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革命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
关于鲁迅，曾经有过一种荒谬反动的论调，以为在五四运动时期和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鲁迅在思想上就已经是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在文学上就已经是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者，而他的思想和创作的道路是无所谓前后期之分的。这种说法之所以是荒谬反动的，是因为它忽略了作为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的鲁迅的思想进展的道路，抹杀了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重大影响，也掩盖了鲁迅的“上下求索”和要求思想改造的革命精神，因而，它也就会影响和妨碍我们对于鲁迅的正确理解和学习。
鲁迅在上一时期的战斗和探索的道路，对于旧社会的无情的批判和抨击，和在探索历程中所特有的彷徨苦闷的心情，前边已经有所论述。现在要讲的是，在一九二七—一九二九这几年中间，鲁迅的思想又经历了一段极其深刻的、具有本质意义的发展过程。由于党的教育和现实生活不断的教训，鲁迅进一步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到了他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从此以后，他把自己的一切都贡献给了无产阶级所领导的人民革命事业，他对中国历史发展的看法，已经不再是从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以及进化论的观点出发，而是一个科学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了；他对于中国人民大众革命的力量和前途，已经没有丝毫的怀疑，而是坚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了；因此，从这时候起，他在前期战斗中曾一度存在过的那种苦闷彷徨的情绪，也已经不再留有丝毫的阴影，而是因为战斗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卞，而具有无限坚强的信心与力量，更加坚决地把自己的文学作品当成是中国革命的有力的宣传鼓动的武器了。
这样一个发展，无论是就鲁迅本人，或是就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前进的历史看来，都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在这个期间，鲁迅的思想向科学的共产主义作了伟大的跃进，他才从进化论走到了马克思主义，从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了一个伟大的共产主义者。这样一个发展，一方面标志了作为思想家的鲁迅的前后期思想本质上的变化；另一方面，也标志了作为文学家的鲁迅在创作方法上前后期的显著不同的面貌。他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伟大的奠基人。
重视这样一个发展，和探讨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在我们，是完全必要的。
这里，应当首先提到，一九二七年前后空前残酷的阶级斗争的事实，对鲁迅的思想发展是一种非常巨大的启示和推动的力量。这时候，“活人和死人的斗争，灭亡路上的阶级的挣扎和新兴阶级领导的群众的反抗，经过一番暴风雨的剧变而进到了新的阶段”(1)，反动统治者的凶残屠杀和在党领导下的革命群众的英勇斗争，不能不在鲁迅的思想上引起深刻而巨大的变化。在这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他不能不要求更正确更有效的思想武器，他不能不发见他过去“反对剥削制度的朦胧的理想，只有同着新兴的社会主义的先进阶级前进，才能够实现，才能够在伟大的斗争的集体之中达到真正的‘个性解放’”(2)，这样，他也就不可能不批判和救正他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他的某些因为没有发见人民伟大力量而产生的怀疑苦闷的倾向，而成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的信奉者，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斗士了。
这种思想发展的痕印，很明显地保留在他这几年所写的两本杂文——《而已集》和《三闲集》(3)中。在《而已集》的卷首《题辞》中，鲁迅说他这半年“又看见了许多血和许多泪”，在“泪揩了，血消了”之后，“用钢刀的，用软刀的”“屠伯们逍遥复逍遥”，然而他“只有杂感而已”。在《三闲集》的《序言》中，他也说到写作《而已集》中那些杂文时的心情，他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那些吞吞吐吐，没有胆子直说的话，都载在《而已集》里。”这里透露的是鲁迅对于反动统治者的血腥屠杀的极端憎恨和愤激的心情。在同一篇文章中，他还说过这样的话：“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对于青年，我敬重之不暇……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在《而已集》内的《答有恒先生》中，也说：“我的一种妄想破灭了。我至今为止，时时有一种乐观，以为压迫，杀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这种老人渐渐死去，中国总可比较地有生气。现在我知道不然了，杀戮青年的，似乎倒大概是青年，而且对于别个的不能再造的生命和青春，更无顾惜。”这里说的都是因为目睹了阶级斗争的铁的事实，而逐渐地发见了过去“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而这个发见，自然是要引起鲁迅在思想上的深刻的自我批评和自我斗争来的。因为，在鲁迅，他是“知道我自己，我解剖自己并不比解剖别人留情面”(4)。
