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事犹今言国际之事，息息与本国相通，不可不知己知彼者也。南宋国势孱弱，百年大计，争持于和战之间，结果和与战皆失，驯至亡国，可慨也已！身之所论，大抵重在自强自治，不与人以可乘之机。纵不得已而求助于人，亦必慎所与而毋贻拒虎进狼之悔，斯可谓善于交邻者矣。
汉高帝七年，帝用陈平秘计，使使间厚遗阏氏。
注曰：应劭曰：“陈平使画工图美女，间遗阏氏曰：‘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献之。’阏氏畏其夺已宠，言于冒顿，令解围。”余谓秘计者，以其失中国之体，故秘而不传。（卷十一）
史贵求真，然有时不必过泥。凡事足以伤民族之感情，失国家之体统者，不载不失为真也。
汉文帝前六年，老上单于初立，帝复遣宗室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欲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
注曰：言为汉患者必我也。史倒其文，因当时语。（卷十四）
阉寺小人，不知大体，心有所怨，自噬其祖国而不恤，此恒情也，故君子思患而豫防之。
汉武帝太初四年，自大宛破后，西域震惧，汉使入西域者益得职。
注曰：师古曰：“赏其勤劳，皆得拜职也。”余谓颜说非也，此言汉使入西域，诸国不敢轻辱，为得其职耳。得职者不失其职也。（卷二一）
宋南渡之初，使臣聘金者，每被抑留，强使拜职，如司马朴、朱弁、王伦、宇文虚中之徒是也。朴、弁在元遗山《中州集》南冠五人中，伦、虚中则《宋、金史》皆有传。身之以颜说为非者，盖有感于此。德祐之末，参政家铉翁亦以奉使被留二十年，强授以官不拜，元人高之，元贞元年乃放还，此身之所亲见也，故益不以颜说为然。
汉成帝元延二年，康居骄黠，讫不肯拜使者。都护吏至其国，坐之乌孙诸使下，王及贵人先饮食已，乃饮啗都护吏，故为无所省，以夸旁国。
注曰：师古曰：“言故不省视汉使也。”余谓夸者，自矜耀其能傲汉也，旁国，邻国也。（卷三二）
此有感于中国国力之不振，而迭为邻国所蔑视也。
汉成帝绥和元年，匈奴有斗入汉地，直张掖郡，上欲从单于求之，为有不得，伤命损威。
注曰：师古曰：“诏命不行为伤命。”余谓天子之命不行于夷狄，为损中国之威。（卷三二）
右三条皆不以师古说为然，而别释之者，唐宋时势不同，则对古史之认识有异也。
汉安帝永宁元年，从班勇议，复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虽复羁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注曰：谓未能如勇计，出屯楼兰西也。然使尽行勇之计，亦未必能羁制西域，何者？武帝通西域，未能尽臣属西域也，及宣帝时日逐降，呼韩邪内附，始尽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能尽臣属西域也，及窦宪破北匈奴，超始尽得西域。今汉内困于诸羌，而北匈奴游魂蒲类，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卷五〇）
此言国内不宁，不足以经营边域。
