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
朱经农
此地所讲的题目，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历史？”我们学历史的目的，并不是要专记事实，而且还要知道历史的功用。若是不知道它的功用所在，即将古今中外的历史记得一字不错，试问这样的读法，对于人类生活上有无丝毫影响发生呢？所以我们要学历史，第一不可不知道它的功用。大概讲起来，可以分为三条，而这三条都是极普通、极简单，而又为一般研究历史的人所不可不知的。哪三条呢？是：
（一）要知人类生活变迁的状况，不可不学历史。我们知道人类生活的状况，不是一成不变的，草昧初开的时候，人类生活非常简单，中间经过几千年的变迁，才进步到现在的状况。而将来人类的生活，更不知演进到何等程度。譬如从前的人，都将雷电奉为天神一般，一到迅雷风烈的时候，没有一个不掩耳咋舌、变色失箸的。后来科学发达了，我们才知道这不过是自然界的一种现象，不但不敬畏它，而且还要想种种的方法来利用它，去适应人类的生活。又如从前的人见了大海，就望洋兴叹，以为海的那边是终究不能飞渡的，哪知现在不但造了几千吨的大舰游行于五大洋之上，而且还有海底电线、海底火车等等，完全将一个可畏的大海变成了交通的利器了。凡种种事实，不都是从人类生活上变迁来的？
我们再从人类本身上说，上古的人类，没有互助的精神，所以只知有个人，不知有家庭，更不知有所谓社会国家。后来经过无数的感觉，才知道人类彼此不可无互助的精神，遂渐渐地将爱个人的狭义意思扩充而为广义的爱家庭、爱社会、爱国家。今日我们知道不仅要爱我们的国家，而且要再进一步，将我们的爱，推而至于全世界的人类身上。近来这种精神已有表征了。——如前年华北旱灾，及此次俄灾，外人都尽力地赈济。——所以现在爱的范围一天扩大一天，互助的精神也一天泛涨一天了。虽然目前尚未达到大同世界的境域，但是我想将来一定会实现的。我们既明白了人类生活变迁的状况以后，还可以有两种益处：（1）打破狭隘的主义，就是不分人我的界限，虽是吴越，也成一家了。（2）免去主观的见解，就是不致泥古不化，武断一切的事情。
（二）要知造成现在政局的原因，不可不学历史。中国现在的政局，混沌腐败，已达极点，人人都知道是受一般军阀政客之赐。然而军阀何以如是专横，政客何以如是龌龊呢？我们从历史上观察起来，政客龌龊，那就不得不归咎于从前的教育了。
我记得二十年前，时常看见儿童所玩的恩物上或灯笼上，不是镌的“一品当朝”，就是写的“三元及第”种种的字样，这就是以代表当时的教育，简直是一种富贵利达的教育。有这种富贵利达的教育，结果就造成一班争权夺利、卑鄙龌龊的政客来误国殃民。至于军阀产生的历史，大概人人都知道，最初的种子，是下于袁世凯小站练兵的时候，而暴长的革命时代，及革命告成之后，一切仍受武力的支配。年年的政局，只有破坏，毫无建设；遂使军阀的势力一天强大一天，而国计民生也就因之演成今日疮痍满目、不堪设想的现象了，这是我们对于革命的缺点深为痛心的！
总而言之，凡是一椿事的结果好坏，全看下的种子何如。中国今日的政局所以闹到如此地步的，就是从先的种子下错了。所以我们今日不想救中国则已，否则非一洗从前富贵利达的教育观念，打破军阀的武力思想，是不成功的。
我记得从前在学校的时候，某先生对我们说：“我不希望你们都为拿破仑，但愿你们尽成牛顿。”因为这两句话，所以我们后来几乎没一个人不是学自然科学的，这不是一种良好的教育结果吗？
（三）要想做一个伟大的成功者，也不可不学历史。为历史上的人物，如华盛顿、牛顿等可以为我们的模范的，实在不少。不过我们最要注意的就是莫要蹈他人的覆辙。我们很相信袁世凯的聪明能力都不在华盛顿之下，何以华氏能够造美国，而袁氏不但不能兴中国，反令中国的前途日进于危险的地步呢？这个缘故，就是因公私的观念不同，所以他们的结果也各异。诸君读了历史以后，将来若达到袁世凯的地位，当要学华盛顿公忠为国的胸怀，切莫再蹈袁氏的覆辙啊！
除以上三条是讲历史的功用外，还有四条，我们学历史也不可不注意的：
（一）要注意原人时代的历史。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生活的进化及变迁，都发轫于原人时代。而且内容又比较的简单，使初学的人有路可寻，不致有歧路亡羊之虞，但是最要紧的，必须注意它的变迁状况，只记事实是无益的。
（二）要注意实业史。从前的人，但讲政治史，对实业史绝不注意。不知实业史关系于我们人类的生活，比较政治史要密切得多。我们知道人类生活的要素，就是衣、食、住，而衣、食、住三者，又无一不与实业有关系。如瓦特发明的汽机，牛顿发见的引力，以及现在的恩斯坦发明的相对论，总之他们发明的结果，不仅有关于人类的衣、食、住，就是世界的文化也要受莫大的影响。我说这话，或者诸君有点怀疑，其实是一点不错的。我们知道传播文化的利器，就是交通上的火车、汽船。假使没有瓦特发明汽机，不说现在的南京没有这般文明，恐怕中西文化的沟通也没有这样快吧！照这样看来，实业史与我们常人的生活既如是密切，那么我们研究历史的，岂可不格外注意吗？
（三）要注意思想史。大凡一个国家，有一国家的思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思想，思想的程序，是随时间、空间而变迁的。我们单拿国家的思想不同一点说罢。例如欧美人民的思想都以为社会是人民公有的社会，国家是人民公有的国家；人人对于社会、国家都应负有一种责任和义务，所以社会上没有废事，而国基亦因之日增巩固。我们中国人则不然，莫说对于社会事业毫不关心，就是国家的存亡也如秦人视越人的肥瘠，以为不干我事。现在稍清洁的人，不是束身自好，遁迹园林，即是敬谢不敏，高卧东山。一国的人民都抱这种不负责任的思想，试问国家社会还有进步么？思想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基础，所以我们学历史，也不可不注意这一点。
（四）要注意名人的传记。我上面已讲过，要想做成功者，须向历史中去寻求好人物来为我们的模范，不过我们要晓得天下事无大小，断没有不经过一种困难而能成功的，试看历史上大英雄大豪杰，以及一般大科学家、大政治家，哪一个不是艰苦卓越从困难当中打出来的，中国人最大的毛病，就是无坚忍的毅力，每遇困难，便垂头丧气，万事都灰心了。这样畏难苟安的人，还有成功的希望吗？拿破仑说：“字典中无‘难’字，惟愚人脑中则有之。”我今换句话说：“天下无易事，惟看人的毅力如何耳。”所以我们读传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个人一生的辛苦艰难，可以借此增加我们的毅力，以后遇有困难或失败的事，也不致沮丧失望了。
归纳起来说，历史是与人类生活处处都有关系的，学历史的人，不但要知道它的功用，还要注意以上所讲的四点，把它首尾联络贯串起来，那么对于历史总算有个具体的观念。若是割断了，那就成了一本流水账，还有历史上丝毫的价值么？
（《学灯》）
历史研究法
何炳松
一 绪论
我们要知道什么是历史研究法，就应该先知道什么是历史。历史的定义有两种：一种就是人类过去的活动，一种就是人类过去活动的记载。历史有了这样两个定义，所以它比较地在我们脑筋中容易混乱。因为它一方面就指历史的本身；一方面又可以指历史的著作或历史的书籍。不过现在我们在科学上所谓历史，当然专指第一种人类过去的活动而言，并不是历史的著作，或历史的书籍。什么叫作研究法，这是很简单的，所谓研究法，就是探讨真理的方法。历史上的真理是什么？这当然是人类过去活动的真相。现在我们可以总括起来说：历史研究法，就是探讨人类过去活动的真相的方法。
