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天再接講史記。我們講過中國歷史分成三種體裁：一是記事，二是編年，三是傳人。在記事中又兼帶著記言。
尙書是第一種體裁，以記事記言為主。
春秋、左傳是第二種體裁，以編年為主。但是在編年中又包括了記事和記言，即在記言記事之上再添上了編年。
太史公史記以人為主，把人物作中心，但在傳記的體裁之內，同樣包括著記事和編年。即是說，記事和編年這兩體，已在太史公史記以人物為中心的列傳體之內包融了。
所以我們可說，中國史書有了此三層的大進步。
今天我們有一個欠正確的觀念，認為進步便可不要舊的了。不曉得進步是增有了新的，而在此新的中間還是包容著舊的。這才是進步，而不是改造。改造未必是進步。進步必是由舊的中間再增加上新的，新的中間依然保留著舊的，那麼這個新的當然比舊的是進步了。
太史公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在此一百三十篇中，有十二篇本紀，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表，八書，共五類。本紀就是全書之大綱，是編年的。如五帝本紀，夏、商、周本紀，秦本紀，秦始皇本紀，一路下來到漢朝，一個皇帝一篇本紀，如漢高祖、漢惠帝，拿他個人做皇帝時從頭到尾的大事都是提綱挈領寫在裏面；所以本紀是編年的，就如史記裏的春秋。
世家是分國的。春秋時代就有十二個較大的諸侯，一路到戰國，如魯世家、齊世家、晉世家、楚世家。這些分國史當然也照年代排下，但和國語、國策不同。國語、國策是一種國別史，而且以記言為主。而史記世家則主要還是記事，但是一部通史，與國語、國策終有不同。
此下是七十篇列傳，為史記中最主要部分，是太史公獨創的一個體例。但在史記以前，人物的重要地位，已經一天天地表現出來了。像論語、孟子、墨子、莊子都是一部書裏記載著一個人的事與言。論語記言也記事，莊子、孟子等亦然。如「孟子見梁惠王」此是事，「王何必曰利」則是言。可見記事、記言不能嚴格分別。而記言，則就特別看重到人。當時有像晏子春秋，也就是把晏子一生言行寫成了一部書。管子雖不稱管子春秋，也只是講管子的思想和行事。所以史記裏的列傳，深入說來，也不能說是太史公首創，以前早就有在歷史中特別看重各個人的事實，只不過太史公把來變通而成為列傳而已。
除卻本紀、世家、列傳之外，又有表。這也不是太史公開始，以前也早有此體裁。這是全書中最重要的筋節。如三代世家，因古代夏、商、周事情疏略，不能一年一年詳細編排，所以只作世表。春秋戰國事情詳細了，所以有十二諸侯年表、六國年表，分國分年作表，所謂橫行斜上，全部春秋戰國裏的事情，是在這一年或在那一年；晉國這一年的某事和楚國這一年的某事，在同年或隔年；這都淸淸楚楚，一覽無遺。到了秦漢之際，秦二世以後，楚霸王、漢高祖以前這一段就做月表，一月一月的記。史記中這十張表，由於事情不同而分配著來做表，眞是如網在綱，一目瞭然。
最後有八書，那是尙書體例，專為一件事而特作一篇書。如記夏禹治水，尙書裏有禹貢。漢代也有水利問題，太史公就作河渠書。如此者凡八篇。
因此，太史公史記，實是把太史公以前史學上的各種體裁包括會通，而合來完成這樣一部書。此眞所謂「體大思精」。直從唐、虞、夏、商、周一路到他這時代，兩千年以上的歷史，全部包羅胸中，從而把來隨宜表達，便有了他這樣許多的體裁。
二
我曾告訴諸位，讀書該一部一部地讀。當然寫史也決不止一種死寫法，尙書是一個寫法，春秋、左傳又是一個寫法，此下儘可有種種新寫法。我們此刻來講史學名著，主要就要諸位懂得如何來寫歷史的這一番大學問。有了此學問，就可自己寫歷史。
我們講史學有三種：
一是「考史」，遇到不淸楚的便要考。
