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政盛衰通考
文、武所以创业，成、康所以守成，幽、厉所以失政，其治乱兴衰之故有非纪事之文所能尽者。故统其前後而考之，庶学者可以一目了然。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三亳、阪、尹。”（《书立政》）
△用人与知人
篇名《立政》，何以所言皆用人之事也？政，待人而後立者也。虽有善政，非贤莫行。不得其人则政徒为具文；而甚者反足以扰民。是以尧惟务举舜，舜惟务举禹、稷、契、皋陶，自能庶绩咸熙，地平天成；纣以多罪逋逃为大夫卿士，则暴虐於百姓而奸宄於商邑。唐之府兵，明之卫所，皆古寓兵於农之意，法非不善也；未百年而已不可用。是以其後变为广骑，增之召募。其尤甚者，隋苏威作《五教》以教民，亦何尝非唐、虞“敬敷五教”之意；然其後民相率杀其令长，曰“犹能令我诵《五教》不？”欲行善政而反失民心，故政非人不能行也。然人非用之难，知之为难。非有克知灼见而惟资诸荐引推毂之人，则钻营大臣以求显擢者有之？贿赂近习以为内援者有之，广交游，通声气以猎虚名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信乎克知灼见为最要也！如此，然後“帝臣不蔽”而上契於天心，使之为民牧长而百姓被其泽。故曰：“敬事上帝，立民长伯。”此文、武之所以德化流行而开八百年之业也。曰：何以言善政非人莫行也？曰：天下无必善之法，惟在乎其人耳。自汉以来，岂无良法；惟不得其人则民受其害。大抵三代以上之治皆恃人而不恃法；三代以下之治则恃法而不恃人。由是不务择人，惟期变法，是以其弊终不能革。何以言之？宋时，州县皆以民供役，大户往往有破家者。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为法之过？遂改为免役之法，民出钱而官自召役。历代因之，以为善矣。然吏胥遂横行於州县，鱼肉小民，而官又信任之，遂致事权旁出，狱讼颠倒，民有资产者咸与交欢以图自保，无赖者结以为援，而风俗遂大坏。明初，州县之赋皆使大户输之京师，其後大户亦多破家。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为法之过，遂改而令官自督赋，以为善矣。然追呼烦扰，官吏藉以侵渔，闾阎因之凋敝。此无他：得其人则法皆可行；不得其人则用此亦弊，用彼亦弊，虽岁改而月易之，无益也。故曰：善政非其人莫行也。昔宋王安石行新法，守令贤者多弃官去；邵尧夫以为不然，曰：“宽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是则政虽不善，得其人，民犹不至大受其害；况行利民之政而得贤守令以布之，百姓有不共享其福者乎！是以文、武惟以得人为最要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书立政》）“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於兹。”（同上）
△庶狱与大狱
按：文王之不兼於庶狱，非轻於视狱也，乃重於用人也；谓庶人之轻狱也，非士大夫之大狱也。何则？治狱犹用兵也。情伪百出，非可悬揣而遥制也，必亲察之而後知之。庶狱之繁，人君所不能遍察也，则择其人而使治之。然既委之人矣，又何由知其违而训之？盖古者上下之情常捅，民有冤情，皆得自诉於君，君召其人而亲鞫之，是以莫得施其朦蔽。而文王之耳目尤广，故违与不违皆知之。不然，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果何为乎！一事违而训之，则百事皆不敢偏徇；一人违而训之，则百人皆有所畏儆，此文王所以不必兼也。若士大夫之狱则不然。孟子曰：“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是古者诸侯之狱皆天子自治之也。