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像。但在西方则似乎仅有天与君两字。耶稣自称为上帝之独生子，上帝事由他管，凯撒事则由凯撒管。天上人间划然分开。但他则由凯撒管了，钉死在十字架上。此后罗马皇帝亦信了耶稣，但上帝只管皇帝之死后，人间事则仍由皇帝管。一时有神圣罗马帝国之想像，但终于做不到。政教分离，天与君在西方遂生死两界分别为两尊。
孔子亦尊天，论语可证。庄老道家，以及邹衍阴阳家以下，乃天地并尊。有些处则地代表了天。天高高在上，那管得尘间私人一切事。尘间私人亦无法一一接到天，于是在人间由君来代表天。西周统一天下，上推文王为开国之君，乃言文王之神在天，克配上帝。诸侯来朝，皆祭文王。在其国内则只祭其境内之山川，所谓河岳之神是已。民众则只祭土地神，即所谓社。稷为五谷神，天子祭社稷，则天上人间同有尊崇融成一片。而人间则自有尊卑之别，故民众不得径祭天，只祭土地神。
周文王天下同尊，祠在京师，列国诸侯须赴京师与祭。在其国内，唯得祭其开国之祖，不得祭文王。卿大夫亦各祭其祖，须陪赴诸侯之祠，始得祭其国君。故唯上帝与天子乃天下所共尊。此下则人各私其私，亲其亲。天子则以至尊待天下以至公，此下诸侯卿大夫各等职司，层累而下，斯民各得所亲，可各伸其私。层累而上，以获天子与上帝至尊之兼顾。故俗言天高皇帝远，尊而不亲，而仍觉其可亲。此乃中国人文大体一极细密之组织，务使此总体之尊而可亲，此乃其极深用意之所在。
西方如古希腊，尚未成一国。城邦分治，选民集议，亦并无一共尊共亲之对象。故希腊社会，实为一无尊无亲之社会。个人主义之功利观念，遂得普遍流行。
罗马帝国建立于武力，故其社会，乃有尊而无亲。耶教传入，群信上帝天国，仍是有可尊而无可亲。或可尊在上帝，而可亲则仅在凯撒。罗马人亦知有家庭，但尊父，称父系家庭，社会则尊法律。故仍若有尊无亲，则大群集居，宜趋于崩溃，而无可收拾。
中古封建时代，堡垒贵族，亦各仗武力。若论大群，则亦无可归向，当时有神圣罗马帝国之幻想，欲依上帝神权来统治各贵族。以教廷之教皇为代表，其地位乃高出封建贵族之上。然政教终属分离，教皇实无权力来统治贵族。于是私人内心要求直接上帝，则反觉教皇横梗其间，乃有马丁·路德之新教兴起。实际则终有文艺复兴之城市兴起，此乃希腊型之复活。继之而有现代国家，则为罗马型之复活。于是政治所尊在人间，宗教所尊在天上。而帝王专制，终非可尊，遂又有人权运动之革命兴起。政府改为民选，政治元首成为公仆。独立平等自由人权之呼声，弥唱弥高。人类大群，乃无一共同所尊。于是在国内则争财富，乃有资本主义。国际则尊武力，乃有帝国主义。西方社会乃彻头彻尾，只向个人主义之功利观念一途上前进。
至于宗教所尊之上帝，则转觉各人可以私下相亲。但耶稣明说，富人上天国，如橐驼钻针孔，而资本家大富翁，仍亦信上帝。似乎上帝亦仍许其进入天国。此如父母之亲其子女，子女虽骄纵，父母终亦不忍深究。是则上帝之道，亦不能如人世界父母之教子以义方，当终不能领导此世界，唯留人一条可亲之路而已。故近代西方虽自然科学备极发展，天文学、物理学、生物学、新发明竞起，处处与宗教信仰有冲突，而科学宗教终亦并存。不忍放弃其一，亦只为此。
中国社会则不然。虽说天高皇帝远，而地在天之下君之上，则可尊又可亲。人生必在地，天亦必倚于地而见，政亦随于地而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食土之毛，莫非王臣。天地人之关系，亦可据是而见。故地之可尊。一如天与君，而其可亲则过之。中国人言天人合一，其最显见者，则莫过于人地之合一。凡一名胜，必有古迹。凡一古迹，皆成名胜。圣贤明德，乃与河岳山川结不解缘，同尊同亲。即如城隍土地神，到处有之，皆与其地之孝子烈女，忠臣义士，亦同尊同亲。人生地上，后人乃若与前人同群同生。长宇广宙，融成一可亲可尊之境。故中国古人，言天必兼言及于地。中国人之天地并言，亦中国文化一特征。又由土地而旁推及于金木水火，地上万物，合为五行，同此德，亦同此心，可尊可亲。人地合一，乃天人合一之具体实证，而为人生之最安乐之所在，亦为人死之最后归宿处。中国人从未认为人死必离开地而升上天去，此亦与西方信仰一大不同处。西方人之视地，则唯有利用价值，既不亲，更亦无足尊。而中国人之人群相尊，尤其尊师，乃有更在其尊地之上者。