晋武帝太康十年，慕容廆遣使请降，诏拜廆鲜卑都督。廆谒见何龛，以士大夫礼，巾衣到门，龛严兵以见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问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礼待客，客何为哉！”龛闻之甚惭，深敬异之。
注曰：受降如受敌，居边之帅，严兵以见四夷之客，未为过也，何必以为惭乎！（卷八二）
中国以礼立国，恒言耀德不观兵。慕容廆盖汉化之深者，故其言如此。身之驳之，亦以中国积弱已久，骤有受降之事，严兵以待，固其所也。
晋惠帝元康五年，代人卫操与从子雄及同郡箕澹，往依拓跋氏，说猗、猗卢招纳晋人。猗悦之，任以国事，晋人附者稍众。
注曰：史言拓跋氏益强。当是时，晋朝大臣宗室虽已自相屠，而四方未为变也，卫操、箕澹辈何为去华就夷如是其早计也！中国之人可为凛凛矣。汉严边关之禁，惧有罪者亡命出塞耳，若无威刑之迫乎其后，一旦去桑梓而逐水草，是必有见也。边关不之诘，朝廷不之虞，晋之无政，亦可知矣。（卷八二）
边郡之民，每徘徊两国之间，以求安全为鹄的。其人多能操两国语言，习知两国风俗，欲坚凝此边民之心，惟有政治修明，使之安居乐业，结其豪杰，使之不为人用而已。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身之不责轻去其国之卫、箕，而致叹晋之无政，谅哉！洪景卢曰：“西夏李元昊之叛，其谋皆出于华州士人张元与吴昊，而其事本末，国史不书，比得田昼《承君集》，实纪其事，云：‘张元、吴昊、姚嗣宗，皆关中人，负气倜傥，有纵横才。尝薄游塞上，观山川风俗，有经略西鄙意。姚题诗崆峒山寺壁云：南粤干戈未息肩，五原金鼓又轰天，崆峒山叟笑无语，饱听松声春昼眠。范文正公巡边，见之大惊。又有踏破贺兰石，扫清西海尘之句。张为鹦鹉诗，卒章曰：好著金笼收拾取，莫教飞去别人家。吴亦有诗。将谒韩、范二帅，耻自屈，不肯往，乃砻大石，刻诗其上，使壮夫拽之于通衢，三人从后哭之，欲以鼓动二帅。既而果召与相见，踌躇未用间，张、吴径走西夏，范公以急骑追之不及，乃表姚入幕府。张、吴既至夏国，夏人倚为谋主，以抗朝廷。连兵十馀年，西方至为疲弊，职此二人为之。自是边帅始待士矣。’承君所记如此。予谓张、吴在夏国然后举事，不应韩、范作帅日犹在关中，岂非记其岁时先后不审乎！姚、张诗，《笔谈》诸书颇亦纪载，张、吴之名，正与羌酋二字同，盖非偶然也。”语见《容斋三笔》十一。然则结边民豪杰之心，亦必有道矣，张、吴即卫、箕之流也。
晋元帝大兴元年，初，曹嶷既据青州，乃叛汉来降。又以建康悬远，势援不接，复与石勒相结，勒授嶷东州大将军、青州牧。
注曰：曹嶷反侧二国之间，终为人禽而已矣。（卷九〇）
此为张中孚、中彦兄弟等言之也。《金史》七九言：“中孚兄弟以宋大臣之子，父战没于金，若金若齐，义皆不共戴天。金以地与齐，则甘心臣齐，以地归宋，则忍耻臣宋，金取其地，则又比肩臣金，若趋市然，惟利所在。”《金史》非身之所及见，但《三朝北盟会编》二百，载：“绍兴十年，中孚为永兴军路经略安抚使，与其弟自陕西赴临安行在，时人为之语曰：‘张中孚、张中彦，江南塞北皆行遍，教我如何做列传！’”此语传诵一时，身之所谓“反侧二国之间”者此也。此等人史传最难位置，金末李全、李璮父子亦然。全据山东，反覆于宋金元之间，卒也父子分入《宋、元史·叛臣传》。《宋、元史》亦非身之所及见，然其父子反侧于二国之间，则身之所饫闻者也。《齐东野语》九有李全本末，二十有张中孚条。
