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几年间，文学领域同当时整个文化思想领域一样，充满了萎靡，没落景象。旧的文学改良运动已经偃旗息鼓，形形色色的封建文学依然充斥文艺领域。掊击时政、揭露现实的文学作品不复多见，而以黑幕、艳情、武侠、侦探、宫闱为基本题材的黑幕派、鸳鸯蝴蝶派的小说，庸俗低级趣味的“文明戏”，反而风行一时。文学远远地脱离了社会生活，只成为少数文人消遣、营利以至相互标榜或相互诋毁的工具。封建军阀及其御用文人不仅大肆鼓吹“尊孔读经”，而且利用文学散播封建思想毒素，攻击革命派人物。清末报刊上一度出现的将文言加以改良而成的“新文体”，也在封建文人的排斥下逐渐消失。旧文学的陈词滥调和八股流毒，继续影响着许多人。文学上的这股逆流，是当时封建势力更为猖獗的政治气候在文学领域内的反映。它不但背离了中国古典文学和近代文学的进步传统，阻塞了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道路，而且是思想启蒙运动的严重障碍，有助于反动统治者的愚民政策，而不利于人民的觉醒。这种情况自然要遭到先进知识分子的反对。正如《新青年》编者后来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所说：“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文学革命正是适应当时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的要求，适应中国文学前进发展的要求而兴起的。
“文学革命”的正式提出是一九一七年二月。但在此以前，一些进步刊物上已有所酝酿。《新青年》创刊后不久，即针对国内文坛状况，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变迁过程。陈独秀并在通讯中明确表示了文学改革的愿望：“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注：答张永言信，《青年杂志》第1卷第4号，1915年12月。)这一主张曾得到一些人士的赞同。与此有关，《新青年》还就统一语言、“采用国语”问题进行讨论。一九一六年八月，李大钊在创刊《晨钟报》时，更发出了掀起一个新文艺运动的呼声。他说：“由来新文明之诞生，必有新文艺为之先声，而新文艺之勃兴，尤必赖有一二哲人，犯当世之不韪，发挥其理想，振其自我之权威，为自我觉醒之绝叫，而后当时有众之沉梦，赖以惊破。”(注：《〈晨钟〉之使命》，《晨钟报》创刊号，1916年8月15日。)这些情况表明：随着思想启蒙运动的逐渐深入，在文学领域内相应地发动一个改革运动，实在是众之所趋、势所必至的了。
胡适就是在这种连他自己也承认“今之谈文学改良者众矣”的情况下，卷进这个运动并提出他的文学改良主张来的。一九一七年一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认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摹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同时，正面主张书面语与口头语相接近，要求以白话文学为“正宗”。胡适的“八事”，显然是针对旧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拟古主义毛病而发的。在文学远离生活、陈词滥调盛行的情况下，最初提出这些意见，自有其积极作用。他明确主张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确实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较之清末梁启超等所提倡的“改良文言”式的“新文体”，毕竟前进了一大步。正如察元培所说：“民元前十年左右，白话文也颇流行，……但那时候作白话文的缘故，是专为通俗易解，可以普及常识，并非取文言而代之。主张以白话代文言，而高揭文学革命的旗帜，这是从《新青年》时代开始的。”(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这里也有胡适的一份功劳。但是，胡适的主张本身也有形式主义的倾向。所谓“八事”可稍后改称的“八不主义”(注：胡适后来在1918年4月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将他最初提出的“八事”中的第一、三、五条分别改为“不做‘言之无物’的文字”，“不做不合文法的文字”，“不用套语滥调”，于是凑成“八不主义”)，大多着眼于形式上的名符其实的点滴“改良”，没有真正接触到文学内容的革命。即使他所说的“言之有物”，也如当时陈独秀所指出的，并未同旧文学鼓吹的“文以载道”划清界限。果真按照胡适的这种主张，则文学除了白话的形式以外，不会有根本性质的变革，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学更不可能出现。鲁迅说得好：“单是文学革新是不够的，因为腐败思想，能用古文做，也能用白话做。”(注：《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胡适后来大言不惭地把自己吹嘘为整个新文学运动的“发难者”，并且说“文学革命的主要意义实在只是文学工具的革命”(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这只能是对历史的歪曲和对“五四”文学革命传统有意的篡改和嘲弄。
真正“高张文学革命军大旗”的，是当时急进民主派的代表陈独秀。他在《新青年》第二卷第六号发表的《文学革命论》一文中，明确提出“三大主义”，作为反封建文学的响亮口号：
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
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
