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自慕西化，民族传统备受谴责，但尚称赞我民族之同化力。西方尚分化，古希腊以一半岛城邦分裂未能成国。近代英伦三岛，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各自分张。海外殖民，美利坚、加拿大、澳大利亚各自独立，难于再合。全欧洲亦分数十国。此与中国传统，一趋分，一趋合，显见不同。中国人重内心修养，西方人重向外表现。此当为其主因所在。
重修养，每求亲近人。重表现，好作相互比较。人之有群，宜相亲不宜相较。其义浅显，勿烦深论。西方如奥林匹克运动会，渊源古希腊，一步一跳，尽作比赛，蔚成国际风尚。个人表演，胜者固若有荣。其于群道，究何意义价值可言。
中国人崇尚孝弟忠信，非与人相争，亦非自我表现。内尽己心，君子暗然而日彰，他人心悦而诚服。声闻过情，乃己之耻。对人即以立己。人己轻重之间，一施一受，于其深处有大分别，此诚群道之大者。
西方人重己，求表现，不重人，不惮相争，乃日趋于分化，如贩卖黑奴去美国，亦已数百年之久。林肯总统解放黑奴，引起南北战争。解放后，为争选票，黑人屡加优待。但美国人轻视黑人心理，则终不变。一住宅区，偶一黑人家庭迁入，同区美国人即相率避去，转瞬成为一黑人区。最近风气犹如此。但倘一黑人，拳坛出赛，荣膺拳王宝座，或则以歌唱称后，美国人亦竞加重视。犹太人在商业上有表现，美国人始终重视之。则能争始见重，其群乃成一相争之群。相争求成群，则尚法。唯国际则尚无法。
世界第二次大战，德日为美之敌，英法为美之友。大战既平，德日商场竞争之利胜于英法，乃转成美国之友。故能相争，能为敌，始成友。西方传统如此。今日西方群相呼号者有三语，曰自由，曰平等，曰独立。自由乃求独立，独立始见自由，此之谓平等。凡所表现，皆一种独立相异之表现。一国一家一人皆然。故其群必日趋于分化。
中国武术，播之银幕，西方群相艳羡。然中国人登武当山，进少林寺，潜隐终身，武术亦人生一修养，不为争表现。擂台争霸，乃江湖上事，少林武当中人所不为。今银幕电视所表演之中国武术，则亦全为一种比赛，已非中国传统精神。中国远自唐代，酒楼旅馆亦有歌伎，侑酒娱宾，亦寓有一种友情。亦有绝佳韵事，散见于诗词传奇小说中。非在大庭广众中，作自我表现者可比。
中西双方在学术上，亦有修养与表现之异。中国学问重修养，修养有得，乃以立其己而公之人。孔子学不厌，教不倦，乃曰“人不知而不愠”。道家亦云：“知我者希，斯在我者贵。”自我表现，求知于人，岂得称为学问。中国五伦，所重在对方，修养则归之一己。学问亦尽在此。不唯儒家然，诸子百家亦无不然。墨家兼爱，偏重对外表现，后世不传。道家最不重表现，乃得与儒家并尊。学于人，问于人，自称弟子。孔子曰“有朋自远方来”，则以朋友视来学。韩愈亦称“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孔子更称后生可畏。要之，中国人重谦重恭，此皆人生一种修养美德，岂有相轻敌视以作自我表现之意。
西方自古希腊起，文学哲学科学诸项，皆贵自创造自表现，不贵向人学向人问，更不贵谦恭向人，以虚自居。来学来问者，亦同贵创造表现。故曰：“我爱吾师，我尤爱真理。”哲学家论学著书，必贵自表现，能有新名词新解说。又贵有逻辑，使人无可争，无可辩。科学则必求证据，证据亦为表现，使人无可争，无可辩。文学则讲于道路，演于舞坛，听者观者群集，能事毕矣。其重己轻人之表现，岂不昭然若揭，又何修养之云。故在西方亦可谓无学问，无修养，无传统，亦如在奥林匹克运动场，敌对比赛，各自表现，如是而已。中国师弟子相传习，称为一家言。此乃长老后进之相传。西方则分门别类，唯我独尊，亦称一家言。此乃一己之专门。学术如此，政治亦然。近代民主政治，其情益显。分党竞选，演说宣传，亦各自表现，相互为敌。今人则称之曰政治运动，斯真情实宛符矣。
