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十五卷。元赵汸撰。据赵汸门人尚谊《序》，此书初稿于至正八年(1348)，后又一再修改，至至正十七年方定稿。不久又因《礼记》之语而作《春秋属辞》，由于研究逐渐深入，又认为应再次修改此书，至正二十二年重作此书，草稿至鲁昭公二十八年，因病搁笔未续，至洪武二年遂卒。自昭公二十八年以下是其弟子尚谊据《属辞》义例补续。书中所谓策书之例十五，笔削之例八，也是尚谊更定。尚谊还补正了赵汸作注部分之舛误疏遗，可见此书应是赵尚二人合着，但体例则定于赵汸。赵疏认为，“左氏有见于史，其所发皆史例也，故常主史以释经，是不知笔削之有义也。《公羊》《穀梁》有见于经，其所传者犹有经之佚义焉，故据经以生义，是不知其文则史也。”其所谓“策书之例”大体宗左宗杜，如“公即位不行其礼不书”、“诸侯有命，告则书，崩卒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虽及灭国，灭不告败，胜不告克不书于策”等等；而其所谓笔削之例八(一日存策书之大体，二曰假笔削以行权，三曰变文以示义，四曰辨名实之际，五曰谨华夷之变，六曰特笔以正名，七曰因日月以明类，八曰辞从主人)则是杂采诸儒之说并体会经义而得。现存明正德汪克锡刻本、明刻蓝印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查看详情>>

一卷。明袁仁撰。袁仁认为，胡安国由于激愤王安石之废《春秋》于学官，于是承皇帝之命而作传，其目的在匡时，故多借题发挥。虽然胡氏用意是好的，但却不合于经义。袁氏此书即专门驳正胡氏之失，其中如谓周月非冠夏时、盟宿非宿君与盟、宰渠伯纠宰非冢宰、伯非伯爵、首止序王世子于末非以示谦、晋卓子已立逾年，非独里克奉之为君、季姬之遇鄫子非爱女使自择婿、鼷鼠食牛角非三桓之应、吴子使季札非罪其让国、获麟而夸以箫韶河洛为传之陋等等，多中胡传之失。现存《学海类编》本、《学津讨原》本、《袁氏丛书》本。 查看详情>>

一卷。袁仁撰。仁字良贵，号蓡波，苏州(今属江苏)人。明代经学家。仕履及事迹均无考。所着除《尚书砭蔡编》之外，尚有《毛诗或问》、《春秋胡传考误》等。《尚书砭蔡编》又称《尚书蔡传考误》。此书专纠蔡沈《书集传》之误，其所驳正，多确有所据，如书中指摘蔡《传》“奥若”、“越若”前后异训，指出“三百六旬有六日”乃宋而非古历，谓“方命”当从《蜀志》、《晋书》所引，梅赜事不出《晋书》，“宣夜”有汉郗萌所传、非无师说，并州不在冀东，医无闾即辽东，不得既为幽州、又为营州，“鸟鼠同穴”实有其事，“用爽厥师”、“爽当训失”，“说筑傅岩”为版筑，遁于荒野为甘盘，“西伯戡黎”为武王、四辅非三辅之义，“洪舒”通作“洪荼”，虎贲不掌射御，“荒度作刑”不连“耄”字为句，等等，其说皆可成立，唯其书专意与蔡《传》立异，偏颇之处，时亦有之。此书有《学海类编》本，明刊《袁氏丛书》本，瓶花斋写本，光绪《藏修堂丛书》本、民国《翠琅玕馆丛书》本。 查看详情>>

作为晚明佛教四大高僧之一的蕅益智旭，自幼受到程朱学派的熏陶与感染，后来转而成为佛教的信仰者，其一生都致力于佛教的复兴与三教的融合。他在坚持不懈地研习佛法，笃实修行的同时，极力主张儒佛会通。其著作《四书蕅益解》为晚明佛教界儒佛会通的代表作，体现了晚明佛教界调和儒佛的成就，也显示了佛教界在处理儒佛交涉问题上的日趋圆熟。蕅益在重新注解《四书》时，有意识地与朱子学对立，力图打破当时朱子四书学的范式，而以佛家旨意诠释《四书》，冀望藉此以儒扶佛，复兴佛教，达到引儒门同归佛海的目的。 查看详情>>

二卷。 明袁袠 (1502—1547)撰。袁袠字永之，号胥台，吴县 (今属江苏) 人。嘉靖五年(1526)中进士，选庶吉士。历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广西提学佥事等职。以病告归，读书于横塘别业。著有《皇明献实》、《袁永之集》等书。此书共二十篇，分别为 《官宗》、《遴传》、《简辅》、《降交》、《诱谏》、《广荐》、《崇儒》、《遗士》、《裁阉》、《汰异》、《距伪》、《抑躁》、《久任》、《惜爵》、《惩墨》、《节浮》、《革奢》、《正典》、《实塞》、《均赋》，所论皆指陈时弊，切中要害，毫无所隐。作者在自《序》中，以“凿柄异用，竽瑟殊好，空言无益，祇增多口”之语，指斥不务政事的文臣武将。他在《距伪》篇中谓“今之伪者则不然：其所诵读者，周孔之《诗》、《书》也; 其所讲习者，程朱之传疏也;而其所谈者，则佛老之糟粕也”。“党同而伐异，尊陆以毁朱，不出老生之常谈，庸人孺子皆知其非，而士之好名利，趋富贵者，方以为孔孟复出也”。即指斥姚江末流之弊。其他所论，亦皆忧时感事，发愤而作。有《知不足斋丛书》本，《四库全书》本等。 查看详情>>

