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纪为人类所共有，无间华夷。不过世治则修明，世衰则败坏而已。伦纪之坏，多由感情，感情之伤，多由谗搆，谗搆之起，多因权利。故感情如薪，权利如火，谗搆如风。欲维持所谓伦纪者，非敛感情，远权利，防谗搆不可。自晋八王乱後，五胡十六国，骨肉残杀，相染成风，极人伦之大变。《胡注》于此，不惜阇哓音言之，亦冀以息内争而销外侮云尔。
汉高后八年，周勃使郦寄诈吕禄，夺其军。班固《赞》曰：“孝文时，天下以郦寄为卖友，夫卖友者谓见利而忘义也。若寄父为功臣，而又执劫，虽摧吕禄以安社稷，谊存君亲，可也。”
注曰：师古曰：“周勃劫其父，令其子行说。”予谓劫者劫质也。盖劫寄父商为质，谕以不行说禄，将杀之也。盖当时皆以寄为卖友，故固发明父子朋友，各有其伦，为人臣子者，当知所缓急先后也。（卷十三）
君臣、父子、朋友，均为伦纪之一。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为国，则不能顾及亲与友矣。伪齐之立，有背祖国而从刘豫者，自诿牵于私谊也，亦终与刘豫偕亡而已矣。
汉宣帝甘露元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之败也，左伊秩訾为呼韩邪计，劝令称臣入朝，从汉求助。呼韩邪问诸大臣，皆曰：“不可。兄弟争国，不在兄则在弟，虽死犹有威名。奈何乱先古之制，臣事于汉，卑辱先单于，为诸国所笑！”
注曰：师古曰：“言忝辱之，更令卑下也。”余谓此言先单于与汉争为长雄，而今单于臣事之，是卑辱先单于于地下也。（卷二七）
呼韩邪大臣之言，深明内外亲疏之义，金言也。反观后世，石晋之于契丹，称“儿皇帝”，辱矣；宋人之于女真，称“侄皇帝”，亦何莫不辱乎！
王莽初始元年，及莽即位，请玺太后，使安阳侯舜谕指。太后怒骂之曰：“而属父子宗族，蒙汉家力，富贵累世，既无以报，受人孤寄，乘便利时，夺取其国，不复顾恩义。人如此者，狗猪不食其馀，天下岂有而兄弟邪！”
注曰：言天下无此等人，谓其全无人心也。一曰天下将共诛之，不复有兄弟存也。（卷三六）
太后，王莽姑也，骂莽兄弟之忘本耳。
汉安帝建光元年，葬和熹皇后。后自临朝以来，水旱十载，四夷外侵，盗贼内起。每闻民饥，或达旦不寐，躬自减彻，以救灾厄，故天下复平，岁还丰穰。
注曰：和熹临朝之政，可谓“牝鸡之晨，唯家之索”矣。（卷五〇）
《鉴》文于后无贬词，而《注》云云者，为元太宗、定宗后言之也。宋理宗淳祐间，元太宗窝阔台殂，皇后乃马真氏称制，越五年而始立长子贵由，是为定宗。定宗殂，后斡兀立海迷失氏复称制，又三年而拖雷子蒙哥立，是为宪宗。宪宗之未立也，定后所属意者，太宗之孙失烈门，宪宗立而定后赐死，失烈门远窜，太宗后及诸王皆徙极边。骨肉参夷，至此而极。所谓“牝鸡之晨，唯家之索”者，殆指此。
汉献帝建安八年，袁尚自将攻袁谭，围之急，谭遣辛毗诣曹操请救，操谓毗曰：“谭必可信，尚必可克不？”毗对曰：“明公无问信与诈也，直当论其势耳。袁氏本兄弟相伐，非谓他人能间其间，乃谓天下可定于己也。”
注曰：言袁氏兄弟相攻，其初计不谓他人能乘其间，乃谓并青、冀为一，则可乘势以定天下耳。（卷六四）
人蔽于感情，则理智每为之绌。方其鹬蚌相持时，岂复顾有渔人之在侧！袁氏兄弟之智，尚不如呼韩邪诸大臣也。
