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祖谦(1137年4月9日—1181年9月9日)南宋哲学家、文学家。字伯恭。因曾祖为东莱郡侯,人称小东莱、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隆兴元年(1163)进士。乾道5年(1169)除太学博士,任严州书院教授。规定学生“毋得干谒、投献、请托”,“不得相互品题。”(《乾道四、五、六年学规》)淳熙3年(1176)除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宫和实录院检讨。曾邀集鹅湖之会,“虑陆朱议论犹有异同,欲会归于一”并“兼取其长”(见《宋元学案》中《槐堂诸儒学案》、《东莱学案》)。和朱熹、张栻并称“东南三贤”。主张抗金与改革弊政。创建浙东“婺学”,又称“金华学派”。著作有《吕东莱先生遗集》,《东莱左氏博议》、《吕氏家塾读诗记》、《东莱左氏传说》、《古周易》、《宋文鉴》、《书说》以及《近思录》(与朱熹共辑)等。
吕祖谦把性分为天理之性与气质之性,认为仁义道德为天地之性所固有。“人生而静,天之性也,乃中正仁义之体,而万物之一源,中则无不正矣。必并之曰中正。仁则无不义矣,必并言之曰仁义。亦犹元包四德而与亨利贞俱列,仁可以包四端,而与义、礼、知同称,此所谓合之不浑,离之不散也。”(《吕东莱先生遗集·与朱侍讲》。以下简称《遗集》)“吾之体与天地同其体,不知自贵,乃慕爵禄,不知一体之中自有广大之道。”(《遗集》卷十四,易说·咸卦)汲取了张载的“气质之性”的观点。说:“性本善,但气质有偏,故才与性亦流而偏耳。”(《杂说》,《遗集》卷二十)“恶”便是由“气质有偏”所致。
把“心”分为“道心”和“人心”。说:“人心,私心也。私也胶胶扰扰,自不能安。道心,善心也,乃本然之心,微妙而难见也。此乃心之定体,一则不染,精则不差,此又下功夫处。”(《东莱书说》卷二)又说:“‘人心惟危’,人心是私心;‘道心惟妙’,道心是本心。‘精一’是仔细之意。既能精一,则信能执中矣。”(《杂说》,《遗集》卷二十)。他把道心说成“本心”,并认为“心外有道非心也,道外有心非道也”,“通天下无非心也”(《东莱左传博议》卷三);进而提出“心即天也,未尝有心外之天;心即神也,未尝有心外之神”(同上书,卷一),这同陆九渊“道未有外乎其心者”(《敬斋记》,《陆象山先生全集》卷十九),“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的观点是一致的。又进一步称“人心”为“外心”。“盖人之心有内外(父子)天属之爱,内心也。”但被小人引诱,内心便向外,以至流而忘反,外心日炽,内心日消,使“父子自为虎狼,更相戕贼。”“夫岂独父子之间为然,凡事皆然。”(《左氏传说》卷十四)就是说,“人之心”由善变恶,也是由于内心被外物引诱而日消的缘故。
吕祖谦强调的“内心”,即孟子讲的“良心”,其内容是“仁义礼智”四善端,他尤注重“仁”和“礼”,认为“仁”和“礼”可囊括天下之“理”,其他封建道德规范都是由此推衍出来的。“自五常之理推之,又如恭宽信敏惠及刚毅之类,其名非不多,何独惟说仁礼?盖仁者,人也,仁之一字,已自尽了,更说礼字,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天下之理,除了仁和礼,更有甚事?仁者爱人而人常爱,通天下皆在爱之中,自然不得乖戾。有礼者敬人,通天下皆在敬之中,自然不得慢易。”(《孟子说》,《遗集》卷十八)认为在仁、礼之中,“仁”是最高的道德原则和评价道德的最高标准。“仁是人之本心浑然一体。”(《论语说》,《遗集》卷十七)“仁者,天下之正理也。”“惟仁者能好仁,能恶人。人而未仁,其好恶皆私心也。……若夫仁者之心,既公且一,故所见至明,而此心不变,譬如镜之照物,唯其无私,而物之妍丑自不能逃,虽千百遍照之,其妍丑固自若也。”他把仁心与天理结合起来,认为心即天即理,即封建伦理纲常。“人言之发,即天理之发也;人心之悔,即天意之悔也”(《东莱博议》卷十二)道德之于人心与理之在天下是一致的。“理之在天下遇亲则为孝,遇君则为忠,遇兄则为友,遇朋友则为义,遇宗庙则为敬,遇军旅则为肃”(同上书卷一)。