关于这一类的话，鲁迅在别的文章中还屡次提起过。总之，一九二七年后国民党反动派对于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疯狂屠杀，鲁迅是怀着特别巨大的愤怒的。这个愤怒在鲁迅思想上所引起的变化，较之一九二六年段祺瑞反动政府在北京屠杀爱国青年所引起的变化，其剧烈和深刻的程度是无法形容和比拟的。就在这一次血的教训中，鲁迅不是变得消沉和退缩了，而是“觉得中国现在是一个进向大时代的时代”(5)，他的世界观也就开始一个伟大的跃进了。
从进化论到阶级论这样一个跃进，体现了时代和历史对于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客观要求，也说明了共产主义者的鲁迅正是在中国革命的剧烈的斗争过程中得到锻炼和发展的。永远地正视现实，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来适应客观现实的要求，这正是鲁迅伟大的地方。
其次，鲁迅思想的这样一个发展，是与我们党所给予他的教育和影响分不开的。还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一九二六年他离开北京以前，在鲁迅所接近的人里面就有共产党员；特别是李大钊同志，给了他相当深刻的影响。虽然他们两人之间的接触并不频繁，但李大钊的“诚实、谦和、不多说话”和大公无私的崇高品质，已经给了鲁迅很深很好的印象(6)。一九二七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时候，与鲁迅接近的也差不多全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者是倾向革命的青年积极分子。和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与革命青年接触，不能不影响到鲁迅当时对于社会和政治的看法。而不久，当蒋介石国民党叛变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人民的时候，这些人又以自己坚贞不屈、英勇牺牲的革命行动给了鲁迅更为巨大的教育，在鲁迅的思想上引起了极其深刻的变化。
在上海的最后十年，特别是当鲁迅参加了左联而且成为了左联的主要领导人物的时候，他在思想和创作上所放射出的不灭的光辉，更是和他这时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全身心地为党和人民工作的伟大共产主义精神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关于这一点，冯雪峰在《党给鲁迅以力量》一文中曾经提供过不少资料，并确切地指出：“在这最后的十年，鲁迅先生毫无保留地承认我们党是唯一能够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到胜利的党；这信念，鲁迅先生不曾有一分钟动摇过，即使在革命遇到挫折，我们党遇到十分困难的时候，例如红军主力退出江西而开始艰巨的长征的时候，又如在全国我们地下党到处遭到破坏而国民党法西斯特务却特别嚣张的时候。因此，在这最后十年，鲁迅先生也就非常信任地接受我们党对他的领导，承认我们党是他应该和愿意服从的唯一的领导者。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由于我们党对人民的忠实和革命的坚决，也由于鲁迅先生自己为人类真理和中国人民革命的斗争的坚决，以及他对我们党的高度的诚恳态度，在他最后这十年，他就成为我们党在文化战线上的一面伟大的旗帜了。”(7)党对于鲁迅的关怀爱护与鲁迅对于党的始终如一的忠诚，是鲁迅后期文艺事业的不朽价值所由产生的根源。
在这里还应当提一下瞿秋白和鲁迅的关系以及他所给予鲁迅的影响。据杨之华后来的回忆，当一九三三年瞿秋白住在上海日照里的时候，鲁迅几乎每天都去看他们，和瞿秋白“谈论政治、时事、文艺各方面的事情，乐而忘返”。“他们两人都丢开了个人的利益，为革命紧紧地团结在一起，肩并肩地对共同的敌人战斗。”(8)从以上寥寥几句话，不难看出他们之间深厚的革命友谊和相互影响。
总之，正因为有了党的领导和教育，所以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后能够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也正因为有了党的领导，所以鲁迅在整个左联时期能够作出那样出色的战斗，正如毛主席所说的，他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最后，还应当提到：鲁迅在本时期思想上的巨大跃进，和因为思想上的巨大跃进而带来的文学事业上的不朽光辉，与他的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和对国际无产阶级——尤其是苏联的革命的文学理论的辛勤译介工作，有着非常密切而不可分割的关系。
鲁迅一生的文学活动，用在译介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上的，差不多占了他全部工作时间的四分之一。到了本时期开始的几年，他在这方面更是勤恳而忘倦，其翻译和介绍的数量，也较其他时期为多。这些翻译和介绍的工作，鲁迅一则是为了“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二是把它当成是建立和丰富中国革命文学的必要途径；同时，鲁迅也是深刻地联系着自己的思想来进行自我改造的工作，而把它当成“是一种很好的发汗剂”来看待的。
