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之于人大矣，迫于饥寒，怵于威力，炫于荣利，皆足以失其所守也。故身之注《通鉴》，于出处之节，三致意焉。辑而存之，不啻一卷《梅涧语录》。即身之生平出处，亦可于此见之。如五十三卷之仇香，六十四卷之荀悦，一百七十九卷之李文博，皆身之所以自况也。惜乎王梓材撰《宋元学案补遗》，未及取材于此。
王莽始建国三年，龚胜不仕王莽死。班固赞曰：“守死善道，胜实蹈焉。郭钦、蒋诩，好遯不汙，绝纪、唐矣。”
注曰：师古曰：“钦、诩不仕于莽，遯逃浊乱，不汙其节，殊于纪逡及两唐。”《通鉴》书龚胜之死，遂及一时人士，又书班固之论，其为鉴也，不亦昭乎！（卷三七）
班固不叙杀身成仁之美，曾于《龚胜传》末借“父老薰膏”之说以为讥，今乃以“守死善道”称之，可见其是非之心未泯也。纪逡、唐林、唐尊，皆汉末清名之士，仕莽封侯贵重。元初求贤江南，士有失其守者，故身之以为鉴。《元史》一七二《程钜夫传》：“钜夫叔父飞卿，仕宋通判建昌，世祖时以城降，钜夫入为质子。至元二十三年，拜侍御史，奉诏求贤江南，荐赵孟頫等二十馀人，皆擢置臺宪及文学之职。”是举也，即谢叠山与留梦炎书所谓“近江淮行省，将旨来南，根寻好人，根寻不觑面皮正当底人”也。诏旨原系口语，史饰之为“奉诏求贤”。元庭盖有见于当时投拜之徒，多非“不觑面皮正当底人”，而欲别求清名之士以用之，故叠山书曰：“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无好人，无正当人久矣！谓江南有好人，有正当人，皆欺皇帝也。”此其意与欧公之序《唐六臣传》同，曰：“呜呼！唐之亡也，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其馀在者，皆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于梁庭如此哉！”然元庭既有此一举，清名之士，如谢叠山、吴草庐等，皆在荐中。草庐应徵，历仕贵显。叠山为降臣魏天祐强起，至燕不食死，时至元廿六年四月也。然则草庐者元之纪、唐，叠山者宋之龚胜也，故身之痛之。
始建国五年，师友祭酒满昌劾乌孙小昆弥使不当居大昆弥使上，莽怒，免昌官。
注曰：师友祭酒，龚胜不肯就，而满昌为之。凤皇翻于千仭，乌鸢弹射不去，非虚言也。（卷三七）
王莽地皇二年，公孙禄请诛国师刘秀等，以慰天下，莽怒，使虎贲扶禄出。
注曰：禄之言则直矣，然以汉旧臣而与莽朝之议，出处语默，于义得乎！事君若龚胜者可也。（卷三八）
满昌、公孙禄，皆莽时直臣，而皆不免。《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以宋旧臣而与元朝之议，亦未尝无戆直之人，如史称“赵与之忠言谠论，无所顾惜”是也。而身之之论出处，终以“若龚胜者”为宜，此温公学说也。《温公集》七十有《龚君宾论》，谓：“王莽慕龚君宾之名，以尊爵厚禄，劫以淫威重势，而必致之。君宾不胜逼迫，绝食而死，班史以‘薰膏’之语讥焉，未有为之辨者也。失节之徒，排毁忠正，以遂己非，不察者又从而和之。太史公称伯夷、叔齐不有孔子，则西山之饿夫，谁识知之，信矣哉！”自温公此论出，而龚胜之是非定。至身之之时，其效尤著。身之之许龚胜，即许叠山也。叠山盖仪型龚胜者，今《叠山集》存诗不过数十篇，而龚胜之名屡见，如“宁持龚胜扇，不着挺之绵”。“不为苏武即龚胜，万一因行拜杜鹃。”“了知死别如龚胜，未必生还似子卿。”“天下久无龚胜洁，人间何独伯夷清。”“平生爱读龚胜传，进退存亡断得明。”