在这里我要附带地说一句话：我们现在所谓历史研究法，同我们中国从前所谓“史法”，完全不同。从前中国所谓“史法”，专讲“褒贬笔削”这一类话；至于现在的历史研究法和我国向来所谓《春秋》的笔法完全不同。你们读完我的文章以后，就会明白现在的史法是什么？不论所谓《春秋》的笔法是否出诸孔子的本意，还是出诸后人的附会，当然大有讨论的余地。因非本讲范围所及，所以不去论它。
还有一点，我们中国人研究历史，向来注重历史的评论，就是所谓“史论”。就在现在普通学校里所出的历史题目中，还常常发现“汉高祖论”、“唐太宗论”和什么“萧何、宋濂优劣论”等不伦不类的东西。我们要知道：这种信口开河、事后论人的办法，无论它说得怎样天花乱坠，根本上完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风凉话，绝对不合科学态度的。即使退一步说，假定在文学中我们应该有如此一类的作品，那么它亦应该归入别的范围，不应该在历史著作中占丝毫地位。《四库全书》史部中史评一类的著作是科举时代的古董，除一部分与史法批评有关的著作以外，其余都应该排斥的。
现在继续讨论历史研究法的对象。历史研究法的对象，当然是历史；所谓历史，就是刚才所说人类过去的活动。不过这句话是很空泛的，究竟人类过去的活动是什么？照现在历史家的意见，人类过去的活动大体有五个方面（aspects）：（一）经济方面，（二）政治方面，（三）教育方面，（四）艺术方面，（五）宗教方面。历史所研究的就是人类过去这五个方面的活动。但是我们此地有二点要注意：第一点，就横的方面讲，我们对于这五个方面并不是研究它们的支体，应该研究它们的浑沦，所谓浑沦就是这五个方面所并成的一个整个东西。第二点，就纵的方面讲，我们要研究的是这个浑沦的变化，并不是研究它在各时代中的静止（static）状态。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研究活的和动的人类史，不是死的和静的人类史。什么是活的和动的人类史？怎样去研究它们？我们下面再讲，此地暂置不论。
在这里我又附带了一个感想，就是我们中国向来研究历史，差不多统是注重在片面的同部分的方面，或者在静的同死的方面，难得可以找出一本研究中国历史的书，能够注意到综合的和变化的一方面。例如：研究文化的状况，他们只知道分门别类地直叙下来。至于中华民族在某一时代中整个的文化状况怎样，他们就不去注意了。又如研究官制的沿革，他们只知道将历代的官制平铺起来。至于秦代的官制何以到了汉代就发生变化，其变化的情形怎样，他们就不去注意了。所以中国从前的历史著作是破碎的，不是整个的；是死的，不是活的。
现在讲一讲历史研究法和自然科学研究法不同的地方。第一，就是观察点的不同。科学方法里面的观察点，是在各种实质上求他们相同的地方；而历史的观察点，完全注意于实质上各种不同的地方。概括地说：科学方法，是在各实质上求同；历史方法，是在各实质上求异。第二，就是研究对象的性质不同，科学所研究的，专注意在许多实质中某一种原质，所以非常单纯；而历史所研究的，并不是研究许多事实里面的某一点，乃是将一件事实的各方面，作普遍的各个的研究。还有科学研究的范围，是有一定的，它总是由复杂而简单。至于历史研究的范围，就没有一定了：我们可以研究一个朝代的历史，也可以研究一个小时的历史；我们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也可以研究一个人的历史。还有一点，就是历史处处要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换句话说：就是历史的事实绝对不能离开地方和时代。时与地实在是历史事实必要的元素。至于科学就可不受这种限制。科学的真理，一旦发见以后，无论古今中外，都可以应用起来。第三，历史研究法的步骤和自然科学研究法的步骤，也不相同。自然科学方法所用的步骤，是观察和实验；而历史所研究的事迹，都是已经过去的了，没有方法可以观察，可以实验。所谓“生死人而肉白骨”，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因此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就是历史这种学问，可以说是纯粹主观的学问；而自然科学，大体上可以说完全是客观的学问。
在这里我又有一个感想，就是现在我们中国人谈历史，动不动就在历史里面求因果这句话我们从上面所讲的看来，可以说是无根之谈。他们以为自然科学都讲因果，历史既然是一种科学，所以历史也应该讲因果，这种比附的论调，完全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出中国史学界唯一天才章学诚先生对于历史上的客观和主观，应该怎样辨别，怎样调和的名言。他在他的名著《文史通义•史德篇》上说：
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
他此地警告研究历史的人要注意“天人”之际。什么叫作“天人”？依我的解释，所谓“天”，就是客观；所谓“人”，就是主观。他叫我们要将历史上的客观和主观两种东西分别清楚。他又说：
史所载者事也……事不能无得失是非。一有得失是非，则出入予夺相奋摩矣；奋摩不已：而气积焉，事不能无盛衰消息。一有盛衰消息，则往复凭吊生流连矣；流连不已，而情生焉。
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既然是人，而且研究的又是人的事，凭今吊古，当然要从主观方面生出气和情来。所以他说：
气得阳刚而情合阴柔，人丽阴阳之间，不能离焉者也。
照这样说起来，岂不是天人——客观主观——之际，在历史研究上永远没有分离的希望了么？章氏却以为不然。他居然提出一个调和的办法。他这个办法，我以为非常透辟，非常精到。他说：
凡文不足以动人，所以动人者气也。凡文不足以入人，所以入人者情也。气积而文昌，情深而文挚；气昌而情挚，天下之至文也。然而其中有天有人，不可不辨也。……气合于理，天也。气能违理以自用，人也。情本于性，天也。情能汩性以自恣，人也。史之义出于天，而史之文不能不藉人力以成之。人有阴阳之患，而史文即忤于大道之公，其所感召者微也。
这就是说：历史家发表出来的东西，应该而且不免“气昌而情挚”。不过我们所发的气，要能够“合于理”；我们所生的情，要能够“本于性”。那么“尽其天而不益以人，虽未能至，苟允知之，亦足以称著述者之心术矣”。换句话说：就是气和情虽是纯属主观的东西；但是假使我们心中所发生的是合于理的气，和本于性的情，那就不至于以私害公，以个人的情感埋没史事的真相了。所以这种气和情，仍可以当作客观的东西看。这真是中外史学界中未曾有过的至理名言。就是现代西洋新史学家恐怕也不能说得这样透辟精到。如果我的解释不错，那么章氏这几句话，实在值得我们的服膺，值得我们的表彰。我现在再把他的话图示如下：
