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的修养问题
今天讲的题目是“青年的修养问题”。
在表面上看，在这国势垂危的时候，来讲这个迂阔的问题，仿佛不大合适似的；其实，这个问题是一点也不迂阔。因为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前途，以及一个民族的前途，其复兴的重任，都是担当在青年的身上。如果每一个青年，将来都能成为一个有用的人，一个有作为的人，那么，国家的前途，一定是很有希望的。反过来说：如果所有的青年将来都不能成为有用的人，有作为的人，那么，就是现在的国家能够马虎地过下去，到将来也非糟不可。所以这问题不但不迂阔，并且还很重要。
关于“青年的修养问题”，我们现在可以分做五点来讲：
第一，要感觉责任：在从前，中国的旧说法，说每一个人都有两种责任，一种是对于家庭的，一种是对国家的。这也就是一般人所讲的忠，孝二字。忠是对于国家，而孝是对于家庭。如果一个人对于忠，孝二字有亏，那么，其他的方面，也就不堪闻问了。不过，这是从前的说法，现在已经不同了。在现在的社会里，一般人对于家庭的责任，似乎是减轻了一点，但这并不是像普通人所说的是什么人心古不古的问题。而实在因为现在的社会制度，和从前的社会制度，已经完全不同。譬如：在从前，一个人做了官，不但全家可以享福，而且三代都受诰封。可是一个人犯了罪，全家也都随着同受惩罚。因此，在从前的社会制度下面，一般人对于家庭所负的责任是很重的。可是现在不同，现在是一人做事一人担当，和家庭没有关系，因而对于家庭所负的责任，也就比较减轻了。
并且在从前，有许多人都只能算做家里的人，而不能算做社会的人。譬如：在从前的社会制度下面，妇女与儿童，都只能算做家里的人，而不能算做社会的人。换句话说：就是对于社会不负什么责任。可是现在不同了，妇女和儿童，不能再看做是家里的人，而也同样的是社会的人。这样，对于家庭所负的责任，虽然比较减轻，可是对于社会所负的责任，就要加重了。
要知道：社会越是进步，一切越是社会化。越是社会化，人也越是不能离开社会，譬如：在乡下，喝水是自己去挑，吃饭是自己去做，每一个家庭，就是一个经济单位。只管自己，而可以不去管旁人。可是在城市里就不同了，吃水是由自来水公司供给，吃饭是由麦粉公司供给。如果自来水公司和麦粉公司，一旦发生变化，那么，一般人的饮食，立刻就要发生问题。这就是因为城市的社会进步，已经成为社会化，而大家也不能离开社会了。越是不能离开社会，对于社会所负的责任，也越是要重。同时，社会越进步，社会上应做的事越多，而需要的人才也越多。我们既然不能离开社会，而去索居，那么，对于社会，就应该负起责任来。
第二，要立定志向：每一个人都应该立定一个志向，要做一个大人物。这里所说的大人物，并不是一定非做主席不可。无论做一个什么角色都是没关系的，只要所做的事，对于社会有益就成。譬如唱戏，每出戏里都有一个主角，可是主角的地位，并不一定就重要。戏里的皇帝、王后，往往都是配角。在历史上，每一件事都有一个主角，但那主角并不一定都是皇帝。所以我们应该去做对社会有益的事；只要对社会有益，那么，什么事都可以去做，不必非要做什么主席不可。
在从前，中国的旧说法，说做人有三不朽：一是立德，二是立功，三是立言。在这三不朽中，立德是最要紧，而且也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至于立功，立言，都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必须要看自己的才学和所遇的机会如何而定。立德既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那么，究竟应该怎样去做呢？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做得极好，而这事对于社会确实有益，那就是达到了立德的地步。
第三，要注重兴趣：有许多青年，因为不知道将来应该做些什么事，常常去问人家。其实，这是没用的。要想知道将来应该做些什么事，必须先问一问自己的兴趣，是在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如果对于某一件事感到兴趣，那么那件事和他的性情一定是很相近的。
我们如果想把一件事做到极好的地步，必须要靠两种东西：一种是才，一种是学。才是天生的根的，就是一般人所说的天才；学是后来加上去的努力。这两种东西合起来，才能做到极好的地步。如果一个人没有才，仅仅去学，结果也不能做到极好的地步。无论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发明家等，所以能够成功的原因，除去是有过人的天才以外，还要靠努力的学。
说到这里，有人听了也许要觉得灰心。以为旁人能有天才，自己没有天才，一定不会把事做好的。其实，这也不尽然。要知道：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才，不过，这个才，大家都不一样罢了。在从前科举时代，是不问你的才是在哪一方面，必须一律埋首在八股文里，如果有人的才，不是在这一方面，那就只有吃亏了。可是现在不同了，社会一天比一天的进步，各方面都需要人才。无论你才是在哪一方面，都可以使它尽量的发展。
也许有人不知道自己的才是在哪一方面，其实，这不必自己去解决，天然已经替你解决了。你的兴趣在哪一方面，你的才就在那一方面。譬如：猫捕鼠，这是一种才。但是猫并没有人家告诉它去捕鼠，而它自己看见老鼠就会发生兴趣，所以一捕就会捕到。可见我们在哪一方面有兴趣，就是在哪一方面有才。如果在我们感到兴趣的这一方面努力做去，那么，一定可以成功的。
不过，这里也应该有一个限制。譬如有人说：我的兴趣是在看电影；那么，就应该每天去看电影。这是不对的。因为，看电影只是个人的一种享受，对于社会并没有尽了什么责任。又譬如：大家对于吃饭，都很感兴趣，如果只是吃饭，而不做事，那岂不成了饭桶了吗？我们是说：应该做些对于社会有益的事。譬如：看电影和做电影，就不相同。如果有人对于做电影感觉兴趣，那么，就无妨去做电影。因为所做的电影，如果不是诲淫诲盗，对于社会，多少也是有益的。
对于社会有益的事，说起来也很多。无论是在政治，经济，学术，工业，商业，哪一方面，都需要人才。可见社会上，给予我们发展天才的机会是很多的。如果我们对于政治感觉兴趣，那么，就可以在政治上工作，但并不一定要做大官。最怕的一点，就是虚荣心。譬如：有的人兴趣，本来是在教育。可是因为觉得办教育不能出风头，而且是最清苦的一件事，为了虚荣心所驱使，于是就改做了旁的事，结果一定也做不好。
第四，要忘记成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如果把成败看得太真，就要感到许多痛苦。譬如：比赛足球，胜利了就愉快，失败了就不高兴，把胜败看得太真，就没有意思了。我们在一生中，所想做的事不一定都能成功，而尤其是新兴的事业，那更没有把握了。因为凡是一种新兴的事业，在初做的时候，都是一种试验的性质，试验不一定会成功的，而失败的成分，要占最多。譬如：飞机的发明，在起初，不知要失败了多少次，牺牲了多少人，到后来才成功。但第一个制作者，如果因为失败而灰心，后来的人也随着灰心下去，自然也不会有今日的成功。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遇到失败，千万不要灰心，仍然要继续做下去。
一件事的失败，是就个人的观点说的。如果就社会的观点说：大部分的事，是无所谓失败的。譬如：第一个制作飞机的人，在个人观点上说，固是失败了，但在社会的观点说，并没有失败，失败就是成功。
我们无论做什么事，一方面应该忘记成败，但一方面也不要希望太切，往往天才越高的人，希望成功的心也越切。一旦不成功，就垂头丧气，什么也不想做了。在历史上，这种代表人物，是汉朝的贾谊，他的年纪本来很轻，见到汉文帝，立刻就要做宰相，没给他宰相做，于是就灰了心，过了几年竟死去了。贾谊虽然很有才学，但是缺少修养，所以也是不成的。
第五，要锻炼体格：有许多人对于中国的前途，都抱悲观，但我却一点也不悲观。因为中国人除去体格不如人家以外，其余聪明，才力和哪一国都可以比得上。在中国，一个人活到六十岁，实际上就没有多大用了。往往有许多很有才学的人，却又不幸短命死去。一个人的死去，就个人的观点说：本来没有多大关系，但就社会的观点说：就很重要了。
一个人仅仅只有才学是不成的，而还须大家都承认他的才学，这就是一般人所说的资望。一个人要有才有学，是要经过相当的时间，而大家都承认他的才学，又要经过相当的时间，合起来，至少就是四五十年的工夫。可是中国人到了这个年纪，却又多半就死去了。我们看：他国的大政治家，最活跃的时期，多年是在六十岁左右，因为这时才学已经到了最完全的地步，而办事的经验，也相当丰富了。可是中国人到这个年纪，为什么就要死去呢？无疑的，最大的一个原故，就是因为体格的衰弱。
