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社会崇退让，西方社会重进取，此亦中西双方德性风俗文化传统相异一要点。中国天地大，物产丰，退让有余步。西方天地小，物产瘠，非进取无以自存。积习成性，肇此两型，而文化展衍遂有大别。
财富与权力，为人群相争两大端。有钱能使鬼推磨，财富多，权自大。权大财富亦自多。中国历史上，让位与分财，为两大美德，故事传述，历代皆有。而政治上之权力退让则尤多。尧舜禅让，尚有许由务光故事。司马迁登箕山，明见有许由冢。孔子不言许由，故司马迁亦不加传述。
泰伯三以天下让，孔子明称之。伯夷叔齐孤竹让国，距泰伯虞仲之让不远，孔子亦亟称之。可见让国中国古代屡见。即论周公，亦可谓有让国美德。而尚有大于此者，故后世不以此称周公。春秋吴季札亦让国，乃以酿吴国之乱。从功利观点言，可不让。让乃其德性，亦其道义，尤为人群功利中之更大者。故后人亦不以吴乱责季札。
中国人论学问尚通不尚专，通则大，专则小。道有大小，斯学亦有大小。虽小道必有可观，致远恐泥。功利乃小道，易起争。争于当前，贻害于后，无以致远。中国人讲学问又分等级，有小学，有大学。最大学问则曰治国平天下。论语子夏言：“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从政即须学，学当能从政。政学通，既不当专以从政为学，亦不当专于为学而不能从政。求学非为谋求一职业，亦非向人作夸耀，乃在完成其德性以为人服务。而治平之道，则为服务人群之最大者。故从政非为一己之功利，乃为大群之功利，此即所谓道义。故从政不为争权，乃为行道。在道义中则有退让。伯夷叔齐吴季札之让，亦行其道义而已。退让而有背于道义乃懦怯，非退让。中国教人做圣贤，不教人以富贵。富贵途上必多争，不重富贵始能让。伯夷叔齐吴季札，乃圣贤中人。非圣贤，何以当治平之大任。故大学之治国平天下，必自修身齐家始。身不修，家不齐，又何以治国平天下。自尧舜以至于吴季札，亦务在先修其身，非逃避责任。而其于重责大任则能让，乃更犹胜于不让而出其上。
孔门四科，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文学限于书本文字。学贵人事致用，则莫大于治平之道。故文学之上，乃为政事。然立国天地间，贵能治其内，尤贵能平其外。天下不平，国终不治。言语指国际外交，乃更在政事之上。近人谓弱国无外交，不知弱国乃更贵有外交。孔子稍前有郑子产，孔子屡称之。郑以弱小处晋楚两大间，子产周旋得其道，不仅郑政得安，即晋楚亦得和平相处。则外交之责任，岂不更大于内政。然治其内有道，交于外亦有道。非诡诈欺骗之所能胜其任。孔子亦相鲁，与齐会夹谷，而齐人服，返侵地。鲁国地位大增。子贡屡为鲁出使，其贡献亦在子路冉有之上。仅为一国谋富强，适以启争而召乱。孔子亦称管仲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革。又曰：“齐桓正而不谲，晋文谲而不正。”苟非明通于天下之大道，则何以任国际之外交。故孔门四科言语先于政事，其义尤深远。
今人则以外交处于内政之下。不知国无大小强弱，其国际外交之意义价值，乃尤在一国内政之上。仅有国际公法国际同盟，苟其无道，则徒法不能以自行。近代人能知此义者鲜矣。唯求科学发明，经济繁荣，乃及原子弹核子武器杀人利器之日益精进。富强凌驾人上，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亦仅以召乱致祸。天下益不平，而国内亦各不安。美国富强冠一世，然其最弱点则为外交无道。如雅尔达协定，以迄于今之承认中国大陆共产政权，岂此乃为外交之正道。子之道，其正其大，岂不鉴于当前世界局势，而益见其彰明较著乎。