一是「論史」，史事利害得失，該有一個評判。
一是「著史」，歷史要能有人寫出來。
今天諸位治史，只做考史工夫，而不能論史。如說太史公史記，什麼時候所寫？到什麼時候而成？中間共分多少篇？這些都可考。但這些只關材料問題，諸位卻不懂得把來討論。如史記和左傳不同在那裏？其間高下得失須有論。我該取法左傳的那些長處？史記的那些長處？再加上此刻之所需要來創造，然後能著史。今天我們都不再寫歷史了，明天的人考些什麼呢？豈不連考都沒有了？我們的歷史豈不要從此中斷了？民國以來六十年的歷史就快沒有了，因沒有人來原原本本地寫，或寫其全體，或寫其一部分，或者寫人，或者寫事；若都沒有，大家不會寫，豈不成了大脫空。所以我們平常做學問，不能只看重找材料，應該要懂得怎麼樣去著書，怎麼寫史？
像西周書，像春秋、左傳，像史記，這都有一個間架。像造房子，先有一個大間架。至於一窗一門，小木匠也可做，大的間架就要有人來計劃。一窗一門拼不成一所房子，要先有了房子的間架，再配上窗和門。諸位做學問，不先求其大者，而先把自己限在小的上，僅能一段段一項項找材料，支離破碎，不成學問。大著作家則必有大間架，而大間架則須大學問。
今天所講的體裁，也只是一個大體，而不是有一死格局固定在那裏。如說春秋戰國可寫分國史，太史公把每一國家作為世家。但到漢代，已和從前不同，變了。如張良封為留侯，但張良並無一留國傳其子孫。如蕭何，封為酇侯，但也只是封酇地，使得食祿而已。酇與留都非一獨立的國家，但既封為侯，太史公史記也把來列入世家。這豈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此其一。
又如寫孔子，照例當然是應在列傳中。而太史公史記卻特別把孔子升上去，立在世家中。在春秋時，孔子並未封國，也沒有土地傳子孫，並且也不能像張良、蕭何般有爵位；怎麼太史公卻來寫孔子世家？這豈不是太史公自破其例之尤嗎？但我們到今天，才知太史公見解之偉大。我們今天來到臺灣，亦尙有孔子的七十六代孫在臺灣；可說在中國，只有此一「世家」永傳不絕。此見孔子之偉大，但亦見太史公見識之偉大。他寫史記就是學的孔子春秋，在他心目中，就覺得孔子是全中國歷史上人物中最偉大的一個，所以他自破其例，作為孔子世家了。太史公更無法拿一句話來講出孔子之偉大，來講他和其他諸子百家之不同。他只在寫孔子的題目上把「列傳」換了「世家」二字，用此來講，比講其他話更來得明白有勁。那是史記之自立例而自破之。只因後人都尊孔子，才不覺其可怪，不多加批評。所以太史公史記一書，不僅可稱為中國的一部通史，有些處實更應稱為是中國的一部文化史。所以有些處，在他當時是一種創新，而在他以後，則成為一種守舊。即在此等處可見。
而太史公史記中又寫了一篇項羽本紀，那似乎更荒唐了。直從五帝本紀黃帝到堯、舜而下，夏、商、周、秦等本紀，以至秦始皇本紀，接下是漢高祖、呂后，列朝列代，豈不順理成章，而中間卻橫揷進一個項羽。他不成一個朝代，他只是個短暫的過渡人物，而太史公特地寫了一篇項羽本紀，於是遭受到後人不斷批評。但秦是亡了，秦二世已投降，漢高祖還未即位為皇帝，中間所謂「秦楚之際」的一段計有五年，太史公把來放在項王身上。本紀本只是把來編年的，那麼項王這幾年也自該稱本紀了。但太史公史記又並不稱為西楚霸王本紀，而連姓帶名直稱項羽本紀。在這一顯然不妥的題目下，卻自見太史公有一番深遠的意義。秦亡了，漢沒有起，中間有項羽，然而他又不成為一個朝代，只是一個人物，因此他雖是位為西楚霸王，而史記不稱西楚霸王本紀。雖則大家都稱他項王，太史公文章裏也有稱項王的，但題目上則稱項羽本紀。這實在又是太史公一番了不得處。我們現在看慣了西方像美國般四年一任總統，太史公的項羽本紀豈不也就平常了嗎？此可見太史公書之深遠高明處。
