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李嘉言先生论七言诗起源书
嘉言兄：
十二月二十五日手书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诚恳赐教，至为欣感，但对于尊说各点，仍未敢苟同。兄谓七言诗“因时代之不同，有先后二源”，认为《燕歌行》以前的七言诗出于楚辞，以后的七言诗出于歌谣。此说意主调停，但于事实恐未符合。我以为七言诗的渊源只有一个，就是谣谚。主七言句出于楚辞之说者恐系为一种错觉所蔽，由错觉而生成见。来书排列秦汉楚辞体诗歌若干首，表示其中七言句逐渐增多，到张衡的《思玄赋》系辞即变为完全的七言诗。以为从其中可以见出由楚辞到七言诗逐渐演化的程序。这种排列也曾有别人做过，那是着眼于张衡的另一首七言诗《四愁》，其实无论着眼于《思玄赋》或《四愁》，其白费工夫是同样的。这种排列只能造成楚辞演化为七言诗的错觉，而不能作为七言诗源于楚辞的证明。试想，楚辞句法既然和七言诗那么相近，楚辞句改为七言诗句既然是那么容易（依尊说只须减一个“兮”字），蜕变为七言诗自可一步完成，何须逐渐演化？若依尊说，今日减一个“兮”字，明日减两个“兮”字，这人变一句，那人变两句，经过三百年才变成功，乍听似颇有步骤，细想却悖于事理。我们只要看一看三言诗产生的情形，便知这样的演化程序是不需要的。三言诗正是出于楚辞，正是从楚辞句式减掉“兮”字变成的。试问从楚辞到汉郊祀歌《练时日》、《天马》等篇何尝经过这么一个“逐渐演化”的程序？这无中生有的演化程序能证明些什么呢？
假如我兄所拟想的七言诗产生情形可以成立，则《思玄赋》系辞自当为七言诗的第一首，然而事实上张衡以前已有七言诗，拙作《七言诗起源新论》曾指出自东方朔以下，刘向、刘苍、杜笃、崔骃均著有《七言》，观察现存的刘向七言断句，知道那就是七言诗。此外《柏梁台联句》也可能是一首西汉诗。如非故意抹煞事实，便不能说七言诗到张衡时才产生。
退一步言，即使不信《柏梁台联句》是西汉诗，亦不信刘向等人的《七言》是诗，总不能否认在张衡之前早已存在着许多的七言韵语。除那些名为“七言”的以外，这些七言韵语还包括东方朔射覆口号，《凡将》、《急就》等歌诀，及汉成帝以来的七字评等等：这都是我那篇拙文已经举出的。这里我再引戴良的《失父零丁》：
敬白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为祸，积恶致灾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伤！当以重币用相偿，请为诸君说事状。我父躯体与众异，脊背伛偻卷如胾，唇吻参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备？请复重陈其面目，鸱头鹄颈口獦狗，眼泪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纳无牙齿，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骆驼，请复重陈其形骸，为人虽长甚细材，面目芒苍如死灰，眼眶臼陷如羹柸。
戴良是后汉人，略前于张衡。此文见《太平御览》五九八，全文显为七言句组成（偶有参差，或由脱误），且有韵。既然张衡以前已有这许多七言韵语，他的七言诗自然是采用现成的体制。并无理由说它们是从骚体诗歌变化而来。
从“七言”不名诗这一层看来，知道当时人对于七言韵语视为俗体。从傅玄《拟四愁诗》序看来，知道晋人观念亦尚如此。（傅玄谓《四愁》“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这“七言”二字自是指刘向等人所曾作的“七言”之体，兄于此语似略有误会。）从歌诀、《零丁》都用七言这一事实看来，可以知道七言韵语确为当时流行的俗体。从七言韵语为当时俗体这一层看来，可以知道其渊源应是谣谚而非楚辞。至于谣谚与七言诗的关系我以前已详论，现在没有什么补充，不再赘。以下更就我兄的“零碎意见”，稍事商榷。
关于《成相》的解释，我仍信俞说。兄谓“相”即瞽之相导者，引《周礼·春官·乐师》“令相”注“瞽师盲者，皆有相导之者”为说。然瞽之掌乐为世官，不一定都是盲者。汪容甫对此有解说，见《述学》。
