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干《中论》曰：“名之系于实也，犹物之系于时也。生物者，春也；吐华者，夏也；布叶者，秋也；收成者，冬也。若强为之，则伤其性矣。”
春、夏、秋、冬之序，皆以斗柄所指定之：指东曰春，指南曰夏，指西曰秋，指北曰冬。今历日某月建某者，即斗柄之所指也。斗居中央，而运四时，故为君象也。
夏日长，冬日短者，日，夏行天中，出于正东，入于正西，经天中而过，度数多也；冬行南隅，出于东南隅，入于西南隅，度数少也。日之不行东北西北者，天体欹而不足西北也。
汉高帝时，谒者赵尧举春，李舜举夏，儿汤举秋，贡禹举冬。四臣之名，亦异矣，岂故为之耶？抑偶合也？而贡禹在高帝时，又非弹冠之贡禹也。
闽距京师七千余里，闽以正月桃花开，而京师以三月桃花开，气候相去，差两月有余。然则自闽而更南，自燕而更北，气候差殊，复何纪极？故大漠有不毛之地，而日南有八蚕之茧，非虚语也。历家所载。二月桃始花，盖约其中言之耳。
贾佩兰云：“在宫中时，以正月上辰出池边盥濯，食蓬饵以去妖邪。”则不但上巳有戏，上辰亦有戏矣。
正月一日谓之“三朝”。师古《汉书注》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故谓之三朝。”朝之义，犹旦也。又谓之“四始”。正义，《史记注》云：“谓岁之始，时之始，日之始，月之始也。
元旦，古人有画鸡，悬苇，酌椒柏，服桃汤，食胶饧，折松枝之仪，今俱不传矣。惟有换桃符及神荼、郁垒尔。闽中俗不除粪土，至初五日，辇至野地，取石而返，云“得宝”，则古人唤“如愿”之意也。
以一月为正月，盖自唐虞已然。舜以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是已。唐虞月建不可考，而岁首必曰正月，足以证昔人改年不改月之谬。《诗·豳风》以十一月为“一之日”，十二月为“二之日”，正月为“三之日”，则知周之建子也。《小雅》所谓“正月繁霜者，则以四月纯阳之月名之，非岁首之正月矣”。正者，取义以正朔也。至秦始皇讳政，改为平声，至今沿之，可笑甚矣！
岁后八日，一鸡，二猪，三羊，四狗，五牛，六马，七人，八谷。此虽出东方朔《占书》，然亦俗说，晋以前不甚言也。案晋议郎董勋答问礼，谓之“俗言”。魏主置百寮，问人日之义，惟魏收知之，以邢子才之博，不能知也。然收但知引董勋言，而不知引方朔《占书》，则固未为真知耳。
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谓之“添丁”。自十一夜已有燃灯者，至十三则家家灯火，照耀如同白日。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市上则每家门首，悬灯二架，十家则一彩棚。其灯，上自彩珠，下至纸画，鱼龙果树，无所不有。游人士女，车马喧阗，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儿童即连臂喧呼，谓“求饶灯”，大约至二十二夜始息。盖天下有五夜，而闽有十夜也。大家妇女，肩舆出行，从数桥上经过，谓之“转三桥”。贫者步行而已。余总角时，所见犹极华丽。至万历乙酉春，不戒于火，延烧千余家，于是有司禁之，彩棚、鳌山，渐渐减少，而它尚如故也。火灾自有天数，而士女游观，亦足占升平之象，亦何必禁哉！
蔡君谟守福州，上元日，命民间一家点灯七盏。陈烈作大灯丈余，书其上云：“富家一盏灯，太仓一粒粟。贫家一盏灯，父子相对哭。风流太守知不知？犹恨笙歌无妙曲！”然吾郡至今每家点灯，何尝以为苦也？烈，莆田人。莆中上元，其灯火陈设，盛于福州数倍，何曾见父子流离耶？大抵习俗所尚，不必强之。如竞渡、游春之类，小民多有衣食于是者。损富家之赀镪以供贫民之饣胡口，非徒无益有害者比也。
齐、鲁人多以正月十六日游寺观，谓之“走百病”。闽中以正月二十九日为窈九，谓是日天气常窈晦然也，家家以糖枣之属，作糜之。《四时宝鉴》：云“高阳氏子好衣敝食糜，正月晦日死，世作糜，弃破衣于巷口，除贫鬼”。又池阳风俗以正月二十九为穷九，扫除屋室尘秽，投之水中，谓之“送穷”。唐人亦以正月晦日送穷。韩退之有送穷文。姚合诗：“万户千门看，何人不送穷？”余谓俗说不足信。窈也，穷也，皆晦尽之义也。诸月不言，而独言正月者，举其端也。
凡月晦谓之提月，见《公羊传》何休注。提月，边也。鲁人之方言也。
