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

二卷。张以宁 (1301—1370)撰。张以宁字志道，古田(今属福建)人，元末著名经学家。泰定年间进士，官至翰林侍读学士。以博学强记擅名于时，人呼“小张学士”。明灭元，复授侍读学士。史称元故官来京者，危素以及以宁名尤重，危素长于史，以宁长于经。洪武初，奉使册封安南王，还卒于道。张以宁家古田翠屏山下，学者称“翠屏先生”。除此书外，张氏还撰有《胡传辨疑》、《翠屏集》。此书成于洪武三年出使安南之时。《春秋》一书所采用之历法为周正，汉以来对此无异议。唐刘知几《史通》始以《春秋》用夏正，宋程颐步其后尘，而胡安国本程颐之说而倡夏时冠周月之说，元程端学《春秋或问》又加以发挥，遂使这个本无问题之问题更加繁杂化。此书引用《春秋》经传、《易》、《诗》、《古文尚书》、《礼记》、《周礼》、《论语》、《孟子》、《史记》、《汉书》、《后汉书》有关材料，排比分析，以驳胡安国“夏时冠周月”之说。论据确凿，观点成立，足可以破胡氏之说。但其书有两大缺点：一是作为主要证据的是伪《古文尚书》;二是未认识到春秋之时各诸侯国或用商正 (如宋)，或用夏正 (如晋)，故未能抉其本原。现存明宣德元年刻本、清 《通志堂经解》本。 查看详情>>

一卷。宋刘敞撰。此书与杜预《春秋释例》、陆淳《春秋纂言》相类，旨在发凡举要，阐明其《春秋传》褒贬之例，实为其《春秋传》一书之纲领。据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原书凡四十九条，然无传本。今本是 《四库全书》编辑者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只得二十五条，“且多零篇断句，不尽全文”。《春秋》一书之例(亦称义例》是历来治《春秋》者最为关切的热点。《公羊》、《榖梁》二传以阐发《春秋》大义为主，认为《春秋》大义主要在例中; 《左传》 以事说经，亦有所谓 “五十凡”。三传对《春秋》之例已是大不相同，而后儒之说《春秋》又例，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春秋》有例无例，是鲁史旧例或是孔子所创之例，可以说是涉及《春秋》一书性质的根本问题。此书之说例，虽是为其书而作，实则仍是说《春秋》之例。如《遇例》条云：“公与诸侯遇，志也，外遇不志也。其志者，以我有事接之也。所以谓外遇不志者，遇者小事，小事不志。”现在学者一般认为，所谓《春秋》之例，实际上是修史的一些用辞惯例，即使是这些例，《春秋》也未完全划一。因此，用例来阐明《春秋》大义，必然只能是臆度妄断。而刘氏之说例，即使不涉及所谓大义，也多臆说。如《弗不例》条云： “弗者，诡辞也; 不者，直辞也。”此书于宋哲宗时被旨刊行，现存有宋嘉定九年汪纲刻于新安本、宋邵氏刻本、清《通志堂经解》本、汪刻丛书本、聚珍本、闽覆本、《丛书集成初编》本。 查看详情>>

三十八卷。明卓尔康撰。此书正文三十卷，卷首八卷。其正文于每条经文之下，杂取旧说排比诠次，而断以己意。每公之末，又各附以列国本末一篇，提举有关盛衰兴亡之大事，别为类叙。其考证有得有失，如隐公六年“郑人来谕平”，卓氏认为当依《左传》训更成，《公羊》以为堕成，《榖梁》以为不果成者，文义皆误。又隐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公羊》以为此执而言伐为“大之”，因为孔子“不与夷狄之执中国”。卓氏则认为“伐”字即可用于国，亦可用于人，无《公羊》所谓“大之”之大义。如此之类，皆有见地。至于桓公五年“甲戌己丑陈侯鲍”，卓氏以为本为甲戌年正月己丑，史官偶倒其文;僖公十六年书宋五石六鹢是因为宋为三恪，如此之类，皆为臆说。卷首八卷为全书之宗旨。其中第一二卷为《经义》，相当于诸书之《纲领》，其后附卓氏自论，认为：《春秋》一书“乃夫子当日樵揆天理、本人事，随文生义以著其志焉。方其未著，则君父而冒首恶，人子而陷篡弑，有国者而前不见谗，后不见贼，及经笔削，而或以一字，或以微言，点缀拨动，俾躬弑逆者、谋弑逆将弑者，渐弑逆者与非弑逆而实弑逆而不知其为弑逆者，莫不抉其隐衷蓄志。”又谓 《春秋》“喜辞剧，怒辞遽，与辞详，弑辞亦详，夺辞略，常辞亦略，贵辞重，贱辞轻，正辞确，愸辞留，从辞同，取辞变。此十二辞，皆一时之所进发而杂物之所结撰也。”卷三为《传义》，亦举杜氏以下诸儒论三传得失精要之语而录之。其后为卓氏概论，述三传源流而评其得失，兼评诸家之 《春秋》学，卓氏尤其推重陈傅良。其评三传，认为“《左氏》传自鲁史，今日得有所见。以据事迹窥圣心者，舍此无由”。但《左氏》又“文词富艳，不识道理”，“好信小说奇闻，暗于大体”。而《公羊》、《榖梁》”文体清劲，的是先秦人作”，是“经旨”，虽其 “中间论事或违”，“多杂驳不雅训”，但“说理颇尽，有儒者家法”。基本上是前人的一般看法。卷四、五、六、七为 《书义》、卷八为《不书义》皆为阐发所谓《春秋》书法。卷八后尚有《时义》、《地义》两篇。清初学者较重此书，如俞汝言《春秋平义》引录此书颇多。现存明崇祯卓氏自刻本。 查看详情>>

