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名:字稚圭
  • 性别:
  • 朝代:宋代
  • 出生地:相州(今河南安阳)人
  • 出生日期:1008年8月5日

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相州(今河南安阳)人。韩琦相貌清秀,未满20岁便中了进士第二名。由朝廷派出任淄州通判。任右司谏时,上疏抨击宰相王随、陈尧佐、韩亿、石中立,使4人同日罢相。宝元三年(1040),出任陕西安抚使,时值元昊反宋,他上前线督战。庆历三年(1043),被召回朝廷出任枢密使,与范仲淹、富弼等同时登用。两年后出知扬州。嘉祐元年(1056),复为枢密使,三年(1059)任宰相。英宗时,继续为相。熙宁元年(1068)出判相州、大名(今河北大名东)。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时,他竭力反对。他在相位时,认为王安石“虽有盛名,仍不可用。”去相位后又说:“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佐大臣之位则不可。”著有《安阳集》。

韩琦生于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卒于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享年68岁。

韩琦后来由淄州通判,进京掌管左藏库。在当时,人们都很重视科举,中高第的许多人都去谋取显赫的职位,只有韩琦不在乎左藏库一职,而且较长时期担任这一职务,大家都认为不合适,都想替他打报不平,他却终始泰然处之。

当时凡宫中需要财物,都由宦官拿着批示直接领取,不加盖任何印章。韩琦便上疏建议恢复旧制,设置传宣合同司,以便验证加强防察宫中重要财物的流失。过去,凡有大批货物运到,都要等待宫庭内使亲临监视后,仓库方能够接收。可是主管的宦官往往数日不至,结果大量货物暴露在室外,经受着风吹日晒,出现了许多货物被损坏的情况,负责护卫的军士对此也感到苦恼,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内侍失职造成的,韩琦上奏建议废除非宦官监视不得入库的制度。

韩琦历任开封府推官、三司度支判等官职。后出任右司谏,多次上表抨击达官贵人。当时的宰相王随、陈尧佐和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他们虽然位居人臣之首,却政绩平平、鲜有建树,韩琦于是上疏提出批评,结果使他们4人同日被罢免了宰相。凡有不便之事,韩琦无不提出意见,这些奏书常常是以辨明得失、端正纲纪、亲近忠直之臣、疏远邪佞小人为主要内容的,这些奏书所反映的情况也是北宋王朝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韩琦在任右司谏时,前后共上疏达70多次,受到当朝的宰相王曾的赞赏。王曾对韩琦的评价很高,王曾曾当面对韩琦说:“现在对朝廷提出批评者多数不够激烈,是因为心存畏惧和顾忌,长期如此对于皇帝的圣德是没有裨益的。如果大臣个个都象你这样直言不讳,虽说你用词激烈,但内容不迂腐。我想朝政早就清明廉洁了。”当时,王曾声望很高,极少赞许别人,韩琦得到这样的褒奖之后,信心更足了。

宋仁宗景祐年间,益州、利州一带发生了灾荒,韩琦被任命为体量安抚使。过去,这些州县对赋税征调既繁杂又紧急,收购上供的绮绣等物品时又不付给百姓相应的钱,只打白条,弄得百姓积怨,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等发生了灾荒以后,益州、利州的老百姓纷纷指责官府,而官府则如热锅上的蚂蚁,不知所措。韩琦上任后,下令延缓赋税征收或者直接免除赋税杂役,同时又驱逐了一大批贪婪残暴的不称职的官吏,裁减了数百项冗役,韩琦用节省下来的费用救活了190多万的饥民,缓和了百姓与官府的日益尖锐的矛盾,为此韩琦受到朝廷的嘉奖。

庆历元年(1041),西夏军攻陷丰州(今陕西府谷以北一带),掠鄜府(治所在今陕西府谷)。宋王朝不得不分陕西路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并各设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沿边招讨使,以韩琦、王沿、范仲淹、庞籍4人分别担任。韩琦就任秦凤经略安抚招讨使。庆历二年(1042),四帅都转任为观察使,其余的三帅范仲淹、庞籍、王沿都不肯受命,只有韩琦没有推辞。不久,韩琦升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屯兵于泾州。韩琦与范仲淹在军队中时间长,名噪一时,为人心所归,朝廷也倚他们为国家的栋梁,故天下人都称他们为“韩范”。那时禁军由宿卫京师来边疆屯戍,由于不习惯于劳苦,叫苦连天。韩琦上奏要求增加当地人的士兵来代替禁军戍守。正当这时,朝廷计划夺取横山,并开始筹措恢复黄河以南的地区,而李元昊这时也来遣使称臣了,韩琦遂被召回朝廷出任枢密副使。