现在再讲一讲历史研究法和社会学研究法不同的地方。我以为第一点就是两者的目的不同。社会学的目的是在求人类活动的通则；而历史的目的在于研究人类活动的浑沦。第二点两者所用的方法，亦不相同。社会学的方法，是在过去活动中求相同的地方；而历史则在过去人类的活动中，求不同的地方。因此他们研究所得的结果，亦完全两样：社会学研究所得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的定律；历史研究所得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的浑沦。在这里我可以简单地再重复一句：我们将历史和自然科学或社会学比较以后，我们一定可以明白历史里面决没有所谓“因果”这种东西，因为历史所研究的是人类活动中特异的东西，既不是重复的事实，亦不是贯彻各种活动的定律。
照这样说起来，那么历史究竟是什么？我说历史还是不失其为一种科学。因为科学是有条理的知识，而历史原来也是有条理的知识；科学的目的，无非是寻求真理，而历史的目的，也是要寻求真理，历史求真的态度，完全是科学的态度。所以历史的形式和精神，虽然远不如自然科学那样的完备和饱满，我们仍旧可以把它列在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里面去。
以上所讲，是历史研究法的大概情形，以及历史研究法与其他科学方法不同的地方。现在继续讨论历史研究法的步骤：
研究历史可以分为三个大步骤：第一步是搜集材料。这是一步基本的工作，无论研究哪种科学都不能缺少的。第二步是分析。把搜集到的材料，按其性质，加以种种解剖的功夫。这一步工作又可分为辨别真伪、知人论世和明白意义三个阶段。第三步是综合。将分析研究所得的结果，全部综合起来。这一步工作也可分为断定事实、编比成文和勒成专著三个阶段。经过了这三步工作以后所得的结果，便是历史的著作。所以就方法讲，搜集材料是起点，著作成书是终点，中间一定要经过许多分析和综合的功夫。现在图示如下：
再就内容讲：史料是起点，事实的真相是终点，中间桥梁是一般史料的供给者。现在再图示如下：
我们因此应该明白所谓研究历史并不搜到材料，就立刻可以得到著作；亦并不是看见史料，就算是明白事实的真相。因为中间必须超过许多阶梯，排除许多障碍，方才可以达到我们最后的目的地——事实真相的叙述。历史研究法应该指导我们的，就是这许多阶梯怎样能够超过，这许多障碍怎样能够排除。
二 搜集材料
我们在上面曾经说过，研究历史的基本工作，就是搜集材料。史料的种类，可以根据两个标准去分别它们；根据形式的可分为二类：（一）遗物，为古代遗留下来的物质的东西，（二）传说，这一类又可分为三种：（甲）笔传，如刻文、书籍之类，（乙）口传，如歌谣之类，（丙）画传，如图画之类。根据内容的，也可分为二类：（一）原始的，（二）孳生的。普通以为原始的史料，是亲闻亲见的作品，当然比孳生的史料为可靠；因为孳生的史料已经经过第二手、第三手，或甚至六七手的转辗介绍，所以容易失去本来的真相，这是很合理的话。但是我们切不可以为孳生的一定不如原始的来得好。就研究的便利上讲，优美的孳生材料，也很可帮助我们研究历史的人，因为这种优美的作品，一定能说明它的材料的来历，使后来搜集材料的人，可以根据这种书来做搜罗史料的指导。还有一点，优美的孳生材料，对于考订的工作，一定非常精密，这也可以省掉后人不少的光阴。譬如司马光作《资治通鉴》，他并不是将所有材料不分青红皂白随便凑合弄来的。我们看他《考异》一书，就可以知道《资治通鉴》的取材，非常精审，非常谨慎。他能够将所有的材料，用种种严密的方法，断定它们的真假，并且在《考异》里详细说明他所以去取的理由。现代西洋所谓历史研究法，其精神和态度，原亦不过如此。所以假使我们要引用司马光这部书，就很可以放心，因为他已经做过一番切实考证的功夫了。像这种孳生的材料，其有益于后世学者，并不在原始材料之下。这是应该知道的。
搜集材料，当然要从目录之学入手。大概材料的搜集，有一个极重要的原则，这就是“赅备无遗”四个字。这不但研究历史应该如此，便是研究自然科学也应该如此。不过我觉得在我们中国的图书当中要搜集材料，求其完备，实在非常困难。因为中国书籍很少有系统的目录，而各书本身更无内容的索引。
在现在中国这种状况之下，所有书籍既然没有索引，对于材料的搜集，当然非常的困难。因此我们不能不备具一种耐劳耐苦的美德，抱着牺牲的精神，去做这种功夫。我们倘使要做一篇关于历史的文章，我们必须搜集到极其完备的材料，然后着手；否则宁愿搁笔；因为不是这样，就要有挂一漏万的危险。例如我们要做一篇文章，假定关于这篇文章的材料共有十种；但我只搜到了九种，还有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一种，没有找到，就贸然发表出来。可是另外一个人的作品却已搜到了那一种，那么我的作品价值，就因此大大减低，也许因为缺少了这一种材料的缘故，给旁人的作品根本推翻了，也未可知。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对于材料的搜集一定要以“赅备无遗”为目的。这非具有牺牲的精神和耐劳耐苦的美德不可。
三 辨明史料的真伪
我们知道我们虽然有了许多材料，可是离开著作当然还是很远；因为隔在材料同著作中间的，还有材料的供给者，就是普通所谓撰人。从起点——搜集材料——到终点——著作——距离既远，而且中间又夹有撰人，作伪和错误的机会当然很多。我们要想走通这一条路，不能不用一点廓清的功夫。在史料里面，有许多书是后人伪造的，亦有因为辗转传抄，所以脱误极多的。我们遇到这种情形，应该怎样去辨别？这一点在历史的研究上，也很重要。
在这里，我要附带地说几句话，就是我们中国研究历史的人往往以为历史的材料，就是历史。普通历史的著作里面常有引用了一个古人的话，就下起笔来。究竟那件事情的真面同史料上所述的隔开多少，史料所述有无错误的地方，他们都不十分去注意。这种轻易成功的作品，不但不合现代归纳方法的原理；而且有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的危险。所以从事研究历史的人，对于无论什么人的话，都要抱怀疑的态度。决不能因为孔子或是司马迁如此说，我们就盲目地相信他们；对于他们的话都应该一一加以研究。王充、刘知幾、崔述以及清代所谓汉学家的态度，就是我们的好模范。
普通辨别手稿的真伪，比印本来得容易。手稿的辨伪法，第一要注意它的纸张。明代所造的纸和宋代的纸，敦煌石室中所发见的纸和我们现在所用的纸，其不同都是显而易见的。倘使某书的纸张同某代所用的不合，我们就可以知道它是伪书。第二要注意它的书法。各代的字体各不相同；现在的书法，不但和宋代、元代或明代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就是和清代前半期人的手笔，亦大有区别；普通碑帖家、版本家、古董家，都能够一望而知。此外再去察看它的内容，书的真假就大致可以辨明了。所以我们要辨别手稿的真伪方法比较的简单。
至于要辨别印本的真假，就比较困难了。从前的木版书和现在书局所出的铅印书，装订同字体总是大致相同；各书形式上的特点都完全埋灭了。我们要辨别它们的真假，唯一的办法，就是察看它的内容。首先要注意到文字与时代，是不是相合。因为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章，各有各的风格。清代人要伪造明代的书籍，他一定要不知不觉地参入清代作家的韵味。又如清代以来新造的名词很多，如果以这些新名词去伪造古书，一定要闹成笑话。此外还要看著书人的见解同眼光，是不是合于那个时代一般知识界的情形。以上所说的方法不过最粗浅的一部分，有许多地方，完全要靠着经验。我们要知道辨别古书的真伪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许多古书的真伪，到现在还是在争议之中，如“十三经”中的《周礼》、《左传》等书，便是一例。
