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我写了一篇文章《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寄给《塚本博士颂寿纪念佛教史学论集》（1961年2月出版）发表。
8月9日，我把这篇文章的稿子，寄给胡适之先生，请切实指教。胡先生在8月15日，从纽约给我写了一封长信，对自搏的考证，颇为嘉许，对自扑的解释，则提出疑问，对我的推论，也不甚以为然。我很感谢胡先生的指示，但因稿已寄出付印，只就必要处略加改动。胡先生有很多宝贵的意见都未能加入，很觉得遗憾。后来又发现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里有论搏颊求乞一节，十分重要，我写作时忽略未引。此外自己也搜集到一些补充材料。现在把这些资料同意见合在一起，作为补论，用来纪念胡先生。
胡先生的信里说：
此文的道教部分与你前作《老君音诵诫经》一文，都是道教史的重要研究，我很感觉兴趣。但我觉得此文“佛教之自扑”部分，可能有点问题。我在客中，手头无书，又没有时间上图书馆，只有把我的一点感想写出来，也许可以备参考。
我细看了你引的“自扑”诸条，我都看不出“自扑”是自己打自己。“自扑忏悔，如泰山崩”，“五体投地，如泰山崩”，“五轮着地，头面礼佛”，都只是向前匐伏——古人跪坐，向前自伏，则五体皆投地，“五轮（二肘二膝并头顶）皆着地”。五轮既皆已着地了，用什么自己打自己呢？
敦煌所出四例之中，只有《子胥变文》之“自扑捶凶”是不可通的。阿姊手抱弟头，则不能“自扑”；若她“自扑”，则不能捶凶（胸）。其余三例皆可与佛教书中所谓“自扑如泰山崩”相参证。《远公话》作“自仆”，更有意味。你注“仆”为“扑”字，当然不错，但此字实是“自仆”、“自伏”，其时“伏”已成去声，“伏”与“仆”皆已成“f”声母的字，故“自伏”不能不写作“自扑”了（吴语至今说“仆倒”如“扑倒”，其“扑”字音略近“拨”。我们徽州人至今说“跌一个扑蹋跟”即全身向前跌倒，扑读普入声，跟读上声，音艮卦之艮）。这就是说，“自扑”即是“自仆”，“自伏”，即是“自己匐伏”。白话里尚存此古音，而文字不能不写作“自扑”，故引起你的误会了。（“仆”字古今为“僕”，似不必疑。）
……故鄙意颇嫌尊文“佛教之自扑”的一小半，不当把“扑”字解作“朴”、“扑”或“自挞”。……
再回到“道教之自搏”。这一部分似可分作几部分看：
（1）《太平经》的“自搏”。
（2）“涂炭斋”的“打拍”。
（3）《老君音诵诫经》的“搏颊”。
（4）陆修静的“三元涂炭之斋”的仪式。
（5）《道藏》他书所记陆修静斋仪的“叩头搏颊”。
此五事似不可混合为“自搏”一事？老兄释“搏颊即自搏”，而老兄全文以“自搏”为自己扑挞自己的苦行忏悔。我细看此五个阶段，似以王公期之“省去打拍”为划时代的改革。此以前为“打拍的涂炭斋”，此以后（包括陆修静）为“去打拍的涂炭斋”。此五事皆重在“涂炭”，“涂炭”是用本义，即“黄土泥面”。其极端的方法则须“悬头著柱，打拍使熟”。玄光《辩惑论》作“擿头著柱，埏埴使熟”。比较玄光与甄鸾，可知打拍即是打拍头面上的黄泥，故可以说“埏埴使熟”。（“埏埴以为器”，见《老子》）
这是张鲁以后王公期以前的“涂炭斋”，主指在“涂炭”，在“黄土泥面”，而“打拍”不过是泥面的一段功夫。
寇谦之传出的“新经”，可能已除去了这种泥面斋法，故《老君音诵诫经》里的“叩头搏颊”，大概只是叩头与拍（搏＝拊＝拍）颊而已。“搏颊”可能近于后世所谓“拍巴掌”（打嘴）？但不必是痛打巴掌！
陆修静的“三元涂炭之斋”，他自己说的最详细：