《景龙文馆记》云：“景龙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晦。”夫二十八日，亦可为晦耶？
北人二月二日，皆以灰围室，云辟虫蚁；又以灰围仓，云辟鼠也。闽人以雷始发声，扫虫蚁。
二十四番花信风者，自小寒至谷雨，凡四月，八气二十四候，每候五日，以一花之风信应之：小寒，一候梅花，二候山茶，三候水仙；大寒，一候瑞香，二候兰花，三候山矾；立春，一候迎春，二候樱桃，三候望春；雨水，一候菜花，二候杏花，三候李花；惊蛰，一候桃花，二候棠棣，三候蔷薇；春分，一候海棠，二候梨花，三候木兰；清明，一候桐花，二候麦花，三候柳花；谷雨，一候牡丹，二候酴，三候栋花。过此则立夏矣。然亦举其大意耳，其先后之序，固亦不能尽定也。
唐德宗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宴集，而寒食多与上巳同时，欲以二月名节，自我作古。李泌请废正月晦，以二月朔为中和节。可见唐以前，正月晦寒食，皆作节也。夫晦为穷日，寒食禁烟，以之宴会，皆非礼之正。而二月十五，自有花朝节，足敌中秋，何邺侯不引此，而另作节名？宜其行之不久也。按道经，以二月一日为天正节，八日为芳春节，蜀中以二月二日为踏青节，则安得谓二月无节也？
秦俗以二月二日，携鼓乐郊外，朝往暮回，谓之“迎富”。相传人有生子而乞于邻者，邻家大富，因以二月二日取归，遂为此戏。此讹说也。大凡月尽为穷，月新为富，每月皆然，而聊以岁首举行之故，正月晦送穷，而二月二日迎富也。即如寒食禁火，托之介子推，五日竞渡，托之屈原，皆俗说耳。《福州志》。载闽中以五月四日作节，谓闽王审知以五月五日死，故避之。考《五代史年谱》，审知则以十二月死，非五月也。志乘犹不可信，而况其他乎。
唐、宋以前，皆以社日停针线，而不知其所从起。余按吕公忌云：“社日男女辍业一日，否则令人不聪。”始知俗传社日饮酒治耳聋者，为此，而停针线者，亦以此也。
《养生论》曰：“二月行路，勿饮阴地流泉，令人发疟。”此不可不知也。
仲春之月，雷始发声，夫妇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大凡雷电晦冥，日月薄蚀而交合者，生子多缺，盖邪之气所感也。然《周礼》又以仲春令会男女，圣人岂不知愚民之易犯。而故驱之耶？可为一笑。
唐时清明有拔河之戏，其法以大麻ㄌ，两头各系十余小索，数人执之，对挽，以强弱为胜负。时中宗幸梨园，命侍臣为之，七宰相、二驸马为东朋，三相、五将为西朋。仆射韦巨源、少师唐休，年老无力，随ㄌ踣地，久不能起，上以为笑。夫此戏乃市井儿童之乐，壮夫为之，已自不雅，而况以将相贵戚之臣，使之角力仆地，毁冠裂裳，不亦甚乎？《秦京杂记》载寒食内仆司车与诸军容，使为绳橛之戏，今亦不行。今清明、寒食时，惟有秋千一事，较之诸戏为雅，然亦盛行于北方，南人不甚举也。
先王之制，钻燧改火，虽云节宣天地之气，然亦迂矣。寒食禁火，以为起自介子推者，固俗说之误，而以为龙星见东方，心为大火，惧火之盛而禁之，则尤迂之迂也。今之俗不知禁火，亦不知改火，而四时之气，何尝不宣？岂可必谓古之是而今之非乎？
《周礼》司ピ氏，仲春以木铎徇火禁于国中，注云：“为季春将出火。”此亦今人谨慎火烛之意，非禁烟也。禁烟不知起何时，至唐、宋已然。改火之不行，似已久矣。诗人吟咏之词，未足据也。杨用修谓不改火，出于胡元卤莽之政，此真可笑。使今日必行之，则闽、广之地，安得榆、杏，而齐、鲁之地，安得檀？使民走数千里而求火种，亦不情之甚矣！
北人重墓祭。余在山东，每遇寒食，郊外哭声相望，至不忍闻。当时使有善歌者，歌白乐天寒食行，作变征之声，坐客未有不堕泪者。南人借祭墓为踏青游戏之具，纸钱未灰，履相错，日暮，坟间主客无不颓然醉倒。夫墓祭已非古，而况以蒿凄怆之地，为谑浪酩酊之资乎？
琴操谓介子推以五月五日死，文公哀之，令民不得举火，今人以冬至一百五日为寒食，其说已互异矣。《邺中记》载：并州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汉书·周举传》谓太原以介子推焚骸，每冬中辄一月寒食，至魏武帝令，又谓太原、上党，冬至后百有五日，皆绝火，讹以传讹，日甚一日。至唐时，遂有“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之语，则无论朝野贵贱皆绝火食。故曰：“日暮汉宫传蜡烛。”谓至是始举火也。然此犹之可也，至于民间犯禁，以鸡羽插入灰中，焦者辄论死，是何等刑法耶？国朝之不禁火，其见卓矣。