我们研究古籍，一方面要辨明它的真伪，一方面还要订正它的错误。文字错误在古书或者现在出版的书籍里，都是不免的。错误可分两种：（一）有意的错误。这大概出于传抄者或校对者的自作聪明。他们对于原稿有不明白的地方，往往不去问——也许无法去问——著作人，就凭着自己的意思，随意凑合上去。这就是颜师古所说的“末学肤受，或未能通，意有所疑，辄就增损”的意思。这一种错误，往往似是而非，极难辨别，甚至永远无法订正。（二）无意的错误。有的是字体混乱；有的是前后颠倒；有的把两个字并成一个，或者一个字析作两个；这在古书里面都是常见的，在版本恶劣的书中，尤其如此。我们只要翻看王念孙的《读书杂志》，就可见一斑。
四 知人论世
史料的供给者——普通所谓撰人，在历史研究上，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因为他是一个引导我们从起点到终点的媒介。我们有优美的媒介，就不至于被人家引入歧路中去。所以我们对于做媒介的撰人不能不加以慎重的考问，这就是历史研究法中所谓“知人”。我们要“知人”，第一应该知道著作人的名氏，而且要断定他是否伪托。第二应该知道这人的性格；这一点又可细分为下列六项：（一）天资如何？是否耳目聪明的人？（二）学识如何？是否是博学多能之士？（三）地位如何？是否站在相宜的地方，可以目睹耳闻一切的经过？（四）成见如何？是否有好恶爱憎的偏见？（五）心术如何？是否心口如一？（六）文才如何？是否能词达其意？
我们要知人，就要根据上面所提第二点里面六个问题细细去读他的著作，而求得满意的答案。中国人所谓“文如其人”，就是这个意思。这一点，对于供给历史材料的人，尤其要注意。此外做书的时期和地点，也应该注意到；看撰人著书的工作是否进行于相当之时和适宜之地。我以为历史材料的供给者和一般著作家必须具备下列几个理想的条件：（一）耳目聪明；（二）意诚心正；（三）至公无私；（四）学问渊博；（五）识见卓越；（六）长于文才。（一）属生理，（二）、（三）属心术，（四）、（五）、（六）就是吾国所谓良史的“三长”。假使我们自问没有具备这六个条件，我们就不配而且也不应该做著作家或史料的供给者。
在这里我还有一点附带的感想：我们知道这种理想的著作家，是不容易得到的。所以我们中国从六朝以来笔记、文集之类虽然很多，但是内中材料可用的很少。可是现在中国不免有少数学者专从百家杂碎上去做功夫，反将正史置于度外。这真是可谓“舍正路而不由了”。我以为我们不去研究中国史，那就罢了；否则非从正史入手不可。
五 明了史料的意义
有了材料之后，应当明白这些材料的意义，因为有许多书籍——尤其是古书——往往意义晦涩，不易了解。这一步工作可分作“意”和“义”两层来讲：
（一）字义的注释 文字的意义常随时代而变化，所以有许多地方，我们不一定可用现在的意义，去解释古代书籍中的文字。这凡是读过古书的人都应该知道的。又有许多文字的意义随地不同，如扬雄《方言》上所说的“不过”是一例；便是现在，也还有这种现象。有时候两个著作家对于同一个字的意义各抱不同的解释。又如古书里所用的同是一个字，亦往往因为上下文的关系，在同书各篇中各具不同的意义。所以我们研究古书的时候应该知道：文字的意义常因时代和地域而不同；又因著书人的运用而不同。在同一书里又因文章的结构不同而不同。这都是训诂学上的问题，其中详细情形，一言难尽，此地不能多说了。
（二）真意的领会 文字意义明白之后，我们还要领会著作的真意，这就是研究著作者做这部书的时候有没有变态的心理和欺骗读者的动机。什么叫作变态的心理，我们后面再讲。至于欺骗的动机，大致有六种：
（甲）自私自利：对于有利本人，或本团体的事情，加意地夸大；官样文章、宣传作品，都是著例。（乙）为势所逼：有种事情，他本人并不愿意如此说，但为情势所逼，所以不得不如此。（丙）心有好恶：论人论事，都凭着一己的爱憎。（丁）心慕虚荣：本来不是自己做的事，偏说是自己做的；譬如近来张作霖的被炸，当时有好几部分人争先通电自命为凶手，以表自己对于革命的有功，几乎闹出代日本人受过的大笑话，就是一例。（戊）取悦流俗：一般人的心理，往往为迎合群众起见，公然说出“昧心之谈”，其例不胜枚举。（己）自炫文采：这是一般文学家的通病。《文心雕龙·夸饰篇》说得很透辟，此地可以不赘了。
总之我们要明白历史材料的意义，除字义的训诂以外，对于著作者有无欺骗后人的动机和变态的心理，都应当加以探索。史料意义明白以后，我们才可以去决定史料价值的高低。
六 断定历史的事实
我们既然知道供给历史材料的是什么一种人，同时并辨明材料的真假，了解著作的意义，我们就该将这种材料集在一处作第三步综合的功夫。综合功夫我们前面曾经说过，亦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就是事实的断定。关于事实的断定，大概以二个很简单的原理做根据：
第一个原理就是断定事实，应以这件事实的可能与否为基础。这是一个极简单的前提。在我们断定事实之前应该先研究这件事实，就我们经验上所知道的和现代科学上所发明的而论，究竟是否可能。如果可能，我们当然可以假定它是容有。否则虽然人言凿凿，我们亦不能相信它。例如中国的私家笔记里，往往充满了鬼怪狐狸种种荒诞不经的记载，甚至在《易经》里亦有“河出图，洛出书”这一类奇谈。这种事实断没有存在的可能，我们当然不能相信。不过我们同时亦要明白可能的事实，不一定就是容有的或曾有的事实。现在我国人在学术上的讨论，往往以为可能的事就是容有的事，或者甚至以为就是曾有的事。这是武断，不是科学的论证。我们要注意。我们要证实一件事实的曾有，不能不用第二个原理来做根据。
第二个原理就是断定事实，至少应有两种以上的记载之暗合。我们所有材料中间，往往有种种不同的或矛盾的报告；所以要断定事实的有无和真假，看来好像很难。但是我们所根据的原理却非常简单；就是可能的事实，我们要证明它的曾有，至少非有两种以上暗的证据不可。因为假使一件事实有两种以上的材料能够不谋而合、不约而同地来证明它的曾有，那么它的真确自然无可再疑的了。
不过此地亦有一点应该注意，这就是在古今中外的人类里面，总不免有一类人，不问他是一个学者还是一个普通人，不知不觉地怀有一种因错觉或因幻觉的变态的心理，喜欢虚构事实，妄言欺人。知识幼稚的人听了，亦往往转辗相传，以为真有其事。从前笔记中所记的和现在愚人口中所传的神怪，都是由这种心理发生出来。我们对于这种史料，不但有两个以上的证明不能相信；便是有一百个一千个以上的证明，我们亦应该根据上面那个原理根本上去排斥它。中国正史里的五行志以及各种笔记里的鬼怪狐狸，尤其是唐代以来的百家杂记，都是很显著的实例，我们在断定事实的时候，至少应该抱王充的态度，加以科学的或常识的衡量，不要受欺才好。
现在我们究竟怎样着手去断定事实？我以为第一步要博览群书，搜求必要的材料，并随时加以上面所述的分析功夫。第二步当读书的时候，应该勤事札记。依照材料的性质分别笔记下来，以类相从，以备比较同断定之用。读书笔记之后，可以得到下列三个不同的结果：
（一）所得各种证据不约而同：这种事实当然可信的了。
（二）所得各种证据言人人殊：这种事实，就比较的难以断定；有时在若有若无之间，那只好阙疑了。
（三）我们所得仅有一个孤证：这种事实，我们至多只能说它“容或有之”，不能凭一个人的证明就断定它确有其事。