晋武帝泰始十年，温公论嵇绍、王裒曰：昔舜诛鲧而禹事舜，不敢废至公也。嵇康、王仪，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晋室可也。嵇绍苟无荡阴之忠，殆不免于君子之讥乎！
注曰：荡阴事见後八十五卷，惠帝永兴元年。余谓荡阴之难，君子以嵇绍为忠于所事可也，然未足以塞天性之伤也。（卷八〇）
嵇康、王仪，在魏世同为司马昭所枉杀。仪子裒，隐居教授，不臣司马氏，时人称孝，门人为废《蓼莪》之篇。康子绍，为山涛引诱仕仇，断其天性，炫以荣利，复巧为之解释。绍之仕而是，则裒之隐为非矣，涛固名教罪人也。温公谓“绍苟无荡阴之忠，不免君子之讥”；朱子谓“君子之讥，初不可免也”。语见《语类》一三六。
晋惠帝永兴元年，初，三王之起兵讨赵王伦也，王浚拥众挟两端，禁所部士民，不得赴三王召募。太弟颖欲讨之而未能。
注曰：使颖兄弟不自内相图，声浚之罪而讨之，固有馀力矣，何未能耶！（卷八五）
三王谓齐王、成都王颖、河间王颙，王浚安北将军都督幽州诸军事也。
晋惠帝光熙元年，太傅越以诏书徵河间王旦颙为司徒，颙乃就徵。南阳王模遣其将梁臣，邀之于新安车上，扼杀之，并杀其三子。
注曰：模，越之弟也。意谓杀颙父子，则兄弟身安而无患矣，而不知石勒、赵染之祸，已伏于冥冥之中矣。（卷八六）
司马氏八王之乱，其所经之途径，虽较袁氏谭、尚兄弟为複杂，然其因果，固与袁氏无异也。
晋成帝咸和八年，石勒疾笃，遗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司马氏汝曹之前车也。”
注曰：前车之覆，後车之戒，戒其兄弟自相残也。（卷九五）
咸和九年，成主雄卒，太子班即位，以建宁王寿录尚书事，政事皆委于寿及司徒何点、尚书王瓌，班居中行丧礼，一无所预。
注曰：李班岂可不谓之仁孝哉！然不能包周身之防，死于李越之手。末俗浇漓，固不可拘拘于古礼，以启姦非，至于殒身乱国也。（卷九五）
雄有子越等十馀人不立，而独立兄子班，在雄可谓不私其国，能择贤而与者矣。不知班虽贤，而德不足以服众，才不足以制奸，智又不足以免祸，则适足以“乱国殒身”而已。使班效延陵季子之节，远引而不立，岂非至德！班既不能让，乌能禁越兄弟之不与争哉！
晋穆帝永和四年，石虎立幼子世为太子。
注曰：虎父子相残，废长立少，天将假手于冉闵以夷其种类也。（卷九八）
天下有明知故犯，而冀侥倖于万一者，至不能倖免时，则若有天道焉，石虎之事是也。
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燕主垂议伐西燕，诸将皆曰：“永未有衅，我连年征讨，士卒疲敝，未可也。”范阳王德曰：“永既国之枝叶，又僭举位号，惑民视听，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士卒虽疲，庸得已乎！”垂曰：“司徒意正与吾同，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终不复留此贼以累子孙也。”
注曰：垂不欲留慕容永以累子孙，而不知拓拔珪已窥于代北矣。是以有国有家者，不恃无敌国外患，恃吾所以传国承家者足以待之耳。（一〇八）
此亦蔽于感情，而见不及呼韩邪诸大臣者也。
晋安帝隆安元年，秦太后虵氏卒，秦主兴哀毁过礼，群臣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高事也，宜遵圣性，以光道训，既葬之後，素服临朝。”尹纬驳曰：“嵩矫常越礼。”