关于《世说》所载王子猷“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两句话，兄以为这是为七言诗举例，我以为绝不是。王子猷此语的真正意思我实在不了解，但这是形容七言诗而非举例，则可断言。这两句虽各为七字，但实非诗句。他既欲举例，不举现成的七言诗句，而故意将《卜居》之语“斩头去尾”，似无此理，若因为他借用了《卜居》之语来形容七言诗，便说他认七言诗出于楚辞，似亦无此理。
此外来书对拙文有些误解之处，虽属枝节，似乎也不可以不辩。我曾说《四愁》每章开端的形式，是从七言歌谣中“三三七”这一个普通的发端形式变来。兄谓我既认三言诗出于楚辞，即是认《四愁》亦出于楚辞。这是很大的误会。三言诗与七言诗中的三三七发端形式并不是一回事。三言诗确是出于楚辞，那是到汉武帝时才产生的；三三七句式并非出于楚辞，那是《越谣歌》、《成相辞》中已经有的。若混为一谈，就不免缠夹了。
其次，我曾说七言谣谚和其他七言韵语之流行早于五言，五言诗之盛反早于七言，其原因系于入乐的早迟。兄意不谓然，说：“三言入乐较五言尤早，如《郊祀歌》之《练时日》、《天马》等，而三言诗为何不发达呢？可知谓一体之盛衰系于入乐早迟之说尚有讨论之余地。”这里我首先否认我曾说过“一体之盛衰系于入乐早迟”的话，我的意思只是将五七言诗作比较，我将五七言诗作比较的缘故，是因为五七言诗都是源于谣谚。三言诗不在讨论之列，因为它不是出于谣谚，诗体盛衰并不系于入乐早迟，但五言诗之盛所以早于七言诗，却是因为它入乐早于七言诗。我现在仍然这样想。
总之，我那篇拙文的《七言与七言诗》一章似乎未蒙多予注意，对一些小地方又略有误解，所以对我的结论不以为然。现在希望对我的补充和辩正处再赐指教。即颂时祺。
弟冠英再拜二月五日于昆明蒜村（一九四四）
与余冠英先生论七言诗起源书
冠英兄：弟上年教文学史，对于七首诗起源，只照一般的说法，略微提及。今年重教此课，将《国文月刊》所载大作《七言诗起源新论》细细拜读一过，不胜钦佩。然亦不无疑问，乞教正焉。兄谓：
七言歌谣常常以两个三言句起头，……《四愁诗》每章第一句作□□□兮□□□式……是三三句的变形，是从歌谣变来的。
但在另一节又说：
《山鬼》、《国殇》演化为三言是很自然的。
是兄虽明说《四愁》不源于楚辞，而实际还是认为《四愁》是源于楚辞的。与其说“□□□兮□□□”是“□□□ □□□”的变形，何如不让它“变”呢？（在另一节兄又认为楚辞也是歌谣）
今欲证明《四愁》源于楚辞，还得从头起说。兄将楚辞之近于七言者分为五六个式子，以弟之见，可将此五六个式子并为三式：
（一）甲、子慕予兮（也）善窈窕——《山鬼》
援玉枹兮（以）击鸣鼓——《国殇》
乙、五子用失乎家巷——《离骚》
至今九年而不复——《九章》
丙、余将董道而不豫（兮）——《九章》
太公九十乃显荣（兮）——《九辩》
（二）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问》
璜台十成，谁所极（焉）——《天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九章》
天地四方，多贼奸（些）——《招魂》
（三）悲忧穷蹙（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九辩》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招魂》
这样子一排列，可以看出楚辞渐渐演化为七言诗的大概程序。第三式最近七言诗，第三式《九辩》、《招魂》也最晚出。下至秦汉的楚辞体的诗歌，便接着这个程序渐渐变为完整的七言句了。今为明白事实起见，将秦汉楚辞体的诗歌，依其时代先后，照钞如下：
风萧萧兮易水寒（第一式）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第三式）——《易水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第一式）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第三式）——《大风歌》
秋风起兮白云飞（第一式）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第三式）——《秋风辞》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第三式）——乌孙公主《悲愁歌》
