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始于三百篇，而规模体具于汉。自是而魏，而六朝、三唐，历宋、元、明，以至昭代，上下三千余年间，诗之质文体裁格律声调辞句，递升降不同，而要之，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其学无穷，共理日出。乃知诗之为道，未有一日不相续相禅而或息者也。但就一时而论，有盛必有衰；综千古而论，则盛而必至于衰，又必自衰而复盛。非在前者之必居于盛，后者之必居于衰也。乃近代论诗者，则曰：三百篇尚矣；五言必建安、黄初；其余诸体，必唐之初、盛而后可。非是者，必斥焉。如明李梦阳不读唐以后书，李攀龙谓唐无古诗，又谓『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弗取也』。自若辈之论出，天下从而和之，推为诗家正宗，家弦而户习。习之既久，乃有起而掊之、矫而反之者，诚是也。然又往往溺于偏畸之私说，其说胜，则出乎陈腐而入乎颇僻；不胜，则两敝。而诗道遂沦而不可救。由称诗之人，才短力弱，识又蒙焉而不知所衷。既不能知诗之源流本末正变盛衰，互为循环；并不能辨古今作者之心思才力深浅高下长短，孰为沿为革，孰为创为因，孰为流弊而衰，孰为救衰而盛，一一剖析而缕分之，兼综而条贯之。徒自诩矜张，为郛廓隔膜之谈，以欺人而自欺也。于是百喙争鸣，互自标榜，胶固一偏，剿猎成说。后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汩。不能不三叹于风雅之日衰也！
二、盖自有天地以来，古今世运气数，递变迁以相禅。古云天道十年而一变。此理也，亦势也，无事无物不然。宁独诗之一道，胶固而不变乎？今就三百篇言之：风有正风，有变风；雅有正雅，有变雅。风雅已不能不由正而变，吾夫子亦不能存正而删变也；则后此为风雅之流者，其不能伸正而诎变也明矣。汉苏李始创为五言，其时又有亡名氏之十九首，皆因乎三百篇者也。然不可谓即无异于三百篇，而实苏李创之也。建安、黄初之诗，因于苏李与十九首者也。然十九首止自言其情，建安、黄初之诗乃有献酬、纪行、颂德诸体，遂开后世种种应酬等类。则因而实为创。此变之始也。三百篇一变而为苏李，再变而为建安、黄初。建安、黄初之诗，大约敦厚而浑朴，中正而达情。一变而为晋，如陆机之缠绵铺丽，左思之卓荦磅礴，各不同也。其间屡变而为鲍照之逸俊、谢灵运之警秀、陶潜之澹远，又如颜延之之藻缋、谢朓之高华、江淹之韶妩、庾信之清新。此数子者，各不相师，咸矫然自成一家，不肯沿袭前人以为依傍，盖自六朝而已然矣。其间健者如何逊、如阴铿、如沈烱、如薛道衡，差能自立。此外繁辞缛节，随波日下，历梁、陈、隋以迄唐之垂拱，踵其习而益甚，势不能不变。小变于沈、宋、云、龙之间，而大变于开元、天宝。高、岑、王、孟、李，此数人者，虽各有所因，而实一一能为创。而集大成如杜甫，杰出如韩愈，专家如柳宗元、如刘禹锡、如李贺、如李商隐、如杜牧、如陆龟蒙诸子，一一皆特立兴起。其它弱者，则因循世运，随乎波流，不能振拔，所谓唐人本色也。宋初，诗袭唐人之旧，如徐铉、王禹偁辈，纯是唐音。苏舜卿、梅尧臣出，始一大变，欧阳修亟称二人不置。自后诸大家迭兴，所造各有至极。今人一概称为『宋诗』者也。自是南宋、金、元，作者不一。大家如陆游、范成大、元好问为最，各能自见其才。有明之初，高启为冠，兼唐、宋、元人之长，初不于唐、宋、元人之诗有所为轩轾也。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谓『唐无古诗』，并谓『唐中、晚且无诗也』。噫，亦可怪矣！今之人岂无有能知共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说，锢习沁入于中心，而时发于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则其说之为害烈也。
