婴孩初生，于外无所知，所知唯内在之一己。最先乃为一己之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饥欲食，寒欲衣，衣食则为自然人生之首要条件，故欲即性。喜怒哀乐爱恶，则对人文深于对自然。婴孩最先乃知爱其父母兄姊一家人之日相亲接者，对物则唯知乳水、襁褓、摇篮等三数事，然绝非亲爱此等物亦如父母家人。生渐长，外面接触愈多，对己有引诱，有拘束，有破坏，于是欲渐多，并有恶有哀有怒。中国人于哀主节，于恶与怒则多戒慎。论语“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孝弟爱亲当求信，其他则求谨，人生主要在此情，情之表现为行，人生主要即在此。学文乃其余事，纵不识一字，不读一书，亦当求为一完人。
西方人心理学有知、情、意三分法。其实知即知此情，意即情之所向，是人心亦唯情为主。乃其哲学戒言情感，仅重思想。中国人言饥思食，渴思饮，俗语饿了想吃，冷了想穿，则所谓思想，亦心之所欲，亦即心之意，乃一种不出声之语言，不书写之文字。季文子三思而后行，孔子曰：“再斯可矣。”只教人多想一想。又曰：“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犹言：“我欲仁，斯仁至。求仁而得仁。”重在其心之想要与不想要。故中国人乃只言学问，不言思想，亦无如西方之哲学。西方人生主向外，知识从思想来，科学即其证。中国人生主向内，老斫轮行年七十，得于心，应于手，父不能以传其子，此则为艺术，非科学，故重修养，不重思想。
己，人所共有。人其共相，己其别相。有其同始为人，有其别始有己。人各有一己，乃人文之本源。己各为一人，为君子，为大人，乃见人文之大同。即大群之道一而风同。然而人之得为一人，非由己，育焉养焉者乃他人。己属阴面，他人属阳面。及其老，记忆渐衰渐忘。己死而不自知，记忆之者乃他人，非其己。孔子为中国两千五百年一至圣先师，一大圣，记忆之者亦两千五百年来之中国人，而孔子不自知。则孔子之不朽长存亦其阳面，而孔子之己则其阴面。
人之生，阴为主，阳为辅。一阴一阳之谓道，人道如此，天道亦然。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谓之天。”天生宇宙万物，是则宇宙万物为之阳，而天则居阴。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推以言之，未知宇宙万物，又何知天。故知在阳面，所知在阴面。使无此所知，又何得有知，此亦一阴一阳之谓道。
道亦一存在。此一存在乃一行，有其时间过程，乃属所知，非属知。中国人重道，故重行更过于重知。西方人先重知而行随之，故西方人求变求进。中国人则重成重守。此乃中西文化一大相异。
庄子曰：“得其环中，以应无穷。”人生己之外有父母妻子，有家有乡，有邦国天下，大小广狭皆其环。今人谓之环境，或称生活圈。己即其中心。几何学言圆之中心为点，但此点无长无广无厚，则有等于无。故曰：“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老子亦曰：“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埏埴以为器，当其无，有器之用。凿户牖以为室，当其无，有室之用。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庄子之环中，即老子之所谓无。车与器与室，皆指其外环，用则在其无处。人生同然，最大用处在其己，亦在无处，无可觅。
老子之所谓用，实即孔子之所谓道。故又曰：“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人有耳目，犹室之有户牖。耳目以辨外面之声色，然心不在焉，则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有自然心，即赤子心。有人文心，即成人之心，以至大人心。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自然心之成为大人人文心则待养而成。西方心理学指人身之脑为心。然非有耳目，脑亦无闻无见。有脑有耳有目，无血气相通，仍将无闻无见。中国人言心肺，乃指气血之所由流通言。血可见其有，气不可见，但不得谓之无。中国医学尤重气。气绝则血流停，即为死。中国人言人心，乃心气之心，非心肺之心。其心乃通于一身，并及于家国天下，乃至宇宙万物。亦在无处，不在有处。