三月三日为上巳。此是魏、晋以后相沿，汉犹用巳，不以三日也，事见《宋书》。周公谨《癸辛杂志》谓上巳当作上巳，谓古人用日例以十干，恐上旬无巳日。不知《西京杂记》，正月以上辰，三月以上巳，其文甚明，非误也。但巳字原训作止，谓阳气之止此也；则巳恐即是已字，但不可以支为干耳。
《田家五行》曰：“三月无三卯，田家米不饱。”
《月令》：“四月靡草死。”靡草，荠、{艹尼}、葶、苈之属，非一草也。荠、{艹尼}似人参，冬水而生，夏上而死。麦秋至，麦至是熟。凡物之熟者，皆谓之秋耳。今俗指麦间小虫为麦秋，可笑也。亦犹北人指七月间小蜻蜓为处暑耳。
四月十五日，天下僧尼就禅刹搭挂谓之“结夏”，又谓之“结制”，盖方长养之辰，出外恐伤草木虫蚁，故九十日安居。释苑宗规云：“祝融在候，炎帝司方，当法王禁足之辰。”是释子护生之日，至七月十五日，始尽散去，谓之“解夏”，又谓之“解制”。《西域记》作十六日为是。余见近作诗者以入定、搭挂概谓之结夏，非其义矣。
结夏以十六日为始者，印度之法也。中国以月晦为一月，天竺以月满为一月，则中国之十六日，乃印度之朔日也。考《西域记》又有白月、黑月，及额沙茶室罗伐拿婆达罗钵ヌ等月，说者谓二十八宿之名，未知是否。
古人岁时之事，行于今者，独端午为多，竞渡也，作粽也，系五色丝也，饮菖蒲也，悬艾也，作艾虎也，佩符也，浴兰汤也，斗草也，采药也，书仪方也，而又以雄黄入酒饮之，并喷屋壁、床帐，婴儿涂其耳鼻，云以辟蛇、虫诸毒，兰汤不可得，则以午时取五色草沸而浴之。至于竞渡，楚、蜀为甚，吾闽亦喜为之，云以驱疫，有司禁之不能也。
五月五日子，唐以前忌之，今不尔也。考之载籍，齐则田文，汉则王凤、胡广，晋则纪迈、王镇恶，北齐则高绰，唐则崔信明、张嘉，宋则道君皇帝，金则田特秀。然而覆宗亡国者，高绰、道君二人耳。然一以不轨服天刑，一以盘荒取丧乱，即不五日生，能免乎？
田特秀，大定间进士也，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儿。年二十五，举于乡。乡试、府试、省试、殿试，皆第五。年五十五。以五月五日卒。世间有如此异事。可笑！
《容斋随笔》云：“唐玄宗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张九龄上《大衍历》序云：“谨以开元十六年八月端午献之。”又宋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则凡月之五日，皆可称端午也。余谓古人午、五二字想通用；端，始也。端午，犹言初五耳。
五月十三是龙生日，栽竹多茂盛。一云是竹醉日。
田家忌迎梅雨。谚云：“迎梅一寸，送梅一尺。”然南方验，而北方不尔也。
夏至后九九气候，谚云：“一九二九，扇子不离手。三九二十七，冰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汗出如洗浴。五九四十五，难戴秋叶舞。六九五十四，乘凉入佛寺。七九六十三，床头寻被单。八九七十二，思量盖夹被。九九八十一，阶前鸣促织。”冬至后谚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栗。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太阳开门户。六九五十四，贫儿争意气。七九六十三，布衲担头担。八九七十二，猫犬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齐出。”今京师谚又云：“一九、二九，相逢不出手。三九、四九，围垆饮酒。五九、六九，访亲探友。七九、八九，沿河看柳。”按此谚起于近代，宋以前未之闻也。其以九数，不知何故，今吴兴人言道里远近，必以九对，而不言十，亦可笑也。
暑宜干也，而值六月，则土反润溽。寒宜冻也，而值腊月，则水泉反动。阳中有阴，阴中有阳也。
伏者何也？凡四时之相禅皆相生者也，而独夏禅于秋，以火克金，金所畏也，故谓之伏。然岁时伏腊，亦人强为之名耳，岂金气至是而真伏耶？《史记》，秦德公二年，初伏以狗御蛊，则是西戎之俗所名，三代无之也，乃相承至今用之，何耶？然汉制至伏闭尽日，故东方朔谓伏日当蚤归，是犹避蛊之意。今不复然，但历家尚存其名耳。至于人家造作饮食、药饵之类，动称三伏，亦不知其解也。