王叔陈生舆伯与争政，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於王庭；叔孙昭子朝而命吏，曰：“将与季氏讼，书词无颇。”是古者卿大夫之狱皆其君自治之也。邢侯与雍子争畜阝田，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杀叔鱼与雍子於朝；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是古者位相埒则不能治其狱，必尊者而後能治卑者之狱也，明矣。自秦始重狱吏之权，无论丞相大臣皆使治之，而李斯以谋反诬服矣。唐高宗时，人告长孙无忌谋反，许敬宗文致而上之；高宗犹以元舅之故不忍杀，而敬宗不可。夫元舅诚不可以谋反贷死，顾无忌实未尝谋反，高宗何不亲鞫之乎？至明置锦衣狱，其祸尤烈。杨涟、左光斗诸人皆忠直大臣，一入狱中，覆盆莫告，榜掠至无完肤，卒以狱毙。若此者，岂非人主不自理之过与！故曰庶狱者，庶人之轻狱也，非士大夫之大狱也。此文王之所以不必兼也。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大雅》）
△周多贤才之故
贤才之出，非偶然也。天地之气清明醇粹，然後所生之人达於事理，闲於道义，而不惑於利欲之私。此非涵育数十年不能也。上重德行则俗皆尚德行，上重才略则俗皆尚才略，而父师以此为教，子弟以此为学。此非培植数十年不能也。周自大王迁岐以後，修德行仁不下数十馀年，是以贤才辈出，卿大夫士莫非宅俊。虽由文王之克知灼见而立民长伯，要亦其先世涵濡而培植之者有素也。故《诗》推本言之。
“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御侮。”（《诗大雅》）
△文王用贤才之法
周之贤才固多，要亦文王用之各当其才，故诗人以“疏附”、“先後”、“奔奏”、“御侮”分别言之。盖才全德备者其人良少，惟能各当其才，斯能悉举其职。故周公曰：“无求备於一人。”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宋以後，多循资格而不问其才具，往往一人之身氵存更十有馀职。此果能悉举其职乎？抑未必然也？读此诗，可以悟此理。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书立政》）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辑干戈；载弓失。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左传》宣公十二年）
△武王求懿德
武王克商之後，“干戈辑”而“弓矢”固已；何以言“求懿德”而“肆时夏”也？生民所以困而不安，由於贤人弃而不用。官不得其人，则强陵弱，众暴寡者听之，子不孝，弟不共者听之，淫荒无度，侈靡自恣者听之。岂惟听之而已，重赋敛而民膏为之竭，鬻讼狱而民冤不得伸。非懿德之人不能抚安而整饬之也。然使其人而果有懿德也，必不肯希荣而干进，隐於畎亩者有之，遁於山林者有之。非咨於众，访於人，夙夜求之，不能得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周非无懿德也；然而天下之地广矣，天下之贤多矣，是以广求之而遍用之也。“肆”，陈也，布也。用贤者，非以博好士之名也；布之天下，然後民得被其泽也。以此观之，武王之伐商，非富天下也，正以贤才不用而生民不得安，故不得已而伐商也。贤才用而百姓安，风俗厚而人心固，则亲贤乐利，垂裕後昆；是以永言保之，至八百年之久也。
【附论】“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中庸》）
△孔子答哀公问政之旨
