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方今世界棣通，五大洲如一家，人生诸相，形形色色，缤纷杂呈。正宜放开眼光，放大心胸，辟新思路，创新见解。不宜孤拘一是，以排众异。美欧各大学设有比较文学一课，实具深义。唯不仅文学，即史学、哲学，凡诸学问，在今日均当作比较研究。自然科学，亦不例外。英国人李约瑟写有中国科学史一书，材料虽不齐备，然椎轮大辂，略有规模。国人正可据此与西洋科学史作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陆路交通，即以无远弗届，乃有指南车之发明。西方古希腊因航海经商，遂有几何学。地理异，斯发明异。中国发明火药，传至西方，遂造枪炮杀人利器。人性异，斯发明又异。人类文化最大工具推印刷术，中国首先发明。如是推阐，便知人类发明自然科学，苟由狮、象、鲲鹏或蜘蛛、蚂蚁来发明，其所发明必各不同。焉可拘一是以排群异。
上陈实已侵入文化比较之范围。文化如一大建筑，实系一大生命。建筑必有基础，生命必有根性。中西文化相异，必有一基础根性之所在。由此措思，如网在纲，如水得源，可以操一以驭万，可以汇万以归一。可供比较一大方便。
文化包罗万象，尽属人事。中西双方观念，对此有轻重之分别。西方重事，中国重人，双方文化大异即由此生出。
二十余年前，余在美国耶鲁大学论史学应重人物。耶鲁历史系前主任卢定教授一夕招宴，席后谈此谓：史学应重人，此义固然。但其人亦必具历史事业，乃得入历史。余答：君言正见双方观念不同。中国史上，不具历史事业之人物为数当占十之三四，而且有极重要之地位。至其表现历史事业者，其历史地位反不重要，亦占大多数。一切历史事业皆决定于人物，此为中国人观念。此层大可深论。
嗣余又论及文学。谓西方重作品，可不问其作者。如莎士比亚，至今其人尚在不明不详之列，而其作品则脍炙人口。中国则唯元明以下，剧曲小说之作者，如关汉卿、施耐庵乃至曹雪芹，亦可不问其人之详，而仅读其作品，一如西方之例。而文学正宗则不在此。如屈原与宋玉，陶潜与谢灵运，作品高下，定于作者。西方有了作品，即成为一作家。中国则先有作者，乃始有其作品。李、杜、韩、柳、苏、黄，皆无逃此例。
以上两义，余皆曾撰文阐申，今乃扩大及于全文化。窃谓西方人重事业尤过于重人物，而中国人则重人物尤过于重事业。西方古希腊马其顿之亚力山大，罗马之凯撒，法国之拿破仑，皆历史上第一号人物。前两人且勿论，专言拿破仑。出生海外一孤岛，未受高深教育，乘时崛起，一跃而为法国之大统帅，又为政府元首，军事上政治上辉煌成就且弗论。其对法律上文学上，亦莫不表现其惊人之天才。然而终于军败身降，幽囚荒岛上。又潜身逃回，再度兴兵，终在滑铁卢一战再次军败投降，又在流放一更远荒岛上，羁留至死。
成败人事难免。但就中国人观念言，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何况以一全国三军大统帅，又为国家政治元首，不惜两次阵前投降，受敌人之宰制，在其为人品格上，终不得谓其无瑕疵。乃法国人一意崇拜，凯旋门永为巴黎市之主要中心，来游者无不瞻仰。又增建拿破仑墓，为巴黎另一中心。全法国人至今仍以能有一拿破仑为荣。其他欧洲人，亦莫不于拿破仑加推敬。此乃西方人重功业不重品格一明证。
回论中国史。西楚霸王项羽与汉王刘邦争天下，垓下之围，乌江亭长舣船以待，劝项王速渡。项王慨然曰：我率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以一身回，何面目重见江东父老。此乃一番真情实话，肺腑之言。一将功成万骨枯，功成者尚如此，何论军败。然项羽事业虽败，其乌江自刎，在其人之品格上，则可谓是一白璧，完好如初。事业可败，品格不可败。至今读史者，对项王之自刎，无不抱同情。较之汉王成皋对语，“愿分我一杯羹”，轩轾显然。
