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道坚(1237—1318),字处逸,号南谷子,当涂采石(今属安徽马鞍山)人,是宋元之际的著名道士。元初,曾劝伯颜攻城不杀,并入觐元世祖,言求贤养贤用贤之道,受到重视,命住持杭州宗阳宫。其著作,最重要的是《文子缵义》12卷。本书在清代被收入“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提要》在对其人其书进行介绍时,称杜之“始末无考”,书之“传本颇稀”,已“散佚不完”,只得将《永乐大典》中的残本编入。这样一来,人们对杜道坚及其《文子缵义》的认识和研究,便长期处于模糊和不甚了了的状态。其实,杜道坚的生平并非无考,该书也未散佚,而是尚存《道藏》之中,值得好好研究。
一、杜道坚的生平
关于杜道坚生平,见于赵孟頫《松雪斋文集》卷九的《隆道冲真崇正真人杜公碑》和朱右《白云稿》卷三的《杜南谷真人传》。现再据其他资料加以补充,综合考述如下:
杜道坚,宋理宗嘉熙元年(1237)出生于当涂采石。据说是晋朝名人杜预之后,时代久远,难以确证。其祖父辈在宋朝是“晦迹丘园”的老百姓。他天性颖敏,年十四,即嗜老氏学,辞母去俗,著道士服。年十七,寄迹天庆观。不久,成为理宗的御前道士。继而去茅山,阅读《道藏》,成为茅山宗嫡传弟子。宗室赵与言在担任户部侍郎江东转运使的时候,闻其名,延致宾馆,知遇最厚。后又再次来到首都杭州,南宋初名将杨存中的五世孙杨颖祖,以礼延请他主持吴兴计筹山升元报德观,时在景定壬戌(1262)。这年,杜道坚26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很想有一番作为。于是“兴玄学,饬轨范”,数年之中,“百废具举,徒众悦服”,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不久,承宣使入内都知邓惟善舍宅,建立宗阳宫、纯真观,又请他作主持,并将他引荐给宋度宗,度宗高兴地接见了他,赐号“辅教大师”。
但这时的南宋王朝已经进入末期,内部政治十分腐败,宋蒙关系特别紧张,兵连祸接,人心浮动,陷入了严重的统治危机。杜道坚虽有志于救世,但在这种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的社会面前,感到无能为力。只好在升元观之东北,白石山顶建了个披云庵,准备在这里“逸老”终生。
至元十二至十三年(1275—1276),优势的元军在伯颜的率领下渡过长江,对腐朽的宋王朝展开了毁灭性的最后决战。战争是十分残酷的,“天兵南渡,所在震动”。在这样的形势下,杜道坚的思想也不能不被“震动”。他考虑到“玉石虑毁于昆岗,黎庶惧沦于涂炭”,普通百姓的日子是最难过的,“衣食无从,忍填沟壑”。难道自己在这场劫难中,能够无所作为,袖手旁观吗?“弓刀曷措,莫救乡间”。于是他“慨然冒矢而出,叩军门”,回到故乡当涂,谒见正驻军在那里的元军统帅伯颜,“披胆陈辞,为民请命”说:“宋祚当终,历数有在”,宋王朝太腐朽了,固然应该灭亡,由新的王朝来代替,这是天命。但完全依赖武力征服,破坏性太大,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会引起更大的反抗;如果“王诚不杀,则民归有赖”。只要不乱杀人,老百姓自然会归顺依赖的。伯颜听他说得很有道理,被他的诚恳感动了,非常高兴,“恨见之晚”,立即“禁将士下未附者,毋劫掠”,从此“军麾为之敛兵,民社因之安堵”。战争灾难,终于在他的劝说下,有了转变。
江南平定之后,杜道坚又跟随伯颜“驰驿入觐”,到上都去朝见元世祖。这时,世祖皇帝“方纲纪四方,并包九有,思修文而偃武,躬屈己以求贤”,正在考虑全国统一后,如何治理国家,大力招揽人才。听说在平定江南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杜道坚,到上都来了,非常高兴,“瞻师之来,奏闻立召”。杜道坚自然也是非常高兴,“望云就日,喜见尧天”。他态度轩昂,不卑不亢,踏着稳健的步子,“布武升阶,高谈王道”。据说,元世祖“嘉其古直,屡赐恩光”,对他的直言无隐很能虚心接受;因此,他也就“感激圣恩,莫知云报”,把他的心中的话全都说了出来。主要内容是“首陈当世之务”,言求贤养贤用贤之道,推荐了一些堪为将相的人才。世祖听了,莫不高兴,便想委任他执政,他极力推辞。世祖只好改派他“乘传江南,求有道之士”。他接受任命回到江南,在各地搜访到一批人才,完成了任务。
至元十七年(1280),世祖又亲授“玺书”,命他提点道教,住持杭州宗阳宫,护持纯真观,兼领升元观。到大德七年(1303)升任杭州路道录,教门高士真人,别立通玄观,兼领杭州四圣延祥观。仁宗皇庆改元(1312),锡号隆道冲真崇正真人,依旧住持杭州宗阳宫,兼湖州计筹山升元观、白石通玄观。