庆历三年(1043),西夏以久战疲困,与宋议和。但李元昊凭借契丹为后援,态度强硬,无休止地向北宋索要财物。当时宰相晏殊厌恶战争,打算全部满足其无理要求。韩琦上疏陈述这种做法不妥当,提出了应当首先实行的七项建议:一是清理政治根本,二是考虑对外策略,三是选拔贤能,四是防备河北,五是巩固河东,六是收取民心,七是营造洛阳。不久,韩琦又上奏陈述补救时弊八事:一、拣选军队将帅,二、严明监察制度,三、增加财政收入,四、遏抑侥幸小人,五、提拔能吏,六、黜退不称职官员,七、严格选官制度,八、裁减冗费。韩琦认为“实施这些建议,必然会招致诽谤,愿陛下把这些建议交付给辅弼的重臣,听凭他们选择实施好了。”

在神宗熙宁年间,韩琦替神宗策划如何防御北边契丹人进攻的几项措施。一天,契丹使者来求代北之地,神宗写亲笔信征求韩琦的意见。韩琦在回信中首先分析了契丹人之所以生疑,以为宋王朝有收复燕南意图的七点理由。主要是:一、高丽臣属于契丹,对宋早已断绝朝贡,而宋却借商船诱他们通使,契丹知之,以为宋要联合高丽攻击契丹国。因此契丹人先发制人,制造事端,挑起边境冲突。二、强取吐蕃土地设置熙河路,契丹知之,必以为也将强夺其地。三、西山遍植柳榆,契丹以为这是为阻遏骑兵而种植的。四、创立保甲制度。五、各州修筑城池。六、设置都作院,发放新式武器大量制作战车。七、置河北37将。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再加上契丹一向是宋的敌对国,所以引起契丹人的怀疑。接着韩琦在复信中提出解决的办法:“臣今为陛下考虑,认为:一、应派使者与契丹恢复联系,说明一下这些措施,只是为加强正常防御,别无他意,消除他们的误会;边境素有边界、全如旧境,不可借此制造事端,来破坏几代人修好的局面。二、可能导致生疑的举措,诸如置将,可以同时废除。三、如果契丹果然坚持破坏所修的盟约,这是他们负我们,理屈在契丹,则我们可大兴威武之师,乘势收复失地,以申历代结成的宿怨。”

神宗愉快地采纳了这些建议。然后,神宗又派韩琦担任陕西宣抚使。韩琦在任上先后平定了群盗张海、郭邈山。凡属于老弱已失去了作战能力的禁军士兵,全部被裁减掉。韩琦还建议加固鄜延(今陕西延安)的城池屏障,除非西夏人全部归还侵占的土地,方可与西夏人议和。回京后,韩琦又陈述了关于西北边防的四种策略,他认为是:一、和好为权宜之计,二、以战守为务实之策,三、建议完善军事装备,四、修筑加固东京的城防工程,以及秘密商定讨伐西夏的大计。

宋仁宗宝应元年(1038),西夏国主元昊称帝,开始反叛北宋。韩琦便被从蜀中招回京城,他向仁宗比较全面地分析了西部军事形势,仁宗便立即任命他为陕西安抚使。第二年,西夏军围延州。延州知府范雍急忙召大将刘平、石元孙赴援,两军战于延州城下,经过三日血战,刘平、石元孙兵败被俘。当时宰相吕夷简用其他罪名收捕了刘平、石元孙的子弟和亲属。韩琦辨明是非,上疏为刘平等二人开托,结果朝廷给刘平平了反,避免了一件冤案的发生。不久,西夏因大雪的缘故,解围延州撤走。