要求人们恪守“可以知其等差高下”的“礼”,维护尊卑贵贱的封建等级制度。“圣人欲上全天子之尊,必先下谨士庶人之分,守其下所以卫其上也。”“吾儒者之议礼,每力争于毫厘尺寸之间”,这并非腐迂,而是为了“遏僭乱之源”(同上书卷二)。要贯彻“仁”、“礼”,就必须做到“忠”。“夫仁与礼通彻天下,自足以谈天下之理,如何更说忠字?此一句极要看。忠之一字,非仁礼之外别有一忠也,盖已之为忠。仁与礼稍有不尽,则非忠矣,自忠而反,到此已自无不尽。”(《孟子说》,《遗集》卷十八)他要求臣必须绝对服从君,各安其名份。“君臣本非论施报之地。君虽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父虽不慈,子不可不孝,此天下之常理矣”。认为“孝”是“仁”之实。“仁之实,事亲也。只如此说,于己不相干,须实就事亲上看,则方真如此是仁之实。”。
吕祖谦重视学校道德教育。强调“为学须识义、利、逊、悌、廉、耻六个字,于此守之不失为善人,于此上行之而著,习矣而察,便是精义妙道。”(《杂说》,《遗集》卷二十)他制订的《学规》明确规定:“凡预此集者以孝、悌、忠、信为本。其不顺于父母,不友于兄弟,不睦于宗族,不诚于朋友,言行相反,文过遂非者,不在此位,既预集而或犯,同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过,告于众而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乾道四年九月规约》)“凡与此学者,以讲求经旨,明理躬行为本。”(《乾道五年规约》)要求学生遵循三德,即至使以为道本,敏德以为行为,孝德以知逆恶。做到三行,即孝行以亲父母,友行以尊贤良,顺行以事师长,践履封建道德规范。
重视道德修养,要求在认识和对待天理与人欲、义与利的关系上下功夫。他虽然没有把理、欲截然分开,认为“天理在人欲中未尝须臾离也。”(《东莱博义》卷三)但又把人欲说成盗寇、陷阱、虎豹。“欲之寇人,甚于兵革;礼之卫人甚于城廓。而人每不能守礼者,特以欲之寇人”;“有有形之寇,其来有方,犹可御也;至于无形之寇,游宴之中有陷阱焉,谈笑之中有戈矛焉,堂奥之中有虎豹焉。”(《东莱博议》卷一)这种说法与朱熹“天理、人欲,不容并立”相同,与他“理”“欲”不相离相矛盾。其义利观亦有自相矛盾之处,一方面,重义轻利,赞赏董仲舒“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的观点。认为舜与跖的区别就在于其心向善(“道”)抑或嗜利,“心是活物,流而不息,故舜跖之善利,同一孽孽。”(《杂说》,《遗集》卷二十)另一方面又提倡务实致用,与功利派代表人物陈亮结为挚友,重视赋役、漕运、盐法、酒禁、钱币、田制等民生国计。他说:“百工治器,必贵于有用,而不可用工费为也。学而无所用,学将何为也。”(同上)甚至对古人的评价,也是以功绩来衡量,认为孔子门人中若论趋向,都比不上管仲事业。“学者看古人,要须看得至此。”(同上)这种观点与事功派相似。不过,总的说来,他还是要求人们去掉人欲、私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存心”、“守初心”、仁的境界。他说:“此心操之常存”,舍之不存而“堕于私意人欲中,天命便至于雍遏而不行”,“此心常操而在”则“福本自内,若有一欲败度败礼,则祸自外来。”(《左氏传说·成公二十年》)“人当守初心,如自贫贱而至富贵,不可以富贵遗其所履,惟素履,故无咎,盖不为地位所移也。此最是教人出门第一步。”