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十三卷。黄仲炎(生平不详)撰。黄仲炎字若晦，永嘉(今属浙江)人，宋代经学家。穷经笃古，老而不第。黄氏不是朱熹门人，但其说却以朱熹为宗。黄氏认为：“《春秋》者，圣人教诫天下之书，非褒贬之书也。何谓教?所书之法是也；何谓戒，所书之事是也。”他批评三传以《春秋》有褒贬之说，认为那些以《春秋》书人书名或去氏或去族为贬恶，书爵书字或称族或称氏为褒善，以日月地名之或书或不书皆寓意褒贬之人“质诸此而彼碍，证诸前而后违，或事同而名爵异书，或罪大而族氏不削，于是褒贬之例穷矣。例穷而无以通之，则曲为之解焉，专门师授，袭陋仍讹。”又指出汉以来治经者大都“争辩于褒贬之异，究诘于类例之疑”，结果反使“《春秋》大义隐矣。”此论正切中汉唐以来治《春秋》者之通病。又论三传之源，认为《左传》作者的楚左氏倚相之后裔，而《公羊》、《穀梁》则出处不明，因而三传皆不是“亲受经于圣人者”，故“于说经首失其义”。三传之中，只有《左传》“尚可考”。可见黄氏尊经而轻传，尊《左》而轻《公》、《穀》，此与黄氏重史实有关。此书成于宋理宗绍定三年(1230)，现存有宋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查看详情>>

十五卷，首一卷。清姚际恒(1647－1715)撰。际恒字立方，号首源，又号善夫，浙江仁和(今浙江杭州)人，清初着名学者。着有《九经通论》一百七十卷、《好古堂书画记》二卷、《续记》一卷、《好古堂书目》四卷、《古今伪书考》十卷及《庸言录》。姚际恒通经学，立论精审博辨，勇于疑古，往往见解独到，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屡引其说。可惜他的着作大多散佚，只有《诗经通论》十八卷、《古今伪书考》十卷及《庸言录》行世。《春秋通论》存传抄本。卷前有《春秋论旨》，不入卷次。该书大抵首列《春秋》经文，然后对逐条进行阐述。作者力辟三传“《春秋》有例”及“常事不书”之说，而以书法、取义二者论《春秋》。他认为：“自古说《春秋》者，莫害于例之一字。”又说：“圣人据鲁史以修《春秋》，何尝先自定其例乎!使圣人执一例以修《春秋》，何殊印板死格，尺寸不移，此冬烘之学规，胥吏之计簿，乌足为圣人之书!”(《春秋论旨》)但姚际恒标举书法、取义以说经，实际上与例无别。不过书中持论也时多新解，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该书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查看详情>>

十卷。旧题铁山先生陈则通撰。陈则通生平不详。此书分四门综论《春秋》大旨，所侵伐、朝聘、盟会、杂例。每门中又依类划分其事，称为“例。”如侵伐门下有王臣会伐、齐晋楚伐郑、晋楚争陈等十五例，每例之后则为论，主要为史论。虽名为例，但大抵皆参校其事之始终，而考究其成败得失之由，与诸家之例迥异，纯为史论之体。此书对胡氏之说有取有舍，如《杂例门》坚守胡安国“夏时”之说，其《元年春王正月》条云：“夏正乃万古不易之时，商周改之而不可改，秦人去之而不可去，左氏、杜预诸儒欲不用而终不能不用。夫子正恐后世疑周家之正月在冬之十一月，故曰‘春王正月’，则春乃王之正月也。”而《灾异门》则驳汉儒事应之谬云：“呜呼，自汉儒以《春秋》附《洪范》，而后世之言天也诬矣。一灾则一事之应，一异则一征之名，其言天人相与若甚密而不谬者，何休之解《春秋》又祖其说而被蔓之。呜呼天乎!若二三子之所见则小矣。”而胡氏之解经则正袭汉儒事应之说。现存元胡光世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 查看详情>>