其最後《崇真院绝粒诗》曰：“西汉有臣龚胜卒，闭口不食十四日。我今半月忍渴饥，求死不死更无術。”足见其平日景仰有素，故能赴义从容，非激于一时义愤者所为也。然同时降人中则有以“煎膏”之说讥叠山者矣，方回《桐江续集》廿五云：“铅山虞华甫，往得谢枋得君直为书‘耕隐’二字，其子舜臣来见，求赋耕隐诗，诗曰：‘君直不可见，见此长虹吐，使其尚未死，年始七十五。当时书此字，赠我老华甫，今年八十一，仍卧旧处所。谢公名太盛，杀身甘荼苦，虞公不竞名，躬耕隐村坞。有名无名间，俛仰隔今古。直木先翦拜，明膏自煎煮。何如牛背上，一蓑弄烟雨。’”呜呼！此周密所以讥方回为无耻也。
汉光武帝建武十二年，初，公孙述徵广汉李业为博士，业固称疾不起。
注曰：业，平帝元始中除为郎，会王莽居摄，以病去官，杜门不应州郡之命。王莽以业为酒士，病不之官，遂隐藏山谷，绝匿名迹。夫既不仕于莽，其肯为述起乎！（卷四三）
此为元初屡徵不起诸儒言之。
汉顺帝永建二年，张楷谓樊英以不訾之身，怒万乘之主。
注曰：按《英传》：“英强舆入殿，犹不以礼屈，帝怒谓英曰：‘朕能生君，能杀君，能贵君，能贱君，能富君，能贫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尽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焉能生臣？焉能杀臣？臣见暴君，如见仇雠，立其朝犹不肯，可得而贵乎？虽在布衣之列，环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万乘之尊，又可得而贱乎？陛下焉能贵臣？焉能贱臣？非礼之禄，虽万钟不受也；申其志，虽箪食不厌也，陛下焉能富臣？焉能贫臣乎？’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医养疾，月致羊酒。”（卷五一）
此《後汉书·方术传》语也。樊英之言，与皇甫谧《高士传》成公对成帝之言相类。温公既略之矣，身之何为具引之？曰：温公以其言慢上，故不载；身之则有感于当时之贱士，故先严衍而补之，所以振逸民之气也。温公、身之，易地则皆然，学者观二家之弃取，则知史之为用广矣，考据云乎哉！
汉质帝本初元年，自是游学增盛，至三万馀生。
注曰：此邓后临朝之故智，梁后踵而行之耳。游学增盛，亦干名蹈利之徒，何足尚也！或问曰：太学诸生三万人，汉末互相标榜，清议此乎出，子尽以为干名蹈利之徒可乎？答曰：积水成渊，蛟龙生焉。谓其间无其人则不可，然互相标榜者，实干名蹈利之徒所为也。祸李膺诸人者，非太学诸生，诸生见其立节，从而标榜，以重清议耳。不然，则郭泰、仇香，亦游太学，泰且拜香而欲师之，泰为八顾之首，仇香曾不预标榜之列，岂清议不足尚欤？抑香隐德无能名欤？（卷五三）
《癸辛杂识》後集，言：“南宋时三学之横，虽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亦末如之何。至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術笼络，每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田，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虽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要君去国，则上书赞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今日曰周公，明日曰魏公，无一人敢少指其非。直至鲁港溃师之後，始声其罪。”呜呼！此身之所谓“干名蹈利之徒”也。东汉士林甚盛，身之于三君八顾之外，独赏识一循吏仇香。此与胡明仲《读史管见》五，谓“郭有道名在八顾，未若申屠蟠之以不见成德”，其意正同。迄今言浙东学術者，多举厚斋、东发，而不举身之；述台学统者身之仅与于训诂之末。身之亦隐德无能名者欤？抑不标榜不倚傍门户之结果也？吾尝于《解释篇》“真隐”条详论之。
