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国以农立国，以耕稼为业。五谷百蔬，瓜果虫鱼，牛羊鸡豚，无日不与生命为伍，亦无日不赖生命以为生。其四围之生命，即其己之生命所依存。故其与四围之生命，乃无不亲之如家人，爱之如手足。以耕以耘，以抚以育。其视宇宙自然界，乃亦如一生命界。天地之大德曰生，凡属生命皆从天地自然中来。春风夏雨，秋霜冬雪，土之培植，水之滋润，自然界之护养群生，可谓无微不至。故其仰天俯地，亦如一家四邻之和睦相依，以共维此生命。
生命时时变，节节变，大体有生长成熟之四阶段。方其生，即依其他生命为养。及其熟，则还以养其他之生命。故生命乃一大共体，绝无不赖他生而能成其为生者，亦绝无不以养他生为务者。故有孤生，有群生。一谷一蔬，皆独有其生命，然无不群集以为生。孤生有熟有成，群生则相继不绝。百亩之田，以养五口之家。生命成熟，即以奉养其他生命。而其孤生又必传种再生，以达于无穷。人生亦如此，方其初生，及其既老，己不能自生，必赖他养以生。方其壮，则以己生养他生。不仅其居家侍奉父母有孝，抚育子女有慈，即其日常辛劳，操耒耜以耕作，其视田中禾麦，亦不啻如家人。人之养五谷岂不亦如五谷之养人。则不仅一家一国民族为群生，人之与禽兽草木同此天地同此会合而相聚，亦不啻相互为群生。此生命乃为一大总体。孤生有死，群生则传，世代绵延，日益扩大。孤生之死，只是此大生命中一小变化。此为耕稼人民共有一宇宙观，共有一人生观，即成其共有之生命观。虽不明显共有此观念，实则潜藏有此共同一意想，即其民族生命之悠久演进而可知。
西方古希腊，乃一工商社会之都市生活。农业非其大群生活主要所赖，故郊野农民仅为农奴。工业与农耕不同，对象多属无生物，富机械性，缺生命性。一斧一凿，一尺一绳，一切物皆成材料，由我意向，经我制造，以供使用与玩赏。制造既成，乃由商人外出贩卖，以其利润供生活。故工商亦非一体，一卖方，一买方，双方性质不同。卖方先逆探买方之意向，投其所好，然后有条件的出卖。故交易非友谊，乃不啻为有敌意，但可和平解决，不必以兵戎攘夺，如是而已。故交易双方虽各得所欲，而相互间无感激无怀念。故工商社会之与外界接触，虽较农耕社会为广大，而其心意间，则终存一种封闭感孤独感。大都市人群相聚，亦不存有一种和通感亲睦感。有孤生，无群生，与农村社会绝不同。
农业社会中之工业，为农业之副。最要如丝织，其侍奉蚕蛹，莳桑采叶，待其产卵，照顾周详，辛勤劳瘁，乃有过其侍奉己生者。故农桑并称，其奉他生以还养己生，体贴周至，情意相似。又如陶业，烧土为窑，对象为无生物，与农桑若不同。然辨土性，则仍同其对有生物。人生出于自然，自然亦俨若一大生命。故陶业非如机械性之制造，亦可谓乃富生命意味，故其供日常应用，愈悠久，而愈生亲切感。其贩卖，亦与其他商品贩卖意义有不同。
农人凿井，为桔槔以取水，庄周道家乃谓其具机心，将有害于自然与生命。此一层，讨论人类文化演进，不当不深辨。机心起于功利观。自然酝酿出生命，生命依顺乎自然，非由功利观主使。中国人不言功利，而言道义，乃一本之自然与生命，而功利亦不能外于道义而自立。此为中国人文演进一重要原则。
中国商业起源亦甚早。然日中为市，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交易而退，与西方之城市交易大不同。故商为农工之附属，与农工之附属于商，其意义亦大不同。不同深处，乃在人之心理上，在其对人对物之观念上。生命有其全体一贯性。其过程中，亦有种种变。必会合部分之变，从其全生命看，始得生命之真意义与真价值。若划分全生命为各部分，各自切断，单从每一部分之变分别来看，必失其生命真实内容之意义与价值。如植物，先有根苗，然后有干枝花果。故根苗在植物生命中，有大意义大价值。又如青蛙，初生为蝌蚪，仅为青蛙初生期之一变，非有独立性。苟使不长成为青蛙，亦非可有蝌蚪之生命。
人类生命有一绝大冒险期，即其婴孩与幼童期，遂使其此下之成年期有更大可能之变化。人文界可以卓然独出于自然界，而与其他生物大相异，以自臻一妙境，正为其有一较长之婴孩幼童期。故婴孩幼童期之在人生全过程中，乃有其至高无上之意义与价值。亦庄老道家所谓无用之用。
孔子乃中国之至圣先师，自言：“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乃一学者生命，其生命即学问，学问即生命。其言十有五而志于学，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此乃自述其学问生命之进程。可谓自自然生命中创造出一最高理想之人文生命来。十五志学，即志于道。三十到五十，则修道。五十以下，则行道。孔子之道即孔子之学，孔子之学即孔子之全生命。而孔子之生命与其道与其学，皆自十五志学之一念来。第二第三阶段，整个学问生命，由志于学以达于从心所欲不逾矩，融贯为一。孔子生命可谓乃一最自然之生命，可为人人生命作模范，其可贵乃在此。至于婴孩幼童期，乃人类由自然进入人文一最先阶段，孔子亦不例外，但孔子未详言，今亦难作深论。