人之有生，赖于父母。故父母之尊，实可上拟于天，而亲尤过之。中国五伦最重孝，孝为百行之首。故父母之尊乃在君之上。中国人只言移孝作忠，可见人当先有孝，亦必共有孝。出而从仕为臣者，遇父母丧，必告假乞归，守哀三年，君丧则无此礼。故不孝则非人。既有孝，斯必有尊有亲，不能有个人主义。人之孝其父母，乃本其有生之情义，非为功利。孝如此，百行亦当然。天地生人，亦非为功利，乃一大自然。中国人言道义，亦一本于大自然。故曰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仁义亦天地大自然。故人亦必以仁义为情义，而岂功利之足云。
明此天地人之自然大道义以教人者是为师。不明此道此义，则人而非人，故人生自幼即从师受教。师之可亲，拟于父母，可尊则尤有在父母之上者。父母生我，使得为人。师教我，使知为人之道。父母之亲，则若有私。师之尊，则一本之公。故父母重抚育之慈，道义之教，则在师。若父母教子女以孝，似若父母有私，故父子不责善，又易子以教，乃见道义之大公。
韩愈师说篇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人道即天道，人道沦丧，祸乱相循，天道亦无以见。人生必有业，业皆以善道，亦即以善我之生。君亦一职一业，亦有君道，亦待师之教。故人群中有师，其位当犹在君之上，为君者亦必尊师。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纣无道，乃为一夫可诛。则为君者，亦必尊道尊师可知。于道于业有惑，则赖师为之解。故传道授业解惑三者实一事。
圣君必推尧舜。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非言必效尧舜之为君，乃学尧舜之为人。为师莫高于孔子，孟子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然不曰人皆可以为孔子。故孔子弟子曰：“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则师尊于君，中国古人早有定论。故人可以不仕，但不可以不学。人可以不亲于君，但不可以不亲于师。中国人重道犹过于从政，尊师尤过于尊君。自称弟子，则视师犹父兄。又自称门人，犹言家人。孔子死，门人心丧三年。孔子曰：“回也视我犹父，我不得视犹子。”则孔子颜渊，岂不如父子之相亲。
孔子终生，门弟子七十余人。此后师道益广，而弟子之亲其师，则若无减。即君之事其师，如东汉之明、章二帝，其尊其亲，亦一如社会之平民。下及北宋，王荆公、程伊川为君师，争当坐讲，君为弟子当立而听。当时从之，后人亦未有非议。则中国天地君亲师五者中，唯亲与师为最当亲，亦最当尊。自孔子以下两千五百年来未有变。事例昭彰，不能缕举。
人生有亲，乃由人之性。亲中又有尊，乃属人之行。仁本于性，乃见人之德。智由于行，乃成人之业。生而不知有亲，是为不仁无德。生而不知有尊，是为不智无行。尊必尊其亲，亲必亲其尊，尊与亲又必相和合融为一体，斯为德性与事业行为之合一，即仁智合一，此为人道之大本，乃人生之原始与归宿之所在。西方人男女恋爱结为夫妇，斯亦成家。但父母子女之爱则较淡。子女成长，各有婚嫁，又别成家。故其人道，似以夫妇结合为中心。异性相合，乃暂时的。中国家庭以父子相传为中心，世代绵延，此为长时的。兄弟亦可分财别居，但同尊一父母，其精神则仍属一家。于是世代相传，由家成族，有祠堂，又有义庄，绵延至数百千年以上，仍有一共尊之祖先。