老子曰：“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宇宙万物，不论有生无生，中国人皆谓之乃气。冲有两义，一曰空，一曰动。车与器与室，其空无处，乃其用所在，而车器室皆在其外。故曰：“道可道，非常道。”名之曰车曰器曰室，则指其有，不兼其无。故曰：“名可名，非常名。”人生亦然。名之谓己，己不可得，即一空。实即是一存在，是为静。己有生，则为动，故人生必兼静与动。故曰冲气以为和。一空一有，一动一静，成为己之生，即是一和。有处动处可见可知，空处静处不可见不可知。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实即是一气。
周濂溪太极图说：“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一动一静，互为其根。”濂溪言太极，即犹庄子言环中。究而言之，实一无，故曰无极而太极。所谓无，乃指其有无动静之可分而不可分，则无实乃是一和。俗言空气，又言一团和气，盈天地则唯此一空一和而止。和是一空，仅求之外面之有，则难和。又是一中。偏有偏无，偏动偏静，皆非中，亦非和。得中得和，始有万物人生，此谓之天道，亦即人道。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万物育。非中和，则无所位，亦无所育矣。
濂溪又曰：“主静立人极。”人生无事不变，无时不变，而己则不可变亦不当变。所谓主静，实即立己。孔子十五志于学，三十而立，即立其己。直至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仍是此己。孔子最恶乡愿，“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斯可矣”。唯知从其乡，一乡谓之善人，但无其己。唯知从其世，一世谓之善人，但仍无其己。则何善之有。颜渊曰，“如有所立卓尔”，此即指孔子。庄子言，“得其环中”，得之者即在己。人生大环转动，唯中心一己不动，故曰静。但濂溪又曰：“无欲为静。”乡愿之求为一世善即其欲。孔子则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欲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大学言：“欲明明德于天下”，明德即己之德，亦在内不在外，在己不在人。孟子曰：“养心莫善于寡欲。”所欲寡者指在外之物欲，非指欲于己之欲。欲于己者，后世则专谓之性，不谓之欲。实则性中自有欲。如欲立欲达。喜怒哀乐爱恶欲七情，前六者皆从后一欲字来。故情欲并言，欲即是情。欲于外而忘其内，欲于人而忘其己，此为物欲，亦曰人欲。蔽于己，昧于性。濂溪言无欲，乃指此。佛学东来，乃以欲与性对立言，略与庄老相近似。孔子己欲立己欲达之欲字，乃不再言。此当细辨。
濂溪太极图说，在易通书中。其言太极，即本易义。易言阴阳，六十四卦乾坤为首，乾动坤静。乾之初九曰：“潜龙勿用。”九二曰：“见龙在田。”九五曰：“飞龙在天。”上九曰：“亢龙有悔。”就人之一生言，方其未冠笄，未成年，则当为潜龙之勿用。及其志于学而立，则为见龙在田。四十五十，由立而达，则为飞龙之在天。七十八十，老耄近死，则亢龙矣。故人之老而衰，乃天之善使人之勿亢而悔也。故自然则有存必有亡，有终仍有始，而不能纯乾无坤，纯坤无乾，中和乃自然之象。就德性修养言，则浴沂风雩，苟全性命，不求闻达为潜龙。内圣外王，山峙水流，既仁且智，亦寿亦乐，为飞龙。而名位富贵之逞心得意为亢龙。虽为龙，而终有悔。此则乾必转为坤，纯乾无坤，此亦不当不引以为戒。
倘以乾言自然，坤指人文。则人道亦不能有坤无乾，有乾无坤。龙象乾，马象坤，人之为人当象马不象龙。坤之上六曰：“龙战于野，其血玄黄。”人文演进而回归自然，则有龙战之象。人自为天不为人，为龙不为马。战血玄黄，天地并伤。今世乃其例。科学发达，水空污染，争富争强，必有终极。非无极，亦非太极。濂溪主静立人极，义旨深长，良堪慎思。