我常常觉得我们中国人，一面欢喜武断，一面又不肯怀疑。这个习惯，恐怕是从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因为当时的读书人，对于孔子的话，同朱子的注，不管它们合理与否，总得认为天经地义，丝毫不敢违反。这种不合科学态度的旧习，我们应该打破它。对于古书中所记的事实都应该抱“鉴空衡平”的态度去侦查讯问，然后再下断语。程颐所说的“读书先要会疑”，真是科学上的格言。我因此常常回想到我们中国的“二十四史”以及其他史部的书籍，如果用现代科学的标准来衡量它们，它们的地位实在有根本动摇的危险，中国向来一班正史的作家我们虽然知道他们决不会虚构事实，但是他们不但不肯说明他们断定事实的理由，而且并不愿宣布他们材料的来历。这种深闭固拒的态度，极易使后人误会他们的工作是闭门造车。衡以现代科学的标准，最多是“一面之词”罢了。所以我们要整理中国史，对于史料还要先做一番“探源”的功夫才行。我们因此更不能不佩服司马光了。他能够将他撰述《资治通鉴》时断定事实的经过在《考异》中宣布出来。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比较其他偷窃掩饰的著作家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七 比辑历史的事实
我们既然断定了事实的真确与否，就该把它们编成有系统的著作。着手编纂的时候，有两点应该注意：就是编辑前应该考虑的问题，和编辑时所用方法的问题。现在大略地加以讨论。
编辑前应该考虑的问题，我的意思有六个：
（一）定主题（topic）的界限：这就是确定我们研究题目的范围。使它可以概括我们所要说的话。
（二）定史事的时期：对于我们所要编纂的史事，定下一个发生和结束的时期。
（三）定史事的去取：在已经断定的事实当中，决定哪几件应该取用，哪几件应该割爱。
（四）明陈迹的变化：各件事实集合之后，我们应该细细去考察它们相互之间有没有因果的关系，每类事实变化的经过同变化的情形究竟怎样？
（五）定史事的重轻：在许多事实中，应该辨别它们的地位在这个主题里究竟孰轻孰重，以便笔述的时候没有详略失宜、轻重失当的毛病。
（六）定烘托材料的多寡：一篇叙事文要使它有声有色，那非有相当的烘托材料不可。究竟这种材料的分量，应该多少，宜加熟虑。
我们对于上述的六个问题加以考虑之后，方可着手编比。所谓编比的方法就是将上述六个问题使之具体化；换句话说，就是想出实际办法来。关于这一层，我的意思大致可以分为五点来讲：
（一）分成段落以类相从：例如关于经济的事实，归入经济一类；关于政治的事实，归入政治一类。此外如教育、宗教、艺术等等，也各归其类地排比起来。再依时代的先后和事实本身的重轻，一一加以叙述。其余和主题没有密切关系的事实一概割爱。
（二）求各段间之连锁：各段落中各类事实之间当然不能绝对分开，必须使它们相互间发生极密切的关系。要使它们发生极密切的关系，就是要注意而且叙明人类过去活动上五个不同的方面互相为因、互相为果的地方（这是因果关系，不是因果律），把它们揉成一个整个的浑沦。这样我们才可不致再把所谓通史编成一种类纂式的书本。近来我国有人主张用分类法来编中国文化史，就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这一点的缘故。
（三）注意特异的变化：历史上的活动，普通可以分成三个步骤：（甲）原状，（乙）改造原状的运动，（丙）改造运动的结果。我们编辑历史，对于改造的运动应该特别注意。我们中国人编纂历史向来只是偏重原状和结果，对于极重要的改造运动，或者语焉不详；或者绝不提起。我们随便找一本历史的著作，都可以看得出来。例如它们对于秦代的官制怎么样，汉代、唐代的官制又是怎么样，都能够罗列得非常详尽。可是秦代的官制为什么而且怎样会变成汉代的官制？汉代的官制又为什么而且怎样会变成唐代的官制？这中间经过的情形总是难得有人注意。我们在前面说中国从前的历史著作，是死的不是活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将来编辑中国史，应该竭力矫正上述的毛病。对于中国人过去五个方面的活动，处处要注意它们变化——亦称演化——的经过；换句话说，就是要着眼在改革的运动。那么我们研究的结果才可以称为活的不是死的历史。
（四）表明事实的轻重：人类五种活动在历史上地位的轻重当然不同，就是在一类里面各件事实的轻重亦当然各不相同。我们编纂历史的时候，应该用什么方法去表示出来？我们中国从前的著作家要表示事实的重要时，往往用许多不合理的形容词来赞美或攻击一个人或一件事。在现在科学发达的时代，就一句话，用一个字，都有一定的分寸；这种不负责任、信口雌黄的办法当然绝对不能再用。换句话说，就是要用文学的手段来应付历史的叙述，在现在科学上是不容许的了。在历史著作里面要表示事实的轻重，方法非常简单：就是遇到重要的事实，记得详细一点，使它多占一点篇幅；遇到不重要的事实，记得简单一点；那就够了。这样做法，读者自能于不知不觉之间感到各件事实的地位究竟怎样。我们正不必虚费时间和脑力去做舞文弄墨的功夫。
（五）烘托材料之运用：历史文章要使得它能够“情挚气昌”，烘托的材料当然不可缺少。例如描写一个人的品格或一件事实的重要，都不妨用一些寻常的琐事去陪衬出来。至于这种烘托的材料究竟应该用多少，那却可由著作家自由去决定。这一点要看著作家的识见如何。具有别识心裁的人应用烘托的材料，一定能够恰如其分，不致闹出画蛇添足的笑话。良史的才、学、识“三长”里面所以以识为最是难能可贵，这亦是一个理由。
以上五个方法看来很是简单；但是要运用得宜还是要靠学力和经验。
八 勒成专门著作
上述的工作做完之后，研究的事业还不算成功。我们还有最后的一步，就是著作。这一步工作亦很繁重。我们着手的时候，应该注意的亦有六点：
（一）文史要分别清楚：文学同历史完全是两种东西，我们对于它们的界限，应该绝对划清；我们断不可用文学的手段去做历史的工作。因为历史的根据是固有的事实，文学的根据是作者的神思——就是所谓想象力。神思是可以冯虚御空的，事实是不能由我们自由去颠倒或虚构的。简单地讲，就是陆士衡所说的“文翻空而易奇，事征实而难巧”两句话。历史的文章处处要受史科——或者不如说事实的真相——的限制，绝对没有自由行动的余地。一旦有了自由，那就是文学的作品，不是历史的作品。
（二）著作要一线贯串：当我们著作的时候，要能够明定范围，揭示纲领，才能使读者有振衣得领、张网挈纲的乐趣。要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要靠我们的卓识和真实的功夫。历史著作上所谓一线贯串，和文学作品上所谓一气呵成，原是一样。不过我们要知道历史著作上的所谓一贯，是以校勘、训诂等等的考订功夫做基础的。
（三）著作者要有反省功夫：我们要希望自己的著作有一贯的精神，应该多用一番反省的功夫。这就是著作完成之后切不可急求名利仓促出版，以致闹成笑话。当我们的著作未出版以前，自己先要再三阅读，细察内容有无失检或谬误的地方，以便随时加以修正。如能请相知的和相当的学者代我们自己再去校阅一番，那就更好。中国向来有名的著作家大半都是如此。我们的作品，不必问人家懂不懂，先要问自己懂不懂；不要让人家来批评，先要自己去批评。我们要知道：研究学问最高尚的目的，在于利人。假使退一步说，我们所抱的目的在于营利，那么我们亦应该以相当良好的商品去取得他人的代价。倘使以恶劣的商品去骗他人的金钱，这在商业道德上已是说不过去，何况关系学术的事业？