总而言之，我们生为现代的人，一方面要有文明人的知识，而他一方面还要有野蛮人的身体，然后才能担当社会的大事。因为仅有文明人的知识，没有野蛮人的身体，遇到事情，是没有力量应付的。仅有野蛮人的身体，而没有文明人的知识，遇到事情，是没有方法解决的。希望大家在这一点上，能够特别努力才好。
教青年认识祖国
各学校又快要放暑假了。用什么方法，可以使各学校的学生，在暑假中，能得到一种教育，一种在学校课堂上，实验室中，所得不到的教育？
我们现在太注重有形的教育了。例如教学生读书，做实验，听讲等，都是所谓有形的教育。有形的教育，固然是不可少的，但所谓教育者，却并不只限于此。另外有一种所谓无形的教育。这种教育，并不靠学生读书、听讲，而只用另外一种方法，使学生潜移默化，改过迁善，而不自知。大概关于知识方面的教育是非用有形的教育不可的；至于关于道德方面的教育，若专靠有形的教育，恐怕是不能有什么功效的。“声色之化民末也。”这是一句老话，但却是一个真理。严格说起来，我们不能只“教”人，使他成为道德的；我们还要“化”人，使他成为道德的。青年学生，平日在学校所受的教育，大部分是有形的教育，在暑假中间我们应该与他们以机会，教他们受一点他们平日在学校里所不能受的无形教育。
爱国是一种道德。要想教一个人能爱国，不但需要教他知道他应该爱国，而且需使他有爱国的性格。教人知道他应该爱国，这是可以用有形的教育方法作的。我们可教他记住许多关于爱国的格言，可以给他讲许多关于爱国的故事。但专靠这些，是否能使他有爱国的性格，很是一个问题。性格是要“养”成的。在历史上，我们看见有许多把四书五经读得翻滚烂熟的人，到后来成了乱臣贼子。就他们的知识说，他们何尝不知他们应该做忠臣孝子？不过他们只有那个知识，而没有忠臣孝子的性格，所以一到了紧要关头，他们即作出他们也知道他们所不应该做的事情。
我们要想教我们的青年爱国，最好的方法，是把他们的国之可爱的地方，直放在他们的眼前，教他们的眼，真看见他们的国之可爱。现在的中国人，对于中国的知识，实在是太少了。他可以到过纽约、伦敦，而没有到过南京、北平。他可以到过罗马、雅典，而没有到过西安、洛阳。他可以游过欧美的名山，而没有上过泰华。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怎么能教他不说，外国什么东西，都比中国好？我们怎么能教他，对于中国，能自他的忠诚，油然而发出一种爱护之心，而不能自已？
从这些地方着眼，我想，我们政府，应该于各学校放暑假的时候，调集许多列车，让各地方的学生，坐着往各地方去看。能够完全免费最好，即不能完全免费，也只收一种名义上的票价。并且派各项专家领导他们，将所见到的东西，临时讲解给他们听。让他们到河南、陕西，教他们想象商、周、汉、唐之盛。让他们到山东，看看孔子、孟子的故乡。让他们到长江以南各地，看看政府现在的建设。到一个地方，看到令人兴起的事情，让他们随便歌，让他们随便哭。
本来有些学校对于毕业班的学生，有所谓毕业旅行津贴。但是有许多人想着，所谓的毕业旅行者，不过让学生到各地玩玩而已。学校不能拿钱让他们玩，于是有许多学校，奉了上面的命令，把这些津贴，都裁撤了。作这种看法者，实在太不知道无形教育的重要。还有人以为，到各处参观旅行，虽于学生有益，但这种益处，应该由学生自己拿钱去买，不应该由官家免费给与。这种看法，是完全把学生看成他的父亲的儿子，而不知学生不但是他的父亲的儿子，而又是国家的国民。他是国家的国民，国家是应该教育他的。从前我们说，朝廷养士，现在国家应该养士。
我们若能够使多数的青年学生，都到过秦皇、汉武的陵寝一次，对于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胜过派许多民族扫墓专使。我们若能够使多数的青年，都到过孔子的故乡去一次，对于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胜过举行多少次的丁祭。我们若能够使多数的青年，都实际见到政府建设的努力与成绩，对于青年精神上的效力，要胜过许多宣传部的宣传。
关于上面所说的后一点，我们有事实为证。我们大家都承认，现在的教育界，比去年平稳的多了。自从本年春季各学校开学以来，我们再不听见有所谓学潮。在各学校里，我们也不见学生中间有所谓左右派之争。我们只看见各学校都在按部就班地上课，我们只看见各学生都在循规蹈矩地用功。若拿本年春季各学校的状况，与去年秋季冬季比较起来，几乎有所谓天渊的差别。从各学校的状况看起来，自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开始，我们几乎入了一个新世界。我们何以能有像这样的很好的情形呢？主要的原因可以说是，由于现在的青年，对于政府的对内对外的努力与成绩，渐渐认识了。事实胜于雄辩，有事实上的成绩，摆在面前，其感人的力量，胜过不知多少的言语文字上的宣传。现在教育界的情形，即是一个具体的证明。若是我们能够用上面所说的方法，使现在政府所有建设的努力与成绩，更能表现出来，则对于青年一定有更好的影响。
平绥铁路，近二三年来，在春假的时候，有西北考察团的组织。参加的人，自北平到绥远包头，共用五六日的时间。在这五六日的时间内，所有来往车票以及食宿、导游等费统共只收二十元。今年又加上到百灵庙。因为价钱便宜，去的人很多。在一方面说，路局作这种贴本生意很不合算，但自国防及教育方面看，这种办法是有极大的意义的。我们希望政府及各路局对于这一类的办法，予以极大的注意。
谈儿女
本篇所谓儿女，并不是与英雄相对者。儿者儿童，女者妇女。我们常听说有所谓儿童问题，及妇女问题。这些问题，我们想在本篇之内，提出讨论。
在《原忠孝》中，我们将旧日所谓处女处士，相提并论。我们说，这两个“处”字，意义完全相同。女人出嫁则为妇，男人出仕则为臣。妇须顺从其夫而尽心竭力地为其夫办事。臣须顺从其君而尽心竭力地为其君办事。除了遇见如赵苞所遇见的情形外，无论妇或臣，对于任何事，均须先其夫，或先其君，而后其亲。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一般的女人在夫家应负的义务大概是上则事亲，中则相夫，下则教子。此所说事亲，是一女人事其夫的亲。一女人既为妇，即无暇自事其亲，而只可事夫的亲。犹如一男人既为臣，即应“移孝作忠”，“王事靡盬，不遑将父”。善事其夫的亲者是孝妇，善相其夫者是良妻，善教其子者为贤母。孝妇，良妻，贤母，是每一个女人所应取的立身的标准。
如一个女人的夫先死，则此女人所应取的立身的标准，于孝妇，良妻，贤母之外，又要加上节妇。“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这一点是女人的大节，此点如不能做到，“则父母国人皆贱之”。一女人必如何方是，或不是，孝妇，良妻，贤母，是不很容易决定的。因为在这些方面，孝与不孝，贤与不贤，良与不良之间，很难有个具体的标准，以作分别。但如何是，或如何不是节妇，是很容易决定的。因为在这一方面，节与不节之间，有具体的标准，以作分别。所以在旧日，女人之以孝妇，良妻，贤母得旌表者甚少，而以节妇得旌表者则到处皆是。
在这种社会里，女人完全是家里人。所以在许多地方，家里人成为女人的别名。有些地方，亦称女人为屋里人，屋里人即家里人也。某人的妻，亦称为某人的家里人，或某人的屋里人，或简称为某人家里，如《红楼梦》中所说王保善家里，周瑞家里等。
我们在《说家国》中说，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人皆在家里工作，在家里生活。如此说，则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男人亦可说是家里人。此虽亦可说，但男人尚不完全是家里人。男人可出仕于皇家，皇家的性质虽亦是家，但其范围却是国。所以男人可以“干国栋家”。栋家者，栋其自家之家。干国者，干皇帝之家也。即不出仕之男人，亦可代表其家，与别家做事务的交涉，或友谊的来往，在社会上活动，而女人则不能。女人活动的范围，未嫁时不出其母家，既嫁时不出其夫家，“在家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所谓三从是也。所以女人完全是家里人。
自旧日的看法看，此并无损于女人的人格及其在道德上的价值。一个人在道德上的价值，是照着他是否能如其所应该而判定，并不是照着他在社会上的地位的高低而判定。一个“无道昏君”，在道德上的价值，远不及一个义仆义丐。此正如一个戏子之所以是好或坏，是在于他唱得好或坏，并不在于他是须生或青衣。如说女人在道德上无价值，或价值低，因为她的社会地位低，其不通正如说：梅兰芳的戏不好，因为他扮演的是女人。
不过就社会地位说，女人是低于男人一等的。我们乡下的人，如到一别人家中，在门口必先问：“有人在家吗？”如只有女人在家，女人即答：“没有人在家。”所以我们乡下有俗语：“面条不算饭，女人不算人。”女人所以不算人者，因其完全是家里人也。公孙龙说：“白马非马。”乡下人亦说：“家里人非人。”
在这种情形下，一般的父母，除非愿靠所谓“裙带关系”，以升官发财者，当然皆不重生女，重生男。女儿长大，即须出嫁，所以父母看她是“别人家的人”，是“赔钱货”。女儿是“家里人”，不能到社会上活动，所以父母看她是“不中用的”。《韩非子》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二千年来，都免不了有这种情形。
