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名:字伯庸
  • 性别:
  • 朝代:宋代
  • 出生日期:1003
  • 逝世日期:1058

王尧臣(1003—1058),字伯庸。其先祖为太原祁(今山西中部)人,乃世宦之家。唐朝时,六世祖官至辉州刺史。为避唐末五代战乱,举家迁至砀山(今河南永城东北)。五代后期,王氏家族又从砀山迁至宋州虞城(今属河南)。

据记载,天圣四年(1026)夏,海州(今江苏连云港西南)属吏隽宗远曾对人讲,某夜做梦,忽有神至,告诉他说:“来年状元,是虞城王尧臣。”出于关心与猎奇,隽宗远特将此语记于衙府墙壁上。是年秋天,京东路依制举行乡试,隽宗远对此特别留意。待乡试揭榜之日,他特去观榜,王尧臣果然榜上题名。隽宗远心中暗喜,对同僚们说:“此人是明年的状元。”同僚们不以为然。次年(1027),各地举人齐聚京师开封,参加省试。待省试出榜,王尧臣又名列于榜;隽宗远见榜,心中愈喜。待殿试出榜,王尧臣果然举进士第一,为是年状元,年仅24岁。

王尧臣中第后,授将作监丞、通判湖州(今浙江吴兴)。不久召试,改秘书省著作佐郎、直集贤院。其间,因其父王冲坐事,王尧臣出知光州(今河南光山)。是岁,光州地区发生严重饥荒,许多人起而为盗,劫富济贫,发仓廪以赈济贫民。宋廷急令镇抚,以法从重处置,重者立斩不赦。王尧臣认为处罚不当,便上疏说:“这些人所以结而盗仓,非他故,不过饥民求食而已。之所以形成如此局面,实在是宋廷荒政所致。因此,不可苛重于民众。请陛下诏令,对被捕的饥民减刑、免死。”仁宗皇帝嘉而纳之。

不久,其父亲过世,王尧臣便去职服丧,服满后回朝,召为三司度支判官,再迁右司谏。

仁宗赵祯即位时,年仅13岁,奉遗诏尊刘太后为皇太后,军国大事则与皇太后一起听奏处理。实际上,由刘太后总揽国家一切军政大权。随着日月流逝,年龄增长,尤其是政局变动,赵祯逐渐成熟,有了主见,开始摆脱刘太后的约束和控制。15岁时,即天圣二年(1024),由刘太后做主,立前勋戚郭崇的孙女郭氏为皇后,赵祯十分不满。他极力疏远郭氏,而宠幸与郭氏一起入宫的张氏,进为才人,旋又进为美人。明道二年(1033),刘太后病卒,仁宗赵祯便无所顾忌,开始放纵色欲,疏远郭皇后,宠恋后宫诸嫔妃。为此,郭皇后心怀愤恨,有一次竟在仁宗赵祯面前与后宫受宠尚氏吵骂厮打起来。仁宗袒护尚氏,郭皇后挥臂扇了仁宗一巴掌。仁宗盛怒,要废黜郭皇后。右司谏范仲淹上疏奏谏,认为郭皇后无甚大过失,不可轻易废黜。宰相吕夷简因与郭皇后有过节,便支持仁宗的意见。终于,仁宗以郭皇后无子为口实,废黜,削发为尼,幽居长宁宫。右司谏范仲淹等人因谏言被贬官地方。

废黜郭后,仁宗更加放纵,以酒色度日,钟鼓弦乐之声不绝,政事日渐荒疏。后宫嫔妃争风吃醋,明争暗斗,仁宗也因而生病。一时宫廷传言,朝议纷哗。百官臣僚皆以国是为忧,纷纷上疏,各抒己见,力求整肃。不得已,仁宗令尚氏诸妃出宫。仁宗复思郭氏,便派内侍阎文应把废后郭氏接回宫内。此时,郭氏身已染疾,郁郁寡欢。仁宗闻知,甚是哀怜。面对仁宗的安排,郭氏坚决回绝,死不回宫。仁宗愠怒,痛斥内侍阎文应,说他办事不力。郭氏为皇后时,阎文应便与她有些过节,仁宗指斥,使阎文应尤为恼怒,便迁罪于郭氏,欲加报复。仁宗曾屡派太医问疾郭氏,又命阎文应负责此事。阎文应则以郭氏重病在身,趁奉仁宗诏命赐药之机,将郭氏毒死。仁宗闻知郭氏暴卒,悯悼不已,诏命以大礼敛葬。朝廷官员多怀疑阎文应以奸谋致郭氏暴卒。王尧臣以为此事不可臆断,应以事实为据,便上疏请求由御史负责考察虚实,向朝野上下明确解释。不久,阎文应被贬死于岭南。王尧臣又上奏,要求穷治郭氏左右侍医之人,但仁宗未能同意。