西方自古希腊起，政治场合重演说，此即一种表现，贵在能针对异方，以求一己之胜利。中国传统政治重奏议，如贾谊治安策，精思熟虑，杜门撰写，此则须先有修养。历代名人奏议皆由其学问修养来，非作自我表现，更非与敌相争。即如董仲舒三年目不窥园，其天人对策，亦自抒其日常学问之修养。其主张罢黜百家，何乃是与百家争。其在事先亦不待结党求胜。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此为在己之修养。若有表现，即表现其平日所修养。而修养则非为求表现。读论语四子言志吾与点也章，可知其大意所在矣。
中国人不求表现，更有深意。伊尹五就桀五就汤，乃曰：“我将以斯道觉斯民。”所重在道，道为人不为己。伊尹处畎亩之中，而乐尧舜之道以自任。其学问即修养。故曰：“隐居以求其志，行己以达其道。”其志在道，不在自我表现。其所表现，乃为道义。孔子曰：“不仕无义。”又曰：“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矣。”修养在我，宜必有闻。故曰：“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患莫己知，则须表现。求为可知，则贵修养。子夏曰：“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斯则修养始有表现，表现仍须修养。两者之别乃如此。
中国人言一视同仁。同一己，同一群，宁可横加彼此，又必轻彼重此。中国人又曰：“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此亦非以中国与夷狄相敌视。但望夷狄能进入中国，则亦一视而同仁之。苟其不为中国，必为夷狄，则放之四海不与同中国。故修养同，表现同，乃得同群同仁。修养异，表现异，苟为不义，即不得视为同仁。春秋战国时，居民有自由迁移权。不愿留此国迁往他国，政府不之禁。孔子周游齐、卫、陈、楚诸邦，然鲁政府不之禁。梁惠王问孟子，邻国之民未加少，梁国之民未加多，其对移民之一任自由，视春秋益宽放。中国人于列国之上又有一天下观念。所谓同中国，实即是同天下。故中国封建时代，实已是天下一家时代。如西周封建，其与周同姓之诸姬，与周通婚姻最密如诸姜，其为一家可勿论。兴灭国，继绝世，凡同属中国历史传统，在先有贡献，亦同获封建，则中国一家，亦即天下一家可知。此犹一己修养。同此道，乃得表现为同此仁同此群。
然亦有即为同姓，血统虽一，而其风俗人情不能相同者，则不加封建，视为夷狄。即如狐姬骊姬，同一姬姓，亦为夷狄。故在中国封建时代，虽重宗法，更重文化。浸染于同一文化传统中，即同为中国人。不然则为夷狄。主要在农业与游牧之相异。以政治立场言，则在封建与不封建。以同属人类言，则夷狄诸夏亦得一视同仁。明于此义，则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宜毋诧怪。秦代以郡县政治统一中国，此乃政治体制之变。若论社会，则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已同属一道。此则为中国历史上一大进步，即中国古人之一视同仁以天下为一家之观念有以致之。
秦汉时代，夷狄强邻有匈奴。当时中国人认匈奴为夏代之后，仍与中国同血统，乃远移而至蒙古沙漠。唯匈奴以侵略为怀，而中国则以防御通商和亲怀柔为对策。汉武帝时，始肆挞伐。其南来投降者，则仍处之中国境内，亦希其渐能同化为中国人。直至东汉之衰，魏晋之变，五胡乱华，在当时即不啻是中国之内乱。五胡之间，界线分明。而胡汉合作，在中国人则不加歧视。每进益深，乃有北魏孝文帝之南迁。隋唐之世，中国乃复归于统一。从政治论，则又是一大变。而从社会论，则远自汉末，始终是一中国社会，一线相承，不得谓之有大变。