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里，家是经济单位。例如在一个旧式的木匠铺子里，一个木匠是老板，同时亦是工人。帮助他做活的，是他的妻，子等。他对于他的妻，子，是夫，是父，是师，是工头；他的妻，子，对于他是妻，是子，是徒，是助手。即就一个普通人的家说，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一个家，在许多方面，是要自给自足的。家要自给自足，所以有许多事，都需一家之内的人自己去做。如饭菜，衣服等，都须一家的女人去做，此即所谓“妇工”。这些事由一家的女人管，一家的男人，即可无内顾之忧了。所以妻是夫的“内助”。“内”者，言其是家里人；“助”者，言其直接地或间接地为其夫当助手。
因此，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夫妻的关系并不仅是二人同居，以过其所谓性生活者。妻是夫的“内助”，在经济的生产方面，他需要她的助；在生活的任何方面，他皆需要她的助。
因此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里，夫妻的离合，不能是很随便的。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里，夫妻一合即不可复离。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里，夫妻的离合是两个人的事，而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里，夫妻的离合是一大家人的事。家是经济单位，是社会组织的基本，若家的分子时常变动，则家的组织不免受其影响。所以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里，夫妻之结合，以终身不可复离为原则。所以在先秦，妻虽有七出之条，但后来少有用之者。魏晋以前，寡妇再嫁，尚不为十分地不道德，而宋以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之说，则甚占势力。盖在中国历史中，以家为本位的社会，愈后愈渐完备也。
一人若早死，其妻抚孤以承其业，此事对于其家之意义，犹如一国君早死，其大臣辅幼主以继其位。就一国说，必有如此的大臣，其国方不至于乱；就一家说，其家必有如此的“家里人”，其家方不至于绝。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家是人的一切，所以人视家之不绝为一最重要的事。所以守节抚孤的女人，与辅幼君的大臣，同是所谓“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君子人欤？君子人也”。
民初人常说：“在旧日的社会中，人不是他自己，而是他的父母的儿子；他结婚并不是他自己结婚，而是他的父母娶儿媳。”照民初人的看法，在这种情形下，当儿子的，固然不自由得可怜，当父母的，也未免专制得可恨。但是我们若知以家为本位的社会的经济制度，我们可见，这些都是应该如此的。谁也不可怜，谁也不可恨。
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家是经济单位。一家的人，皆须能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其家的生产工作。如一家开铺子，其一家的人，皆须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其铺子的工作。如一家种地，其一家的人，皆须直接地或间接地参加其种地的工作。在这种家里，父母为其子娶妻，其意义并不仅是为其子娶妻。他们是为他们的家接来一个新分子，能与他家的别的人共同生产，共同生活者。他们多了一个儿媳，不仅是家里多了一个人，而且是铺子里或农田里多了一个助手。所以他们的儿媳，要由他们去选择，而选择要用他们的标准。他们选儿媳，不只是选儿媳，而是为他们的铺子里或农田里选择助手，所以他们眼光，不能注在，至少不能全注在他们的儿子的爱情上。贾宝玉注意在林黛玉，贾母替他选了薛宝钗。站在宝玉个人的观点看，贾母是错误的。但站在贾府的家的观点看，贾母一点也不错误。少年老成的宝钗，当然比多愁善病的黛玉能持家，能“立门户”。
民初人常问：贾母为什么那么好多管闲事呀？宝玉为什么不积极地反抗，不闹家庭革命呀？贾母宝玉之流，大概都是“其愚不可及也”吧。照我们的看法，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贾母所管者并不是闲事，此点上文已详。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人不能离开他的家生产，亦不能离开他的家生活。他有了家即有了一切，没有了家即没有了一切，所以他不能闹所谓家庭革命。他亦不是知闹，想闹，而不能闹，他实是亦不知闹，不想闹。他不知闹，不想闹，亦不是因为他的无知。凡人对于某种社会制度，闹革命，或知闹，想闹时，必是此种社会制度所根据之生产方法，经济制度，已有重要的变动之时。不然，人不但不闹革命，且亦不知闹，不想闹。
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方法，冲破了家的壁垒。人的生活由家庭化而社会化。人离开了他的父母，而独立生产，独立生活。因此他的为子的责任减轻了许多，他的妻为妇的责任亦减轻了许多。此即是说，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他对于他的父，只是他的子，而不是他的徒，不是他的助手。他的妻对于他的母，亦只是儿媳，不是她的徒，不是她的助手。因此他可以“自由结婚”，他的父母亦让他“自由结婚”。
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里，人的生产方法社会化，人的生活亦社会化。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他的妻帮不上忙。例如一个铁厂的工人到铁厂里做工，除非他的妻亦是这同一工厂的工人，他与她不能在一块做工。即使他与她同是一个工厂里工人，他与她也是各做各的工，谁也不帮谁。他与她的生活所需的消费品，都已由专门的工业来供给，所以也不必由他的妻帮忙。他的吃食，衣服，以及一切用具，什么都是现成的。他只要有钱，只要打几个电话，什么都有人给他送来。在这种情形下，妻已不是夫的“内助”，因为在这种情形下，妻对于他在许多方面已不能助，不必助了。在这种社会里，女人的为妻的责任亦减轻了许多。
这许多的责任减轻以后，他的妻本亦可以由“家里人”变而为社会上的人，可以同他一样地有独立的技能，有独立的财产，而只与他同居，以过其性生活。他与她的妻虽是同居，但两人所做的事，可以各不相同，两人的财产可以各不相干。假使女人都能完全到这种地步，社会上即无所谓妇女问题。我们不听说有男子问题，而只听说有妇女问题，即因有一种事情，使女人不能完全到此所说的地步。以社会为本位的生产方法，冲破了家的壁垒，把男人完全放出来，但未把女人完全放出来，而女人，及有些男人，认为女人亦须完全放出来。此所以有所谓妇女问题。
女人所以不能完全从家里放出来者，因其为母的责任，尚不能减轻，因为对于她的儿女，除了她自己养育外，没有办法。社会对于儿童，除使其母亲自己养育外，亦没有办法。因此有所谓儿童问题。所谓儿童问题与妇女问题，是有密切的关系的。儿童问题如解决了，妇女问题亦即跟着解决。
我们在《说家国》中说：生产社会化的社会又有两类，一是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者，一是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者。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女人不能完全自家中放出来。因为女人是要生小孩的。在她生小孩的前后，都至少有一两个月不能做事。这一两个月，若不靠她的夫，她即不能生活。她既须靠她的夫，则她必须于相当范围内，受她的夫的支配。此即是说，于相当范围内，她不能完全地自由。
