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入世出世之两辞。生命即是一入世。生前死后,情状渺茫,不可捉摸。中国乃一人文本位之文化。方其未生,即有胎教。及其死后,葬祭之体,慎终追远,亦为生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迄无一种出世之教。

世界各大宗教,则胥教人出世。从中国人立场言,各教徒亦仍在世间,所教亦仍是世间法。如释迦牟尼,乃印度一王子,弃妻抛子,离家出走。菩提树下枯坐有年,依然一在世人,未尝出世。及其得悟,四出传道,则更见是世人世法,唯与其他世人世法有异,如是而已。佛法来中国,中国人自以中国文化传统加以体会解释,佛法终于中国化。尤著者为禅宗。此心悟,即身成佛,立地成佛,则此佛岂不仍是一世间人,所悟仍是一世间法。信从诸僧侣,亦必自有工作,生活在世,唯出家不食荤有异而已。

国语有云“天下名山僧占尽”。名山亦在世间,仍谈不上出世。所谓出世,乃指不营干尘俗事,不操心努力于人群大众之寻常事,独身无家即其一端。衣食住三项物质生活,乃人生起码必备条件,而僧侣则一衲一钵,沿门乞讨,一窟一洞,一草篷,一茆庵,暂避风雨,已算解决。其所操心努力日夜修行以副所期望者,可云仅属内心精神方面,乃以谓之出世。

尝忆民国十七八年间,曾漫步至苏州西南郊外天平山一佛寺。其方丈乃无锡同乡,告余,年过四十,有妻室,有子女,忽决心出家为僧。一夕,到此山,爱其林树丛草,遂终夜坐山顶敲木鱼。山下农家闻之,晨来寻看,给以食物。如是积月,来者益众。供给食物外,并为盖一草篷。于是积年不去,始终在山顶,长敲木鱼度夜。远方闻风来捐助,乃成此寺,正在扩建中。佛像香案,规模俨然。此山乃不啻为此僧占了。此僧不为私,不为名利,并亦不为衣食。世俗人慕之,乃群策群力,共辟此山,共创此寺。天下名山僧占尽,率皆类此。僧尼既占此山,修理保护。游山者来此,得食得宿。又得道路桥梁交通,种种方便,经乱不破坏。“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其死生转换亦与尘世无异。正因其志在逃世,与世无争,乃得世人之共同赞助。为社会兴起了多少至高精美之艺术境界,创辟了多少敻绝超卓之名胜,为乱世预先安排了许多干净土,为苦难者妥当布置了各种方便的逃避处。佛教之在中国,亦正有其正面积极之贡献。

犹太人流亡迁徙,为人类中遭遇最多苦难一民族,乃想望上帝之拯救。耶稣则谓上帝不仅将拯救犹太人,亦将同样拯救世界其他一切人,乃有耶稣教之建立。但耶稣对世界人类有原始罪恶观,谓人类皆自天堂因罪降谪而生。逮其回归天堂,乃有世界末日。此与释迦之由业转世与其涅槃观,可谓大体相似。但耶稣上十字架,仍言将复活,斯其一种热烈坚强之入世精神,则较释迦为益胜。

耶教徒在罗马城中作地下活动,群情同感,使罗马皇帝亦不得不信其教。故耶教与佛教相比,一趋消极,一趋积极,两适相反,但同趋于不争。欧洲中古时期,封建堡垒遍地割据,而耶教寺院转亦林立。苦难人民,转相依附。治人者在堡垒中,而教人者则在寺院中。使无耶教宣扬教义,则举世黑暗,乃无一线光明之呈现。至于神圣罗马帝国之幻想,则不免与人争,乃终不能实现。十字军东征亦类此。要之,宗教出世非真出世,乃以不与人争,为世人定一新方针,辟一新途径。而一世亦莫得与之争,此则耶佛两教之同一精神。唯回教则乃与政治入世同有其好争之现象,阿拉伯人之在此世界,乃亦无长时期之得意可希。

