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一卷，旧题汉申培著。实为明代丰坊的伪作。何楷《诗世本古义》、黄虞稷《千顷堂书目》、毛奇龄《诗传》、《诗说驳义》都曾驳其书。此书之伪甚为明显，如《汉书·杜钦传》：“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后汉书·杨赐传》：“康王一朝晏起，《关雎》见几而作”，注皆称为《鲁诗》说，此书则以为是“太姒思淑女”之作。《礼记·坊记》注引“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为是卫定姜作;《经典释文》注：“此是《鲁诗》”。而此书却采《毛诗》说以为庄姜送戴妫所作，申培著《鲁诗》，怎采《毛诗》为说?毛奇龄称此书与《子贡诗传》于嘉靖年间传至庐江郭相奎家,原是黄文裕秘阁石本,字用篆体,附以楷体今人,但后人均视为伪作。一是因为只有二十四篇,无卷次,与《艺文志》、《隋书》所载不同;二是与散见于其他书籍的鲁诗说多有不符之处。只是本书引述之处往往各有所本,说明作者还是有一定水平的。现存《明刻汉魏丛书》版本。 查看详情>>

《隋书·经籍志》著录十卷,东汉许慎著。《后汉书·儒林传》:“初,慎以五经传说臧否不同,于是撰为《五经异义》。”其后,郑玄针对许慎,著《驳<五经异义>》。《旧唐书·经籍志》与《新唐书·艺文志》所记与《隋书》同,但言许慎撰,郑玄驳,是将许、郑之书合而为一,以便观览。《宋书》不见著录,大约佚于唐代。清王复辑有《驳<五经异义>》,陈寿祺又著有《五经异义疏证》,皮锡瑞有《驳五经异义疏证》。许慎这部书是为利用经传、师说缘饰汉制,但许慎的古文经学家的身分,使这部书带有偏袒古文经学的倾向。如“田税”、“娶迎”诸条,许慎皆以汉制与古文经学之说相附会。“刑不上大夫”、“诸侯数目”诸条,又引《易》、《书》为说,论证古文经学为正解。今文经学说,则多被斥为异义。此书按经学问题分列条目,每条皆列明何为今文经学说,何为古文经学说。客观上保留了汉代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不同材料,是研究汉代儒家经学最可靠的材料。清末经学大师廖平就是依据《五经异义》的材料,著成《今古学考》,提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区分的根本在礼制之说,解决了两千多年悬而未决的儒家今、古文经学区分的问题。 查看详情>>

礼文手钞，五卷，清颜元撰，子朱子曰：「凡礼有本有文。自其施于家者言之，则名分之守、爱敬之实，其本也；冠、昏、丧、祭仪章度数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体，固不可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纪纲人道之始终，虽其行之有时，施之有所，然非讲之素明，习之素熟，则其临事之际，亦无以合宜而应节，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讲且习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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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学著作。今人陈世饶译注。是书选录《左传》原文约五分之一。所选篇目大多是历史大事的记述或有代表性的文学名篇。注释参考前人旧注和今人研究成果,择善而从。译文尽量忠实于原文,但由于语言的发展而形成的差距,译文则根据需要适当增加某些词语或改变原来句式,以求明白流畅。每篇之首有提示,约略举出内容或写法上的某些特点。 查看详情>>

共6卷,清初哲学家颜元编,为读南宋朱熹《四书集注》和讲解《四书》所作的笔记。后由门人辑录成册。今有《大学》、《中庸》、《论语上》、《论语下》、《孟子下》各一卷。除注释外,多为批评程朱的内容。《四书正误》认为宋儒理学的“明理”,是“离了治情讲心性,离了平好恶讲治情,离了待人接物讲平好恶,所以为禅宗”(卷一)。脱离现实的理学是流入了佛教禅宗一路。“前圣鲜有说理者,孟子忽发出,宋人遂一切废弃,而倡为明理之学。不知孟子之所谓理义悦心,有自己注脚。曰仁义忠信,乐善不倦。仁义又有许多注脚……今一切抹杀,而心头玩弄,曰孔颜乐处,曰义理悦心,使前后贤豪皆笼盖于释氏极乐世界中”(卷六)。意谓理学之“理”并非儒家经典原义,而是源于佛教。认为“理”不过是事物的“条理”,“理者,木中纹理也,指条理言”(卷六)。批评理学以作事会妨碍“存心”、“尽心”的明理工夫,鼓励人们在实际生活中勇于任事,努力作事。“不任其事是程子特见。若吾儒隐居求志,凡兵农礼乐,为君为相为百职,职掌机宜,哪一件不去理会……无志小儒、章句禅寂之士不得假此以文其陋。”(卷三)，批评理学的“即物穷理”只是读书穷理,对与实际事物有关的学问则茫然无知。“自汉宋来,学字已误,况博乎!况问、思、辩、行乎……学,学礼、学乐、学射、御、书、数等也。博学之,则兵农钱谷,水火工虞,天文地理,无不学也……以多读为学,圣人之学所以亡也。”(卷二)理学家只是“静坐读书,居不习兵农礼乐大业,出不建富民教民之功”(卷四)。1923年收入《颜李丛书》。 查看详情>>