母族则称外家，为表亲。故中国乃为一宗法社会，古代之封建政治亦由宗法社会来。由亲亲而贵贵，中国民族之大一统乃在此，与西方中古时期之所谓封建大异其趣。故中国古代之封建政治，以生物学言，乃同一血统。以文化学言，则由亲亲而达于尊尊，乃同一德性。尊君亦尊其祖先，亦尊其所亲，非凭权力以为尊。井田授地，亦非农奴，君民上下一皆有其所亲，仍属平等。
亦可谓中国社会乃一个人中心之社会，而非个人主义之社会。人孰不有父母祖先，亲而尊之，斯一家一族即以个人为中心，但绝非个人主义。或疑中国社会重男轻女，但在一家中，母更亲。周人尊其祖为后稷，但生民之诗述及后稷母姜嫄，而不及其父，岂此之谓重女轻男。依西方人观念来解释中国事，必有难圆其说者。姬、姜两族，世代联姻。果使男女必争平等，妇不为媳，婿不为子，子女各自成家，不复亲其父母，则只有效西方之短暂家庭。亲既不存，尊又何来。人之所亲所尊，不从其自然内心来，乃转从外面财富权力来，人生苦痛即由此。若不尊财富权力，而求一共尊，则唯有宗教。但上帝耶稣，可尊终不可亲。而仍留一凯撒，强之必尊，故遂不断其独立平等自由之要求。但人类之群体又何从而维持，于是尊凯撒转而为尊法律。近代西方之民主政治，必得三权分立，民主乃由法律来。然法律亦终非可亲。人群相处，而心不相亲，又何以善其群，此诚一大问题。
故人群相处，终必建基于各人内心之相亲。有亲斯有尊，尊必本于亲。则天理人情，吾道始可一以贯之矣。此道由师而传。师之传其道，则首贵教人以修身。大学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实修身只在修其心，此曰明明德。必使其心知所亲知所尊，则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一以贯之矣。修身则必由己，不能由他人作代，亦不能由己代他人。故唯修身乃最独立最平等最自由之人生大道，而必属于个人。其实一切可亲可尊，皆由各自一己之心来。而己心之有亲有尊，乃更见己之可亲可尊。故谓中国社会乃以个人为中心之社会，但绝非个人主义。
西方宗教信仰似近中国之所谓道。唯中国人于人道天道有分，故曰：“天道远，人道迩。”而耶稣不就本身可亲之人道，而只教人信在远之天道，此则与中国异。中国以人教人，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非自创教，乃称述古人以为教。汉宋儒教，皆承孔子。故其道乃人群之道，乃我民族自古相传之大道。可广大，可绵延。今人乃讥中国人为守旧泥古，宇宙间宁有一日新月异之上帝与天堂？又宁有一日新月异之国与群？唯个人在人群中，无尊无亲，乃见其短暂多变为可慨耳。
西方哲学，亦历两三千年。但必人人自立说，自创论，始成一家。故西方哲学，均重思维探讨辩论，而无所谓传道。中国师道，唯贵善述古人之道而传之。孔子传述周公，上及尧舜。墨子述禹，庄周述黄帝，许行述神农。战国九流十家，皆有所述。郑康成、朱晦庵，为汉宋两大师，亦功在传述。师之贵与尊，在其人更远过于其知识。略近西方之宗教，而与哲学为远。近人但称孔、孟、庄、老、郑、朱为思想家，斯又失之。或称学者，乃庶近似。
抑且中国成年犹从师，一大师之门人弟子，尽属成年人。其学乃谓之大学。终身于学，斯乃人生大道。韩昌黎言：“师不必贤于弟子，弟子不必不如师。”而为弟子者必尊师，此为礼之常然。故中国之师道，乃与中国之历史文化民族精神，相融而为一。西方近代之国民教育，乃教幼年为一国民。不及成年，亦非教以为人之道。进入大学，则唯传播知识。皆与中国之所谓小学与大学者不同。