(《易说·履卦》,《遗集》卷十四)为了做到“存心”、“守初心”,他首先倡导主敬,“敬之一字,乃学者入道之门。敬也者,纯一不杂之谓也。事在此而心在彼,安能体得敬字?”(《杂说》,《遗集》卷二十)还要立诚。“问‘诚’‘敬’两字有异乎?只是一般。所谓诚存便是敬。”(同上)“人之于道,须先立其根本,……立其诚而使内外一体,然后可以居业也。”(《易说·咸卦》卷十四)排除一切私心杂念,除去人欲之蔽,保存善心,培育善端、涵养气质,这就是诚敬工夫。这一过程即“反诸求己”、“自反”、“求放心”的过程。他认为“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来也。”(《左氏传说》卷十八)提出“圣门之学,皆从自反中来。……凡事有龃龉,行有不待处,尽反求诸己,使表里相应而后可。”(《孟子说》,《遗书》卷十八)因而赞扬孟子“求其放心而已矣”的主张。这样,便能达到“内外一体”的“仁”的神秘境界,从内心深处接受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纲常观念了。
吕祖谦学“习于家庭”,受二程、张载和陆九渊的思想影响,并吸收永嘉学派、永康学派的经世致用之说,因而被朱熹视为“杂博”,并诋及婺学。对此,全祖望等人在《宋元学案·东莱学案》中作了如下评述:“宋乾、淳以后,学派分而为三:朱学也,吕学也,陆学也。三家同时,皆不甚合。朱学以格物致知,陆学以明心,吕学则兼取所长,而复以中原文献之统润色之。门庭经路虽别,其要归宿于圣人,则一也。”又指出:“小东莱之学,平心易气,不欲逞口舌以与诸公角,大约在陶铸同类以渐化其偏,宰相之量也。”由于东莱以性命之学并包括陈亮的事功之学,唐仲友的经制之学、故“婺学”(吕学)“最盛”(《宋元学案·说斋学案》)。
理学著作。宋吕祖谦著,吕乔年编。是吕祖谦门人杂录其师学说的汇辑。十卷。祖谦所创书院名丽泽,故名。其中《易说》、《杂说》各二卷,《诗学拾遗》、《周礼说》、《礼记说》、《论语说》、《孟子说》、《史说》各一卷。吕祖谦生前讲学由其门人记录,但因所记多有舛误,故告戒弟子不可传习。卒后,其记录广为流传,而又无所是正。故其弟吕祖俭广为搜录,加以整理。吕祖俭子吕乔年在其父的基础上加以补缀,始成此书。 查看详情>>
笔记。旧题宋吕祖谦著。一卷。此编首则录刘宋画家宗炳“老疾俱至,名山恐难遍睹,唯澄怀观道,卧以游之”语,因以“卧游”为名。书前有嘉定九年(1216)王深源序。全书共四十五则,其中二至二十一则全录刘义庆《世说新语》、二十二则以下大抵录苏轼杂著及陶渊明集,亦有不知出于何书者。《四库全书总目》说此书“其言参差不伦,了无取义,祖谦必不如是之陋……殆明人之依托也”;而胡凤丹《金华丛书》本之此书序则说“不以类别,不以世次,而寻绎一过,胸次洒然……优而游之,使自得之,会心人当不远耳。然则此一卷其成公(吕祖谦)之杂录欤?抑明人之依托欤?是固可以不辨。”今有《宝颜堂秘笈》、《续百川学海》、《顾氏文房小说》、《金华丛书》及《丛书集成初编》等版本。其中前三种条目相同,唯《金华丛书》本前二十一则与诸本同,二十二则以下则大异,除苏、陶之文外,又多录六朝及唐宋之文。《丛书集成初编》则既据《顾氏》本排印,又并录《金华》本后部分异文。 查看详情>>
易学著作。宋吕祖谦撰。是一部考订《周易》正宗版本的著作,一卷。此书在当时及后世影响都很大,朱熹所撰《周易本义》就以它为底本。《周易》最初只有六十四卦(每卦由卦画、卦名、卦辞、爻辞四部分构成),分上下二篇,原是周代占筮所用之书。后来有了解说六十四卦的著作十篇,称作《易传》(又称《十翼》),而将六十四卦上、下篇称作《易经》。宋人所说的“古《周易》”,就是指汉代流行的包括“经”、“传”在内的十二篇本。 查看详情>>