注曰：尹纬习于闻见，反谓李嵩为矫常越礼。呜呼！自短丧之制行，人之不知礼也久矣！（一〇九）
此有感于元初之短丧也。据《元典章》十一，“官吏丁忧终制”条，大德八年，始有三年之丧及丁忧之制，色目人员仍除外。时身之已前卒二年矣，故其言感伤如此。
隆安二年，慕容盛离间兰汗兄堤，弟加难。
注曰：苏轼有言：“木必先蠹，然后虫生之；人必先疑，然后谗入之。”兰汗凶逆，兄弟自相嫌忌，故慕容盛得间之，以奋其智，报君父之雠。（一一〇）
盛者宝之子，汗之壻。慕容与兰氏，世为姻亲，而宝为汗所弑。汗兄弟尝劝并杀盛，汗妻泣涕请之得免，至是乘汗兄弟之隙而间之。然使汗兄弟无隙，盛又何从间之哉！
隆安四年，凉王吕纂，以大司马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以东苑之兵作乱。纂击之，弘众溃，纂纵兵大掠，悉以东苑妇女赏军。纂笑谓臣曰：“今日之战何如？”侍中房晷对曰：“天祸凉室，昆弟接刃，虽弘自取夷灭，亦由陛下无常棣之恩。当省己责躬，以谢百姓。乃更纵兵大掠，囚辱士女。且弘妻，陛下之弟妇，弘女，陛下之侄也，奈何使无赖小人，辱为婢妾。”纂改容谢之。
注曰：《左传》富辰曰：“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如是，则兄弟虽有小忿，不废懿亲。”（一一一）
司马氏之事，接于耳目之前，孰不知以为戒！然每躬自蹈之而不觉者，感情为之也。右七条皆《晋书》载记中事。斯时中原板荡，人欲横流，伦纪坠坏极矣。
晋安帝义熙六年，南燕主慕容超，以母讬刘敬宣。
注曰：敬宣先尝奔燕，故超以母托之。夫孝莫大于宁亲，超以母之故，屈节事秦，竭声伎以奉之，既又掠取晋人以足声伎，由是致寇，至于母子并为俘虏，乃更欲以讬刘敬宣，何庸浅也！（一一五）
此条亦十六国事，慕容超背中国而事氐羌，故谓之“庸浅”。
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魏高允曰：“夫筮者皆当依附爻象，劝以忠孝。”
注曰：汉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人有邪恶非正之间，则依蓍龟，为言利害。与人子言依于孝，与人弟言依于顺，与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势道之以善。高允之言，祖君平之術也。（一二四）
高允盖华人陷于夷，而能用夏变夷者，故每欲借卜筮导人以忠孝，不问其为夷为夏也。岂独卜筮然，著史亦何莫不然。
宋孝武帝大明三年，上闻广陵平，出宣阳门，敕左右皆呼万岁。侍中蔡兴宗陪辇，上顾曰：“卿何独不呼？”兴宗正色曰：“陛下今日正应涕泣行诛，岂得皆称万岁！”
注曰：谓同气相残，乃天理人伦之变，必若以义灭亲，应涕泣而行诛也。（一二九）
又，蔡兴宗奉旨慰劳广陵。兴宗与范义素善，收敛其尸，送丧归豫童。上谓曰：“卿何敢故触王宪？”兴宗抗言对曰：“陛下自杀贼，臣自葬故交，何不可之有？”上有惭色。
注曰：兄弟朋友，皆天伦也。兴宗能不忘故交，而帝忍诛屠同气，故惭。（一二九）
孝武与竟陵王诞，皆文帝子，诞反广陵，孝武讨平之。其得意与凉王吕纂之平吕弘同；蔡兴宗对孝武之言，亦与房晷对吕纂之言相类；孝武之惭，犹纂之改容谢也。天良未泯，无问华夷，信哉！
宋明帝泰始二年，上既诛晋安王子勋，司徒休仁言于上曰：“松滋侯兄弟尚在，宜早为之所。”遂并赐死。世祖二十八子，于此尽矣。