很显然，鲁迅后期思想发展的动力，除了党在各方面所给予他的领导和支持以及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后的血的教训，除了他自己的坚定不移的为人民服务的意志和愿望，此外，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和翻译的工作，应当也是他的重要动力之一。鲁迅在一九二四年前后，就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鲁迅以进化论观察，思考社会问题的思路因此“轰毁”。为了正确地解决现实斗争所提出的许多迫切需要回答的问题，特别是为了弄清“革命文学”论争中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他热情地、认真地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他自己在《三闲集·序言》中所说的，因为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理论和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因此纠正了他“只信进化论的偏颇”的话，就非常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这也就是说，鲁迅在他思想发展的过程中，正是根据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深入地严格地分析自己和要求自己，即使打着自己的“伤处”，也要“忍疼”前进，这样，才能从一个进化论的信奉者向科学的共产主义作伟大的跃进的。而这，也是作为一个不朽的思想家、革命家和文学家的鲁迅的伟大的地方。
总起来说，研究鲁迅后期思想上和文学上的不朽的战斗意义，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这几年是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在这里，清晰地刻镂着他的思想进展的痕印。这一个进展，应当说是一个具有本质意义的进展。通过这样一个进展，鲁迅从一个进化论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从一个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的作家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战士，在国民党十年反动“围剿”中，他“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他的思想进展的过程深深地反映了而且紧紧地结合了中国人民革命的曲折前进的道路，体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中国的伟大胜利，同时也把我们的新文学运动推向了更新更高的发展阶段。
二 后期作品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精神
鲁迅在本时期所写下的杂文著作和为数不多的历史题材的短篇小说，带着比前两个时期更为巨大的光彩和价值，永远遗给我们以战斗和创作的不朽典范。
在后期，鲁迅是以杂文这种独特的文学样式为其主要战斗武器的。从一九二七年起到一九三六年十月逝世前止，他的杂文计有《而已集》（一九二七年在广州和上海作，一九二八年十月出版）、《三闲集》（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年在广州、上海作，一九三二年九月出版）、《二心集》（一九三〇——一九三一年作，一九三二年十月出版）、《南腔北调集》（一九三二——一九三三年作，一九三四年三月出版）、《伪自由书》（一九三三年一月至五月间作，同年十月出版）、《准风月谈》（一九三三年六月至十一月间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出版）、《花边文学》（一九三四年作，一九三六年六月出版）、《且介亭杂文》、《二集》、《末编》（一九三四—一九三六年间作，前二集先生亲自编定，末编由许广平补编，一九三七年七月同时出版），另外还有一部分收在《集外集》和《集外集拾遗》里。
可以看出，鲁迅杂文写得最多的几年，正是国民党的残暴压力最大的几年，也是社会斗争和思想斗争最为剧烈的几年。在这几年当中，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遭到了反动统治者的各种迫害和摧残，鲁迅的生命也时时处在危殆当中。然而就在这样的艰苦年代里，他却坚持了左联的领导工作，以他的锐利的、光芒四射的杂文，作了旧社会的掘墓的锄锹，同时也预告了新社会的胜利的曙光。鲁迅后期的杂文，可以说是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作品。
虽然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者曾经残暴地剥夺了鲁迅接近广大工农群众的可能，虽然他们想一手扼杀我们这位杰出的导师的创作生命，虽然鲁迅因为失去了进行创作所必需的生活泉源，而不得不暂时地放下他的创作小说的如椽大笔来，但是鲁迅却还是非写作不可，非战斗不可的。因为正在深入地发展着的中国革命形势需要他写，他的革命思想认识迫促他写，而他的对于腐朽黑暗的旧中国社会制度的无比愤恨和他对于中国革命前途的暂时艰苦而到底一定要胜利的坚强信念，也在时时刻刻地要求和鼓舞他写。于是鲁迅，在左联时期，就不得不以杂文这种文艺样式来作为他战斗的主要武器；同时，他在本时期所写的杂文，也就不能不具有他前期小说的那种真实而具体地剖析和描绘中国社会生活，反映中国革命历史特点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伟大特色。而且，更其重要的是，在他后期杂文中，随处洋溢着强烈分明的阶级爱憎，以及他的不怕困难、无视危险的大无畏精神，对于中国人民，特别是广大青年，是一种强大的教育鼓舞的力量。