桂树丛生兮山之幽，偃謇连卷兮枝相缭，山气陇兮石嵯峨……（第三式）——淮南王《招隐士》
径万里兮度沙漠，……（第一式）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完整的七言句）——李陵《别歌》
秋素景兮泛洪波，挥纤手兮折芰荷（第一式）凉风凄凄扬棹歌，云光开曙月低河，万岁为乐岂云多。（完整的七言句）——昭帝《淋池歌》
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后心弘道、惟圣贤兮，浑元运物、流不处兮，保身遗名、民之表兮，舍生取谊、以道用兮，忧伤夭物、忝莫痛兮，皓尔太素、曷渝色兮，尚越其几、沦神域兮（第二式）——班固《幽通赋》乱辞
天长地久岁不留，俟河之清只怀忧，愿得远渡以自娱，上下无常穷六区，超逾腾跃绝世俗，飘飘神举逞所欲，天不可阶仙夫稀，柏舟悄悄吝不飞，松乔高跱孰能离，结精远游使心携，回志朅来从玄谋（案兄引刘向《七言》“朅来归耕永自疏”，亦见此句李善注。）获我所求复何思。（完整的七言诗）——张衡《思玄赋》系辞
观以上诸例，可得以下结论：
（一）七言诗源于楚辞，毋庸怀疑。楚辞体的李陵《别歌》及昭帝《淋池歌》中的七言句，如使其恢复楚辞的形式，只须于其句中加一“兮”字便得。同理，张衡的《四愁诗》除第一句仍保持楚辞原形外，以下的句子如“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亦只须于其句中或句尾加一“兮”字或“些”字，便又回到楚辞的第（二）、（三）式。曹丕的《燕歌行》亦然，这只消将《燕歌行》和《秋风辞》比便知：
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秋风辞》
草木摇落（兮）露为霜——《燕歌行》
至于其内容，《四愁序》明说“效屈原以美人为君子，以珍宝为仁义”。《燕歌行》的头三句亦显然脱自《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燕翩翩其辞归兮……雁嗈嗈而南游兮”。
（二）七言诗完全是从楚辞第（二）、（三）式变来的。由秋风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至《燕歌行》“草木摇落露为霜”是第（三）式变为七言诗的实例。《幽通赋》乱辞变为《思玄赋》系辞是第（二）式变为七言诗的实例（《思玄赋》原为模仿《幽通赋》而作，同出《离骚》）。第（二）、（三）式原可互用，第（二）式可以改为第（三）式，第（三）式也可以改为第（二）式。吾兄于用笔行文时，思想只集中在第（一）式之不能变为七言，故未及注意第（二）、（三）式变为七言之事实。
（三）历来论七言诗者多举张衡《四愁》为例，而不举其《思玄赋》系辞，实则后者较前者尤为重要。
（四）七言诗之源出楚辞既昭然若此，故当晋朝一般人尚不知七言为何物时，王子猷却独具只眼，最先说出七言诗源出于楚辞的话来，《世说新语·排调》篇载：
王子猷诣谢公，谢曰：“云何七言诗？”子猷承问，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
注曰：出《离骚》，案注云《离骚》当指《卜居》而言，《卜居》原作：“宁昂昂若千里之驹乎？将泛泛若水中之凫乎？”子猷为之斩头去尾略易其文耳。此例虽不甚好，要可借悉王子猷乃最早认为七言诗源出楚辞者。
兄又谓：“七言谣谚中很多以一句成章的，这是七言诗的特点，这可以说明七言歌谣和早期的七言诗为什么每句都押韵。”但楚辞及楚辞体的诗歌亦多有句句押韵的，如：
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来远客——《九辩》
天地四方多贼奸些，像设君室静闲安些，高堂邃字槛层轩些——《招魂》
其余《易水歌》、《秋风辞》、《淋池歌》，亦莫不然，尤其《思玄赋》系辞，也是句句押韵，如果承认《思玄赋》出自《离骚》，便不能说其系辞又出自歌谣。