同时有齐王田横，兵败于韩信，与五百壮士流亡一海岛上。汉王既得天下，招之，谓横来，非王即侯，否则遭兵戎。田横卒赴召。距汉王阙下一驿，告其随行二壮士，谓我与汉王并为一国王，今汉王为天子，我为荒岛一亡命，何面目拜之阶下。汉王欲见我一面，我死，汝二人携我头去，汉王犹得见我如生前。遂自杀。二壮士携其头赴汉阙，汉王大惊，谓我欲见田横，何忍置之死。遂封二人，并命速召岛上壮士来归。此两人回至田横死地，亦自杀。其余五百壮士留岛上者，闻之，皆自杀，无一生留。田横五百壮士墓，历世受人崇拜。田横事业无可言，然其不降志，不辱身，气节皓然，可与日月争光矣。
此等事，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一见。春秋时，介之推从晋公子重耳出亡，重耳回国赏从者，忘之推，推亦不言。偕其母隐山中。文公求之不出，乃焚山逼之，推与母皆焚死。推无其他事业，孤傲负气，不愿再受赏。不降志，不辱身。而其母从死，若终不可以为训。但后世留传，乃有寒食节，继以清明扫墓，推行全国，至今不衰。可见中国人对此之同情，亦国民性之流露。论中国文化，当加注意。
其次又如公孙杵臼、程婴故事，千古流传。元人有搜孤救孤一剧，至今在京戏中尚流行。相传此剧初至欧洲，德国大文学家歌德不胜钦慕，谓中国人作此剧时，德国人尚在林中掷石捕鸟为生。歌德所知中国文学并不深，唯较之当前国人专捧西洋文学，鄙中国旧文学如敝屣，弃之唯恐不尽不速，双方意量相差，不啻天壤之相隔。倘从此等处轻视中国，乃庶近之。
唐代张巡许远守睢阳故事，亦为后世推敬。而民初提倡新文化运动者，斥之为礼教吃人。专就事业论，当时江淮亦赖以保全，唐室亦藉以中兴。论两人之本身，则睢阳终于失守，两人亦相继被擒身死，不知竖白旗，效西方求光荣之和平。比论文化者，岂尽向西一面倒。
余幼年曾读一法国短篇小说，作家及篇名俱忘，犹忆其故事。法国一贵族老妇，寡居孤寂，来一村觅一养女。村东西各有一家，均仅母女同居。村东母拒之，谓不忍割舍亲生女给人作养女。村西母允之，其女遂随去，得入贵族学校受高等教育。越三年，返乡省母，高车大马，仆从如云，礼品盈箱满箧。一村哄动，群出聚观，村东母女亦预其列。三年之隔，一女已俨然成贵族名媛，一女则贫窭如旧，依然一村女。此文作者似盛赞村西母之远见达识，而村东母则为讥讽对象。余初读，亦深受刺激。悲莫悲兮生别离。村西母骤失其女，晨夕思念何堪。其女骤落富贵热闹场中，岂能遽忘慈亲。一夕欢聚，翌晨又散，纵母富女贵，较之村东母女贫贱中天伦之乐，孰得孰失，亦岂得谓西家全是，东家全非。窃谓此一故事，正可为中西文化作写照。商人重利轻离别，中国人亦有此咏，而西方亦同有村东母女。故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唯多少数则随风以变，如是而已。
晚清王国维谓西方文学尤擅悲剧，曹雪芹红楼梦得其近似。此下竞尚西化，蔚成红学，至今犹然。唯曹雪芹绝非教人学贾宝玉林黛玉，并谓大观园唯门前一对石狮尚保得干净。曹雪芹意，乃教人勿做大观园中人。红楼梦虽非中国文学正品，亦尚未脱传统，文学即人生，人生即文学，作家作品融化合一，与西方文学之仅作客观描述者大不同。而中国人生中亦尽多悲剧，如前述伯夷屈原项羽田横，岂不俱是悲剧人物。唯西方悲剧多捏造无收场，而中国悲剧则真人真事，并有完好流传。乃可喜，非可悲。中西悲剧不同，亦即文化不同。今人乃多嗤中国人好作团圆想，认为乃文学卑品。夫妇好合，乃为不可贵之收场。反之人情，岂果如是。