就一般言，人生婴孩幼童期，苟无家庭，早投入自然环境中，向外奋斗，早长成了许多应付自然的机智技巧，则人类亦将如其他动物一般，所谓习与性成，此下的一切即常困在此积习上，不能更有进步。唯其人类有此较为隔离自然环境之一段预备时期，遂为人文演进增加了种种可能性。
幼年如此，晚年又然。人到耄老，亦得有一人文环境，善加护视，使可远离种种挣扎。至少在其心理上，可得一分恬淡安泰，自在不烦，少生忧伤。此一心理之在大群人文中，有益无损。抑且大群人文之获有大启发大进步，实多从老年人来。果使老年入困境，生命无安全感，则无此影响可生。抑且未臻老年，其心已变，其影响人文界有损无益。故幼年老年，乃人生中无用而有大用之两时期。孔子言：“少者怀之，老者安之。”人之全体生命中，必求其幼有怀而老有安，乃可使其中年生命有一正当之展拓。此为中国人在人生全体过程之各阶段中，各有其稳妥安排之大理想所在。
人之生命不仅当通历其全体，又当融入于总体。个人生命有其全体性，而群体生活乃有其总体性。既不当从总体生命中单独抽出个人生命来作考虑，亦不当从总体生命中抹杀个人生命来做安排。必面面顾到其生命之全体与总体，乃可使人类生命有一广大高明之理想演进。
人生在婴孩幼童期，则总体生命主要在家庭。及其成年，男婚女嫁，结为夫妇，中国人称之为人伦之始。人生必有伦，人伦即人之总体生命之所由以表现。自夫妇而有父母子女，此为每一人生命总体之扩大。人类又必由家而有群有国，于是而有君臣朋友，此为总体生命之更扩大。由是而有天下，乃始为人类生命总体之大全。更由是而有古往今来之延续，于是此总体生命乃传达于无穷。故中国人言人生，乃由修身齐家而达于治国平天下，使人生总体生命获得一好安排。而其基本则仍在人之个体生命上，故曰一是皆以修身为本。
西方人则并不顾及生命之总全体，而单独抽出其个体小生命，有所谓个人主义之提倡。迄于近代，又有社会主义之产生，其对生命，扩大观点达于世界性，而及于生命之总体，但又抹杀了生命之个体。此皆违失了人类生命之自然性，无异生命之自杀。又在个体生命之全过程中，就其各阶段而一一为之切断分离，各视为一独立性，此亦不啻乃一种生命之自杀。
男女恋爱，异性求偶，此亦生命过程中一应有之事，在全生命中有其意义与价值。若抽离为一独立事项，则必失去其意义与价值，或将损害其生命之全过程。异性相恋之情感，实本自然。如饥思食，渴思饮，寒思衣，倦思睡，皆其生命对外在物质之需求，中国人谓之欲。人对人，则谓情。生命中有此情，乃求配偶。非为求配偶乃生情。中国人观念，情由性来，但非凡情即性。婚嫁本于人之性，非可谓一本于人之情。换言之，婚嫁乃生命中一大事，而恋爱则不然。食衣睡眠皆当有一适可之限度，欲如是，情亦然。夫妇和好，有礼有法，而情更加深。故夫妇之情实非男女恋爱可比，此乃由自然进入人文一大关键。中国人以夫妇为人伦之始即此义。西方人重视男女恋爱胜过于夫妇结合，重欲胜于重情，更甚于重礼，亦中西文化一大相歧。
西方又言恋爱自由。饥思食、渴思饮，乃生命要求，非自由。能解饥渴即可，宁必严择对象。恋爱亦有限，非尽得自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其于对象，亦有一番客观挑选，岂即违反于人性。西方文学过分渲染恋爱若神圣，今则自由离婚日增，一结一离，内心之激荡转变，所影响于其生命之全过程者，难以想像估计。其他则更何言。
生命过程中有恋爱，又有斗争。动物禽兽皆然。人文社会则婚姻求安定，战争求消失。中国人言止戈为武。言其感情，恋爱属喜，战争属怒，而中国人则哀乐尤在喜怒之上。力戒怒，慎言喜。周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但又言哀兵必胜，故在人文生活中，哀远胜于怒。诗云：“琴瑟友之，钟鼓乐之。”则乐又远胜于喜。喜怒无常，最要不得。中国人分别喜怒哀乐之高下深浅，莫非有当于全体生命之意义与价值。西方人似对生命深处有所疏隔，事事物物仅重外面。哲学家探讨人生真理，专尚理智客观，摒弃感情，一若其与真理为敌。而文学家又特好言感情，又偏重喜怒，皆触景而生。事过境迁，喜怒无常。哀与乐则深著而常存。