欧洲自中古时期进至于现代国家,人多归功于文艺复兴之城市兴起。不知城市兴起,耶教亦有功。而工商业之为力则亦有限。余尝游英伦之牛津剑桥,教会之有功于西方社会者大矣。自然科学日以昌明,工商机械日以精进,世争日烈,宗教信仰日衰,教育精神亦日以转移。今之为教,主要乃在科学与工商业。此可谓乃一种入世教,主要在教人争,受教者亦各为其一己之私争。而宗教则退居在后。帝国主义殖民政策开其先路,宗教信徒则追随其后,人乃目宗教为帝国主义之走狗。此实西方近代文化一最可悲观之现象。如商人贩黑奴,而教徒乃随入黑奴群中传教,乃不能教商人不贩黑奴,但亦终不能教黑奴出世。而主奴之争一悲剧,乃终不能免。

中国传统文化异于印欧,乃在其文化体系中并不产生有宗教。主要在其政教合一。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圣君贤相,既主政,亦掌教。其政治地位之崇高,在其德,不在其力。尤在其能让,不在其能争。尧舜禅让,乃为中国政治史上传诵不绝一嘉话。政治本为公,不为私。乃为天下苍生,不为一身一家。瘁心劳神,乃其职责所在,非于一己之私有期图。天子高位,传贤不传子。道家言尧又以天子位让之许由务光,皆不受。其人其事无可详考。要之,政治高位,在中国非人人所欲争,则史迹昭然,可无多疑。故中国能有尧舜以下之大圣大贤,而不能有释迦耶稣。社会不同,文化传统不同,斯人心人事亦不同。出世入世,形迹有异,而精神胸怀,亦有可相通以求者,不贵乎拘泥一格以求。

大禹治水,栉甚风,沐烈雨,腓无胈,胫无毛,十三年在外,子生方呱呱,三过家门而不入。心唯在公不在私,较之耶稣释迦尤过之,但显为一入世人物,非出世人物。舜以天下让禹,又相似于罗马教廷之教皇,而又甚有其相异。禹欲传天子位于益,而举国人民竞拥禹子启承袭皇位,此亦举国人心所归,岂由大禹用心争夺来。中国此下君位世袭之制度,亦政治一本人心之精义所在,又岂得以帝王专制为诟病。

夏尚忠,商尚鬼。商民族于鬼神有更深之信仰,故商汤为诸侯时,有葛伯仇饷之故事。及为天子,久不雨,筑台以祷,汤自为牺牲,卧台上。其祷文曰:“四方有罪,罪在朕躬。朕躬有罪,无以罪四方。”是宗教精神与政治精神融凝一体,亦即中国传统文化一特有之精神。

周初泰伯虞仲兄弟让国逃去荆蛮。西伯昌幽于羑里,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武王伐纣,伯叔夷齐扣马而谏。伯夷叔齐亦让国。为政即当有其所以为教。周武王吊民伐罪,而不免有以兵力争天下之嫌。使无伯夷叔齐以及周公之继起,周武王故事将何以教后世。而后世之尊伯夷叔齐,乃亦更出于尊周武王之上。中国人心深有如此。

成王年幼,周公摄政。成王长而归政,是周公实不啻以天子位让成王。伊尹相太甲,放太甲于桐宫,自摄政。太甲悔过,伊尹迎之,归政。是伊尹亦不啻以天子位让太甲。让国让天下,不仅有尧舜泰伯虞仲伯夷叔齐,即伊尹周公亦然。下至春秋,天下已乱,管仲相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不以兵力。孔子曰:“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然东周王位犹在,齐仍守诸侯位。其他让国之事亦屡见。此见中国古代尊天子,亦一如西方中古时期之尊罗马教皇。唯所尊在教,故有让位而弗居。汤武征诛,虽与尧舜禅让并称,然西周开国,乃上推之于文王。孔子亦称武王有惭德。孔子弟子子贡有曰:“桀纣之恶,不如是之甚。”则征诛之与禅让终有辨。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东周以上,亦已近二千年。不以兵力,疆土日扩,民众日繁,而一统之局面维持不辍。其他民族政治成绩殆无其比。此非中国传统文化一特征而何。