仁宗宝应三年(1040),朝廷下诏督促出兵,韩琦也主张先发制人,但他的同僚们都坚决反对,结果李元昊乘机攻占了镇戎(今宁夏固远)。韩琦赶快拟定了攻守的策略报呈给朝廷。仁宗打算用韩琦的政策,执政大臣却以为难以实施。韩琦解释说:“李元昊虽然倾国出动,军队总共不过四五万人,我军若各自为守,势力必然弱小,遇上强敌往往难以支持。如果我军合为一路,大张旗鼓,主动出击,乘他们骄情,必可破敌。”朝廷却下诏令各路同时出击。韩琦刚从朝廷赶回到军中,正值李元昊派人请求讲和结盟。韩琦认为:“没有誓约而请和,必有诈谋。”命诸将严密警戒,西夏军队果然入犯。韩琦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大将任福,令其出敌后,若无战机,可暂时控制险要地势以设埋伏,准备在西夏军队撤退时给予截击。出发前,韩琦再三告诫任福不要盲目出击,并专门下达了书面命令:若违令不听节制者,即使出战有功,也要斩首。任福却趾高气扬,骄傲轻敌,当参军耿傅接到韩琦的檄文之后,急忙遣人送递给任福,劝他遵从韩令,切毋草率。任福冷笑道:“韩招讨过于谨慎了,耿参军也是畏惧敌人之辈,我看西夏兵没什么了不起的,明日与他们挑战,管教他们一人不回。”第二天,任福驱兵急进,忽闻胡哨四起,夏兵大集,任福尚未明白过来,宋军已经散乱,经过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宋军大败,任福战死,全军覆灭。 虽然,后来陕西经略使夏竦派人收拾溃卒,在任福的尸体上发现了韩琦的手令,认为韩琦不必承担责任。可是韩琦仍然上奏朝廷,做了自我批评,请求降职一级,不过不久又官复原职。

韩琦、范仲淹在当时都是声望很高的海内名士,受到朝廷的重用,中外人士无不希望看到他们能有重大建树,建立政治上的丰功伟业。仁宗天圣三年(1025),范仲淹任大理寺丞,上奏朝廷,主张改革政治,但未被采纳。

庆历年间,仁宗迫于形势的压力,责成当朝参知政事范仲淹、枢密院副使韩琦提出改革的意见。于是一场以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为革新派和以吕夷简、夏竦为保守派的党议之争开始了。

庆历三年(1043)九月,范仲淹、韩琦、欧阳修起草了一封《答手诏条陈十事》的奏疏,进呈给仁宗。指出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官壅于内民困于外,辽夏骄盛,农民起义横炽。”并提出十项改革措施,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内容,其中以整顿吏治为中心内容,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首要任务和必要手段。韩琦认为有了“贤能”的官吏,就能够搞好政治,使百姓“各获安宁,不致祸乱”。同年,仁宗先后颁布了几道诏令,推行了范仲淹、韩琦等人的主张和措施,历史上把这场革新运动称为“庆历新政”。

但变法运动触犯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革新运动一开始便遭到吕夷简、夏竦等一帮保守派的强烈不满和反对,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范仲淹、韩琦相继被迫离职,“庆历新政”就这样流产了。

每当中书省和枢密院合班奏事时,韩琦都要充分发表意见,有些事情虽然明确属于中书省的职权范围,但作为枢密院副使的韩琦也要做实事求是地陈述。对此,同僚中有许多人不高兴,仁宗却给韩琦下了个公正的结论,说他性情耿直。

庆历五年(1045),韩琦出任定州知府。开始定州军队自诩有平定贝州之功,要求赏赐。遭拒绝后,产生了怨言,声称要集体到城下请愿。韩琦得知消息以后,认为不严加整饬可能会酿成兵变。立即用严明的军纪加以约束,还把带头闹事的几个抓了起来,对阵亡的将士,则向他们的家属发放安葬费,并由他们的孤儿寡妻继承阵亡者的待遇,在恩威并施的手段压制下,一场兵变被平息了。

韩琦又模仿古代三阵法,对士兵进行经常性的训练,从此中山地区的军队战斗力居河北各路之冠。朝廷派宫廷中的禁军前去戍守保卫,沿途却骚扰百姓,行至定州,韩琦下令全部留下,改用训练有素的当地士兵北上。朝廷颁诏嘉奖,邻近地区都视定州为标准。

韩琦在任武康军节度使、并州(治所在阳曲,今山西太原市)知府时,承受廖浩然依仗宫中宦官和权贵作为后盾,贪暴放纵,不仅诬陷前任节度使李昭亮,还公然驱赶他走。在韩琦任职期间,行为更加放肆,韩琦于是上奏建议把廖浩然召回朝廷,仁宗看完奏书大怒,命卫士鞭责廖浩然。