中国人之生命观，大之为通天人，近之为合内外，故其宇宙观亦为有机的。大自然乃一生命之大总体，此体即是生命一神灵，亦有其德性。人生即从此生命之大总体而出现，又归入此大总体而长存。故在中国，只言天不言上帝，而地则可以配天。长宙广宇中有天地，一阴一阳亦如自然之与人生，又如人生之有男女夫妇。死后灵魂，亦归入总体化，天地即人类生命一大灵魂。故在中国文化中，无宗教，无上帝与天堂。
西方人必于自然与生命作分别观。其视自然，则几如一大结构、大组织、大机械。宇宙则为一非生命的、无机的。故西方有宗教，信有一上帝，在主宰管理此世界。无机中有一神。唯物论与有神论并存相济。若此宇宙唯物无神，则此亿万种生命又将如何安排。生命亦是一自然，但究与无生物不同。西方哲学有唯心论，亦有唯物论。唯宗教则心物虽有别，仍同在一世界。科学则专注意在物质方面作研寻，以求满足人生之种种欲望。至如达尔文生物学，主从无生物中产生出生命，则生命岂不乃无中生有，又何来有如中国人所谓之性灵。故西方生物学仍是一自然科学，与宗教不同。而与中国人之生物观亦大不同。
中国亦早有科学，唯中西科学之发展过程亦有不同。如医学，中国人即常以一有机的生命体视人身。头颅手足心腹肠胃种种不同，然在同体中各有所司。故言生理病理，皆主言气。气即有生命性。其言宇宙亦然。天地万物全体中一气运行，即属有机的，即具生命性。西方人则无此观念。
对日抗战时，余在成都，有两英国农业专家来考察灌县都江堰水利工程。曾言中国农田施肥都用有机物，如河泥之类，盼加意保留。西方肥料用无机物，久则土质变，有损农作物，今乃知其害。余曾访之金陵大学农系某教授，彼言西方人言如此，但吾侪仍当采西法。最近有日本京都某教授来台告余，彼退休后筑室湖滨，以种植自娱。试用东方旧习，以有机物为农肥，效果甚佳。中国之治病施肥，皆用有机物。此即中国观念信自然即具生命性一征。而西方科学，则必在自然中尽量发展其非生命之一面。此诚中西文化传统一大相异处，不得不深加注意。
西方人看人群社会，亦若一无机体，好言自由与组织。人群集居，生命之总体机能即潜伏其中，善为发挥，乃能以安以久。岂如一器物，可专以机械与组织来求其完成。中国社会尚礼，西方社会尚法。礼主利导人性，亦可谓乃有机的。法主防堵人性，属无机的。西方社会组织皆由法，极权民主皆然。工商企业，教会组织，皆凭法。马丁·路德之新教亦皆凭其组织，即凭法以争。故西方社会，不仅商场如战场，即政治界宗教界亦然。而耶、回两教中古时期之相争，乃至今不能平息。佛教具东方性，虽亦有分别，但无组织，无战争。人群自可有组织，亦见有力量，但无组织之力量，有时则更远超于有组织之上。佛教来中国，至唐代禅宗，深入人心，掩胁全国，绵延达于千年之久，然亦非有特殊之组织。棒喝乃是一种机锋非斗争。
即言政治，西方亦重组织，近代政党即其显例。中国秦汉以下，全国统一，皇位相承，但非有组织为之支持。细读中国史，亦何尝有所谓帝皇专制。中国传统政治，其大群内部之共同生命性，实远超于其外在之组织性之上。苟以近代西方之组织与功利观相绳，则中国上古三代开始，禹之卒，中国人朝向启而不朝向益，诚为在民权政治之发展进程上一大退步。但此乃出于当时群情之所向，此亦一种民权表示。政治当以民情为本。中国人言民为邦本即此义。
中国传统唯曰“尚德不尚力”。力须组织与机械，德则是一种自然。中国人常连言德性，性是生命的。生命同，性与德亦同。故曰同德，使人心服，乃是一种无形之力，乃一种有机力。西方哲学不言德，科学研究物理，在力不在德。宗教主原始罪恶论，亦不能有德。故中国人之德性观，乃为西方人所无。
西方人言知识即权力，但知识只是生命中一项次要工具，非即生命。故知识可分门别类，无整体。由此知识生长出另一知识，故知识有进步。西方人对知识，又分归纳与演绎。归纳则是一组织，演绎则实是一变相之归纳。如言人皆有死，苏格拉底是人，所以苏格拉底亦有死。其实苏格拉底亦有死一语已包涵在人皆有死一语中，故可说是一种变相归纳。中国宋明理学家分别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见闻之知得之外，乃事物性。德性之知发于内，乃生命性，其重要乃远过于见闻之知。西方人只重见闻，不言德性。柏拉图榜其门曰，“非通几何学，勿入吾室”。几何学乃机械的，无生命的。几何学中所解答，实皆包涵在定律中，并无新意义生长。孔子曰：“过吾门而不入吾室，我无憾焉者，其唯乡愿乎。”乡愿生斯世，为斯世也善，无个性，不重一己之内德，即是不重其一己之生命。知识即见闻，而不能深切贴近于其内在之德性，则于自己生命无关，乃为孔子所不喜。西方人所重之知识，可以日变日新。中国人之知识，则于日变日新之自然过程中，更有一种内在生命日化日成之体性存在。由此形成双方学术之相异。一重己心之修养，一重外在事物之运用。重外在运用，乃日趋于机械化，而生命则几近于停息。今日之世局乃如此。