四卷。明崔铣(1478—1541)撰，崔铣字子钟，一字仲凫，号后渠，又号洹野，安阳(今属河南)人。弘治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因忤宦官刘瑾，出为南京稽勋主事。瑾败、召还翰林，晋侍读。后任南京国子祭酒，因上疏忤帝，勒令辞官，家居十六年。以太子立，起为侍读学士，转南京礼部右侍郎。其学以程朱为宗，抨击王守仁之学不遗余力，斥王守仁为霸儒。著有《文苑春秋》、《读易余言》、《彰德府志》等。此书前三卷曰 《述言》，皆为语录之类。后一卷曰 《说象》，专论六十四卦象之义。他在自 《序》中谓，退居相台十年，非圣人之志不存，非《翼经》之文不阙，乃札记所明，稍修章句，名曰 《士翼》。他在书中认为，理常聚而气亦常聚，气若散而理亦散，气散则理无所附。性之所寓曰 “心”，心之所具曰 “理”。理即性，心乃发用此理亦即发用此性者。天命即为性，故物之理即吾心之理。因性即理，所以性乃仁义而已。但性有等，其原因在于气。他在书中又认为，谈理至宋人而精，然而滋蔓;讲学至宋人而切，然而却空;汉唐的小人易见，宋代的小人难知; 汉唐的君子可信，宋代的君子当考; 去《序》而言 《诗》，背左氏而言 《春秋》，必然荒谬。又认为，其世治者，其言公布于众;其世兴者，其论公布于朝;其世衰者，其论公布于野。公论不可一日而发。其言皆为讲学家所深讳，而作者侃侃而谈，直抒无隐，可谓皎然而不自诬其心。至于萧何荐举曹参为克己归仁之语，虽然意有所寓，然而未免失当，乃白璧微瑕。有 《崔洹野集》本，《四库全书》本。 查看详情>>

十八卷。明黄道周(1585—1646)撰。黄道周字幼平，一作幼玄，号石斋，漳浦 (今属福建)人。天启进士，选庶吉士，散馆补编修，以终养归。崇祯时任右中允。南明时任礼部尚书。他对 “性”、“情”等多有论述，曾深辨宋儒气质之性之非。著有 《易象正》、《三易洞玑》、《太函经》等书。作者自崇祯五年(1632)起家居，讲学于漳浦北山，崇祯七年(1634)夏就芝山之正学堂为讲舍，于崇祯八年(1635)冬召任原官，始罢讲。此书为作者家居时讲学的语录汇编。本书的前十六卷即自崇祯七年五月至崇祯八年冬的讲学语录，第十七卷为作者答复友人的问难之书。第十八卷为答同年蒋德璟所问，为黄道周的弟子所代答，并附蒋德璟原问十八条于后。全书以问答的形式整理而成。每卷分载所编弟子姓名、每卷前又各缀以黄道周的题识。全书的大旨以致知明善为宗，主要宗法于朱熹之学。如他在书中认为，人之性初本无智愚之别，是由积习所造成智愚之分，只要“克己”，把先天本性发挥出来，“便是格物物格”，致知知至。千古圣贤学问只是“致知”。所谓 “致知”，只是 “知止”。此“止”字，只是至善。他重视“慎独”，认为“慎独”的关键是“时时守中”，即保持中庸。其他关于天文、地志、经史、百家之说，无不随问阐发，不作性命之空谈。由于作者博学贯通，故能有叩必竭，响应不穷。虽然词意间涉深奥，而指归则大体可识。明儒语录多陈因迂腐，为博学之士所轻，黄道周的《榕坛问业》可一雪其弊，故为后世学者所重。有明刊本、清刊本、《四库全书》本。 查看详情>>

明胡广等于永乐十二年 (1414年) 奉诏纂集，次年告成。70卷。《四库全书》本为37卷，卷首载有《春秋大全序论》、《春秋大全诸国兴废说》、《春秋大全列国图说》、《春秋大全年表》。其书沿袭元人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稍为点窜。《四库全书总目》云： “朱彝尊《经义考》引吴任臣之言曰： 永乐中敕修《春秋大全》，纂修官42人，其发凡云： 纪年依汪氏《纂疏》，地名依李氏《会通》，经文以胡氏为据，例依林氏，实则全袭《纂疏》成书，虽奉敕修，实未纂修也” 。顾炎武《日知录·四书五经大全》条云： “仅取巳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 ; “经学之废，实自此始。” 有《四库全书》本。 查看详情>>

二卷。张以宁 (1301—1370)撰。张以宁字志道，古田(今属福建)人，元末著名经学家。泰定年间进士，官至翰林侍读学士。以博学强记擅名于时，人呼“小张学士”。明灭元，复授侍读学士。史称元故官来京者，危素以及以宁名尤重，危素长于史，以宁长于经。洪武初，奉使册封安南王，还卒于道。张以宁家古田翠屏山下，学者称“翠屏先生”。除此书外，张氏还撰有《胡传辨疑》、《翠屏集》。此书成于洪武三年出使安南之时。《春秋》一书所采用之历法为周正，汉以来对此无异议。唐刘知几《史通》始以《春秋》用夏正，宋程颐步其后尘，而胡安国本程颐之说而倡夏时冠周月之说，元程端学《春秋或问》又加以发挥，遂使这个本无问题之问题更加繁杂化。此书引用《春秋》经传、《易》、《诗》、《古文尚书》、《礼记》、《周礼》、《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有关材料，排比分析，以驳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论据确凿，观点成立，足可以破胡氏之说。但其书有两大缺点：一是作为主要证据的是伪《古文尚书》;二是未认识到春秋之时各诸侯国或用商正 (如宋)，或用夏正 (如晋)，故未能抉其本原。现存明宣德元年刻本、清 《通志堂经解》本。 查看详情>>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 《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 《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 《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