郭氏的治丧活动,正赶上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因正值道教上元,故而宋人称上元节。按旧制,自正月十四日至十八日,观灯五天;自岁前冬至以后,就由开封府负责,缚扎山棚,置灯烛数十万盏,热闹非凡。是时,朝廷仍依旧制,张灯观盏,仁宗皇帝也准备出游赏灯。王尧臣以为此事不妥,待仁宗乘轿出宫,便跪于轿前,以礼相谏:“郭氏幸得陛下皇恩厚爱,方能复位号;既然郭氏已复号为天子皇后,而且方今在殡,陛下万万不可游幸,上元灯节可以停止。”仁宗闻言,点头称是,并诏命停止上元观灯活动,以示悼念。

景祐四年(1037),王尧臣以本官擢知制诰,服金紫,同知通进银台司兼门下封驳提举诸司库务,知审刑院,旋入翰林学士、知审官院。

“南牧”中原是党项贵族反宋自立的战略方针之一。元昊立国之后,西夏正处于上升时期,党项贵族垂涎中原财富,不惜以暴力攫取。元昊早在青年时代便立言:“小则恣意讨掠,大则侵夺疆土,上下俱丰,于我何恤!”

宋夏之间,隔横山山脉。横山由东北延伸向西南,在1000余公里边境线上,形成一条天然的军事分界线,名曰“山界”。双方均十分重视此界,积极经营,互为前哨与阵地。

景祐元年(1034),元昊将兵马集结于横山沿边险要之地,做好入侵准备。二月,元昊领兵攻宋,揭开宋夏战争的序幕。

元昊大兵压境,仁宗赵祯深感威胁,尤其是元昊称帝,更使他震惊。于是,宋廷匆忙部署,起用前相王曾为枢密使,专典军政大事。诏令西北各路整饬军备,任命延州知事范雍、知永兴军夏竦为最高军事统帅,负责西北边务,断绝与西夏的互市和榷场贸易。派人出使唃厮哕等西方各部落,以从其背后牵制西夏。

同年,仁宗任命王尧臣为陕西体量安抚使,出行西北。临行前,王尧臣上疏,说:“按宋廷旧制,使者所至,称诏存问只局限于官吏将校,不过问民政事务。自元昊起兵,已3年有余,关中地区广大民众深受其苦,男儿征战,农田荒芜,生产凋蔽,严重危及社会秩序。臣恳请陛下出诏慰藉,令免两年租赋,以调动民力同心御敌。”仁宗采纳。

王尧臣至边,认真巡察西北鄜延路、泾原路、环庆路、秦凤路,尤其是山川险峻要塞之地及各地驻军。还朝后,即刻上疏:“陕西有兵20万,分别驻扎在4路要塞重地,然而,可以出战迎敌者,只有一半。西夏军队入侵,常常数万人,数倍于宋朝官军。西夏是以十战一,我们则以一战十,所以,西夏军队屡次入侵皆获利而归,宋朝官军却损兵折将,大伤士气。实际上,这是众寡悬殊的结果。泾原路离西夏最近,地位尤其重要,应首先考虑增兵固防。臣请迅速派遣军队,以两万军队屯驻渭州(今甘肃平凉),为镇戎山外之援;以万人屯驻泾州(今属甘肃),为原、渭之势;以两万军队屯驻环庆(今甘肃庆阳),以万人屯驻秦州(今甘肃天水),固守防备。”又说:“西夏军队犯边,不患不能入,而患不能后撤。边境地区,虽然地势险峻有异,但西夏骑兵必行军于大川平地;而河谷平地,俱有宋朝官军修筑的砦栅驻守。西夏军队入寇,利在掳掠,人自为战,故所向无前。如延州的金州砦、塞门砦,镇戍军的刘璠堡、定川堡,渭州山外的羊牧隆城砦、静边砦等,均不能抵挡住西夏军队入侵。所以,西夏军队不患不能入寇掳掠。但是,既入宋境,分兵抄略,驱掠人畜,劫夺财物,士马俱疲,匆忙而归,无复斗志。此时,若以精壮兵马扼守要塞,集中优势兵力,巧设埋伏,断其首尾,且追且击,西夏军队不败待何?所以,西夏军队患不能归返。西夏军队屡屡乘机得胜,重掠而归,宋朝边将不敢也不能追击,实是兵寡之故。若今日仍循旧辙,不调整边务,宋朝军队决无可胜之理。”他还指出:“延州、镇戎军、渭州山外三战,宋军所以战败,均为西夏军队主动出击,占据险峻胜地,诱引宋朝官军,宋军将帅不能据险地要塞,主动迎击,而只求近功短利,匆忙出征,不辨形势,待兵马疲惫,便遭伏击,遂致战败乃至全军覆没。实际上,这是主帅没有总结教训、不思应变的结果,主要责任在于将帅。臣恳请陛下诏敕边地将帅,遇西夏军入寇,不可轻言出战,而应根据情况立营砦,量敌出征,奋击夏军,必获全胜。”