孔子乃商人之后。而曰:“郁郁乎文哉,我从周。”又亦常梦见周公,而曰:“如有用我者,其为东周乎。”然又曰:“道之不行,我知之矣。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又曰:“君子无所争。”其告季孙氏则曰:“子为政,焉用杀。”不以杀伐为政,宁有杀伐争政?天子之位无可争,我则待用我者,如周公,亦可以行道于天下。世无用我者,则藏道以俟。孔子不得志于政,而一其志于教。古代政教合,至于孔子而政教分,此为中国文化一大转变。政不行于上,而教明于下,则虽分犹不分。此为中国文化之大传统。

孔子后,墨翟继起,不学周公而转学大禹。孔墨之传道,即犹古之居高位而传政。楚欲攻宋,墨子弟子三百人,为宋守城,是亦当时国际间一队义勇军。当时从政者不能用孔墨,而亦同知尊孔墨之道。政乱于上,而教昌于下。此亦犹罗马皇帝之同信耶教。唯耶稣不管凯撒事,而孔墨则即以大禹周公为志。故中国终是政教合,与西方大不同。

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此为孔墨所不言。但循此以往,政治终必出于争。西欧英法之君,均有上断头台者。而中国此下历史少其例。孟子曰:“以齐王犹反手也。”又曰:“不嗜杀人者,乃能一天下。”古之言一天下,推本于天命。而孟子则转主于民心。君者,群也。王者,往也。大群人心所归往,斯则为君王矣。民心即天命,民心变,斯天命亦无常。唯尊重人心则仍不至杀伐。故曰:“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非真服也,力不足也。”则孟子之论仍为儒家正统无疑。秦以后,论语为人人必读书,孟子则列于百家。论孟两书,地位不同。论语重言天,孟子重言民。重言民,则可以有政治不再有宗教。重言天,则有了政治,终不免再生有宗教。所贵则在能兼言之。诚则心而天,明则天而心。中庸后出于孟子,而孔孟大义之相通,则于此见之。一部中国思想史不断有进步,而亦终不失其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精神。此又中国文化传统一大特征。

战国策齐宣王见颜斶,颜斶言“士贵王不贵”,此乃自古未有之高论。尧舜禹汤文武,皆以王贵。孔子始以士贵。然孔子不言王不贵。王不贵,则政治失其地位,失其尊严,失其功能,而社会秩序散乱,群道巳隳,士又何贵。耶稣言上帝,但仍不废凯撒。荀子言法后王,亦仍不失为儒统。鲁仲连义不帝秦,曰“唯有蹈东海而死”。此亦如伯夷叔齐之不食周粟,此则王与士仍同贵。孟子不为稷下先生,宁为臣,道不行则辞而去,此乃不失儒家之正统。中国文化传统,政教合一之精义,亦于此而见。

吕不韦以邯郸商人为秦相,广招群士,创为吕氏春秋一书。榜悬之咸阳门,曰“能易一字,赏千金”。实觊觎王位,遭变罹罪。果使得志,则士贵于王,政屈于教,流风所被,政统不立,则教统亦将乱。当犹不如西方之政教分。此则难以尽言。

秦始皇帝之焚书罢博士官位,则将使王贵于士,教屈于政,斯亦失之。汉淮南王河间王皆广揽群士,势驾中央政府之上。武帝乃表章五经,设立太学,创为士人政府。公孙弘以海上一牧豕奴,拜相封侯,而曲学阿世,不能正学以言。其过在下不在上,在士不在王。要之,士贵则王亦贵,武帝之创为士人政府,实中国文化传统一大跃进。