哀公问政，孔子何为以“人存”“人亡”告之也？政必待人而後行，前固已备言之矣，况鲁，周公之旧，周公所行者即文、武之政，无事於别立章程也。但相沿日久，视为具文，实惠不逮於民，亦有苦其不便而改之者。举而行之，本非难事，但患无其人耳。无其人，则非惟具文之无益也，而复古亦足以滋弊。故曰“其人存则其政举”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极言非政之难而人之难，犹树必待地而生，但有地未有不生树者也。“蒲芦”者，树之尤易生者也，所以申明政之易举而惟患不得其人也；孔子所言，证以周公《立政》所言文、武之事，若合符节。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信乎，先圣後圣，其揆一也！
△《家语》误录“为政在人”以下
按：孔子答哀公之问当至此而止；下文乃作《中庸》者因为政在人之意推而言之。是以“好学”三句，复冠以“子曰”之文。则此数十言者，非孔子之言明甚。伪撰《家语》者不能辨文义之首尾，乃误以为至“择善固执”句止。“朝聘以时，厚往薄来”，既非诸侯之事，孔子以告哀公何为？而“在下位”以下明明采录《孟子》之言，尤其显然而可见者。况《论语》所记孔子之言皆简而洁，从未有繁而曲如此章者；而“达道”、“达德”、“九经”之属亦与“人存政举”之意了不相涉。《家语》之误，显然可见。朱子《章句》亦未及正其失。故今补而论之。
△蒲芦为草名
“蒲芦”，或以为蜾，或以为蒲苇。朱子《章句》从沈括，以为蒲苇，正与上文“地道敏树”文义相贯。近世学者偶见蜾裸之说，以为新奇，遂极力驳朱子之误。非惟上下文义不相呼应，即令果是，而於义理亦何足为得失乎！圣人此数言者，实为经世要务，得文、武之真传；乃皆碌碌无所发明，但斤斤於蒲苇、蜾裸之同异，徒劳笔舌，良可叹也！
又按：“蒲芦”文皆从草，本草名也。故《诗》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又云：“鱼在在藻，依於其蒲。”而今人呼苇亦多云芦苇；又有芦草生於田中。以蒲芦为草，其说为得之。《尔雅》一书本不足据，九州之名与《书》不合；谓夏改载为岁，亦与《经》、《传》乖剌，其说岂尽可信！就令蒲芦果为虫名，亦安见其必非草名也？且非但蒲芦也，即果裸为虫名，亦未尝非草名也。《豳风》云：“果裸之实亦施於宇。”《毛传》云：“果裸，栝楼也。”盖虫不能施宇，施宇必草木也。故《孔疏》云：“栝楼叶如瓜叶形，蔓延，青黑色。”是果裸不但名虫，亦兼以名草矣。况於蒲芦文皆从草，而反专以名虫，断不可以之名草乎！奈何据《尔雅》之一语，遽欲驳朱子之误也！
“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饣奔饣喜；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诗大雅》）
△行潦之喻
细玩诗意，似以“行潦”喻人材，以“挹注”喻擢用。言水在泥中若不足用，然挹彼注兹以澄之，即可饣奔饣喜；犹贤人困於泥涂，擢而用之，即可以为君宣猷布化而百姓享其福；此君子所以为民之父母也。以行潦为喻者，谓随地有才，不必其大也；虽片长亦足录，止须一挹注之劳耳。传以“行潦”为喻“岂弟君子”，似尚未尽诗意。
“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於天子。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於庶人。”（同上）
△吉人之媚
此诗三四两章皆颂祷之词，曰“土宇厚”，曰“受命长”，曰“百神尔主”，曰“禄尔康”，何以忽继之以“冯翼孝德”，“吉士”“古人”也？盖国祚之修短在政事，而政事之得失在人材。人主虽甚贤圣，然以一人而御四方，其耳目必有所不周，其心思必有所不及，故常藉於人材。苟左右非其人，则下情不上闻；都邑之宰非其人，则君恩不下达：虽日下恤民之诏，日行利民之政，而民不受益也。故必有冯翼孝德，吉士吉人，相与辅君之德，宣君之治，而後厚者常厚，长者益长。“媚”者，爱而能遂其心之谓。人臣之所大患，在迎合大臣以求援引，剥削百姓以肥身家，而国计民生遂置之於不问。“媚於天子”，其不附於权门可知。“媚於庶人”，其不黩於货贿可知。国固民安，所以百神主而禄康也。