鲁迅后期杂文所暴露和进攻的社会对象是非常地广泛的。他“站在无产阶级与民族解放的立场，为真理和自由而斗争”，他“朝着他所经历过来的腐败的社会进攻，朝着帝国主义的恶势力进攻。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锋利的笔，去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去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9)。这样，鲁迅后期的杂文，便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和它的最本质的特征，并以此教育和鼓舞了中国广大的人民。
从五四运动时期起，鲁迅一直坚持了与“吃人”的统治者的斗争，一直以他的杂文来揭露从有阶级社会以来的“大小无数的人肉的筵宴”，反映“凶人的愚妄的欢呼”和“悲惨的弱者的呼号”，而且还要唤醒广大青年们来“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这样的工作，到了本时期，是显得更为坚实而有力了。他主张“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决，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他的后期杂文便切实地执行了这样的战斗任务。他揭露了存在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社会里的尖锐的矛盾和斗争，刻画了反动统治者的凶残无耻的嘴脸，同时又反映了当时中国劳动人民的苦难生活和中国革命的必然要胜利的前途。他看到：“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着宰割和灭亡。”(10)他看到：“在事实上……只有从帝国主义国家运到杀戮无产阶级的枪炮。”(11)他说：“我在中国，看不见资本主义各国之所谓‘文化’；我单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奴才们，在中国正在用力学和化学的方法，还有电气机械，以拷问革命者，并且用飞机和炸弹以屠杀革命群众。”(12)但是他更看到：“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3)而且，他看出了“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同时更加坚信“无阶级社会一定要出现”(14)了。在这里，鲁迅不仅指出了旧的腐朽的事物之凶残的面貌与其必然的溃灭，更加重要的是，他也显示了新的革命的力量之逐渐地壮大，而且必然会获得胜利。这是他后期杂文中最显著的特色；而这样的一个特色，正是由于他真实而具体地反映了本时期最本质的历史特征而产生出来的。
鲁迅到了后期，因为反动统治者剥夺了他接近工农群众的机会而失掉了创作的生活源泉，他不得不放弃他的致力创作的愿望，因此，在他后期作品中，也就不可能看到更多的具有正面典型的特质的人物形象。但是当以共产党员和左联会员的身分被国民党杀害了的五位革命作家（关于他们，在下一章中将要详细谈到）第一次以他们的鲜血“证明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运命，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的时候，鲁迅怀着巨大的哀痛和愤怒，写下了他的不朽的哀悼和抗议的文章，而且在其中，塑造和再现了这些先烈的宁死不屈的英雄的形象，永远示给我们以模仿和学习的崇高典范，“永远在显示敌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启示我们的不断的斗争”(15)。鲁迅在当时发表在《前哨》的《纪念战死者专号》上而后来收在《二心集》中的著名文章——《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是我们所已经熟知的。这篇文章，真可以算是漫天黑暗中的战斗的号角。而他后来在一九三三年写下的收在《南腔北调集》中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则更是在叙述这五位先烈的生平和遇难经过的同时，刻绘了作为共产党员和革命作家的他们的无比高贵的品质和英勇牺牲的精神。他不仅倾吐了他的悲哀和愤怒，而且还告诉了我们，先烈流下的血迹，正是为后来者铺下了走向胜利和光明的道路。在这篇文章最后，鲁迅这样地写着：
前年的今日，我避在客栈里，他们却是走向刑场了；去年的今日，我在炮声中逃在英租界，他们则早已埋在不知那里的地下了；今年的今日，我才坐在旧寓里，人们都睡觉了，连我的女人和孩子。我又沉重的感到我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我在悲愤中沉静下去了，不料积习又从沉静中抬起头来，写下了以上那些字。
要写下去，在中国的现在，还是没有写处的。年青时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尾。然而，现在我懂得了。
不是年青的为年老的写记念，而在这三十年中，却使我目睹许多青年的血，层层淤积起来，将我埋得不能呼吸，我只能用这样的笔墨，写几句文章，算是从泥土中挖一个小孔，自己延口残喘，这是怎样的世界呢。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罢。但我知道，即使不是我，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
而现在，正是我们再说起他们、再纪念他们的时候了，鲁迅的充满革命理想和胜利信心的预言，到了今天，是完全地彻底地实现了！