三、原夫作诗者之肇端而有事乎此也，必先有所触以兴起其意，而后措诸辞、属为句、敷之而成章。当其有所触而兴起也，其意、其辞、其句，劈空而起，皆自无而有，随在取之于心。出而为情、为景、为事，人未甞言之，而自我始言之，故言者与闻其言者，诚可悦而永也。使即此意、此辞、此句虽有小异，再见焉，讽咏者已不击节；数见，则益不鲜；陈陈踵见，齿牙余唾，有掩鼻而过耳。譬之上古之世，饭土簋，啜土铏，当饮食未具时，进以一脔，必为惊喜；逮后世臛臇鱼脍之法兴，罗珍搜错，无所不至，而犹以土簋土铏之庖进，可乎？上古之音乐，击土鼓而歌康衢，其后乃有丝、竹、匏、革之制，流至于今，极于九宫南谱。声律之妙，日异月新，若必返古而听击壤之歌，斯为乐乎？古者穴居而巢处，乃制为宫室，不过卫风雨耳，后世遂有璇题瑶室，土文绣而木绨锦；古者俪皮为礼，后世易之以玉帛，遂有千纯百璧之侈。使今日告人居以巢穴、行礼以俪皮，孰不嗤之者乎？大凡物之踵事增华，以渐而进，以至于极。故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乾坤一日不息，则人之智慧心思必无尽与穷之日。惟叛于道、戾于经、乖于事理，则为反古之愚贱耳。苟于此数者无尤焉，此如治器然，切磋琢磨，屡治而益精，不可谓后此者不有加乎其前也。
彼虞廷『喜』『起』之歌，诗之土簋击壤、穴居俪皮耳。一坟华于三百篇，再增华于汉，又增华于魏。自后尽态极妍，争新竞异，千状万态，差别井然。苟于情、于事、于景、于理随在有得，而不戾乎风人『永言』之旨，则就其诗论工拙可耳，何得以一定之程格之，而抗言风雅哉？如人适千里者，唐虞之诗，如第一步，三代之诗如第二步；彼汉魏之诗，以渐而及，如第三、第四步耳。作诗者知此数步为道途发始之所必经，而不可谓行路者之必于此数步焉为归宿，遂弃前途而弗迈也。且今之称诗者，祧唐虞而禘商周，宗祀汉魏于明堂，是也；何以汉魏以后之诗，遂皆为不得入庙之主？此大不可解也。譬之井田封建，未甞非治天下之大经，今时必欲复古而行之，不亦天下之大愚也哉？且苏李五言与亡名氏之十九首，至建安、黄初，作者既已增华矣，如必取法乎初，当以苏李与十九首为宗，则亦吐弃建安、黄初之诗可也。诗盛于邺下，然苏李、十九首之意，则寖衰矣。使邺中诸子，欲其一一摹仿苏李，尚且不能，且亦不欲；乃于数千载之后，胥天下而尽仿曹刘之口吻，得乎哉？或曰：『「温柔敦厚，诗教也」。汉、魏去古未远，此意犹存，后此者不及也。』不知『温柔敦厚』，其意也，所以为体也，措之于用则不同；辞者，其文也，所以为用也，返之于体则不异。汉魏之辞，有汉魏之『温柔敦厚』；唐、宋、元之辞，有唐、宋、元之『温柔敦厚』。譬之一草一木，无不得天地之阳春以发生。草木以亿万计，其发生之情状，亦以亿万计，而未甞有相同一定之形，无不盎然皆具阳春之意。岂得曰若者得天地之阳春，而若者为不得者哉？且『温柔软厚』之旨，亦在作者神而明之；如必执而泥之，则巷伯『投畀』之章，亦难合于斯言矣。
从来豪杰之士，未甞不随风会而出，而其力则甞能转风会。人见其随乎风会也，则曰：其所作者，真古人也！见能转风会者以其不袭古人也，则曰：今人不及古人也！无论居古人千年之后，即如左思去魏未远，其才岂不能为建安诗耶？观其纵横踯踏、睥睨千古，绝无丝毫曹刘余习。鲍照之才，迥出侪偶，而杜甫称其俊逸；夫『俊逸』则非建安本色矣。千载后无不击节此两人之诗者，正以其不袭建安也。奈何去古益远，翻以此绳人耶？
且夫风雅之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时，谓政治、风俗之由得而失、由隆而污。此以时言诗，时有变而诗因之。时变而失正，诗变而仍不失其正，故有盛无衰，诗之源也。吾言后代之诗，有正有变，其正变系乎诗，谓体格、声调、命意、措辞、新故升降之不同。此以诗言时，诗递变而时随之。故有汉、魏、六朝、唐、宋、元、明之互为盛衰，惟变以救正之衰，故递衰递盛，诗之流也。从其源而论，如百川之发源，各异其所从出，虽万派而皆朝宗于海，无弗同也。从其流而论，如河流之经行天下，而忽播为九河，河分九而俱朝宗于海，则亦无弗同也。
