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的解放与思想的分化
上古的思想何以但发现于贵族社会而不普及于平民呢？因为古代学术是秘密的，不公开的。最古时代只有巫史宗祝之类才有学问的义务和权利，此外不但平民，就是贵族也只晓得战争武事，而不以学问为意的。古代民族的传说故训全赖这些巫史宗祝们代代口传保存下来，贵族们有不懂得的事就去问这些巫史宗祝们。这是一个时代。到后来社会日渐趋于安定，战争的事较少，贵族们有了余裕去从事别的事情，才有渐渐留心学问的。又因列国并立，彼此的接触频繁，贵族们的智识日渐扩大增高，遂有了独立学问的能力，那些旧日的巫史宗祝转形退化了。这又是一个时代。贵族社会的智识普遍之后，就有些式微的贵族，降身于平民之中，以其智识传授给平民，加以国际的竞争日烈，各国都想拔擢人才以改进政治，贵族中又互相倾轧排挤，都想与平民接近以取得政权，因此平民的地位日益增进，智识学问也就渐与贵族有同等享受的机会了。
春秋的末年，贤士大夫们讲求学问，议论故实的风气已经很盛行了。试就《左传》、《国语》所记载的而言，如周之单襄公、单穆公、苌弘，晋之羊舌盻，齐之晏婴，楚之观射父，吴之季札，郑之子产、裨灶等，都是博学而好议论的人，他们的言论风采为天下所仰望，影响于当时的人心不少。当时的平民耳濡目染，也未尝无一二有智有学能够自己表见的，如与晋伯宗论梁山崩的重人，如用隐语述年纪的绛县老人，都是平民中之有才学者，不过为数不多罢了。
平民的正式有了公开学问的机会由于自由讲学制的兴起，而最初提倡自由讲学者要推孔丘。在孔丘以前有无自由讲学的制度，不可得而知，但史籍上信而有征的讲学制度却要从孔丘起首。孔丘是宋司马孔父嘉之后，也算是个贵族，但沦于平民之列已经好久了。孔丘曾自云“丘少也贱”，孟轲说他曾为委吏乘田，可见已与平民无异。他以一身具贵族、平民两种资格，故深适宜于为两阶级过渡时代之模范人物。当时学问尚系贵族社会的专有品，平民想求得学问很是困难。孔丘因为是贵族后裔，所以尚有资格与闻学问。他自身又是个极好学不耻下问的人。他因为政治上不得意，遂周游列国，遍观百二十国宝书，所至与其国之贤士大夫交游，问礼于老聃，问乐于苌弘，他的师友很多，所以学问也很博。他既以一身尽取贵族社会所有的学问而学之，及至周游既倦，所如不合之后，乃重返鲁国，修诗书，定礼乐。又毅然提倡讲学之风，设教于杏坛，公开讲学，门下弟子至三千人，平民甚多，如颛孙师出身驵侩，颜涿聚出身大盗，是其明证。自孔子开辟了这个风气之后，不但他的弟子遍布列国，到处聚徒讲学，传布师门宗旨，就是其他宗派也闻风而起，如墨翟就是一例。从此学术公开，思想解放，新气运遂一发而不可遏了。
自由讲学风气之开辟，以孔、墨两子的功劳最大，后来讲学问者亦以两家的门徒为最多。此外稷下之士三千人，开阴阳、纵横两家之端，也算于自由讲学之风有帮助的。大抵同一自由讲学，儒家取的是教育家的态度，墨家取的是宗教家的态度，阴阳家取的是研究家的态度。不过无论态度如何，总之不能不聚众，不能不有言论或著述表见，思想界就不能不受影响了。此外道、法两家，似乎不闻有聚众讲学之事，因为道家主张个人主义，喜欢独善其身，不求其思想之传布；法家则专靠政治以贯彻其理想，重政而不重教，故亦不蹈讲学的风气。但两家都有著述，为世人所传习，其末流亦有私相讲习其理论者，师徒授受之风仍不能免，思想界也因之越发达了。