在鲁迅后期杂文里，也刻画了中国统治阶级的卑贱无耻的面貌：对日本帝国主义奴颜婢膝的投降丑态。这种丑态，正好与反动统治者迫害屠杀中国劳动人民和革命群众的狰狞面貌成为了一个强烈的对照。在《文章与题目》(16)一文中，鲁迅十分尖锐地撕开了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论者的最实在的思想，乃是“安内而不必攘外”、“不如迎外以安内”和“外就是内，本无可攘”这三种无耻之尤的思想。在《“友邦惊诧”论》(17)里，鲁迅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为了媚外而屠杀徒手请愿的青年学生的罪行，提出了极其强烈的抗议；同时也指出了国民党的所谓“友邦人士”，原是与日本帝国主义一伙的强盗。在中国人民抵抗日本侵略的道路上，鲁迅以他的锋利的笔端，把侵略者及其奴才们的穷凶极恶、卑贱无耻的面貌揭露在中国人民大众的面前，激发了他们对于敌人的强烈仇恨；同时，鲁迅也以他的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感情，深深地教育了中国人民大众，使他们知道怎样在自己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的英明正确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为中华民族的彻底自由与解放而顽强斗争。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这种崇高的推崇和评价，我们可以在鲁迅后期杂文中得到完全真实的证明。
鲁迅在后期，又以他的杂文表现了中国人民与当时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苏联之间的深厚友谊。他说：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是“一个簇新的，真正空前的社会制度从地狱底里涌现而出，几万万的群众自己做了支配自己命运的人”；又说：资本主义国家之所以要进攻苏联，是因为“工农都象了人样，于资本家和地主是极不利的，所以一定先要歼灭了这工农大众的模范。苏联愈平常，他们就愈害怕”(18)。在新、旧两个世界的剧烈斗争中，他这样鲜明地宣布了中国人民的正义的立场和态度：
帝国主义和我们，除了它的奴才之外，那一样利害不和我们正相反？我们的痈疽，是它们的宝贝，那么，它们的敌人，当然是我们的朋友了。……我们反对进攻苏联。我们倒要打倒进攻苏联的恶鬼，无论它说着怎样甜腻的话头，装着怎样公正的面孔。
这才也是我们自己的生路！(19)
这种划清敌友界限、充满国际主义精神的思想和主张，教给了中国人民在前进的道路上，怎样来辨别谁是自己的朋友或敌人。同时，鲁迅也就以他的辛勤的工作来证实和支持了自己的主张。他对于苏联文艺理论和创作的大量翻译和介绍，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这种翻译和介绍，一方面以新的精神道德教育了中国广大的读者，并且也使中国年青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艺术，在苏联革命文学的灌溉与影响之下，日益滋长和壮大起来。他说：
可祝贺的，是在中俄文字之交，开始虽然比中英，中法迟，但在近十年中，两国的绝交也好，复交也好，我们的读者大众却不因此而进退；译本的放任也好，禁压也好，我们的读者也决不因此而盛衰。不但如常，而且扩大；不但虽绝交和禁压还是如常，而且虽绝交和禁压而更加扩大。这可见我们的读者大众，是一向不用自私的“势利眼”来看俄国文学的。我们的读者大众，在朦胧中，早知道这伟大肥沃的“黑土”里，要生长出什么东西来，而这“黑土”却也确实生长了东西，给我们亲见了：忍受，呻吟，挣扎，反抗，战斗，变革，战斗，建设，战斗，成功。(20)
鲁迅不仅说明了“中俄两国文字之交”的过去的发展历史，而且也预示了“中俄两国文字之交”的日益辉煌的将来。虽然，由于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国变色，党变修，从而破坏了中苏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文字之交，但是，我们坚信，这种情况决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的。
鲁迅在他的后期，以他的杂文，教给了广大青年们以正确的创作方法，告诉了他们如何重视自己的创作，搞好自己的创作，因而就进一步提高了自己创作的战斗的作用和效能。鲁迅老早就是创作的公式主义的倾向、“洋八股”的倾向的坚决反对者。(21)他叫青年作者们“留心各样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点就写”，“写不出的时候不硬写”。他要青年们严格地对待自己的创作：“写完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宁可将可作小说的材料缩成Sketch（速写），决不将Sketch材料拉成小说。”(22)他说：“作者写出创作来，对于其中的事情，虽然不必亲历过，最好是经历过。”(23)他主张：“就自己现在能写的题材，动手来写”，“不过选材要严，开掘要深。”(24)这种切实而亲切的教导，不只是在当时，而且将要永远地成为哺育青年作家们的最好养分，永远地引导他们沿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道路稳步前进。
想把鲁迅后期杂文作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考察，在这里是绝不可能的。以上只是一个粗略而概括的叙述。但这样一个叙述，却清楚地说明了一个问题：鲁迅后期杂文既是真实地具体地反映了在革命发展中的社会生活和历史特征，同时又洋溢着革命的激情和理想，它用社会主义的思想精神给予中国广大人民以极为深刻的教育和巨大的鼓舞力量。
鲁迅后期杂文所达到的思想上和艺术上的高度，代表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可能达到的高度。
在后期杂文中，鲁迅坚持而且体现了列宁所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在中国人民与反动统治者作殊死斗争的时候，这些杂文发挥了无比强烈的战斗作用。贯串在鲁迅后期全部杂文中的主要精神只有一个，就是：与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有利的，他竭力地拥护；与党和人民革命事业有害的，他竭力地反对。他一方面“横眉冷对千夫指”；另一方面又“俯首甘为孺子牛”。他一方面无情地揭露和打击了在社会中遇到的种种无耻、愚昧和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写出了那些为人民和革命的利益而英勇牺牲的英雄人物的光辉灿烂的形象。他永远以他的作品服务于党和人民的利益而不计其他。这就是鲁迅后期杂文之所以能够达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高度的最重要因素。