孔子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己之所立实乃天之所命，知此则天人合。故能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是其乾之动而健，如龙之潜而飞。不逾矩则其坤之无不静而顺，安分守己，而大群合。此之谓合内外。故学为人，则必以孔子为标准。
朱子常连言理气。天地皆一气化成，万物尽生于气，同归于气。而物则相异而各不同。有界线，有条理。理则尽在气之中，不在气之外，故理气无先后。若必问其先后，朱子谓当言理先气后。何以故？气若是一有，而理则是一无。气若是一动，而理则是一静。有与动，必有变。无与静，则无变。宇宙大自然常在变，而必有一不变者。果无此不变者，又何来有变。如人之生，自婴孩迄于耄老，时时在变，而有一不变者，即其己。婴孩乃其体与气之始。己与人异，即其理。气之有与动，显见易知。然有与动必生于无与静，故朱子谓理必先于气。婴孩在变中，属人。己则不变，属天。人在外，天在内，实是一体。但必谓天生人，内生外，此皆朱子理先于气之旨。朱子以理字释濂溪之太极，亦可谓深得其义矣。
中国古人好言礼。礼者，体也。如夫妇相处，和成一体。父子兄弟，一家亦和成一体。君臣朋友，亦各和成一体。则家齐国治而天下平，人生复何求。周公制礼作乐，善诵古诗三百首，亦可妙得其意矣。孔子善述周公之意以为教，故昌言仁道。墨翟、杨朱继起，群言竞兴而其道乱。庄周乃扩大孔子言道之体，由人文推之自然，提出气字。而气之内，又必有理。庄子曰：“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以无厚入有间。”间即天理之无厚，亦即人之一己之神欲。易传与中庸，兼儒道而为言。朱子言格物穷理，亦曰：“物，事也。”本之人事，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夫妇、父子、兄弟、君臣、朋友，皆人事，远自尧舜周孔以来，其理已见。因而益穷之，此即承文化大传统而益进。开创于前，守成于后。非守成，又何贵有开创。
人生必有死。孔子之死，歌曰：“梁木其摧，泰山其颓。”梁木泰山，尚有摧颓，人身乌得不死。死则己何在？到头一场空，但己即道。道在己犹在。哲人其萎，而有其不萎。孔子死，有子曾子能传孔子之道，门弟子群尊之。论语首篇学而，第二章有子言，第四章曾子言。有子曰：“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本立而道生。”曾子曰：“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孝弟忠信，孔子所传之道。居家孝弟，即见有己，已确然成为一潜龙。出门忠信，更见有己，已确然成为一见龙。何必飞龙在天，始见其为龙。父母兄长朋友，皆人生之环，非环又何以得中。非坤之顺，又何以见乾之健。非人生之显在面，又何以见人生之隐藏面。非有父母兄长朋友，己从何立。
中国人言人生，必分两面。一外在，易见易知。一内在，不易知不易见。外在多异多变，内在则一如不变。天之所命，常由外以成内。故知必归于行，人性亦偏在行。由外知发为内行，斯则“成性存存，道义之门”，而人生之要在是矣。
佛教偏求知，四大皆空，一无所得，遂求涅槃。但涅槃亦在己，空其外而务求之内，终无可得。佛法中国化，乃有天台宗之空假中一心三观。观由心，此乃中国之传统。禅宗与天台相近相通。慧可向达摩求心安，达摩语慧可：“将心来，与汝安。”慧可求心不得，遂悟。中国传统，心即合内外，无外则心不见。若以问孔子，则回俗为人，孝弟忠信，斯心安矣。故慧可之悟，与中国传统终隔一层。慧能偈言：“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则告以金刚经“无所住而生其心”一语，则心空仍须生。此即老子冲气以为和之一冲字，则空中有动能生，亦即空假中之三矣。此皆多近道家义。华严言：“理事无碍，事事无碍”，则中国传统人文中之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皆无碍，而佛学乃终转为宋明之理学。