“……法于露地立坛，安栏格，斋人……悉以黄土泥额，被发系著栏格，反手自缚，口中衔璧，覆卧于地，开两脚相去三尺，叩头忏谢。……”
这里已没有“打拍”了，但仍“以黄土泥额”，此仍是“涂炭”原意。这里又明说“安栏格”，“被发系著栏格”，可知玄光、甄鸾所说“悬头著柱”、“反缚悬头”、“擿头悬柳”，皆不是虚假。
这样把自己的身体缚系在柱上或石上，是中古基督教苦修的“Saints”常有的事。手头无书，偶记得Tennyson诗集中有“St.Simeon Stylites”长诗，叙述这位“Saint”的四十年苦修的行为，其中似有这样“自系缚”的事。架上适有Tennyson集，翻得此诗，果有
“...Three winters，that my soul might grow to thee，
I lived up there on yonder mountain side.My right leg chained into the crag，I lay Pent in a roofless close of ragged stones...”[此诗值得老兄一读。这个故事是真的“自苦”圣人的故事。老兄此文的引论与结论都太看重“自扑”，而对于“以自苦为极”（《天下篇》论墨子语）的宗教，则颇嫌忽视，故我请你试读Tennyson此诗。]
若用《洞玄灵宝五感文》所详记为史料，则玄光、道安（《二教论》）、甄鸾的讥评都有了印证了，则此一大段道教史实大致可以懂得了。尊文之重要性在此。
所不能完全了解者，尚有“驴辗泥中”一句。便中幸再考之。
最后，我觉得老兄泛论“地理与民族”诸节，似尚可斟酌。
我对于寅恪先生的天师道与滨海地域的关系说，只认为可以说明一个时期的道教情形，不可看做普遍的“定论”。三张的道教起于巴汉，盛于巴汉；寇谦之是上谷人，而苻秦亡后，寇（谦之之兄）被雍人千余家推为首领；谦之自己是华山道士，又是嵩岳道士。此皆与滨海地域无关。尊文说，“陕西四川一带，其地在汉代与印度至少有间接交通”。请问老兄，中国有哪一块地域不可以说是“与印度至少有间接交通”的？
我曾说，“Religious Taoism was originally a consolidated form of the native beliefs and practices”，即是我所谓Sinitic religion。我所谓Sinitic religion当然是许多原带地域性的信仰与仪式结合而成的。佛教徒说张鲁的“涂炭斋”起于“氐夷难化”，老兄以为“或非全属子虚”，此即地域性的起源也。
细看“涂炭斋”的内容，其中心观念只是自认有罪过，故泥面毁形，悬头自缚，皆以待决之罪囚自居。认罪即悔过，是中心观念。老兄引南宋人所谓“太上立斋谢之法，摄法界一切众生罪缘因起，令有悔心。悔心苟形，善心自著，天堂地狱由是分……善天善地俱摄入一忏愿法中……夫岂为亡者乞恩悔罪而已哉”这一大段引文真是好文字——谢谢老兄使我得读此文！——使我们明白三张以下以至陆修静以下，所以设立如此繁重难行的斋忏法，其中心观念只是“天堂地狱由是分”的一个“悔”字。以罪囚自居，泥面自缚，都只是表示这个“悔”字。这也是Sinitic religion的一个老信仰。（至于“打拍使熟”、“埏埴使熟”，则很可能是起于巴汉“氐夷”的地域性风尚。）旧说汤伐夏之后，七年大旱，史卜云，当以人为祷。汤乃“剪发断爪，自以为牲”，祷于桑林之社。以至于《左传》所记郑伯肉袒牵羊“以迎楚子”；《公羊》记郑伯“肉袒，左执茅旌，右执鸾刀”，以迎楚子——似都是自居于罪囚，或自以为牺牲，都是自己认自己为有罪——自认有罪，即是“悔心”。杜预谓肉袒牵羊“示服为臣仆”，老兄也说“中原民族以面缚衔璧为屈服”。鄙意则以为此皆表示悔罪也。
