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中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以杀青，书可缮写。叙曰：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设辟雍泮宫庠序之教，陈礼乐弦歌移风之化，叙人伦，正夫妇，天下莫不晓然论孝悌之义，敦笃之行，故仁义之道满乎天下。卒致之刑错四十余年。远方慕义，莫不宾服。雅颂歌咏，以思其德。下及康、昭之后，以思其德一作恩德。其上下及一无下字。虽有衰德，其纲纪尚明。及春秋时，已四五百载矣，然其余业遗烈，流而未灭。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后，时君虽无德，人臣辅其君者，若郑之子产，晋之叔向，齐之晏婴，挟君辅政，以并立于中国，犹以义相支持，歌说以相感，聘觐以相交，期会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犹有所行，会享之国，犹有所耻，小国得有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周之流化，岂不大哉！及春秋之后，众贤辅国者既没而礼义衰矣。孔子虽论《诗》、《书》，定礼乐，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无势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巳，皆天下之俊也，时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兴。故曰：非威不立，非势不行。仲尼既没之后，田文取齐，六卿分晋，道德大废，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损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苟以取强而已矣。夫篡盗之人，列为侯王，诈谲之国，兴立为强，是以转相放效，后生师之，遂相吞灭，并大兼小，暴师经岁，流血满野，父子不相亲，兄弟不相安，夫妇离散，莫保其命，湣然道德绝矣。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尽为战国，贪饕无耻，竞进无厌，国异政教，各自制断。上无天子，下无方伯，力功争强，胜者为右。兵革不休，诈伪并起。当此之时，虽有道德，不得施设。有谋之强，负阻而恃固，连与交质，重约结誓，以守其国。故孟子、孙卿儒术之士，弃捐于世，而游说权谋之徒见贵于俗。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苏秦为从，张仪为横。横则秦帝，从则楚王，所在国重，所去国轻。然当此之时，秦国最雄，诸侯方弱，苏秦结之。时六国为一，以傧背秦，秦人恐惧，不敢窥兵于关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国势便形利，权谋之士，咸先驰之。苏秦初欲横秦，弗用，故东合从。及苏秦死后，张仪连横，诸侯听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国，据崤、函之阻，跨陇蜀之饶，听众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蚕食六国，兼诸侯，并有天下。仗于诈谋之弊，终无信笃之诚，无道德之教，仁义之化，以缀天下之心，任刑罚以为治，信小术以为道，遂燔烧《诗》书，坑杀儒士，上小尧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达，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浅薄，纲纪坏败，民不见义而悬于不宁。抚天下十四岁，天下大溃，诈伪之弊也。其比王德，岂不远哉。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战国之时，君德浅薄，为之谋策者，不得不因势而为，资据时而为，脱字。故其谋扶急持倾，为一切之权，虽不可以临教化兵革救急之势也。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所校战国策书录
曾序：
刘向所定，著《战国策》三十三篇。《崇文总目》称十一篇者阙。臣访之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正其误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后《战国策》三十三篇复完。《叙》曰：向叙此书，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后诈谋用而仁义之路塞，所以大乱。其说既美矣，卒以谓此书战国之谋士，度时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则可谓惑于流俗而不笃于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时，去周之初已数百岁，其旧法已亡，其旧俗已熄久矣。二子乃独明先王之道，以为不可改者，岂将强天下之主以后世之所不可为哉？