△《酌》与《卷阿》之作意
此二篇，《序》皆以为召康公戒成王之诗。然玩其语意，似皆咏当日之实事，或成或康，均未可知，盖守成之世，太平无事，上下恬熙，人主最易安於逸乐，不以人材为事，而成、康乃能法文、武之所以立政者而继述之，故诗人咏歌而叹美之也。
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左传》文公元年）
△“贪人败类”
此何以言“贪人败类”也？大凡国家用人，才不能皆全，德不能悉备，所贵取其所长，恕其所短；惟贪人则断不可用。何者？人一动於贪心，则不复顾名义，论是非，较曲直，止知利吾身耳。昔有磁州知州，以其子掌簿籍；解官之日，会计仓库，书吏有亏缺至千金者，以二百金纳其子，则以此千金入於其父之亏缺中。贪之所致，虽父子亦不顾，复何有於君臣！更何有於士民！故使贪人主选举，则贿赂至者即为贤才，不至者即为庸劣，而庶僚皆不得其人；使贪人主讼狱，则关说至者讼即胜，不至者冤即不得伸，而百姓皆不得其平。以至万事，莫不皆然。由是，为都邑之宰者咸务剥取其民，以求为政者之拔擢，而士大夫咸趋於贪；为民者亦咸务侵陵懦弱之人而吞其财，而不畏上之加以罪，而民咸趋於贪。故曰“贪人败类”，言化国之庶官百姓使尽为贫人也。人心一动於贪，则法语不改，巽言亦不复绎，故曰“听言则对，诵言如醉”也。人心一动於贪。则贤奸易位，曲直莫不倒置，故曰“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也。甚至拒敌讨贼，胜败呼吸之际而亦贪其贿者，关守将之受沛公贿而不设备，陈良瑜之左右之受李自成贿而纵使出险，是也。何者？人惟不贪，贪即无所不至也。故唐刘晏理财，悉用士人，而不假手吏胥，知其贪也；宋太祖立法尚宽，垂训不得杀士大夫，而犯赃者法无少贷，深知贪之为患大也。历观前古，未有不以廉吏致治，以贪吏偾事者。无怪乎良夫预知王室之将卑也！按《国语》称“荣公专利”，而此诗言“贪人败类”，故朱子《诗传》疑贪人为即指荣公。然则厉王之世，皆由委任荣公，以致用人行政皆失其宜；周之所以由盛之衰，此诗正与《周语》所载互相发明也。
【附录】“鹤鸣於九皋，声闻於野。鱼潜在渊，或在於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於九皋，声闻於天。鱼在於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小雅》）
△《鹤鸣篇》之喻
《鹤鸣》一篇纯用比喻，在《风雅》中别为一格。《毛传》以为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朱传》则以首二句为“言诚不可掩”，次二句为“言理无定在”，树檀三句“言爱当知其恶”，他山二句“言憎当知其善”：语殊隽妙。然以揆之诗词，考之时事，殊未见确切不易处。馀初未阅毛、郑旧说，但於吟诵之馀玩其词意，似为用人而发。因取毛、郑之说观之，乃知前人之见已有如是者。虽其说尚有未尽合者，要之谓为“求贤”，於文义为得之。盖此诗首二句言贤人不难知：“鹤鸣九皋”，以喻贤人处於草莽；“声闻於野”，以喻才德出众，人皆知之。《毛传》所谓“身隐而名著”者，是也。次二句言贤人不难得：“鱼潜在渊，或在於渚”，以喻贤人随地有之，固有遁於空谷者，亦有隐於下位者。“树檀”，以喻旧臣有功德者；“”“谷”，以喻旧臣之子若孙。檀虽佳树，而其下不保无与谷，以喻夫世族之家不必皆贤，能继其祖父之遗德也。“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以喻庶族或草莽之中皆有贤材，不当轻弃之也。《笺》以“他山”为“喻异国”，亦通。盖周自中叶以後，卿大夫多世为之；其见於《经传》者，若尹氏、皇父、家伯、荣夷公、虢石父之属，皆世族也。王畿之人多矣，世族不过百之一二耳；必世族然後登高位，则人材之遗弃者多矣。且世族岂能皆贤。大抵人情涉历艰难则其识日开，坐享富贵则其心易荡。