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

中国战国时期吴起著。作者是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曾先后在鲁、魏、楚国任职,以敢于改革、善于用兵著称。本书相传是吴起与魏文侯、魏武侯论兵言论的辑录,传世本仅存6篇,分上下两卷,是一部与《孙子兵法》齐名的古代军事理论名作。本书以“内修文德,外治武备”为核心,对于战争目的、作战指导,尤其是治军问题作了较深刻的论述。作者明确提出整军经武的目的是“图国家”,认为引起战争的原因是国与国之间的争名逐利,或国家内乱饥荒。要避免战争就必须外治武备、内修文德,组织精锐的军队,使之明礼知耻,亲近人民,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战争的政治性质。作者还提出了根据不同敌情采取不同打法的“因形用权”作战指导思想。强调分析敌情、民性、经济状况和地理位置,从而在总体上把握一国的强弱特性,根据不同特性分别采取分之、恐之、激之、劳之等方式去战胜敌人。在治军方面,他提出“明法审令”“以治为胜”的原则,强调把严格的训练放在首位,在训练方法上要使“一人学战教成十人”及至三军,做到人人相教,既要懂得作战原则,还要熟习各种战法和阵法。此为吴子白话译文。 查看详情>>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有影响的一部兵书。传说是战国时的尉缭所作。《汉书·艺文志》记载,《尉缭》31篇。今本共五卷,分24篇,前12篇主要是对战争观和政治观的论述,后12篇主要论述军令和军制,两部分内容紧密联系,互为补充。它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强调战争与政治、战争与经济的联系,主张“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里”;认为注重耕织、发展农业是治国之本;主张治军必须先建立法制,以法制军,执法严明。《尉缭子》在北宋时被收入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清代朱墉在《武经七书汇解》中说:“七子谈兵,人人挟有识见,而引古谈今,学问博洽,首推尉缭”。此为尉缭子白话译文。 查看详情>>

一卷。周李克 (生卒年不详)撰。清马国翰辑。“李”或作 “里”,古字通用。李克为魏文侯之相。《汉书·艺文志》载儒家 《李克》七篇。佚已久矣。然《文选·魏都赋注》,明引《李克书》三语,最可珍贵;马国翰又从他书辑其对文侯语,合为一卷。陆玑 《诗疏》曰:“孔子删诗,授卜商,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为子夏再传弟子,而《汉书·艺文志》则认为克为子夏弟子。国翰以为子夏居魏,亲从问业。故班固云然,是说亦近情,皆因缘儒术。有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查看详情>>

一卷。周惠施 (约前370—310)撰。施,战国时宋人,仕魏,相梁惠王。惠又作慧,惠施亦称惠公、惠子。据郑樵 《氏族略》记载: “惠氏,姬姓,周惠王支孙,以谥为氏也。”施相惠王,《战国策·魏策》于惠、襄、哀三王中皆记其事,可知哀王时施尚在人世。惠施的主要思想,是 “合同异”。他认为 “大同而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具体事物之间的同异是“小同异”,而天下之物谓其相同则皆有相同之处,谓其相异则皆有相异之处,这是“大同异”,从而否定了 “同”、“异”概念的确定性。他提出的“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因而,《汉书·艺文志》将其列入名家,云 《惠子》 一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并未著录该书,可知原书佚失很久。清人马国翰从群书中广征博引,辑得十七节,以玉函山房辑佚书本刊行。国翰所辑,错误很多。如在序中云惠子为魏人,而高诱 《吕氏春秋·淫辞篇》明云宋人,国翰误。他以 《庄子·天下篇》 “惠施历物之意” 一句,即题《历物篇》,尤为无据。此外,《惠子》的版本还有 “明归有光辑评《诸子汇函》本;惠施诡辩新解一卷,民国时胡怀深撰,《朴学斋丛书》 本等。 查看详情>>

一卷。原题周黔娄先生 (生卒年不详)撰,清马国翰辑。黔娄先生,战国时齐人。据《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黔娄子》四篇,题下注称黔娄先生:“齐隐士,守道不诎,威王之下。”又据皇甫谧《高士传》记载,黔娄先生,齐人,修身清节,不求进于诸侯,鲁恭公闻其贤,以厚礼聘请,欲以为相,黔娄先生辞而不受;齐王欲以重金聘他为卿,又不就;著书四篇,言道家之务,号黔娄子。《汉志》所录 《黔娄子》四篇早已亡佚,清马国翰据曹廷栋《孔子逸语》引得二节,又附考一篇合为一卷,即为今本。《续修四库全书提要》称曹廷栋所引 “未明其本,殊为可疑。”所以此书题黔娄先生撰更为不确,而对于研究古籍,可参考而不可为据。现存 《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查看详情>>