凡物遇秋始熟，而独麦以四月登，故称“麦秋”。然吾闽中早稻皆以六月初熟，至岭南则五月获矣。南人不信北方有八月之雪，北方亦不信南方有五月之稻也。
暑视寒为不可耐，人言南中炎暑，然暑非有甚也，但多时耳。余在京师数年，每至五六月，其暑甚于南中，然一交秋，即有凉色。闽、广从五月至八月，凡百余日，皆暑，而秋初尤烈。但至日昃，必有凉风，非如燕京六月，彻夜烦热也。
京师住宅既逼窄无余地，市上又多粪秽，五方之人，繁嚣杂处，又多蝇蚋，每至炎暑，几不聊生，稍霖雨，即有浸灌之患，故疟痢瘟疫，相仍不绝。摄生者，惟静坐简出，足以当之。
《月令》：“七月天地始肃，禾乃登。”若以闽、广言之，肃则太早，而登已太晚也，故吾谓圣人约其中而言之也。
立秋有礼，名曰ァ刘。《汉书注》谓之<豸娄娄。杨子曰：“不媵，腊也与哉？”今人尚知有腊，而媵则不知久矣。
牛女之事，始于齐谐成武丁之妄言，成于《博物志》乘槎之浪说，千载之下，妇人女子。传为口实可也；文人墨士，乃习为常语，使上天列宿，横被污蔑，岂不可怪之甚耶。
《长恨歌》载玄宗避暑骊山，以七月七日与贵妃凭肩誓心，愿世为夫妇。《天宝遗事》又言，帝与贵妃每至七月七日夜，在华清宫游宴，宫女皆陈瓜果乞巧。皆误也。考之史，玄宗幸华清皆以十月，其返皆以二月或四月，未有过夏者。野史之不足信，往往如此。
《岁时记事》云：“七夕，俗以蜡作婴儿，浮水中，以为妇人宜子之祥，谓之‘化生’。”王建诗，“水拍银盘弄化生”是也。今人以泥塑婴儿，或银范者，知为化生，而不知七夕之戏。
闽人最重中元节，家家设楮陌冥衣，具列先人号位，祭而燎之。女家则具父母冠服袍笏之类，皆纸为者，笼之以纱，谓之“纱箱”，送父母家；女死。婿亦代送。至莆中，则又清晨陈设甚严，子孙具冠服，出门望空揖让，罄折导神以入，祭毕，复送之出。虽云孝思之诚，然亦近于戏矣。是月之夜，家家具斋，馄饨、楮钱，延巫于市上，祝而散之，以施无祀鬼神，谓之“施食”。贫家不能办，有延至八九月者。此近于氵㸒，然亦古人仁鬼神之意，且其费亦不多也。
七月中元日，谓之“盂兰会”。目连因母陷饿鬼狱中，故设此功德，令诸饿鬼一切得食也。人之祖考，不望其登天堂，生极乐世界，而以饿鬼期之乎？弗思甚矣！
唐乔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七月七日被刑。
海潮八月独大，何也？潮应月者也。故月望则潮盛。而八月之望，则尤盛也。然独钱塘然耳。闽、广、胶莱诸海，皆与常时无别也。枚乘《七发》以八月之望，观涛乎广陵之曲江。夫广陵之涛，亦岂以八月独盛哉？乘之所指，亦谓吴、越耳。其曰广陵者，当时吴、越皆属扬州也。
人言八月望有月华，或言夜半；或言微雨后；或言不必八月，凡秋夜之望俱月之；或言其五采鲜明，旁照数十丈，如金线者百余道；或言但红云围绕之而已。余自少至壮，彻夜伺之者十数，竟不得一见也。临川吴比部谦为余言少时曾一见之，其景象鲜妍，千态万媚，真人间所未见之奇，惜未能操笔赋之耳。人又言二月朔日正午有日华，而人愈不得见。余考李程日《五色赋》云：“德动天鉴，祥开日华。”殆谓是耶？
《月令》：“八月鸿雁来矣。”至九月，又言“鸿雁来宾”，何也？仲秋先至者为主，季秋后至者为宾也。
雀入大水为蛤，北方人常习见之，每至季秋，千百为群，飞噪至水滨，簸荡旋舞，数四而后入。其为蛤与否，不可得而知也。然冬月何尝无雀？或所变者。又是一种耶？或亦有不尽变者，如鹰化鸠，雉化蜃之类耶？
九日佩茱萸登高，饮菊花酒，相传以为费长房教桓景避灾之术。余按戚夫人侍儿贾佩兰言：“在宫中，九月九日食蓬饵，饮菊花酒。”则汉初已有之矣，不始于桓景也。
九日作糕，自是古制。今江、浙以北尚沿之，闽人乃以是日作粽，与端午同，不知何取也。
菊有黄华；桃华于仲春，桐华于季春，皆不言有，而菊独言有者，殒霜肃杀，万木黄落，而菊独有华也。菊色不一，而专言黄者，秋令属金，金以黄为正色也。
吕公忌曰：“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更祝曰：“愿儿百事俱高。”此古人九日作糕之意，其登高亦必由此，《续齐谐》所传，不足信也。
十月谓之阳月，先儒以为纯阴之月，嫌于无阳，故曰阳月，此臆说也。天地之气，有纯阳必有纯阴，岂能讳之？而使有如女国讳，其无男而改名男国，庸有益乎？大凡天地之气，阳极生阴，阴极生阳。当纯阴纯阳用事之日，而阴阳之潜伏者已萌蘖矣，故四月有亢龙之戒，而十月有阳月之称。即天地之气，四月多寒，而十月多暖，有桃李生华者，俗谓之小阳春，则阳月之义断可见矣。