晋成帝咸和七年，赵主勒大飨群臣，谓：“终不效曹孟德、司马仲达，欺人孤儿寡妇，狐媚以取天下也。”
注曰：狐妖兽也，能蛊媚人，而勒以此论曹、马，使死者有知，孟德、仲达其抱愧于地下矣。（卷九五）
史称石勒为羯，今观其所言，不自以为羯，亦不承认为乱华，而自以为效汤武之革命也。盖其沾被华风已久，故昌言攘夺不之讳。
晋成帝咸康六年，赵王虎遗汉主寿书，欲与之连兵入寇，约中分江南。寿乃命群臣大议利害，龚壮曰：“陛下与胡通，孰若与晋通！胡豺狼也，既灭晋，不得不北面事之，若与之争天下，则强弱不敌，危亡之势也。虞、虢之事，已然之戒，愿陛下熟虑之。”群臣皆以壮言为然，寿乃止，士卒咸称万岁。
注曰：士无乐战之心，驱之而赴死地，未有不败者。使李寿不用龚壮之言，固不待李势而蜀亡也。（卷九六）
龚壮见《晋书·隐逸传》，盖蜀人深识华夷之辨者。曰“与胡通孰若与晋通”，晋德虽薄，固诸华也。师出宜有名，搂诸夷以伐诸夏，言之至不顺者也，言不顺则士何能乐战，其败必矣。
晋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刘卫辰献马于燕，刘显掠之。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将兵助赵王麟击显，大破之，显犇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会麟，击显于弥泽，又破之，显犇西燕。麟悉收其部众，获马牛羊以千万数。
注曰：刘显灭而拓跋氏强矣。为慕容氏计者，莫若两利而俱存之，可以无他日亡国之祸。（一〇七）
刘卫辰，西夏赫连勃勃之父。刘显，刘库仁之子，亦卫辰宗也，见《魏书》廿三。卫辰与显不相容，後燕慕容垂亦与西燕慕容永不相容，拓跋珪乃坐观其成败，而收卞庄之利。
晋安帝隆安五年，初，凉将姜纪降于河西王利鹿孤，广武公傉檀与论兵略，甚爱重之，每谈论以夜继昼。利鹿孤谓傉檀曰：“姜纪信有美才，然视候非常，必不久留于此，不如杀之。纪若入秦，必为人患。”傉檀曰：“臣以布衣之交待纪，纪必不相负也。”八月，纪将数十骑奔秦军。
注曰：秃髪兄弟皆推傉檀之明略，余究观傉檀始末，未敢许也。又究观姜纪自凉入秦始末，则纪盖反覆诡谲之士，而傉檀爱重之，则傉檀盖以才辨为诸兄所重，而智略不能济，此其所以亡国也。（一一二）
姜纪後凉吕氏之叛臣，既降南凉利鹿孤，复奔後秦姚兴，史称其阿谄姦诈，好间人之亲戚，盖习战国游士之风者也。傉檀爱之，亦爱其类己耳。身之不喜辨给之士，屡见于《注》，《评论篇》所以谓身之为寡言沉默之人也。
宋文帝元嘉三年，秦王炽磐伐河西，蒙逊发兵禦之，且遣使说夏主，使乘虚袭枹罕，炽磐闻之引归。
注曰：蒙逊借助于夏以退秦师，秦既敝于夏，夏亦偾于魏，而凉亦不能以自立。是以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一二〇）
此有感于宣和海上之盟，及端平夹攻之役也。宣和与金灭辽，辽灭即与金争燕雲。端平与元灭金，金灭即与元争汴洛。静言思之，国力不充，不可以倖胜。宋借助于金以攻辽，犹蒙逊借助于夏以退秦师也。辽既敝于金，金亦偾于元，而宋亦不能以自立，犹秦既敝于夏，夏亦偾于魏，而凉亦不能以自立也。