后来,契丹人侵占了天池庙附近的土地,韩琦召其酋长,出示了昔日他们请求修庙的文书,酋长羞愧无言可对,遂归还了宋方的土地。不久契丹人又侵占了耕武阳砦的土地,韩琦亲自主持了边界地区挖沟立石的行动。宋初,潘美镇守河东,担心契丹人寇掠,令百姓内迁,空出边境不耕种,于是忻、代、宁化、火山以北的地区空出了许多荒芜和被抛弃的土地。韩琦认为这原本都是良田,现在弃而不耕,十分可惜,另外这正好都资助了敌人,将来有可能被敌人占去。于是建议以距北部边界十里之内为禁地,禁地之南召募弓箭手居住,这样不仅开垦了9600多顷的荒地,还救活了数万流民,使他们安定下来,从事农业生产。

嘉祐六年(1062)韩琦被召入京,进封仪国公。这时仁宗却连续失掉昉、昕、曦三个皇子,这对仁宗打击不轻,从此生病,不能主持朝政。对此,朝廷内外人士莫不担心,群臣争相以立太子固国本为题纷纷上疏,以范镇包拯尤为急切。这件事又拖延了五、六年,作为枢密使兼同中书门下平事的韩琦也十分着急,韩琦寻机对仁宗说:“皇嗣为天下安危所系,自古祸乱之起,皆由于未定太子之位,陛下春秋已高,尚未立皇子,何不挑选宗室中的贤者,为宗庙社稷考虑呢?”仁宗回答说:“暂且等一等。”一天,韩琦又怀揣《汉书·孔光传》进宫送给仁宗,说:“汉成帝无嗣,选立了兄弟之子,他不过是中等之材的君主,尚能做出此事,何况陛下你呢!太祖手定天下,传弟不传子,陛下知道先祖何妨择宗室为嗣呢!”仁宗听了很感动,仁宗突然说:“我已早有此意,卿以为立谁合适?”韩琦慌恐回答说:“此非臣等可议之事,当由陛下亲自决定。”仁宗说:“宫中曾养过两个孩子,小的很老实但不太聪明,大的还可以。”韩琦请问姓名,仁宗答曰宗实,宗实为英宗的本名。韩琦极力促成此事,遂形成决议。仁宗又说:“宗实正为生父濮王守丧,只有降旨起复,方可册立,宫中已决定任命他为宗正了。”韩琦说:“若决定实施这件事,就不可中途废止,既然陛下对这个决定并不怀疑,请由宫中批出任命的圣旨。”仁宗的意思是不愿让宫人知道,他说:“改由中书行文就可以啦。”诏命既下,英宗坚决推辞。仁宗又征求韩琦的意见,韩琦回答说:“陛下既然知其贤明而选择了他,现在他不敢贸然接受,可见正是贤者举动,实属器识远大,愿陛下再次颁诏起用。”英宗为父守丧期满,仍坚持不出来任职,韩琦对仁宗说:“宗正之命一出,外人皆知其必为皇子,现在不如正式明确这个名号”。于是仁宗下诏立宗实为皇太子。嘉祐八年(1064)三月,仁宗驾崩,英宗即位。封韩琦为山陵使,又加门下侍郎一职,进卫国公。

韩琦既辅立了英宗,门客亲属中有人顺便谈起决策之事,韩琦却严肃地说:“此事出于仁宗神断,为天下考虑,与臣僚没有什么关系。”一次英宗突然生病,由太后垂帘听政。英宗当时病得很厉害,行为举止失常,对待宦官动辄杖棍相加,宦官受虐不平,进谗言挑拨母子关系,致使皇帝与太后之间产生了矛盾,母子之间由疑生怨,由怨生恨,好好的继母与继子的亲情变成了仇雠。一天,韩琦奏事帘前,太后哭得很伤心,述说英宗的种种不是。韩琦解释说:“这都是由于生病所致,病愈后,必不如此。孩子生病,作为母亲应该宽容他。”太后的不满之意稍有缓和,时间一长便不再提起。几天后,韩琦单独见英宗,英宗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说道:“自古以来,圣明帝王为数不少,然而只有舜被称为大孝,难道其余的都不孝吗?若父慈母爱而子不孝,这属平常之事不足提起,只有父母不慈,而子也不失孝,才值得特别称道。现在之事,恐怕是陛下事太后未到,天下哪有不慈的父母?”英宗大为感慨,有所醒悟。英宗病愈后,太后归政,母子和好如初,嫌疑尽释。