南宋理学家吕祖谦所撰童蒙学礼教材。取《礼记·少仪》为名,中间杂引前哲之嘉言善行,兼及立身行己、应世居官之道,不与《礼记》经义相比附,故名曰《外传》。2卷。原本久佚,今本系从《永乐大典》辑出。小学之洒扫、应对、进退,即 “精义入 神之妙” (《少仪外传》卷下) ,而初学者往往忽视。玩乎见闻,汩乎思虑,掉以轻心,故采摘前言往行所当知而易见者,汇编成书,用于训课幼学。认为后生“且须理会曲礼、少仪、礼仪等学” (同书卷上)。主张 “持心以清洁,处心以公平” (同书卷下) 。提倡 “立身以力学为先,力学以读书为本” (同书卷上) 。以为学者读此书会 “各因其所得而有自立之地” (同书卷下) 。《四库全书》、《墨海金壶》、《守山阁丛书》、《金华丛书》、《丛书集成初编》收录。 查看详情>>
十二卷。通释三卷,解题十二卷。南宋吕祖谦(1137—1181)撰。祖谦字伯恭,婺州(今浙江金华)人。其祖吕好问封东莱郡侯,学者因称祖谦为东莱先生。隆兴进士,复举博学宏词,官至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提倡经世致用文学,开浙东学派之先声,为婺学(即金华学派)代表人物。曾修《徽宗实录》,编校《皇朝文鉴》。著有《大事记》、《春秋左氏传》、《东莱左氏博议》、《历代制度详说》、《十七史详节》、《东莱集》等。祖谦原拟上承《春秋》,下至五代,集历朝大事为一书,因病未果,只成此编。该书成于孝宗淳熙七年(1180)。依司马迁年表例,采辑诸书,用编年体记载周敬王三十九年 (前481) 至汉武帝征和三年 (前90)间共352年的史迹、名臣等。所引史实,均注出处。对《史记》、《汉书》、《通鉴》等所载史事先后、地理沿革、职官迁易及名物象数等多所考订辨证,足补史缺。《通释》采录诸经要义格言及历代名儒议论。《解题》多论旧史记事得失异同,所作阐释、考证,多所发明。明王祎《大事记续编》七十七卷,续本书至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本书以南宋嘉定五年(1212)本为最早。另有明初刊本、吕楠刊本、新活字本、胡氏刊本。较通行的则是《金华丛书》本、《丛书集成》本、《四库全书》本。解放后有1987年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出版的影印本 《大事记》一函十二册。 查看详情>>
二十五卷。宋吕祖谦撰。此书又名《东莱左氏博议》或《东莱博议》。据吕氏《自序》,此书是其居东阳之武川时,与从学者议论《左传》之语及课试之文,“予思有以佐其笔端,乃取《左氏》书理乱得失之迹,疏其说于下,旬储月积,浸就编帙。”可见此书乃属范文性质。书成于宋孝宗乾道四年(1168),其门人张成招为之作注。全书收录论议一百六十八篇因为范文,故后世常以此书为教授生徒习作史论之课本。然其中亦不乏借古喻今、针砭时事之论。此书在宋时已有刻本,明代有十五卷之精选本,有二十卷之刊本,亦有十二卷之坊本。现存宋刘氏递修本、元麻沙本、元刻明修本、明弘治七年蔡绅刻本、明正德刘氏安正堂刻本、瞿氏清吟阁刻本、清《金华丛书》本。 查看详情>>
三十五卷。宋吕祖谦撰。该书库书题为《增修东莱书说》,与《天禄琳琅书目》续编着录宋刊巾箱本同。《总目》题作《书说》,与库书不相应,与宋刊本亦不符。《东莱书说》原仅十卷,说解《尚书》,始《洛诰》终《秦誓》。祖谦受业于林之奇,之奇说解《尚书》至《洛诰》而止;祖谦作《书说》自《洛诰》始,意在续成师说。祖谦门人时澜又取祖谦杂记语录,增自《尧典》至《召诰》,删润其文成二十二卷,又编定祖谦原书为十三卷,合为三十五卷,以续成祖谦之说。该书版本有宋刻本,存十六卷,藏北京图书馆;清严元照抄残宋本,存九卷(此本为门人巩丰抄录,未经时澜修润),藏南京图书馆;《通志堂经解》本。 查看详情>>