二十卷。旧题宋沈棐(生卒不详)撰。又据嘉庆四年庐陵谭月卿《序》，则称为莆阳刘朔撰，并说他亲见刘氏家本，不知其依据何在。此书原名《春秋总论》，陈亮更以今名。前以周天王、齐桓、晋文二伯及鲁、晋、齐、宋、郑诸国类次，后以搜狩、郊、盟会、朝聘、侵伐、战、救、遂、夷狄等事迹相近者类比而为之说。如“齐桓公”条下列“会十五”、“诸侯十四国从齐终始”、“小白抑强楚、卫诸侯”、“小白侵伐并吞执大夫”、“救国城国”、“三伐戎”诸条论述分说。再如“会”条下先释“会”义，再详列“经书公会一国者十有八”、“经书称会公者三”等十一条，收集经文、分类排次，最后为“总论”。宋代经学受啖赵影响，主弃传就经，于经中直寻大义，此书即是迎合这一时尚而编纂的。故陈亮《序》称此书“即经类事，以见其末，使圣人之志可以舍传而独考，此其为志亦大矣。”但此书之编纂的确有助于《春秋》一书之研究，如果摒弃其陈腐之议，至今仍是一部研究《春秋》有用的工具书。此书于元至正年间初刻于金华，此本今存。 查看详情>>

三卷。南宋戴溪撰。戴溪字肖望，人称岷隐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淳熙五年(1178)“别头省试”第一，官至兵部侍郎。曾奉太子赵询之命类编《易》、《诗》、《书》、《春秋》、《论语》、《孟子》、《资治通鉴》等书，著有《石鼓论语答问》、《易经总说》、《曲礼口义》、《续吕氏家塾读诗记》等。谥文端。光宗时，戴溪领石鼓书院山长期间撰此书，故名《石鼓论语答问》。此书阐发《论语》义理，持论较平允，但于名物训诂方面间有疏误，虽然如此，仍不失为一本较有价值的书，朱熹以为近于道。《四库全书》底本为江苏巡抚采进本。 查看详情>>

考订《方言》的著作。周祖谟撰。书前有作者1950年自序。1956年由科学出版社合吴晓铃《方言校笺通检》为《方言校笺及通检》出版。是书以宋李孟传刻本为底本，参酌清载震、卢文弨、刘台拱、王念孙、钱绎等人整理过的本子，并旁征字书、韵书、类书及其他典籍所引《方言》及郭璞注文，详论各家是非，细加比勘。所用主要参考书宋代以前者即达三十多种。其中原本《玉篇》残卷、《玉烛宝典》、慧琳《一切经音义》、《倭名类聚抄》、王仁煦《切韵》《唐韵》残卷等均为清人所未见。是书集前人之大成，又多所创获，对讹字、脱字、衍文及错乱之处的订正，甚为精当。罗常培序称之为“后出转精的定本”。书中所附《方言地名简要图》，对了解汉代方言分区，亦甚有裨益。罗常培序及作者自序论述了《方言》的作者、性质、价值等问题，并有对于研究《方言》的著述的评价，亦甚有参考价值。《方言校笺》有1994年中华书局印本。 查看详情>>

共1卷，雍正五年(1727)作序颁行。有武英殿本、《四库全书》本行世。作为清朝第三位皇帝的世宗胤禛，继续坚持以孝治天下的传统，对《孝经》重要意义的认识更加明确和自觉。其所制序文说：“《孝经》者，圣人所以彰明彝训，觉悟生民。溯天地之性，则知人为万物之灵，叙家国之伦，则知孝为百行之始。人能孝于其亲，处称惇实之士，出成忠顺之臣。下以此为立身之要，上以此为立教之原。故谓之至德要道。自昔圣帝哲王宰世经物，未有不以孝治为先务者也。”为以孝塑造天下臣民之灵魂，使之忠顺，他仿其祖、其父之所为，向全国颁行《孝经》，鉴于《御定孝经注》成书较早，而《御定孝经衍义》“篇帙繁多，虑读者未能周遍”。故决定只 “专译经文，以便诵习”。他认为“《孝经》一书词简义畅，可不烦注解而自明”。因此在所注经文时亦力求简洁明了，其注完全仿照朱熹注《四书》之办法，以集注为之。注文连同经文共近万字。其篇幅略短于《御定孝经注》而释义更明。《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词旨显畅，俾读者贤愚共晓”。作者希望“诚使内外臣庶父以教其子，师以教其徒。口诵其文，心知其理，身践其事。为士大夫者能资孝作忠扬名显亲，为庶人者能谨身节用竭力致养。家庭务敦于本行闾里胥向于淳风。如此则亲逊成化，和气薰蒸，跻比户可封之俗。” 查看详情>>