仁宗闻奏,即刻颁诏,以王尧臣之意告诫边将,务必谨慎应变,不得妄自匆忙征战。同时,王尧臣又向仁宗举荐将才20余人,随即遣往西北,后来皆有名于边。

庆历元年(1041),宋将任福轻敌,中夏军诱兵之计,于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被夏军分割包围,宋军大败,死亡近万人,宋将桑怿、刘肃、任福及其子任怀高等人战死。好水川之战,是宋夏交战以来最重的一次惨败,予宋朝以沉重打击。宋仁宗震惊,即刻颁诏,以韩琦指挥有误,罢其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之职,贬知秦州;以范仲淹拥兵不进,罢其陕西经略安抚副使之职,贬知耀州(今陕西耀县);户部尚书夏竦的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职,亦被免;其余陕西方面将帅逐一贬降。王尧臣认为仁宗处置不妥,便上疏谏言,说范韩二人皆为当世英才,不仅以忠义智勇闻名天下,而且令夏人闻风丧胆,元昊兵士相互告诫:“今小范老子(范仲淹)腹中自有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范雍)可欺也。”所以,不应因小故处置韩范;况且,好水川战败,皆因主帅任福轻敌,盲目进攻,指挥不当所致,不应过多责怪主将韩范二人。同时,向仁宗举荐种世衡、狄青二位将帅之才。

庆历二年(1042),元昊再次发兵,自镇戎军、原州分两路入侵宋朝。宋仁宗命镇戎军守将葛怀敏率军抵御,在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被夏兵围攻,宋军阵乱溃败,葛怀敏与诸将战死,士兵死伤9400余人,损失战马600匹。夏军乘胜挥师南下,直抵渭州,攻略平凉、潘原,纵横驰骋六七百里,焚烧房屋,毁夷城砦,掠夺财物,关中震恐,自邠、泾以东,皆闭垒自守。仁宗若有觉悟,下诏复以韩琦、范仲淹为陕西招讨使,又置府泾州,增兵3万人屯驻。同时,遣王尧臣为泾原路安抚使。

临行前,王尧臣上疏,说:“陛下重新起用韩琦、范仲淹任职西北,实为天下大幸,然而,这并非御兵的根本,臣请陛下允准臣下便宜行事。”前几次战争宋军的弱点及战争结局均为王尧臣言中,因而知王尧臣无戏言,宋仁宗答应他的要求,并诏命各路。

当初,曹玮开山外之地,曾设置笼竿等四砦以为要塞,召募大批弓箭手,在四砦耕战自守,以固边防。后来,四砦将帅失其制,肆意占田夺地,民怨众怒。当王尧臣出使至泾州时,德胜砦官兵劫迫守将姚贵关闭城门,反叛宋廷。王尧臣愤恨不已,立于道左,以箭射书城内,招降姚贵及其部众,且调发附近宋兵讨伐。

曾有属吏劝诫王尧臣,说:“王公奉诏出使,现已完成使命,对于姚贵及其部众反叛,只须附报朝廷便可,余非王公之事。”王尧臣闻言,面有愠色,答道:“姚贵,土豪也,在此地颇得士心;虽然他是被迫反叛,并非主使,但不可轻视。现在如不乘其未定尽快招降,稳定四砦局面,日后必生大乱,为朝廷大患。”果然,姚贵见书即率众出降。王尧臣对姚贵及其部众晓以大义,安排妥当方始离去。