（四）叙事要恰如其分：叙述史事的时候，下笔要特别慎重。史文和史料，必须表里相符，史文应该绝对反照事实的真相，丝毫不得增减。可疑的应直言其可疑，可信的应直言其可信。是非虚实，秉笔直书，才算是正当的办法。学术上最可贵的美德就是“忠实”两个字。章学诚所说的“传人适如其人，述事适如其事”，就是这个意思。
（五）要尽量利用成文：历史著作中引用成文愈多愈妙。历史家和文学家不同，对于成文决不可过用割裂剪裁的功夫。历史的文章非到万不得已时，不应该自己造作。对于有一定程式的史料和足以表示历史人物个性的成语，尤其不可凭文学上“言不雅训”的理由，任意地去改头换面。因为这样，才能保存史事的真相。
（六）著作中要附有注脚：注脚这种东西在现代各种科学的著作上，都占极重要的地位，几乎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注脚的好处，简单说来，大致有四：
（甲）表明材料的来历：现在无论研究什么一种科学，非得广搜材料来做根据不行；所以凡是一种作品，非得旁征博引不可。有了注脚，就可以表明这种作品的根据何在；这些根据是否强固。
（乙）保存可用的书目：在作品里面，附有注脚，那么别人要想对于同一主题加以更详细的研究时，他就可以将我们作品里所附的书目当作一部分的指导。而且假使我们所引用的书籍，因为年久失传的时候，后代人亦可以在我们的作品里，窥见一二。中国有许多已经散佚的古书，往往因为他人书中引用的缘故，得以重见天日，就是很显著的实例。
（丙）革除剽窃的恶习：剽窃是一件极不道德的事。如果著作中有了注脚，我们不但可以避去这种嫌疑，而且可以自然而然地革除这种陋习。
（丁）表示作者的人格：著作中间，如果有注脚，那么著作者见闻的广狭，功力的深浅和心术的诚伪，都可以使读者一目了然。这种光明磊落的态度不但合于现代学术公开的精神，而且有功于学术的进步。剽窃成书原是掩耳盗铃的举动，识者不为。
至于注脚，大概可分为下列三种。（一）注明所引书籍的章节。如单是罗列书名不注明章节，那不但不便于读者的复核，而且不免有未曾读过、盗名欺世的嫌疑。（二）详录成文。倘使很重要的成文，在本文中容纳不下，应详附注中以便读者观览。（三）考订事实异同。这种注脚，比较最难，但是亦最重要。它差不多将著作家研究工作的全部经过都表示出来。著作家于此不但以真理给人，而且以求真的方法给人；这是学术上一种理想的境状，我们应该努力去达到它。《资治通鉴•考异》和《三国志注》就是属于这一种。
九 整理中国史的一个愚见
历史研究法里的三大步骤，现在已经约略讲完了。最后我还要附带地申述一点感想。我常常觉得现在中国研究历史的人所抱的野心太大。他们以为要想整理中国史总要从全部做起，好像不如此，就不配称为历史家。因此人人都想编一部中国通史，却始终没有一个人成功。原来在从前已经有“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的感慨，何况“二十四史”？这种愚公移山的见解，和从前哲学家研究自然，定要从宇宙全部入手一样的大而无当，我们应该怎样去纠正它。
整理中国史在事实上既然因为规模太大，非常困难，所以我们应该提倡一个分工的办法：这就是各人就他的能力和兴趣所及，分头担任中国史上任何一个问题，切切实实研究出一个结果来。现在的西洋史学界，就是如此。从来没有大胆的人敢负起研究英国史或美国史全部分的责任；因为他们知道一个人的能力和时间都是很有限的。他们现在所以能够有各国通史甚至有世界史纲，并不是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因为已经有许多专篇著作可备参考，可备取用的缘故。所以我们要想整理中国史，要想做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应该从研究小规模的问题着手，先产出许多专篇著作来做基础才行。如果大家都抱着一手包办的野心，那么这部中国通史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所以我的意思，我们有志于整理中国史的人应该分工来干，各人尽各人的力量，先去研究历史上的小问题；把研究所得的作成专篇，一二千字也好，一二万字也好，总得以彻底解决，不劳后人再起炉灶为主。将来中国史上所有的问题，都一一研究解决了，那么想编通史的人，就可以利用这种材料，编成一部尽善尽美的中国史。如果史学界的同志都能够这样做去，我们中国史的整理和通史的编纂才有办法。
我们此地还有一点要注意：就是我们要整理中国史，当然不能没有相当的史料。中国史料中最可珍贵的一种就是“二十四史”。现在好像有人以为有了通史就可以不要“二十四史”，这是完全不合理的主张。我的意思，我们一方面固然应该努力于通史的编辑，以便普通人的阅读；一方面亦应该拥护我们可贵的史料。因为没有史料，通史是没有办法的。总括的一句话：历史研究法的本身，先要分析，后再综合，显然具有分工合作的精神。我们有志于整理中国史的人，亦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先努力去做专篇的著作，再去作通史的功夫。行远自迩，登高自卑，这是科学家进行工作的步骤，亦应该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进行工作的步骤。我很希望我国的新史学家少抱一点编辑通史的野心，多作几篇彻底研究小问题的专著。
（《民铎杂志》）
我们怎样去研究地理
王伯祥
地理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研究地理？我想，这些问题在一般在学的朋友是大家都能解答的，好像值不得再提出来重复讨论。但有些人对它的感想，总以为不过是地名方位的记忆，是一种枯燥无味的学科，也是不可讳的事实。那么，我们不但应当把“怎样去研究地理”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且上边两个问题，也有先行讨论的必要了。今且就我个人闻见所及的一点零碎东西，把它记录出来，跟大家商量一下。
一 地理是什么
地理的成为学科很难下确切明了的界说。他的范围，最富伸缩延展的可能性，说得狭一点，便是地面上现有的自然现象；说得广一点，简直无所不包，竟可说是各种科学的集合体。譬如把大陆、海洋、岛屿、川泽、山脉、高地、平原、沙漠一类的名目举出来，大家都知道是地面自然的现象，我们只消用许多类名来统摄它们，一一予以解释，便把这些自然现象说明了。这种类聚解释的功夫，我们不能不承认它是地理学的职务。但我们一究大陆是怎样构成的，山脉与岛屿有怎样一种关系，便牵涉到地质学了；一究风雨的起因是怎样的，沙漠与海洋的现象，为什么有时有很相类的部分，有时有极相反的征象，那便牵涉到气象学了；一究地球在天空中究居怎样的位置；地面各处的气候为什么寒温不能一致；昼夜的长短为什么有些地方终年平均，有些地方长短变化，有些地方竟半年为昼，半年为夜；日蚀、月蚀、潮汐等现象究竟怎样起的，那更牵涉到天文学了。这不过随便想起的问题，已经涉及很大的范围，何况还有凭着大地活动的种种人事现象呢！原来人类的生活，与四周的自然界最有密切的关系，人类的生活固然离不得自然界，自然界的运化也不能脱开了人类而独显它的功能；所谓“离人无地，离地无人”的公理，早为一般人所公认了。所以推究人类活动的一切现象，实占地理学上极重要的位置。人类活动的现象既极繁赜，则探求研索的人，必且编涉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语言学、宗教学等的籓篱，然后才有旁证互通的趣味，得到一个真正的着落。地理学的涵义这么广漠，我们若为有统系的研究，自然必须把它下一适当的界说，才可了解它的真相。