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陈独秀的矛头是对准封建主义的。他不仅反对旧文学形式上的“雕琢”等毛病，而且着重地反对了“黑幕层张、垢污深积”的封建思想内容。他把文学革命当作“开发文明”、改变“国民性”并借以“革新政治”的“利器”。陈独秀大胆指斥封建文人一向崇奉的“明之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为“十八妖魔”，号召人们“不顾迂儒之毁誉”而与之宣战。他以欧洲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为楷模，要求新文学能“赤裸裸的抒情写世”。他还表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答胡适之信，《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这种态度比起胡适“不敢以吾辈所主张为必是”来，显然也要勇猛得多。可以说，陈独秀才是坚决地承接了和发展了晚清资产阶级的文学改革运动，并把它推到了最高点。在国内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得到传播的历史条件下，这些主张对于打击封建主义和封建文学，扩大文学领域内民主主义和现实主义思想的影响，都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
《新青年》文学革命主张提出后，得到了钱玄同、刘半农等人的响应。钱玄同在写给刊物编者的一系列公开信中，猛烈抨击旧文学，指斥一味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并从语言文字的演化说明提倡白话文的必要，竭力主张“言文一致”。刘半农发表了《我之文学改良观》等文，认为白话、文言暂可处于相等地位，同时主张打破对旧文体的迷信，从音韵学角度提出了破旧韵造新韵，以及用新式标点符号等具体倡议。这些文字，也都推波助澜地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开展。
一九一七年初发动的这个文学革命，在反对封建主义和旧文学方面，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当问题转到另一方面，即要建立一种新型的文学时，回答却欠明确具体。所谓“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不免都嫌笼统。当时的倡导者们对于自己民族的古典文学大多采取轻视甚至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把人们的视线完全引向西方。但究竟以什么样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学作为新文学的蓝本，这在他们自己也并不是十分明确的。他们固然主要介绍欧洲现实主义作家作品，肯定中国文学要走“写实”的路，而又同时推崇王尔德等唯美主义作家，对于后起的自然主义思潮不但缺乏辩别，反而把它作为最新的方向来提倡。陈独秀从西方资产阶级那里吸取来的文学观念，本身也存在着矛盾和混乱。例如他一方面主张文学为思想启蒙和政治革新服务，另一方面却又强调文学的所谓不依附于他物的“独立价值”，认为“状物达意之外，倘加以他种作用，附以别项条件，则文学之为物，其自身独立存在之价值，不已破坏无余乎？”(注：答曾毅信，《新青年》第3卷第2号，1917年4月。)这种思想虽有反对封建的“文以载道”观念的作用，但其自身也潜伏着危机。“文学革命”从酝酿到正式提出后的一年多时间内，主要停留在理论主张的探讨上，并没有出现真正有力的新作品(注：当时《新青年》上受到称赞的作品，只有苏曼殊的小说和胡适的五七言“白话诗”)，也没有形成较为广泛的运动，这些就同它本身存在着的上述弱点不无关系。
但是，不等到《新青年》所发动的这个以西方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为指导的文学革命获得充分的发展并暴露出更多的弱点，历史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一九一八年起，随着十月革命影响的渐次扩大和马克思主义的开始传播，中国革命就出现了许多新的因素。五四运动发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正式标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开始。处于这样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里的文学革命，不可能不发生新的变化，打上新的烙印。
一九一八年五月，鲁迅的小说《狂人日记》在《新青年》上发表，向几千年来吃人的封建制度喷射出空前炽烈的火焰。这是一篇应时代精神感召而诞生的彻底反封建的战斗檄文。从此，文学革命突破了初期理论主张的局限，开始了内容上真正的大革新。作为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鲁迅一向反对“换牌不换货”的形式主义，而主张“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注：《渡河与引路》，《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在陆续发表的一些作品中，他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法，深刻地暴露出“旧社会的病根”，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高度提出了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的出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对被压迫人民的解放寄予热切的期望，表现了我国文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主题。此外，诗歌如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小说如叶绍钧的《这也是一个人？》(即《一生》)等不少作品，也都从现实人生取材，揭露阶级压迫和阶级对立，对生活在底层的人民寄予深切的同情，体现了新时期崭新的思想特色。到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当时流行的“社会改造”、“妇女解放”、“劳工神圣”等思想，更成为新文学作品所要表现的重要内容。郭沫若在《学灯》上发表的《凤凰涅盘》、《匪徒颂》等诗，以更其强烈的叛逆精神以及对新的社会制度的向往，点燃起了广大青年的热情。许多新文学作品所充满的这种彻底的民主主义思想和朦胧的社会主义倾向，正是时代精神所赋予的特有的内容；它不仅使新文学以其巨大的生命力逐渐取代思想陈腐、内容反动的旧文学，而且清楚地显示了和中国近代一切进步文学的根本区别。这是文学革命在新的历史时期里取得的一项突出的成果。