兄又引傅玄评《四愁》语“体小而俗，七言类也”及颜延之评汤惠休语“委巷歌谣”，似为吾兄立说之所本。但颜延之的话是否指汤惠休的七言而言，本不能确定，如沈德潜《古诗源》于惠休五言《怨诗》行下注云：“颜延之谓惠休制作委巷间歌谣耳，方当误后生，岂因其近于艳耶？”由“误后生”的话看来，似乎不会是指其七言，七言没有误后生的罪过。沈德潜的猜测，纵不中，亦必不远。因此推论傅玄评《四愁》的话，大概也是指其“俗艳”而言，《四愁》原系仿效屈原美人香草之旨，原打算“兴寄深微”，而结果适得其反，所谓“体小而俗”，便是拿它和《离骚》比较的结果，说它比之《离骚》为体小而俗，“俗”就是“兴寄深微”的反面，并不是说它出自俗谣，至于为何它不能兴寄深微，由傅玄所说“七言类也”一句可知系体裁使然，即是说七言的形式根本不宜于兴寄深微。这可由多方面证明之：
（一）《文心雕龙·明诗》篇说：“若夫四言正体，雅润为本。五言流调，清丽居宗。”《本事诗》引李白说：“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李白的说法实出自《文心》。
（二）盛唐边塞诗派以气势为主，无须兴寄深微，故此派多七言，自然诗派以意为主，需要兴寄深微，故此派多五言。
（三）沈德潜《古诗源》于鲍照七言《拟行路难》下注云“悲凉跌宕曼声促节体自明远独创”，这说明了七言不宜于兴寄深微之故，即因其曼声促节，也说明了鲍照为唐边塞派之先声。
关于荀卿的《成相辞》，兄取曲园先生之说，认为“相”是送杵声，因而推论《成相辞》是采用民歌的体式和腔调。弟则以为当取卢文弨“瞽必有相”及王念孙“请成相者，请言成治之方也”二说而论之。尔雅释诂“相，导也”，《周礼·春官·乐师》“令相”注曰“瞽师盲者，皆有相道之者”。《成相辞》既明谓“如瞽无相何伥伥”，可知“相”即瞽之相道者。《成相辞》盖即借相道瞽者之意，以申明人主成治之方。不知兄谓然否？
又兄谓“现存的西汉歌谣只是极少的一部分”。正因为其少，故欲证明其为七言之源，颇嫌不足。至于东汉歌谣虽渐多，但其与汉民间乐府，在七言诗的起源上说来，都已失去重要性了。因为汉乐府的时间无法确定，若大概而论，恐多为东汉的作品。如《西门行》“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自非仙人王子乔，计会寿命难与期”，似变十九首而为者，而先此的张衡，早就有了《思玄赋》系辞的完整的七言诗了。再一层，汉乐府句多质直，如《有所思》、《战城南》等所有的七言句，与《四愁》、《燕歌行》亦不类。若说陈琳《饮马长城窟》及缪袭《克官渡》一类的七言诗近于汉乐府，倒无不可。
又兄谓“七言谣谚和其他七言韵语之流行早于五言”，“五言诗之盛反早于七言，其原因系于入乐的早迟是很明显的”。“五言歌谣入乐府在东汉时。”但三言入乐较五言尤早，如《郊祀歌》之《练时日》、《天马》等，而三言诗为何不发达呢？可知谓一体之盛衰系于入乐早迟之说，尚有讨论之余地。五言所以早于七言发达，恐与字数多寡以及“兴寄深微”有关。李白说兴寄深微七言不如五言，则有之；五言不如四言，则未必。我不想再多事揣测了。
总之，兄文对于七言诗起源问题所谈颇广，不独对弟甚多启发，即在文学史上亦将永垂不朽。惟弟读书多疑，兄所素知；因揭《四愁诗》及《燕歌行》当源于楚辞之荦荦大者，竭诚请教（其他零碎意见，亦并附求正）。至若以稍后于《四愁》、《燕歌行》之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及缪袭《克官渡》等七言诗观之，则尊说仍为不刊之论。此亦犹如绝句，因时代之不同，故有先后二源，不知兄谓然否？专此顺颂
箸祺。并候
赐正。
弟嘉言上十二月二十日深夜于兰州十里店
冠英兄：前函去后，续见马融《长笛赋》赞词亦系完整的七言诗，可补在张衡《思玄赋》系辞之后，今录其辞于下：
近世双笛从羌起，羌人伐竹未及己。龙鸣水中不见己，截竹吹之声相似。剡其上孔通洞之，裁以当便易持。易京明君识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后出，是谓商声五音毕。
又宋玉《神女赋序》有似王子猷所举《卜居》的句子，可列为楚辞近于七言诗之第四式，今亦照钞如下：
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皎若明月舒其光……则罗纨绮绩盛文章，极服妙采照万方……婉若游龙乘云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