关于战国时代中国学术思想界的情形，以前如《庄子·天下》篇，如《荀子·非十二子》篇，如《史记》司马谈论六家要指，如《汉书·艺文志》举九流十家，近人如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如梁任公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都已言之甚详，我们在这本小册子里不能多述，读者自可参考上列各书。我们这里只能将当时思想界分野的情形大概叙述一番。
自春秋以前，中国每一时代的思想可以说都是统一的，因为当时学问不公开，懂得讲学问者不过寥寥几人，所学者也全是先王的故训以及社会公认的信条，并没有什么新颖的意见发生，兼之当时思想简单，流传也很难，不容易有什么系统的意见成立。既无系统思想，就无冲突，因之也没有思想上的分化。直到自由讲学制成立后，学者求学容易，闻道者日多，才有派别分化出来。所以直到战国，中国思想界的分野才显明出来。
据《汉书·艺文志》之说，战国的九流十家似乎都出于周官所守，近人有驳此议论的。大抵古代学术集中于王官，不公开之于大家，《汉书》说学术出于王官是不错的。不过战国诸子的思想都是自己发明，并非由古代思想中偷窃而来，《汉书》上说什么某家者流出于某官，就未免太凿了。
《汉书》虽然举出九流十家之名，但依我们看来，思想确能独立，且有系统，能自成一家，且有影响于当时及后世者，只有儒、墨、道、法、阴阳五家，其余对于思想界的影响很小。
五家之中最先发达是儒、墨两家。儒家更为早出，后人说孔丘集大成虽不尽然，但儒家却可说比较的是承受古代中国民族的正统思想。因为在各派思想之中，儒家的创始者孔丘出世最早。他生存的时候，还在贵族社会将衰未灭的时候，孔丘生于贵族社会环境之中，虽因为个人的聪明才智取有许多新开拓的思想，但终因时代和环境的限制，不能脱尽古代贵族社会的传统思想。我们可以说孔丘的思想行为都是贵族社会中的模范，他算是集贵族社会思想道德之大成。因为他的思想是受贵族社会的影响很多，因此他对于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道德不但不能抛弃，而且努力想去保存恢复。他自命为“述而不作”，这正是贵族社会中普通的主张。因此他的思想与古代传统思想相去不远，他对于古代传统思想的了解也最深，所以我们可以说他的思想是承受古代中国民族的正统思想。后来的儒家虽然派别很多，但根本精神与孔子相同，只有孟、荀两家稍特别点。
孔丘生时，学问著述的风气尚未开，故他本人并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著述，只有他手定的五经，和门弟子追记他生平言论的《论语》，可供我们研究他的思想之用。五经之中，《春秋》经他笔削，更能表见他的理想。大抵在五经中表现的是他对于政治社会的理想，在《论语》中表现的是他对于个人修养道德的理想。他对于政治社会的理想并不能脱去当时贵族社会所谓贤士大夫的一般见解，只是梦想恢复秩序井然的贵族政治和宗法政治，他生平景慕周公，也就是这个道理。这个意见他死后为多数儒家所鼓吹，造成了“礼”治的中心思想，对于中国思想及文化界的影响很大。他对于私人道德的理想，是以“仁”为中心，“仁”就是同情心，孔丘很重视这种同情心，想拿这同情心作个人修养的标准。孔子当日讲“仁”不过是为个人修养起见，并无远大的理想，但在他身后经一部分儒家鼓吹，渐渐为人所重视，到孟轲起来更加以发挥。同时又影响到墨家，造成墨翟的兼爱非攻主义。不过这都是孔丘身后的事情，孔丘生时必料不及此。
近人有以“大同”、“小康”解释儒家的派别，自然不免有许多牵强附会之处，但孔丘生时其主张之“仁”与“礼”已不免有自相矛盾之处。孔丘死后，弟子中没有什么有大力气的，只有曾参较年少，卜商较老寿，二人都是拘谨的人，因此后来的儒家就是拘谨一派为多。这一派龂龂讲一个“礼”字，又添出一个“孝”字来。他们讲“礼”字只讲到仪文节数许多细微小节上，现在的大小《戴记》中有许多篇可以代表他们的思想。他们讲私人道德则以“孝”代“仁”，将泛爱万物的伦理道德缩小到家庭父子之间去。这都是惹起墨家反响的原因。