梁武帝大同三年，时南北通好，务以俊乂相夸，衔命接客，必尽一时之选，无才地者不得与焉。每梁使至邺，邺下倾动，贵胜子弟，盛饰聚观，馆门成市。宴日，高澄常使左右觇之，一言制胜，澄为之拊掌。魏使至建康亦然。
注曰：两国通使，各务夸矜，以见所长，自古然矣。昭奚恤之事，犹可以服觇国者之心。（一五七）
昭奚恤楚臣，《新序》一言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观楚之宝器，昭奚恤示以楚之贤臣，秦遂不敢伐楚。然南北朝之通使，务以人选相夸，则别有其故。盖当时南北皆华人，强分裂为二国，使不得相闻问，事之至不自然者也。一旦通使，则畴昔衣冠之族，皆可藉此得消息，朝市乌得不为之倾动乎！《南齐书》四七王融疏言：“虏前后奉使，不专汉人，必介以匈奴，备诸觇获。”正为此也。南宋初，施宜生之事亦然。宜生本名逵，福建士人，入范汝为党。范败，逃入北，改名宜生，登伪科，擢用甚峻。逆亮将犯淮，犹以之为奉使，宋命张焘馆之，尝讽以首丘之义，宜生顾其介不在，忽为廋语曰：“今日北风甚劲。”又取几间笔扣之，云：“笔来笔来！”于是宋始警备，宜生实先漏师焉。归为介所告，烹而死。《桯史》一及《朱子语类》“盗贼门”详载之，《金史》采以入《宜生传》。然则南北朝之通使，各务夸矜，特其表面云尔，由民族感情之亲热觇之，中国之分裂应不能久也。
大同十一年，高欢聘柔然女，号曰蠕蠕公主。
注曰：魏明元帝命柔然曰蠕蠕，谓其蠕动无知识也。阿那瓌封蠕蠕王，虽曰以为国号，犹鄙贱之也。至高欢纳其女，号曰蠕蠕公主，则径以为国号，不复以为鄙贱矣。（一五九）
柔然为北方大国，自晋孝武帝太元十九年起，至陈武帝永定元年止，为突厥所併，建国凡一百六十四年，几与北魏相终始。魏之所以不能混一南北者，未始非惧柔然之蹑其后也。柔然、蠕蠕皆译音，无定字。钱竹汀曰：“柔然北方之国，不通中华文字，史家据译音书之，或称芮芮，或称茹茹，其实即柔然二字之转也。明元易茹为蠕，不过借同音字寓蚩鄙之意，元非改其国号。《北史·后妃传》中，或称蠕蠕公主，或称茹茹公主，犹言柔然公主云尔。《通鉴》于纪事例称柔然，而述魏人之词则曰蠕蠕，至如阿那瓌之称王，其女之称公主，亦当从纪事之例，偶沿旧史元文，不及画一刊改，注家未通译语，又从为之词，殊多事矣。”语见《通鉴注辩正》二。谓“注家未通译语”，然则谁通蠕蠕语者？不得以此讥胡《注》也。
陈长城公祯明二年，是岁吐谷浑裨王拓跋木弥，请以千馀家降隋，隋主曰：“朕之抚育，俱存仁孝。浑贼惛狂，叛夫背父，不可收纳。然其本意，正自避死，今若违拒，又复不仁，若更有音信，任其自拔，不须出兵应接。其妹夫及甥欲来，亦任其意，不劳劝诱也。”
注曰：所谓“叛夫背父”，“妹夫及甥”，当时必皆有主名，而史不详纪。《隋书》作“名王拓拔木弥”，“裨王”亦用《汉书》语。（一七六）
史家记事，只随时代所见之需要以为去取。史识远者，或能预见千百年后之需要而记之，不能巨细毕载也。如此条之“叛夫背父”，必有本事，而史不详纪，身之所揭示者一。又史家运用史料，有引用及括二法，引用但引原文，括则可增改文字。此条“裨王”《隋书》作“名王”，今用《汉书》语，是括法，身之所揭示者二。皆学者所当知也。
唐太宗贞观元年，初，突厥性淳厚，政令质略，颉利可汗得华人赵德言，委用之。
注曰：华人谓中国人也。（一九二）
中国人仕外国者，古有之矣，苟不戕贼祖国，君子所不弃也。且仕异国与仕敌国不同，仕异国者客卿耳，仕敌国则降虏也。