宋治平四年(1067)正月,英宗大病不起。韩琦进言要英宗立储,英宗按韩琦的意见,立嫡长子,批奏立颖王顼为皇太子。这年冬,英宗去世,皇太子顼即皇帝大统,是为神宗。

神宗立,任命韩琦为司空兼侍中。这时韩琦已是三朝的元老重臣了,有人说他专权,他为避嫌,只好请求出判相州,得到神宗的批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执政,派常平使者发放青苗钱,韩琦极论其不可。一天,神宗怀揣着他的奏章,在朝廷上拿出来给辅臣看,连连称赞道:“韩琦真是个忠臣,身在外面还不忘朝廷。朕开始就认为青苗法可以利民,谁知现在却在害民。况且坊郭之间哪有青苗,却也要强配给他们?”说完,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

熙宁三年(1070)二月,韩琦又以河北安抚使的名义再次上疏请求废除新法,理由是:一、官不应放钱取息,二、抑勒扰民。王安石却把韩琦的奏章交给条例司,命属下逐条进行批驳,然后刻在石头上颁布天下,以示警戒。

韩琦在最后的年月里,还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从给神宗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臣过去议论青苗钱,受到极度诬蔑,非陛下之明,几乎被诛。从此,知新法不断推出,不敢再发表意见。今亲受诏问,事关国家安危,若有隐瞒,死有余辜。臣曾私下认为,始为陛下制定新法者,必是治国之本,当首先积聚钱粮,募民当兵,然后方可讨伐四夷。而现在,发放青苗钱,使百姓出利息;制定免役法,按等级索钱,设置市易务,则使小民商贩失业。新法不断颁布、更改无常,执法官吏茫然不知所措,有关部门督责又过于严刻,农民哀怨于田亩,商人叹气于道路,地方官吏不安本职,这些陛下都不尽知。本打算讨伐四夷以致太平,而先使国本困顿动摇,众心离异怨愤,此乃始为陛下谋新法者的最大失误之所在。”

韩琦早年便负盛名,年才过30,天下人就称他为“韩公”。韩琦喜怒不现于色,史家把他比作汉代的周勃和唐代的姚崇。他性情敦厚,政绩卓越,天资朴忠,折节下士,无论贵贱,礼仪如一。韩琦在选拔人才时,即使皇帝有不悦之意,韩琦也收而录用。韩琦曾说过:“人臣应该尽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败,天也。”

韩琦历世三朝,辅立二帝。后来宋徽宗写文章追论过韩琦,说他有功于宋王朝,追赐他为魏郡王。

韩琦作品

安阳集 [ 韩琦 ]

诗文别集。北宋韩琦(1008—1075)撰。五十卷。琦字稚圭, 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天圣进士。初授将作监丞,进枢密直学士。曾一次劾罢宰相、参政四人。与范仲淹共事兵戎,名重一时,朝廷倚重,时称“韩范”。嘉祐间为枢密使、宰相,历三朝后,出判相州、大名等地。曾屡次上疏反对王安石变法。封魏国公。是集目次、卷数与《宋史·艺文志》、《郡斋读书志》诸书著录均相符,盖即原本。含诗二十卷,记、序、杂文三卷,表状九卷,奏状四卷,书启、书状三卷、制词、册文二卷,祭文、挽辞、墓志九卷。其诗按体编排,计有诗七百三十余首。其文多关时政,如《论减省冗费》、《论西夏请和》、《论青苗》诸篇,词气典重,有垂绅正笏之风。吕祖谦《宋文编》亦有采录。其诗多不事雕镂,自然高雅,或随时抒兴,寄托遥深,或委婉萧散,自然风雅。如其罢相守北京时所作:“风定晚枝蝴蝶闹,雨匀春圃桔槔闲”,其在相位时所作《喜雨》中“须臾慰满三农望,却敛神功寂似无”等句,为时人称颂。江少虞、司马光、强至、吴师道等亦推重其诗。有明正德、万历刊本,《四库全书》本,《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本。 查看详情>>

集海阁网站拥有大量的古籍文献资源,涵盖了各个领域的经典著作,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宝库。
本站非营利性站点,以方便网友为主,仅供学习。
京ICP备2021027304号-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