西方人向外求知，尤重物。认为知物乃知天，再回头领导人。但西方科学之知于天者终有限。抑且求之天转疏于人。今日人类已能登月球，但于人道之启示终不多。生物学追溯生命原始，达于数十亿年前。但与当身人道转益疏。哲学家探讨真理亦向外，与当身人道亦疏。西方人重知，必求之客观。无主何有观，无内又何有外。中国人则主内外本末源流一以贯之，而重内在之主观。求知态度不同，所得之知自别。
西方耶教信灵魂上帝天堂，与尘世人生隔阔有别。中国则分魂魄两观念。曰体魄，曰魂气。婴孩目能视，耳能听，鼻能臭，口能辨味，皮肤能感痛痒，凡知皆必附于躯体，故曰体魄。及其死，躯体腐烂，魄亦随而灭。成人始有魂气。魄所知在外，魂所知则由外归之内，相通和合，成其一己。魂在内，而亦通于外，谓之魂气。气非具体实有，实可谓之乃一无，亦可谓之在有无之间。人死魂气犹存，流行无不之。中国古代有招魂之礼，死者亲属登屋而呼，招魂归来。又设为神主，使死者之魂有所依附。神主置祠堂中，岁时祭拜，亦鬼亦神。但祭拜亦五世而止。魂气与生人疏，则亦散而灭。
中国世俗又有冤魂索命之说。今人谓之迷信。然人世确有其事。或出死者仇人内在一己之心理作用，宗教灵感亦如之。近代则恐怖运动遍于全天下，黑社会之谋财害命，因奸致杀，皆不见死者之寻仇。列国相争，杀人盈城，杀人盈野。祠堂坟墓祖宗拜祭，亦全不再见。死社会对活社会已全无影响。科学进步，抑人心之退步。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中国人即以生世来观死世。今则无死世，亦无后世，一以现代个人为主，亦无其大群之外环。心不同，则人生不同，死亦不同。孔子为中国之至圣先师，两千五百年来，常在中国人心中，此之谓不朽。今则双手可打孔家店，孔子魂气又奈之何。则不仅西方世界之灵魂，即中国人观念中之魂气，亦扫地以尽。此可谓人心不灵，唯躯体之食衣住行乃为人生。故人生乃亦无己可言，有阳面，无阴面。有人欲，无天性。物质之欲则与生俱来，尽人皆然。孝弟忠信之天性，乃偶尔呈露。则宜当改称天欲人性。天人之本末源流相倒置，个人主义唯物史观始有当于真理。亦唯有制之以刑法，而礼乐则无可言。中国人言心神，亦唯见于电脑机器人最新科技上。心限于其身，抑且身为主心为奴，物为主身为奴，其又何神之有。中国人言心，主要在性情，知识居其次，故得通天人而合内外。中国人之魂气，亦即生前此心之流通，今则无可觅之矣。朱子释大学，“物犹事也”。五谷茶水皆物，饮食始成事。父慈子孝亦是事。事则属于生，属于心，此始为真人生。此心此理，唯读中国书反之己而庶遇之。然此在人生之阴面，务外为人，谁又愿此。但复兴中国旧文化，舍此其又何从。
魂气流通，融入空间，宇宙大自然亦随而变。东晋南渡人士游览江边，叹曰：“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江山在地，风景在天。人文在地，文化精神亦充塞流行而上达于天。南渡人士心怀故国，祖宗魂气随以俱来，乃感风景之不殊。风景中附有人文，即无穷魂气之融入，故天人合一，古今合一。如登泰山，千古人文，举目俱在。登华山、嵩山亦然。故曰：“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登山游水亦如读书，而岂探险观光之足云。
死有余，乃生无穷。唯其魂气充塞，而天地则成为一新天地，自然亦成为一新自然。人生在此新天地新自然中，亦能日新又新，不仅人文自然化，而自然亦人文化。当前之自然，亦岂宇宙洪荒时之自然。中国人之天地，乃非其他民族同有之天地。人文亦非其他民族同有之人文。其中契机，乃在每一人之己。人生之环，扩而愈大，其中心之己，乃玄而益妙。普通人以家乡为之环。大圣大贤以天下古今为之环。张横渠西铭发此意，岂一身衣食所赖，声色所接，财货营求权利争夺之所能尽。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死者长在生者之心中，既历年数，祭祠不辍，死生打成一片，古今浑成一气。此本之性，中国人则谓之德。德之厚，乃见天地之厚。中国之天地，乃独厚于其他民族之天地。而中国之历史人文，乃长与天地而并存。此亦死者魂气所积累，实则亦生者德性之所致。人之德性，乃可合天人，一内外。由此乃能进而论中国人之鬼神观。鬼神即魂气，外于自然人文，即无鬼神之存在。凡属中国语，必以中国人观念说之，乃见其意义。西方人信灵魂，而其死后之魂气则薄。希腊罗马中古现代，魂气不积，不厚不广，唯见分裂，不见融和。人文演进在物不在心，外在生活提升，内在生命坠落，何论于中国人之所谓慎终而追远。