四月麦熟，阳中之阴也。十月桃李花，阴中之阳也。
《道经》以正月望为上元，七月望为中元，十月望为下元，遂有三元、三官大帝之称，此俗妄之甚也。天地以金、木、水、火、土为五府，犹人之有五官也。春木，夏火，秋金，冬水，而土寄王焉。火官主于行火，俗所避忌，而土官又不可得见，故遂以春为天官，秋为地官，冬为水官，其实木、金、水三位也。四时五气合而成岁，缺一不可，何独祀其三而遗其二乎？至于火之功用尤钜，古人四时钻燧改火，而今乃摈之，不得与三官之列，亦不幸矣。
宋初中元下元。皆张灯。如上元之例。至淳化间。始罢之。
日当南至，昼漏极短，而晷影极长。日当北至，昼漏极长，而晷影极短。以其极也，故谓之至。然南至为北陆，北至为南陆者，何也？以其影之在地者言也。然极居天中，日之北至，不能逾极而北也，故书南至而不书北至也。
今人冬至多用书云事，《左传》：“春王正月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按《周礼》，保章氏以五云之物。辨吉凶、水旱、丰荒之注二至二分观云气，青为虫，白为丧，赤为兵荒，黑为水，黄为丰，则不独冬至也，但云气倏变，一岁四占，倘吉凶互异，当何适从耶？
传记载，冬至日当南极，晷景极长，故有履长之贺，非也。夫晷景极长，则昼漏极短。圣人惜寸阴，惟日不足，至短之日，何以贺为？盖冬至一阳初生，日由此渐长，有剥而就复，乱而复治之机。不贺其盛，而贺其发端者，古人“月恒”、“日升”之义也。其曰履长即履端之意，非谓晷景之长也。晋、魏宫中女工，至后日长一线，故妇于舅姑，以是日献履、袜，表女工之始也。魏崔浩女献袜，谓“阳升于下，日永于天；长履景福，至于亿年”，可谓得之矣。
今代长至之节，惟朝廷重之，万国百官，奉表称贺，而民间殊不尔也。
汉时宫中女工，每冬至后一日，多一线，计至夏至，当多一百八十线。以此推之，合一昼夜，当绣九百线，亦可谓神速矣。不知每线尺寸若何？又不知绣工繁简若何？律之于今，恐无复此针绝也。
至后雪花五出，此相沿之言。然余每冬春之交，取雪花视之，皆六出；其五出者，十不能一二也，乃知古语亦不尽然。
腊之名，三代已有之。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总谓之腊。宫之奇曰：“虞不腊”，是也。《史记》秦惠文王十二年初腊，盖西戎之俗，不知置腊，至是始效中国为之耳。今人亦不知有腊，但以十二月为腊月，初八日为腊八日而已，不知冬至后三戌为腊也。又云：“魏以辰日为腊，晋以丑日为腊。”
伏猎侍郎，古今传为话柄。余按《风俗通》云：“腊者，猎也。田猎取兽祭先祖也。”则谓腊为猎，亦无不可耳。
道家有五腊：正月一日为天腊，五月五日为地腊，七月七日为道德腊，十月一日为民岁腊，十二月腊日为王侯腊。
腊之次日为小岁，今俗以冬至夜为小岁。然卢照邻《元日诗》云：“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则元日亦可谓之小岁矣。亦犹冬至亦可谓之除夜也。（《太平广记·卢顼传》云：“是日冬至，除夜。”）
傩以驱疫，古人最重之。沿汉至唐，宫禁中皆行之，护童亻辰子至千余人。王建诗：“金吾除夜进傩名，画朱衣四队行。”是也。今即民间亦无此戏，但画钟馗与燃爆竹耳。
俗皆以十二月二十四日祀灶，谓灶神是夜上天，以一家所行善恶奏于天也。至是日，妇人女子多持斋。余于戊子岁，以二十五日至姑苏，苏人家家烧楮陌茹素，无论男妇皆然，问其故，曰：“昨夜灶神所奏善恶，今日天曹遣所由覆核耳。”余笑谓：“古人媚灶之意，不过如此。然不修行于平日，而持素于一旦，灶可欺乎？天可欺乎？”今闽人以好直言无隐者，俗犹呼曰灶公也。
改年而不改月，秦政之失也。三代皆改月，《豳风》所纪，与今气候同者，《夏正》也，然十一月以后不书月，但云“一之日”、“二之日”而已。三月则曰“蚕月”。四月以后，始如常称。盖亦不能无异矣。周七八月，夏五六月，频见传注，而十二月螽，孔子对季孙谓“火尚西流”，其为十月无疑。又僖公五年正月，日南至矣，昭公二十年二月朔，日南至矣，岂是时方冬至乎？宋儒执秦、汉之谬而不考之圣经，故议论纷纭，而卒无一定之见耳。然则谓《春秋》以夏时冠周月，是乎？曰：若是，则周之乱民也，何以为孔子？