杜道坚入元以后,主要是作道教提点,他利用这个职务与机会,既护持道教事业的发展,又广泛结交各方面的人士,关心民众疾苦,发展文化教育,校勘古籍,著书立说。当然,也少不了游览名山胜水,吟诗唱和。
杜道坚的交游十分广泛。道教中的师友,主要有葛师中、蒋玉海、邓惟善、邓牧、张与材、李道纯、张留孙、吴全节、孙益谦、吴存实、俞正因、黄石翁、马臻等。政府中的上层官员,主要有赵与言、杨颖祖、邓惟善、伯颜、张伯淳、柯谦、方回,杭州路达鲁花赤、赵孟頫等。文化界的名流学者,主要有牟献、黎立武、徐天佑、王易简、任士林、戴表元、吾丘衍、李彳刊、胡长孺、仇远、郑元佑、倪瓒、侯克中、顾瑛、张翥等。
通过以上这些人物相互交往活动史料的记载,我们可以把杜道坚的事业功绩,大致归纳如下:
(1)促进道教事业的发展:他主持修建了许多道教宫观,主要有升元观、通玄观、宗阳宫、老子祠、纯真观、延祥观。还广度道教信徒,传授了众多的弟子。有较大影响的有薛志享、林德芳、姚志恭、李拱瑞、张德懋、赵嗣祺、岳榆、袁德逵等人。
(2)关心民瘼:这样的事例很多,例如:劝伯颜平江南攻城勿滥杀,入觐元世祖呈求贤用贤之道,救灾荒关心民众疾苦,乐善好施救济贫困等,难以备举。
(3)著书立说:写出了许多颇有新意的著作。主要有:《道德经玄原旨》4卷。《玄经原旨发挥》2卷。《通玄真经缵义》12卷。《关令阐玄》3卷。还曾为《平宋录》和《中和集》作《序》。又善作诗,与邓牧、顾瑛、马臻等人之间曾有唱和,即是明证。还很会写字,书法水平很高,《古今图书集成》把他列入“字学典·书家部”,认为是有成就的书法家。
杜道坚在道教中威望很高,享年也很高,历元初世祖、成宗、武宗、仁宗诸朝,直到延佑五年(1318)正月十一日逝世,享年82岁。
二、《文子缵义》的思想
杜道坚的主要著作《文子缵义》,后被收入“四库全书”,虽属残本,仍被视为珍本,不少人认为天涯中只此残本矣,不无遗憾。其实,《文子缵义》并未散佚不全,明朝正统年间编辑的《道藏》中,就保留了它12卷的全本,只不过名为《通玄真经缵义》罢了。现在,《道藏》已经影印出版,人们终于得窥久被尘封的《文子缵义》的全貌。本书是对道家经典《文子》的铨释,其《缵义》部分实际上是杜道坚本人的思想,他在元朝统一全国的新时期写作此书,是有其重要的时代和现实意义的。
《缵义》正文12卷:1.道原;2.精诚;3.九守;4.符意;5.道德;6.上德;7.微明;8.自然;9.下德;10.上仁;11.上义;12.上礼。各卷条数不等,共269条。现将其思想义蕴,略加分类阐述。
(一)对道家思想的继承发展
杜道坚在《缵义》中,第一卷首揭的就是“道原篇”,开宗明义是要根据老子之道,来阐发道的学说。
道的学说,博大精深,内涵十分广泛。《缵义》说:“道原于天,万物斯长;道且强名,何名非强。是故生天地、育万物,变化有无,不测其妙者,道也”(1卷1条。以下引文,均只注卷数/条数,省去“卷”、“条”二字)。这与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的意思,是完全一致的。他们都认为道是先天地而生的宇宙本原。
《缵义》抓住“道”这个核心继续进行阐发,他认为道是万物的本原,“道无形而生有形,始乎无始,终乎无终,一元之气,肇于太易,太易其万物之祖乎。”(1/15)不过,老子所说的道还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比较含混,《缵义》则明确地说,“道无正形,物随而形。天地间之无形无象者,皆可陶冶而变化,道其神矣乎。”(7/4)天地万物的始初,道处于混沌的状态,本是人们感觉不到的,但却又是可以被感知的万物产生的本原,真是太神妙了。
道,具有物质的特性,《缵义》认为“宇宙之间,造化流行而不息者,气而已也”(8/2)。“气乃无形之物,物乃有形之气”,它们之间是一种“体用”的关系(5/2)。这就向唯物主义迈出了可喜的一步。道,还具有普遍性、无限性,《缵义》认为“夫道,高下无极,遐迩贯通,无形无名,有情有信,圣人体道,不私喜怒,事至而应”(4/1),是任何地方都存在的,而且“朴大无形,道大无量,天圆地方,道在其中。”(8/3)它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无所不包,无始无终,无限发展,无法穷究。
道,既然是万物的本原,又具有发展的特性,因而也就是有规律的,《缵义》认为“道生天地,天地生人,气神感化,形万殊而道一焉”(8/20)。“道乃天下之所共,时来时去,不将不迎,立乎中央,以制四方。”(4/19)道制约着万事万物,万事万物在发展的过程中无不遵循道的规律,这个规律就是“道极则反,物盛则衰,理之常也;卮满则倾,刃刚则折,物之常也。”(3/16)这个“物理之常”还表现为阴阳、祸福、盈虚诸多方面,人们应该按照道的原则、规律去认识处理问题。