这界说怎样定呢？实在不容易下得恰当。我们如只粗粗一想，则究明一山一水的状态，未尝不是地理的知识，然而支支节节的太觉片段，太觉零碎，则又宜求会通，自成一个统系。据一般学者的研究，对于地理学的界说，约有三派主张：
（一）研究地面自然现象的真相。
（二）研究地面自然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三）各科学研究的综合
这三派中，一派太偏自然，不能包括地理学的全体。因为地理学的目的，不单是认识地球表面自然界的实况，还要研究这自然现象与人类的生活有怎样的关系。三派则范围太广，只可依为精深研究的根据，似乎与普通地理学的目的不能适应。那么合乎一般目的的，只有二派最适我们的要求。原来我们在地理学上唯一的需求，就是要了解这环境于我们四周的自然环境。所以简单说来，地理只是关系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地理学只是究明这自然环境怎样会得影响于人类的生活。
二 为什么要研究地理
我们既然知道地理只是关系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那么，“为什么要研究它”的问题，当然已有较切的解答。因为人类的生活固然受自然环境的支配，而自然环境也因人为的事实而变动。所以人类的生活与自然环境，是一刻不可分离的。这样说来，我们的生活已为自然环境所限，似乎不能不顺应它；但我们的希望，总想把它改造了，使它来顺应我们，决不甘心被环境把我们完全征服。然而怎样才得改造呢？那第一要究明的，便是这自然环境的真相究竟怎样，它影响到人类的生活又怎样。把这几点究明了，然后才有鲜明的关系显露出来，于是哪一项可以改造，哪一项只能顺应的事实，般般清楚，我们便得到一个进行的方针。我们不必说什么远大的话，只要出门问问道路的远近，居家问问风土的宜忌，已随处脱不了应付的方法。如欲进一步，求为事业的帮助，则尤其不可忽略这环境的研究了。譬如政治家要讨论怎样地施政设治，自然必需周知天然的形势和各地的民情；商业家要打算怎样地调盈剂虚，自然必需熟悉货物的支配和运道的便否；军事家要规划怎样地设防置守，自然必需编察形势的扼塞和输送的途径。这许多必需的条件，试问能不能离开地理的研究？因此，我们自己要明白自己的生活意味，就不能不对于环绕着自己的自然环境求一个真知灼见。换句话说，我们所以要研究地理，便是要了解自己的地位。
三 怎样研究地理
地理的关系于人生这样的切要，而地理内容的包含又这样的繁富，我们怎样去研究，打从什么地方入手呢？骤然想来，固然很茫漠，很笼统，似乎无从下手。其实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总有一个较有界限的范围，研究学问，也是这样。虽是做精密考查的不能不广讨旁搜，以求其通，然而范围终得勒定，才可较有把握。不然太广泛了，竟要弄到像大海迷津一样，必致泛滥无归的。今先假定一个研究的目标，这目标可分三步：
（一）就地理表面的种种自然现象一一究明它们的真相。
（二）就已然的现象——现在地面上人地相互共存的现象——和已然的事实——历史上已往的事实——归纳起来，究明地理环境与人类生活的关系。
（三）根据（一）、（二）两步所究明的事实，——人地间的真关系——推断人类对于地理环境应当持怎样一种态度。
这目标假定了，我们才有研究的根据，才有从入的途径。但上边所列的事项，尚有几点必须说明。如（一）项所说的自然现象，即所谓自然环境，它围绕在我们的四周，纯由山海川泉地形，寒暑燥湿等气候，动植矿物等天产所构成，都属于地理的现象，所以又称作“地理的环境。”又如（二）项所说的人类生活，便是社会的现象，这现象的构成纯以人事为主，限于人与人之间相互的活动，属于历史的现象，所以又称作“历史的环境”。这地理的环境和历史的环境，虽是同样的影响到人生而不可分，然而从研究的范围说，固各有各的界说。譬如从地理的环境推究到人类与它有怎样的关系，这固属于地理学的责任；但从历史的环境推究人类怎样地利用自然而获得这样的环境，却属于历史学的范围了。我们须知地理的研究，只要根据历史上已然的事迹，来借以究明这地理的环境怎样地影响于人生，并不要考索人生在这环境里究竟怎样地活动过来。所以从事地理研究的人，只需把地面上种种的自然现象和现今人地相互共存的现状做对象好了，一切牵涉别种科目的，也只需引用他们已经证实的结果来取资，不必一一深入别科研究的范围。因为地理学的范围，只在说明某种人为的活动，是原于地面某种现象的某种关系，而不在叙述人为的活动，于地理上有怎样的影响。从此，我们研究的范围，只在统观地面的人类为什么住在这一部分的有这样的生活，住在那一部分的有那样的生活，而不在研究人类为什么必住在地球，或为什么能在地面的某部分生活。如果研究的进程，顺着这目标去探讨寻求，而不致旁逸，则地理研究的范围，已有了一个较有边际的限度了。研究得愈精，则所持的限度愈狭。例如政治家欲就一国的天然地势，而讨论施政设治的方略，则有政治地理学；商业家欲就天然的产物，设法使它有无调剂，往来交易，则有商业地理学；军事家欲求天然的形要，来研究怎样地布防置守，则有军事地理学。各有分域，便各得专精，本来不在乎好矜浩博，反致错杂的。
这是就专门研究而论。若对于普通地理的研究，其实也只有一条大路供我们走。这条大路，便是地理的环境。我们在这条路上，可以向前推寻出自然现象的各部，影响到人类的生活究竟怎样；同时也可知道现在的社会现象是怎样一个来历。因为这条路上有三个主要的着眼点，一是地势，二是气候，三是物产，——我们走路的时候，只要把这三点究明，便可推测人口的分布为什么疏密不均，社会的组织为什么各地不会一律，人类能力的分布为什么不能平衡了。
今先说明这三个着眼点的重要关系：
（一）地势。凡海陆的位置，山川的分布，以及岛屿、湖泽、沙漠、丘陵等等一切地面高下凹凸弯曲分合的状态，都叫地势。这地势是组成地理环境的重要部分。因为地球表面的外形既由种种不同的状态，于是显出天然的界线，把地面分作无数的自然区域了。这自然区域的力量很大，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关系也很深，世界上有各种国家、各种民族的不同现象，可以说都是它势力之下的产物。就最显著的事例观察。已可括作下列四项的力量：
a．范围国境的大小。一国的面积，大概总为自然区域所限。住在这自然区域以内的人民，被高山或大河阻隔住，不能与外界的人民互通往来，他们的语言、风俗、性情、便渐渐地与别部分的人不同；于同一区域内却渐渐地结合而形成国家。如尼罗河、阿付腊底斯河、恒河、黄河、长江诸流域，都是绵延千里的广大平原，生聚既易，人口日滋，于是地广人众的国家，便在此等地方出现。如地域太促，则包容的国家自亦狭小，像希腊、瑞士那样只能容纳少数民族的活动，便是适例。
b．形成国与国间的特殊关系。国与国有什么关系，全看它们所处的自然区域与邻区有怎样的关系。莱因界线的所以成为德法相争之点，全因地势重要、位置优胜的缘故。爱尔兰与英吉利的争执所以迁延不休，也因地势阻越，风俗、习惯、宗教等完全不能相同而弄到这样的。西班牙明明置身于欧洲，而能不受欧洲政潮的影响，也因天然的界限把它范围着，所以它能闭关自主，专心注意于它的内政。