汉献帝建安十年，秘书监侍中荀悦，作《申鉴》五篇奏之。
注曰：荀悦《申鉴》，其立论精切，关于国家兴亡之大致，过于彧、攸。至于揣摩天下之势，应敌设变，以制一时之胜，悦未必能也。曹操姦雄，亲信彧、攸，而悦乃在天子左右，悦非比于彧、攸，而操不之忌，盖知悦但能持论，其才必不能辨也。呜呼！东都之季，荀淑以名德称，而彧、攸以智略济，荀悦盖得其祖父之仿佛耳。其才不足以用世，其言仅见于此书。后之有天下国家者，尚论其世，深味其言，则知悦之忠于汉室，而有补于天下国家也。（卷六四）
一则曰悦未必能，再则曰其才必不能辨，三则曰其才不足以用世，身之之于悦，若有憾焉者。深味其言，然后知身之之自寓也。悦作《申鉴》五篇，身之注《通鉴》，复作《江东十鉴》。《袁清容集》十一，《忆胡怀宁诗》所谓“四城赋拟张衡丽，十鉴书同贾谊哀”是也。杜门著书，不忘故国，故曰“其才不足以用世”。今《江东十鉴》已佚，而《鉴注》独附《通鉴》以传，亦可曰“其言仅见于此书”也，此则身之之所不及料也。金仁山撰《通鉴前编》，其成亦在宋亡以後，其《後序》有曰：“荀悦《汉纪》《申鉴》，志在献替，而遭值建安之季。履祥末学，其生不辰，所以拳拳缀辑者，特不为忧悴废业耳。”盖亦以悦自况也。
建安十九年，操使御史大夫郗虑，持节策收皇后玺绶，以尚书令华歆为副，勒兵入宫。后闭户藏壁中，歆坏户发壁，就牵后出。
注曰：华子鱼有名称于时，与邴原、管宁号三人为一龙，歆为龙头，原为龙腹，宁为龙尾。歆所为乃尔，邴原亦为操爵所縻，高尚其事，独管宁耳。当时头尾之论，盖以名位言也。呜呼！（卷六七）
严衍《通鉴补》于勒兵入宫收后事，曾为华歆辨诬，曰：“此事《通鉴》本之《後汉书》，《後汉书》本之《曹瞒传》，《曹瞒传》吴人作，焉知非异域传闻之误耶！”又以歆为同时陈登、陈群、王朗、傅玄、张华诸人所称道，则此事为理之所必不然者，故特去歆姓名，以此事专属之郗虑，并将歆为虑副一节而删之，谓“後之读史者勿泥范晔之笔而疑予之言”云云。夫为古人出处大节辨诬，美意也。为《通鉴补》而删去《通鉴》华歆之名，是“通鉴删”，非“通鉴补”也，衡之史例，未见其宜，此身之之所不敢者也。
晋武帝泰始十年，初，魏邵陵厉公芳之废迁金墉也，太宰中郎陈留范粲素服拜送，哀动左右。遂称疾不出，阳狂不言，寝所乘车，足不履地。子乔等三人，并弃学业，绝人事。
注曰：按《晋书》：“乔年二岁，祖馨，临终抚其首曰‘恨不见汝成人！’因以所用砚与之。至五岁，祖母以告乔，乔便执砚涕泣。九岁请学，在同辈之中，言无媟辞。李铨常论扬雄才学优于刘向，乔以为向定一代之书，正群籍之篇，使雄当之，故非所长，遂著《刘扬优劣论》。前后辟举，皆不就。邑人腊日盗斫其树，人有告者，乔阳不闻，邑人愧而归之。乔曰：‘卿节日取柴，欲与父母相欢娱耳，何以愧为！’”呜呼！观乔之学行如此，则“弃学业，绝人事”，殆庶几乎夷齐饿于首阳之下之意。（卷八〇）
乔著《刘扬优劣论》，今不传。《鲒琦亭集》廿九曾仿为之，谓：“向之优于雄，在忠贞大节，而不在区区著述之间。乔能知向之优，而不知其所以优”云。予谓谢山之说是也。然以乔父子出处观之，乔之所论，必在向之忠贞，而不在著述，故与李铨持论不同。今《晋书》撰自唐初诸臣，如李义府、许敬宗等，出处皆有惭德，故于乔所论，就轻避重，未必即乔本旨。身之以夷齐比之，夷齐岂藉著述传哉！