我们于《说家国》中说：大部分的事，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须家去经营者，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社会上都有专营其业者经营之。因此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妻为其夫所做的事，比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已少得多了。例如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人都向市场上买衣服穿，他的妻不必替他做衣服，更不用说纺线织布了。在这些方面说，他的妻的“妻”的责任，已经轻得多了。但有一种事，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社会上尚无专营其业者，此即是养育儿童之事。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养育儿童，仍须在家里。女人须养育儿童，因之她的一生的最好的时光，大部分还是要消磨在家里。她不能完全从家里放出来。她还须在家里当贤母。
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没有或者极少专营养育儿童之业者。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事情，并不是可以作为一种“营业”的。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各种专营其业者所经营之事，其范围虽是社会的，而主持支配之者，仍是私人。既是私人所主持支配，则其主要的目的，仍是得利赚钱。因此主持者的利益与顾客的利益，常是冲突的。买东西的总说他所买的东西，价钱太大。卖东西的总说他所卖的东西，价钱太小。“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这并不是什么人好，什么人坏的问题，他们是“易地则皆然”的。不过在普通商业交易中间，卖东西的如“利心太重”，价贵物劣到不像话，买东西的可以不买他的东西。一个包饭的厨子，如饭菜太劣，吃饭的人可以抗议，可以退伙。但一个养育小孩子的地方，如养育得太差，小孩子是不会抗议的。结果是小孩子只有“吃哑巴亏”，而生病死亡。因此养育小孩子的地方，如是营业性质，即没有人愿意将小孩子送去。因此亦即没有这一种“营业”。
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一个人能离开他的家而独立生产，独立生活，因之他的妻的为“妇”的责任，已大大地减轻了。由此方面说，女人已从家里放出来。但她仍须受她的夫的相当的支配，仍须在家里当母亲。由此方面说，她尚未完全由家里放出来。其所以未能完全由家里放出来，即因她须生孩子。
有一位民初时候的小姐的故事，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位小姐，在学校当女学生（女学生在民初是一个很惹人注意的名词）的时候，很热心于当时所谓女权运动，所谓妇女解放运动。她常到外面参加各种集会。她的父亲是一个清末民初所谓“老顽固”，对于他的女儿的行为，很不满意，但亦没有制止她的办法。后来这位小姐结了婚，当了太太，生了一个小孩，但她还是常到外面活动。她出去的时候，把小孩交给老妈子。有一次她出去开会，老妈子没有把小孩看好，小孩的头摔破了一块。这位太太回来，大为伤心，发誓以后专心在家看小孩。果然她以后再不参与外务，再不出去开会了。她的父亲知此事时，大为痛快。他说原来小孩子管他的母亲，比父亲管他的儿女，还要有效。
这一个故事，很可以说明，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女人所遇到的困难。她要在家庭与事业中间选择一条路。家庭与事业，在男子本来是可兼而有之，不成问题的。但在女人，这二者便成了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得兼”了。她如果要家庭，她须结婚生孩子；这样，如上所说的那位小姐一样，即牺牲了她的事业。她如要在社会上做事，她即不能结婚生孩子。不结婚生孩子是违反她的天性的。她如违反了她的天性，她痛苦。不在社会上“雄飞”，而在家里“雌伏”，这是违反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的人的希望的。她如违反了她的希望，她亦痛苦。无论如何，她总痛苦。此所以有所谓妇女问题。
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妇女更要“雌伏”，但她并不痛苦。其所以不痛苦者，有二方面可说。就一方面说，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女人除做孝妇良妻贤母外，没有别的希望。没有别的希望，自然亦没有因达不到别的希望而有之痛苦。自又一方面说，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女人随夫贵，随子贵。如其夫贵或子贵，她都可以得“五花封诰”，赞美她能辅助她的夫或教养她的子，替皇家做事。在此意义下，她的功绩，不止限于她的家内。她虽是家里人，但她可以间接地为社会造福利，而社会亦承认之。“五花封诰”，即社会承认之表示也。但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女人虽亦可随其夫当太太，但社会对此，不能有什么正式的表示。至于其子，于长成后，又须离其家而独立生产，独立生活，纵有成就，社会亦很少念及其“母氏劬劳”。如罗斯福当了美国的大总统，罗斯福的太太固可称为“此土第一太太”，但少有人称罗斯福的母亲为“此土第一老太太”。因此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里，女人如有事业欲，她尚有机会可以相当地满足之，她可以视其夫的事业，或其子的事业，如她自己的事业。如其夫或其子做了“光禄大夫”，她亦自然是“一品夫人”。但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里，女人如有事业欲，她必须自做事业，始能得到满足。我们并不说，在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中，女人对于其夫或其子的成就，完全不感兴趣，不过就此种社会的社会制度说，及此种社会中的人的心理说，女人不能以其夫或子为与其自己完全一体，如在以家为本位的社会中的女人然。
清末民初人的见解，以为所谓妇女解放，专凭人的主观的努力，即可做到。清末人说：男女应该是平等的，父母不应该重男轻女，父母应都知道生男生女都是一样。但依当时的社会制度说，男女是不平等的，生男生女，对于父母是不一样。不在社会制度上着想，而只说空洞的“应该”，这是不能有什么效果的。
因为清末人只说空洞的“应该”，在实际上没有多大用处。于是民初人教女人自动地“反抗”所谓“吃人的礼教”。他们说女人应该学什么娜拉，自动地脱离家庭。他们说：女人脱离了家庭以后，如果她们能“努力”，能“奋斗”，她们可以得到自由的幸福的生活。他们不知道当时的女人的社会地位，是一种社会制度所规定。要改变当时的女人的社会地位，须先改变当时的社会制度。不求改变社会制度，而只教一个女人或一部分女人枝枝节节地求自由的幸福的生活，无论她们如何“努力”，“奋斗”，“反抗”，俱是没有用处的。我们真见许多民初的娜拉，于脱离了家庭以后，不但不能得到自由的幸福的生活，而且有许多简直不能生活。她们有的重回到家庭，有的做了时代的牺牲品。这并不是因为她们不“努力”，不“奋斗”，而是因为在这些方面，一个女人或一部分女人的主观的“努力”，“奋斗”，是不能有什么效果的。
近数年来，政府制定了许多新法律，专就这些法律的条文看，男女是真正地平等了。女人有参政权，有承继权，有独立财产权，等等。凡男人所有的权，女人都有。专就法律条文上看，我们可以说，除苏联外，中国在世界上，是最尊重女权的了。但是，事实上，女人在法律上虽有这些权，但全国之内，有几个女人能行使，敢行使这些权？这些法律上的条文，只是条文。“立法院”的人想以法律改革社会制度，但社会制度，并不是法律可以改革的。
我们已经说过许多次，一种社会制度，是跟着一种经济制度来的；一种经济制度，是跟一种生产方法来的。不从根本上着想，不从根本上努力，而只空洞地讲“应该”，讲“奋斗”，讲“法律”，都是无补实际的。我们再可以说，人只有在经济上有权，才是真正地有权。有一个笑话，说：孔子庙前，香火零落，而财神庙，关帝庙前，则香火甚盛。孔子问财神，关帝：这是什么缘故？财神，关帝说：“你既没有钱，又没有刀，人为什么给你进香火。”这虽是笑话，而却亦是真理。再进一步说，关帝的刀还要靠财神的钱。他若没有钱发饷，恐怕关平、周仓也要变了。我们现在的法律，规定男女平等，而男女仍不平等者，即因在经济方面，男女的力量不平等。女人在经济上没有力量，叫她与男人平等，她亦不能平等。这并不是她“不识抬举”，而实是因为财神爷不帮她的忙。
女人如要在经济上有力量，非能与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做事不可。要想女人与男人一样在社会上做事，非先解决儿童问题不可。但儿童问题，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是不能解决的，至少是不易解决的。
