思想性的问题。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极其具体的问题，是美的阶级性的问题。即如伟大的诗人杜甫，在他的有些诗里也很容易流露出他的阶级偏见，对古代的杜甫说这是很自然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凡属有阶级偏见的地方就减损了作品所引起的美感。我们且读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俄倾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霑湿何由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我们对杜甫的这首诗是欣赏的，它所表现的杜甫要拿“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的感情极真实，就是他同情于穷苦的知识分子。然而杜甫的阶级偏见从诗里也确实表现出来了，他对“南村群童”的愤怒未免太大，这些孩子很像是农村贫家的孩子，杜甫为什么一定要骂他们“忍能对面为盗贼”呢？这里的“盗贼”二字应该批判。可能杜甫当时的境况很狼狈，风把他的茅屋破了，一个穷书生，手足无所措，认为孩子们欺负他，所以说他们“忍能”，失掉了他本来能够有的“堂前扑枣任西邻”、“不为困穷宁有此”的胸怀。这首诗的“盗贼”二字我们一望而知杜甫是迁怒于小孩，问题还不算大，到了像这样的诗：“前年渝州杀刺史，今年开州杀刺史，群盗相随剧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我们读了一定要引起思考，不能为杜诗的艺术力所迷惑住了。这首诗的艺术力确实相当强，尤其是第四句，我们不能不这样想。这首诗的“群盗”指的是什么？杜甫有一首《喜雨》的诗，末两句是：“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吴越！”原注云：“时闻浙右多盗贼”。这所谓“盗贼”指的是台州袁晁起义。那么“群盗相随剧虎狼”的“群盗”也很可能不是“盗”，这首诗的表现方法就难免不是诗人的阶级偏见所产生的夸张法。总之这样的诗，它的艺术力量是大的，因为它的思想性有疑问，它对我们所引起的美感也就带一个问号，我们不会受它的鼓动。就如现代鲁迅的小说，因为它属于批判现实主义的范畴，它所引起我们的美感也因其思想性的局限而受了一定的限制，《祝福》是一个显著的例子。《祝福》的主人公祥林嫂，她前后两次的夫家都是农民，最后一次“大伯来收屋，又赶她”，这是当时农村里可能有的事情，但不属于中国社会本质方面的问题，这样写，显得祥林嫂的死由和她的夫家更有直接关系，也就是和劳动人民有直接关系，那么《祝福》的反封建的对象就不明确了。我们对《祝福》的主题发生了疑问，它的美感作用当然就相对地减少了。作品的美感作用和它的教育作用是分不开的，它对我们起的教育作用不大，就一定是它在思想性方面存在着问题，当我们接触它时，它首先就引起我们用理智去分析它，它的艺术性虽强，而其感染力也就松弛了。反之，如果作品对我们有了强烈的教育效果，首先必是我们感到它美，美感吸引了我们，我们不暇去分析它所包含的思想，我们在它面前如饥者之于食，渴者之于饮，所以然当然是它满足了我们精神上的要求，是它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内容是它的思想性。这样对美的欣赏过程，可以肯定没有例外，所以思想是作品的灵魂。我们要进一步研究思想的标准是什么。辩证唯物主义提出了客观的标准。
我们要把思想的标准说明白，也就是说，什么叫做客观的标准。
毛泽东同志告诉我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同志又说：“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这是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生动的说明。到今天，在我们中国，因为事实摆在面前，知识分子又都经过思想改造，原来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现在则地主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进入灭亡的阶段了，谁有觉悟谁就争取做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那么历史的主人是谁呢？是劳动人民，古代只有农民阶级，现代有无产阶级。辩证法又指出了“同一性”的规律，“假如没有和它作对的矛盾的一方，它自己这一方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没有地主，就没有佃农；没有佃农，也就没有地主。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无产阶级；没有无产阶级，也就没有资产阶级。”这叫做同一性。由同一性就说明了阶级斗争的规律。所以阶级斗争是一部文明史。文学艺术是社会现实的反映，虽然在辩证唯物主义出现以前，作家总带有主观性，也就是剥削阶级的偏见，在一定的条件下还是能反映真实的，真实是必然会被反映的，像杜甫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便反映得很好。