另外一派的思想以“仁”字为出发点，推之于天下万物，想拿来建设一个理想政治，与墨家思想较相近。这种理想在孔丘身后的儒家中似乎并未发达，只有《礼运》中略见一点端倪。后来的孟轲也没有这种气象。所以这种理想在儒家中只可说是“昙花一现”。
儒家后来派别中最有影响于后世的自然要推孟轲、荀况两家，但孟、荀其实都是儒家的别派，他们各有自己思想的出发点，并不尽依傍在孔丘门户之下的。孟轲思想的出发点在发展精神生活，他以为养其大体则小体自然充实，这种主张与孔丘的精神相似，与其他儒家却不相同。孔丘身后许多儒家被讲礼讲得头昏了，全注重了此枝叶末节，忘记了根本所在，孟轲出来提倡个人的精神生活，振臂一喝，才使儒家有了新气象。他的思想确能超出贵族社会的思想，而建设一种新人生观。他的学说在当时似乎影响不大，但宋、明以后的儒者极受他的影响。荀况是以人性为恶的，故他不主张精神生活，而主张客观标准的礼治。但他的所谓礼与孔丘身后诸儒所讲的礼意思已经大不相同。他是主张要“法后王”，要“戡天”的，因此他的礼只是一种因时制宜的礼，而决不是其他儒家所龂龂计较的什么先王之礼。荀况的礼已近于法家的所谓法，这是时代进化的自然结果。
儒家孟、荀两派都有特别气象，但其传都不广，大多数的儒者还是牢守战国初年的拘谨家法，以“礼”为惟一理想。到了汉朝，遂只剩下叔孙通一派的贱儒，和董仲舒一派的迂儒，这真是儒家的大不幸了。
墨家之出正当孔丘身后儒家发达之际，故其主张处处与儒家针对，可谓为儒家正面的劲敌。其实两家根本精神都相去不远，都是代表诸夏民族重实际的色彩，不过墨家更为简捷罢了。墨家的根本主张是兼爱，与儒家的差别之爱已是相反，却同是为救时之敝而倡。孔丘生于贵族政治未衰之际，故他的主张只欲维持贵族政治原始的秩序，就可以拯救生民：墨翟的时代，贵族政治已完全破坏了，旧秩序已不能应付新环境了，在当时战乱频仍的环境中提倡兼爱大同的学说正是最相宜的。不过古代民智低下，想拿理论来说明天下一家四海同胞的理想是不容易的，因此墨翟不得不想出神道设教之法，利用普通社会对于上帝的信仰，建设出一种天志说来，以作他的兼爱非攻运动的理论根据。理论既然类似宗教，运动的方法和手段因之也不得不采取宗教式的，因此墨家的组织就成为一种宗教了。我们应当知道，时代的环境是很要紧的，当战国以前，人民了解思想的程度还是很低的，孔丘是主张维持贵族政治的旧道德，并没有什么新主张，因此他的理论为人了解，并且恰与当时贤士大夫一般的见解相合。墨翟的主张则完全是新颖的，他的兼爱说正与当时传统的阶级制度相反，因此他不得不托之于古代的神权政治以利其推行，这一种苦心我们应该为他原谅。到了战国末年，情形就大不同了，思想解放已达到最高点了，因此道家的虚无主义，法家的进化思想，种种与旧思想大相径庭的思想学说，都可以大胆公开地表白出来，不必再特意扭扭捏捏去托古改制了。这都是时代的关系，所以近人说周秦诸子都是托古改制，这是不对的，托古改制的只有儒、墨两家，乃是因为他们的出世较早的关系。