注曰：休仁尚书下省之祸，自取之也。导上使去其兄子，上手滑矣，其视诸弟何有哉！萧齐易姓，刘氏歼焉，骨肉相残，祸至此极。有国有家者其鉴于兹！（一三一）
世祖即孝武，与明帝、休仁，皆文帝子。晋安王、松滋侯，与前废帝，则皆孝武子也。孝武二十八子，殇者十；前废帝杀者二，是以兄杀弟；明帝杀者十六，是以叔杀侄。明帝所杀，多休仁导之，既而休仁亦赐死，所谓“手滑”者指此。
泰始七年，上与休仁素厚，虽杀之，每谓人曰：“我与建安，年时相邻，少便款狎。事计交切，不得不相除，痛念之至。”因流涕不自胜。
注曰：史言帝残害骨肉，不能自揜其天性之伤。（一三三）
又，徵萧道成入朝，道成所亲以朝廷方诛大臣，劝勿就徵，道成曰：“主上自以太子稚弱，翦除诸弟，何预他人，今唯应速发。且骨肉相残，自非灵长之祚，祸难将兴，方与卿等戮力耳。”
注曰：史言骨肉相残，则姦雄生心，因之而起。为萧氏取宋张本。（一三三）
右数条皆言宋世骨肉相残之事。自取司马家以至篡于萧氏，不过五十九年，子孙屠戮之惨，为前史所罕有，盖犹是八王、十六国之馀风也。内乱频仍，不能恢复中原，亦由于此。
梁武帝天监二年，冯翊吉翂父为原乡令，为姦吏所诬，罪当死。翂年十五，挝登闻鼓，乞代父命，上乃宥其父罪。丹杨尹王志欲于岁首举充纯孝，翂曰：“异哉王尹，何量翂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当然，若翂当此举，乃是因父取名，何辱如之！”固拒而止。
注曰：翂之拒王志，是也；梁武帝知翂之孝节，而不能叙用以励流俗，非也。（一四五）
吉翂不肯因父取名，是天性之独厚者，应褒之以励流俗。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昭明太子卒，上徵其长子南徐州刺史华容公欢至建康，欲立以为嗣。衔其前事，犹豫久之，卒不立，遣还镇。
注曰：史因帝不立孙，究言事始。呜呼！帝于豫章王综、临贺王正德，虽犯恶逆，犹容忍之。至于昭明被谗，则终身衔其事，盖天夺其魄也。为昭明子詧仇视诸父张本。（一五五）
《记》言：“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又言：“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感情一偏，则理智全失，谗搆之为祸烈矣。
梁武帝太清元年四月，澄入朝于邺，东魏主与之宴，澄起舞，识者知其不终。
注曰：昔周景王丧太子及后，以丧宾宴。晋叔向曰：“王其不终乎！吾闻之，所乐必卒焉。今王乐忧，若卒以忧，不可谓终。”景王之丧，伉俪及冡适也，既葬而宴，贤者非之。高澄则丧父也，秘丧不发，死肉未寒，忘鸡斯徒跣之哀，纵跹跹僛僛之乐，尚为有人心乎！是故荣锜之祸犹轻，柏堂之祸为惨，苍苍之报应，固不爽也。鸡斯，读为笄。（一六〇）
叔向语见《左·昭十五年传》，景王疾崩于荣锜氏，在昭廿二年。高欢以梁太清元年正月薨，至六月乃发丧，太清三年，澄即被刺于柏堂，故身之之言如此。明郑瑗《井观琐言》，谓“身之释《通鉴》，多骋浮辞，殊非笺解之体”，举此条为证。不知笺疏本有此体，如《左》昭六年，叔向责子产铸刑书孔《疏》，其最著者也，郑瑗特少所见多所怪耳。
太清三年，鄱阳王範屯濡须，遣世子嗣将千馀人守安乐栅。
注曰：安乐栅者，範所立栅，以安乐名之。然臺城覆陷，父兄蒙尘，此子弟沫血枕戈之时，以安乐名栅，非名也。（一六二）