余读西方小说，颇好托尔斯泰，乃一俄罗斯贵族，震于当时英法人言平等，心存愧疚，所言切近人生，而又多悲天悯人之感，近于东方人情调。晚年不安于家，只身出走，死于道路，可见其心情之一般。作品可喜，作者可悲，仍是西方文化传统，仍是一西方悲剧。中国如屈原，如陶潜，如杜甫，如苏轼、黄庭坚，生平在坎坷困厄中，若亦是一悲剧。然其所悲在对外，其一己之内在心情，则自有安放，我行我素，无入而不自得。托尔斯泰则自心磨擦，自作矛盾。社会生理，个己心理，各有不同，人文化成之相异乃如此。
西方之自然科学最所短缺者，亦在心理学方面。最先是物理，进之乃生理，实皆是唯物的。最后有弗洛伊德之精神分析，乃是一种病态心理，在战争中从医院病床上得来。日常心理，西方人向少研寻。但非实际人生所能缺，于是西方人乃极言男女恋爱，此诚亦人生。但中国人谓夫妇人伦之始，夫妇和合，乃有人伦。西方人重男女更过于夫妇，于是男女恋爱遂为文学主要一题材。近代国人又竞相慕效，一若人生之爱唯在男女。转归宗教，则有博爱。资本主义偏在争利，本亦无博爱可言。故富人入天国，如橐驼钻针孔，耶稣圣经明言如此。则宗教家对资本主义亦所不许。但宗教家教人死后灵魂入天国，亦不重在日常人生之心地上立言。故西方宗教实不干涉人事。总言之，人生日常心理，西方人本未深入。而中国人教训，则更重在心性上。此诚中西文化一大相异。故一重事业，一重人物，实重在心性品格上。今国人摒此不言，则其他尚复何言。
（二）
中国历史以人物为主。耶鲁卢定教授在港与余言，世界祸乱，大率由智识分子引起。嗣又言，智识分子解释安定一义，时有不同。某一时谓安定当在此，别一时又谓安定当在彼。人事动乱，胥由此来。余念此层仍可以前论人物与事业之辨为答。大抵人物必趋于安定，而事业则多趋于变动。人之一生，必经许多事变，但事变则尽在人之一生中。故事有变，人可无变，终有其前后相承之一贯性，即相同性，亦即其安定性。故重人物，则其历史之进程必多安定性。重事业，则其历史之进程必多变动性。
以西方史言。拿破仑、希特勒亦各有其一生之事业。个性不同，斯其事业亦不同。唯西方人重事过于重人，每以事业来评衡人物。故人物活动亦多注重在事业上。必求创造事业来增高其地位，其历史进程，自趋于多变而难安定。中国人观念，则重人更过于重事。立德更在立功之上。有德不必有功，更为一受人重视之人物。如周武王开有周八百年之天下，而伯夷叔齐，在当时并无事业可言，然其德之所表现，或可谓更超于周武王之上。故伯夷叔齐亦名垂史乘，受后世尊重。
德性贵其同，事业贵其异。伯夷叔齐以让德称，人人可让，世世代代亦同可有让，伯夷叔齐之人之德之可尊乃在此。此即谓之立德。周武王伐纣有天下，乃一事业，遇此时际乃得为之，非尽人所能为。故虽立有大功，而其受后世人尊重，或反不如伯夷叔齐。
不仅如此，即尧、舜、禹、汤、周文王，功在人群，德冠万世，然其德可效，其业不可效。周公旦不居天子位，而其立功亦如尧、舜、禹、汤、文、武，庶易为后人所效法，故孔子乃有志学周公。孔子未尝不关切当身人事，有志为天下大群立功，然不能求为尧舜禹汤文武。倘当世或加信用，彼宜可得为一周公。故其周游天下，遍历诸国，其意即在此。然当时诸侯卒未能加以信用，终归老于鲁。生平教导后进，遂为中国之至圣先师。