贞观三年，代州都督张公谨言突厥可取状，曰：“华人入北，其众甚多。比闻所在啸聚，保据山险，大军出塞，自然响应。”
注曰：华人因隋末之乱，避而入北。（一九三）
隋唐之交，华人固有入北避乱者，然自五胡乱华以来，北人华化者不可胜计，隋唐混一而后，涵容孕育，又数百年，遂与诸华无异矣。
唐高宗调露元年，都支先与李遮匐约，秋中拒汉使。
注曰：汉家威加四夷，故夷人率谓中国人为汉人，犹汉时匈奴谓汉人为秦人也。（二〇二）
宋时海上诸国则谓中国为唐人，陆地诸国仍谓中国为汉人，元时功令，则并以高丽、契丹、女真为汉人矣。
武后万岁通天元年，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
注曰：武后改突厥骨咄禄为不卒禄，又改李尽忠为李尽灭，孙万荣为孙万斩。此事何异王莽所为，顾有成败之异耳。（二〇五）
《汉书·匈奴传》，莽拜单于为孝单于及顺单于，又改匈奴曰恭奴，单于曰善于。《西域传》，莽封戊己校尉郭钦为剼胡子。皆非和睦远人之道。自是王莽、武后之谬，谋国者深当以为戒也。
唐玄宗开元四年，契丹李失活、奚李大酺，帅所部来降。
注曰：武后万岁通天时，奚、契丹叛。帝即位之後，孙佺、薛讷，相继丧师，两蕃不敢乘胜凭陵中国，乃相帅来降。中国之势安强，有以服其心故也。（二一一）
国力充实，虽败不足忧，国力空虚，虽胜不足喜。忧喜视国力之盈虚，不乎一时之胜败，开元契丹之事其佳证也。
唐德宗建中三年，吐蕃归所俘掠兵民八百人。
注曰：自吐蕃陷河陇，入京师，俘掠唐人，可以数计邪！德宗先归所俘者以怀之，其归向日所俘者八百人而已，狼子野心，姑以此报塞中国，其志果如何哉！观异日平凉劫盟之事可见也。（二二七）
边衅之开，略分四阶段：其先掠物，其次掠人，又其次掠地，至于掠国而极矣。吐蕃之于唐，至第二阶段而已，身之犹谓之“狼子野心”，然则金元之于宋，其狼野又何如！
建中四年四月，上命宰相尚书与吐蕃区颊赞盟于丰邑里，区颊赞以清水之盟，疆埸未定，不果盟。己未，命崔汉衡入吐蕃，决于赞普。
注曰：是年二月，命崔汉衡送区颊赞，盖欲与之盟而遣之，久而盟未定。又命汉衡入吐蕃，决于赞普。此时中国疲于兵，彼固有以窥唐矣，盟无益也。（二二八）
边境之靖扰，盟约之守渝，皆与国内之治乱相消息。我苟有隙可乘，敌必狡焉思逞，更有奸人为之勾结，则边境将无日宁矣。
唐德宗兴元元年，上遣崔汉衡诣吐蕃发兵，李怀光固执以为不可，曰：“若克京城，吐蕃必纵兵焚掠，谁能遏之，此一害也。前有敕旨，募士卒克城者，人赏百缗，彼发兵五万，若援敕求赏，五百万缗，何从可得，此二害也。虏骑虽来，必不先进，勒兵自固，观我兵势，胜则从而分功，败则从而图变，谲诈多端，不可亲信，此三害也。”
注曰：李怀光虽欲养寇以自资，然其陈用吐蕃三害，其言亦各有理。（二三〇）
联与国以拒共同之敌，与借外兵以平内乱不同，前者利害与共，后者引狼入室也。
唐德宗贞元七年，安南都护高正平重赋敛，群蛮酋长杜英翰等起兵围都护府，正平以忧死，群蛮闻之皆降。
注曰：史言蛮非好乱，苦于贪帅而乱。（二三三）
蛮虽开化稍迟，其性固与人无异，安之则宁，虐之则乱。乱之所由起，孰非安之不得其宜者。故动乱之程度，随虐之之程度为高下，如止沸然，火不熄沸不止也。然则边吏之选任，戒贪其第一义矣。
贞元十五年，南诏异牟寻遣使与韦皋约，共击吐蕃。皋以兵粮未集，请俟他年。
注曰：韦皋有智略，恐南诏貌与，而未悉其心也，故以“兵粮未集”辞，此可与智者道。（二三五）