孔子问子贡：“汝与回也孰愈。”子贡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闻一知二，限在见闻上，知其正面，即可推知其反面，此乃所谓是非之知。如知人，即知其他有生无生诸物之非人。西方人言知识，于逻辑外又有辩证法。逻辑言归纳演绎，辩证法则言正反同异。甲与非甲合为乙，乙与非乙又合为丙。如是求知，则纯成为机械的组织的，只见自然面，不见生命面。子贡之闻一知二，与相近似。颜渊之闻一知十，十是全体总体，唯德性之知能之。心与物，自然与生命，会通以为知。亦可谓子贡之闻一知二，其知在量上。颜渊之闻一知十，其知在质上。西方人之功利观重在量，中国人之道义观重在质，此亦中西文化一大相异。
颜渊又自言：“夫子博我以文，约我以礼。”博我以文，即见闻之知。约我以礼，则反之己身己心，体贴之以自己之生命，乃可知其全体。虽若亦仍有限，而可得其会通。如婴孩幼童，不能知成年耄老之所知。颜渊年未过五十，仅到孔子不惑而知天命之阶段，未能到孔子耳顺从心所欲之阶段。故曰：“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孔子以一大圣人体段昭示于颜子之前，颜子知有此一境界，乃叹无法企及。孔子则赞之曰：“吾见其进，未见其止。”其在川上则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又言：“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则生命有止亦有进，故孔子学不厌，教不倦。至善只是一境界，虽可止，而学则乃是一生命，不可止。耄老有如婴孩，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赤子当学，大人亦当学。生命相通，时代千古亦相通。后圣之学通于前圣，而学则无止境。岂如是非之与权力，乃可定于一时一事而有其所止乎。亦可谓东方人看生命，乃视其自幼到老之一段进程言。西方人看生命，则重由我与彼之一种比较言。一重时间性，一重空间性。亦可谓西方人不知有生命之学，故亦不知有此等境界之存在。
宋儒言德性之知，亦即犹孟子所谓不学而知之良知。陆象山言：“尧舜以前曾读何书来。”但中国古人自始即知读此一部有机宇宙天地大自然之无字天书，生命与大自然起共鸣，此即其德性。只读诗三百首中之比兴部分，即知中国文化之深根固柢即在此。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见于山之宁静生育，其内心深处即有乐，启牖感发乃其德。见于水之流行滋养，其内心深处亦同有乐，启牖感发即为智。人类生命德性中之仁智，即从大自然中来。人类中有先知先觉，亦从大自然来，此之谓德性之知。如何培养牖启此知，中国人之传统教育精神即重此。
自中国观念言，身家国天下，皆同一生命之一贯相承，层层包容，通为一体。西方人则一意加以分别，其病乃由中国道家庄周所谓之机心来。如言国，乃必分别为土地人民主权之三者。人民之上，何以又必加一主权。非有人民，主权又何由生。必分人民主权以为二，此可谓不自然之至。改言人权，人各有权，苟不相通，群又何来。乃言组织，以组织来运用此权，此之谓机心。既非自然，亦非生命，乃凭空创造以求运用此自然与生命。机心之要不得乃如此。中国人则言，天时地利人和，三者合而成国，此始是自然人文之合为一体。故中国人言国，乃深具生命性。西方人之国，则只具机械性。人之为群，在德不在力。一切人事须从生命上著眼用力，若以机械来求驾御人事，则无往而可矣。
（二）
余一友，其女来北平投考协和医学院学医。一日，告余拟退学。问其故，言上解剖课，面对课桌上一尸体，心不能忍。余告以当改变己心，莫作一死尸看，只当一机器看。心变则自忍。逾月又来告，已心安。遂留校续学，十年后，成为一名医。此即西方医术不存生命观一证。
西方心理学言，人之知觉记忆全在脑。但无目何见，无耳何闻，无鼻何臭，无舌何味，无皮肤亦无痛痒。使此脑离此身，更何知觉。故依常识，知觉在身不在脑，亦未可谓之不是。记忆更难言，此身绵延数十年，使无时间积累，又何来有记忆。知觉与记忆乃生命中事，不尽在身，更不专在脑。但生命何在？岂不仍在身，亦在脑。使脑机能失灵，纵此身尚存，亦如已失去。
可知生命中实确有如机器之存在。生命乃有赖于此机器，而更有其超机器之存在。或言脑，或言身，皆可作一机器看。心亦身中一机器，但中国人言心，则非机器的。亦可谓心即生命。乃一超物之存在。此一存在非可具体指说，唯有心领神会，以心知心，更无他途可循。
