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北京来稿）
梁任公考证《老子》一书（见《哲学杂志》第七期梁启超《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谓为非与孔子同时之老聃所作。（原文结论甚笼统，惟中谓“仁义”两字为孟子专卖品，不应为老子所道，是认老子为在孟子之后。）其言信否，诚吾国哲学史上一问题。不揣鄙陋，谨述管见。
兹于讨论梁先生所考证之先，有应研究者二事。
（一）《中庸》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夫孔子以前，学术为王官专掌，安能有并行之道？然则孔子之为此言，当时必有与孔子并行之道可知。今考孔子之时，舍老子外，并无与孔子并行之道。若谓老子在孔子后，则孔子安得有是言？
（二）庄子学术与老子极有关系。而《庄子》书中所称老子，明明与孔子同时。《天运》《天道》《田子方》三篇所言，又非荒唐神怪，不近人情，安能因书中有寓言，而一概抹杀，谓为不足据？若然，则《天下篇》所举诸子亦属子虚耶？且信如梁先生所考，老子年代既约在庄子先后，庄子果何因而必提高孔子后百余年之人而为孔子先辈？如以为欲尊老子而抑孔子耶？然当时之人，谁不知老子在孔子百余年之后，而孰信其言者？庄子岂不知其言之必不能达其目的？譬如居今之世，有欲推尊一人者，而曰此章学诚之先辈也。虽至愚者不出此。况《天下篇》称述老子而赞之曰：“古之博大真人。”使老子与庄子同时，或去庄子未久，则庄子不当以之为古。
今就梁任公所考证者，一一讨论之。
梁先生第一证引《史记》：“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宗子注，注子宫，公玄孙假。假仕汉孝文帝，假子解为胶西王卬太傅。”而谓“魏为列国，在孔子卒后六十七年。老子既是孔子先辈，他的世兄还捱到做魏将，已是奇事。再查《孔子世家》，孔子十代孙藂为汉高祖将，十三代孙安国当汉景、武时。前辈老子的八代孙与后辈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未免不合情理。”夫《史记》之文既自相矛盾若此，则老子为孔子先辈与《史记》所载老子世系，二者必有一真，必有一伪。果何据而谓《史记》所载老子世系必可信？如以为老子之后，至汉犹存，为史迁闻见所及，故较可信耶？然吾观《史记》疑老子为百六十岁或二百岁。夫使老子而为百六十或二百岁，则其五六代孙或至七代孙当及见之，与八代孙相去非遥。苟史迁闻见所及者而真为老子之后，则此等事而实有耶，当时不应有此疑惑。而无耶，当时尤不应有此等神话。更就梁任公以为老子在孟子后而考之。自老子之生至汉景帝时，至多不过百六十年至百七十年。依《史记》所载八代计之，每代相传年数，平均至多当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律以古人三十受室，似无二十至二十一岁而有子之理。况以孔子较之，自孔子之生至汉景帝时，凡三百八十四年，以十三代计之，每代相传之年数平均适三十年，与古人三十受室之事实相符。而较之老子每代相传年数，相差三分之一。信如梁先生所考，殊不近情理。
其第二证云：“孔子乐道人之善。（中略）何故别的书里头没有称道一句。墨子、孟子都是好批人，他们又都不是固陋，谅不至连那著五千言的博大真人都不知道。何故始终不提一字？”别的书不知何所指，如指六经耶，则六经皆孔子赞述旧典，何有称道老子之机会？如指《论语》耶，《论语》为孔子再传弟子所记（因书中有载子夏之门人问交于子张一事），安能无遗漏。墨子去老子未久，且为宋人，而老子至关著书，以其时书籍传播之难，墨子之不及见亦何足异。至若孟子之未尝批评老子，更何足据以疑老子？考孟子略与庄子同时（据《史记·老庄申韩列传》，庄子与齐宣王、梁惠王同时，而孟子见梁惠王时，王称之曰叟，则孟子亦较庄子为老也）。《庄子》书中盛称老子，而孟子独不知有老子，非固陋而何？且《庄子》书中亦未尝一批《孟子》，然则《孟子》亦非孟轲之书耶？