一部《水浒传》，金圣叹也看出来了，在贯华堂本第十八回前面他批道：“何涛领五五〔百〕官兵、五百公人，而写来恰似深秋败叶，聚散无力；晁盖等不过五人，再引十数个打鱼人，而写来便如千军万马，奔腾驰骤”。对避罪在逃的武行者又这样批（贯华堂本第三十一回）：“写武松到处有人拜门生，可谓荣华之极”，“官司榜文，有如无物”。这就表现了两件事，一是《水浒》的真实性，人民的力量胜过官军；一是《水浒》的倾向性，歌颂人民。这就是从文学艺术的具体作品反映了阶级斗争，反映了作家对待人民的态度。像这样的作品就是富有人民性的作品，就是表现了进步思想的作品，一般叫做现实主义的作品，而它的手法，如《水浒》，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浪漫主义的。关于“人民性”的概念，又必须有具体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比如《红楼梦》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它在它的时代里起了很好的反对封建主义的作用，无论在男女问题上，父子关系上，仆婢制度上，科举制度上，宗教迷信上，官僚制度上，都表现了作者的民主主义的思想，这就符合了它的历史使命，它对“人民性”三个字豪〔毫〕无愧色，它的进步意义是极大的。我们不能因为《红楼梦》对农民的描写反映了它的作者的反封建思想是属于资产阶级反封建的范畴就贬低它的价值。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我们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提出衡量作品的思想性的客观标准，就是科学的标准。所谓具有进步的思想的作品，必是它表现了人民性，必是它在具体的历史时期反映了新兴的事物。
在对待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时，我们也决没有成见，但必须指出，民间文学的悲剧有不妥协性，如《孔雀东南飞》的两个少年男女，作家的悲剧人物如贾宝玉就表现了生活的依赖性，这反映了群众比个人有力量。又如《陌上桑》的喜剧风格可以说是健康的，罗敷这个人物写得很天真，表现了群众创作的美，而辛延年的《羽林郎》则文人的“温柔敦厚”气甚重，其实就是没有反抗性，——在剥削阶级文人的思想意识里，根本不存在“反抗”的意义，胡姬口里一面说“爱后妇”，一面说“重前夫”，正是作者的“理想”。今天有的说诗者硬说胡姬“表示出阶级敌意”，是离开诗的形象附会其说。
同是知识分子的作家，同是美，必须分别其思想性的差异。拿杜甫和庾信比较，最有意义。庾信的美是容易动人的，所以杜甫说：“庾信平生最萧瑟，暮年诗赋动江关。”杜甫又爱好庾信的“清新”，所谓“清新庾开府”。杜甫的诗也有“清新”和“萧瑟”的地方，特别表现在秦州诗方面，是杜甫学习了庾信的风格。但两人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有战斗性的差异。对同样的山川，庾信的美是：“关山则风月凄怆，陇水则肝肠断绝。”“于时瓦解冰泮，风飞电〔雹〕散。浑然千里，淄渑一乱。雪暗如沙，冰横似岸。逢赴洛之陆机，见离家之王粲，莫不闻陇水而掩泣，向关山而长叹。”这就是杜甫所说的“清新”，所说的“萧瑟”。然而庾信在他所处的环境面前是低了头的，用他自己的话：“不暴骨于龙门，终低头于马坂。”杜甫的美则是：“磨刀‘呜咽’水，水赤刃伤手！欲轻‘肠断’声，心绪乱已久！丈夫誓许国，愤惋复何有？功名图麒麟，战骨当速朽！”他的词汇是“战骨”。他不记得陆机，他不记得王粲，他的形象是一个士兵在陇水磨刀。下面我们抄他的《秦州杂诗》三首：
南使宜天马，由来万匹强，浮云连阵没，秋草偏山长。
闻说真龙种，仍残老驌驦。哀呜〔鸣〕思战斗，迥立向苍苍。
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当关。
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烟尘一长望，衰飒正摧颜。
闻道寻源使，从天此路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
一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
这些诗也是清新，也是萧瑟，然而诗人是“哀呜〔鸣〕思战斗”，是“老驌驦”跋涉于中国的边境上，把他的爱国之思唱成了千秋绝调。确乎只有庾信暮年诗赋可以和杜甫的这些律诗比风格。然而读庾信文章容易迷失方向，杜诗则给人以警惕，而且要人总是向着光明望。没有杜甫的美，就不好批评庾信的美，批评得不公平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有了庾信的美，又最容易说明杜甫的美，否则现实主义的美就没有了对照似的。庾信的美的消极作用，在于一方面他明明是说他“肝肠断绝”，而一方面他又实在是写得风景迷人，如他写关外的寒冷，用典故来大逞其想像，“龟言此地之寒、鹤讶今年之雪”，这就描写成了童话般的美丽，而且豪〔毫〕无政治标准，简直有一种精神上的胜利法。他说着“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实在他忘了忧，他是“鸟多闲暇，花随四时。”我们说读庾信的文章容易迷失方向就指此。杜诗的“无风云出塞，不夜月当关”，诗人写其所见，等如在国防前线站岗的士兵之所见，所以接着就是“属国归何晚，楼兰斩未还。”杜诗之美足以惊天地而泣鬼神！“牵牛去几许，宛马至今来”，这不很像庾信的修辞法吗？然而杜甫是现实主义的，他反映了他的时代，在国家民族的命运面前表现他是一个主人翁，他接着就写：“一望幽燕隔，何时郡国开。东征健儿尽，羌笛暮吹哀。”