然孔门四科于言语政事之上，犹有德行一科，此义益深远，乃益不易为现代人所知。学贵能致用于人事，学者所以学为人。而为人之最高标准，则在其德性。用有大小，有大德，始有大用。非掌大权即可有大用。德性通于人人，所谓通天下之道，实乃通天下人之德。故德行乃为四科之首，亦为四科之本。言语政事文学，亦未有外于德行而可成其为学者。谦让亦德行之大者，亦唯谦让，始能使人服。
如言齐家。妻者，齐也。夫能与妻齐，斯为夫妇之道，亦即齐家之始。父母亦与子女齐。子女主孝，父母主慈。慈则必有教，而教则贵有义方。若唯教子女以服从，则岂义方乎。子女唯知服从，自陷于不义，亦陷父母于不义。岂有不义而可谓之孝。孔子教曾子，大杖则走，小杖则受，斯始为孝。可知父母与子女亦必有一齐。平等相待始为齐。但子之对其父母，可有不服从，而不能不孝。今人乃误以服从为孝，则又大谬不然矣。西方人言父权母权，权则主服从而不齐，而必出于争，又何以为家。唯有小家庭，子女长大成婚，另立一家，始可免争。然夫妇亦贵有离婚之自由，乃可免争。一家如是，何以言国。大禹之治水，乃使水顺流而趋下，非如鲧之为堤以防水，而反使水之横决，为祸益大。故治者乃领导，非仅防制。近人言法治，则亦防制而已。若必求能领导，则在我必有其德性，乃能导人以德性。中国人所谓治平之道，尽于此。今天下乃如洪水为灾，而唯鲧治之，斯诚可悲之尤矣。
今再言修身。必先能自治其身，乃始可以言治人。其身不治，焉能治人。近代民主政治必尚争，大总统竞选，必谓当此大任非我莫属。不谦不让，自中国人言之，绝非修身之道。中国人言道，贵谦不贵夸，贵让不贵争。以周公之才与美，使骄且吝，则其余不足观。骄则不谦，吝则不让，而必出于争。管叔联殷叛周，此即其自心骄吝之表现。周公东征平乱，而终不自居天子位，则其大义灭亲，亦终无伤于其谦恭之为怀。孔子后儒群尊周公以治平为任，而必以谦让为德。能自谦让，乃能使人心服。鲁哀公之诔孔子，曰“昊天不吊，不憖遗一老”。则哀公虽不能行孔子之道，而其心则固尊孔子。孔子之道纵不行于当世，亦复传于后世。后代之君，皆知尊孔子，亦知尊儒尊贤。汉高祖爱戚夫人，欲以赵王易太子位。见四皓在太子旁，乃不易。四皓皆高年，高祖招之不至，心尊其人。太子能致之，高祖自以为不如，遂不敢再有易太子之心。此下为君者，未必多能尊贤用贤，而犹知谦与让，不尊孔尊儒，而绝无明白反孔反儒以为尊。此则大道不行而未失。中国两千年传统绵延，其要端即在此。
孔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又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射者各就己位，各射己鹄，其中与否，乃与己争，非与人争。则其争仍是一退让。孔子当时，天子诸侯，列国卿大夫，倘多出位以争，则何治平可言。唯求不出其位，则上下无争。居其位而不得行其道，则以去就争。所争在去在退，不争进取上位。身虽退而道则存。道在己，唯求藏而弗失。非道在外，乃求争而取之也。中国历史多有乱世，而犹有道，唯其道藏而不行，如是而已。今世则争权不争道，故必争于外不争之己。则亦唯有进取，无退让可言。
耶稣言凯撒事由凯撒管，西方宗教不言治道。近代科学如天文、地质、生物、心理、电磁、光力、农矿、渔牧，事事物物，无所不究，但亦不言治道。其他学术分野，如文学亦不言治道。如哲学，苏格拉底仅言人生，瘐死狱中。柏拉图榜其门，不通几何者勿进，几何学亦非治道。其为乌托邦，以哲人王掌治。实则其所想像，一国亦如一几何图形而已。后世如康德，亦何尝措辞及于人类之治平大道。卢梭民约论，亦属一人冥想，何尝有历史根据。
近代西方大学，其先本由教会兴起，此后分院分系，门类繁多，乃始有政治一系。不通法律经济社会教育种种人事，何得通政治。而于大学四年课程中，乃得完成其学业，最多亦只是些常识与技术。与中国人之所谓治平大道则无关。技术与技术间，则必出于相争，而无退让可言。