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今一年止三百六十日耳，而小尽居其六，是每岁尚余十二日也，计五岁之中当余六十日，故三年一闰，而五岁再闰也。然则不以三百六旬六日为岁，而必置闰，何也？日月之行，晦朔弦望，度数不能尽合也。指日月以定晦朔，观斗柄以定四时，而以参差不合之数归余于闰，圣人之苦心至矣，然亦非圣人之私意为之，盖天地之定数也。望而蚌蛤盈，晦而鱼脑减，此物之知晦朔者也。社而玄鸟来，春而雁北乡，是物之知四时者也。藕相应闰而置叶，黄杨遇闰而入土，此物之知闰余者也。至于晦朔之畸数，闰月之余分，圣人不能齐也，而况巧历乎？惟积渐而差，考差而改，斯无弊之术也。
历法：圣人不尽言；非不言也，改朔授时，天子事也。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不敢作礼乐，圣人之心也。至颜渊问为邦，首曰：“行夏之时。”而视朔南，至春秋每致意焉，亦有概乎其言之矣。然三代之历，圣人所定，行之六七百年，其势不容不差，后世通儒术士，竭其智数心思，考索推步，至无遗力，然行之不百年而已，不胜其春驳也。三代治历之法，它无可考，惟《周礼》，太史氏正岁年以序事，颁之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闰月诏王居门终月，而保章氏掌天星不与焉。噫！何简也！自秦而后，善治历者，汉则邓平、洛下闳、刘歆、蔡邕、刘洪，六朝则何承天、祖冲之，唐则刘孝孙、何妥、刘焯、李淳风、僧一行，周则王朴，宋则沈括，元则郭守敬而已。然而洛下闳《太初历》，至章帝时仅百余年，已云差失益远，而四分历创于建武，行于永元，聚议定式，已逾七十余年，而行不过百年，亦何益之有也？唐、宋诸家，人人自负，然唐三百年中而八改历，宋三百年中而十六改历，尚可谓之定法乎？宋苏子容重修浑仪，制作之精，皆出前古，至虏陷燕京，取其所制浑仪以去，乃其法，子孙亦不复传矣。其谓精密，吾未敢信也。元郭守敬之历，推测援引，纤悉无遗，国朝所用，皆其遗制，三四百年，仅差分杪，此即圣人不能无也，而议者何以求多为哉？但今之历官，但知守其法而不知穷其理，能知其数之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譬之按方下药，保其不杀人尔，不敢望其起死回生之功也。
李淳风最精占候，其造麟德历，自谓应洛下闳后八百年之语，似极精且密矣。然至开元二年，仅四十年，而纬晷渐差，不亦近儿戏乎？一行《大衍历》据《唐书》所载，反覆评论，二万余言，穷古今之变，天地之故；当时所谓贯三才，周万物，穷术数，先鬼神，容成再出，不能添累黍之功，寿王重生，无以议分毫之失，宜乎千岁可俟矣；而至肃宗时，山人韩颖已言其误，每节损益，又增二日，其故何也？王朴阴阳星纬，无不通晓，其治历，削去近代符天流俗之学，自成一家，然刘义叟议其不能宏深简易，而径急是取，故宋建隆之初，即废不用矣。此三子者，皆精于天文，而治历差谬如此，故《周礼》以治历属太史，为天官之属，占星属保章，为春官之属，分而为二，非无见也。今人但以占候稍失，而遽欲改历法，亦过矣。
《宋史·律历志》曰：天步艰难，古今通患，天运日行，左右既分，不能无忒，谓七十九年差一度，虽视古差密，亦仅得其概耳。又况黄赤道度有斜正阔狭之殊；日月运行有盈缩フ肉表里之异。测北极者率以千里差三度有奇，晷景称是。古今测验止于岳台，而岳台岂必天地之中？余杭则东南相距二千余里，华夏幅员，东西万里，发敛晷刻，岂能尽谐？又造历者，追求历元，逾越旷古，抑不知二帝授时，齐政之法，果殚于是否乎？是亦儒者所当讨论。诿曰星翁历生之责可哉？”此亦古今不易之论也。
京师城东偏有观象台，高五丈许，其上有浑天仪一具，如世所图璇玑者，皆铸铜为器，四柱以铜龙架而悬之，制作精巧。又有简仪一具，状相似而省十之七，只周遭数道而已。玉衡一，亦铜为之，如尺而首尾皆曲，有二孔，对孔直窥，以候中星。又有铜球一，左右转旋，以象天体，以方函盛之，函四周作二十八宿真形，南面有御制铭，正统七年作也。台下小室，有量天尺，铸铜人捧尺，北面室穴其顶，以候日中测景之长短，冬至后可得一丈七尺，夏至后可得二尺云。中为紫微殿，殿旁有铜壶滴漏一器，然皆不注水，徒虚具耳。
测北极者，以千里差三度。今滇南距燕万里，当差三十度。又成祖北征，出塞三千余里，已南望北斗，却不知北斗正中之地在何处。分野之说，固不足凭，而以郡国正中论之，则幅员有长短，广狭难以一律齐也。