在现在的世界中，要想解决妇女问题，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重新确定女人之家里人的地位。男人可以说：女人应该是家里人，虽在生产社会化的社会里，女人还应该是家里人。德国人所提倡的女人回厨房去的运动，即是重新确定女人是家里人的地位。这种重新确定，如果能使女人死心塌地在家里，则妇女问题，亦可算是解决了。但在生产社会化的社会里，女人已经受了“蛇的诱惑”，她是不是还可以死心塌地在家里呢？
另外一种办法，是根本解决儿童问题，既没有儿童问题，则自然亦没有妇女问题了。我们于上文说，儿童问题，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不能解决，因为在此种社会里，各种专门经营某种事业者，皆是以得利赚钱为目的。但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亦社会化的社会里，各种事业，皆由社会经营，皆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所以在此种社会里，可以有养育儿童的机关，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因其不以得利赚钱为目的，所以人愿意将其孩子送入。又因在此种社会里，各种事业不是以得利赚钱为目的，所以对于女人生小孩子之前后，皆可予以特别优待。所以在此种社会里，女人可以不受小孩及生小孩之拖累，而在社会上可以与男人一样做事，因此可以与男人一样得到财神爷的帮助，而立于真正的平等地位。在此种情形下，夫妻在一块，才能共同生活，而谁亦不是谁的附属品。如是，妇女问题自然解决。
我们可以说，在生产家庭化的社会里，没有儿童问题，亦没有妇女问题。在生产社会化而支配家庭化的社会里，有儿童问题，亦有妇女问题。在生产社会化支配亦社会化的社会里，儿童问题解决了，妇女问题亦自然解决了。不从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上注意，而只枝枝节节地，要以主观的努力解决妇女问题，是不能成功的。
论天真活泼
有一位青年给我的信上说：“每当我读《新世训》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成了三十以上的人了。年轻人喜欢读比较刺激一点的书，但他却不问那书到底对不对。我也是青年人，我觉得《新世训》一书很容易使一个青年老大，很容易失掉天真活泼的情怀。这点对不对，我想先生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答。”
此所谓使青年老大，就是说，使青年失掉天真活泼的情怀。所以为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须先问什么是天真活泼。我们说一个人天真，可以是说一个人浑沌，易于冲动，亦可以是说一个人真率纯洁。我们说一个人活泼，可以是说一个人举动随便，容易轻举妄动。也可以是说一个人有朝气，有精神，自强不息。若所谓天真是浑沌的意思，若所谓活泼是举动随便，轻举妄动的意思，读了《新世训》的人，若失掉了天真活泼，我认为这是《新世训》的很大的成就。若所谓天真是真率纯洁的意思，若所谓活泼是有朝气，有精神，自强不息的意思，则读了《新世训》的人，决不会失掉天真活泼。因为真率纯洁，有朝气，有精神，自强不息，正是《新世训》所赞美提倡的。不过它所用的话没有什么刺激性而已。天真活泼本是两个好名词。但很有许多人，误以浑沌易于冲动为天真，误以举动随便轻举妄动为活泼。我承认浑沌，易于冲动，举动随便，轻举妄动，是青年所常有的特点，但这是青年的缺陷。正是青年所应该改正的。若以为这些不是缺陷，是天真活泼，应该保持勿失，这是很危险的。《新世训·尊理性》，正是要人破除浑沌，不为冲动所支配，教人不可举动随便，轻举妄动。《新世训》所希望人得到的，是真正的天真活泼。
就天真是真率纯洁说，《新世训》提倡“无所为而为的人生”。在《为无为》章，《新世训》说：“一个人一生中所做的事，大概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他所愿意做者，一部分是他所应该做者。合乎他的兴趣者，是他所愿意做者。由于他的义务者，是他所应该做者。道家讲无所为而为，是就一个人所愿意做的事说，儒家讲无所为而为，是就一个人所应该做的事说。”所谓“无所为”，就是不计较个人的成败祸福。一个人不计较他个人的成败祸福，而做他所愿做的事，所谓真率，莫过于此。一个人不计较他个人的成败祸福，而做他所应该做的事，所谓纯洁，莫过于此。《新世训》赞美提倡这种人生，并且说，有这种人生的人，心境真率空阔无沾滞，所谓胸怀洒落者，即是指此种心境说。有这种生活的人，做事是一往直前，心境是空阔无沾滞，所谓天真，宜无过于此。
《新世训·论诚敬》章中说，敬是一个人的“精神总动员”。又说：“我们现在常听说，人必须有朝气。所谓有朝气的人，是提起精神奋发有为的人。若提不起精神，萎靡不振的人，谓之有暮气。我们可以说，能敬的人，自然有朝气。而怠惰的人，都是有暮气。”又说：“敬对人的做事效率及成功，有与现在普通所谓奋斗努力等，有同样的功用。”《新世训》所提倡的是蓬蓬勃勃作为有效率的人生，所谓活泼，宜无过于此。
总之，《新世训》所提倡的，是真率纯洁而不浑沌的人生，是有朝气，有精神，自强不息，而不轻举妄动的人生，是真正的天真活泼的人生。
有些人说：这种人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所以真率纯洁，就是因为他有一股浑劲，一个人所以有朝气，有精神，就是因为他喜欢轻举妄动。等到他的浑劲没有的时候，他也就工于计算，一切举动，都是有所为而为，也就失去他的天真纯洁了。他若不喜轻举妄动，他也就没有朝气，没有精神了。
对于这种说法，我们说：若果顺着一个人的自然发展，不加学力工夫，大概是如此的。上文所说：真率纯洁而不浑沌的人生，有朝气，有精神，自强不息，而不轻举妄动的人生，并不是自然的礼物，而是精神的创造。这就是说，这是从学力工夫产生出来的。学力工夫也不是违反自然的，也不是矫揉人性，造作成一种样子。学力工夫的功用，在于辅助自然的发展，补其偏而救其弊。这也就是所谓教育的功用。
不靠学力工夫，而自然有的纯洁率真，是与浑沌相连带的。不靠学力而自然有的有朝气，有精神，是与喜欢轻举妄动相连带的。因其是相连带的，所以严格地说，这种真率纯洁，不一定是真正的真率纯洁。这种自强不息，不一定是真正的自强不息。这种真率纯洁及自强不息，亦是不可持久的。中国常语谓“初生之犊不畏虎”。它不畏虎，是因为它不知老虎会吃它。严格地说，它并不是勇敢，只是不知害怕而已。它不畏虎，是因为它不知害怕，所以到它知道害怕的时候，它也就畏虎了。它的不畏虎是不能持久的。
所以我们不能靠与浑沌有连带的真率纯洁，而要用工夫学力，造出真正的真率纯洁。不能靠与喜欢轻举妄动有关系的自强不息，而要用工夫学力，造出真正的自强不息。这是真正的，亦是可以持久的。
说到刺激性的问题，我以为凡是关于人的行为的事，我们不应该用有刺激性的话，刺动他的感情，使他有类似于冲动或盲动的行动。如果如此，那就是以别人为工具，以达到自己的一种目的。这种办法，在政治社会方面，或者不容易完全避免，但在教育方面，这是应该完全避免，而且是可以完全避免的。
我们说，在政治社会方面，不容易完全避免，并不是说完全不能避免。有人说，民主政治的根本精神，就是把人当成人，不把人当成工具。在行民主政治的国家里，我们不能说，没有人靠刺激人的感情，以求政治上的成功。但与纳粹法西斯国家比较起来，情形是有不同。我们只须把罗斯福、丘吉尔的演说词，与希特勒的演说词比较观之，便可见其不同。希特勒的演说词，大概含有刺激性的话最多。据说，他演说的时候，也是乱走乱跳，大叫大哭。罗斯福、丘吉尔的讲演，大部分是报告事实，固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刺激性的话，但与希特勒的演说，是有性质上的不同。这也可以说是小节，但于这小节上，反映出民主政治与纳粹法西斯政治的一个根本的差异。
民主的教育，是要教育出来独立自主的人。每一个人遇事都有他自己的判断。他不为别人的工具，也不以别人为工具。他遇事只管对不对，不管刺激不刺激。这是教育的理想，也是所谓学力工夫的功用。
论大学教育
清华大学自治会举办教育系统演讲。“论大学教育”的讲员是清华文学院长哲学教授冯友兰先生。所记未经冯先生过目，如有错误概由记者负责。
记者冀新识