後人批評太史公，說其書「疏」，如項羽怎能立本紀，孔子怎能立世家？不是大大的疏嗎？「疏」是不細密，粗枝大葉，有忽略處。或又稱之曰「好奇」，如項羽怎立本紀，這不是好奇嗎？其實這種評論均屬淺薄，不能深切地來欣賞太史公史記之與眾不同處。到了漢書，那就改稱項羽列傳了。可是漢高祖元年稱王，項羽已死，項羽又不是漢代人，而作漢書的又不能不載有項羽，然則把項羽列漢初，豈不成了密中之疏嗎？可見此等爭論都很淺薄，不値得爭。而太史公把項羽列入本紀，也自有他的妥貼處。幸而孔子是春秋時代的人，班固作漢書寫不到孔子，否則豈不也要將孔子世家改成孔子列傳嗎？這種地方，我們正可見太史公史記之偉大。只就列傳一體論，就有很多了不得的地方。
即如先秦諸子方面，孔子作為世家，又有一篇仲尼弟子列傳；此又是一特例。史記並沒有墨子弟子列傳，或孟子、荀子弟子列傳等。在戰國時，所謂「儒分為八，墨分為三」，但太史公只寫一篇孟子荀卿列傳，把孟、荀兩人合在一起。直到今天，講戰國儒家，最主要的便就是孟、荀兩人。在漢初，本是道家、法家思想盛行的時代，要到漢武帝表彰五經以後，才是儒家思想盛行；而太史公寫了一篇老莊申韓列傳，把法家申不害、韓非和道家老子莊子合成一傳，說法家思想乃從道家來。此種見識，又是何等傑出偉大。諸位說自己只研究歷史，不管思想，但在歷史中又如何能不管思想呢？所以像太史公史記那樣寫孔子世家、仲尼弟子列傳、孟子荀卿列傳、老莊申韓列傳等，只在這幾個題目上，已可說偉大極了。其他諸子，零零碎碎，太史公都把來附在孟子荀卿列傳裏。
到了民國初年，大家又認為太史公忽略了，對墨子沒有詳細寫。其實太史公所忽略的也不只墨子一人。可是墨子思想，從漢到淸都不顯，他的地位遠不能和太史公所舉的孟、荀、申、韓、老、莊並舉。只就此一點看，可見太史公講戰國學術思想，也已經是獨步千古的了。他父親司馬談論六家要指，最佩服道家，也有一番極精到的言論。太史公承父遺命來寫史記，而史記裏對百家觀點，便和他父親的觀點不一樣。司馬遷把他父親的見解和他自己的見解，都淸淸楚楚的收在史記裏，眞可稱得上良史，而太史公亦仍不失為一孝子了。
三
諸位讀史記，首先該讀史記的自序，第二要看史記的目錄。這些都約略講了。此外我再舉出幾個另外的觀點。第一，史記雖為第一部正史，太史公和他父親雖都是漢朝的歷史官，但史記並不是一部官史，而是一部私史。即是說史記乃私家的著作，而非政府衙門裏照例要寫的東西。換句話講，這在當時是「百家言」，非「王官學」。太史公學孔子春秋，孔子自己正講過：「春秋，天子之事也。」此本不應由私家寫，而孔子竟以私家身份來寫了，所以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今天要來辨太史公史記也是一部私史而非官史，且舉幾個簡單的例來說。太史公自序上就說：
為太史公書序略，以拾遺補藝，成一家之言。
這明明說此書是「一家之言」了，明見不是部官書。又說：
藏之名山，副在京師，俟後世聖人君子。
所以要「藏之名山」，為怕稿子容易散失，只把副本留在京師長安，易得識者和傳人。古人保留著作不易，要等待後世有聖人君子更渺茫。不像我們現在，書沒寫好，就要流傳，一出版就有人來買來看。這是觀念上不同。而太史公報任少卿書裏，還有兩句更重要的話說：
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所謂「天人之際」者，人事和天道中間應有一分際，要到什麼地方才是我們人事所不能為力，而必待之天道，這一問題極重要。太史公父親看重道家言，道家就側重講這個天道。而太史公則看重孔子儒家，儒家注重講人事。人事同天道中間的這個分際何在？而在人事中則還要「通古今之變」，怎麼從古代直變到近代，中間應有個血脈貫通。此十個字可以說乃是史學家所要追尋的一個最高境界，亦可說是一種極深明的歷史哲學。西方人講歷史哲學乃是一套哲學，只把歷史來講。若說中國人也有歷史哲學，應該不是一套哲學，而仍是一番歷史，只是從歷史裏透出一套思想來。即如說「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這才眞是中國人的歷史哲學。此後太史公史記被稱為中國第一部正史，可是第二部以下寫正史的人，都不能有太史公這般「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的偉大理想和偉大見解了。