占步者，多用里差之说，如历之有岁差也。然铁勒熟羊胛而天明，西域朔夕月见，而南交州生明之夕，月已中天，此诚差矣。史载安息西界，循海曲，至大秦，回万余里，无异中国。即以中国东、西、南、北相距，何止万里？而日、月、星、辰并无差谬，又何也？大约目所未见，语多矛盾，讹以传讹，吾未敢信也。
大挠之初作甲子也，不过以纪日月代结绳云尔。其后月以干乘支，日以支配干，而五行分属，于是有阏逢、旃蒙诸名，于是有元光、邴章、剑昌、子方诸号，于是有毕陬、橘如诸阳，于是有鼠、牛、虎、兔诸肖，于是有天刚、太乙、胜光、小吉诸将，于是有海中金、炉中火诸纳音，于是有建、除、满、平诸体，于是有专制、义伐诸乘，而其说愈不可胜穷矣。余谓太岁方向禁忌既不足信，而历日所书阴阳避忌皆毫无影响，益知当时之作此原非为占候吉凶也。
古人事之疑者，质之卜筮而已，治乱吉凶，考之星纬而已，未闻择日也。今则通天下用之矣，而吉凶祸福，卒不能逃也。甚矣，世之惑也！
余尝以破日娶妾矣，不逾年而得雄；尝以月忌上官矣，不数载而迁；尝以天贼日解水衡钱万缗矣，而卒无恙；尝以空亡日出行莅任矣，而诸事尽遂；其余小事不可胜纪，故谓阴阳历日可尽废也。
今阴阳家禁忌，可谓极密。一年之中，则有岁破、死符、病符、太岁、劫杀、伏兵、灾杀、大祸、岁杀、岁刑、金神、将军诸方。一月之中，有月忌、龙禁、杨公忌、瘟星、天地凶败、天乙绝气、长短星、空亡、亦口、天休废、四方耗、五不遇、六不成、四虚败、三不返、四不祥、四穷、四逆、离别、反激、咸池、伏龙、交龙宅、龙往亡、八风、九良、星绝、烟火、胎神、上朔、月建、月破、月厌、月杀等日。一日之中，则有白虎、黑杀、刀砧、天火、重丧、天贼、地贼、血支、血忌、归忌、黑道、土瘟、天狗、大败、蚩尤、官符、死■、飞廉、受死、火星、河魁、钩绞、焦坎、游祸、灭门、的呼等凶神。盖一岁之中，吉日良时，无凶神恶煞者，不过数日耳。而又加以方向之不利，生命之相妨，仇难二星之躔度，太白日神之游方，一一择而忌之，则虽终岁不作一事可也。而穷村深谷之家不知甲子，愚冥狞犷之辈不信鬼神，何尝见其祸败之相仍哉？太史公谓阴阳之术太详，而众忌讳使人拘而多畏。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一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曰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未必然也。夫汉初之阴阳家止于四时、八位、十一度、二十四节而已，而子长尚以为未必，然况今日天罗地网之密乎？其不足信，必矣。
余乡有一二缙绅，凡事必择日。裁衣、宴会之类，无不视历。然而官罢、子死、家居杳无吉耗也。此亦汝南陈伯敬之流耳！后闻吴中有巨室子妇，临蓐欲产，以其时不吉，劝令忍勿生，逾时，子母俱毙，此尤可发一笑也！
《淮南子》曰：“水生木，水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子生母曰义，母生子曰保，子母相传曰专，母胜子曰制，子胜母曰困。”今《七政历》有之，但以保为宝，以困为伐耳。
西家之东即东家之西，此一言足以破太岁之谬矣。纣以甲子亡，武王以甲子兴，此一言足以破阴阳之忌矣。鸡、猪、薤、蒜，逢着则吃；生、老、病、死，时至则行，此一言足以破终身之惑矣。此非后世之言也，圣人已言之矣，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箕子之陈洪范，分为九类，别为九章，谓之九畴，原不相附属也。至刘向为《五行传》，乃取其五事，皇极庶征，附于五行，果尔，则八事皆宜属五行，而胡八政、五纪、三德、稽疑、福极之类，又不能附也？盖向父子原为春秋灾异之学，恐其言之无稽，事之不足征信，故于《洪范》之中，摘其五行之说，为其近于灾祥占候而推广之。至举天地万物动植，无大小皆推其类而附之于五行，至求其征应而不可，则又以五事强合之，而凡上下贵贱，食息起居，无大小，皆比其类而附之，于五事虽宇宙之理，似不过是。而其迁就穿凿，亦已甚矣。后世之人虽知其非，而无有昌言正之者，历代国史相沿为《五行志》，至于日月薄蚀，星辰变故，灾异之大者，则又属之天文，岂阴阳与五行有二理耶？而风雨雷电，又岂非天文之属乎？其说愈刺缪而不通矣。故作史者，于《天文志》宜考究分至、躔度、分野，而一切灾异，宜为《灾祥志》，而不宜为《五行志》也。