一卷。清姚际恒撰。该书不见于《清史稿·艺文志》及诸家书目,与《春秋通论》俱为传抄本。该书附在《春秋通论》之后,共一卷,三十九条,各条之下,间或别分子目,大旨在于辨正 《左传》、《公羊传》、《榖梁传》、胡安国《春秋传》中以例说经的疏陋。作者对各书中所说的 《春秋》之例,分条进行辨正。所论大体比较精审,对先儒以例说经之弊进行了驳斥,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查看详情>>

本书书名，各家著录略有不同。经义考作古文尚书通论别伪例、安徽通志稿作尚书通论辨伪例。然依姚氏古今伪书考云：「予前作古文尚书通论……。」(经类，大戴礼条)可知这书自始即作古文尚书通论。根据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卷八所说，姚氏在康熙三十二年(一六九三)之前即已完成此书。由於有关古文尚书通论的相关记载太少，姚氏这部书的体例如何，今已很难确知。阎氏尚书古文疏证中引有二十六条。根据这二十六条资料，可知姚氏论辨伪古文尚书的方法，与阎若璩相当接近，都是从伪古文尚书袭用古书文句；所述与当时事实、情理及制度不符；文章的文理不合经体等方面来考辨。 查看详情>>

姚际恒的礼记通论，是他的九经通论之一。清初以来的各家书目、史志及地方志等，皆未见著录。独杭世骏续礼记集说加以著录，云「上中下三帖」，不注卷数。本书原本已亡佚，杭世骏续礼记集说曾引用三十馀万字。礼记通论此书曾引到诗经通论。诗经通论作於康熙四十四年(一七○五)，可见本书成书年代更晚於诗经通论。杭氏续礼记集说云：「(姚氏)著九经通论，中有礼记通论，分上、中、下三帖。」(卷首，姓氏，页一○)这种编排方式，与传统按礼记四十九篇之顺序排列者不同。柳诒徵劬堂读书录云：「姚氏自以其意评判戴记各篇之高下，而分为上、中、下三等。据杭书所集姚氏之说，有所谓列上帖、列中帖、列下帖者。」(文澜学报第一卷一期)可知，姚氏通论分上、中、下帖是一种品评的等级。等级之高下，以是否能得儒学之真义为标准。有关大学、中庸部分，姚氏以二书皆禅学，应黜回礼记中。 查看详情>>

又称 《四书集注》。训诂书。 19卷。 南宋朱熹著。 本书是 “四书” 的合编, 计 《大学章句》 1卷, 《中庸章句》 1卷, 《论语集注》 10卷,《孟子集注》7卷。《大学》、《中庸》原是 《礼记》中的篇目, 后各单行, 平列于 《论语》、 《孟子》, 称为 “四书”,始于朱熹。《大学》《中庸》的注解称 “章句”,多阐述作者自己的观点。《论语》、《孟子》的注解称 “集注”,多引用二程及其门人的义理之说,偶尔还引用汉唐旧注。此书注重章句训诂,强调得于辞而能通其意,坚持先本之注疏, 以通其训诂,参之 《经典释文》, 以正其音读,然后再发挥义理。文字洗炼,简明精要,是朱熹的代表著作, 元明清三代列于学官, 作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标准注本。今有中华书局1983年版《新编诸子集成》 本。 查看详情>>

《论语》注释本。二十四卷。清刘宝楠撰。成书于清同治四年(1865年)。《论语正义》按照《论语》的编排体例进行注疏,《论语》共二十卷,其中《八佾》、《乡党》两篇多言礼乐制度,刘氏详疏,分《八佾》为两卷,分《乡党》为三卷,书后又疏何晏《论语序》一卷,所以多出四卷,一共二十四卷。刘氏父子认为南朝梁皇侃、北宋邢昺疏解《论语》,颇多芜陋,刘恭冕在《论语正义·后序》中说皇侃所载魏晋诸儒讲义,“多涉清玄,于宫室衣服诸礼,阙而不言”而“邢昺又本皇氏,别为之疏,依文衍义,益无足取”。道光八年(1828年)刘宝楠开始编撰自己的《论语》注本,他依焦循作《孟子正义》之法,先作长篇,然后进行比较折衷。刘宝楠打破汉学宋学的门户之见,不专己之学,不守一家之言,广泛征引,择善而从。在凡例上,经文注文都依从北宋邢昺疏本,注文讹错处多依从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本及后人校改。刘宝楠详采以往各家之说,列汉唐《石经》、《皇疏》及《经典释文》名本异文于疏中,又用何晏《论语集解》注,以存魏晋人著录之旧。并把清代对《论语》的考订训释加以汇编。在疏解体例上,刘宝楠也不墨守所谓“疏不破注”的积习,在《论语正义·凡例》上其子恭冕说:“故于注义之备者,则据注以释经;略者,则依经以补疏;有违失未可从者,则先疏经文,次及注义;若说义二三,于义得合,悉为录之。”刘宝楠不空谈篇指章指,解说经义,证明典礼,期于实事求是,折衷大体得当。《论语正义》博取众家之长,考释详备,是当时注《论语》的最佳注本,也是公认的研究《论语》的必读参考书。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