在后期杂文中，鲁迅天才地继承了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我国古典现实主义文学的优良传统，并继续发扬了他前期杂文中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在鲁迅的全部作品里，非常突出而鲜明地体现了新、旧现实主义之间的传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他在向古典作家学习、接受古典文学遗产这一重要工作上，也为我们提供了极其辉煌的范例。鲁迅自己曾经说过：“其实‘杂文’也不是现在的新货色，是‘古已有之’的。”(25)鲁迅的杂文（无论前后期的）正是从我国具有高度思想性和艺术性的古典散文传统发展而来的。在与政治的紧密结合上，在表现人民生活的愿望上，在以高度的艺术技巧反映现实矛盾和斗争上，也在艺术风格的坚实而朴素上，都非常显著地证明了鲁迅是如何善于接受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宝贵遗产。他不但是我国古典文学的最优秀的继承者，而且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个最有天才的革新者。瞿秋白说：“杂感这种文体，将要因为鲁迅而变成文艺性的论文的代名词。”这句话深刻地说明鲁迅的革新的才能赋予了杂文这一文艺样式以不朽的内容和生命。这种内容和生命，到了鲁迅的晚年，是发展到更新更高的程度了。
对于鲁迅杂文的深刻钻研和勤勉学习，无论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一件十分必需的重要工作！
鲁迅后期，除了为我们遗留下了大量辉煌的杂文外，他还写下了收在《故事新编》（一九三六年出版）中的五篇寓言式的短篇小说：《非攻》（一九三四年八月作）、《理水》（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作）、《采薇》、《出关》、《起死》（均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作）。这些作品同样是鲁迅后期的一种战斗武器，无论在主题的积极性上，在抨击旧社会的猛勇强烈上，都是具有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的特质的。
鲁迅这五篇小说，不同于一般所说的“历史小说”。作者在《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说，这些作品并不是“博考文献，言必有据”的“历史小说”，他只是取古代历史上的“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所以“叙事有时也有一点旧书上的根据，有时却不过信口开河”。这说明了：鲁迅在那样艰苦斗争的年代里，原意本不在于写古人，而只是运用“历史小说”的“形式”，向反动统治阶级和黑暗腐朽的旧社会举起自己的投枪。革命的浪漫主义是《故事新编》最主要的特色。在这一点上，《理水》一篇具有非常明显的代表意义。《理水》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写下的。那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了我国东北之后，想继续侵占我国华北；全国人民在生活上日益走向贫困和饥饿；抗敌救亡成为了全国一致的呼声。但是，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外是卖国投降，对内则是残酷镇压。与此相适应，北方一部分“官场学者”又高唱把北京划为“文化城”的无耻论调，妄想在全国陆沉的情况之下，依靠英、美帝国主义的卵翼，来苟延他们的所谓“学者生活”；这些“官场学者”，对于劳动人民是看不起的，同时也不知道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广大劳动人民正在自己的革命政党和革命领袖的领导之下，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斗争。《理水》这篇小说便是借用了古代历史关于大禹治水的传说，以那样强烈的浪漫主义的艺术构思和表现方法把它点染成篇，一方面反映和讽刺了反动统治者及其走狗们的种种丑态，另一方面也刻绘和赞颂了劳动人民及其代表人物的过人智慧和优美品德。因此，《理水》这篇小说，就它的主题思想的积极意义和战斗作用的巨大猛烈来说，都应当是鲁迅作品中一篇比较重要的作品。
其余四篇：《采薇》借用伯夷、叔齐饿死首阳山的故事说明了脱离社会生活、“遗世独立”的不可能；《非攻》以我国古代的一位革命思想家墨翟的传说为素材，进行了对侵略主义者的嘲讽；《出关》和《起死》所批判的对象则是老、庄的虚无主义的哲学。所有这些小说，虽然多少根据了我国历史上的一些事实和传说，但更主要的，是它们对于现实的强有力的剥露和讽刺。同运用他的杂文一样，鲁迅运用了这些小说（虽然它为数不多）作为进攻旧社会的武器。把《故事新编》完全看成是“历史小说”，而不注意到它与现实斗争的密切联系，那无疑地是错误的。
三 永恒的光辉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八日，中国人民和苏联人民一起，承担了丧失世界文化巨人——高尔基的重大悲哀和损失。在这不久之后，就在同年十月十九日，另一位世界文化巨人，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和导师——鲁迅又永远地离开我们了。这对于中国人民来说，真是一件不可估计的损失。这正是全面抗日战争将要爆发的前夜，文艺界的民族统一战线刚刚打下了初步基础，从各方面来说，都是最需要鲁迅领导的时候，但正好在这个时候，我们却永远失去了这位杰出的战士和导师。全国人民立刻沉浸在巨大深沉的悲哀里。