就常理说，大学的性质是什么呢？大学不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科。现在政府的人站在官场上，常常说大学是属于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实在不合理。大学不仅只是一个比高中高一级的学校，它有两重作用：一方面它是教育机关，一方面它又是研究机关；教育的任务是传授人类已有的知识，研究的任务则在求新知识——当然研究也需要先传授已有的知识。所以，一个大学可以说是一个知识的宝库。它对人类社会所负的任务用一句老话说就是“继往开来”。古人常说“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是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学问已专门了，所谓专门是对某种学问的一点特别精通；事实上对于各种学问都专门的人恐怕没有，也没有人这样想，如果有，那个人一定是精神有问题。但是这句话可以改为“一事不知，大学之耻”。一个大学对它所在的那个时代所有的知识，都应该有人知道。从前常说三家村有一位教书先生，他就是那一村的知识顾问，凡是那一村的人在知识上有了问题都请问他，看他怎么说。现在一个大学站在世界或国家的立场，也是一个知识顾问，也可说是专家集团。国家社会在知识上的问题，都可以找它来解决，如同找三家村的先生一样。战前中山大学才成立的时候，派人来平买书，琉璃厂书铺的人问他要什么书，他回答说“只要是书就要”。这话很有道理，一个大学什么书都应当有，不管它是哪一方面的。因为这种性质，所以一个大学不能是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的一科。严格说，一个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现在世界的学问越进步，分工越精细，对于任何一种学问，只有研究那一种学问的人有发言权，别人实在说来不能对专门知识发言，因为他没有资格。每一部分的专家如何去研究？研究什么？他不能叫别人了解，也不必叫别人了解；他们研究的成绩的好坏，只有他们的同行可以了解，可以批评，别人不能干涉。所以国家应该给他们研究的自由。因此，一个大学也可说是独立的，“自行继续”的团体。所谓“自行”就是一个大学内部的新陈代谢，应该由它自己决定、支配，也就是由它自己谈论、批评，别人不能管。所以说大学不仅只是一个比高中高一级的学校。
大学不是职业学校，不只在训练职业人才。职业学校训练出来的人，按理说一定有事情做——现在的社会一切都是乱的，自然不同。而大学就不同，它训练出来的人自然有些是做事的，而大多数是没有事情可做。望文生义，我们可以知道工学院毕业的人干工业，政治系毕业的人干政治，然而学哲学的干什么呢？世界上有各种职业学校，就是没有“哲学职业学校”！所以大学不同于职业学校。人类所有的知识学问对于人生的作用，有的很容易看出来，有的短时间甚至永远看不出来。就世俗说有些学问是有用的，有些学问就没用；可是一个大学就应该特别着重这些学问，因为有用的学问已有职业学校及工厂去做了。“红”的、有出路的学问大学应该研究；而“冷僻”的、没有出路的学问，大学更应该研究。它所研究的不应问对“吃饭”“穿衣”有什么用处，因为人类不只是吃饭、穿衣就够了。
大学不是宣传机关，它不在宣传哪一种政治上的主义以及作用。方才说过大学是专家集团，当然对于任何政治理论都讲，但不是宣传哪一种主义，只要它能成为一种学问，一种知识，就可以研究它。
上面已经说过，大学既是教育机关，又是研究机关。但是它所教育出来的人是什么样呢？简单说来，它所训练出来的人也有特殊机能。但只有特殊机能还是不够；所谓“特殊机能”就是“器”，如茶杯可盛水，凳子可坐；人如只有机能他就是一个“器”。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就是器，或者说他是大器，但无论如何大总是一个器。孔子说“君子不器”，现在可以说人不只是一个器。此处所谓“人”是合乎理想的人，不只是一个肉体的人。它不同于器，器是一种工具，别人可以利用它达到某种目的。一个人不是工具，除了有专门才能贡献人类外，他还是一个“人”；“人”是什么？如何成为一个“人”？所谓“人”，就是对于世界社会有他自己的认识、看法，对已往及现在所有有价值的东西——文学、美术、音乐等都能欣赏，具备这些条件者就是一个“人”。所以大学教育除了给人一专知识外，还养成一个清楚的脑子、热烈的心，这样他对社会才可以了解、判断，对已往现在所有的有价值的东西才可以欣赏。有了清楚的脑、热烈的心以后，他对于人生、社会的看法如何，那是他自己的事，他不能只在接受已有的结论。一个学校如果这样做，那就成了宣传，训练出来的人也就成了器。这是职业生和大学生不同的地方。
大学既是专家集团、自行继续的团体，所以一个真正的大学都有它自己的特点、特性。比如我们说清华精神，这就是自行继续的专家的团体的特性。至于它的特性是什么，我们用不着说，因为不是讨论清华精神的。由于一个大学所特有的特性，由哪一个大学毕业的学生，在他的脸上就印上了一个商标、一个徽章，一看就知道他是哪一个学校的毕业生，这样的学生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学生。教育部的人特别不了解这一点，认为大学是属于高等教育司的一科，彼此没有分别，不管什么事就立一个规章令所有的大学照办。比如一个学校应有的组织，有什么职员，全是一样。所有的大学硬要用一个模型造出来，这就是不了解大学是一个自行继续的专家的团体，有其传统习惯，日久而形成一种精神特点。
人生成功之因素
三种因素——才力命
在人生成功的过程中，须具有三种因素，这三种因素配合起来，然后才可以成功。
（一）天才。我们人生出来就有愚笨聪明的不同，而且一个人生出来不是白痴的话，一定会在一方面有相当聪明，而这种生出来就具有的愚笨聪明，无论什么教育家以及教育制度也不能使之改变。换句话说，教育功用只能使天赋的才能充分地发展，而不能在天赋的才能之外使之成功。这正如园艺家种植种子只能使所种的种子充分发展，而不能在这种子充分发展之外使之增加。
（二）努力。无论在哪一方面成功的人，都要努力。如果非常懒惰，而想成功的人，正如希望苹果落在自己嘴里，一样的不可能。
（三）命。这命不是一般迷信的命，而是机会，也可以说是环境。如一个人有天赋才能，并且肯十分努力，但却仍需遇巧了机会。如果没有机会，虽然有天资，肯努力，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提到机会环境，常会有人说我们可以创造环境，争取机会，这当然是不错的。不过，创造环境，争取机会，却包括在努力之中，而这里所说的机会，乃指一人之力所不能办到的而言。
以上所说的三种因素，可以自中国旧日术语用一个字来代表一下：天资可以用“才”字来代表；努力可以用“力”字代表；机会可以用“命”字代表。一个人要在某方面获得成功，必得需有相当的才、力与命。一提到命，恐怕会有误解。因为谈到命的时候太多，例如街头算命摆卦摊的谈命，旅馆住的大哲学家谈命，而这里所提到的命，却与他们都不相同。在这里所提到的命，乃是中国儒家所谈之命，是与一般世俗所说的命不同的。
一般世俗所谈的命，是天定的，就是我们人在生前便定下了一生的吉凶祸福。看相算卦可以知道人的一生吉凶祸福，我从来就不相信。据我看，这些都是中古时代的迷信，无论是在哲学上或是在科学上都是不合理的。
孔子、孟子所讲的命，并不是这个意思，儒家所讲的命，乃指人在一生之中所遭遇到的宇宙之事变，而且又非一人之力所可奈何的。再重述一下，创造环境，争取机会是属于努力那方面。与这里的命无关，不用再多论。现在还是讨论命字，我们人在一生中总会遭遇到非一个人力量所能左右与改变的宇宙之事变。比如说，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的事变直到三十四年（1945年），经过八年间的抗战，我们才获得最后的胜利。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们不得已起而抗战。这是非以一人之力所能改变的。更如现在世界战争虽然已经解决，然而仍有许多问题相继发生着。为什么我们生在这么个时代？为什么不晚生若干年，生在未来的大同世界中？此乃命。
以上才、力、命三者配合起来，三者都必要而不同具。也就是成功需要三者配合起来，没有时固不成，有了也不一定成。如同学考试加油开夜车，但也许考不及格。也就是不用功不能及格，而用功，也不一定及格！这道理就是在逻辑学上所谓：必要而不同具。有些人常说不靠命，那么他又在说创造环境争取机会了。不过我已重述过，那是属于“努力”方面的。
说起命来，我们活这么大而不曾死了，命就算相当的好。我们要知道人死的机会太多了，在母胎中，也许小产未出世就死去，这个人能成功不？幼童病死，有什么办法？我们经了八年抗战，经过战争、轰炸以及流亡，如今仍能参加夏令营，我们的运气真好得了不得了。
成功的种类与配合成分
以下我们讨论三者配合是否应该相等？也就是三者成分是不是应该每份都是百分之三十三点三？这回答却是不应相等，也不能相等，而是以成功的种类不同而每种成分各有不同。成功的种数不外有三：
一、学问方面：有所发明与创作，如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科学家等。
二、事业方面：如大政治家、大军事家、大事业家等。
三、道德方面：在道德上成为完人，如古之所谓圣贤。