晋惠帝永兴元年，刘渊以崔游为御史大夫，游固辞不就。
注曰：崔游，渊之师也。游既能以师道不为渊屈，且又得不变于夷之义。（卷八五）
刘渊虽出匈奴，然世居中国，生长中国，与华人无异。史称其师事崔游，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所谓中国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崔游能用夏变夷，而不能保中国政治不腐败，中国政治而腐败，又安能禁其不生蔑视之心耶！
宋末有江汉先生赵復，以俘虏教授北方，北方知有程朱之学自復始。强之仕不仕，亦崔游之伦也。《元史·儒学传》：“赵復字仁甫，德安人。太宗乙未岁，命太子阔出帅师伐宋，德安以尝逆战，其民数十万，皆俘戮无遗。时姚枢奉诏即军中求儒道释医卜士，凡儒生挂俘籍者辄脱之。復在其中，枢与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残，不欲北，因与枢诀。枢恐其自裁，晓以徒死无益，復强从之。先是南北道绝，载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记程朱诸经传注，尽录以付枢。自復至燕，学子从者百馀人。世祖在潜邸，尝召见，问曰：‘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对曰：‘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悦，因不强之仕。虽居燕，不忘故土，以江汉自号，学者称江汉先生。”黄百家跋《鲁斋学案》曰：“自燕雲十六州之割，北方之为异域也久矣。虽有宋诸儒叠出，声教不通，自赵江汉以南冠之囚，吾道入北，而姚枢、窦默、许衡、刘因之徒鬱起，彬彬郁郁矣。”万季野为《宋遗民广录订误》，则谓：“復虽未受元职，然其教大行于北方，日主讲席，终于燕都，非隐士也。不当入遗民”云。按元太宗乙未，即宋理宗端平二年，去宋之亡，尚四十馀载。江汉先生当卒在宋亡之前，故季野以为不当入遗民，非谓先生变于夷也。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许準劝徐孝嗣废立，孝嗣疑不决，帝并沈文季诛之。
注曰：沈庆之、沈文季，皆讬老疾，不预朝权，而终不免于死。国无道而富贵，则进退皆陷危机也。（一四二）
陈宣帝太建十二年，周丞相坚执柳庄手，言当相与共保岁寒。
注曰：孔子曰：“岁寒然後知松柏之后彫。”何晏注曰：“大寒之岁，众木皆死，然后知松柏不彫伤。平岁众木亦有不死者，故须岁寒而后别之。喻凡人处治世，亦自能修整与君子同，在浊世然後知君子之不苟容。”後之言保岁寒者，义取诸此。（一七四）
此眼前成语，《鉴》中屡见，何须注，而此独详引以释之者，正以见保岁寒之不易也。《癸辛杂识》续集上，载：“陈宜中、曾唯、黄镛、刘黻、陈宗、林则祖，皆以甲辰岁史嵩之起复上书，时人号为六君子。既贬旋还，时相好名，牢笼宜中为抡魁，馀悉擢巍科，三数年间，皆致通显。及镛知庐陵，文宋瑞起义兵勤王，百端沮之，遂成大隙。既而北兵大入，则如黄如曾，皆相继卖降，或言其前日所为皆伪也，于是有为之语云：‘开庆六君子，至元三搭头。’宋之云亡，皆此辈有以致之。”按淳祐四年甲辰，上书论史嵩之不当起复者，是黄恺伯等，详《宋季三朝政要》。陈宜中、黄镛等，是宝祐四年丙辰上书攻丁大全被贬，开庆元年丁大全罢，六人放还，故称开庆六君子。此误记丁大全为史嵩之，又误记丙辰为甲辰。六君子始皆负盛名，而其中一二人晚节不终，遂予人口实，岁寒之不易保如此，故身之特书以自儆。