近人又谓国人尊孔，乃由专制皇帝所提倡。董仲舒三年目不窥园，尚在其为贤良对策前，岂亦由汉武帝所提倡。武帝在即位前，亦师儒家受学。及其即天子位，尚属一青年，读董仲舒天人对策，而加喜爱。乃因近其师传。此下中国乃有士人政府，岂不与帝王专制背道而驰。后人尊董仲舒更尊于武帝，乃为尊其道与学。公孙弘不能正道以言，乃曲学以阿世，特为后世所轻鄙。汉宣帝欲立公羊博士，须经博士论定。东汉太学生则轻视朝政。东晋南渡，王与马共天下，此下南北朝多门第执政，亦非帝王专制。孔子之尊，乃由历代中国学人之自由意志之共相推尊。周濂溪言：“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中国乃一四民社会，士风如此，而政风随之。故中国人尊孔乃远在其尊帝王之上。帝王亦必尊孔，始为国人所尊。而历代学人见尊过于帝王者，亦累世有之。
今人又每以孔子与耶稣释迦同视。唯耶教必结党以博人信。佛教僧侣沿门求乞，不闻僧侣沿门传教。高僧则居深山，世人自往学。但教出世，则与孔子之教淑世异。而孔子之非一宗教主，则亦一言可尽。人自束脩以登孔子之门，乃自求其尊亲，孔子则学不厌教不倦而已。中国人重言信，必自信其己，而后能信及他人，人亦自信之。既有上帝，亦必由己之信。不求自信，而仅求信上帝，则显存有功利之心，而非道义之归矣。父母则可亲可尊，不在其可信。师道亦然。
今再要言之，个人主义与功利观念，不成家，亦不成国，又何以言及天下。宗教信仰，灵魂死后登天堂，仍属个人主义之功利观念。即如佛教之言涅槃，中国学人亦谓之是一种个人功利观。必人与人相亲相尊，乃始是中国之人伦大道。宗教之信在外，亲与尊则在心在德，此即人生之至善。故中国文化唯以人之德性为重，所谓“一天人”“合内外”端在此。此乃中国文化之深义所在，当加以深切之体认与宣扬。
（二）
中西文化各走了一条不同的路线，双方亦各有其升降起落，同以曲线前进。若随时以一平切面来衡量，则极难判定其是非得失之所在。近百年来，此两线始紧密接触。中国满清政权，已走衰运，即无外忧，内乱亦不可免。嘉庆末之川、楚教匪，即其显征。而西方则正值上升之期。西、葡、英、法，扬威海外，所向无敌。帝国主义，殖民侵略，如日中天。鸦片战争，英伦以一岛国，迫使清廷割地赔款开埠通商。国势之强弱高下，俨有霄壤之别。然而各有因果，各有其内部之所以然，非可邯郸学步，舍己从人。正是自毁生命，万无是处。
马克思论西方，先为农奴社会，次为封建社会，下及近代，乃为资本主义社会，而主张改为共产社会。以中国社会论，既非西方之资本主义，亦不同于其中古之所谓封建社会。中国自古以来，有一中央政府，绝不当与西方中古时期相提并论。又西方希腊罗马时期皆有城市，而中古时期无之。中国则唐虞以下，早有城市，即政府所在地。中央政府所在称京师，如西周之丰镐。诸侯政府所在地曰国，如鲁之曲阜，齐之临淄。此下复有分封，是曰都。如鲁三家分封，有鄪、郈、郕三都。此下尚有城市，如子游为武城宰。战国时，齐国共有七十余城。专以商业名者，如陶朱公所居之陶。中国古代社会，即以城市为中心，此又与西方中古时期大不同。
城市既为政府中心，社稷宗庙君臣百官廨署皆在。民众亦同居城中。农民郊外授田，春夏秋三季出居城外，故曰田中有庐。冬则归入城居。士农工商同为民，农属第二位，焉得独为农奴。封建时代十一而税，汉三十税一，唐则四十税一，轻徭薄赋，乃中国传统政治一要点，故农民乃特受优待。
工业亦由官派，同亦世袭。百工亦称百官，凡所制造，皆供公用，非私产。盐铁全国共用，汉代有盐铁政策，由政府经营，使不得成私家资本。其他如丝绸、陶瓷以及制茶、开矿等，凡所社会共需，可成私家资本者，均由政府设局经营。故中国虽广土众民，地大物博，国内商业极臻繁盛，而始终不能有资本主义之产生。非属共产，而求均富，此亦可称中国文化一特征。
商业在古代，亦由公营，设官为之。主要在国际通商。民间仅日中为市，各以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非有街市商店。孔子谓子贡不受命而货殖。此乃子贡奉使出国，道途所经，随便买卖，乃以赢利。此下乃有自由经商。然商居四民之最后，备受政府种种限制，历代皆然。唐以后科举考试，必报家世清白。祖先三代中有经商者，即不得预考。商与仕严格分别。又称信义通商，经商者不得以谋利害其信义。此见中西社会，分别各走一路线，不得以西方社会之各名称来相比附。