学问必有一对象。有关此一学问之知识，亦必有一来历。治平大道，则本源于人类以往之历史。治乱兴亡，鉴古知今，此为史学。西方史学特迟起。大学兴起时，亦尚有史学文学是同是异之争。黑格尔有历史哲学，乃哲学，非历史。其谓民族兴衰，文化起伏，如日之自东西移，自中国印度移至日耳曼民族，乃始到达于最高无上之境界。此何尝是历史真相。并多争意，绝少让意。而当时日耳曼民族，竟亦受此鼓舞，孳孳日前。而其他西方史学家，竟亦无人出而加以纠正。此正亦同意于黑格尔西方胜东方之意见，而西方人之不重史学，亦可于此一端觇之。近代国人一切慕效西化，不惜舍己之田以芸人之田，此亦本之当前史实，而其意存谦退则亦可知。史学乃人类生命大总体之一项研究，当通体以观，于古人知有让，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亦当知有让，而不以一时代一部分人之争胜为目标，乃始有当于史学之大义。
历史本是人事之怀念。西方人在人事怀念中，如恋爱斗争冒险诸端，乃及物质经济建设，哲学思维，艺术创造，甚至如古希腊之奥林匹克运动会，罗马之斗兽场等娱乐事项，皆多称述。而独于政治一项，乃至一国家一民族之治乱兴亡，其所怀念，若不甚亲切。希腊亡，则推尊罗马。罗马亡，则迷惘于中古之封建社会。现代国家兴起，乃一意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之海外发展。似仅知一味向前，曾无鉴往知来，于古有借镜，于今有警惕之心情。至于中国人之所谓治平大道，似无存胸怀间。世界第一次大战时，德国人写为西方之没落一书，指陈病况，非不知前途有艰难，乃不见有痛悔前非，改弦易辙，针对病情，有所挽救之主张。第二次大战后益然。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亦毫无一旧方案可资依据。几乎只是走一步算一步，过一程再一程。倘由积极转消极，恐止于停步不前，似无其他可望。
人生在自然中，不得脱离自然而独立。自然必同时有两现象更迭互起，中国人谓之一阴一阳。如昼夜寒暑，晴雨明暗，一正一反，循环往复。人事亦然。而政治则为人事之尤大者。治乱兴亡，人事之最大妙用，在能乱后复治，亡后复兴。政治之大作用亦在此。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中国史之伟大成就，五千年来依然一中国，而日渐扩大，正为有一治平大道之存在。
治平大道系乎人。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必本于天道。有争则必有让，有进则必有退，而退让尤当为之主。否则政治之对内对外仅成一斗争场合，又或只论法不论人，乃无政治可言。要之，知争不知让，知进不知退，则为其致命伤所在。
中国讲治平大道，又必建基于修齐。身不修，家不齐，何能出而治国平天下。而修身首贵让。唯知争夺进取，则家亦不齐。故修齐治平，一本于礼，以让为主。亦有争，如射。孔子又曰：“当仁不让。”治平即仁道，当孝不让，当忠不让。不让于此，则让于彼。如孔子为鲁司寇，不得行其道，则让位而去。此之谓大不让，然亦决不争。是其让而争益大，其退而进益远。存其道斯存其人，而政必举。故乱可以复治，亡可以复兴。诸葛亮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是其退。刘先主三顾草庐，遂许以驰驱，是其进。而后世论三国人物，管宁犹在诸葛之上，则以其有退而无进。中国传统尚德，而退尤为德之首，即此亦见。
若为政而必出于争以进，一时亦未尝不可以得意。如孔子在鲁，治军有子路，理财有冉有，外交有子贡，先得一都，如阳虎，鲁哀公季孙氏亦可如摧枯拉朽。其他类此者，一部二十五史当可千百见。如乐毅，可拒燕惠王命。岳武穆亦可自朱仙镇回师肃君侧。不退不让，必争必进，一部中国史，可从头改写。但恐不得成为一广土众民之大国，亦恐不得绵延五千年之久。如希腊，如罗马，如现代之英法，岂不亦各有其得意之一时，是在人善自择之矣。