太建十三年，美阳公苏威，绰之子也。少有令名，周晋公护强以女妻之。威见护专权，恐祸及己，屏居山寺，以讽读为娱。周高祖闻其贤，除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辞不拜。隋主为丞相，高熲荐之，召见与语，大悦，居月馀，闻将受禅，遁归田里。
注曰：观苏威之初，其立身何可议哉！至于末节，展转于宇文化及、李密、王世充之朝，何其可鄙也！君子是以知令终之难。（一七五）
此亦为尝立名节而不终者言之。如葉李，杭州人，《元史》一七三称其：“少补京学生，宋景定五年，与同舍生伏阙上书攻贾似道，窜漳州。似道既败，乃得自便。宋亡，隐富春山，江淮行省及宣宪两司争辟之，俱不应。”何其高也！“至元十四年，相威行臺江南，求遗逸，以李姓名上，即授浙西道儒学提举。李闻命欲遁去，而使者致丞相安童书有云：‘先生在宋以忠言谠论著称，今授以五品秩，士君子当隐见随时，其尚悉心以报殊遇。’李乃幡然北向再拜曰：‘仕而得行其言，此臣夙心也，敢不奉诏。’”呜呼！又何其卑耶！“二十三年，程文海奉命搜贤江南，世祖谕之曰：‘此行必致葉李。’既至，特拜御史中丞。二十五年，陞平章政事。会桑哥败，事颇连及同列，李独以疾得请南还。扬州儒学正李淦上书，言：‘葉李本一黥徒，受皇帝简知，即以举桑哥为第一事。人皆知桑哥用群小之罪，而不知葉李举桑哥之罪。葉李虽罢相，刑戮未加，天下往往窃议，宜斩葉李以谢天下’”云。令终之难如此，故身之借苏威之事发之。
隋文帝仁寿二年，蜀王秀尝从柳彧求李文博所撰《治道集》。
注曰：李文博，博陵人，仕隋不调。性贞介鲠直，好学不倦。至于教义名理，特所留心，读书至治乱得失，忠臣烈士，未尝不反覆吟翫。长于议论，亦善属文，著《治道集》十卷，大行于世。夫其文大行，而仕不遇，何也！（一七九）
李文博《治道集》，两《唐志》著录“法家类”，今不传。《玉海》五十一载杜佑《理道要诀自序》，言：“隋李文博《理道集》，多主于规谏。”则其书亦荀悦《申鉴》之伦，为规正时政而作者也。“贞介鲠直”，即不遇之由，身之盖有慨乎言之。《身之墓》，称：“身之登第后，尝为庆元谿尉，刚直不阿，忤郡守罢去。会有以文学行谊荐者，遂授扬州江都丞。咸淳丁卯，差充寿春府府学教授，佐淮东幕府，考举及格，改奉议郎，知江陵县。丁母忧，服阕，改知安庆府怀宁县。甲戌，差充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官至朝奉郎。”袁清容《忆胡怀宁诗》：“青衫不受折腰辱，白眼岂知徒步回。”注：“旧尉慈谿，为郡守厉文翁劾去。”《宋史》四五《理宗纪》，厉文翁以景定二年七月知庆元府。御史洪天锡疏言：“厉文翁小人之无忌惮者也。藉衣锦威，行攫金術，今又移其剥越者剥鄞矣。然民敢怨而不敢言者，以其依凭邸第耳。”语见《齐东野语》七，亦略见《宋史·天锡传》。身之所忤者，为无忌惮之小人，足证其刚直不阿，故不遇与李文博同也。佐淮东幕府时，两淮制置为李庭芝，《鉴注自序》言“咸淳庚午，从淮壖归”，当是因庭芝移京湖制置也。甲戌主管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故陈著《本堂集》称身之为胡制机。时沿江制置使为汪立信。贾似道督师江上，言辄不用，既而军溃，遂间道归，所谓“白眼岂知徒步回”也。《清容集·祭胡梅涧文》，又言：“江上之策，不行于老姦，年运而往，知吾道之愈难，写心声之悲愤，听涧水之潺湲。”即叹其所仕不遇，归而注《鉴》也。据《墓》，所居涧旁多古梅，因称梅涧。其地当在宁海，《十七史商榷》以为即袁氏塾，非也。