中国乃一宗法社会，小宗大宗有别。小宗五世则迁，大宗百世不易。唐虞、夏、商、周时代固然，即秦汉以下亦仍然。东汉以下之门第社会，即古代宗法社会之变相。宋初有百家姓。每一姓皆可上溯至唐虞三代，乃至唐虞以前。其一家之史，即可与一国之史息息相通，血液流注，融成一体。而每一个人，即不啻为此一全体之中心。此为宗法社会即中国文化大传统一特性。
中国自春秋以下，又可称为四民社会。士居农工商之首，亲亲之外，尤当尊贤。中国五伦中夫妇、父子、兄弟三伦皆主亲亲，君臣、朋友两伦则主尊贤。尧舜禅让，皆尊贤。禹让天子位于益，国人思念禹德，共拥其子启接天子位。是由尊贤而又归于亲亲。此见中国人心理，亲亲亦归于尊贤。
夏桀无道，商汤起而征诛。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汤之革命，代夏称帝，是又以尊贤代亲亲。商纣无道，周武王起而征之。而武王军中一车载文王木主。及代商有天下，尊文王为开国之祖。此亦亲亲中有尊贤之一证。周人追溯始祖，必推后稷。而后稷亦有父，周人不之及。此又亲亲中尊贤之一例。姜姓祖神农，同于姬姓祖后稷，此皆农业社会之尊贤。故曰：“亲其亲而尊其尊”，所尊则必贤，而仍在亲亲中。权利势位，非所尊亲。
周初封建，不专姬、姜二姓。兴灭国，继绝世，凡古贤圣，亦皆封其后，此亦于尊尊而亲亲。故中国社会，乃由此尊尊亲亲之两语而定。中国历史，亦由此尊尊亲亲之两语而变。孔子殷人之后，乃曰：“郁郁乎文哉，我从周。”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为东周乎。”是则孔子之尊贤尤在亲亲之上。此亦深得周公封建制礼作乐之大意，而承续光大之。
中国人尊君乃尊其贤，非尊其位。否则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如不贤，乃一匹夫，何足尊。其他政治人物亦然。夏有傅说起于版筑之间，乃一工人。商有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乃一农夫，而皆为一朝之相。周初有伯夷、叔齐，乃孤竹君之二子，让位在野，饿死首阳之山，而后世推以与傅说、伊尹同尊。皆称之为士。春秋时，齐桓公首创霸业，其臣管仲、鲍叔牙先皆士。晋公子重耳出亡在外，从者五人，亦皆士。士之见尊，亦中国传统文化。及孔子起，而士乃益尊益显。此皆证中国社会尊贤之风。
秦并六国，改封建为郡县，皇帝之位乃益尊。而始皇帝乃永为后世诟病。然始皇帝亦知尊贤，李斯为相乃楚人，大将军蒙恬乃齐人，其长子扶苏亦从在军中。刘邦以一泗水亭长而跃起为皇帝，自言能用张良萧何韩信，此亦为能尊贤。及即天子位，即下诏求贤。但又恢复封建，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此又并重亲亲尊贤之两意。及吴楚七国乱后，武帝起，一尊儒术，尊贤之意乃益显。公孙弘为相封侯，虽其曲学阿世，后世不谓之贤，然亦不害武帝尊贤之用心。博士弟子为郎为吏，创后世士人政府之新局，此诚一种尊贤政治。唯王位世袭，犹存前世亲亲之意。
宣帝以下，举朝诸臣竞言自古无不亡之王朝，与其下起征诛，不如王室先自禅让。虽蒙杀戮，言者继起，遂有王莽之受禅。但王莽亦非贤，无以副众望。光武中兴，则仍汉室之贤。曹操、司马懿伪为禅让，实则篡弑，有才无德，不贤之尤。魏晋而下，中国遂臻衰运。然如刘渊、石勒、苻坚，胡人而慕汉化，北朝魏孝文益然。隋文帝、唐太宗贤君迭出，中国重臻盛世。赵宋经五代后，益尊贤，有不杀士之家训。而士之见重，更超越前代。蒙古满洲入主，科举制度仍保持，社会尚贤之风依然。中国文化传统精神，亦可由此一端而见。