陶渊明当然是一位大家。他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以饱满的哲学思想濡着诗人的笔的第一个人。但陶渊明表现了很大的局限性，他的局限性在于他脱离政治，在于他的哲学思想是形而上学的。在今天看来，陶诗的美显然为陶渊明的思想的局限性驱逐到读者的意识范围以外去了。为什么说陶渊明的哲学思想是形而上学的？陶渊明自己说了：“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他就是追求抽象的“有道”。他的耕田就和佛教徒的乞食一样，不能不这样做，目的是“归有道”。他的《挽歌诗》第三首就是他对他自己“归有道”的写照：“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四面无人居，高坟正蕉峣。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旧日说诗者这样认识陶渊明挽歌的价值：“其于昼夜之道，了然如此。古之圣贤唯孔子、曾子能之，见于曳杖之歌、易箦之言。”以孔子、曾子来和陶渊明相比，是很对的，陶渊明的挽歌于庄子哲学的气氛之外就是孔子的“礼”，主要是后者，“他人亦已歌”一句就是根据“礼”来的，所谓“里有殡，不巷歌。”他想像人生应该是这样合乎“礼”的了，“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而生者之中，“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这也叫做“哀而不伤”。陶渊明的挽歌就是他的“人生归有道”的注脚。我们从陶渊明的一生没有看出他的政治斗争，他的诗里对当时的政治没有表现他的具体意见，当刘裕伐后秦破长安的时候，他有《赠羊长史》衔使秦川的诗，他只是讲些抽象的道理，说什么“愚生三季后，慨然念黄虞。得知千载上，正赖古人书。”这样就是书呆子，脱离了当时的政治。在和他时代相近的鲍照的诗里还有“岁暮并赋讫，程课相追寻。田租送函谷，兽藁输上林。河渭冰未开，关陇雪正深。笞击官有罚，阿〔呵〕辱吏见侵”的反映，就这个现实主义的意义说，陶诗却是空白。而所有陶诗又都是写了个人的具体生活的，思想感情极真实，我们不能不承认他是第一流的美。然而陶渊明的思想有极大的局限性，因之他的作品的美到今天和我们就很生疏了。即如我们所引的他的挽歌诗，从抽象的儒家思想来说，这首挽歌的美的价值极大，是形象思维的范本，从严格的现实主义的原则说，它却比不上陆游《示儿》的美，陆游的《示儿》到今天还是足以鼓动人心的，他嘱他的儿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陶渊明《挽歌诗》第二首也写到家祭，他是这样写的：“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一朝出门去，归来良未央。”这说明他死了还是一位隐士的灵魂，他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呢？难怪他自己说：“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的思想今天就不能引起我们的共鸣，我们对于陶诗的美当然也就归于淡漠了。
那么我们对于作品的思想性的要求是不是太严格了呢？我们对于作品的思想性的要求是根据我们前面所讲的思想的标准来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科学的标准，客观的标准，体现在文学艺术上是一般所提出的现实主义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之下，对具体时代具体作家具体作品又要作具体分析，所以我们对庾信的美的消极性的评价是公正的，把他和杜甫比较，是根据了一定的条件的；依照旧日的批评标准，陶诗和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叫做“双绝”，今日就要减色，陶渊明的诗比起鲍照的诗来就显得缺乏现实性，根据历史主义的原则，应该如此分析。我们在前一章讲“生活和美”时，曾举了反映隐居生活的诗、别情诗、山水诗、边塞诗等四类，根据历史主义的原则，我们应该承认这四类诗的美，对它们的思想性不作苛刻的指摘，这样也正是不违背一般所提出的现实主义的原则，倒是符合现实主义的原则的。现在讲作品的思想性和作品的美，就要根据大家公认的现实主义的标准，对作品的思想性作具体的分析，不发生严格不严格的问题。