伴随着文学内容的大革新，文学的语言形式也必须而且确实获得了大解放。白话在这个时期逐步得到推广。在“诗体解放”的口号下，新文学运动的许多成员纷纷尝试写作白话新诗，并且明显地摆脱了旧诗体式的束缚。继《新青年》之后，新创刊的《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也都登载各种形式的白话文学创作和翻译作品。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白话文越出纯文学的范围，几乎在整个文化领域内形成了席卷一切之势。自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起，全国白话文刊物风起云涌，连《小说月报》、《东方杂志》等一些本来为旧派文人所掌握的老牌刊物，也迫于营业上的需要，不得不自次年起逐渐改用白话。到一九二年，在白话取代僵化了的文言已成事实的情况下，北洋政府教育部终于承认了白话为“国语”，通令国民学校采用。有着二千余年悠久历史的文言文，在“五四”时期短短几年内，即受到致命的打击，其阵地大部分被攻占。这个事实固然表明封建事物本身的衰朽，却更清楚地显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所特有的威力。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先驱者对于白话文的提倡，已经远远越出单纯的进化观念，而有了一个全新的出发点。当着封建文人讥笑白话文“鄙俚浅陋”，“不值一哂”，称它是“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注：见林纾《致察鹤卿太史书》，北京《公言报》，1919年3月18日。)的时候，鲁迅曾直认不讳地回答道：“四万万中国人嘴里发出来的声音，竟至总共‘不值一哂’，真是可怜煞人。”(注：《现在的屠杀者》，《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显然，对于文学工具问题，鲁迅是从“四万万中国人”——广大人民的角度来考虑的。这也表明，“五四”文学革命和白话文运动实际上是文艺大众化的一个起点，已经包含着后来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最初的倾向和意义。
文学主张、文学观念在一九一八年以后也有新的变化。更多的人接受了文学“为人生”、“表现人生”的主张，现实主义的文学思想逐渐取得优势。从这种思想出发，《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对黑幕派小说展开了猛烈的抨击。改革旧戏问题也在这时开始提出，一些人发展到偏激地称旧戏为“百兽率舞”而加以全盘的否定。与些同时，一部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则开始以唯物史观来考察包括文学在内的各种精神现象，得出了“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注：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新青年》第6卷第5号，1919年5月。)的结论。他们坚信新文学的远大前途，同时力图对它提出新的要求和作出新的说明。针对着胡适等人积极宣扬的所谓“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注：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新青年》第4卷第4号，1918年4月)、“新文学就是白话文学”(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之类的主张，李大钊撰写了《什么是新文学》(注：《星期日》“社会问题号”，1920年1月4日。)一文，提出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说：“我的意思，以为光是用白话作的文章，算不得新文学；光是介绍点新学说、新事实，叙述点新人物，罗列点新名词，也算不得新文学。”他尖锐批评某些新文学作者存在的“好名”心理，提出“我们所要求的新文学，是为社会写实的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为此，“作者的心理中”必须清除“科举的(指封建的——引者)、商贾的(指资本主义的——引者)旧毒新毒”。李大钊正面主张：新文学如求“花木长得美茂”，必须以“宏深的思想、学理，坚信的主义，优美的文艺，博爱的精神”作为“土壤根基”。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一九年十二月，正当“问题与主义”之争展开以后不久；可以认为，李大钊这里所要求的“坚信的主义”，正是为胡适所竭力反对而为他自己所坚决保卫的马克思主义。文中把“博爱的精神”与“坚信的主义”同时并提，这自然反映了作者从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彻底转变还须有一个较长的过程。但值得注意的是：李大钊所谓“博爱精神”或“博爱心”，是作为个人主义“好名心”的对立语来使用的，其真正含义已与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有了不同。《什么是新文学》虽然只是一篇短文，其中有些说法还嫌模糊，但从实际内容考察起来，却已初步地触及新文学运动到底沿着革命还是改良、无产阶级集体主义还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道路发展的重大问题。它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运动的一种积极的号召。