是以周公曰：“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又曰：“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世族中之贤者能几人哉！故曰：“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深知夫世禄子孙之多不达於民情也。居高位者既多持禄养交，甚至有以贪著名者，由是庶僚化之，相习成风，以承顺为时，以逢迎为得计。虽有方正之士，然以其戆直也，莫肯举之，而亦莫能容之。岂知圣君贤相亦未尝不赖有戆直之人以拾其遗而补其缺。石虽粗也，而玉之温润者转得藉之以成其美，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明夫世族之外，朴直之材，其可用者尚多也。如此，似与诗之词意相合，而於时事亦切。言婉意深，最耐学人咀嚼。且与此後数篇正相表里。《祈父》，檀下也。《白驹》之“伊人”，石在山，鱼在渊者也。“絷之维之”，声己闻於野矣。即“转於恤”之“爪牙”，亦未必非鱼之在渚者。但能举而用之，则“晨门”“荷篑”皆得效王官之职，庶政毕举，闾阎富而风俗醇，之异邦者自不复咏“黄鸟”，依昏姻者亦不复叹“采{艹遂}”矣。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於恤，靡所止居？祈父，不聪？胡转予於恤，有母之尸饔？”（《诗小雅》）
△《祈父篇》与将士之困
“爪牙”，《传》以为军士。“转於恤”，《传》以为久役。吕氏引勾践、信陵事，以为独子当免征役，故以之责司马。余按：诗人既自以为王之爪牙，又以独子为词以求免役，於理殊属难通。郑氏以为宿卫之士，不当从军者，较为近理。然王事多难，义不当自顾其私；而敌王所忾，亦不得谓“转於恤”也。细玩其词，似所谓“爪牙”者即曲长屯将之属，所谓“转於恤”者乃削贫困之意。盖周道既衰，大臣养尊处优，多失之於贪惰。贪则惟事削，惰则不知顾恤，以致将士贫困，不能自给，故以此责司马之不聪耳。嗟夫，自贪人败类以来，大臣之贤者渐少而持禄养交者多；非但良人弗求弗迪也，即爪牙之士可以御侮者亦使之转於恤，无怪乎王室之不复振也！旧说以此为宣王时诗。当宣王之初，召公辅政，周室中兴，不当有此。意者其宣王末年之事乎？说已详前《宣王篇》中。
“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於焉逍遥。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同上）
△《白驹篇》与贤人之去
此篇，惜贤人之去而欲留之之诗也。贤人何以去也？盖自周道渐衰，卿大夫皆世及，草野之贤才罕有登显位者，然即下僚亦稀进用。何者？人之贪爵禄者多工於钻营，人之有学守者多拙於进取；而大臣皆世禄子弟，席丰履厚，自二三贤臣外，罕有以报国安民为事者，不过贪贿赂，喜容悦而已。贪贿赂则馈遗者升，喜容悦则柔媚者进；虽王之爪牙犹使之转於恤，何有於草泽之逸贤，而尚肯访而求之，举而用之乎！即幸而用矣，而时方尚逢迎，贤人亦不能为；是以翩然而去，虽欲絷维以永朝夕，而白驹已入於空谷也。此篇次於《祈父》之後，疑亦宣王晚年诗也。
【附录】“黄鸟，黄鸟，无集於，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言旋言归，复我邦族！”（同上）
【附录】“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同上）
△幽王亡国与当时风俗
吾少读《书传》，至周、宣、幽之际而不能无疑也。宣王中兴之主，西攘诸戎，南却淮夷、荆楚，诸侯复宗周；宣王崩，幽王立，仅十一年而遂亡，何哉？近年以来，熟玩《小雅》诸篇而後知其故也。盖国家之所以久，不在声灵之赫耀，而在人心风俗之美；而其所以美者，惟赖大都小伯之得其人，抚字而整饬之。周衰以来，贤才罕得进用，白驹入於空谷，故庶官多不得其人；不得其人，则闾阎失所，风俗日敝。是以《白驹》之後，继之以此二篇：“啄粟”“啄粱”，以喻为土人所陵藉，与《硕鼠》之“食黍”意同；“采{艹遂}”、“采{艹}”，言贫无所得食，但采野菜以自给也。毛、郑以为夫弃其妻者，非是。《朱傅》之说得之。盖惟闾阎失所则民不安其居，是以或转徙於他邦，或依托於昏姻；风俗日敝则民不相顾恤，是以虽他邦亦莫我谷，虽昏姻亦不我畜也。故虽《车攻》之会诸侯，《庭燎》之勤政事，尚未改盛世之规摸，而里巷之间，民贫俗漓，已无蒂固根深之势。所幸朝无失政，故人得以苟安；一有蹉跌，即不复振。无怪乎十有馀年而遂有骊山之变也！