今试再言心在何处，亦可谓在全身之综合和会处，更可谓乃在超躯体以上之综合和会处。西方人喜在具体中来加以分别，专就一事一物言，乃不得中国人所谓之心所在。不得心之所在，斯亦不得生命之所在。不仅医学如此，其他学术亦全如此。多分类各成专门，如文学、科学、哲学，自希腊开始即然。因此乃无当于人心，亦无当于人类生命之存在。
因此言西方历史，罗马史、希腊史、现代欧洲史，各自为体，在其内部绝无一贯之相承。现代全欧洲形成数十国家，亦难和合为一。政治如此，社会亦然。亦各分别，无一超其上之综合和会可言。中国则不然。
姑以死生言，其实亦是一体。生必有死，而死则仍在生中。中国人言生生，即指生之不绝言。而西方社会则显分死生以为二。世间事凯撒管，此言其生。上帝事耶稣管，此言其死。死生显有一大别。人生必有男女，实亦一体，而西方人亦作分别看。某一西方学人言，穿皮鞋与穿拖鞋不同。男性生活如穿皮鞋，女性生活则如穿拖鞋。中国古人穿履，入室前，脱在户外，履之内有袜，或厚脚套。履后变为靴。又有布鞋，日常所穿可不多变。亦可谓中国布鞋乃中性的，男女无分别。
中国家庭男主外，女主内，男子自外归，一家团聚。不仅夫妇和合，上有老，下有小，乃成生命一大和合。中国社会富生命性，家庭尤为社会之中心。农业社会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夜间则一家人团聚，故农村亦为中国社会一中心，失却此农村与家庭之两大中心，即不见中国社会之特性。
西化以来，中国社会最大之变在女性，婆媳不再能同居，即变为一夫一妇之小家庭制。又妇女亦必离家工作，亦与旧时小家庭不同。中国社会之第二大变则在都市地位超农村之上，以前是都市附存于农村，此下则变为农村附存于都市，此两者间，意义亦大不同。
中国人言一阴一阳之谓道，此道即指生命向前一大进程言，阳其明显处，阴其隐藏处。阳指动，阴指静。阳在外，阴在内。然中国人言阴阳，不言阳阴，即就生物进化言，亦先有阴性，后有阳性。幼稚知识亦先知有母，再进始知有父。阴为生生之主，而阳为其副。阳在外活动，乃以辅阴之在内生生。中国人言天地阴阳，其实天道亦有其阴面。中国社会之人生大道即在此。
原始人类，唯求谋生，乃能用器。如今人言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铁器时代等，然器非生命，一如人之身，耳目口鼻手足肠胃皆其器。器为生命之副，非生命之主，仅供生命之利用，非生命之本质。乃手段，非目的。由于器物之运用，乃分职业。职业亦供生命之利用，断非生命目的所在。中国在战国时，已成士农工商之四民社会。农工商皆职业，士则可谓乃一非职业之职业。孟子曰：“士尚志”，孔子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是士不当以衣食为志，道则生命之大道，亦即人心所向往。而人各有心，苦不自知。诗曰：“他人有心，余忖度之。”能忖度此心，以诏导群众，以共赴此人生之大道，士之大业乃在此。
汉代成为士人政府，士人从政，先由察举，后有考试。选贤与能，为其要旨。是士人政府实即一种民主政治。唯西方民主尚多数，中国民主则尚贤尚少数。故士人政府亦得称为贤人政府，由社会中少数俊秀杰出之士，出而任之。西方社会中之教徒与中国之士略有相似处。学校本由教会设立，学校任教，亦非为谋生。而递变至今，教授亦成一职业。学校在社会中，亦如一机器，有其特定之用途。今人群中各机构，皆各有使用，皆如一机器。则人群乃如一架大机器，无生命之真实意义可言。
生命与机器有一大分别，即一有情，一无情。换言之，亦可谓一有心，一无心。人心之主要生命即在情，故人心即人情。人而无情，即可谓之无人心。人类心情之表现，或在空间，或在时间，皆在其综合和会处，不得一一加以分别。又心情必在隐藏处，未可明显指示。其可明显指示者，乃欲非情。草木禽兽亦有情，其生命之表现，即在情。中国人言修身，实乃修此情。先之曰齐家，即修其对家人之情。扩之曰治国，即修其对国人之情。又扩之曰平天下，即修对天下人之情。家国天下，皆就空间言，谓之行道。又有传道，则加入时间言。道可以亘古今而贯万世，而皆自每一人当前之修身做起。故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实修身乃指修心言，指心之表现于身者言。本则在隐藏处。苏轼诗“万人如海一身藏”，修身则贵在隐藏处修。千仞之木，亦必有本，深根固柢，人所不见。所见者，乃其枝叶之茂盛，花果之灿烂，皆由其本来。
今再约略申言之，身如一架机器，人则是一生命。无此身则无此人，但人与身终有别。中国人言修身，乃由各人自修己身，修己身以善为人。社会之根柢则在此社会之每一人，故每一人之自修其身，即为社会深厚培植其根柢。