唐高祖武德元年，先是窦建德陷景城，执户曹河东张玄素，以为治书侍御史，固辞。及江都败，复以为黄门侍郎，玄素乃起。
注曰：史言隋之故官，渐就仕于他姓。（一八五）
张玄素先辞後起，以江都之败否为衡，所谓投机耳。崖山既覆，宋遗民亦渐有出为告籴之谋者，如月泉吟社中之仇远、白珽、梁相皆是也。万季野《书元史陈栎传后》云：“元初南土既附，科目犹未设，一时士人无仕进之路，相率而就有司之辟召。或庠序学官，或州县冗秩，亦屈节为之。如戴表元、牟应龙、熊朋来、马端临之属，以文学名儒，或俯首以丐升斗之禄，而生平之名节不顾矣。其最无可取者，如休宁陈栎，穷经讲学，当时亦称名儒，及科举一开，争先赴之，虽侥倖一举，所得几何？吾独惜陈氏以六十之年，而一旦丧其生平也。”语见《群书疑辨》十一。季野盖为清初诸儒之应鸿博者言之。至于陈栎之应举，为身之所不及见，仇、白、戴、牟之就微禄，则身之所亲睹也。《易》曰：“履霜坚冰，所由来者渐。”故身之唏嘘言之。
武德二年，王世充令太常博士孔颖达造禅代仪，又以国子助教陆德明为汉王师，令玄恕就其家行束脩礼。德明耻之，服巴豆散，卧称病。玄恕入跪床下，对之遗利，竟不与语。
注曰：陆德明过孔颖达远矣。（一八七）
唐孔、陆两经师之优劣，《鲒埼亭集》外编三八曾论之，曰：“有唐一代，绝少经师，求其博通诸经，不为专门之学者，祗孔、陆二家。然仲达亦安敢望德明，仲达之在东都，为隋皇泰主太常博士，时有道士桓法嗣，献《孔子闭房记》，以为王世充受命之符，世充即命仲达与其长史韦节、杨续撰禅代仪。仲达此事，可以比美新之大夫矣。其时德明亦为国子助教，世充遣其子玄恕师之，德明竟不与语，斯其人视仲达为何如，果谁得为圣人之徒欤？且世充暴人也，徐文远为其师，犹拜伏见之，德明以一国子先生拒之，可谓大勇矣。”谢山此文，盖即本之《胡注》。因孔颖达为王世充造禅代仪事，不见《两唐书·颖达传》，而唯见于《通鉴》，谢山盖读《通鉴》而得《胡注》之启示者也，谁谓读史仅知考证而已！
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初，吐突承璀方贵宠用事，为淮南监军，李鄘为节度使，性刚严，与承璀互相敬惮，故未尝相失。承璀归，引鄘为相，鄘耻由宦官进，及将佐出祖，乐作，鄘泣下，曰：“吾老安外镇，宰相非吾任也！”至京师，辞疾不入见，不视事，百官到门，皆辞不见。
注曰：史言李鄘知耻。（二四〇）
李鄘知耻，则蔡京为不知耻，京之相由童贯也。
唐文宗太和九年，王涯有再从弟沐，家于江南，闻涯为相，跨驴诣之，涯许以微官，自是旦夕造涯之门以俟命。及涯家被收，与涯俱腰斩。舒元舆有族子守谦，愿而敏，从元舆者十年，一旦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谴责，守谦不自安，求归江南。元舆收族，守谦独免。
注曰：王沐之并命，躁之祸也；舒守谦之幸免，愿之馀福也。祸福之应，天岂爽哉！（二四五）
故君子贵淡泊宁静。
唐宣宗大中四年，吏部侍郎孔温业，白执政求外官，白敏中谓同列曰：“我辈须自点检，孔吏部不肯居朝廷矣。”温业，戣之弟子也。
注曰：孔温业之操行，不见于史，时人盖以其家世而敬之。（二四九）
唐僖宗乾符五年，时连岁旱蝗，寇盗充斥，耕桑半废，租赋不足，内藏虚竭，无所佽助。兵部侍郎判度支杨严，三表自陈才短不能济办，辞极哀切，诏不许。
注曰：人见美官，谁不欲之，乃有辞而不获者，可以观世道矣。（二五三）