专论汉唐两代，政治社会传统依然可谓无大变。但魏晋以下，则历史之变不得谓不大。尤其在北方，王猛仕苻坚，其心亦求北方之安定，屡劝苻坚勿南侵，则其好好做一人之一番中国文化传统修养，岂不深植心根。其他类似者，史书俱在，难于缕述。曾子曰：“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亲如州里，疏如蛮貊，忠信之道则一。当时北方胡汉合作，亦有忠信之道存乎其间。此亦中国文化传统修养表现之一例。
至北周苏绰，观其文辞，及其施为，虽在夷狄，不失其仍为一中国人之传统精神，则益明益显。下迄隋代，王通居河汾，作为文中子一书，其所表现，亦即中国文化传统之一番极深修养，读其书而可知。唐得承汉起，主要在从此等处求之。中国最能同化人，然亦最不易为他族入同化，自有其一番文化道义传统。从历史论，自见有一番表现，而主要本源，则在各个人之修养。岂仅望事业功名之表现所能到达其境界。故一部中国史，实即一部中国人之修养史，而岂表现二字所能尽。
唐代安史乱后，藩镇割据，下迄梁唐晋汉周五代，中国与夷狄重见分裂。人物修养，有不如五胡北朝之中国人，然亦未有绝迹。宋代兴起，在辽在金，仍有不失传统修养之中国人参其间。如元好问，仍为一中国传统大诗人，非有修养，则绝不得有此表现。其所修养，虽在当身当境，而上有千古，下有千古，有其一大传统之存在。苟其仅求一己一时之表现，则必出于争，无待于修养。故重修养，必能让而退藏。希腊亡，希腊人又乌得与罗马争，则亦无可表现。而元好问则得在金人统治下，成一中国大诗人，仍有其代表中国之特殊表现。其他类此者不遑举。元清两代，蒙古满洲入主，而中国社会可以传统无变，一如其恒。其表现传统文化之人物，更不胜缕举。故中西历史不仅分与合不同，其盛与衰亦不同。西方人好争，其历史乃衰而不复盛。中国人好让，其历史乃屡衰而屡盛。此又一相异。
最要者，表现不可传，而修养则必有传。求表现必各求创新，推翻前人，即其己之表现。修养则多依前言往行修之己，养之己，善与人同，乐取于人以为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吾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则不善者亦吾师，尽人而吾师矣。其弟子曰：“夫子何常师之有。”子欲居九夷，其弟子言九夷陋。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以一中国人居夷狄，依中国文化大统，夷狄亦尽可为师。此乃中国人修养之道。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人能宏道，非道宏人。宏道在己，贵有修养。所宏者道，敦行实践，而岂自我表现之谓。
儒家重言仁，即人道。道家重言天，即自然之道。天地之大德曰生，人类亦由自然生。我之得为一人，必于天道人道有修有养，使在我无忝，斯已矣。同于天与人者大，斯之谓大道。同于天与人者小，斯之谓小道。唯道家言天，范围大。儒家言人，范围小，但更亲切近人。道则绝非自我一人之道，乃大群共遵之道。故道必传自已往，以及于将来而有统。富贵财力，则不能有传统。即中国古代封建传统，亦以宗法之道为之主。唯其传在宗族，故必尊祖先。如商传汤道，周传文王之道，血统之上必有道统。中国人言孝，非谓依顺父母。父母不道，能纳之归于道，始是大孝。老子曰：“立天子，置三公，虽有拱璧以光驷马，不如坐进此道。”则大忠亦如大孝，忠其祖即孝其亲。忠祖孝亲，即道之所在。道有常有变，乱世尤易见。唯能拨乱，始有小康。而大同则仍在将来。故中国人重修养，其所表现则在更远之将来。一人如是，家国天下皆然。
东汉转而为魏晋，世衰道微。印度佛法东来，中国僧人幡然归之。视西土印度为中国，自居为夷狄。佛之一言一行，弥不勤搜广罗，以学以问，以修以养。积而久之，乃觉佛说纷乘，不得其中心所在。陈隋以下，中国僧人乃有判教工作之兴起。从各经典各异说中，加以组织，加以分别，以求其统之所在。遂有天台华严两宗，一主内，一重外。一为一心三观说，一为理事无碍事事无碍说。所持不同，难为再判。于是乃有禅宗，不立语言文字，唯主一悟。学问乃专在修养上，即身可以成佛，立地可以成佛。其说弥漫全国，历宋元明清长时期不衰。又有净土宗，只一声南无阿弥陀佛，声在即心在，一生念此，亦即此心之修养。所学在是，所问亦在是，不待再有学问。故禅净合一，乃见佛法之中国化。一自然，一人文，自悟自发，正可见中国文化传统主要精神之所在。