中国五伦,君臣朋友两伦相通。刘先主临终托孤于诸葛亮,曰:“孺子可辅则辅之,不可辅则自取之。”岂不君臣亦如朋友。诸葛亮告后主,受先帝之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此则君臣大义亦犹朋友。曹操司马懿志存篡弑,为后世鄙斥。道统尊王,父子相传,以期举世之平安。君位世袭可免纷争,遂成为中国之法统。而法统之上尤有道统教统,此乃为中国之政统。故中国历史以士为贵。士不贵,为王者岂可蔑道统教统于治统政统之外。此则非中国文化传统之所许。

近代国人尊尚西化,自秦以下鄙之谓帝王专制。不知君位世袭,乃一制度,非即专制。一部二十五史,昭彰可证。唐太宗欲读当时史臣所为实录,史臣拒之曰:“实录国史,所以告后世,非陛下所当阅。”太宗不之强。即此一例,可概其余。孔子作春秋,君臣同有褒贬。曰:“春秋天子之事。”后世承之,一部二十五史中,君王之罪不绝书。幽、厉则为幽、厉,桓、灵则为桓、灵。桓、灵而得专制,何来董卓、曹操。专制而得其道,即非专制。

西方文化传统,亦可谓其最失败者乃在政治一项。希腊罗马中古时期可勿论。专就现代言,果使政治得其道,西欧狭小一地区,不当多国分裂,又常相战斗,不得有一日之安定。哥伦布横渡大西洋,战斗遂遍及于其他各洲。专就英国言,如今之美国加拿大澳洲,岂不皆由英民移殖,而亦分裂成国,不相统一。其他殖民地,今亦各自独立。则英伦三岛,亦仍此英伦三岛而止。此即政治失败,亦其政教分立,有政无教所使然。

西方人政治无理想,当其艰苦困厄,则寄望于宗教。天国出世,转而为入世,乃有民主革命。又转而向外,则为帝国兼并。美其名曰争自由,争平等,争人权,而始终脱不了一争字。当前世界有国一百五十以上,实不啻皆从争来。宗教不足餍一世之望,政治亦然,乃转而寄望于科学。则试问电灯自来水岂能统治此世界?飞机潜艇大炮亦岂能统治此世界?即最高杀人利器如核子武器原子弹,又岂能统治此世界?凯撒不能耶稣化,转而原子弹核子弹化,生民前途复何望。

中国人心理则不同。艰苦困厄,则望有圣君贤相出,以拯斯民于水火。其所想望,不在出世在入世,不在耶稣在凯撒。纵使圣君不易遇,尚可得贤相。秦以下,至少亦维持一广土众民之大国,迄两千年之久。此亦非无弱点。秀才遇了兵,有理说不清。近代中国人遭遇西方压力,乃深以为耻。如日本,本受中国化,改受西化,一跃而为世界大强国。占据朝鲜台湾,食而不化,贪吃无餍,又求吞并全中国,引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卒以无条件投降。往事不远,犹在目前,岂不足引为炯戒。

民国肇建,七十年来,人人为爱国家爱民族,不惜舍己从人。人以机关枪来,我亦以机关枪往。线装书扔毛厕,出洋留学则为立国唯一大本。最近则学美学苏,全国分裂为二。美苏形势如何转变,尚不易知。可知者,世界绝不得安。全部欧洲史可作明证。教不问政,政不从教。政教分,乃其大病害。求之举世其他民族,独中国能政教合一。若西方人能专从耶稣教,亦不会产生机关枪,更何论原子弹。西方政治在教化之外,故其政府乃能有此杀人利器之发明。中国亦求进步如西方,乃自尧舜周孔并加毁弃,不仅无政,并将无教。而竞言争平等、争自由、争民主、争人权,则试问无政无教又于何争之?若一意西化,则试问学苏学美之争,又作何解。中国传统文化乃一入世精神之文化,而慕效西化,乃一意学凯撒,而不知西方文化中尚有耶稣,则宜其远失之。当前即然,何论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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