亦将因其所遇之时，所遭之变，而为当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变固殊，其法固异，而其为天下国家之意，本末先后未尝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盖法者，所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岂好为异论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谓不惑于流俗而笃于自信者也。战国之游士则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乐于说之易合，其设心注意，偷为一切之计而已。故论诈之便而讳其败，言战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胜其害也，有得焉而不胜其失也。卒至苏秦、摘鞅、孙膑、吴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诸侯及秦用之，亦灭其国。其为世之大祸明矣，而俗犹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时适变，为法不同，而考之无疵，用之无敝。故古之圣贤，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说之害正也，宜放而绝之，则此书之不泯，其可乎？对曰：君子之禁邪说也，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当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从，然后以禁则齐；使后世之人皆知其说之不可为，然后以戒则明。岂必灭其籍哉？放而绝之，莫善于是。故孟子之书，有为神农之言者，有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于此书之作，则上继《春秋》，下至秦汉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间，载其行事，固不得而废也。此书有高诱《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总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云。编校史馆书籍臣曾巩序。
《国策》刘向校定本，高诱注，曾巩重校。凡浙建括苍本皆据曾所定。剡川姚宏续校注最后出。予见姚注凡二本，其一冠以《目录》刘序，而置曾序于卷末；其一冠以曾序，而刘序次之。盖先刘氏者，元本也；先曾氏者，重校本也。今不敢失其旧，故次曾氏焉。吴师道识
《战国策》
序：国策，史家流也。其文辩博，有焕而明，有婉而微，有约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汉称为《战国策》，杂以短长之号，而有苏张纵横之说，学者讳之，置不论，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记一时事辞，善恶必书，初无所决择。楚曰梼杌，书恶也。鲁曰《春秋》，善恶兼也。《司马史记》、班固《汉书》有佞幸等列传，学者岂以是为不正，一举而弃之哉。矧此书若张孟谈、鲁仲连发策之慷慨谅毅，触詟纳说之从容，养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谋，贤莫尚焉；王斗之爱縠忧，国莫重焉。诸如此，类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违也。若之何置之曾。巩之序美矣。而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则亦求其故而为之说。非此书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岁。由学者不习。或衍或脱。或后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时次相糅。刘向巳病之矣。旧有高诱《注》，既疏略，无所稽据，注又不全，浸微浸灭，殆于不存。彪于是考《史记》诸书为之注，定其章条，正其衍说，而存其旧，慎之也。地理本之《汉志》，无则缺；《字训》本之《说文》，无则称。犹杂出诸书，亦别名之。人姓名多不传见，欲显其所说，故系之一国，亦时有论说，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谬，备《七略》之缺。以之论是非，辨得失，而考兴亡，亦有补于世绍兴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缙云鲍彪序。
曾序。见前。
刘序。见前。
刘氏定著三十三篇，东周一，西周一，秦五，齐六，楚四，赵四，魏四，韩三，燕三，宋卫一，中山一。今按：西周正统也，不得后于东周，定为首卷。
彪校此书，四易稿而后缮写。己巳仲春重校，始知东周策严氏之贼，阳竖与焉。为韩策严遂阳竖也。先哲言校书如尘埃风叶，随扫随有，岂不信哉！尚有舛谬，以俟君子。十一日书正曰：严遂阳竖，事有差互，说见周韩策。国策校注《序》：