近代人物，当首尊孙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成功，遽辞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之袁世凯，而退居沪上。及广州再起，又北上与张作霖段祺瑞言和。苟使不死，此下不知究将成何局面。而中山先生之让德，则亦可受后世无穷之推尊。能治其国，斯能进而平天下。西方如华盛顿，革命成功，遽告退位，此亦略有东方人气味，惜乎其不多见。
董仲舒言：“行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如计功利，则必争必进。如谋道义，则有退有让。今则一世方务于功利，不知道义乃计永久之功利。披读中西双方历史即可知。幸读者其亦审思而慎择之。
（二）
人群相处不能无政治，行政不能无领袖，而政治领袖之进退，乃为政治上一大问题。中国学人有两大特点，一则无不关心政治，二则其对政治姿态每主退不主进。此可谓是孔子发之。墨家主兼爱，主尚同，对政治过分积极，无退义。道家主无为，意态消极，对政治可不闻问。独孔子儒家，执两用中，遂成中国学术大宗师，并为文化传统一中心。绝非无故而然。
孔子为鲁司寇，居三家下第四位，可谓已极一时信用之至。但孔子所抱政治理想高，不迁就，不退让，既不得行其志，终避位去鲁。其周游列国，亦备受礼重。然不符其理想，则宁不出仕，退老于鲁。孔门四子言志，子路主治军，冉有主理财，公西华主外交，独曾点言“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有吾与点也之叹。果使孔子平日讲学，不及于军事财务及外交诸端，则三子何来有此志。但一意于进，则孔子所不与。后冉有为季孙氏家宰，孔子曰：“季氏富于周公，冉有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此非斥冉子之善理财，乃斥其徒显己长，违道义而不知退。故曰：“君子不器。”器则特见用于人。又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则自达其一己之理想，即以为人。为人则徒供人用，无理想无己可知。
孔子又曰：“不仕无义。道之不行，我知之矣。”孟子曰：“乃吾所愿，则学孔子。”孟子不欲为齐之稷下先生，但愿正式出仕。不符其理想，则宁退。故不仕乃无义，而不退则无志。志则志于道，斯仕必合于道。此下儒家辞受出处进退之节，大率皆如是。而中国社会亦群知重此。汉初贾谊，抱有政治理想，而不得意于进，后世群尊之。次有董仲舒，同抱有理想，同不得进，后世亦尊之。公孙弘拜相封侯，极一时之显荣。而曲学阿世，后世乃无称。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贾董之名，贾董生前岂知。但后之学人，宁退不进，乃群以贾董自勉自慰。
故秦汉以下两千年之中国传统政治，纵多不符理想，而终有一政治理想存藏于社会之下层，使上层政治领袖心知愧怍，有所羞耻，有其廉节，而现实政治亦遂不致于大坏。如曹操有述志令，不敢身受汉禅，不得已而貌为周文王。此亦有一种内心潜力隐作主宰。争权争位，亦必曲折以赴，不敢明目张胆，肆无忌惮以为之。故在中国历史上，伪君子常多于真小人，此亦文化传统之潜力有以致之。
耶稣言，凯撒事凯撒管。既降生为人，尘世百年，不能无所作为，亦不得尽诿为凯撒事。为凯撒者，亦不得尽符于理想。西方自古希腊起，学人各务为一专家，如文学、哲学、科学等，不关心政治。即构思立论及于政治，亦非有心从政，实因其亦并无从政之机会。政教之分，早不自耶稣始。在如此情势下之政治领袖，乃多如凯撒。希腊时代有苏格拉底，罗马时代有耶稣，皆受极刑。教人者与治人者，常可有大冲突，故学人常自居一旁，自守一职业，直至今世犹然。如大学教授，即以传授专门知识为己任。而政治活动，则另有人为之。大学演进逐渐有政治经济法律外交诸课程，然亦皆如专门知识，备现实政治界引用，亦如孔子之所谓器。而君子一观念，则为西方人所无。