北宋诗文总集。原名《皇朝文鉴》,《皇宋文鉴》。南宋吕祖谦奉孝宗之命编篡。一百五十卷,又目录三卷。仿萧统《文选》体例,分为61类。一至十一卷,收赋80余篇;十二至三十卷,收各体诗约1020篇;三十一至一百五十卷,收奏疏、杂著等文章1400多篇。选录的均为北宋时期的诗文。诗赋大多歌颂宋王朝功德及应酬赠答、叙写生活琐事之作,但也有不少为人们传诵的名篇。奏疏、论辨等文字,保存了当时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的若干材料。陈振孙《书录解题》记朱熹晚年语学者曰:“此书编次,篇篇有意,其所载奏议,亦系当时政治大节,祖宗二百年规模,与后来申变之意尽在其间,非《选》、《粹》比也。”有影印宋刊本及清光绪间江苏书局刊本。 查看详情>>
十二卷。宋吕祖谦撰。此书是续《左氏传说》而作,以补《传说》之未及,故名为《续说》。此书为吕氏晚年所作,其体例一仍《传说》,亦随文解义,但其议论则稍不及《传说》之阔大。卷首《纲领》称“《左传》字字缜密”,“一部《左传》都不曾载一件闲事,盖此书是有用底书”。又说:“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此数句便是看《左传》纲领,盖此书正接虞夏商周之末,战国秦汉之初,上既见先王遗制之尚在,下又见后世变迁之所用,此所以最好看。看《左传》须是看得出人情物理。”又说:“《左传》一部三十卷,其大纲领只有三节,自第一卷至第三卷庄公九年齐桓初出时是一节。此一节霸业未兴,当时之权亦未尝专在一国。自庄公九年以后直至召陵之盟又是一节,凡二十四卷,正是五霸迭兴之际。……自召陵以后直至卷末又是一节……晋便失霸,诸侯遂无霸。自是以来,吴与越却以蛮夷主盟诸侯……此时都不成世界了,是末一节。”此说与陈傅良《春秋后传》之说大同而小异。吕氏批评《左传》有“三般病”,一是“左氏生于春秋,为习俗所移,不明君臣大义,视周室如列国,如记周郑交质”。二是“又好以人事附会灾祥,夫礼义动作,古人固是于此见人吉凶,亦岂专系于此?”三是“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才说圣人事,便无气象”。以今观之,吕氏所云《左传》之三般病,除第二种外,皆非其病。吕氏之论则是基于封建社会之伦理道德标准而发,故《四库提要》评此“三病”之说,认为“虽亦沿宋儒好轧先儒之习,然实颇中其失。”此书久无传本,今本是《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除缺僖公十四年秋八月至三十二年、襄公十六年夏至三十一年外,余皆完帙。现存清《金华丛书》本。 查看详情>>
诗经注本。三十二卷。南宋吕祖谦(1137—1181)撰。祖谦字伯恭,学者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金华)人。曾任著作郎兼国史院编修官。著有《东莱集》等。此书是宋代汉学家的《诗经》代表著作,它坚守序、传、笺、疏,按序说诗。在诗篇正文之前,首列《诗序》。各章之后,分列诸家之说,自毛苌以后,凡引四十四家。书中所称“朱氏曰”者,即所采朱熹早期的见解,其后朱熹疑序,自变前说,吕祖谦则仍坚守毛、郑,成为宋代汉学的最后壁垒。陈振孙称其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后陈文义,剪裁贯穿,如出一手,有所发明,则别出之。按汉学诗经学,在《毛诗正义》颁行以后,似已告一段落,宋代汉学家虽然作些零碎修补,少有重大发明。此书语言浅显,条理清晰,可以看作宋代汉学《诗经》注释的普及读本。书中名物训诂,较为详悉,于此尚有参考价值。同时,也是研究宋代诗经学史的重要资料。《吕氏家塾读诗记》有明嘉靖刻本、清嘉庆中听彝堂刊本、《四库全书》本、《经苑》本、《墨海金壶》本、《金华丛书》本、收入《丛书集成初编》和《百部丛书集成》。丛书本以《墨海金壶》本为佳。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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