可知孔子一生，非不有志于天下人群，非不有志于政治功业，而最所重视者，乃其在己之德性。论其功业，远不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而论其德性，则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似。从中国后代人看，则孔子之功业，亦已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般圣君贤相之上。故孔子弟子谓“夫子贤于尧舜远矣”。何以故？因尧舜地位人人所不得望，孔子则以社会一平民，其德性修养，讲学明道，尽人可效法。岂非孔子功业已远超尧舜而上之。故教育事业有功人群，应更超于政治事业之上。而道统则亦更高于政统治统之上。政统数百年必变，道统则可历万世而不变。人群中有道统存在，则终有前途可冀，其安定乃更超于其动乱之上。
就中国后代历史人物言，东汉光武中兴，太学同学得为开国元勋，名列政府高位者，不在少数。独有严光未来。光武登帝位，下令遍觅之，得于富春江上，以渔钓为生。邀至京师，宫中亲切晤谈，入夜又邀同床而卧。亲切爱敬如是，但严光终求还。光武不强留，放归。严光并无事业可言，但亦中国一极有名之历史人物，后人崇拜，尤在光武之上。故中国人崇拜政治人物极有限，而崇拜非政治人物则亲切有加，尊敬更深。王莽乱世，功业成就，非可尽人效法光武。而严光之钓鱼富春江上，则人人尽可效法。天生之德，同样无亏。则其人岂不宜更受重视。故可亲可敬在其人之可师法，而不在其不可师法处。
三国时代，有曹操与诸葛亮。事业成就，诸葛亮不如曹操。德性修养，则诸葛亮远在曹操之上。曹操不仅是一政治家，同时亦是一军事家、文学家。其事业表现，实远超同时及前后其他历史人物之上。但德性有亏，不忠汉室，存心篡弑，伪为周文王，待其子丕起为周武王。此种虚伪手段，更为后人轻鄙。此下中国历史上之长期动乱，亦可谓曹操乃其罪魁祸首。而诸葛亮则奉侍蜀汉后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事业并无成功，而德性则一如伊尹周公。故其受后人崇拜，乃与曹操受后人之吐骂者，正相对比。同时又有管宁，避居辽东以师教为务。晚年复归中原，不受曹操之邀请，清苦自守，迄于老死。更无事业可言。但论三国人物，则有更推管宁于诸葛亮之上，尊为三国时代之第一人。诸葛亮乃一政治人物，身为汉相，非能人人同有此遭遇。管宁逃亡授教，乱定还故国，食淡攻苦，清节自守，则人人均可效法，故管宁乃更为历史人物之上乘。
唐末梁唐晋汉周五代，八姓十三君，又有十国，分疆割据，其为祸乱，较之三国时代益甚。宋兴，天下始安定。其时有陈抟，隐居华山，无事业可言。又有林逋隐居杭州西湖，无家无室，梅妻鹤子，终其生徜徉湖上，仅留诗数首而已，亦无事业可言。然论五代及宋初之历史人物，则终必首推此两人。冯道终生高居政治上位，经数代为宰相，自称长乐老。国家兴亡，政府更迭，丝毫无异于其身。当时亦受推崇，欧阳修为新五代史，乃加鄙弃。较之陈抟林逋，乃如霄壤之别。陈抟林逋德性无愧，供人效法，斯世终可望渐归于安定。冯道无德可言，人人效之，祸乱曷极。
元代蒙古入主，天下大乱，黄东发、王深宁闭门著书，隐居明道，非有其他事业，但亦为历史上有名人物。较之他代，未见逊色。政治动于上，而社会安于下。迄于明代兴起，隐居山林，书院讲学，八十年中继踵相接，乃使明代依然得上承中国历史文化之大传统，而不感有中断之痛。此元儒之功，而东发、深宁亦无愧为中国历史上之第一流人物。
清代入主，晚明诸遗老，如顾亭林、李二曲、黄梨洲、王船山之流，皆无事业，而同为第一流之历史人物。亭林言：“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诸人皆在野一匹夫，而实负天下兴亡之大任。此下清代，仍得为一五千年历史相承之中国，亦诸人之贡献。
