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论

清谢元淮著。是书兼论词曲，而以词为主;论词又以词之声律为主。前人谓“词别是一家”，而谢元淮亦力主“守定词场疆界”。他说：“词之为体，上不可入诗，下不可入曲。要于诗与曲之间，自成一境。守定词场疆界，方称本色当行。至其宫调、格律、平仄、阴阳，尤当逐一讲求，以期完美。”作者还主张守律而不拘于律。鉴于时人填词不顾词律，作者着重论述了词的声律问题。他认为填词家应当遵用沈去矜词韵，不必旁及曲韵。填词除注重使用专为歌词而设的十七宫调外，还要严守四声，区分阴阳。“盖平声尚含蓄，上声促而未舒，去声往而不反，入声逼侧而调难自转。”倘用乖其法，则不易歌唱。因“词曲既播管弦，必高下抑扬，参差相错，引如贯珠，而后可入律吕。”这样，便可做到字字精切，声声轻圆，声文并茂。但作者又反对拘泥死法，主张“词禁诸条，亦须活着”。因为四声平仄呼吸阴阳，均有自然之妙。“大略阴平宜搭上声、阳平宜搭去声，不必拘泥死法”，此论极是。此外，作者还论述了南北声音之不同。他说：“以辞而论，南多艳婉.北杂羌戎。以声而论，南主清丽柔远，北主劲激沉雄。”各具特色。 查看详情>>

一卷。清胡薇元(1850—1920?)撰。胡薇元字孝博，号诗林，别署玉津居士。，河北顺天大兴(今北京)人。光绪三年(1877)进士。清末曾历官广西、四川、陕西等地。民国后成为清室遗老，卒于1920年以后。工诗，擅词曲，著有《铁笛词》一卷、《天云楼词》一卷、《天倪阁词》一卷、《岁寒居词话》一卷，以及《壶庵五种曲》：《鹊华秋》、《青霞梦》、《樊川梦》为杂剧;《繙书图》、《壶中乐》为北曲散套;并附《壶庵论曲》一卷。其一生著作，辑为《玉津阁集》十二种。此书据所论及其自序，名为薇元自著。然自《珠玉词》至《碧鸡漫志》诸节，皆出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词曲类提要，其书具在，转录实为无谓。《漱玉词》略增数语。又《白石道人歌曲》一节云： “《四库提要》，以纪文达之博，谓似波似磔，宛转欹斜。如西域旁行字，薇元按此宋人自记工尺四合上，非字也。”言之明晰，余皆不著《四库提要》之名，似全出自己手者，不知其是何居心。其他论韵、论律亦多采自旧书，援引既不广博，又不能疏通其义。论清初诸家之词，亦无独到之见。有 《玉津阁集》本。 查看详情>>

清周济撰，亦称《宋四家词选自序》。自“浙派”朱彝尊编的《词综》问世以后，“常派”张惠言曾编《词选》，以严拣精取、独立旗帜而称著。周济则继张惠言之后，编有《宋四家词选》，更进一步立派别作家数来取两宋词人作品，令人颇难理解。周氏这篇自序，发展了张氏《词选序》的看法，提出“词非寄托不入，非寄托不出;一物一事，引而申之，触类多通”的观点，这是常派论诗的见解。“入出”之说，在诗论、文论、画论中早就谈过，周氏移植于词论并予以阐发，表现了新义。他把填词家的思想修养、才识、艺术造诣和读者体会联系起来，强调了词的审美教育作用，这种观点是相当精辟的，它纠正了过去把词看作是“娱宾遣兴”的工具这一陈旧观念，故谭献赞周氏“入出”说是“千古辞章之能事尽，岂徒填词为然!”周济这篇序文，用形象的比喻，说明了作家创作时形象思维的过程和读者欣赏时的种种感受，对后代文学理论影响颇深。 查看详情>>

清孙兆溎撰。共五十一则，卷末附作者部分词稿，以为鸿泥之旧迹。唐圭璋《词话丛编》初版未收，新版据香甫辑《花笺录》卷一一收录。内容多记述清词人创作轶事，也兼收南唐、宋、明人词。如云：“巴陵乐府，旧传《临江仙》一阕，为滕子京所作。其词曰：‘湖水连天天连水’云云。又，秦少游前调云：‘千里潇湘挼兰浦’一首，两词工力悉敌，末韵皆用钱起律句，何巧合耶?”所记清人词作，间有评语。如称黄(仪)子鸿词，“风流逸迈，真可追响东堂，齐踪西麓”。 查看详情>>