还朝后,上疏奏言:“自陕西用兵以来,夏竦、陈执中并以两府旧臣为陕西经略使、安抚使、招讨使,而韩琦、范仲淹仅为经略副使、安抚副使。既而张存知延州,王沿知渭州,张奎知庆州,俱为学士、待制之职,也只负责本州事务。到夏竦、陈执中被罢职,四路置帅,并各带都总管及经略使、安抚使、招讨使等衔,武臣副总管亦因此改为副使。如今韩琦、范仲淹、庞籍既然已为陕西四路都总管、沿边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四路当统一节制。可事实上,仍有9人带有经略使名衔,且各置司行事。虽然名号没有什么不同,但节制不统一,不利于边防。臣请废各路都总管、副总管以及经略使之职,只设安抚使,以便统一节制行事。”不久,滕宗谅也上书陈说此事。仁宗权衡利弊,接受王尧臣等人的建议,罢黜经略使等职。

王尧臣又上疏说:“西北鄜延路和环庆路,地势险峻,易守难攻。惟有泾原路,自汉唐以来,便是冲要之地。从镇戎军到渭州,沿泾河河谷直抵泾、邠,地势坦荡而无险阻。虽然沿河谷平地遍设城砦,但无险可据,夏军入侵,难以捍御。所以,唐朝郭子仪等人,常以重兵戍守此地。自元昊起兵反宋以来,数年之间,夏军主力曾3次自此入寇。朝廷于泾州置帅设府,控扼关、陕,实在是明智之举。但是,宋军屡屡战败,损失惨重,士气不振,边地空虚,令人担忧。臣愿朝廷深鉴近弊,精择将佐之才,以充边地;对于新征士兵,当严格训练,未经训练不得守边,应以原来守边军队为主,加强防务。倘若一路兵力充足,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和高昂的士气,则夏军不敢轻举妄动,长驱入寇。”并提出5项措施。又奏请允准泾原等五州士兵营田,充实给养,增置弓箭手,加强边军装备等,皆获恩准。

王尧臣不仅谙悉西北边事,在庆历年间社会危机之时,还力主变革,为范仲淹的上书言变叫好,予以支持,又为范仲淹的几上几下表示不满,上书为范仲淹鸣不平,抨击因循守旧势力,推动了庆历年间的变革,成为当世名士之一。

卸职陕西安抚使后,王尧臣以学士、户部郎中权三司使,以张之、杜杞等十余人为副使、判官,组成新的“计省”班子。

自西北宋夏战争以来,宋廷财政支出日增,出现危机,虽然前任三司不断加征摊派,但仍入不敷出。王尧臣受命于危难之时,上疏仁宗:“如今天下国贫民困,陛下命臣主三司,臣愿竭尽全力,恳请陛下听臣便宜用事。”仁宗同意。王尧臣从全局出发,压缩日常费用,开源节流,根据缓急先后,废除一些苛捐杂税。又将三司中昏聩的副使、判官等15人全部罢免,更荐才贤者任职。经过调整,当年见效,财政入不敷出现象稍见好转。第二年,财政有余数十万,仁宗大喜过望。王尧臣却上书说:“臣之术不过如此,况且臣母年事已高,请解职供养。”仁宗允准,召拜翰林学士承旨兼端明殿学士、群牧使。

权三司期间,内都知张永和曾建议仁宗,加收民房钱十分之三,用以军费专项开支。王尧臣坚决反对,并上奏仁宗,说:“此为衰世之事,只能引起民怨,引发民变。这正是唐德宗时爆发朱泚之乱的祸根,陛下不可不鉴。”张永和为谋私利,暗中派人贿赂王尧臣,要求三司同意并执行,王尧臣予以拒绝。度支副使林潍因畏惧张永和,曾附会其说,使论争迭起。王尧臣上奏仁宗,罢黜林潍,此事方息。

夔州(今四川奉节)转运使上疏请增盐井岁课,并言如此每年可收80余万缗,王尧臣也表示反对。他认为,在西南加征于朝廷无利,只能让地方势力牟取厚利,于民只能招怨,甚或有不测之事发生。结果,加征之议否决。