“蟊贼内讧，昏靡共，溃溃回，实靖夷我邦。”（《诗大雅》）
“彼疏斯卑，胡不自替？职兄斯引。”（同上）
△幽王亡国与其用人
幽王何以有骊山之变也？曰：宠褒姒也。固也；卫灵之无道不亚於周幽，南子之淫乱亦未必减於褒姒，何以能保其国而无患也？孔子尝言之矣，曰：“仲叔圉治宾客，祝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然则幽王之失，皆由於用人之不当耳。幽王所用之人，若皇父、家伯、仲允之属，《十月》一诗言之详矣，《正录》中亦已载之矣。要其蠹国害民之实，则莫如《召篇》中“蟊贼”等语为最得其情，何者？“”，暗昧也。“”，谗谮也。“溃溃”，之状也。“回”，之由也。“溃溃”，则万事不理，惟其左右亲近之所欲为而莫之禁。“回”，则嫉贤恶异，有直道而行，不与为党者，必文致其罪而去之。如是，是蟊贼而已矣。蟊贼者，害苗之虫也。“靖”，安也。“夷”，平也。国之有民也，犹田之有禾也。田之蟊贼去而後禾得遂其长；民之蟊贼去而後人得安其生。而今乃以安民平政之任付之蟊贼，民亦何辜而罹此惨酷乎！“疏卑”，旧说以疏为粝，以卑为精；粟米之法，粝十卑九，故疏以喻小人，卑以喻君子。夫粝固粗矣，十而减一，岂得遂谓之精；且上文兼称疏卑，下文“胡不自替”专承疏而言，於文义亦不合。“职兄斯引”，旧说以为“使我心为此故怆引长”，亦似与上文意未甚融洽。盖疏卑皆粗米，皆所以喻小人。小人既无才德，不能治民，何以不自引退？皆由大臣，喜逢迎，贪贿赂，引之使布於庶位耳。大抵民之安危忧乐惟在亲民之官，《立政》所谓“大都，小伯”者也。然大都小伯何以能得其人？由大臣廉明之察而用之也。大臣，则所用之人皆庸碌贪鄙者，所以大都小伯非疏则卑，而民困日甚也。周自厉王始用贪人。宣王委任召伯、南仲、仲山甫等，然後王室复安；及末年而《祈父》、《白驹》之诗作，周道固已衰矣。迨幽王之世而遂惟之人是任，以致都邑之宰莫非忄佥邪，无怪乎其“饥馑流亡”而“日蹙国百里”也！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或以其酒，不以其浆。々佩遂，不以其长。”（《诗小雅》）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扌求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同上）
△《大东篇》之“私人之子”
此篇前言东人之困，後言百僚之非其人。二章“杼柚其空”，贫也。三章“哀我惮人”，劳也。东人之子贫且劳如此，而西人之子乃美好其衣服，至舟人之子亦以熊罴为袭，其情固难堪矣。乃至私人之子亦得百僚是试，此何故哉？盖私人者，工於媚惑，巧於夤缘，是以执政大臣爱之，拔擢其子，皆得滥膺名器。然私人之子何知？知纳取财贿耳；知夸即乡里耳。何以忠君报国？彼不知也；何以安民和众，彼不知也。酒不以为浆，遂不以为长，言其侈也。“载施之行”，“不可以簸扬，挹酒浆”，喻其不事事也。抑非但不事事而已，且贪莫甚焉。“载翕其舌”，“西柄之揭”，喻其吞噬之无厌也。盖惟其得财也易，故其用财也侈，竭东人终岁之入，不足以奉私人一夕之欢；惟其贪侈而不事事，是以东人至於贫且劳而莫之恤也。大抵盛世之俗多俭，衰世之俗多奢。《风》，周之所以王也，则首之以《七月》。《唐风》，晋之所以霸也，则冠之以《蟋蟀》。今《大东》一诗贪且侈如是，周道安得而不衰乎！奸人富则良民必贫，丰年耽於逸乐则荒岁必无以自赡，是以《召》之诗，癫以饥馑而民遂流亡也。嗟夫，民犹是文、武之民也，法犹是文、武之法也；何以昔日之“崇如墉，比如栉”者，至此日而“杼柚其空”也？昔日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者，至此日而“哀我惮人”也？昔日之狐狸为公子裘者，至此日而熊罴止足为舟人裘也？无他，得人与不得人之异耳。昔日之“立民长伯”者无非“三宅三俊，克知灼见”之人，此日之“百僚是试”者则多“私人之子”，是以如此。读《诗》者比而观之，周室盛衰之故昭然可见矣。