先秦之书，惟战国策最古，文最讹舛。自刘向校定已病之。南丰曾巩再校，亦疑其不可考者。后汉高诱为《注》，宋尚书郎括苍鲍彪诋其疏略缪妄，乃序次章条，补正脱误。时出已见论说，其用意甚勤。愚尝并取而读之，高氏之疏略信矣。若缪妄，则鲍氏自谓也。东莱吕子大事记间取鲍说而序次之，世亦或从之。若其缪误，虽未尝显列，而因此考彼，居然自见，遂益得其详焉。盖鲍专以《史记》为据，马迁之作固采之是书，不同者当互相正，史安得全是哉？事莫大于存古，学莫善于阙疑。夫子作《春秋》，仍夏五残文，汉儒校《经》，未尝去本字，但云某当作某，某读如某，示谨重也。古书字多假借，音亦相通。鲍直去本文，径加改字，岂传疑存旧之意哉？比事次时，当有明征。其不可定知者，阙焉可也，岂必强为傅会乎？又其所引书，止于《淮南子》、《后汉志》、《说文》、《集韵》，多摭彼书之见闻，不问本字之当否。史注自裴、徐氏外，《索隐》、《正义》皆不之引，而《通鉴》诸书亦莫考。浅陋如是，其致误固宜。顾乃极诋高氏，以陈贾为《孟子书》所称，以伐燕为齐宣，用是发愤更注。不思宣王伐燕乃《孟子》明文。宣、闵之年，《通鉴》谓史失其次也。鲍以赧王为西周君，而指为正统，此开卷大误。不知河南为西周，洛阳为东周。《韩非子》说秦王以为何人？魏惠王盟曰里，以为他事；以鲁连约矢之书为后人所补。以魏几鄢陵为人名，以公子牟非魏牟，以中山司马子期为楚昭王卿。此类甚多，尚安得诋高氏哉？其论说自谓翊宣教化，则尤可议。谓张仪之诳齐梁，为将死之言，善周人诈以免难，为君子所恕；张登狡狯，非君子所排；苏代之𫍙为不可废，陈轸为绝类离群；蔡泽为明哲保身，聂政为孝；乐羊为隐忍君，王后为贤智妇人，韩几瑟为义嗣，卫嗣君为贤君，皆悖义害正之甚者。其视名物人地之差失，又不足论也。鲍之成书，当绍兴丁卯，同时剡川姚宏亦注是书，云得会稽孙朴所校，以阁本标出钱藻、刘敞校字，又见晋孔衍《春秋后语》，参校补注，是正存疑，具有典则。《大事记》亦颇引之，而世罕传，知有鲍氏而巳。近时浚仪王应麟尝斥鲍失数端，而庐陵刘辰翁盛有所称许。以王之博洽，知其未暇悉数，而刘特爱其文采，他固弗之察也。吕子有云：观战国之事，取其大旨，不必字字为据，盖以游士增饰之词，多矧重以讹舛乎？辄因鲍《注》，正以姚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存其是而正其非，庶几明事迹之实，求义理之当焉。或曰。《战国策》者，《六经》之弃也。子深辨而详究之，何其戾。鲍彪之区区。又不足攻也。夫人患理之不明耳。知至而识融，则异端杂说，皆吾进德之助，而不足以为病也。曾氏之论是书曰：君子之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使皆知其不可为，然后以禁则齐，以戒则明，愚有取焉尔。是非之在人心，天下之公也。是虽刍荛不遗，非虽大儒必斥，愚何择于鲍氏哉？特寡学𫍲闻谬误，复恐类之。世之君子有正焉，固所愿也。泰定二年岁乙丑八月日，金华吴师道序。
《国策》之书，自刘向《第录》逮南丰曾氏，皆有序论，以著其大旨。向谓战国谋士，度时君所能行，不得不然，曾氏讥之。以为惑流俗而不笃于自信，故因之推言先王之道，圣贤之法，而终谓禁邪说者，固将明其说于天下，其论正矣。而鲍氏以为是特求其故而为之说者。策乃史家者流，善恶兼书，初无决择。其善者，孔孟之所不能违，若之何置之？鲍之言殆后出者求备邪？夫天下之道，王伯二端而已。伯者，犹知假义以为名，仗正以为功。战国名义荡然，攻斗并吞，相诈相倾，机变之谋，唯恐其不深；捭阖之辞，唯恐其不工。风声气习，举一世而皆然。间有持论立言，不戾乎正，殆千百而一二尔。若鲁仲连，盖绝出者，然其排难解纷，慷慨激烈，每因事而发，而亦未闻其反正明本，超乎事变之外也，况其下者乎？当是之时，本仁祖义，称述唐虞、三代，卓然不为世俗之说者，孟子一人而已，求之是书无有也。荀卿亦宗王者，今唯载其绝春申之书，而不及其他。田子方接闻孔氏之徒，其存者仅仅一言，又何略于此而详于彼邪？史莫大于《春秋》，《春秋》善恶兼书，而圣人之心，则欲寓褒贬以示大训。是书善恶无所是非，而作者又时出所见，不但记载之为谈季子之金多位高，则沾沾动色；语安陵嬖人之固宠，则以江乙为善谋。此其最陋者。夸从亲之利，以为秦兵不出函谷十五年，诸侯二十九年不相攻，虽甚失实，不顾也。厕雅于郑，则音不纯；置薫于莸，则气必夺。善言之少，不足以胜不善之多。君子所以举而谓之邪说者，盖通论当时习俗之敝，举其重而名之也。近代晁子止《书志》列于纵横家，亦有见者。且其所列，固有忠臣义士之行，不系于言者，而其继《春秋》抵秦、汉，载其行事，不得而废，曾氏固已言之，是岂不知其为史也哉？窃谓天下之说，有正有邪，其正焉者主于一，而其非正者君子小人各有得焉。君子之于是书也，考事变，䆒情伪，则守益以坚，知益以明；小人之于是书也，见其始利而终害，小得而大丧，则悔悟惩创之心生。世之小人多矣，固有未尝知是书，而其心术行事无不合者。使其得是书而究之，则将有不为者矣。然则所谓明其说于天下，为放绝之善者，讵可訾乎？战国策校注《序》：
至正初袓仁始登史馆，而东阳吴君正传实为国子慱士。吴君之乡，则有丁文宪、何文定、金文安、许文懿诸先生所著书，君悉取以训诸生，匡末学。后君归，丁母艰病卒。袓仁亦尝闻君校注《国策》，考核精甚，而惜未之见也。今季夏，浙西宪掾刘瑛廷修随佥宪伯希颜公来按吴郡，一日，囊君所校策来言曰：《正传》吾故人，今已矣，不可使其书亦已。吾尝有请于佥宪公，取于其家，且刻梓学宫，君宜序之，幸毋辞。祖仁窃！惟古之君子，其居家也本诸身，其居官也本诸家，其训人也本诸己，其安时也本诸天文，其余也，而况于言乎？是故不以言为上，而后之为言者莫能上也；不以计为高，而后之为计者莫能高也。周衰，列国兵争，始重辞命，然犹出入《诗》书，援据遗礼，彬彬焉先王流风余韵存焉。坏烂而莫之存者，莫甚于战国。当时之君臣，惴惴然惟欲强此以弱彼，而游谈驰骋之士，逆探巧合，强辩深语，以斗争诸侯，矜詟妻子，虽其计不可行，言不可践，苟有欲焉，无不售也；苟有隙焉，无不投也。卒之诸侯不能有其国，大夫不能有其家，而苏秦之属，不旋踵势败而身偾。由此观之，非循末沿流，不知其本故耶？是策自刘向校定后，又校于南礼曾巩，至括苍鲍彪病高注疏谬，重定序次，而补阙删衍，差失于专，时有议论，非悉于正。故吴君复据剡川姚宏本，参之诸书，而质之《大事记》，以成此书。其事核而义正，诚非鲍比。古书之存者希矣，而诸儒于是书校之若是其精者，以其言则季世之习，而其策则先秦之遗也。于何幸得观吴君此书于身后，且知其所正者有所本，而又嘉刘掾不以死生异心而卒其志也，故不复辞而为之序。至正十五年六月， 浚仪陈祖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