此为宋高宗之宴安江沱言之。《鸡肋编》下，载：“车驾渡江，韩、刘诸军皆征戍在外，独张俊一军常从行在。择卒之少壮长大者，自臀而下，文刺至足，谓之花腿军。加之营第宅房廊，作酒肆，名太平楼。般运花石，皆役军兵，众卒谣曰：‘张家寨裡没来由，使他花腿抬石头，二圣犹自救不得，行在盖起太平楼。’”
梁简文帝大宝元年，邵陵王纶致书湘东王绎曰：“弟若陷洞庭，不戢兵刃，雍州疑迫，何以自安？必引进魏军，以求形援。”
注曰：以纶之昏狂，犹能言及于此，盖势有所必至也。（一六三）
梁诸王骨肉相残，各向外求援，已于《书法篇》言之。纶之不德，《梁书》本传只有隐匿刺客戴子高一事，《南史》本传则载其恶行连篇。《注》所谓“纶之昏狂”，据《南史》也。然纶当侯景之变，曾率师赴援，後守汝南，为西魏杨忠所执，不屈而死，百姓怜之，为立庙江岸，《梁》、《南》二史无异词。其致湘东王书，尤多粹语，如谓：“骨肉之战，愈胜愈酷，侯景之所以未窥江外者，正为藩屏盘固，宗镇强密。若自相鱼肉，是代景行师，景便不劳兵力，坐致成效，丑徒闻此，何快如之。”又《艺文类聚》廿五载此书，有为二史所略者，如谓：“昔廉、蔺二虎，且犹不斗，况弟与湘雍，方须叶力，惟亲惟急，万倍于斯。岂得各恣目前，不思久远。”皆名言也。昏狂之人，何能有是？《南史》所增诸史料，疑出自纶败之后，萧韶《太清纪》等诬之耳。《太清纪》本为湘东而作，见《考证篇》。
梁元帝承圣元年，诛侯景所署尚书僕射王伟，伟于狱中上五百言诗，湘东王爱其才，欲宥之，有嫉之者言于王曰：“前日伟作檄文甚佳。”王求而视之，檄云：“项羽重瞳，尚有乌江之败；湘东一目，宁为赤县所归！”王大怒，钉其舌于柱而杀之。
注曰：王伟，侯景之所取计者也。自围臺城以至于移梁祚，屠萧氏以及其臣民，皆伟之谋。帝忘其父子兄弟之雠，乃爱其才而欲宥之，发怒于檄文而后诛之，失刑甚矣！（一六四）
所谓爱其才者，非爱其才也，溺于己之所嗜也。父子兄弟之雠，不能易己之所嗜，及至触其所忌，则怒而杀之，始终徇己而失却其理智者也。
隋文帝开皇二十年，废太子勇，长宁王俨上表乞宿卫，辞情哀切，上览之闵然，杨素进曰：“伏望圣心同于螫手。”
注曰：蝮蛇螫手，壮士断腕。杨素以谗慝灭人天性之亲，以此为喻，亦太甚矣。（一七九）
俨，勇长子，帝嫡孙。杨素谮废太子，帝不悟，至是而天良偶现，素复以极险峻之语斩绝之，素诚忍人哉！
唐太宗贞观十年，诸王之藩，上与之别曰：“兄弟之情，岂不欲常共处邪！但以天下之重，不得不尔。诸子尚可复有，兄弟不可复得。”因流涕呜咽不能止。
注曰：上之流涕呜咽者，抑思建成、元吉之事乎？（一九四）
唐太宗盖骨肉相残，而幸免于祸败者，然终不能不感伤，亦天良发现也。朱子言：“太宗诛建成、元吉，比周公诛管、蔡。只消以公私断之，周公全以国家天下为心，太宗则假公义以济私欲者也。”见《语类》一三六。
唐中宗景龙元年，右补阙权若讷上疏，以为“天地日月等字，皆则天能事，贼臣敬晖等轻紊前规，今削之无益于淳化，存之有光于孝理。又，神龙元年制书，一事以上，并依贞观故事，岂可近捨母仪，远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
注曰：史言中宗无是非之心。（二〇八）
《丧服传》曰：“禽兽知母而不知父，都邑之士，则知尊祢矣，大夫及学士，则知尊祖矣。”权若讷导君以忘祖，不过小人希旨固宠，中宗乃为之手制褒美，是知母而不知父矣。