△本考作意
《三代考信录》共十有二卷，惟辨其虚实真伪，使圣王之事不至为传记所诬，未及详其政事之得失也。夏、商之政，不可详考，固已；若周，则典籍存於世者尚多，可以考而知之，故复作《周政通考》以究其盛衰之由。但《尚书》多武成之世所作，昭、穆以後缺然；惟《二雅》中衰周之诗较多！故今采之以补《尚书》之缺。传记之文有互相发明者，亦取而载之。综而观之，庶足以见其初终得失之梗概也。
○周政盛衰续考
△《续考》序意
政之得失在於用人，前篇言之详矣。然未尽也。治国之务，莫要於开言路。人主以一人而抚有四方，虽天之聪明，其势不能尽知，故以明目达聪为先务也。然非但人主然也；虽大臣，虽群臣，虽一县一邑之长，其才岂能靡不长，其事岂能靡不知，惟能受善言则政皆无失。所以孟子不以“有智虑，多闻识”为贵，而惟欲“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也。所患者，自以为智而不能受人言，则奸人得以迎合其心而转其意，甚至听谗而妄害贤人者有之；况於其政尚可问乎！故今於《周政通考》之後复附列之。
气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张为幻。”（《书无逸》）
△《无逸篇》末章义
“胥”，相也。上可以之教下，下可以之谏上，即官同爵同者，彼此皆可施之；夫是之谓“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也。此篇前章述商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之事，而此独言“古之人”者，古人风俗淳厚，以此为常事，不必贤君而後能之，亦不必人君而後如是也。善言日进，耳目日广，下情无不上达，不但政事之无缺也，虽奸人巧於陷人者亦苦於无隙可乘，不复敢张为幻；非谓为之而必破也，而其人自不生心矣。
按：《无逸》一篇乃戒人主逸乐之意，篇末何故继之以此？盖君道以用人为要，其次即听言，故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也。然人主一耽於逸乐，则群臣相竞於逢君，而忠言多苦於逆耳，故复继之以此，亦无逸之馀意也。
【补】“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於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左传》襄公四年）
△“宫箴王阙”
按：《传》称“命百官，官箴王阙”，则非但虞人有箴也。虞人之箴，因晋侯好田而魏绛述之，故遂传於後耳。举一隅以三隅反，则群臣之箴皆当类是。周公所谓“胥训告，胥教诲”者，此其一事也。然王安得多阙？所谓“箴王阙”者，乃不待王有阙而预箴之，所谓防患於未萌也，如是，王安得复有阙！王犹如此，则群臣之皆能受谏纳诲可知。周之所以治化隆而受命长也。
△辛甲时代
《杜注》以辛甲为武王臣。即武王臣，亦未必不逮事成、康。此箴或作於成、康之世，未可知也。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诗小雅》）
“先先征夫，每怀靡及。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同上）
△《鹿鸣》、《皇华》舆“胥训告”
此所谓“胥训告”云云也。嘉宾在坐，鼓吹以娱之，承筐以进之，惟欲其“示我周行”耳；好闻善言之心可谓切矣。《皇华》之征夫，驰驱道上，困顿之不暇，而犹事“周爰咨诹”，抑何其虚衷若谷也！即此二诗观之，可知当时风气犹以听纳忠言为事；盖距成、康之世尚不甚远也。