所谓外交词令也。
唐武宗会昌二年，安西、北庭达靼等五部落。
注曰：李心传曰：“达靼之先，与女真同种，靺鞨之后也。其居阴山者，自号为鞑靼。鞑靼之人，皆勇悍善战，其近汉地者谓之熟鞑靼，尚能种秫穄，以平底瓦釜煮而食之；其远者谓之生鞑靼，以射猎为生，无器甲，矢贯骨镞而已。”余谓李心传蜀人也，安能知直北事，特以所传闻书之。（二四六）
语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十九“鞑靼款塞”条。身之似有憾于心传者，非也，故为贬词，以避时忌耳。今武英殿刊本于此条即多所删节，据陆心源《群书校补》，知身之所引尚是宋本原文也。
会昌三年，李德裕追论维州悉怛谋事，诏赠悉怛谋右卫将军。温公论曰：论者多疑维州之取捨，不能决牛、李之是非。臣以为悉怛谋在唐则为向化，在吐蕃不免为叛臣，其受诛也，又何矜焉！且德裕所言者利也，僧孺所言者义也，牛、李之是非，端可见矣。
注曰：元祐之初，弃米脂等四寨以与西夏，盖当时国论，大指如此。（二四七）
悉怛谋以维州叛降我，李德裕受之。牛僧孺以为失信，诏执送悉怛谋，令彼自戮，此太和五年事也。温公是牛非李，身之言当时国论如此，明其后并不如此也。《读史管见》廿五曰：“僧孺以小信妨大计，德裕以大义谋国事，此二人是非之辨也。”《朱子语类》一三六曰：“德裕所言虽以利，然意却全在为国；僧孺所言虽以义，然意却全济其私。且德裕既受其降矣，虽义有未安，也须别做置处，乃缚送悉怛谋，使之恣其杀戮，果何为也。”明胡广亦尝论之，曰：“温公直牛曲李，其意盖有所为。宋神宗在位喜论兵，富郑公尝云：‘愿陛下二十年不可道着用兵二字。’温公之意，即郑公之意也。当西夏部将嵬名山欲以横山之众，取李谅祚以降，诏边臣招纳其众，公上疏极论，以为：‘名山之众，未必能制谅祚，幸而胜之，灭一谅祚，生一谅祚，何利之有！’神宗不听，遣种谔发兵迎之，取绥州，费用六十万。西方用兵，盖自此始矣。后城永乐，夏人来争，丧师数十万，神宗临朝大恸，于是公言始验。然则牛、李之论，公欲假此以抑要功生事之人，矫当时之弊耳。”语见《明文衡》五十五。
唐宣宗大中十一年，李承勋奏吐蕃酋长尚延心为河渭都游弈使，使统其众居之。
注曰：史言唐之边镇，自将帅至于偏裨，详于身谋，略于国事，故夷人窥见其肺肝，亦得行其自全之谋。（二四九）
“详于身谋，略于国事”，二语切中时人之病。当国家危亡时，此病尤显，不独将帅然，即文臣亦何莫不然！李纲《梁溪集》卅四，载：“建炎元年，戒励士风诏，有曰：‘日者二圣播迁，宗社几于颠覆。肆朕纂承，慨然思任群材，相与协济，而士大夫奉公者少，营私者多，徇国者希，谋身者众。乞去则必以东南为请，召用则必以疾病为辞，投檄以自便者相望于涂，避寇而去官者日形于牍。甚者至假讬亲疾，不候告下，挈家而远遯’”云云。此私天下之馀毒也。贤者洁身以远祸，不肖者冒进以营私，任之则愈肆猖狂，严之则挺而走险，如是，豪杰安得不生心，敌人安得不窥伺乎！陈涉辍耕于陇上，石勒倚啸于东门，正为此也。
唐昭宗乾宁四年，王建镇西川，蛮亦不敢侵盗。
注曰：史言安边之術，惟洞知近塞蕃落情伪而折其姦，则外夷不敢有所侮而动。（二六一）
安边之術，首在不贪不暴，蜀王建号“贼王八”，然其镇蜀初政，不独能抚民，且善待士，故唐末人士之避乱者多往依之，卒能据有全蜀三十馀年。身之称之，愧乎“贼王八”之不如者耳！
後梁太祖开平二年，契丹主阿保机遣使随高颀入贡，且求册命。