中国人本不言社会。家国天下皆即社会，其本则在各个人，中国人称之曰己，家国天下则其枝叶花果。老子言：“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车亦一器，构造极复杂，但其用则在车之无处，此即其和会综合处，亦即其隐藏处。和会综合无处可指。如身可指，人不可指，须从此身之和会综合处得此人。亦可谓其人乃在无处。此社会之大生命，亦即在无处。专从有处求之，则必失其所在矣。
中国人之为学，主要亦在其无处。换言之，乃学其人，非学其人之事业与作为。颜渊学孔子，博文约礼，即孔子之所学。如有所立卓尔，乃即孔子其人。战国百家并起，儒家之学在孔子，墨家则学墨翟，道家学庄周、老聃，名家学惠施、公孙龙，阴阳家学邹衍，法家学申不害、韩非，农家学许行。杂家无其人，不得谓学吕不韦。纵横家亦不得谓学苏秦、张仪，小说家更无其人可学。故九流十家中，杂家、纵横家、小说家，其学无主，实亦不成家。其他七家皆有所主，故亦相传成家，而最大最久者，则唯儒、道两家，而孔、孟、庄、老遂永为中国社会之宗师。
西方人为学乃学其人之所学，而非学其为学之人。西方之学术传统，亦在其所学，不在其学者。文学、科学、哲学，各有传统。实则以中国人观念言，亦可谓非传统。因中国人言传统，其传统必有人。西方则无此观念。如学文学，读莎士比亚书，可不知莎士比亚其人，即其例。故西方学术分门别类，各有专家，而无其综合和会处。实则专家只为个人，非可谓之有家。中国则不然。司马迁为太史公书，为后代史学鼻祖，而司马迁自言其书乃学孔子之春秋。深一层言之，司马迁亦有意学孔子其人。非学其人，又何以学其书，此乃中国人观念。韩愈倡为古文，其实亦有意学孔子，故曰并世无孔子，即不当在弟子之列。故孔子乃为中国社会之百世师，即在其学之综合和会处。学者学为人，即从其生命所在处为学，由小生命通入大生命，故其学乃得为百世师。
苟失其生命所在，则人之一身可分为头、脑、手、足、胸、腹、耳、目、口、鼻诸部分，地位不同，职司皆异。然则谁为此一身之主？西方医学对人身亦各分科，有眼、耳、口、鼻各科，可以各擅专技，互不相顾。其他诸学亦然，政治、社会、经济、法律、外交、军事，亦各得为成专门。但一国之大政方针，岂能如此割裂拼凑，而谓可得一正确之方向。遇有争议，则唯于会场上以多少数为定。政治然，社会尤然。社会乃人群大生命一集合体，其根柢所在，乃尤难言。
中国人言社会，只有一分别，曰有道无道。有道则治，无道则乱。乱而不救则亡。西方历史，希腊亡，有罗马，有中古封建时期，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可谓是乱亡相继。今则英、法诸国亦已衰，伦敦、巴黎亦将仍蹈雅典、罗马之覆辙。中国人言，鉴古知今，观于西方史之过去，亦可知西方史之将来。中国则自炎黄以来五千年，仍只是此一社会。枝叶花果或有变，至其根深柢固处则无变。
中国社会根柢首要则在士，而男女相较，则重女性。近代国人群讥中国为重男轻女，其言荒谬，余屡有申阐，此不详论。老子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殁身不殆。”雌性女性乃生命之始，雄性男性则其子。大抵雄性男性多在明显处，供使用。雌性女性则在隐藏处，为根柢。庄老道家所谓之无用之用。生命固贵有用，但更贵其能藏。孔子曰：“君子不器。”非主无用，乃不贵如器之徒供使用。称子贡为“瑚琏”，瑚琏亦器，但藏在宗庙，不供人随意使用，则有用若无用，故为器之贵。其称颜渊则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是颜渊其人乃一有用之人，而非徒供人用，为一被用之人。用则行，是其有用。舍则藏，是其不为被用，所以为大用。其主要处在能修身。女性亦贵在修身，能务修其身以为不可用，乃为最上之用。此义又谁知之。
生命之用首在食。民以食为天。士之修身，则谋道不谋食。其为学，亦贵在志道、行道、明道、传道，女性亦同然。而谋食为生，则多由男性任之。男主外，女主内，即由此。生命藏于内，身体显于外，凡用其身，皆以保其生命，故曰：“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中国之士道，凡修首贵藏。诸葛孔明言：“苟全性命，不求闻达。”高卧隆中，自比管、乐。藏器在身，非诚无用，不求闻达，则贵潜修。同时如管宁、徐庶，皆知藏。近代国人竞尚西化，只求表现，此义已失。乃谓中国之为士者，皆志在仕进，萦心利禄，一唯奉迎专制帝王之颐指气使，为官僚则不啻为奴隶。其所想像，距五代时长乐老冯道尚远。不读书，而轻肆讥评，其荒唐浅陋又何足怪。