此公卿大夫也，然皆勤於询访若此，然则周公所谓“古之人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者，非专指天子而言可知矣。公卿大夫皆不敢自谓贤，而孜孜焉惟欲访之人以助其不逮，其政事安得有缺者！盛世景象，於此可见一斑。
“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於刍荛。’”（《诗大雅》）
△《板篇》之“笑”
周道渐衰，风气日变，卿士大夫莫不自以为智，自以为贤，虽有一二人尚知训告者，而其人且付之一笑。“同僚”之言犹不肯听，况於“刍荛”！政事安得不失正乎！
“营营青蝇，止於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於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诗小雅》）
△《青蝇篇》之“谗言”
此所谓“张为幻”也。闻训告而厌之，则闻怨詈而必怒之，故小人有以投其隙而谗言日盛也。“四国交乱”，周室之所以不振也。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诗小雅》）
△《正月篇》之“讹言”
旧说，以“讹言”为谗言。然谗言不当属之民，上文“谓山”两句亦无着落，当指民间谤ゥ而言。“惩”，戒也。盖政事失则百姓困，百姓困则谤ゥ兴，虽不必其悉实（是以谓之“讹言”），然不可以不戒。譬若谓之为山，容有卑而过称之者，然必高於平地；为冈为陵，然後人始以山目之。若之何其不之惩也？无他，卿士大夫皆自以为贤智故尔。自谓贤智，则虽“召故老，讯占梦”，而人知我之自矜也，必不肯直言以贾祸，不过“具曰予圣”而已；求其若古之人胥训告云云者，不可得矣。“乌之雌雄”，何由辨之！周道之所以日衰也。
“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同上）
△《巧言篇》之“信谗”
谗言何以能使人信也？盖有巧术存焉，其始为无心，微示其意，使听之者涵之於心；渐而增之累之，听之者遂信以为实。故孔子曰：“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向使其谮之初而即平心核其真伪，其实邪，则致之罪，──孟子所谓“见不可焉，然後去之；见可杀焉，然後杀之，”者也──其诬邪，则治言者之罪，此後谁复敢张为幻者！故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也。如非大过，则宁置之不问。虽有贤人，不保无一二事之小失，况於形迹疑似之间者乎！孔子所以言“赦小过”也。如是，则守正之士皆尽心於国而不佥壬之忌。故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也。
《正月》之五章与《板》之三章义同。《巧言》此章与《青蝇》诗义同。但一在厉王时，一在幽王时耳。《诗》中此类言语甚多，不可悉载。姑载四章，以见大凡。
【附录】“郑人游於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佐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与周公
欲人之议执政，即“胥训告”之意。子产此事，诚为政之要图。是以韩子为之作颂曰：“乡校不毁，郑国以理”也。此虽春秋时事，然足以发明周公之意，故附录之於此。
△两考与《正录》
《立政》、《无逸》两篇，乃周致治之要。《正录》由虽已论之，然其蕴未尽，故复有《周政通考》以畅《立政》之旨。而《无逸》篇末三章犹未之论及，故今复为《续考》以补之。但祭公《祈招》之诗，卫巫监谤之事，己详於《正录》中，故今但取诗词著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