政治领袖如何产生，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由多数选举决定。而多数民意，则仅为一种欲望，非可谓即是政治理想。此等欲望，要得要不得，又如何来达成，则仍待政治领袖作决定。西方政治领袖又必定期改选。也有在其任内引发内战者，如美国林肯总统时之南北战争。唯一般有志政治活动者，多好进不好退。结党竞选，成为政治一大事。而政治领袖此种不好退之心理，其从政之或私或偏，亦所难免。
即如最近英阿福克兰战争，本因阿根廷当局身处困境，借出兵福岛以转移国人之视听。英国亦自有困境，当局者本受群情反对，正该引咎乞退。乃转因出兵获胜，又得安于其位。故政治本在解决问题，而西方政治则多引生问题。政治非以求安定，转以增动乱，其病则在此。西方人好争平等，重法不重礼，于上位政治领袖称为公仆，亦不特加尊视。一旦退，即鄙夷如常人。故在位必凭其权力多求表现，即多滋事端亦所不惜。心理不平常，斯其表现亦宜然。
王荆公得宋神宗尊信，擢为首相，推行新政，亦其平日之政治理想所寄。反对者群起，荆公终亦乞身引退。而神宗尊信不辍。既复起，又乞退。旧党用事，尽废荆公之所为，而荆公隐沦在野，亦唯以吟咏自遣。此亦中国政治家传统风格。即其前，范仲淹庆历变政，亦遭反对而退，亦宁静如荆公。一部中国二十五史，以政治为中心，而尤以不得志而退居下僚，乃及隐沦在野者为其主干。人心重视从政，但不看重做官。从政乃以行道，做官则以求贵。能以做官与从政分作两项看，此亦中国儒家修身养心一大要端。
故中国传统，身居高位，必务自谦抑。尤其为一国之君，更不轻易表达其自己之主张。即如秦始皇帝焚书，亦下政府公议，而出丞相李斯之奏请。在历代政治文件中，唯皇帝诏旨最无浮文费辞，不夸张，不阐扬，只简单扼要一表示。绝少有政治上之大理论大发挥。政治上之大理论大发挥大文章，则尽在奏议中。而宰相大臣亦少此类文字。大奏议则多出新进后起下僚低位。后世传诵者，亦不为帝王之诏旨，而必为臣僚之奏议。此亦中国政治传统精神之所在。奈今人则尽以帝王专制四字诃之。此亦自表达其不读书无知识而止，他又何言。
今人一依西方，好言平等。唯政治则显不平等。中国人称选贤与能，又称贤者在位，不贤则不得高踞人上。然使其人果贤，苟居上位，则益当不敢以贤自负，必更自谦下。贤君则敬其宰辅，贤宰辅则敬其僚属。苟其倨傲自肆，即不宜踞上位。至少当貌为谦下，乃得有安居上升之望。此乃中国传统政治风气，亦传统政治心理所使然。故中国传统政治必尚礼，礼主敬，不仅当敬其在上位者，尤当敬其在下位者。在上位，既受人敬，斯亦不得不益谦。此亦中国尚礼精神之一种精义所在。故中国人又提倡尊君，而今国人则斥之曰帝王专制。必对人不尊，乃见为平等，斯诚无礼之至矣。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必自露头角，广自宣传，到处演讲，认为非我莫属。意态自傲，恬不为怪。及其出膺大任，既有种种法制束缚，又有议会从旁监察，加之评议。果使其以谦退自居，将不得成一事。故西方政治家必当有傲气，有霸道，法治则所以防其傲与霸。中国重礼治，好让，所以全其谦。西方好争，无法则益以长其傲。风气相异，乃其心理相异，据此可见。
中国人在谦退中，实有一番自尊。西方人在争傲中，其内里实含有自卑。其中尚有心理深处，今不深论。唯中国人反己自问，能自知己尊，则乐此不疲矣。西方人务外，反诸己，则常感自卑。此乃双方心理有异。今日国人备受外力压迫，乃亦常有自卑感，故崇慕西化而不知耻。专言政治，在下者不知尊其上，而在上者亦无自尊求退心，则政治自宜西化，再无旧辙可寻。新政治，旧心理，俨如河汉之隔，又乌得以新政治来推论旧心理。