中西艺术亦不同。西方人画山水，乃眼中所见之山水，属体魄之能。中国人画山水，流连徜徉，魂气投入，乃画出画家心中之山水。后人欣赏其画，其人如在目前，较之在祠堂中瞻拜祖宗神位有更深入。
西方科学有照相机留声机，向外求，分别求，声色之一部分，一刹那，即认为真。乃求变求新，永无止境。中国人则从广大面，长时间中求。生命如是，一切存在皆然。故曰天长地久。一切皆从己心之会通绵历中来，乃得真，乃得常。此则科学而艺术化。
中国画家称梅兰竹菊为四君子。此见花卉中亦经此心魂气德性之融入，而花卉亦人文化。诗则经比兴而有赋。比兴乃在赋之内，不在赋之外。故言“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诗画中同有此人生，同有此魂气。若人生诗画，三者分别而观，则失之矣。
书法乃中国人特有之艺术。仅见有线条，一钩一勒，而书家之魂气则已融入其中。王羲之、颜鲁公皆一代伟人，玩赏其碑帖，加以神会，己之魂气德性亦与相融通。中国人生，乃求之于此等不可见不可知之对象中。古今人魂气交流，非体魄之所能见所能知。人生艺术莫大于此。若谓是一心理作用，则前世无王颜，我今日此一心理作用断不能起。故名书名画，贵能主客融为一体，一切人生则然。中国之文房四宝，笔墨纸砚，融合会通，一皆本自书画家之内心所好，逐步发展而来。此亦艺术，非科学。
又如音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知为乐之至于此。”相传韶乐传自舜，非孔子厚德又何从领略此两千年前之人文精神。此亦孔子之心与韶乐之魂气相通。孔子又言：“于武犹有憾，于韶则无间然矣。”此见韶武乐声，即表现了两代之人生。乃为中国艺术之最深处。孔子鼓瑟堂上，有荷蒉而过孔子之门者，曰：“有心哉，鼓瑟乎。”闻瑟而知心，此亦魂气相通，非体魄之事。
孔子告其子伯鱼：“不为周南召南，犹正墙面而立。”周公以二南治国化民，此亦有大魂气存在。故不通二南，则日常接触，事而非德，物而非人，如面墙而立。孔子又曰：“郑声淫。”诗言志，其声溢出于其志谓之淫。则失其本源，艺术而非人生矣。伯牙鼓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此则己心与山水为一。要之，音乐即人生，即自然，伯牙之琴亦即中国之所谓人文化成。白乐天浔阳江头听商人妇之琵琶声，苏东坡在赤壁听同游客之洞箫声，此琵琶洞箫亦同样融自然与人生而为一。而乐天东坡之文学，又与之融而为一，此则为中国之文学。亦皆所谓中国之人文化成，莫不有魂气德性之融入。
中国之平剧，合绘画、音乐、舞蹈之三者而融为一体。而音乐尤为之主，人生尽化入乐声中。剧中人物则忠孝节义，皆魂气之最见精神处。人生化入戏剧，乃得人心之共同欣赏。故中国戏剧乃人生之抽象化。西方戏剧则逼真毕肖，又加以布景，逐幕不同，真人生转成假人生。婴孩以迄老死，苟非有其内在之一己，岂不亦如戏剧，尽在变中，而无真之可觅。庄子曰：“超乎象外，得其环中。”中国舞台空荡荡，其境超象外，而环中始得。故中国戏剧既超俗亦通俗，此亦老子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故中国戏剧乃艺术而深具教育化。
孔子告其弟子曰：“我无隐乎尔，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最能学孔子者唯颜渊。然颜渊则谓：“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矣。”是孔子人生亦同乎世，而超其世。亦可谓在世内者，乃孔子之体魄。超世外者，乃孔子之魂气。自有中国人之魂气观，乃有中国人之鬼神观。鬼神亦即魂气。人生有死，衣服无生亦无死。乃世人见鬼亦穿衣服，王充以为讥。不知鬼神亦犹魂气，亦人文化成，焉得裸体。自有人生，乃始有鬼神。自有人文历史，而此世界乃臻于鬼神化。中国人不仅于人世界认有鬼神，即在天地万物大自然中，亦认有鬼神。今国人则讥之为多神论，泛神论，迷信不科学。唯如耶教一神始可信。必分别在人之外，天之上，乃得有此一神。中国观念则通天人合内外。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谓之天。”又曰：“圣而不可知之谓神。”则可谓中国观念有人神无天神，此乃一种极深至之人文科学，而岂迷信之谓乎。