c．确定一民族立国的精神。这自然区域既能做一国的保障，当然也能于无形中养成一国国民的特性，确立他们立国的精神。民族性与所处的环境适合，则人地相彰，国势便得隆盛；如果不能适合，则国势衰弱，而且民族精神也必日就萎缩。譬如西班牙和英国的边界都是大海，那么非靠强有力的海军，不能维持一国的权势。西班牙的失败，完全因为人民偏狭的心理和海军的衰弱，便是不能适应环境。英国就得了一个教训，所以它竭力设法维持它海军的势力。
d．支配文化发展的方向。人类最初的活动总是最容易的地方入手，所以山川海陆的地位，就能决定移民或出行的方向。中国当秦汉以后，黄河流域虽已完全变为汉族生长老死的乐土，而人口日繁，几有不能相容之势，于是开疆拓土，竟成事理必然的结果。然黄河流域地位适中，比北部的松花江、辽河诸域则温暖，比南部的长江、淮河诸域则略寒，开拓的方向，自然不愿向塞北风沙荒凉的地方去移植，而一意认定江淮以南山明水秀的所在去发展了。因此，秦汉盛时，对北的计划只有阻匈奴的南下，对南则因长江流域的温和适宜，便逐渐南伸。自西汉以下，文化南行，东拓三吴，西辟巴蜀，慢慢地长江文化与黄河匹敌了；慢慢地长江流域变为全国文化的中心了。后来海道大通，闽广一带，因交通便利而隆盛于前；奉天沿岸，也以地居势要，便卓起于后。这两处地方，在今日同为文化政治的中心，而各有相当的地位，这便是天然环境启迪转移的功劳。
（二）气候。气候笼罩在地球各部的上面，分别显出寒暖燥湿的功能，实是组成地理环境的第二要素。地面的陆地虽广，而最适宜于人类生息居住的，只有温带和邻近温带的一部分。那么气候势力的伟大也可以相见了。所以我们只要熟察地面各处气候的近况，便可知生活在某种气候状况中的人类，究有怎样的文化地位。今把气候及于人类生活的力量，概括作三项来说明它：
a．移转民族的特性。英国的土地，因受潮湿天气的影响，非常肥饶，人民不用费多大力气，便能足衣足食，过很舒服的日子。他们的思想，自然以个人为重，所以英国人的个人主义，竟是气候的出产品了。但是英国人离开了英国，到荒野渴燥的澳大利亚去，在那边一个人要单独过他的生活，差不多是做不到的，于是主张个人主义的英国人便不能不立刻变成社会的一员，他的思想便趋向于社会主义的方面。所以澳大利亚有国有铁路、国有轮船公司、国有保险公司和国有的各种工业。
b．支配人类的行为。人民犯罪的种类，也因天气的不同而两样。在天气热的地方，杀人、殴打等罪非常之多；在寒冷的地方，最普通的罪是盗窃、赌博之类。这是因为在暖热地方，人口众多，人民互相接触的地方，自然也很多，所以人民所犯的罪，大半是人事罪；在寒冷的地方，人民稀少，互相接触之处自然也少，加以生产困难，人民为衣食起见，往往不得已而流为盗贼，所以人民所犯的罪，大半是物事罪。因有这种原因，各处人民的道德观念，因不同的气候而变迁，国家的组织和法律也受了极大的影响。
c．影响人类的身体。气候又能影响于人民身体发育的迟速和生育率的高下。印度地处热带，人民身体的发育，异常迅速，因之结婚特早。世界各民族有迟至三十岁才结婚的，而印度则常有十三四岁的女子已出嫁生子，甚且早就变为寡妇了。在南美秘鲁地方，有一个城叫怕司哥的，那边有居民一万四千人，但因城址建在海平线以上一万四千二百英尺的高原上，所以气候非常寒冷，人民身体收缩，生育率几等于零，就是母鸡生蛋，也孵化不出小鸡。在那里居住的人，差不多全是外面搬来的。又有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凡在高地居住的人民，大概总能征服别种人民，推广他们的势力范围，组织一个大规模的国家。因为他们受干燥稀薄空气的影响，能发展他们的肺脏和体力，所以他们的勇气非常充足。这类的例子，在历史上很容易碰到，如日耳曼族的入主欧陆，蒙古族的混一亚欧，便是最显著的适例。
（三）物产。凡地面上受自然或人为的培养，可以供给人类生活需用的东西，总称物产。这物产是构成地理环境的第三要素，它的产额的多寡和分布的遍否，很于人类生活有重大的影响。往往因天然产物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形成各地不同的社会现象。我们且就最普通的举例：
a．矿物的影响。矿产与国家发展的关系很大，所以有许多人就拿“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的名词，来表示古代文化发展的时期。到了后来用金银的时代，这两种矿产便变了很有价值的东西，为抢劫金银而发生战争，历史上不知见过多少次。在现今工业时代，煤、铁更是重要，国家有了这两种矿产，便有很大的利益。法国甘冒不韪占据德国的罗尔，他们的希望，就在这储煤的宝库。
b．植物的影响。最初的国家，总发生在植物最丰富的地方。在这种地方，人口渐渐繁盛了，便发生文化。所以埃及、巴比伦、中国、印度、墨西哥、秘鲁等有名的大国，都发生在天然仓廪的地盘上。再看沙漠居民的必需跟着水草搬家，更可见出植物与人生的关系了。
c．动物的影响。动物的繁殖，也与人生有很大的关系。譬如某地猛兽特多，则那边的人群社会便易起恐慌。因为猛兽不但不足供人类的驱使，且足扰害人群的安宁，所以荒山孤城很少繁密的人烟。如驯兽特多，则不但耕牧两业都得它的利益，即负载往来，也很助商货的流通。沙漠旅行尤非骆驼不行，便是一例。
这地理环境的三要点，我们若把它认清了，便可讨论从入之方。因为我们不但知道人类为地理的主要原动力，而且知道自然的能力，也可阻止或引导人类能力的分布。所以我们如果认定这三点去研究，入手的方法，也有三条纲领。
第一，是人类能力的分配，只要拣这能力最发展的地方去研究，譬如苏伊士、巴拿马两运河，为什么人类改造的力量有这样伟大，这伟大的工程，究于地理上发生怎样的变化？又如美国的纽约、芝加哥，为什么会变成极繁盛的都市？亚伯利亚极荒寒的地方，为什么也有赤塔、依尔库次克等名城。
第二，人口疏密的分布，只要从最秘密的地方去研究。譬如伦敦、北京两地，都是人烟稠密的地方，我们先要研究秘密的原因，究是被动的集中，还是自动的集中，同是被动或自动了，究竟集中的目的有没有分别。
第三，是国家分立的情形，只要由国都所在的地方去研究。譬如西班牙的马德里地和日本的东京为什么一个据全国的中央，一个偏在东南海滨。又如中国的都城，为什么不建在江海要冲的上海，而设在北京；欧俄旧时的国都，为什么要离开莫斯哥而另外经营彼得格拉。
这样研究，则各地工商业的关系、交通事业的组织、社会情状的大概……都可连带地知道，于是“文化因地理而形成，地理因文化而改造”的原理更得明白了。总之，我们研究的目标，是要由地理的环境究明地面各种现象的真相，但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却只从人事方面进行，并不板板地只看各地的方志，只查各项的地图，乃是随时随地去实地观察。我们须知学校的教科，只是一种索引，只是一个引端，我们所得的浅深，本来要看自己研究兴味的浓淡和努力程度的高下，才定得出来。我以为学校的教科，是我们研究的引端，实地的情形，才是我们研究的对象。一切图表方志，不过供我们研究时的反证和参考罢了。我们若抱着教科书算作天经地义，强记着一大堆名目和一些南北东西的方位便算满足，那固然不是研究；即徒拥种种图表方志以为这是无穷的宝库，也不能算作研究。真的研究，必需从实地去观察，大家果能从实地去观察，则地理的领域真是十分的繁富而且活动，尽足容我们在那里优游驰骋，享用一辈子。我们只要大胆地闯进这灿烂的领域，便左右逢源，在在可乐，哪里再会感觉到什么枯燥无味呢？
（《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