儒、墨二家的出世都在战国以前，不过到了战国才发扬光大起来，其余三家就全是战国时代的产品了。就中出现较早者为阴阳家。阴阳家的思想在近人谈古代哲学史者，多不加以注意，甚或加以指斥，谓为野蛮迷信的思想，其实是很错误的。阴阳家的思想和其他各家一样，虽然也有很荒谬可笑的地方，但大体上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学说，并且就流传之广，信徒之众，对于后世影响之大说，也不下于其他各派，怎能轻轻地一笔就抹杀呢？阴阳家传布的区域大约在燕、齐两国，而以齐国为出发地，其成立约在战国初年。当时齐国是东方大国，齐威王招贤礼士，稷下之士至三千人，天天在那里为谈天雕龙之辩，争论不休。阴阳家的思想就在这个学问环境中养育出来。我们要注意阴阳家与儒、墨两家不同，并没有唯一的首领，比较上人所知道的要算驺衍，可惜《史记》上一篇列传又讲得很简单，此外也别无什么著作传流下来，阴阳家之为人所忽视，未始不由于此。但是就他们的思想研究起来，确实有令人可以注意的价值，尤其是与诸夏系的正统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处。第一他们是注意宇宙本体论的，诸夏的正统哲学思想都只注意人生哲学方面，对于宇宙本体如何多存而不论，惟有阴阳家好谈及此点，他们将《洪范》的五行之说拿来推演起来，便成了阴阳终始五德说。他们以为宇宙是循环的，终而复始，都是五种原行在那里互为代替，这种思想确是非常新奇，为诸夏思想家所梦想不见的。第二对于自然科学的注意，这也是诸夏正统思想所不注意的，驺衍的大九洲之说，很有科学思想，终始五德之说则含有数理意味，此外类似的思想必然很多，虽然没有记载可考，倘若细细从古书中去搜寻，未必不可以找寻出来。第三为富有趣味的神话思想，如汉朝方士所传十洲三岛等神话，都是战国阴阳家所流传下来的。这种神话都富有人性的趣味的，诸夏的正统思想也决没有这些。就这三端看来，已可见阴阳家的思想确与其他各派都有不同，其差异且甚大。为什么会发生这一派的思想呢？就不能不说是地域和人种的关系了。以人种而论，东夷民族本向来富于神话思想，其思想系统与诸夏大不相同，后来江淮一带及齐国的宗教也就带有特别性质。如同东岳泰山的崇拜就是齐国的宗教信仰之一。这信仰到了战国以后，经过学士大夫的一番研究，遂成为富有理智性的学说了。至于地域的关系更为重要。中国本是大陆国，各派的学说思想虽然不同，大致缺乏海国的气味。惟有燕、齐两国距海较近，人民习于航海，故思想也因之不同。我们研究阴阳家的思想，觉得与希腊民族的思想极为相近，大概因为同是海国的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要算是异军突起。阴阳家的发展是自然造成的，最初并非有意的提倡，也没有什么大哲学家个人的造意，只是在那种环境之中自然会造成那样的思想。这种思想一成为系统的理论之后，非常容易流传，燕、齐二国的信奉者非常之众，当时的君主如燕昭王也非常信任，后来的秦皇、汉武更不必说了。这一派在汉朝的势力大家都知道，可不必细说，其实汉朝以后的潜势力也仍然还不小，不过不为人所注意罢了。我们试举几个例：一个是晋时伪造的《列子》中有述天地原始的一段，如太初、太始、太易等说法，自然是从《淮南子》中偷窃出来的，而《淮南子》却是采的阴阳家之说，这种说法后来遂成为道家哲学之一部分，魏、晋以后的道家思想其中含有阴阳家的思想非常之多，这不过是最高尚的一例。还有一个是北宋邵雍的皇极经世之说，虽然衍自道家，其实也是阴阳家终始五德之说的变相。唐、宋以后的所谓数理之学，其实都是阴阳家思想，道家并没有这些。随举两例，已可见阴阳家思想在后世影响之深了。