二卷。顾奎光撰。顾奎光字星五，无锡(今属江苏)人，清代文学家。顾氏博学多识，诗、古文俱有名于时。乾隆十一年进士，历任泸溪、桑植知县，堪称循吏。除此书外，顾氏还有《然疑录》一书行世。此书乃其读《春秋》之心得。不载经文，偶有心得则录之，故名“随笔”。此书长于议论而疏于考证，如其谓“春秋”例从义起，非义从例生；谓“春秋”有达例、有特笔，但应从大处着眼，不能苛细缠绕；又批评说《春秋》既云为贤者讳，又可责贤者备，既曰隐公为摄，又曰桓公为篡，此乃自相矛盾，皆深中《春秋》家迂阔之弊。又如其谓春秋灭国自齐桓始，然齐桓之前已有郑灭虢、桧，晋灭魏、霍之事，失考之甚。又如鲁庄公取哀姜，顾氏谓因其色美；敬嬴因雨而不克葬，《公羊》以为咎征，已是附会，而顾氏乃借以明天道，此皆臆度穿凿之说。如此之类，不胜枚举。现存《敷文阁丛书》本。 查看详情>>

二卷。王介之撰。王介之字石子，号石崖，衡阳(今属湖南)人，明末经学家，清代着名哲学家王夫之之兄。明崇祯时，介之与其弟夫之同举于乡，明亡，遂隐居不仕。除此书外，王介氏还撰有《周易本义质》、《诗经尊序》诸书。此书取《春秋》三传及胡传之异同而断以己意。王氏认为，“《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事屡变，文亦屡易，四传各存其说。而断以义，则《胡氏》精而《公》、《穀》尤正；质以事，则《左氏》有征为可信也。”此即是本书之宗旨。此书有本旧说者，如隐公元年用杨时《答胡康侯书》以驳胡氏“元即仁”之说；有据一传而去取互异者，如隐公元“王正月”既采《公羊》大一统之说，又驳《公羊》王即文王之说；有就四传互质者，如文公四年“逆妇姜于齐”，四传异说，王氏舍《左》、《公》、《胡》而从《穀梁》“礼成乎齐”之说；有专据《胡传》而不尽从者，如定公从祀先公，取胡氏昭公始祀于庙之说，而驳其事出阳虎而不可详之说。要之，王氏之治《春秋》，归之于“君子原心”，“绝恶于未萌”。桓公元年“公即位”，王氏说云：“恶莫憯于意，意者，不可如者也。故《春秋》之法有诛意以殊诸文者矣，未有因其意而为文以执法者也。意动于微而滔天之恶从之以生，圣人笔削以夺其意，所以窒乱源而遏人心之横流也。”《四库》系据抄本收录。 查看详情>>

四卷。清毛奇龄撰。毛氏认为“属辞”是“史文之散漶者宜合属也”，“比事”是“史官所载之事畔乱参错而当为之比以类也”。既反对汉儒所谓“属合辞令，比次战伐”之说，亦不赞成后儒所谓“辞有褒讥，事有功罪，皆于书法乎例之，书人书爵书名书日并有义例”之说。此书仿宋沈梁《春秋比事》、元赵汸《春秋属辞》之体，分门隶类，条理明晰、考据精核。毛氏长于礼学，认为“鲁史记事全以周礼为表志，而策书则传谓之礼经。凡其事其文一唯乎礼，而从而比之属之”。故其书“以礼为志，而其事其文，以次比属，而其义即行乎礼与事与文之中，谓之四例，亦谓之二十二志，而总名之《春秋属辞比事》”。此书为毛奇龄门人所编，原为十卷，朱彝尊《经义考》载六卷，且云“未见”。原书二十二门，今本只有七门，且侵伐一门尚未及半，盖非完书。现存《西河合集》本、阮刻《经解》本、《龙威秘书》本。 查看详情>>