注曰：夷狄觇国势而为去来，彼以梁为强，则其背晋宜矣。（二六六）
先是阿保机与李克用约击梁，既而背之，称臣于梁，约梁灭晋。阿保机诚可恨，然是时梁强晋弱，安能禁其反覆乎！故凡欲得人之助者，必须能自强，不能自强而欲得人之助难矣。
後梁均王贞明三年，契丹主选骑三万欲攻幽州，述律后指帐前树曰：“此树无皮可以生乎？”契丹主曰：“不可。”述律后曰：“幽州城亦犹是矣。吾但以三千骑伏其旁，掠其四野，使城中无食，不过数年，城自困矣，何必如此躁动轻举！万一不胜，为中国笑，吾部落亦解体矣。”契丹主乃止。
注曰：妇人智识若此，丈夫愧之多矣。此特阿保机因其能胜室韦，从而张大之以威邻敌耳。就使能尔，曷为不能止德光之南牧，既内虚其国，又不能为根本之计，而终有木叶山之囚乎？（二六九）
身之不满于述律后，为元太宗后乃马真氏言之也。述律后佐阿保机得国，《欧史·四夷附录》称其“多智而忍”，后为其孙兀欲囚于木叶山。乃马真后称制四年，《元史·耶律楚材传》称其“崇信姦回”，後为太祖孙蒙哥徙于极边。二后晚年所遇相同。并见《伦纪篇》。
贞明五年，诏削刘岩官爵，命吴越王讨之。虽受命，竟不行。
注曰：受命者不逆梁之意，不行者不肯自弊其力以伐与国，此割据者之常计也。（二七〇）
令吴越讨南汉，此梁之利，而吴越之弊也。注言吴越“不肯自弊其力”，中吴越之隐矣。
後梁均王龙德二年，大封王躬乂，性残忍，海军统帅王建杀之自立，复称高丽王，以开州为东京，平壤为西京。建俭约宽厚，国人安之。
注曰：徐兢《高丽图经》曰：“高丽王建之先，高丽大族也。高氏政衰，国人以建贤，立为君长。后唐长兴二年，自称权知国事，请命于明宗，乃拜建大义军使，封高丽王。”按徐兢宣和之间使高丽，进《图经》，纪载疏略，因其国人传闻，遂谓建得国于高氏之后，不知建实杀躬乂而得国也。详见贞明五年《考异》。（二七一）
高丽王建之建国，在西纪九一八，即梁贞明四年，见郑麟趾等所撰《高丽史》。《通鉴》盖从其国势既定之后追纪之，故相差数年，至后唐长兴中，则已建国十馀年矣。徐兢《高丽图经》不足据。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吴遣使求和于楚，请苗璘、王彦章，楚王殷归之，使许德勋饯之。德勋谓二人曰：“楚国虽小，旧臣宿将犹在，愿吴朝勿以措怀，必俟众驹争皁栈，然后可图也。”时殷多内宠，嫡庶无别，诸子骄奢，故德勋语及之。
注曰：其后马氏诸子争国，南唐乘而取之，卒如许德勋之言。然德勋相楚，知其将乱，不以告戒其主，而以语邻国之人，非忠也。《左传》郑子太叔谓晋张趯有智，然犹在君子之後者，正此类也。（二七六）
是时吴楚异国，同是诸华。夫不满现在者，人之恒情，相知深，接触多，则反易相左也。故在其地有不满意于其地者，在其时有不满意于其时者，惟君子家丑不外扬而已。郑子太叔语，见《昭三年传》。
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契丹主每谓晋臣曰：“中国事我皆知之，吾国事汝曹不知也。”
注曰：契丹主自谓周防之密，以夸晋臣。然东丹之来，已胎兀欲夺国之祸，虽甚愚者知之，而契丹主不知也。善觇国者不观一时之强弱，而观其治乱之大致。（二八六）
目能及远，而不能自见其睫，契丹主之谓也。岂独契丹主然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