同时，我们分析作品的美，倒是不能降低艺术标准。如有名的新民歌《我来了》：“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这首诗的气魄确实好，但它缺乏形象性，它抒情而无抒情的背景，用旧话说它不是即景生情。抒情诗的美都是情和景分不开，有景而无情不可，有情而无景亦不能产生效果。今天的《我来了》和古代的《击壤歌》倒很相似，从艺术形象性方面说。我们读《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它也是有情而无景的，虽然它指出了许多的具体事物。
确立了作品的思想性的标准，又不降低我们对艺术的标准，然后是一个什么局面呢？将见美的天地非常之广，古今可以同日而语，而我们又总是跨过前人的。比如我们读毛泽东同志咏北戴河的词：“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这是如何博大的胸怀，它令我们记起孔丘的抒情的话：“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欤而谁欤？”这两番的语言都表示人最同人亲近，所以毛泽东同志临沧海而怅望，孔子对原野而兴嗟。毛泽东同志的词在下面说：“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这又令我们发深省，这是表现我们今天的社会是革了命的，人民大众翻了身，和孔夫子“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的思想有质的差异。同样的对比更见于毛泽东同志写游泳的词，古代孔子川上之叹，何碍于我们今天的美呢？“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我们今天的天地非常之广。
在这一章里最后我们谈一个问题，作品所反映的作者的立场对作品的美有极大的关系，作品的思想性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作者的立场。比如《水浒》人物，李逵的形象无论如何是美的，他的立场光明，虽然他的有些行动我们可以不同意。他劈死“小衙内”，一个小孩，为什么要遭你的大斧呢？我们不同意。当朱仝问他：“小衙内在何处？”“李逵道：‘被我把些麻叶抹在口里，直拕出城来。如今睡在林子里，你且请去看。’朱仝乘着月色明朗，迳抢入林子里寻时，只见头劈做两半个，已死在那里。当时朱仝心下大怒，奔出林子来，早不见了三个人。四下里望时，只见黑旋风远远地拍着双斧叫道：‘来，来，来，和你斗二三十合！’”这确实是真实的李逵的形象，出在他口里的话，和平日“江州杀人”的李逵也很有不同，“被我把些麻叶抹在口里，直拕出城来。如今睡在林子里，你且请去看。”这很像古希腊的神话，没有恐怖气氛。“话说当下朱仝对众人说道：‘若要我上山时，你只杀了黑旋风，与我出了这口气，我便罢。’李逵听了，大怒道：‘教你咬我鸟！晁、宋二位哥哥将令，干我屁事。’”谁不承认这个形象美？作者和李逵是站在一个立场上，是人民的立场，所以写起来光明正大，虽然李逵这一行动我们可以不同意。在“黑旋风沂岭杀四虎”那一回，老虎吃了他的母亲，“四下里看时，寻不见娘。”“寻到一处大洞口，只见两个小虎儿在那里舐一条人腿。李逵心里忖道：‘我从梁山泊归来，特为老娘来取他。千辛万苦，背到这里，却把来与你吃了！那鸟大虫拖着这条人腿，不是我娘的是谁的？’”真是英雄的话语，美丽的性格。关于“小衙内”而回答朱仝的话，同样是英雄的话语，美丽的性格。《水浒传》凡写李逵的地方，都表现作者的立场的正确，极力要把这个英雄人物写得真实，因之能感动我们。若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上，就容易以“人道主义”来排斥《水浒》了。我们再研究“母夜叉孟州道卖人肉”这一回，这一回充满了人情气氛，没有丝毫的恐怖气氛，应该和希腊神话比美，因为希腊神话以写恐怖而并不恐怖著称。而《水浒》特有《水浒》的光明正大的人民立场。好比“人肉作坊”这个名词，“人肉作坊”里究竟死了谁呢？其实没有谁。就我们所知道的，鲁智深在那里经过一回，“正要动手开剥，小人恰好归来，见他那条禅杖非俗，却慌忙把解药救起来，结拜为兄。”这当然是浪漫主义。“只可惜了一个头陀，长七八尺，一条大汉，也把来麻坏了。小人归得迟了些个，已把他卸下四足。”这是为后来替武松打扮出家作张本，读之有趣，没有另外的头陀在那里“卸下四足”，只是文章写得妙罢了。“张青便引武松到人肉作坊里，看时，见壁上绷着几张人皮，梁上吊着五七条人腿，见那两个公人，一颠一倒挺在剥人凳上。”这几句文章，金圣叹批了三个“妙”字，更加一批道：“特详之，以为昔之鲁达，今之武松，已开剥之头陀，未开剥之公人，一齐出色也。”总之剥人凳上并没有恐怖的故事，这是《水浒》的伟大的美。后来武松向张青说道：“武松平生只要打天下硬汉。这两个公人，于我分上，只是小心，一路上伏侍我来。我若害了他，天理也不容我。你若敬爱我时，便与我救起他两个来，不可害他。”“当下张青叫火家，便从剥人橙〔凳〕上，搀起两个公人来。孙二娘便调一碗解药来，张青扯住耳朵，灌将下去。没去半个时辰，两个公人，如梦中睡觉的一般，爬将起来，看了武松说道：‘我们却如何睡在这里？这家凭〔恁〕么好酒，我们又吃不多，便恁地醉了？记着他家，回来再向他买吃。’”读之哪里有一点“剥人凳上”的味道？我们必须把《水浒》的美表彰出来。《水浒》之所以美，在于它的伟大的人民的立场，它写人民决不能写出不美的东西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