第三证云：“就令承认有老聃这个人，孔子曾向他问过礼，那么《礼记·曾子问》记他五段的谈话，比较可信。却是据那谈话看来，老聃是一位拘谨守礼的人，和那五千言精神恰恰相反。”考老子为周之史官，于周之典制知之最详，故孔子问之。《礼记》所记五段谈话，只可证明老聃为明礼，而不能谓其必拘谨守礼也。例如或就一反对耶教之人问《圣经》内事实，其人据实直说，然则吾人本此即可证明此人为信耶教者耶？
第四证云：“《史记》一大堆神话，什有八九是从庄子《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凑合而成。（中略）庄子寓言什九本不能拿作历史谈看待，何况连主名都不能确定。”梁先生所谓神话，未审定义如何。以吾观之，《史记》此传中为神话者不过二处：（一）“盖老子百六十余岁，或言二百岁。”（二）“或言儋即老子。”此外更无神话。而此二语与庄子《天道》《天运》《外物》三篇，可谓风马牛不相及。至若《庄子》所载孔老时之可据，前已言之，兹不赘。又《庄子》书中所言，老聃自老聃，老莱子自老莱子，有何主名不能确定。惟《史记》疑老莱子、太史儋与老子是否一人耳。
第五证云：“从思想统系上论，老子的话太自由了，太激烈了。（中略）太不像春秋时人说。果然有了这一派议论，不应当时的人不受他影响，何以于《论语》《墨子》《左传》里头，找不出一点痕迹？”吾谓孔子是受先王礼教之原动力，而继续其同方向之动者也。老子是受先王礼教之原动力，而生反动力者也。于思想统系上有可疑，若论当时人何以不受其影响，吾当仿梁先生问胡适语答之曰：古代印刷术未发明，交通不如今日之便，书之传播甚难。一个人的言论，好容易影响到别处。又况老子主出世，著书即隐，未尝栖栖皇皇，求行其道，与列国既无关系，《左传》何从称道之？墨子如上所言，既未必见老子之书，更何从生影响？《论语》既不能无遗漏，其不能寻出影响之痕迹，亦何足异？
第六证云：“从文字语气上论，《老子》书中用王侯、王公、万乘之君等字样凡五处，用取天下字样凡三处。这样成语，像不是春秋时人所有。还有用“仁义”对举好几处。这两个字连用，是孟子的专卖品。从前像是没有的。还有‘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这一类话，像是经过马陵、长平等战役的人，才有这种感觉。还有偏将军居左，上将军居右，这种官名都是战国的。”考楚于春秋已僭王号，拥兵强盛，时存迁鼎之心。老子楚人，受环境之感触，其用王侯、万乘之君等名词，亦理之常。若“仁义”二字，既非孟子所创，何得谓孟子以前不能有人将之对举？若“必有凶年”“荆棘生焉”等语，皆极甚之形容词，即王充所谓增之，岂必实有其事？况老子之为此言，岂必感于当时？读《武城》“血流漂杵”之言，不更甚耶？又观《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言申不害之学本于老子。史迁之时，其书尚存，似当可据。然则老子必在申不害以前。即就申不害考之，申不害相韩，在三家分晋后二十五年，前孟子数十年，去马陵、长平之战百余年，更安能执此疑老子？至若上将军一语，其全文云：“吉事尚左，凶事尚右。故上将军处右，偏将军处左。”此乃阴阳家之言，与老子学说风马牛不相及，且与下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此为后世方士附益，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已言之）适相邻，其同为后世附益无疑，不能执此以疑老子。以上皆梁先生考证老子之失也。
原载《学衡》第21期，1923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