诗三百，关雎为首，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唯言君子求淑女，不言淑女求君子，窈窕亦言其深藏。中国言女性有三从四德，三从已别阐。德、容、言、功为四德。容不指色，窈窕亦即容。德、言、功则叔孙豹所谓三不朽，女性所同具。烹饪纺织，衣食大端。相夫教子，为功尤大。德与言亦胥综合和会，不能强作分别。故求人生大道真相，观于中国之女性，即可得其梗概。倘专在大群外在事功上求，则女性转不见其重要。中国人唯为深知人生大道，故重士，而士则无职业。又重女性，女性则藏于内而不外扬。能无业内藏，乃始易保其性情之真。既敦厚，又深挚。中国人文演进乃深赖此两端。
中国农、工、商三业，又重农。农之求食，首在修身。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稼穑艰难，首重勤劳。三年耕，有一年之蓄，则又重在俭。勤俭为修身之根柢。中国为士者，必出于农。唐代科举，先须家世清白。三世为农，斯为清白。工商业皆不预。农人勤劳无贪求，安分守己，故生活易清白。商人向外牟利，则生活易陷不清白。中国人重农轻商，其中亦寓有人生大道。近人乃专以财富功利观，谓农业社会乃一未开发之社会，进步而有工商，更进步而有机器。但机器可使财富进步，不得使生命进步，或转使之退步。知其子不复守其母，而危殆随之矣。
欲知中国社会真相，试先求之中国之文学，尤要者在诗。古诗三百，首关雎，即咏男女夫妇。豳风七月，则咏农村。妇女与农村，乃中国诗主要题材所在。此下三千年皆然。又有田园诗人，如晋宋之际之陶潜。此下亦代不乏人。田园诗之外有山林诗，“问我何所有，山中有白云，只堪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求之孔门，颜渊曾点乃田园山林诗人所宗。尚书曰“诗言志”，志在颜渊曾点，所言自不离田园山林。田园诗多近儒，山林诗则多近道，综合和会以求，则孔孟庄老儒道两家仍为中国社会所宗师。用而行，则廊庙朝廷。舍而藏，则田园山林。故不亲田园山林，则亦无从认识中国人之真趣所在。
田园山林之外，又有边塞诗。中国军人尽出于农。不认识中国之农，亦无以认识中国之军人。士则兼通文武，出在边塞军旅间，即犹在田园山林中。此一义，不熟诵中国之边塞诗，又何以知之。外此乃又有廊庙朝廷诗，乃独无市区商旅诗。白居易琵琶行，浔阳江头商人妇，乃可入诗。宁有一市井商人而入诗者。商不入诗，亦中国文化传统一特征。但亦有酒楼妓女入诗者，此当善求其意义。“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此其意义易求。独以不知亡国恨责之商女，则其意义又难求，试观史乘所载亡国之际，一国之人能知其恨者又几人。非有游客，何来此商女之唱，诗人亦自抒其恨而已。又何尤于隔江之商女。非融通生命大道，又何以诵中国之诗。
诗之后有词，其体裁内容与诗亦略相仿。然词为诗余，其所咏亦转益深藏。多在闺门之内，多在行旅之余。“杨柳岸晓风残月”，咏在行旅，情在闺门，而能为一代之名词。非深求，又何以诵中国之词。今国人则一律谥之曰死文学，又曰封建文学、贵族文学、官僚文学。如“杨柳岸晓风残月”此七字，岂不仍在目前，而岂得谓之已死之封建贵族与官僚。
词之后又有传奇剧曲，主要题材仍不得离女性与家庭。其家庭亦多在田园山林间。即帝王家庭，亦必田园化山林化。如贵妃醉酒，如四郎探母，皆有园林。又如游龙戏凤，以一帝王，入市井一小酒店中，遇见一酒家女，此亦诗词题材。戏剧一贯相承，其背后皆有一修身齐家之人生大道存在。剧情反正离合，观者自可会心。一帝皇之尊，一商女之卑，游龙戏凤，礼貌曲折，同一寻常人，同一寻常事。孟子曰：“大匠与人以规矩，不能与人以巧。”诗词平仄声韵有规矩，戏剧亦同有规矩，一启口，一发声，一举手，一投足，到处有规矩。演唱者唯于规矩中见巧。规矩实即生命之本质，道家称之曰自然，儒家谓之是天命。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是知此规矩。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乃始是生命全在规矩中。大巧若拙，孔子晚年，乃到达此境界。此非外面安设些规矩，以强加之生命之上之所能比。
希腊以商立国，弄巧营利，不如农业之耕耘收藏显有规矩。中国社会妇女与农民，皆能不失规矩。为士者之修身明道，则亦必纳己于规矩中。一切学问皆然，文学亦无不然。今日国人竞慕西化，文学如小说电影，以男女自由恋爱为题材。亦必别开生面，出奇制胜，紧张刺激，为人意想所不及。必求旷天地，亘宇宙，可以一遇，难以再遘。失生命之自然，无规矩之可循。即当前文学一门，亦可识中国社会古今一大变。