唐玄宗开元二年，突骑施可汗守忠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于其兄，遂叛入突厥，请为乡导，以伐守忠。默啜遣兵二万击守忠，虏之而还，谓遮弩曰：“汝叛其兄，何有于我！”遂并杀之。
注曰：书此以戒兄弟日寻干戈，而假手于他人以逞其志者。（二一一）
遮弩叛兄，引敌人以为助，兄败而己即随之。呜呼！人情大抵相同，无东夷西夷之分也。龙子曰：“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也，屦之相似，天下之足同也。”“汝叛其兄，何有于我”，岂独默啜然後能为是言哉！
唐昭宣帝天祐二年，十二月己酉，全忠密令害何太后于积善宫，敕追废太后为庶人。庚戌，以皇太后丧，废朝三日。
注曰：既废母为庶人，又废朝三日。废为庶人，天性灭矣；废朝三日，既非丧母之礼，又不足以塞天性之伤。唐之臣子，非唐之臣子也。（二六五）
唐之纪纲，至此紊乱极矣。大盗当国，岂复知有伦纪耶！
後梁太祖开平三年，刘守光为守文所败，守文单马立于阵前，泣谓其众曰：“勿杀吾弟。”守光将元行钦识之，直前擒之。
注曰：刘守光以子囚父，天下之贼也。刘守文既声其罪而讨之，有诛无赦。小不忍以败大事，身为俘囚，自取之也。（二六七）
刘守光囚其父仁恭，刘守文乃不忍杀其弟，二人同气之亲，其性行不同如此。《旧史·守光传》谓：“守文在沧州，闻父被囚，聚兵大哭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自古岂有雠父者，吾家生此枭獍，吾生不如死。’即率沧德之师讨之。”是守文固知有父者也。然《旧史》谓“守文诈悲，单马立阵场”；《新史》亦谓“守文阳为不忍，出阵呼其众”。然则守文非真不忍杀其弟者，特防备之不周耳。守文二《史》无传，其行事不详。《容斋续笔》六，“朱温三事”条，载：“刘仁恭为卢龙节度使，使其子守文守沧州，朱全忠攻之，城中食尽，使人说以早降，守文应之曰：‘僕于幽州，父子也。梁王方以大义服天下，若子叛父而来，将安用之？’全忠愧其辞直，为之缓攻。其后还师，悉焚诸营资粮，在舟中者凿而沉之。守文遗全忠书曰：‘城中数万口，不食数月矣。与其焚之为烟，沉之为泥，顾乞所馀以救之。’全忠为之留数囷，沧人赖以济。”据此，则守文固五代时之庸中佼佼者，观过可以知仁矣。
开平四年，吴徐温母周氏卒，未几起复为内外马步军都军使，领润州观察使。
注曰：起复之制，通古今疑之。《礼记》：“子夏问曰‘三年之丧卒哭，金革之事无避也者，礼与？其非礼与？’孔子曰：‘吾闻诸老聃：昔者鲁公伯禽有为为之也。今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吾弗知也。’”《注》云：“伯禽封于鲁，有徐戎作难，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自汉以后，不许二千石以上行三年丧，魏晋听行三年丧，而大臣率有以夺情起复者，习俗闻见，以为当然，莫之非也。呜呼！此岂非孔子所谓“以三年之丧从其利者”乎！若王莽之志不在丧，徐温之起复，所谓“从其利者”又难言也。（二六七）