以上列举的三方面，以从前的话来讲，也就是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学问方面的成功是立言，事业的成功是立功，道德方面的成功是立德。除三种之外，也就没有其他的成功了。因为这三种成功的性质的不同，所以配合的成分也就有了多寡。大致说来，学问方面“才”占成分多；事业方面“命”占成分多；而道德方面则是“力”占成分多。
学问方面的成功
学问方面，天才成分占得多。有无发明与创作是不只以得多少分数，几年毕业所能达成的。而且，没有天才，就是怎么用功，也是无济于事。尤其艺术方面，更是如此。所谓“酒有别常，诗有别才”。有些人致力于做诗，并做到十分的努力，然而他做出诗来，尽管合乎平仄，可是不是诗，那么，他就是没有诗的天资；但也许他在其他方面可以成功的。
事业方面的成功
事业方面，机会成分占得多。做学问，一人可以做到不需要别的人来帮助，而且做学问到很高深的时候，别人也帮不上忙。孔子作《春秋》，他的弟子们都帮不上忙。李白、杜甫作诗，也没有人能够给他们帮忙，我们更不能帮助科学家来发明。这大都需要他自己去做的。然而，在事业方面，并非一人之力所能达成：
（一）需要有许多人帮忙合作。如大政治家治政，大军事家用兵等。
（二）需要与别人竞争。如打仗有敌手，民主国家竞选总统，需要有对手。
总结一句话，还是事业方面成功，并非一人之力所能达成。如做一件事，需有多人帮忙，帮助他努力争取，同时，需要对手比他差，才能成功。有时他成，可是遇到的对手比他更成，那时只好失败；有时他不成，可是遇到的对手比他还不成，那时他也能成功。我们从历史上来看，例子很多。比如项羽能力大，偏偏遇到的对手刘邦比他还高明，所以他只好失败。我们看看“垓下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时不利兮”，他毫无办法。有些庸才，偏偏成功，史册上很多，不胜枚举。
现在让我提一个故事，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有这么一段记载：有一个棋迷，有时赢，有时输。一天他遇到神仙，便问下棋有无必赢之法。神仙说是没有必赢之法，却有必不输之法。棋迷觉得能有必不输之法，倒也不错，便请教此法。神仙回答说：不下棋，就必不输。这个故事讲得很有道理。一切事，都是可以成功，可以失败，怕失败就不要做。自己棋高明，难免遇到比自己更高明的对手，则难免失败；自己棋臭，也许遇上比自己棋还臭，臭而不可闻的对手，这时便也可成功，其他事业也是如此。
道德方面的成功
道德方面，努力成分占得多。只要努力，不需要天才，不需要机会，只靠大部努力便能在道德方面成为完人。这是什么道理呢？也就是为圣为贤需如何？很简单，只有“尽伦”。所谓“伦”即是人与人的关系，从前有“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现在不限定五伦。如君臣已随政体的变动而消失。不过人与人的关系却是永远存在。例如现在称同志，也是人与人关系的一种。为父有其为父应做之事，为子有其为子应做之事，应做的就是“道”。所谓君有君道，臣有臣道，父有父道，子有子道，也就是每个人都有他所应做的事。做到尽善尽美，就是“尽伦”。用君臣父子尽其道来比喻，名词虽旧，但意思并不旧。如果以新的话来讲，就是每个人应站在他的岗位上，做他应做的事。那么，为父的应站在为父的岗位上做为父应做的事，为子的应站在为子的岗位上做为子应做的事，等等。所以名词新旧没有什么关系，只要意思不旧即可。我们不能为名词所欺骗。有许多人喜欢新名词，听到旧名词君尽君道，臣尽臣道等，立刻表示不赞成。若有人以同样意思，改换新名词，拍案大声说：“每个人应该站在他的岗位上，做他应做的事。”于是他便高高兴兴地表示赞成了。
道德方面的成功，并不需要做与众不同的事。而且，“才”可高可低，高可做大事，低可做小事，不论他才之高低，他只要在他的岗位上做到尽善尽美，就是圣贤。所以道德方面的成功，不一定要在社会上占什么高位置，正如唱戏好坏，并不以所扮角色的地位高低做转移。例如梅兰芳，并不需扮皇后，当丫环也是一样。再者，道德方面的成功也与所做的事的成功失败无关。道德行为与所做之事乃两回事，个人所做之事不影响道德行为的成功。如文天祥、史可法所做的事虽然完全失败，但他们道德行为的价值是完全成功的。更进一步来说，文天祥、史可法如果成功，固然是好，但所做的事成功，对他们道德行为价值并不增加，仍不过是忠臣；同时，他们失败，对他们道德行为价值也不减少，仍不失为忠臣。因此道德方面的成功不必十分靠天才，也不十分靠机会，只看努力的程度如何；努力做便成功，不努力做便不成功。这种超越天才与机会的性质，我们称它为“自由”，是不限制的自由，并不是普通所说的自由。“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们不能说：“人皆可以为李杜”或“人皆可以为刘邦、唐太宗”。诸位于此，会发生两个误会：
（一）道德上成功与天才机会无关，那么自己不管自己天资如何，同时，也不必认真做自己所做的事，只要自己道德行为做到好处就成了。不过这是错误的。一个人做事如文天祥、史可法做事，尽心尽力到十二分，则虽失败，亦不影响其道德方面的成功，但他们不尽心尽力，失败固非忠臣，成功也属侥幸，因为他们的“努力”程度影响了他们道德方面的成功。
（二）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划分，实际上乃为讲解方便，其实立德非另外一事，因为立德是每个人做其应做之事，当然立言的人在立言之时，可以立德，立功的人在立功之时，也可以立德，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可立德，所以教育家鼓励人最有把握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因此立德与立言、立功是分不开的。
论信念
在逻辑里，我们讲所谓“必要条件”与“充足条件”的分别。一个人得了伤寒病，他即发热。得伤寒病即足可以叫他发热，但他如不得伤寒病，他不一定不发热。他虽不得伤寒病而得了疟疾，重伤风等，他照样要发热。得伤寒病是他发热的充足条件。一件事情的充足条件，对于一件事情，用中国古名学的话说，是“有之必然，无之不必不然”。
一个人必须吃东西，他才可以生存。但仅只吃东西他还不能生存。譬如一人能吃东西而不能睡觉，他还是非死不可。吃东西对于一件事情，用中国古名学的话说，是“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
社会上的事情都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的成功，需要许多必要的条件。这许多条件中的每一件，对于这一件事情的成功，都可以只是必要的而不是充足的。有了这一件条件，这一件事情，不一定能成功，但是没有这一件条件，这一件事情一定不能成功。
不分清楚，或分不清楚以上所说的分别，往往有许多不必要的争执。有许多人以为一件事情成功的必要条件，亦必须是他的充足条件，如其不然，他们即以为这条件亦不是必要的。我们常听说“教育救国”“科学救国”，以及许多类乎此的口号。就这些口号的本身说，是没有什么不对。不过我们要注意的，即是教育，科学等对于救国，都是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充足的条件。没有这些东西，国必不救，但专靠这些东西中的任何一个，国不必救。喊这些口号的人，对于这一点，不见得都清楚，而听这些口号的人，对于这一点，更见得糊涂。一个办教育的人，或提倡科学的人，谈起教育或科学的重要来，好像是专靠他那一行，即可救国。而社会上常有些人说，中国办新教育数十年，而现在国家还是这个样子，教育必有毛病。我们不敢说中国现在的教育没有毛病。不过这些人的说法，不能证明中国现在的教育必有毛病。因一个国家没有好的教育，固然是不得救，但只有好教育，一个国家不一定得救。我们可因一个国家没有好教育而断其必不得救，但不能因一个国家不得救而断其必没有好教育。
信念对于人的有些行为的成功，亦是必要的条件，虽不是充足的条件。譬如有两个人，一个人相信明天下雨，一个人相信明天不下雨，明天究竟下雨或不下雨，他们的信念，不能有什么影响，因为下雨不下雨是自然界的事情，并不是人的行为。若这两个人之中，一个人相信他自己能跳过一个三尺宽的沟，一个人不相信他自己能，或相信他自己不能，在实际跳的时候，第一个人可以跳过去的成分，要比第二个人大得多。
我们现在抗战建国的工作，是中国四千年来一件最大的事，亦是一件最复杂的事，其成功所需要的条件，真是千头万绪。这些千头万绪的条件，可以都是必要的，而没有一条件是充足的。在这些许多必要而不充足的条件中，有一个条件即是：我们必须有“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的信念。