今若以孔子、释迦、耶稣并称为人类三大教，释迦似乎最重思维，最重自由。菩提树下枯坐不起，此即在自由思维。传其教者，亦各人人自由思维，自由创造，自由表现，而其传终不大。佛学乃终于在印度失传。耶稣教则历中古时期以迄于今，其门徒组织有教会教廷教皇，主要在能结合成一团体，能争能斗。亦可谓佛教史乃一部自由思维史，耶教史则为一部集团斗争史。穆罕默德继耶稣而起，其徒一手持可兰经一手持剑，其斗争精神乃益显。孔子之教则在修养上，学而时习之，学习即修养。有朋自远方来，同讲学，即同修养。自修自养，故人不知而不愠。礼有来学，无往教。孔子学不厌教不倦，然亦来学则教，非登门强教。故孔子非教主。释迦近如西欧一哲学家，然必出家离俗，故终为一教主。佛在教人思，耶稣在教人信，孔子则教人修教人养。此为儒、释、耶三教之大分别。唯修养中仍有思有信。耶释两教亦各有其修养。论其表现，则耶稣之钉死十字架上，释迦之离家出走坐菩提树下，孔子较之，凡所表现乃最不惊世而动俗，亦最为平易而近人。孔子之告其门人曰：“我无行而不与二三子者，是丘也。”斯其表现仍在大自然日常人生中，但有其一己之修养而已。中国社会与印度西欧之相异亦在此。
西化东来，最早已在晚明之衰世。其大量东来，则在清代之衰世。嘉道以下，中国社会即有变乱。使无西化之来，清政权亦必崩溃，此即观于中国史之传统而可知。唯西化强势逼人，印度佛教远非其比。晚明时西人东来，尚见东方而生慕。晚清时西人东来，则见东方而知易加轻侮。而中国人之向慕西方，亦远胜于其向慕印度佛法。好学心切，乐取于人，亦中国文化传统之内心积习。一百年来，自身内部变乱日烈，斗争无已，则亦西化使然。
西方文化主自我表现，彼此相争。空间然，时间亦然。后人之于古人亦无不然。故有新无旧，无传统。若谓有传统，则唯争求表现之一事。文化愈进步，表现愈新奇，斗争愈激烈。迄于最近七十年，两次世界大战接踵继起，其结果在西欧本土则已意衰力竭，相互间之斗争无可有新表现。而美苏二强，则在西欧本土之外，乃为举世相争主要之新对象。国人崇美崇苏，亦成国内一新斗争。果能急起直追，迎头赶上，西化成功，则当为中美苏三强鼎力相对之斗争。而就中国一国言，则实即一种内乱。加入西洋史，则不啻即美苏之相争。情势显然如此，其果为已走上西化道路否，亦诚值近代我国人之深思。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乃言修养，不言表现。上自三代，下迄汉唐，中国人文传统，亦各有其日新又新之景象。然乃日新于平安，非日新于斗争。西方人乃谓中国文化传统至唐而息。其实就中国社会言，宋元明清四代，依然有其日新又新，而人物修养之新，犹有过于汉唐。北宋新旧党争方兴之际，周濂溪教二程兄弟寻孔颜乐处。私人德性修养，乃更出于公众政治表现之上。宋明理学遂为此下中国社会奠新基。程朱言涵养，象山则言先立乎其大者，阳明言事上磨练。陆王所言功夫较浅，然其重内心，不重向外表现则同。若重表现，则必论方法，不论功夫，此其别。
中国近代之崇慕西化。倘亦能如陈隋以下佛教之有天台、华严、禅三宗继起，西化仍转为中国化，晚清儒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说，庶乎近之。一切相斗相争之商品武器，凡属科技，亦皆包涵在我传统之意义与价值之内，而一由我之文化传统加以运用，则宜可为利而不为害，此亦利多而害少。有志治中国史者，当求之魏晋南北朝，当求之五代宋初，当求之元清之入主。孟子所谓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愿我国人贤达其勉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