《秦始皇本纪》记子婴“系颈以组，白马素车，奉天子玺符，降轵道旁”。这也是自居于待诛之罪囚。三张道教以至于陆真人的禁制都有“悬头著柱”、“被发系著栏格”的仪式，这都是自居于罪囚，不但“反手自缚，口中衔璧”，是自居于罪囚也。
自子婴以下，亡国之仪见于《蜀志·后主传》、《吴志·孙皓传》，而最详于《晋书·王濬传》。《濬传》说：
“壬寅，濬入石头。皓乃备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衔璧，牵羊；大夫衰服，士舆榇，率其伪太子瑾……等二十一人，造于垒门。濬解其缚，受璧焚榇，送于京师。”
这种“亡国之礼”，真所谓“无据之据”，其实只是晚出的Sinificsm的一部分。比秦王子婴时，已更复杂了。“舆榇”是后加的，“衔璧”也是后加的。“大夫衰服，士舆榇”，真是两汉四百年经师造出的礼经了！
看《王濬传》“受璧焚榇”一语，可见“舆榇”也是自居于待诛之罪人的仪式的一部分；而“衔璧”则有请命之意，《金縢》所谓“尔之许我，我其以璧与硅，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璧与硅”，也是这个Sinitic religion的一部分。
以上抄录胡先生给我的信，其中议论考据，精彩甚多，读者可以共见。我除了感谢之外，在回信中，只就“自扑”一辞，略加辩解。我说：
“自搏”与“自扑”是个搭截题。说老实话，我对于自扑如何扑法，还不甚清楚。所以本文里并没有说“自扑”是自己打自己（如果“打”是“用手或鞭杖之类打”解的话）。我的了解是“自己摔打自己”，即“自己用力把自己摔到地上”（举身自扑）。其与匐伏或仆倒不同者，一是及物与不及物动词之别，二是用力不用力之别（如不用力，则跪坐时仆倒不易如泰山崩）。故扑字意虽与仆通，而不可改作仆。为避免误会起见，我的文章里，应该说明，自搏自扑都不用鞭杖，自扑如不带捶胸，且不必用手。“驴辗泥中”即像驴一般地在泥中打滚。今北方俗语尚有“驴打滚”。佛教的“婉转自扑”，姿势大约与“打滚”相近。
在校稿时，我托平冈武夫先生给加入了关于“驴辗泥中”的解释同“（自扑且不必用手）”几个字。
当然，我作这一个“自搏”与“自扑”的搭截题，是要指出这两种忏悔仪式都有自己责打自己的成分。不过，这两种仪式，都不是只有简单的一个动作，而是成套的动作。“自扑”可能包括“自扑捶胸”、“举身自扑”、“婉转自扑”三个动作，可以相先后，而且可以重复。所以胡先生提出的“五轮既皆着地了，用什么自己打自己呢”这个问题，似乎可以用先后的动作解释。举行“涂炭斋”时，如果省去打拍，也许就没有自己打嘴巴的“自搏”。“反手自缚”之时也不能动手自己打自己。不过这时还可以作“驴辗泥中”的姿势，用力起伏，也可算一种摔打。所以如果“打”宇作广义解，这两种仪式里都有显著的自己责打自己的成分。
至于胡先生说的“自己匐伏”，自然也是这一类忏悔仪式里的重要成分。关于这一点，《高僧传》卷一有一条颇有趣的纪事：
昙摩耶舍，此云法明，罽宾人……，至宋元嘉中，辞还西域，不知所终。耶舍有弟子法度，善梵汉之言，常为译语。度本竺婆勒子。勒久停广州，往来求利，中途于南康（江西）生男，长名金迦，入道名法度。初为耶舍弟子，承受经法。耶舍既还外国，度便独执矫异规以摄物。乃言专学小乘，禁读方等，惟礼释迦，无十方佛。食用铜钵，无别应器。又令诸尼相捉而行，悔罪之日，但伏地相向。惟宋故丹阳尹颜瑗女法弘尼，交州刺史张牧女普明尼，初受其法。今都下宣业、弘光诸尼，习其遗风。东土尼众亦时传其法。
又《高僧传》卷三，有作者梁慧皎的议论，甚不以法度为然：