这个信念对于抗战建国是必要的条件，而不是充足的条件。何以是必要的？因为打仗是需要顶大的牺牲的，一个光明的将来可以使大多数的人于困苦中得安慰，于牺牲中得勇气。这些安慰勇气，都是继续抗战所必需的。但将来的事情的如何，是不可以用理论证明的。我们固然不能确切地用理论证明中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我们亦不能确切地用理论证明明天不是地球末日。在这些地方，我们所靠的是信念。有些人觉得必须用理论证明中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像算学一样的精确，他才可以不悲观。他不知将来的事都是不能确切地用理论证明的。关于社会方面将来的事，更不能确切地用理论证明。而社会方面将来的最大最复杂的事，尤不能确切地用理论证明。
我们对于抗战必胜、建国必成，须有信念，而这种信念，即是抗战胜利及建国成功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但这并不是说，只要我们有这个信念，我们即可坐而达到我们的希望。我们要知道这件顶大顶复杂的事的成功，需要许多条件，这个信念不过是其中之一而已。没有它固必不行，但有了它亦不必行。我们还须努力使别的条件也都实现，许多条件合起来，才能充足地使抗战必胜、建国必成。
从另一方面看，所谓败北主义虽不是失败的必要条件却是失败的充足条件。若我们对于抗战建国的前途，不信其能成功，而信其必失败，则我们即是败北主义者。这亦是信念，因为此所说失败亦是将来的事，亦是不能用确切的理论证明的。抗战建国本是我们的事，其成功本靠我们的努力，我们多努力一分，他的成功的成分，即大一分。若我们预先相信我们不能成功，则我们的努力自然差了，我们更可以想，努力亦是白费，因此即不努力了。如此，当然必定失败。固然不持败北主义者，亦不一定不失败，所以败北主义，不是失败的必要条件。但如上面所说，专是败北主义即可致失败，所以败北主义是失败的充足条件。
我们可以说，我们若相信，我们必胜，我们固不必胜，但我们若相信，我们必败，则我们当然一定败。我们若相信我们必胜，我们虽不必胜，但已距胜近了一点，因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胜的一个必要条件。《益世报》的创办人，雷鸣远神父说，有些外国人问他，你相信中国能胜吗？雷神父回答：“我敢打赌，中国若不胜，把我的头砍了。”若个个中国人都有雷神父的这个信念，中国的胜利，已有几分把握。
我的读书经验
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一）精其选，（二）解其言，（三）知其意，（四）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只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听说在中国初有报纸的时候，有些人捧着报纸，就像念“五经”“四书”一样，一字一字地高声朗诵。照这个办法，一天的报纸，念一年也念不完。大多数的书，其实就像报纸上的新闻一样，有些可能轰动一时，但是昙花一现，不久就过去了。所以，书虽多，真正值得精读的并不多。下面所说的就指值得精读的书而言。
怎样知道哪些书是值得精读的呢？对于这个问题不必发愁。自古以来，已经有一位最公正的评选家，有许多推荐者向它推荐好书。这个评选家就是时间，这些推荐者就是群众。历来的群众，把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书，推荐给时间。时间照着他们的推荐，对于那些没有永久价值的书都刷下去了，把那些有永久价值的书流传下来。从古以来流传下来的书，都是经过历来群众的推荐，经过时间的选择，流传了下来。我们看见古代流传下来的书，大部分都是有价值的，我们心里觉得奇怪，怎么古人写的东西都是有价值的。其实这没有什么奇怪，他们所作的东西，也有许多没有价值的，不过这些没有价值的东西，没有为历代群众所推荐，在时间的考验上，落了选，被刷下去了。现在我们所称为“经典著作”或“古典著作”的书都是经过时间考验，流传下来的。这一类的书都是应该精读的书。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历史的发展，这些书之中还要有些被刷下去。不过直到现在为止，它们都是榜上有名的，我们只能看现在的榜。
我们心里先有了这个数，就可随着自己的专业选定一些须要精读的书。这就是要一本一本地读，所以在一段时间内只能读一本书，一本书读完了才能读第二本。在读的时候，先要解其言。这就是说，首先要懂得它的文字；它的文字就是它的语言。语言有中外之分，也有古今之别。就中国的汉语笼统地说，有现代汉语，有古代汉语，古代汉语统称为古文。详细地说，古文之中又有时代的不同，有先秦的古文，有两汉的古文，有魏晋的古文，有唐宋的古文。中国汉族的古书，都是用这些不同的古文写的。这些古文，都是用一般汉字写的，但是仅只认识汉字还不行。我们看不懂古人用古文写的书，古人也不会看懂我们现在的《人民日报》。这叫语言文字关。攻不破这道关，就看不见这道关里边是什么情况，不知道关里边是些什么东西，只好在关外指手画脚，那是不行的。我所说的解其言，就是要攻破这一道语言文字关。当然要攻这道关的时候，要先做许多准备，用许多工具，如字典和词典等工具书之类。这是当然的事，这里就不多谈了。
中国有句老话说是“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意思是说，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比写那部书的人的话少，他所说的话总比他的意思少。一部书上所写的总要简单一些，不能像他所要说的话那样啰嗦。这个缺点倒有办法可以克服。只要他不怕啰嗦就可以了。好在笔墨纸张都很便宜，文章写得啰嗦一点无非是多费一点笔墨纸张，那也不是了不起的事。可是言不尽意那种困难，就没有法子克服了。因为语言总离不了概念，概念对于具体事物来说，总不会完全合适，不过是一个大概轮廓而已。比如一个人说，他牙痛。牙是一个概念，痛是一个概念，牙痛又是一个概念。其实他不仅止于牙痛而已。那个痛，有一种特别的痛法，有一定的大小范围，有一定的深度。这都是很复杂的情况，不是仅仅牙痛两个字所能说清楚的，无论怎样啰嗦他也说不出来的，言不尽意的困难就在于此。所以在读书的时候，即使书中的字都认得了，话全懂了，还未必能知道作书的人的意思。从前人说，读书要注意字里行间，又说读诗要得其“弦外音，味外味”。这都是说要在文字以外体会它的精神实质。这就是知其意。司马迁说过：“好学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意是离不开语言文字的，但有些是语言文字所不能完全表达出来的。如果仅只局限于语言文字，死抓住语言文字不放，那就成为死读书了。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语言文字是帮助了解书的意思的拐棍。既然知道了那个意思以后，最好扔了拐棍。这就是古人所说的“得意忘言”。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过河拆桥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在读书中，就是要过河拆桥。
上面所说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外，还可再加一句“意不尽理”。理是客观的道理，意是著书的人的主观的认识和判断，也就是客观的道理在他的主观上的反映。理和意既然有主观客观之分，意和理就不能完全相合。人总是人，不是全知全能。他的主观上的反映、体会和判断，和客观的道理总要有一定的差距，有或大或小的错误。所以读书仅至得其意还不行，还要明其理，才不至于为前人的意所误。如果明其理了，我就有我自己的意。我的意当然也是主观的，也可能不完全合乎客观的理。但我可以把我的意和前人的意互相比较，互相补充，互相纠正。这就可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意。这个意是我的，我就可以用它处理事务，解决问题。好像我用我自己的腿走路，只要我心里一想走，腿就自然而然地走了。读书到这个程度就算是能活学活用，把书读活了。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所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从前有人说过：“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自己明白了那些客观的道理，自己有了意，把前人的意作为参考，这就是“六经注我”。不明白那些客观的道理，甚而至于没有得古人所有的意，而只在语言文字上推敲，那就是“我注六经”。只有达到“六经注我”的程度，才能真正地“我注六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