与阴阳家同时或稍后发生的思想是道家。道家也和阴阳家一样并没有开山的祖师。后世虽以老聃为道家的始祖，其实老聃这个人根本不是道家，《老子》这部书确是战国末年的作品，是道家最后的成熟著作，不是最初的著作。道家的发生大约和儒家的孟轲同时，其中著名的人如庄周、彭蒙、慎到之类，也是各自成一家言，并不相袭。大抵道家的共同精神在出世思想，因为要出世，所以不似其他各家要聚众讲学，有多少弟子传布他们的学说，道家的著名学者大抵姓名尚在若隐若昧之间，更无论于生平行谊了。不过道家的传布在于中原各国，不比阴阳家的僻居东北，因此他们的著作多数仍留传下来，为后人所知，不比阴阳家之湮没无闻。渐渐也有人以研究他们的学说为业，造成一种学派。然而在战国时代，这一派的势力似乎仍不能和儒、墨抗衡，直到汉朝初年，儒、墨俱受摧残之后，黄老之学才渐渐抬起头来。道家因为是个人的学说，所以他们的内容很不一致，有主张自然的，有主张虚无的，有主张清静的，有主张享乐的，甚至有极端相反的学说。因此严格说起来，原始的道家并不成为一家，不过一些山林隐遁之士各自发挥各自的思想罢了。不过在这种不同的思想之中也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个人主义，道家无不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的。这种思想在孔子时就有端倪，《论语》所载长沮、桀溺之类，就都是此派。到庄周以后，拿他的阔达放任的精神独立创成一部学说，道家才有了较高尚的理论根据。到《老子道德经》出世以后，道家才有了首尾一贯的系统思想，这部书确是道家成立的最大功臣，也是上古中国思想史上第一部系统的真正著作。自这部书出现以后，道家才有了森严的壁垒，老聃也就因此一跃而为道家的祖师。汉朝的黄老之学所以陡然盛行起来，也就是这部书的功劳为多。中国古代真正可称为著作的系统书，只有《老子》和《周礼》两种，但《老子》的影响却比《周礼》大得多。
法家是最后出的。他的酝酿已在战国中叶，真正成立更在战国末年。各家学说到了演进到最高程度以后，已经都有接近法家思想的可能。如同儒家的荀卿，道家的慎到，就都有类似法家之处。到韩非出来，法家的思想才算大成。法家的思想中心是甚么呢？就是以人胜天的进化主义。他们不像儒家崇拜什么古先，他们也不像墨家信仰什么天意，他们更不像道家主张甚么自然放任，他们是最进步的，最彻底的。他们根本不信任什么人性本善的理想之谈，他们以为只有法律才可以范围人性的恶点，促进社会的进步。他们是人本主义者，也是进化主义者。他们的主张确是有实效的，因为秦国就是用了他们的主张才将“天下”统一起来，那些儒家迂阔的王道主义，墨家迷信的神治主义，道家空想的无治主义，就都不免相形见绌了。因此我们说法家是古中国学说之最进步者，而法家的钜子韩非尤为集上古学术之大成。犹如他的同学李斯完成了政治统一的工作一样，他也可以说完成了学术统一的工作，他们的思想不但促成秦国的统一，就是西汉二百年的太平郅治也是由法家造成的。后儒拘于迂阔之见，反要骂法家是只图近功，真是冤枉古人不少了。
我们对于先秦诸子学说的总观察是上古学说演化成以上各派的缘故，不尽由于各派创始者的主张不同，地域和时代的关系也很重要。地域的关系已经有人说过，如谓儒家代表北方民族思想，道家代表南方民族思想之类，其余三家若分配起来，可以说阴阳家代表东方海国民族的活泼理想，法家代表西方山国民族的谿刻理想，墨家则笃实似儒，高玄似道，热情似阴阳，组织似法，最得其中道。但这些地域的关系还不算很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时代的关系，儒家最先出，故保存的封建思想最多；墨家次先出，故主张稍进步；阴阳家次出，故主张又进步；道家晚出，故主张甚急激；法家最后出，故主张也最进步彻底。各家自身的进化也是循这个轨道而来，试列一表以说明之，如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