更当阐说者，中国史中，女性多占篇幅。全部二十五史，女性成为历史人物者亦不少。并无事业可言，而其德性则同得成为一人物，名列史乘而无愧。依中国文化传统言，则天下兴亡，匹妇亦当有责。即如顾亭林嗣母，身受明廷褒奖，遗命后人勿仕异姓。亭林谓身受遗命，故此身万不当出仕。此虽婉辞逊言，免遭不测之祸，然其母此言，亦足永垂史册矣。更有不知姓名，而亦得传于史册者，则如今平剧中之韩玉娘。其人本无姓名，其传见于明史、新元史，亦中国文化一特色。
中国乃一农业社会，耕耘百亩，一家温饱，传子传孙，两三百年不变，故不言事业。宗亲乡党，聚族而居，守望相助，休戚与共，特重人伦相处，而德性为之首。故重人物轻事业，乃中国传统文化一特征。广土众民，一政府临其上，即可安定无事。非异族侵凌，可以不见兵革。五千年历史相承，敦品修行，可无他道。
余生清光绪乙未年，余家即聚族而居，一村百家以上，绵延五六百年。村中有事，皆由族长裁判。即四围农家，有事亦由我村中族长裁判。距城四十华里，舟行半日可达。然极少有上县署涉讼，县官亦少见下乡。乡人多毕生不见官吏。官民相亲如一家，亦相隔如云汉。唯安定中亦有动乱。余幼年即屡闻长老谈洪杨之乱，举族逃散。家有鸿议堂，即剿匪将帅在此集商得名。六岁庚子，有亲戚仕宦天津，避难来居。辛亥年十七，族中办团练，祖孙同队，余以一中学生，被命为教练，指挥诸祖伯叔兄长，演练兵操。至今思之，乱世应变，亦相亲接，一如平居。一地如此，想他地皆然。
抗日军兴，余一人居云南宜良山中写国史大纲。山距宜良城八华里，环城四周，余游踪所到，皆安堵如常，若不知在国家民族兴亡关捩之大战中。及移居四川成都郊外，常在乡村茶肆品茗，遇一八十老人，生平足迹未进城市一步。其实此村距成都城仅二十华里。在此大战乱中，而民间安定有如此。以余当身经历，回念历史上种种战祸，恐无大异。一邑之祸乱，不害他邑之安定。一时之祸乱，不害他时之安定。政府少干涉民间，民间亦少预闻政事。民间事由民间管，政府则由民间贤人组成。有考试制度，县试出秀才，省试出举人，京试出进士。全国各地官吏，皆由进士举人出任，又必派赴异地任职。云南人可远仕黑龙江，福建人可远仕甘肃新疆，使全国如一家，大群相处，安定无他虞。
余幼时在上海租界中始见有警察，俗称巡捕。租界与中国社会异，诸方杂居，事端百出。尚有吃讲茶。择定一茶楼，争议双方均到，各申理由，供仲裁人评其是非。旁听者亦许打抱不平，起立发言。亦有流氓参加，但决不愿巡捕房干涉。其他各地尚未有警察，但社会安定则过于租界。
不久情形变，各乡村各市镇，处理公共事务者，皆目为土豪劣绅。民间事尽由官府解决，乃有警察保护治安。实则所谓土豪劣绅，本亦地方乡村人物，其所贡献，未必下于警察。中国四五千年，广土众民，长治久安，何待有警察。岂得谓全部中国史，祸乱其常，安定其变。史籍俱在，焉容强辩。
今日国人尽称中国政治乃帝皇专制，然不派军队，不用警察，而能由帝皇一人专制全国亦一奇。又称中国乃一封建社会，然民间无贵族，无堡垒，即所谓之土豪劣绅，亦不闻有保镖有卫士。人自叩门登堂，听其裁处。封建权力岂果如此。
西方观念传入中国，而一切乃大变。争慕事业，不尊人物。无事业，则不得为人。所谓自由平等，平等当指人，不指其人所拥有之财富与权势。一切事业则不平等。自由指行为，争富为资本主义之社会，争贵为民主尚法之政治。自由争富，终亦有贫，绝不平等。自由争贵，终亦有贱，仍不平等。倘言独立，则人与人相争亦非真独立。故今人仅求此三者，乃仅得一不安定，斯祸乱随之。