吴曾撰。其所著《能改斋漫录》之第一六、一七两卷为乐府门，计69则，唐圭璋师《词话丛编》析出收录，题《能改斋词话》。他卷及逸文亦时有话词条目，计约30馀则。曾字虎臣，抚州崇仁(今属江西)人。博闻强记，知名江西，应举不第，以献所著书得官，历敕令所删定官，宗正寺主簿权太常丞，太常丞权吏部郎官，迁工部郎中，出知严州。因“游时相(秦桧)之门，敢为大言，士流嗤鄙”(《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八七)。《能改斋漫录》首刊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其编成约在此年之前不久。孝宗隆兴初(1163)，其仇家捃拾书中讥笑宗室文字，上告朝廷，旋被旨毁版。后人因以《复斋漫录》为名加以称引。光宗绍熙元年(1190)，京镗删去有碍文字重刊于成都郡斋。原本有著录，或云20卷，今本存18卷，13门，另逸文若干，计2000馀条。有上海图书馆藏明钞本(小瑯嬛仙馆旧藏)、《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丛书集成初编》本。《词话丛编》本据《守山阁丛书》本收入。又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0年标点本，以聚珍版本为底本，用临啸书屋刊本、守山阁丛书本、上海图书馆藏明钞本、《词话丛编》原刊本等校过，补附若干逸文，较为完备。该书以考据、纪事为主，其资料丰富，后出之《苕溪渔隐从话》后集、《诗人玉屑》等书多加引用。其话词之条目，考证、品藻、评论、引述皆有之;与此前之词话专书或仅记本事、或仅论歌曲谱调、或以选词而顺及者有异。其所记五代北宋词人遗闻逸事，往往可资考证辑轶。如梅尧臣《苏幕遮》、欧阳修《少年游》咏草词，王安石《生查子》、《谒金门》词，均为本集所不载。其词学观点，则仍以“典雅”、“入律”、“清腴”为上，与南渡前后论词诸家大同小异。 查看详情>>

清李宝嘉撰。一卷。宝嘉有《官场现形记》已著录。此编收词话四十七则,约一万五千字。大多为清末词坛趣闻逸事：有的反映当时社会崇洋习气，如泛填日本名词等;有的讥讽奸商贩米出洋;有的嘲弄校长渔色。所记皆一时谈资，词坛花絮。其间也偶记清初词人，如云朱竹垞咏美人词、吴梅村所填《金缕曲》(万事催华发)为绝命词。而所载“甲午中东之役，朝鲜武臣某，兵败自刎，从容赋绝命词”云云，对研究域外词颇有助益。是书《词话丛编》新版据《南亭四话》本收录。 查看详情>>

二卷。清郭麐撰。郭麐著有《金石例补》，是有名的浙派词人。其论词推许南宋姜夔、张炎一派，于清代词人则奉朱彝尊为教主。本书论述清初及同时友朋之词，间亦及于宋元诸家。卷首即开宗明义，分词体为四派：风流华美，浑然天成，以晚唐花间诸人与宋初晏殊、欧阳修等人为代表;施朱传粉，学步习容，含情幽艳，以北宋秦观、周邦彦、贺铸、晁补之等人为代表;一洗华靡，独标清绮，以南宋姜夔、张炎为代表;以绝代天才，凌厉气概，偶尔作歌，而自是雄词高唱，如苏轼、辛弃疾等人。郭麟说苏、辛“别为一宗”，略嫌其粗豪，而盛赞姜、张诸人于“词之能事备矣”，反映了浙派词人论词倾向的偏颇。卷二记载杨伯夔所作《续词品》十二则，所标轻逸、绵邈、独造、凄紧、微婉、闲雅、高寒、澄淡、疏俊、孤瘦、精炼、灵活之类，与朱彝尊主张的醇雅、清空、温雅、芊丽等等，如出一辙。《灵芬馆词话》对清代词人的作品多有品评，又特别记载了当时许多女性作家的作品，为研究清代词学提供了不少有用的材料。郭麟本身是词人，其论词的拗调、拗句等言论，又都是经验之谈，对后人也有借鉴意义。有《灵芬馆全集》本，唐圭璋据以编入《词话丛编》。 查看详情>>