历考汉魏以来之诗，循其源流升降，不得谓正为源而长盛，变为流而始衰。惟正有渐衰，故变能启盛。如建安之诗正矣盛矣，相沿久而流于衰，后之人力大者大变，力小者小变。六朝诸诗人，间能小变，而不能独开生面。唐初沿其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而陋者必曰：此诗之相沿至正也。不知实正之积弊而衰也。迨开宝诸诗人，始一大变。彼陋者亦曰：此诗之至正也。不知实因正之至衰变而为至盛也。盛唐诸诗人，惟能不为建安之古诗，吾乃谓唐有古诗。若必摹汉魏之声调字句，此汉魏有诗，而唐无古诗矣。且彼所谓陈子昂『以其古诗为古诗』，正惟子昂能自为古诗，所以为子昂之诗耳。然吾犹谓子昂古诗，尚蹈袭汉魏蹊径，竟有全似阮籍咏怀之作者，失自家体段；犹訾子昂不能以其古诗为古诗，乃翻勿取其自为古诗，不亦异乎！杜甫之诗，包源流，综正变。自甫以前，如汉魏之浑朴古雅，六朝之藻丽秾纤、澹远韶秀，甫诗无一不备。然出于甫，皆甫之诗，无一字句为前人之诗也。自甫以后，在唐如韩愈、李贺之奇奡，刘禹锡、杜牧之雄杰，刘长卿之流利，温庭筠、李商隐之轻艳，以至宋、金、元、明之诗家称巨擘者，无虑数十百人，各自炫奇翻异；而甫无一不为之开先。此其巧无不到、力无不举，长盛于千古不能衰、不可衰者也。今之人固羣然宗杜矣，亦知杜之为杜，乃合汉、魏、六朝并后代千百年之诗人而陶铸之者乎！唐诗为八代以来一大变。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苏、王、黄，皆愈为之发其端，可谓极盛。而俗儒且谓愈诗大变汉魏，大变盛唐，格格而不许。何异居蚯蚓之穴，习闻其长鸣，听洪钟之响而怪之，窃窃然议之也！
且愈岂不能拥其鼻、肖其吻，而效俗儒为建安、开、宝之诗乎哉！开、宝之诗，一时非不盛，递至大历、贞元、元和之间，沿其影响字句者且百年，此百余年之诗，其传者已少殊尤出类之作，不传者更可知矣。必待有人焉起而拨正之，则不得不改弦而更张之。愈甞自谓『陈言之务去』，想其时陈言之为祸，必有出于目不忍见、耳不堪闻者。使天下人之心思智慧，日腐烂埋没于陈言中，排之者比于救焚拯溺，可不力乎！而俗儒且栩栩然俎豆愈所斥之陈言，以为秘异而相授受，可不哀耶！故晚唐诗人，亦以陈言为病，但无愈之才力，故日趋于尖新纤巧。俗儒即以此为晚唐诟厉，呜呼，亦可谓愚矣。至于宋人之心手日益以启，纵横钩致，发挥无余蕴。非故好为穿凿也，譬之石中有宝，不穿之凿之则宝不出。且未穿未凿以前，人人皆作模棱皮相之语，何如穿之凿之之实有得也。如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此韩愈后之一大变也，而盛极矣。自后或数十年而一变，或百余年而一变；或一人独自为变，或数人而共为变：皆变之小者也。其间或有因变而得盛者，然亦不能无因变而益衰者。
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必以其才智与古人相衡，不肯稍为依傍，寄人篱下，以窃其余唾。窃之而似，则优孟衣冠；窃之而不似，则画虎不成矣。故宁甘作偏裨，自领一队，如皮陆诸人是也。乃才不及健儿，假他人余焰，妄自僭王称霸，实则一土偶耳。生机既无，面目涂饰，洪潦一至，皮骨不存。而犹侈口而谈，亦何谓耶？
惟有明末造，诸称诗者专以依傍临摹为事，不能得古人之兴会神理，句剽字窃，依样葫芦。如小儿学语，徒有喔咿，声音虽似，都无成说，令人哕而却走耳。乃妄自称许曰：『此得古人某某之法』。尊盛唐者，盛唐以后，俱不挂齿。近或有以钱刘为标榜者，举世从风，以刘长卿为正派。究其实不过以钱刘浅利轻圆，易于摹仿，遂呵宋斥元。又推崇宋诗者，窃陆游、范成大与元之元好问诸人婉秀便丽之句，以为秘本。昔李攀龙袭汉魏古诗乐府，易一二字，便居为己作；今有用陆范及元诗句，或颠倒一二字，或全窃其面目，以盛夸于世，俨主骚坛，傲睨今古。岂惟风雅道衰，抑可窥其术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