在太史公自序裏只說：
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
此兩句話十二個字，其實也已了不得。在太史公以前，中國的學術分野，一個是王官之學，就是六經；一個則是百家之言。在六經中也就有各種講法，如春秋有公羊、穀梁、左傳。他著史記，要來「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他所注意到的材料，就已包括了以前整個學術之各部門，要來辨其異同，編排起來，而從此中來「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可是此處十二個字與上引十個字，見解工夫究有不同。只是他說要「成一家之言」，則兩處一樣，並無異說。可見太史公著書，在當時，還是一種子學，並未曾有一種史學。直要到太史公身後，纔有史學出現。故太史公為學，實是極守舊，而卻是極開新的。這一層，尤該我們今天十分注意。
四
其次要討論他的書名稱太史公書。這是他的私人著作，所謂「成一家之言」的。而後人稱之為史記。這是後起的名字，只是一個普通的史官記載之名。現在要講「太史公」三字，這更是一個比較小的問題。司馬遷的父親做漢代的史官，司馬遷書裏就稱之為「太史公」；而史記裏有許多司馬遷自己的言論，開頭也便說「太史公曰」，則司馬遷又自稱太史公。此三個字究該怎解呢？史記集解引如湻說：
太史公，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
這應是一很高的官。待漢宣帝後，始把「太史公」改成了「太史令」。這是如湻的說法。但在漢書百官公卿表、後漢書百官志裏，只有「太史令」，無「太史公」。太史令只是六百石的小官，怎說它位在丞相之上呢？但我們又怎知漢書百官公卿表不是根據了宣帝以後的官制呢？而且如湻的話根據衛宏，而衛宏是東漢時人，那麼這問題還該細探，不該如此便解決。在司馬遷報任少卿書裏說：
向者樸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外廷末議。
可見太史公自己也說他只是做的「下大夫」，就是六百石的小官，其位決不在丞相之上。下面他又接著說：
樸之先，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
若位在丞相之上，則決不和卜祝並舉。太史公自序裏，司馬談又說：
汝復為太史，則續吾祖矣。
後又記：
談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
可見司馬遷父子當時是做的「太史令」，決沒有錯。但因司馬遷尊稱他父親，故改稱「太史公」；後來他寫史記也便自稱「太史公」，而其書即稱太史公書。但為何司馬遷只做的是「太史令」而他敢自稱「太史公」呢？有人說這是他的外甥楊惲稱他的，也有人說是東方朔看他書時所增的。我想這些話都不可靠。他在自序裏已稱太史公書可證。但他報任少卿書開頭就有：「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云云。那時的司馬遷已經不做太史令，而為武帝之中書令。一開頭便稱「太史公」三字，這正是他對其父之尊稱。而他自己之著書立說，則為其父之「牛馬走」而已。