清黄苏撰。黄氏所著《蓼园词选》选录唐宋词人八十八家，共二百十三首。每首词下，大多先择录名家词话或宋人词选、笔记等作笺，然后加以按语。如苏轼《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下先引《古今诗话》、《林下词谈》和沈际飞评语，后按云：“柳绵”自是佳句，而次阕尤为奇情四溢也。有的径自评述，如张元幹《石州慢》(寒水依痕)。所作按语，或笺释词语，或结合作者身世以阐明词旨，或分析章句结构、用笔炼字等以显示其词学见解，或借评述古人词作以抒发其忧国之心和抨击时弊之意。所写评语虽详略不一，但能用不同词家的同调作品，或同一作家的不同题材进行比较，言之有物，剖析恰当，诚为初学词者有益之选本。是书有1920年惜阴堂排印本，上海聚珍仿宋印书局重印。唐圭璋《词话丛编》辑录其词评，更名为《蓼园词评》，题作“清黄氏撰”。1988年齐鲁书社出版《清人选评词集三种》，尹志腾校点。第一种即本书，经考证作者为黄苏。 查看详情>>

清吴衡照撰，4卷。吴氏论词，重在文字与音律的关系上面，认为词的兴起，先有文字，然后宛转其声，以腔就辞;后来传播通久，音律确然，继起词人以辞就腔。由于古之作者皆善歌，故制辞度腔时对于字的平仄多少可以变化，只要与音律无碍即可。今则歌法失传，音律不明，故词家运辞，兢兢于尺寸不易之道。这种观点，颇有价值，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何以词调同而体不一的现象;同时，吴氏关于词先以腔就辞，后又以辞就腔的说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吴氏论词，较为推重姜白石、张玉田，与浙西词派观点较为接近。他很重视词的醇雅，强调学者于雅俗正变之理是不可不辨的。他又强调音律、字面、过结、写景诸方面。吴氏对北宋词亦较重视，对苏轼、张子野、柳永、秦观、周邦彦都能予以好评。其对苏辛词之比较，以为犹诗中黄山谷与苏轼的关系，这主要是着眼于苏词之“大”，认为苏轼之“大”，姜白石之“高”，都是不可学得的。所论重在“写景之工”和“抒情之妙”，对词的起结、过换、衬帖等填词技法比较注意，可资参考。作者评定宋代词家优劣、折衷古今观点异同，比较稳妥圆通。在校正词律、考订词韵方面，对万树《词律》也多所修正和补充。今有退补斋刊本，收入《词话丛编》中。 查看详情>>

一卷。清宋翔凤撰。翔凤字于庭，长洲 (今江苏苏州)人。嘉庆举人，官知州。其精心于经学，著有《大学古义说》等。此书为论词之作，只有十六则，颇有独得之处。主要为辨正性的文字，如辨古石刻 〔洞仙歌〕 为南宋人伪托，辨秦观〔踏莎行〕“斜阳暮”三字不重出等等。宋翔凤谈词着重从音乐方面进行探讨，他说：“宋元之间，词与曲一也。以文写之则为词，以声度之则为曲。”作词的人应该既讲文理，又讲节奏，二者兼顾。他对“度曲者，但寻其声，制词者，独求于意”的作法表示不满。其论慢词始于柳永一则，能联系宋仁宗时期的太平繁庶景象，认为当时的歌台舞榭，竞唱“新声”，柳永在政治失意的情况下迎合时代潮流，谱词造曲，为了方便妓人传唱，又以俚语俗言编入词中。其后，苏轼、秦观、黄庭坚等人继作，慢词遂盛行于世。此外，论词的令、引、近、慢与小令、中调、长调的区别等见解，也有一定参考价值。宋翔凤受浙派诗人影响，论词以南宋为主，尊姜夔为诗家之杜少陵，认为姜词“继往开来，文中关键。”但是，他更偏重南宋词人感怀国事，系情旧京的作品，他肯定姜夔是如此，肯定张孝祥、辛弃疾也是如此。这些，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浙派偏重形式姣巧而忽略作品社会内容的创作倾向。宋翔凤尊尚屯田，最为有识。慢词虽不尽始于宋仁宗之时，然女郎歌咏，会社流行，实为屯田之功。谓《草堂诗余》以征歌而设，真能知草堂者。惟小令、中调、长调之名，实始于明嘉靖二十九年(1550) 顾从敬所刻 《类编草堂诗余》。翔凤竟谓《草堂》所固有，则为千虑之一失。有《云自在盦丛书》本。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