王尧臣任职三司,多有谏言裁抑,因此得罪同僚,常有官员于仁宗面前谗言诋毁,只因仁宗信任不疑,未曾罪罚。王尧臣一如既往,坦然自若。退职后,仁宗曾亲往慰劳,称其为政有绩。王尧臣顿首称谢,说:“非臣之能,完全是陛下信用臣下的缘故。”

王尧臣去职服丧,服满还朝,复为学士、群牧使,迁右谏议大夫,再迁给事中,皇祐三年(1051),以本官充枢密副使。是时,凡宗室、宦官、医师、乐工诸辈,莫不串通枢密以获恩幸,使朝中恩幸济济。王尧臣请奏定制,裁损滥幸,著为法令。由是小人怨恨,写匿名书信谗害王尧臣。王尧臣得书拜见仁宗,力请解机务。仁宗不以为疑,更是信任,认为王尧臣之辈方可称为忠臣。同时,急令有司追查陷害王尧臣之人。王尧臣闻知,甚是感动。

皇祐四年(1052),广源州(今越南广渊)壮族首领侬智高起兵反宋,声势浩大,危及宋朝西南地区。王尧臣力主平乱,并上疏请将广西宜州(今广西宜山)、容州(今广西容县)、邕州(今广西桂平)辟为路,以融、柳、象3州隶属于宜州,以白、高、窦、雷等12州隶属于容州,以钦、横、浔等5州隶属于邕州。若叛兵入寇,由三路会集各州县兵掩击。由经略安抚使坐镇桂州(今广西桂林),统一指挥。同时,征运全、永、道3州粮米以充军饷,速调兵南遣。仁宗匆忙诏令狄青率兵南讨,大败侬军。

狄青凯旋,以军功见信。皇祐五年(1053),升枢密使。对此,左司谏贾黯曾连连上疏表示反对,认为狄青以军功起于行伍,骤至枢密显职,有悖于先帝“兴文教,抑武事”的成规。狄青居功自傲,出言不逊,引起更多朝官不满。王尧臣亦曾对臣僚们说,自古以来,将帅起于微贱而暴至富贵,不能保其禄位、性命者,大有人在,可以引为鉴戒。狄青闻言,稍有沮畏。然而,终为众矢之的,不久便被罢知地方,忧郁而卒。

嘉祐元年(1056)三月,王尧臣拜户部侍郎参知政事。嘉祐三年(1058),仁宗欲以王尧臣为枢密使,因当制学士胡宿反对未成,便进吏部侍郎。不久,王尧臣得疾居养。

嘉祐三年(1058),王尧臣病卒。享年56岁。

临终前,王尧臣授其弟纯臣遗奏,劝仁宗皇帝早立嗣,皇子赵曙久养宫中,当为皇太子。仁宗闻言,忧伤不已,诏令辍朝一日,以示悼念,赠尚书左仆射,谥“文安”。

元丰三年(1080),加赠太师、中书令,改谥“文忠”。

时人称誉王尧臣为人纯质,虽然贵显,但不忘俭约,与其弟纯臣相友爱。其曾祖,官赠太傅;祖、父,赠中书令兼尚书令;曾祖母、祖母、母,皆得封;妻丁氏,受封安康郡夫人。有二女,三子。长子同老,官至大理评事;次子周老,官至太常寺太祝,早卒;三子明老,官至大理评事。

王尧臣作品

崇文总目 [ 王尧臣 ]

目录著作。王尧臣等撰。庆历元年(1041)仿《开元四部录》据4馆藏书修成,凡66卷,又叙录1卷。南宋绍兴以后,本书有详本与简本同时流传。详本即原本,简本则没有大小序与解题。朱彝尊《曝书亭全集》卷44与《四库全书总目》卷84皆以郑樵批评《崇文总目》文繁无用,绍兴中遂去其序释。实则简本为战乱后访求佚书而作,序释文繁,播诸民间,颇费寻阅,因仅录66卷之目,或注阙字,以便按籍而求。故《崇文总目》无序释,与郑樵初无关系。记录当时宫廷藏书。崇文,指当时宫廷藏书崇文院。共六十六卷,分四部四十五类,著录藏书三万零六百六十九卷。原每书均有解题,南宋时被删去。该书元初已无完本,明清只剩简目。清修《四库全书》时,据天一阁藏残钞本及《永乐大典》辑为十二卷。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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