先秦法家著作。今本24篇,据学者研究,其中《垦令》、《农战》、《开塞》、《靳令》、《外内》可能出自商鞅本人;《更法》、《错法》、《待民》、《弱民》、《定分》则是他人所作;其余各篇尚难确考。全书编定时代,约在秦昭襄王晚年,即公元前251年左右。《商君书》记录了商鞅变法的基本理论和主要政策,包括历史观、政治观、经济思想、文化思想等等。其文章体裁,除《更法》、《定分》两篇采用对话形式外,其余都是专题论文,篇目可能是后人所加。有几篇有“臣闻”云云,像是商鞅向秦孝公上书言事口气。全书风格峭拔峻洁,语言整齐紧凑,气势充沛,有时颇具雄辩姿态。撷取社会生活中某些现象作为例证,皆能密切配合主旨,有效地说明法家思想。如《定分》篇说,野外一兔走,而百人逐之;集上卖兔者满市,而盗不敢取,盖由名分定与未定也。这个例子充分说明所有权和其他法权在社会生活中定名分禁争斗的重要意义,包含了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和法学思想,故在当时就常被引用。此为《商君书》白话译文。 查看详情>>

一卷。原题周魏公子牟 (生卒年不详)撰,清马国翰辑。魏公子牟,又称中山公子牟,战国时魏国人。据《列子·仲尼》记载:“中山公子牟者,魏国之贤公子也,好与贤人游,不恤国而悦。”晋代张湛为此作注说:“公子牟,文侯子,作书四篇,号曰道家。”《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公子牟》四篇,隋唐志都不著录,说明其书久佚。清代马国翰据《庄子》、《战国策》、《吕氏春秋》、《说苑》等书辑为一卷,即今本《公子牟子》。书中记述魏公子牟恣肆放纵之言行,早在庄周之前,所以《庄子》书中有记述之文,《孟子》非十二子有排斥之言。《公子牟子》一书,虽然常遭儒家的指斥,而其言之成理,不可尽废。马国翰辑之成书,也是为后世学术研究做出的一项重要贡献。现存《玉函山房辑佚书》 本。 查看详情>>

一卷。传说春秋时老莱子撰。清马国翰辑。老莱子,楚隐士,生平与事迹均不详。据《史记·老子列传》记载:“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司马迁怀疑老莱子可能是老子,但又不能肯定,所以用“或曰”及“或曰非也”以存一说。司马迁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说:“孔子所严事:于周则老子;于卫,蘧伯玉;于齐,晏平仲,于楚,老莱子;……孔子皆后之,不并世。”这里又言老莱子与老子并非一人,可知司马迁所据是属传说,并不明确肯定。所以《大戴礼》、《别录》、《列女传》、《高士传》、《孝子传》等书,都讲述老莱子行事而不谈其本源。《战国策》说老莱子教过孔子,其说似乎可信。而《孔丛子》称其与子思语,传说有所不同。《孔丛子》本为伪作,也不足信。《汉书·艺文志》于道家类著录《老莱子》十六篇,比《史记》所述多一篇。隋唐志都不著录此书,说明其书亡佚已久。马国翰从《庄子》、《尸子》、《孔丛子》、《高士传》等书中录取四节,又附考一篇而成此书。书中记述老莱子贫而能乐,修道以养寿等事,与《史记》称老莱子著书言道家之用相合。后世学者对此书并不以为重,但对老莱子其人却多有评说。有人据《孔丛子》认为老莱子是孔子以后人,也有人据《战国策》称其为孔子老师。近代还有学者因老莱子是楚人而认为是老子。随着学者对老子的确认,老莱子即老子说已逐渐被否定,但司马迁所存之疑,仍没有足够的证据去排除。现存《玉函山房辑佚书》本。 查看详情>>

前期法家代表人物慎到所著。 《慎子》在历史上影响不像法家其他著作那样大,历 史对《慎子》的记载也不详。《汉书·艺文志》法家 类著录《慎子》42篇,《隋书》、新旧 《唐书》皆著 录《慎子》十卷,宋《崇文总目》记作37篇,皆失 传。现仅存辑录7篇。7篇之中只有《威德》、《民 杂》、《知忠》较为完整,而《君臣》不足60字,《因 循》不足百字。钱熙祚辑本于7篇之后,录有慎子 《逸文》。钱云:“旧本之后有逸文,不知何人所辑。” 《逸文》共60余条,有的文字与《逸周书》、《墨子》、 《韩非子》、《战国策》等书同。现存《慎子》虽已与 最初的《慎子》书有很大不同,但在所存的文章中, 慎到重势、重法的思想倾向,仍然清晰可见。此为慎子白话译文。 查看详情>>

先秦杂家著作。据刘向《别录》说,作者尸佼,战国晋人,商鞅之客。“商君被刑,佼恐并诛,乃逃入蜀,自为造此二十篇,凡六万余言。”其书久佚,经清人辑集整理,现存2卷,上卷13篇,下卷佚文数十则。全书思想以尊尚儒家为主,以仁义忠信为基调,有时也采用道家、名家观点,对当时各派大体一视同仁。以文章论,其中佳言卓论,雄词华章,往往散见。明人王浚川说:“予爱其精深闳博,光辉焕烨,亦可充味古者之一脔耳。”(《诸子汇函》卷9)如《劝学》篇,专谈学习和修养,连用譬喻,叠引例证,恳切笃实,平易周到,可与《荀子·劝学》比美。有些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意蕴深厚,见解精辟,发人深省。如“范献子游河”,说明政治清明,上下同心,即使有少数仇敌,也不足惧。否则,身边也可能出现敌人。又如外科名手医竘,多次为秦王、张仪治病皆愈,其经验在于病者“委制”,即充分信赖任其所为。作者进而推论,治国亦须委制,然后得治。其中哲理朴素亲切,值得玩味。此为尸子白话译文。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