除上述诸方面外，外国文学的大量介绍，也是构成“五四”文学革命的一个重要内容。从一九一八年《新青年》出版易卜生专号、译载《娜拉》等作品起，这种介绍就步入一个新的段落，其规模和影响远远超过了近代的任何时期。鲁迅、刘半农、沈雁冰、郑振铎、瞿秋白、耿济之、田汉、周作人等都是活跃的翻译者和介绍者。当时几乎所有进步报刊都登载翻译作品。俄国以及其他欧洲各国、日本、印度的一些文学名著，从这时起较有系统地陆续被介绍给中国读者。这使中国文学和世界进步文学开始有了某种“共同的语言”，帮助了中国新文学进一步摆脱旧文学的种种束缚，促进了它的改变和发展。由于当时许多人还缺少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分不清外国文学中的精华与糟粕，积极部分与消极部分，因此在译介大量优秀作品的同时也推荐了不少平庸甚至反动的作品。而有些新文学拥护者(特别是《新潮》方面人物)盲目鼓吹“全盘西化”，提倡所谓“欧化的白话文”、“欧化国语文学”(注：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第1卷第2号，1919年2月)，更给新文学的发展带来过消极影响。但是，“五四”时期对外国文学的介绍，总的说来仍然起了很大的进步作用。鲁迅、郭沫若等许多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都表明他们在努力独创的基础上曾经接受过外国文学的积极影响。先驱者们曾经把俄国进步文学的研究和介绍，放到最为突出的地位。他们不仅从十月革命看到民族解放的新希望，而且从俄国文学中看到“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明白“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注：《南腔北调集·祝中俄文字之交》)。瞿秋白在一九二年三月写的一篇文章中，曾对此作过说明：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何以故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俄国布尔札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它的影响。大家要追溯它的远因，考察它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浪，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不动心。因此大家都要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注：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载1920年7月北京新中国杂志社出版的《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
把俄国文学作为“目标”，一方面，固然是这些作品的进步传统对于中国读者的契合，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先进分子决心走十月革命道路在文学领域内的一种反映。这是过去不可能出现而为“五四”时期所特有的一种历史现象。中国进步文学界从最初眼看西方到后来转而注视俄国和苏联，说明了文学革命已经酝酿和发生着质的变化。
与上述这些方面紧相联系，新文学统一战线得到了形成和发展。这个统一战线在“五四”爱国浪潮的推动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以《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学灯》、《少年中国》等刊物为主要阵地，以鲁迅为旗手，培养团结了大批新文学作者和文艺青年。稍后涌现的许多文学社团，其成员正是从“五四”文学革命中露了头角或接受了影响的。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在不多几年的时间内，取得了多方面的巨大成就，这是它完全符合和适应于时代历史要求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得到传播、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中国革命进入新时期的结果，也是它更高地举起了早期《新青年》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这一旗帜的结果。“五四”文学革命虽然还存在着对待具体事物缺少历史的批判精神，未能(也不可能)使新文学普及到工农群众中去等弱点或局限，但它却是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中国文学史上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革命。中国优秀的古典文学和近代进步文学虽然具有反封建的内容，但从未能也不可能象“五四”新文学这样彻底地批判和否定整个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五四”新文学以其浸透了现代民主主义思想的新主题，代替了各种旧主题；以农民、劳动者、新型知识分子等人物形象，代替了旧文学中最常见的主人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即使历来文学中常有的争取婚姻自由的主题，在“五四”新文学中也具有新的时代特色，贯穿了个性解放的新思想；而且，这种个性解放往往又同民族解放、对社会主义的向往结合在一起。因此，“五四”新文学在思想上不但和封建文学形成尖锐的对立，同时也远远高出于封建时代具有民主倾向的文学以及近代一般的资产阶级文学。这样一种彻底反封建而又充满民族觉醒精神、坚决反帝的文学，能够不断地接受无产阶级思想的指导和抵制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腐蚀，也就必然要以社会主义为其发展方向。“五四”文学革命所进行的反对文言、提倡白话、建立新诗、改革旧剧的运动，带来了文学语言形式的大革新、大解放。中国广大劳动人民长期以来同书面文学隔绝，固然有社会政治方面的根本原因，但同难读难懂的文言文长期在文艺领域所占的正宗地位也是有关系的。白话文的应用，促使文学在语言形式上与广大人民接近了一大步。“五四”文学革命正是以它从理论主张到创作、从文学内容到形式的全面大革新，揭开了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文学的光辉的第一页，从而使中国文学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