現在再複述一遍。太史公自己的文章報任少卿書，明云「廁下大夫之列」，又太史公自序明云「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那才是十分的證據。史記上究竟是「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呢？抑為「太史公」呢？則又要追究到史記的版本問題上去。至於像「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九字，此是司馬遷之自稱其父為「太史公」，決非當時一官位。
然而我還有一講法，講到書的背面，字的夾縫裏去。所以考據之學有時很有趣味，很撩人。諸位當知，衛宏、如湻所說：「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本上丞相。」為何如此般信口胡說？在我認為那是衛宏、如湻誤以當時司馬遷充當了「中書令」而又弄成了「太史令」。他報任少卿書是一篇千古難讀的好文章，淸代包世臣藝舟雙楫中曾提到他讀懂了這文章。我今也敢說，我也讀懂了這一篇文章。那文章難在一時捉不到要領。我試約略敍說如下：因太史公直言李陵的事，漢武帝生他氣，但愛他之才，並不願意殺他。定了他死罪，還可自贖。但太史公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既沒有錢贖，還有一個辦法可以免死，就是受腐刑。這事在太史公心裏最難過。但他結果自請受腐刑，把他生命保全了，主要是為他的書沒有寫完。所以他在這文章裏，特別講到受了宮刑不算人，來道出他為何不自殺，只為了要寫完他這一部史記。而漢武帝則特別愛重他，因他受了宮刑，遂得派他做中書令，即是當時的內廷祕書長。他朋友任少卿認為他既為武帝最親信的祕書長，應可幫任少卿講話。而司馬遷之意，他下半輩子的生命，則專為寫一部史記，再不願意管其他事，講其他話。直從他為李陵事述起，來請他朋友原諒。至於贖死罪，只幾十兩黃金便得，而司馬遷家裏竟就拿不出此幾十兩黃金。而那時朝廷貴人家裏千金萬金的多的是。這篇文章意氣運轉，非熟讀不易曉。至於衛宏、如湻所說，則正是司馬遷做中書令時的情形。若說「天下計書先上中書令，後上丞相」，那是不錯了。而那時的中書令則正是太史公司馬遷在做。若說當時一個祕書長的地位還在丞相之上，這也未嘗不可如此講。或許衛宏、如湻弄錯了，把「中書令」誤會到「太史公」。若如我這般講，講出了衛宏、如湻因何而錯，才可以說考據到了十分準確的地位。因此我們就證明漢代並無「太史公」這一個官。這樣我就對史記的大槪情形講完了。
五
我想再講一些關於史記的文章。當然我們讀史記，主要在瞭解他的事情，不在讀他的文章。而好多大文章，又是在言外的。如我所舉孔子世家、項羽本紀之類，此皆有甚深意義可尋。但下到魏晉南北朝時代，崇尙駢文，便都看重班固漢書，不看重太史公史記。直要到宋代以後，才看重史記更在漢書之上。明代歸有光就是用功史記的。淸代方望溪承之。有一部歸方評點史記，為淸代桐城派所重視。直到曾國藩，始主再把漢書駢體來補充進史記散體中。至於班固漢書批評史記，說其文「善序事理」，「辯而不華，直而不野」，「文質相稱」，「良史之才」，此是以史書的眼光來作批評，和歸、方、桐城派以文學眼光來作批評不同。但我還是主張以大著作的眼光，該以其成為一家之言的眼光來作批評，當更可看出史記文章之高妙。總之，太史公不僅是中國千古一大史學家，也是千古一大文學家。他的文章除史記以外，就只有報任少卿書一篇，此外都不傳了。好了，我們就講到這個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