福临御定，蒋赫德纂注。1卷。顺治十三年(1653)成书，有《四库全书》本行世。清世祖福临以清朝入主中原的第一代帝王全面接受汉文化熏陶，深悉以传统道德治理国家之重要，决心以孝治天下。该书之出版、颁行，集中体现了他的这一治国思想。书前《御制孝经序》阐述孝对国家、对人生的重要意义。作者说：“朕惟孝者首百行，而为五伦之本，天地所以成化，圣人所以立教，通之乎万世而无斁，放之于四海而皆准。至矣哉，诚无以加矣!”但就是这样一个十分严肃、十分重要的问题，却与人人息息相通，“其渊源实本于因心，溯厥初生咸知孺恭，虽在颛蒙即备天良”。因此，“位于尊卑，人无贤愚，皆可以与知而与能”。是人生固有的本性。它是在身体力行中实现，“非语言之间所得而尽也”。虽然孝植根于人心，但“觉世之功必赖夫圣人之训”。只有在圣贤启迪之下，孝方能成为自觉之行动。孔子之《孝经》便是因此而作。作者又说，自己在治理国事之余，曾再三研读，认为《孝经》一书，“其言近而旨远，理约而该博”，可为立身行道、移风易俗所遵循，“诚万世不刊之懿矩，百圣不易之格言”。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不可一日阙者”。但自汉朝以来，为该书诠释作注者日渐增多，却往往不得要领，良莠俱存，于孔子作经之本意，均有未当。有鉴于此，乃纂辑此书，“集古今之注更互考订，其得中而窾綮者采辑之，其妄逞而臆说者删除之”。同时于“流览之余，时获一是或足以补未发之蕴者，辄为增入，聊备参观”。以达到“发矇启锢，四方亿兆咸知效法，而允迪共底于大顺之休焉”的目的。通观全书作者之目的达到了。该书共18章，约1万余字，每章之下均以一句话点明主旨。正文则以简洁之词注释析义，清晰明确，甚便阅览。《四库全书》提要称该书“用石台本不用孔安国本，息今古门户之争也，亦不用朱子刊误本，杜改经之渐也。义必精粹而词无深隐，期家喻户晓也。”这是对该书特点的恰当评论。 查看详情>>

一卷。辑者不详。该书以宋代司马光、范祖禹之说合为一书。司马光(1019—1086)，字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人。宝元元年进士，历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反对王安石变法，哲宗时为相，尽改新法，恢复旧制。死谥文正，追封温国公。著有《切韵指掌图》《潜虚》《稽古录》《涑水纪闻》等文集。主编《资治通鉴》为我国重要的编年史著作。范祖禹(1041—1098)，字淳甫，一字梦得，华阳人，仁宗喜祐八年(1063)进士，官至翰林学士，后因朋附司马光被贬而卒。曾与光同修《资治通鉴》，著有《唐鉴》、《华阳文集》。《孝经》自唐玄宗作注，今文始立，而古文废。至司马光始取古文为《指解》。范祖禹又因光书另作，该书合为一卷。注《孝经》者，驳今文而尊古文，自该书始。但司马光尊从古文，而经文句下却备载唐玄宗今文之注，使今文古文南辕北辙。宋黄震认为：《孝经》今、古文有细微差别，但非今文与古文各为一书。其实《孝经》只有一书。其说较为公允。该书有清康熙十九年(1680) 刊 《通志堂经解》 本。 查看详情>>

一卷。清毛奇龄(1623—1716)撰。该书是驳诘朱熹《孝经刊误》与吴澄《孝经定本》二书的。其体设为门人张燧问而奇龄答，共十条，一曰《孝经》非伪书，二曰今文古文无二本，三曰刘炫无伪造 《孝经》事，四曰 《孝经》分章所始，五曰朱氏分合经传无据，六曰经不宜删，七曰《孝经》言孝不是效，八曰朱氏、吴氏删经无优劣，九曰闲居侍坐，十曰朱氏极论改文之弊。第十条是论明人敢诟刘炫，不敢诟朱、吴。附及朱熹之尊二程，过于孔子，与所标之目不相应。概为门人所加，非奇龄自定，或失其本旨。宋儒解经以义理为主，若理有可据，经文亦可改之。此弊甚重。奇龄此书，“负气叫嚣，诚不免失之过当。而意主谨守旧文，不欲启变乱古经之习，其持论则不能谓之不正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该书有康熙中刊毛奇龄撰《西河合集》本，清王德瑛《今古文孝经汇刻》本，南菁书院本 《清经解续编》本。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