西方宗教科学皆向外，必具体。上帝则无证无验，属信仰，非知识。中国之上帝，则超时空，仅魂气之所接。故老子曰：“道，生天生地，神鬼神帝。”此道亦即一魂气。又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声色味及驰骋畋猎皆在外，人生有外无内，则不仅目盲耳聋口爽，而亦心发狂。人而非人，天地自然亦有气无魂。亦即周易坤之上六所谓“龙战于野”。人生依然在一洪荒时代中，岂不可畏之至。故老子曰：“圣人为腹不为目。”腹则内有所藏，取于外而化为己，此正魂气之能事。目则只是体魄之一部分，乃实利主义之所重。庄子曰：“以神遇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官知即体魄，神欲即魂气，欲即是神，岂实利主义者所知。老子尚不免重内轻外，重自然忽人文。则庄子为胜矣。孔子执两用中，天人内外，会通知合，而得完成其无穷有余一体之大全。其言平实，乃较庄子而益胜。
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外学于人，内立其己。学须人功，己乃天德。释迦涅槃无己，故不论。西方之学，则务外而忽内。大自然广大悠久，必分门别类以求，又必随时而变。科学、宗教、哲学、文学，各成专家。唯宗教乃有常，科学乃有进。中国人乃以一己通于大群。故西方唯相争，中国则主于和。今日称为知识爆破之时代，而相争乃益乱益甚。西方人亦有转而主张为通学者。但有此想望，而不知所从事。孔子教人则曰：“博文约礼。”博文即博学于人，而约礼则约之己。礼即己与人相通。唯博文乃博于外，约礼则约之内。而礼又必见于外。人己内外，一以贯之，和合会通乃得。孔子又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质，老子谓之朴，存于内而本之天。文则见于外兴于人。老子主由文返朴，孔子则主由朴有文。西方则兴于文而丧其朴。文，俗称花样。只见外面有种种花样，而不知其所由来。中国则博文必求约礼，史亦存于外之文。近人又好称现代化，但仅知有现代而不知有史，则亦同是一野人。仅求之于往古外在之史，而不知有现代，则仅为一文人。必知古通今，文野相通，乃得谓一文质彬彬之君子。此乃孔子为己之学。
屈原成离骚，为后代文学之祖。司马迁成太史公书，为后代史学之祖。但屈原忠君爱国，司马迁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亦各有其己。中国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皆内有其己，皆相通。故其学亦可各成为专门，而其人则必为一通人。北宋欧阳修，经学史学文学，各擅专门，而其学则自成一家，其人则自为一子。庄子曰：“参万岁而一成纯。”人亦参百世大群以成其己。故己立则无不通，其通处同处则谓之道，其立处别处则谓之理。自然与人文皆不能有道而无理。故中国人之为人为学，有其同亦有其异，有其通亦有其别。而未有昧于己以为学者。故治其学，必先知其人。知其人，又必论其世。世即人之大环，人即学之中枢。此即庄子所谓之“道枢”。中国人重道而知枢，故天人群己内外古今皆得相通。而其学亦不妨各成专门。各成专门，斯有博文。互得相通，始有约礼。其分其合，此之谓一阴一阳，太极而无极。
西方则人为学，非学为人。如牛顿治力学，可不问其人。莎士比亚之文学，亦可不问其人。其他皆类此。故西方人仅重知识信仰，而可离于人生。学术愈进步，而人生则益争益乱，永不能达于大同太平之一境。今日即然。今国人唯据西方学术来衡量中国，乃见中国传统无一而可。舍其和合会通之旧，务趋于分崩离析之新。则于相争日乱之外，又何所得。果能于己有立，而又于人相通，则有待于国人之知所择而自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