起复之事，自古有之，奸人每藉此以固其位，所谓“从其利”也。此盖为史嵩之之事言之，淳祐四年甲辰，嵩之丁父弥忠忧，不即奔丧，未几起复为右丞相，舆论沸腾。《癸辛杂识》别集下，及《钱塘遗事》、《宋史纪事本末》，皆有史嵩之起复专条。《宋季三朝政要》载各家劾嵩之疏，复三四千言，在当时视为莫大事件，然实攻其人，非攻其事也。太学生黄恺伯等书曰：“臣等恭睹御笔起复右丞相史嵩之，有以见陛下念时事之多艰，重大臣之去也。然嵩之何人哉？曩者开督府，以和议堕将士心，以厚赀窃宰相位，罗天下之小人为私党，夺天下之利权归私室，万口一辞，惟恐其去之不亟也。嵩之亡父，以速嵩之之去，中外方以为快，而起复之命下矣。陛下所以复嵩之者，为其有折冲万里之才欤？嵩之本无捍卫封疆之能，徒有劫制朝廷之术。彼国内乱，骨肉相残，天使之也。嵩之贪天之功，以欺陛下，其意以为三边雲扰，非我不足以制也。殊不知敌情叵测，非嵩之之所能制，嵩之徒欲以制敌之名制陛下尔。陛下所以起复嵩之者，谓其有经理财用之才欤？嵩之本无足国裕民之能，徒有私自丰殖之计，今钞法屡更，利之归于国者十无一二，而聚之于私帑者已无馀算。国家之土壤日削，而嵩之之田宅益广；国家之帑藏日虚，而嵩之之囊橐日厚。陛下眷留嵩之，将以利吾国也，殊不知适以贻吾国无穷之害尔。臣又读麻制有曰：‘谍谂愤兵之聚，边传哨骑之驰，况秋高而马肥，近冬寒而地凛。’方嵩之虎踞相位之时，讳言边事，通川失守，至逾月而后闻；寿春有警，至危急而後告。今图起复，乃密谕词臣，昌言边警，张皇事势，以恐陛下，臣愚所谓擢姦臣以司喉舌者，又其验也。臣等久被教育，此而不言，则人伦扫地，将与嵩之胥为夷矣。”细味其言，皆攻其祸国，非攻其起复，盖借题发挥耳。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梁西都留守河南尹张宗奭来朝，复名全义，献币马千计。帝命皇子继岌、皇弟存纪等兄事之。
注曰：继岌皇嗣也，岂可兄事梁之旧臣！存纪皇弟也，既使其子以兄事全义，又使其弟以兄事全义，唐之家人，长幼之序且不明矣，是後中宫又从而父事之，嘻甚矣！夷狄之俗，好货而已，岂知有纲常哉！（二七二）
後唐出自沙陀，故曰“夷狄之俗”，然此乃乱世之象，不尽关夷俗也。
後唐明宗长兴四年，赐钱元瓘爵吴王。元瓘于兄弟甚厚，其兄中吴、建武节度使元璙，自苏州入见，元瓘以家人礼事之，奉觞为寿曰：“此兄之位也，而小子居之，兄之赐也。”元璙曰：“先王择贤而立之，君臣位定，元璙知忠顺而已。”因相与对泣。
注曰：元瓘笃友悌之义，元璙知忠顺之节，兄弟辑睦，以保其国，异乎夫己氏者矣。（二七八）
夫己氏指元世祖兄弟，此为《胡注》贬损当世之最显著者，与前条牝鸡之指太宗、定宗后同。元初兄弟争国，动辄称兵，明张溥尝论元北边诸王之乱云：“元定宗贵由之殂也，牝后称制，君位久虚，兀良合台等推宪宗蒙哥即位，失烈门与诸王心不能平，宪宗遂肆杀戮，宗族解体。合州之变，阿蓝荅儿等谋立阿里不哥，郝经劝世祖忽必烈直趣燕京，大位始定。既而阿里不哥以少弟抗命，称帝和林，六盘诸部，莫不响应，世祖亲战漠北，大众方解。国历三传，内难辄作，母后衔冤，同气流血，齐鸾、梁绎，代有其人。至元年间，世祖封其子那木罕为北平王，帅兵镇守，防海都也，久之昔里吉劫之以叛，伯颜平之。至元二十四年，复有乃颜之乱，甘麻剌出镇，而叛党尚逞，铁木耳抚军，而大同不宁。盖海都以太宗长孙，世居北方，定宗以来，日寻干戈，未尝稍息也。”语见《元史纪事本末》。所谓夫己氏者，出《左·文十四年传》，犹言“那个人”，不便斥言之也。
後晋高祖天福六年，彰义节度使张彦泽欲杀其子，掌书记张式素为彦泽所厚，谏止之。彦泽怒，射之。