今全国十亿人口，使不先教以尊上，则政治何由得统一而安定。然又必社会同识尊贤更胜于尊上，乃使贤者甘居下不争居上，于是乃能使社会下层高出于政治之上层，而政治亦得其安定。中国人群知尊君，乃其尊孔尤胜尊君。即为君者，亦知尊孔。而治孔学儒家传统者，又率重政治尊上位，斯则中国秦汉以来二千年长治久安之道之所寄。大群相处，人心感召，成为风气，尊贤尊上，遂为中国人最所重视之两要项。中国自秦汉以下历两千年，政风学风，常此相沿，迄无大变，虽遭衰乱，仍得复兴，此谓之政教合，但亦当深究其所以合。孔子之所以成为至圣先师，常受国人崇拜，中国之所以成为广土众民大一统之民族国家，其传统文化之所以常照耀于当世，为其他民族所莫逮，则亦唯此之由。今则人心变，风俗变，政风学风均随而变。学者不复以人群治平大道为己任。出仕从政，视为一己之私业。争权谋位，与经商谋利，致富致贵，成为人生中两重要专业。又受社会重视，群奉以为趋新之西化。而西方世界，自两次世界大战，迄今未百年，每下愈况，前车屡覆，后车终蹈前轨，无可改辙。危机昭彰，举世不安。诚使国人能于旧传统之政风学风，大体稍有领悟，重加研阐，或不仅可以救国，亦将可以救世。孔子曰“后生可畏”，或终必有迷途知返之一日，企予望之，企予望之。
（三）
人生有快乐当求，但亦有苦痛当避。唯快乐每在外，不易知，不易求。苦痛则即在身在心，既自知之，亦当易避。并有寻求快乐而转增苦痛者，亦有避免苦痛而即感快乐者。寻求快乐在遇事知有进，避免苦痛在遇事知有退。中国人生每在求其易，求其退，而不在求其难与进。此亦中国文化一要端。
男女各有求。在恋爱中求快乐，其事实不易，故西方文学多悲剧。夫妇和合，而快乐随之。其事在我，较易著手。中国小说戏剧中多以团圆收场，亦教人退而则求其易也。父母子女，不和不睦，苦痛易生。兄弟姊妹，离心离德，快乐亦自远离。故中国人以齐家为修身要务，亦即教人求快乐而已。商人重利轻离别，为一时求利而轻离其家，斯则苦痛即随来，而快乐则可望而不可即。
人有志在求利，而离家去乡，一时不感其苦痛者。亦有安于家乡，而一时不感其为快乐者。则贵有知者之善为指示，善为教导。中国则得天独厚，以农立国，安于家乡，其乐无比，而其事亦易知易得。如古希腊以海屿为生，所得于天薄，不如中国，固易知。而如印度，则得天似较中国更厚。身披一衣，即可御寒。手摘一果，即可饱腹。生事易足，而转亦感人生之多苦。生老病死，莫非人生苦处，乃求涅槃。佛教虽有种种高深理论，虽尽求避免苦痛，而终亦无快乐可得。耶教虽亦知寻求快乐，但不求之于人生之当世，而求之死后之天堂，则亦终非人生之正道。
中国人虽知求快乐，而西力来侵，乃亦有快乐难求之感。西方人求富求强，乃使我有贫弱不能自安之苦。今日国人乃明白自认为后进国家，尽其所能以追随西方而前进。而今日世界形势，已明见前进无安乐之望，则当奈何。而国人对自己传统文化之亲敬心，则更为不可忽。举其要而言之，则仍当知退不求进，知易不求难。我当不求富，仅求贫而安。当不求强，仅求弱而存。不求如美如苏，同为世界大强国，而仅求得喘息之余地，则庶可矣。
即以战争言，则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何谓不可胜，我以广土众民十亿人口之大国，而又有累积五千年文化传统，使有自信，即为不可胜矣。以前如蒙古满洲，皆以异族入主。然仅掌握我之政权，不能转变我之社会，彼则一意师法我之传统以为治。今日则其事大不易，西方人不能移来我土，仅求我之服从。如最近俄国之于波兰即其例。故最近世界已可使人不再有亡国之忧。一国之亡，转增天下之大忧。如中东之巴基斯坦即其例。自欧洲两次大战后，而天下形势已变，此一层不当不知。
我既无亡国之忧，又何必定求强。但如当前日本之不求强而尽求富，则断无美好前途可言。今日立国，尽可求为一中等国家，即人亦可尽求为一中等人，斯则为当前最可安而易求者。今日当前之最大问题，则为如何移易国人之慕外心为自信心。此须有人来作提倡，而其提倡则必有当前实例，使人易知易从。
吾当前国人果当何以自处，亦非无例可求。主要当戒者，在莫过分夸耀他人，自居为专家先知，而徒淆国人之视听。果肯人人以中国人自处，人人以中等人自处，则庶乎近之。