宋理宗初年，崔与之自成都乞归广州，除帅长沙，帅江南，除吏部尚书，皆力辞，至亲洒宸翰以趣之。金亡，朝议取三京，闻之顿足浩叹。继而予祠亦辞，拜参知政事，拜右丞相，皆终辞，至十有三疏。黄东发曰：“公之不作相，天下至今高之，公岂以不作相为高者哉！天下安危，繫于边阃，或乃视为货赂交私之地，公帅淮帅蜀，尝独尽心焉，而不得行，天下事已可知矣。及金灭鞑兴，正国家当忧危之日，反挑强敌，以开厉阶，天下事又可知矣，尚何相为，公岂得已而辞者哉！”语见《古今纪要逸编》。宋之将亡，诸大臣更相率遁去，咸淳四年正月，至有诏书为之切责，曰：“迩年近臣，无谓引去以为高，勉留再三，弗近益远，往往相尚，不知其非义也，亦由一二大臣尝勇去以为众望，相踵至今。朕于诸贤，允谓无负，其弗高尚，使人疑于负朕。”诏见《宋史》四六《度宗纪》。此身之所亲值，土崩之势，甚于乾符，犹谓美官足以縻人乎！
唐僖宗广明元年，黄巢以太常博士皮日休为翰林学士。
注曰：陆游《老学庵笔记》曰：“《该闻录》言‘皮日休陷黄巢为翰林学士，巢败被诛’，今《唐书》取其事。按尹师鲁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称：‘曾祖日休，避广明之难，徙籍会稽，依钱氏，官太常博士，赠礼部尚书。祖光业，为吴越丞相。父璨，为元帅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东。’据此，则日休未尝陷黄巢为其翰林学士被诛也。小说谬妄，无所不有。师鲁文章传世，且刚正有守，非欺后世者。”（二五四）
谈允厚《通鉴补后序》，谓《通鉴》有七病，其一曰诬，引孙光宪《北梦琐言》皮日休事为证，然身之先已引《老学庵笔记》辨之。《笔记》所据者尹师鲁撰皮氏子孙墓，墓当然不能载其祖宗从“贼”。然公山之召，可为东周；佛肸之往，无伤坚白，亦不必为日休辨矣。
唐昭宗景福二年，以柳玭为泸州刺史，玭尝戒其子弟曰：“凡门地高，不可恃也。立身行己，一事有失，则得罪重于他人，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故膏粱子弟，学宜加勤，行宜加励，仅得比他人耳。”
注曰：使柳氏子侄常能守玭之戒，各务修饬，虽至今为名家可也。（二五九）
身之此言，盖有感于柳氏子侄之有璨也。
唐昭宗天祐元年，以柳璨为右谏议大夫、同平章事。璨，公绰之从孙也。
注曰：自元和以来，柳氏以清正文雅，世济其美，至柳璨而隤其家声。所谓“九世卿族，一举而灭之”，柳玭之家训为空言矣。（二六四）
璨见《唐书·姦臣传》。厚结朱全忠，与蒋玄晖、张廷範谋杀所仇媢有宿望大臣二十馀人于白马驿，全忠不善也。又尝胁昭宣帝揖让授终，请自行进拜司空为册礼使，然卒为全忠所恶，杀之。临刑自呼曰：“负国贼柳璨，死其宜矣！”此身之所以为柳氏痛惜之也。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初，礼部员外郎知制诰司空图，弃官居虞乡王官谷，昭宗屡徵之不起。柳璨以诏书徵之，图惧，诣洛阳入见，阳为衰野，坠笏失仪。璨乃复下诏，略曰：“既养高以傲代，类移山以钓名。”又曰：“匪夷匪惠，难居公正之朝，可放还山。”
注曰：柳璨言司空图既非伯夷之清，又非柳下惠之和。且朝政如彼，而璨自谓公正。《通鉴》直叙其辞，而媺恶自见。（二六五）
以图视璨，犹粪土耳。璨乃倚全忠势，藉诏书斥之，邪正不明，媺恶倒置若此。《司空表圣集》有句云：“汉儿尽作胡儿语，却向城头骂汉人。”其柳璨之谓乎，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