间有竺法度者，自言专执小乘，而与三藏乖越。食用铜钵，本非律仪所许；伏地相向，又是忏法所无。且法度生本南康，不游天竺。晚值昙摩耶舍，又非专小之师。直取溪壑其身，故为矫异。然而达量君子，未曾回适，尼众易从，初禀其化。夫女人理教难惬，事迹易翻，闻因果则悠然扈背，见变术则奔波倾饮，随堕之义，即斯谓也。
顺便把女人骂了一顿。
慧皎说“伏地相向，又是忏法所无”，意思不甚清楚。按唐宗密《圆觉经疏略钞》卷十二说：小乘忏法，要请大比丘为证。对大僧要“具五法，一、袒右肩，二、右膝着地，三、合掌，四、说罪名种，五、礼足。若对小夏（小僧），阙无礼足，但行四法”。礼足当是头面礼足或五轮接足，是敬礼尊师，所以不行于小夏。唐道宣《释门归敬仪》卷下也说：“故下座之礼，先备五法：一偏袒，二脱屣，三礼足，四互跪，五合掌也，上座于下座前悔，则有四法，除其礼足。”“伏地相向”可能是忏悔者与忏悔者相向。对面的人，不够资格受敬礼，这样就与忏法不合了。
至于“五轮着地”、“五体投地”的忏法，我在稿中疑心说“似至隋时尚未通行”，现在想起来，也许说得太过。按《国清百录》卷二记“智者大师智的请观世音忏法”即有“五体投地”，又相传出于智的《方等三昧行法》、《法华三昧忏仪》，都有“五体投地”，不过好像都只是敬礼的仪式。
可注意者，是由软性的“五体投地”到硬性的“五体投地如泰山崩”（即“自扑法”）的过渡，其时代当在隋初。这两种投地之软硬不同，所以我稿中引过的唐怀感《释净土群疑论》，卷七要特设一章，专料简硬性的投地自扑忏悔。附带说一点，我稿中“然唐代一般人意想中，则自扑与五体投地，往往相连”一句，其后半句应改为“则自扑与如泰山崩，七孔流血，往往相连”。
关于“搏颊”，汤用彤先生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卷上页一○五，提到《太平经》卷一一二“昆仑之，有真人上下有常……殊无搏颊乞丐者”。汤先生自己注说：
搏颊不知即《太平经》所言之叩头自搏否。《弘明集》七宋释僧愍《华戎论》斥道教云：搏颊叩齿者，倒惑之至也。唐法琳《辨正论》二引道教书《自然忏谢仪》，有九叩头九搏颊之语。是搏颊之语，南北朝隋唐道士犹行之。又按支谦译《梵志阿经》，有外道四方便，其第四中有搏颊求福之句。此经为《长阿含》“阿摩昼经”之异译，巴利文Ambattha Sutta为其原本。二处所记之四方便中，均无此句。但僧康会之《旧杂譬喻经》卷八，亦言有搏颊人。又《六度集经》五有曰，或搏颊呻吟云，归命佛，归命法，归命圣众。据此，岂中国佛教古用此法耶？抑仅译经者借用中土名辞，以指佛教之膜拜耶？（参看《宋高僧传·译经篇》，论中华言雅俗段。）若汉代僧徒行此，则《经》所谓之搏颊与乞丐，均指佛教也。
汤先生提出两个可能的解释。就我个人看来，第二种可能比较大，即是译经者借用中土名词习惯，加以增饰。《长阿含·阿摩昼经》的第四方便，只是“不食药草，不食落果，不食草叶（按，即前三种方便所食），而于村城起大堂阁，诸有东西南北行人过者，随力供给”。到了《梵志阿经》就增饰为“亦有道士，深居闲处，题门有道，祭事水火日月五星，烹杀祠天，博（搏）颊求福”，大有中国道士的意味了。《旧杂譬喻经》卷八，提到一个醉人“正坐博（搏颊）颊言，无状犯戒”，恐怕也是借用道教徒的悔罪办法。又西晋白法祖译的《佛般泥洹经》卷下，有“民皆顿地，叩头者，搏颊者，捶心刮面，发裂，蹹地啼哭，呼当奈何”。东晋法显译的《大般涅槃经》有“举手拍头，捶胸大叫”、“捶胸拍头，号眺大叫”等语。不载译人，附东晋录的《般泥洹经》，则只有“踊躃悲言”、“徘徊骚扰，仰天呼怨”等语。译经内容有出入，而“搏颊者”只见一本，我疑心也是增饰之辞。
1962年9月3日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