或以为社会必求变求新以达于时代化。不知每一社会皆必有变有新有其时代化。以中国史言，尧舜禅让，汤武革命，下及春秋战国，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莫不各有其时代化。蒙古满洲异族入主，中国社会亦依然有其时代化。但虽屡变，而终不失其为一中国社会。不如西方史，希腊罗马中古时期以迄现代，前一时代化为乌有，后一时代乃告兴起。故中国史乃一生命之时代化，而西方史则为旧生命变成了新生命，时代变而生命亦变。而今日国人心中之现代化，则实为西方化一代名词。老子曰：“知和”，曰“常”，中国社会重在求和，故变而不失其常。西方社会重在争，故此起彼仆，乃成无常。今日西方已成为美苏相争之局面，更何有往日英法之常。今日国人亦以尊美尊苏相争，而所谓西化，亦与两次世界大战时迥异。如此则现代化实即一无常化。老子又言：“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祭祀不辍。”中国社会一部百家姓，西方社会无之，此亦一相异。
余曾游南洋新加坡、马来西亚一带，其华侨社会应自明初郑和下西洋开始，此乃远在哥伦布横渡大西洋之前。哥伦布仅以一叶扁舟达美陆，而自此西班牙、葡萄牙乃在太平洋上划一界线，以分彼此两邦向全世界开辟新径之蓝图。不久而荷兰、比利时继起，又不久而英、法追随其后。俄国彼得大帝失败在前，德意志两次大战又失败在后。然而目前之英、法又如何？比荷、西、葡又如何？其间又何尝不各自有其现代化。而如中国明代郑和下西洋，则大海船结樯连舱而去，较之哥伦布之西渡远为壮盛，并连续十余次，所航日远，直达非洲，亦在欧洲人之前。但中国社会则依然如故，郑和事，若无大影响。而移殖南洋各地之华侨，则日增无已，至今乃俨成为中国社会，不仅远在英人移殖美洲之前，亦尚在西葡南美移民之前。最相异者，中国侨民寄人篱下，所至即安，不争政权。英法帝国主义后来，遂高踞其上，而中国社会则依然如旧，仍不失为一中国社会。亦可谓亦经多次之现代化，而依旧不失其故常。故风遗俗，犹有超中国大陆之上者。
唯一大异，大陆重农，而移殖南洋者多务商，少业农。其最守旧者则为女性，故家庭完好，子孙相承，祭祀不辍，迄今无大变。又尊士，侨民多闽广籍，开设私立学校，必往上海延揽江浙籍人去任教。其唯一憾事，则国内西化之风已盛，往为师者，每携带西化观念俱去，幸未能骤改其旧习。此乃余三十年前之所见，今则又经现代化，则不知其详矣。
南洋华侨外，又有美国三藩市华侨。初以劳工赴美，迄今亦历一百三四十年，可谓已达五世之久，而中国之故风遗俗亦多存在。近年来，中国大陆力求开新，而旧金山华侨则仍多守旧。纽约市亦有华人街，其他美国都市同有数十百家中国人集居，亦多保留有中国社会之旧状。礼失而求诸野，今国人竞求变求新，求现代化，而游览美国，华侨转多较中国本土为落后，亦是一奇。
最近美国太空梭之创始，可谓现代化最新一目标。然美国外，继起者唯苏维埃，英、法诸邦无意追随，则现代化亦自有其限度。抑且今之所谓现代化，乃在机器，非在生命。生命待机器而化，机器则别有其根柢。非得有如美国之财富，又乌来有太空梭之创造。苏维埃则牺牲生民衣食以为之。然老子又言：“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太空梭不十年亦将臻于老化，西方科技进展当如此。中国人言，人唯求旧，物唯求新。中国社会主在人类生命本身上发展，故得有炎黄以来五千年之旧。西方社会主在器物资本上发展，生命本身转居其次。生命表现，亦仅在器物资本上。如一工厂，其重要表现，亦唯器物资本，多数劳工无表现。但如太空梭，岂非亦造于劳工，太空人亦可谓即劳工。围观其起飞与降落者，可多达数十万人。其他全世界人，则全在电视中略睹其形象，或在电报新闻中略聆其消息。故今日之现代化，可谓已全落入机器，而人类生命之本身似已不复足道。然苟无生命，何来机器。唯机器之享受，虽曰归于多数人，而机器之创造，则终必归于少数人。今日之言现代化，则唯求多数之享受有机器生活而已。中国人言人生享受，则如父慈子孝，齐家治国平天下，均属生命，不属器物。今日言享受，则唯器物资本之相争，他复何有。
老子又曰：“含德之厚，比于赤子。”赤子知和不知争。窃恐两百万年前原始人类之赤子，亦复如是。中国人则善保此赤子之心。西方人求变求新，方其为赤子，亦如在天堂。及其中年，乃如入战场。及其晚年，则如在坟墓。视人如物，则亦宜其老而早已矣。耶稣以原始罪恶言人生，今日科学昌明，世界进化，乃证耶稣之言不虚。本此而言现代化，则恐非末日之来临，无他途之循矣。现代化之意义岂果如此？窃愿有意治中国社会史者之有以阐其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