正五九不上官，自唐以来，有此忌矣。《清波杂志》谓佛法以此三月为斋素月，不宜宰杀，足破俗见。今京师官命下即到任，初不忌此三月，而差跌更少，外官无不避之者，而祸败更多，人何不思之甚也！
俗云：“初五、十四、二十三，太上老君不出庵。”谓之“月忌。”考之历家，乃廉贞独火日也。《蠡海录》谓以《洛书》九宫推之，以是日入中宫，然不知入中宫者何物，亦不知所以当避忌者何故，恐亦茫昧不足信也。噫俗之敝也久矣。
阴阳家择日皆以年配月，月配日，日配时。如人禄命然，合之者吉。然当三代改朔之朝，子丑之月，或属上年，或属下年，不知择者当何适从？而当改革之际，推录命者，又不知以何为准也？
五行有生中之克，有克中之用，有反恩而成仇，有化难以为恩。如火生于木，而焚木者火；水生于金，而沉金者水。火本克金，而金得火刀成器；金本克木，而木得金刀成材。至于盛极必衰，否极必泰，此皆阴阳循环之理，造化玄机之妙，而圣人则之，故干之上九有亢龙之悔，而剥之上九有得舆之象也。今星命之术，但知有生克制化，而岂知盈虚消息之理乎？
水生木矣，而木中有液，谓木生水亦可；火生土矣，而石中有火，谓土生火亦可；此两相生者也。水克火矣，而火然则水干，谓火克水亦可；土克水矣，而水浸则土溃，谓水克土亦可。此两相克者也。木不能离土而克土，土不能离水而克水，此相亲而相克者也；火燎木而生于木，土遏火而生于火，此相憎而相生者也。故世有骨肉而反而寇■，有胡、越而反为一家，亦五行之气使然也。
洱海水面火高十余丈，蜀中亦有火井，是水亦能生火也。火山地中，不生草木，锄所及，应时烈焰，是土亦能生火也。至于阳燧火珠，向日承之，皆可得火，火固不独生于木也。
萧丘有寒焰。洱海有阴火，又江宁县寺有晋时长明灯，火色青而不热，天地间有温泉，必有寒火，未可以夏虫之见论也。
五行惟金生水，颇不可解说者。曰：“金为气母，在天为星，在地为石。云自石生，雨从星降，故星动摇而占风雨，石础润而占雨水，故谓金生水也。”予谓金体至坚，而有时融液，是亦生水之义也。至周兴嗣千文，谓“金生丽水”，则水反生金矣。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又不依相生之序，以气之先后论也。其受形也，水最微，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最重大。其灭形也，水最速，火次之，木次之，金又次之，至土而永不耗。自微而著，自少而老，阴阳之义备矣。
六十甲子之有纳音也，盖本于六十律旋相为宫隔八相生之说。古人作律，原与历相通也。至姓氏之纳音则近诬矣。姓者，非受之于天地也，非秉阴阳之气生而有之也，或因望而为氏，或分封而赐姓，或避难而改易，或无稽而杜撰，一家之人，分支别族，一人之身，朝更夕改，安知陶朱即范氏之宗，而束皙为疏氏之胄乎？又安知嬴吕牛马之暗易，而嗣源鸿渐之无祖乎？五行纳音，安所适从？至于谈禄命者，推其所安之宫，谈相术者，观其所禀之形，迁就苟合，犹之可也。帝王历数，自有天命，而必强而合之，以某德王，或取相生，或取相胜，盖自邹衍、刘向发端，已不胜枘凿矣。后之学者，未能窥天地之藩篱，识阴阳之形似，而但随声附和，亦何益之有哉？
称日者，昼夜以百刻，而每时止于八刻，则是九十六刻也。今铜漏中增初初、正初、二刻，每时十刻，则是百二十刻也。其于百刻之数，俱不合矣。不知每时之加初初、正初、二刻，虽合之得二十四刻，而实四刻之晷所分也，计其度数，每六刻方抵一刻耳。此说，余少时见之一书，今亦不复记也。
西僧利玛窦有自鸣钟，中设机关，每遇一时辄鸣，如是经岁无顷刻差讹也，亦神矣，今占候家时多不正，至于选择吉时，作事临期，但以臆断耳。烈日中尚有圭表可测，阴夜之时所凭者漏也，而漏已不正矣，况于山村中无漏可考哉？故知兴作及推禄命者，十九不得其真也。余于辛亥春，得一子，夜半，大风雪中，禁漏无声，行人断绝，安能定其为何时？余固不信禄命者，付之而已。
俗谓得吉日不如得吉时，如巳、午、未等时，固可见矣，而历所谓日出日入时者，乃以出海入地论，非挂詹际时也。余尝登泰山观日出矣，下至半山而犹昏黑也。在黄山，入夜，饭罢出门，仰视天都峰顶，日色照耀，如火中莲花。此皆九月事，正历所载，日出卯入酉者也，而参差乃尔，益信世之愦愦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