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领袖——毛泽东主席，对于鲁迅的逝世，致予了沉重的悼念和崇高的敬意。毛泽东主席的名字被列在治丧委员会的名单里（此外是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茅盾等）。党中央代表全国人民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去了一个电报，要求国葬鲁迅，并且要他们明令撤销对于鲁迅著作的禁令。这个电报没有得到公开的发表。国民党反动政府以派遣特务分子监视鲁迅丧事的法西斯行动回答了党的正义的声音。对于鲁迅著作的禁令，也始终未曾撤销过。
从十月二十日起，上海数万市民冒着国民党迫害和拘捕的危险，到胶州路万国殡仪馆瞻仰了鲁迅的遗容。二十二日下午，上海市民，带着全中国和全世界进步人士的敬仰和哀悼，以雄伟的行列伴送着鲁迅的灵柩，把他安葬在万国公墓里。关于当时的情形，王士菁在《鲁迅传》中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
走在行列的先头的，是由欧阳山、蒋牧良两位先生以及别人交换地执掌着“鲁迅先生丧仪”一幅特大的横额。接着是挽联队，花圈队，挽歌队，遗像，灵车，家属车，执绋者，徒步送葬者，送殡汽车。为了行进时的便利，序列有时也略有更换。
在租界区域内，巡逻在行列两边的是驾着卡车或是骑着大马的外国巡捕，也有徒步的巡捕，他们耀武扬威地挂着枪。走到了中国界的虹桥路，便由黑衣白缠腿的中国警察接替了。他们的长枪也全都装上了刺刀，短枪也挂好了把子。然而，这送丧的行列却是镇静的。在这行列里，不仪是有经过战斗的男女工人、学生、以及文化工作者们，此外，还有须发苍白的老头子们，也有天真纯洁的小孩子们，他们心里都明白，为什么要向这位民族的巨人，致他们的最后的敬意。他们连绵不绝地合唱着送葬歌，歌声在沉痛的空气里低哑而又阴沉地流动着。在四点半钟到达了墓地。
由蔡元培、沈钧儒、宋庆龄、邹韬奋、内山完造……诸位先生们作了关于安葬的演说；由上海民众代表献“民族魂”白地黑字的旗子一面，覆在棺上；由……巴金、黄源、欧阳山、曹白、鹿地亘……诸位先生们抬棺入穴。在一片沉重哀痛的歌声里，鲁迅的灵柩，轻轻地落进穴里。
就这样，中国文艺界和中国人民永别了他们敬爱的作家、战士和导师。十月十九日永远地成为最值得我们纪念和哀悼的日子。但是，鲁迅是没有死的。他永远活在我们心里，活在他的不朽的战斗精神和文学事业里。他永远指给我们以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关于鲁迅一生的事业，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如我们前面已经引录过的，对鲁迅作了最崇高也最精确的评价。毛主席在他的论著和演说中，还不止一次地论及过鲁迅，而且号召我们认真努力地来学习他。毛主席教导我们：“纪念鲁迅先生，首先要认识鲁迅先生，要懂得他在中国革命史中所占的地位。我们纪念他，不仅因为他是一位优秀的作家，而且是因为他站在民族解放的前列，他把自己全部力量都献给了革命斗争。”(26)
在上海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十周年的大会上，周恩来总理以《鲁迅先生的立场》为题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告诉我们“应该站在鲁迅所站的立场，朝着鲁迅所走的方向，象牛一样的为人民去努力奋斗”。周总理说：“鲁迅先生曾说：‘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里就说出了鲁迅先生的方向，也即是鲁迅先生的立场。鲁迅先生最痛恨的是反动派，对于反动派所谓之‘千夫所指’，我们是只有‘横眉冷对’的，不怕的，我们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可是对于人民，我们就要如对孺子一样的为他们做牛，要诚诚恳恳老老实实的为人民服务。……鲁迅、闻一多都是最忠实、最努力的牛，我们要学习他们的榜样，在人民面前发誓：做人民的奴隶，受人民的指挥，做一条牛。”(27)
关于鲁迅的文学事业，萧三在《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28)一文中，认为在中国新文学的建立上，鲁迅作了普希金对于俄国新文化所作的事业；而鲁迅对于整个中国文化的贡献则只有高尔基对于苏联文化的贡献可以相比。萧三说：“鲁迅奠下了中国新文学的基础，写实主义的基础。鲁迅是中国新文艺的创立者和鼻祖。他的最高的艺术给予中国新文化以极大的贡献，——在这一点上，他作了普式庚——高尔基对于俄国的新文化所作的事业。”又说：“中国的人民称鲁迅为‘中国的高尔基’。的确，在世界伟大的作家中间，我们只有将鲁迅比之高尔基为最适当。如同高尔基，鲁迅善于恨，亦善于爱；如同高尔基，鲁迅充满着对于人民的抚爱，对于新辈、新社会的热望；如同高尔基，鲁迅奠下了中国新文学之新的基础，领导着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生活；如同高尔基，鲁迅教育了，培养了无数的青年作家；如同高尔基，鲁迅是一向词严义正，一丝不苟的；如同高尔基，鲁迅的工作能力伟大，好学，博学，无时或懈；如同高尔基，鲁迅指示了青年的道路，擎举了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唤醒了中国民众齐心合力为抗日救国而前进。在高尔基死去几个月后，又死去鲁迅，这是全人类莫大的损失！”