孙中山先生肇建民国，秦以下两千年之王位世袭告终。创为三民主义五权宪法，民族主义主承续民族传统文化。民权主义主权在民能在政，不失尚贤之意。于西方三权外特增考试、监察两权，皆中国旧有。考试为政府求贤，隋唐科举承两汉选举来。中山先生主张被选举人选举人均当先经考试，此即古人所谓“善钧从众”，贤钧亦当从众，不当不论善恶贤不肖，而徒务从众。当先尚少数，乃及多数，义始深远。汉代旧制，丞相主行政，御史大夫副丞相主监察。御史有中丞，监察王室内朝。地方行政，则郡国太守外有州刺史，亦司监察。监察之外，复有专司谏议者。唐代三省中有门下省，明代尚有六科给事中。中国自秦以下之传统政治，考试监察两权占重要地位。实际史迹，一部二十五史网罗详备。复有通典、通制、通考，三通九通，详陈其利弊得失之所在。近人以帝王专制四字，尽弃古籍而不读，则论政唯有一趋西化，乃无丝毫自由可言。中山先生之五权宪法，即承其民族主义来。乃有超乎西方三权以外之两权。近百年来，能于中国与西方以平等地位看待，则实唯中山先生一人。民生主义亦非慕效西方专重经济。中国历代田赋制度、兵役制度等，君民一体，百姓一家，亦均不失亲亲传统之大意。故不本于民族主义，亦难究民生主义之深旨。
不幸近代国人群以“帝王专制社会封建”八字括尽了中国以往传统，则与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已大相违背，其他更何足论。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礼乐不兴，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今为中国社会正名，当称宗法社会四民社会。为政治正名，当称士人政治尚贤政治，庶为近情。中山先生之民族主义，乃指以往旧民族。今人则仅望开来创造之新民族，两者相异，犹当深思明辨，万不可忽。
以今日言，可谓社会士阶层已没落，政治尚贤之意已消沉。社会唯求工商化，政治唯求民主多数化。要言之，则唯求西化。而自两次世界大战以来，西方已成美苏对立，除美苏外，已别无西化可言。再论政治旧传统，中国所重在礼乐，轻视刑罚，财与权更所不论。西方则尚法不尚礼。大资本大企业大组织皆赖法。丰衣足食，众所想望。但资本愈集中，企业组织愈庞大，无产阶级愈普遍，如此则劳工守法，何乐存之。
中国社会上下一体，本由宗法来，但宗法之维持扩张则需贤，故亲亲中必尊贤。礼尚祭祀，祭祀则最崇贤。故中国社会、政治得融成一体，秦前之封建与秦后之郡县无大殊别。资本主义则重私财。马克思共产主义，乃求私财公有，此则与礼无关。中国之礼，则有公无私，凡私皆融入公中。由宗法而产生井田制度，亦公私融成一体。百工之官亦然。后代有社仓，有义庄，亦公私共成一体。如盐铁，如茶政，如漕运，一切财赋政策，皆求公私融和，合归一体。此皆中国传统政治尚贤不尚权之所致。故中山先生言权在民而能在政。革命即革去其不贤，禅让即让于贤。西方人高唱民权，中山先生则说之曰权在民，谓政治当一依民生为依归，非当由民众来作主张。既如此，则能在政，亦权在政。五权皆属政。唯选举属于民，而中山先生则主选举与被选举皆先以考试，则仍上下一体，礼即体，则仍是一礼治，与法治不同。西方尚法，则统治与被统治显分两级，显成两体。无产阶级专政，则专以财富分阶级，不分智愚贤不肖。共产主义之本于唯物史观，洵可谓信而有据矣。知此则知东西双方之政治社会，乃亦各有其一贯相承处。
今必慕效西方，则必破除社会之尚宗法，政治之尚贤。人与人无亲无尊而后可。孟子曰：“仁之于父子，义之于君臣。”今则不讲仁与义，唯求财与权，乃庶可获西方化。
财富绝非人生要道，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求果腹，与剩余价值资产无产无关。知此义，即贤者，尊之信之，不待结党竞选。则民主独裁现代化口号，亦岂能挽回当前之国运，而使我民族再登康庄之大道。然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拭目待之，又复何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