注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张彦泽欲杀其子，其于天性何有！张式其所亲者也，以谏而杀之，极其惨酷，其于所亲亦何有！晋祖欲以君臣之分柔服之，难矣，此其所以贻负义侯之祸也。（二八二）
负义侯者，石敬瑭子齐王，契丹灭晋，降封为负义侯。张彦泽其先突厥部人，骁勇善战，与敬瑭连姻，敬瑭倚为心腹，其后叛晋降虏。《易·序卦》曰：“有父子而后有君臣。”张彦泽既无父子，何有君臣，其反覆暴戾无人性，盖早见于杀子之时。敬瑭不之悟，卒以亡其国，宜哉！
後晋齐王开运元年，朝廷以杨光远罪大，而诸子归命，难于显诛，命李守贞以便宜从事。闰十二月癸酉，守贞入青州，遣人拉杀光远于别第，以病死闻。丙戌，起复杨承勋，除汝州防禦使。
注曰：昔楚令尹子南以罪诛，其子弃疾，以不忍弃父事雠而死。李怀光之反，河中既破，唐德宗欲活其子璀，而不可得。彼二子者，以父子之亲，居君臣之变，审义安命，以死殉亲，夫岂不乐生，义不可也。若杨承勋兄弟，出于蕃落，枭獍其心，囚父归命，以希苟活，晋朝以不杀降为说，于理且未安，又从而录用之，宜异时契丹得假大义以泄其愤也。（二八四）
杨承勋沙陀部人，故曰“出于蕃落”。契丹既灭晋，责承勋劫父，脔而食之，故曰“假大义以泄其愤”。囚父杀母，五代时习见，前有刘守光，此又有杨承勋，同时有李彦珣者，射杀其母，而石敬瑭拜为房州刺史。欧公尝论之曰：“甚哉人性之慎于习也！习见善则安于善，习见恶则安于恶。自唐之衰，干戈饥馑，父不得育其子，子不得养其亲。其始也骨肉不能相保，盖出于不幸，因之礼义日废，恩爱日薄，习久而遂以大坏，至于父子之间，自相贼害。彦珣射其母，高祖从而赦之，彦珣不自知为大恶，高祖亦安焉不以为怪。其极也，使人心不若禽兽，可不哀哉！”语见《五代史》五一。南北朝之乱，多兄弟相残，五代之乱，乃至父子相杀，世道之升降，可于此见之。
後汉高祖天福十二年，南汉主恐诸弟与其子争国，尽杀其男，纳其女充後宫。
注曰：刘晟残同气而渎天伦，桀纣之虐，不如是之甚也。（二八七）
刘晟之虐，惟金主亮似之。《金史·海陵纪》，称海陵屠灭宗族，杀太宗子孙七十馀人，宗翰子孙三十馀人，诸宗室五十馀人，妇姑姊妹，尽入嫔御。其视刘晟，过无不及。然此亦至愚人耳，恐诸弟与其子争国而尽杀之，则必累代独子而後可，不然，子有弟，孙亦有弟，争何时已乎？《金史》为身之所未见，然逆亮之暴行，则固声闻邻国也。
後汉高祖乾祐元年，侍卫马步都指挥使、同平章事史弘肇，遭母丧，不数日复出朝参。
注曰：居丧而经营起复，已得罪于名教。未起复而自出朝参，虽史弘肇武人无识，亦可见朝章之紊。（二八七）
墨绖从戎，本出于不得已，非贪恋权利、钻营起复者所可藉口，已于前文史嵩之之事论之。至元二十三年，宋降人程钜夫荐谢枋得，谢适遭母丧，其《与钜夫书》，即以是为辞，并发挥其对起复之意见，曰：“咸淳甲戌而后，不复有礼法。贾似道起复为平章，文天祥起复为帅阃，徐直方起复为尚书，陈宜中起复为宰相，刘黻起复为执政，饶信斗筲穿窬之徒，钻刺起复，不可胜数。三纲四维，一旦断绝，此生灵所以为肉为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语见《叠山集》四。然则宋末朝章之紊，不复拘守常制，殆与五代等，此季世之通患，不独五代宋末为然。“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丧无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