近日有一惊人大罪案之发生，即抢劫某银行之独行大盗是也。方其案未破，人人认为此大盗不知系何等人物。及破案，则亦一计程车司机。识其人者，亦以寻常人视之，乃不知其能为此一大罪案。其犯此大罪，亦仅为不甘为一寻常人而已。人人不甘为一寻常人，此乃当前世界人类一共同心理，而种种危乱不安，则胥由此起。苟使人人皆肯安心为一寻常人，则世界自可改观，而中国传统文化则唯此是尚，即所谓中庸是也。人人肯为一中人，肯为一庸人，则社会自安，天下自平，无他道矣。
立人如此，立国亦然。百年前之大英帝国，自不当以一中等国视之。然今日已降为一中等国。果能即此自安，亦尚有其前途。而当前之英阿战争，即英国人不肯以一中等国自安，此下后果尚难预言。要之，为祸不为福，则似可预言者。人人分析英阿之战，率以其所使用之武器言，不知尚有两国人民之心理作用，则更为重要。今日人人言平等，但亦人人知有不平等。阿根廷自不能与英国作平等看，此虽阿根廷人亦自知之。故其双方相战，而阿根廷人之勇气乃可倍加于英国人之上。即如美国在南越之战，其所遇北越人，作战心理之强，亦何尝不如此。即当前苏俄之在阿富汗，亦有如此心理之对比。再就第二次世界大战论，日本军队之对美军，则奋勇有加。中国军队之对日军，则亦如日军之对美。就当时中国人心理言，非不知日本之军备武装视我远胜。然而彼亦学习西化，与我相似，心有不服，斯则顽抗难驯。果使中国军队与美英对垒，衷心崇仰，佩服已至，则不知仍能保有此一腔愤慨敌情否。唯当前人类同尊西化，而仅求平等，少如中国人之虚心热忱，一以自卑为怀。遂使强者有其弱处，弱者有其强处，非武器一端之所能衡量。故今西方人竞言平等，已使此世界难安于不平等之处。战争如此，商业亦然。今日世界经济不景气，亦有此等心理作用之存在。此亦中国人所谓中庸之道。且勿太尊视所谓先进国，太轻视所谓落后国，而一以中庸之道对付，宜亦可少其差失矣。
今人又好言自由。其实循乎中庸，则其自由亦易而多。必求超乎中庸，则其自由亦难而少。如一中等财富之家，则自由多。必为一上等财富之家，斯其自由必随而少。家如此，国亦然。一中等国家，其自由转多。力求为一超等大强国，其自由亦必减而少。如今美国，于英于以色列于日本，皆可谓其亲善之邦。然其于此三国，所拥有之自由又几何。即如其最近之对中国大陆与台湾，首鼠两端，捉襟见肘，亦见其左右之为难。要之，今日全世界已同趋于西化，则天下唯有分裂，不和不让，相争不已。一若唯有美国，唯有民主自由，乃可和合天下，而重归之于一。则不知到此时亦尚有中国之存在否。今则自居为后进国，唯美国之马首是瞻。到那时则岂不又将并此国家与民族亦相随于尽，而唯美国之巍然独存于一世之上乎？要之，今日国人只求站在美国一边，其意若谓国内之错综复杂，自可迎刃而解。固不知吾国人之是否抱此期望，而据今日之言论行事为判，则一似非此亦无他途之可期。今日国人亦尚言文化复兴，然所谓文化，亦有一准则。不合西化，不合美国，已尽屏于其所谓文化之外，其他复何言。中国人言物极必反，当前西方文化，亦可谓已到极而必反之程度，而国人则不知情。
然则今日国人思路之变，实已到达一急需之境。百年以前，国人唯慕西化。百年以来，世变已亟，而国人之思路尚不变，则何以为适应。中国实为一中庸性之民族，不喜走极端，好易而不喜难，好退而不喜进，此亦似为我国民性之弱点。然处当今之世，则转见其优处。今日为国人计，当勿好高，勿骛远，勿求速，勿求全，务尽一己之实力，唯期一己之安心。勿求为人上人，勿图虚名，勿希奇功，脚踏实地，步步为营，乐天知命，不知不愠，各求为一普通寻常之中庸人。则极其所至，最低限度，宜可无大灾祸之来临。试细读中国古圣先贤，上自孔孟，下迄程朱，凡所教人之言，莫不如是。若必轻鄙前人，争为时髦，居心浮薄，宜非福泽之所归矣。日日言现代化，则唯有随现代以俱尽，其他则无可期。国人其尚加警惕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