中国人不争事业，仅争为人，故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其乃向内向己争，不向外向人争。所争乃品德性行。孝弟忠信，智仁勇，此须各自向内向己争，于是向外向人乃益和。而且所争必得，宁有人而不得为孝子忠臣者。如争孝弟则家庭和，争忠信则乡党和，争智仁勇则国家天下和。不孝不弟，不忠不信，可以不齿之为人。斯非不平等不自由，但不由军警，不由法律，而人群自臻于安定。
重事故尚争，必分而日小。重人故尚和，必合而愈大。即言学术，西方亦主分争，如科学、哲学、文学皆相分争。对外如此，对内亦然。必成为一专家，此乃事业，非人物。中国人则立德、立功、立言。凡所言，非在己之德，即对群之功。道一风同，非求各成一专家。司马迁所谓成一家之言，乃指其群相景从，从其人从其言。故西方学术同归于事业，而中国学术则本之德性。
言进步，亦指事业非人物。西方重事业，故易见进步。然违离德性，故终难安定。中国重人重德，乃重大同，不言进步。但日趋和合，常见安定。苟有进步，则必仍在和合安定中。中西文化大别在此。西方学术分疆割席，各专一门，各求进步。亦人生中一事业。故贵自创造，自树立，知人之所不知，言人之所不言，乃成其一己之表现。故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但真理即在其表现中，乃点与线之真理，非面与体之真理。亦各有所见，各有所到，而未能会通和合发现一人群共同之大真理。故虽真理，亦必随时随地随事随人而变，终不能获得一大同安定之境。
故西方学术特缺史学，晚近始有。固史学贵人，贵会通和合，一切人事皆归纳在内。史学非自我表现，亦非客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非己有德，不足以见人之德。非己之和且通，不足以见一世之和通。历史记载人事，而史家自身之事则不预。但其所谓史，实即其自身之事。故又与西方异。史学在西方为晚起，而终亦与中国史学异。中国贵通史，而西方无通史。亦如中国贵通人，而西方无通人。身家国天下，各不相通，则亦何有事业相通。故西方人贵专业，无通业。既有史学，乃复有历史哲学之出现。亦非根据历史来创造哲学，乃根据哲学来创造历史，如黑格尔。其在西方学术传统中，仍为一种自我表现。人与中国有不同，对历史所观察所发扬亦不同。历史已过往，亦不安定，仍可各自创造。
中国人从事学问，根本不在自我表现，更非求在人群中自创一事业。所谓学问，乃在其如何在人群中做一人。虽亦千差万异，无可相同，尧自为尧，舜自为舜，周武王、伯夷、叔齐，周公、孔子，亦各自为人，然其大宗旨大根本则亦无可相异。每一人各可有表现，亦可无表现。各可有事业，亦可无事业。即如韩玉娘，连其姓名亦不为人知，而见于史，并播为一戏剧，流传人间。七八百年来，世事大变，而人心终少变。韩玉娘之为人，则仍留在七八百年来之人心深处。西方正为缺少此等人物，于是其文学戏剧，乃特为创造，以资弥补。而史学则特闯进了种种哲学观点，以接近各时代个人之所理想。而历史则如一堆材料，供其使用。为利为害，则在史学家，不在历史本身。故史学亦史学家一事业。中国则人生乃是一事业，与西方人之事业观又不同。
今再综合言之。重事业，重各人在人群中之特出表现，则其群自易趋于变动。重人物，重各人在人群中如何安分为人，则其群自易趋于安定。群在安定中，自易进步。以变动求进步，纵有进步，其群仍难安定。本文大旨在此。至人心所乐，究在安定，抑在变动，或两者融会如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底细他详，兹不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