十五卷,元赵汸著。至正丁酉(1357),赵汸《春秋集传》定稿,因《礼记·经解》之说,悟《春秋》之义在比事属辞,而著此书。赵汸《东山集·与朱枫林书》:“《春秋》随事笔削,决无凡例。前辈言此亦多,至丹阳洪氏之说出,则此段公案不容再举矣。其言曰:‘《春秋》本无例,学者因行事之迹以为例。犹天本无度,历家即周天之数以为度。’此论甚当。至黄(泽)先生则论鲁史有例,圣经无例。非无例也,以义为例,隐而不彰,则又精矣。今汸所纂述,却是比事属辞法。其间异同详略,触事贯通,自成义例,与先儒所纂所释者殊不同。然后知以例说经,固不足以知圣人;为一切之说以自欺,而漫无统纪者,亦不足以言《春秋》也。是故但以《属辞》名书。”书中实以杜预《春秋释例》、陈傅良《春秋后传》为本,并有所补正,分例为八:①存策书之大体;②假笔削以行权;③变文以示义;④辨名实之际;⑤谨内外之辨;⑥特笔以正名;⑦因日月以明类;⑧辞从主人。所分八门,较诸家言例者有绪。其中不免穿凿,但宏纲大旨可取者多。收入《四库全书》。 查看详情>>

四卷,明石光霁著。大旨本张大亨、吴澄之意,以《春秋》书法分属五礼。凡失礼的则书以示褒贬的。因以吉、凶、军、宾、嘉五礼条目,统属经传的记叙;有五礼所不能包括的,如年月日时、名称爵号一类,则别为杂书法冠于首。每条下面,采各传之辞,以讲大义者为纲,发挥其义者为目。主要依据三传及胡安国《春秋传》、张以宁(石光霁之师)之说为主,间采啖助、赵匡等说,总以己意折衷之。书前有无名氏所作的序,称啖(助)、赵(匡)的《春秋纂例》详于经略于传,《春秋案疏》、《春秋诸传会通》详于传而略于经,此书则能损益其未备。收入《四库全书》。 查看详情>>

三卷。补遗一卷。三国魏郑小同撰。小同高密(今属山东省)人，东汉着名经学家郑玄之孙(一说为郑玄子)。其生卒年月及字号均不详，据说郑玄因其手纹似己，取名小同。郑玄博学多才，尤以精通经学而闻名乡里，高贵乡公曹髦时为侍中，后被司马昭疑其见己密函而鸩杀。郑玄生前门徒众多，卒后，其弟子追论师说及应答，作《郑志》八卷，又各授门徒相互应答，成《郑记》六卷(《后汉书·郑玄传》)。后郑小同继承其祖之学，更有所心得，在原八卷的基础上，综合《郑记》等增编为《郑志》十一卷，题以己名。故《隋书·经籍志》记载为“《郑志》十一卷，魏侍中郑小同撰。”其书至宋时已佚，今见三卷本《郑志》，不知何时由何人辑录。清修四库全书时，因其所辑未尽，又从诸书中详加采录，得《郑志》及《郑记》遗文数十条，附录于后，成《补遗》一卷。现存有《郑学五种》本一种，《郑学十八种》本四种，《高密遗书》本一种，另有单行清抄本一种，刻本二种，聚珍版丛书本二种，《郑志疏证三卷补遗一卷》清雷雨人撰，属稿本。 查看详情>>

八十卷。清程川(生卒年不详)编。川字鄜渠，号春昙，钱塘(今浙江杭州市)人。乾隆元年荐举博学鸿词不遇，后官县丞。此书成于雍正三年，乃其肄业敷文书院时所刊，取朱子语录之说。包括《易》、《书》、《诗》、《春秋》、《礼》。昔朱熹之孙鉴，曾辑其祖《易说》二十三卷，又辑《诗传遗说》六卷，清李光地又有《朱子礼纂》五卷，只有《书》与《春秋》没有专书流传；诸家援引遗文，据以折衷众说，各以己意去取，不能尽见其全，各家所引亦不着为何人何时所录，从而无法考证其异同及先后顺序。宋人黎靖德所编《朱子语类》虽荟粹无遗，却没有一一诠次，急切之间亦难寻端绪。程川此书，每经皆以总论居前，论旧说得失者次之，其余均以经文为序，并各着何人所录于下，同时注明所录年月及朱子是年若干岁于每条之前，条分缕析，至为明白。虽然其所录偶有失真，或前后出现矛盾，没有一一辨明，但比类而观，互相勘校，其得失已粲然具见。三礼之末附以《大戴礼记》，虽显得为例不纯，但历代均归之于礼类，况且其文与三礼关联颇多，可作参考。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