鲁迅是真正地属于中国人民的一位最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但他同时又是属于全人类的一位天才的思想家和天才的作家。他所遗留下来的辉煌的著作，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宝藏，而且也是全世界文化领域内最伟大的成绩和最珍贵的收获。苏联著名作家和批评家法捷耶夫这样指出了鲁迅作品的世界的意义：“鲁迅的创作对于我们俄罗斯作家的亲切，是除开我们祖国作家以外的其他国家作家的创作所仅能享有的那样亲切。他是和柴霍夫及高尔基并列的。我们对俄罗斯读者愈广泛地介绍鲁迅——我们将这样作，——那末这种对于鲁迅的亲切感觉在俄罗斯人民中就愈为普遍……鲁迅是真正的中国作家，正因为如此，他才给全世界文学贡献了很多民族形式的不可模仿的作品。他的语言富有民间的形象性。他的讽刺幽默虽然具有人类共同的性格，但也带有不可模仿的民族特点。虽然翻译鲁迅作品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没有这些特点，那就不成其为鲁迅了。鲁迅是中国文学的光荣，而且是世界文学的著名代表人物。”(29)
所有这些革命领袖、作家和苏联友人的文章与演说，非常扼要地总结了鲁迅的战斗的一生，给予了他的战斗成绩以十分恰当的评价，因而也为我们学习鲁迅提供了极其明确的指示。
第一，鲁迅是文学家、思想家，而且也是革命家。但他的作为文学家和思想家的特质，是统一在革命家的特质上的。他的勇猛无畏的革命精神赋予了他的思想和文学以无限的光辉。因此，鲁迅一生的事业和著作，不仅为现代中国文学尽了奠基和开路的作用，同时也是中国人民革命的有力武器和忠实记录。
第二，鲁迅的一生始终与中国人民保持了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人民的生活与愿望来进行他的写作，他的作品永久反映而且是服务于旧中国人民的充满了苦难的生活和对革命最迫切的愿望。鲁迅是中国人民最忠诚的儿子。这就使得他的作品具有不可磨灭和不可更代的显著的民族特色。
第三，鲁迅的一生没有一时一刻停止过对于旧中国社会的顽强战斗，但也没有一刻停止过对于自我的严格要求和思想斗争。鲁迅的思想发展的道路，体现和代表了旧中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作家在党的领导和教育下通过自我改造而成为工人阶级战士的艰苦历程。他战斗着，探索着，前进着。他从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获取了力量和智慧。到了晚年，他的天才更得到了无限量的发挥，而他的文学著作也更放出了巨大的异彩。
第四，鲁迅是中国古典文学现实主义传统最优秀的继承者，他又是外国进步文学的最勤恳的翻译者和介绍者。他的文学著作植根于人民生活的沃壤，根须吸取着我国古代文学的泉流，枝叶承接着外国文学的雨露。他的名字应当和屈原、杜甫、曹雪芹、施耐庵等并列，他继承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他们的宝贵的传统。他善于学习，而又善于革新。他带着我国“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走进了世界文学的园地，而且以他的特异的光彩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
鲁迅是属于中国人民的，也是属于全世界进步人类的。鲁迅的作品永恒地以日月丽天的光彩照耀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史册上。
鲁迅永远地指给我们以前进的方向和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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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2) 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
(3) 《而已集》中收的是1927年的作品，《三闲集》中收的是1927年至1929年这三年的作品。
(4) 《答有恒先生》。
(5) 《而已集·〈尘影〉题辞》。
(6) 《南腔北调集·〈守常全集〉题记》。
(7) 见《论文集》第一卷，原载《文艺报》1951年第4卷第5期。
(8) 《〈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是怎样产生的》，载《语文学习》1958年1月号。
(9) 毛泽东：《论鲁迅精神》（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10) 《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11) 《二心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
(12)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13) 《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
(14) 《且介亭杂文·答国际文学社问》。
(15) 《二心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16) 载《伪自由书》。
(17) 载《二心集》。
(18) 《南腔北调集·林克多〈苏联闻见录〉序》。
(19) 《南腔北调集·我们不再受骗了》。
(20) 《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
(21) 毛泽东同志说：“党八股也就是一种洋八股。这洋八股，鲁迅早就反对过的。”（《反对党八股》）
(22) 《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
(23) 《且介亭杂文二集·叶紫作〈丰收〉序》。
(24) 《二心集·关于小说题材的通讯》。
(25) 《且介亭杂文·序言》。
(26) 毛泽东：《论鲁迅精神》（在陕北公学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27) 演说词见1946年10月20日上海《文汇报》。
(28) 《人物纪念》（作家出版社出版）。
(29) 法捷耶夫：《论鲁迅》。译文载1949年10月19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