杜道坚阐发老子思想,又继承和发展了道家思想。老子在谈论道和德的关系时说:“失道后而后德”,其地位是显然不同的,因为万物是“道生之,德养之”,所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这话的含义不太明确,容易产生误解。《缵义》则明确指出:“道尊德贵,异名同出;生之畜之,不无不有。”(2/6)而且“天地之道,以德为主,而道为之命,物各自正,自然而已。”(8/4)二者密不可分,“天性即道,性善即德。”(5/1)它们无非是表里、体用、整体部分的关系而已。
(二)对儒家思想的吸收融合
老子在论述道与德的地位之后,还说“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仁、义、礼等的地位更是明显的等而下之,特别是“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更居于排斥之列,属于深恶痛绝的东西。《缵义》就不囿于传统,敢于在新的历史时期,新的现实需求的形势下,把儒家思想中这些有用的东西吸收进来,对道家思想的某些命题作出新的解释。
在《缵义》中,有不少专门谈论要上仁、上义、上礼的意见。“仁义者,道之孙、德之子欤!四者若不相及,而未尝相离。”(7/18)它们相互之间,关系十分密切,并不排斥,只不过层次不同罢了。仁义,是辅佐道德的准绳。《缵义》认为“有圣贤者起,持以道德,辅以仁义,”就可“混天下为一家。”(12/13)何必拒绝排斥呢!“礼者,检身之式,防邪之具,天下之通道。”其功用自然是很大的。礼的进一步扩大,就是礼义廉耻,其情况作用也一样。《缵义》认为:“君子之礼义廉耻,犹匠石之规矩准绳也”。
从以上的论述中不难看出,《缵义》中吸收了许多儒家思想的成分。众所周知,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是不谈理的,理学的创立和盛行,是宋代儒家宣扬的结果。理学在宋代思想界占有重要的地位与影响,杜道坚是不会超然理外的。《缵义》谈论理的地方很多,例如,“天下通行之谓道,万古不易之谓理,故道理最大。自古有国家者,得道则昌,失理则亡。”(10/14)这里的理,显然是指事物之理,而且与道联系在一起,具有原则、规律的意思,人们必须按照理的原则处理事务。有些时候更把理与天联系在一起,称为天理。“道心人心,天理人欲之分也。理胜则所为皆天,欲胜则所为皆人。”(4/15)这种天理人欲论,显然是宋代理学家们经常宣扬的东西。
(三)儒道互补的政治思想
杜道坚著《缵义》的目的,看一看本书的“序”就清楚了,“古之君天下者,太上无为,其次有为。是故皇以道化,帝以德教,王以功劝,霸以力率,四者之治,若四时焉。”清楚地说明此书是一部政治思想很浓的资治书。
道,既然是万事万物的本原和规律,治理国家当然也不应该例外。《缵义》认为治国之本,必须循道,“上古之君,法天道。”(1/2)这个天道就是清静无为,“天清地静,故能长久。圣人以清静为治者,法天地也。”(9/13)“圣人之治,恭默无为。”(1/7)都说明要实行无为而治。
首先,要把君民的关系处理好,君主要重视人民的地位、意志和作用。“德胜者霸,得人心也;胜敌者强,得人力也;非得人之心,未有能用人之力。”(4/13)从历史的事实上看,“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一也。”(8/3)要把人当人看待。皇帝是“代天作子,故称天子。天子视民犹赤子,不废所与养。”(8/19)必须善于爱护养育,“使之以时,而敬慎之。”(10/6)要让人民有饭吃、生活安稳、国家富裕。“国非民不立,民非食不生。”(7/23)“民富,则国昌矣。”(6/17)思想上要认识到“君子小人,均是人也;为君子而教不被于小人,何德以资小人之养哉!君善下而不争,则群众献其忠,柢固根深而国安矣。”(7/19)
其次,要反对苛政,施行仁政:《缵义》认为不能过分使用民力,“立法创事以盗民力,初若利之,至于末流,未有不自贼者也。”(4/5)如果不爱惜民力,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就是苛政,就会引起人民的反抗。“多敛民仇,来怨之媒也。”(5/8)“政苛民乱,理所必然。”(2/13)严重的就会带来亡国的灾祸,“国之苛政横行,犹江河之大溢,风雨之暴作,曾不少久,亡其及矣。”(7/7)
第三,要无为而治:治理国家,需要做的事很多,何事该做?该何时做?先后如何?是不能主观主义盲目行事,而应该遵守一定的原则。《缵义》的意见是应该符合道的原则,按道的规律处理。“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古之善为天下者,无为而无不为。”(10/21)无为的作用很大,有很多好处,“上无为,民自化;上无事,民自富;上好静,民自正;上无欲,民自朴。”(1/14)无为,并非任何事都不做,“无为者,非木石其心而不动也。圣人应物,不先物,因其自然之势。”(8/16)而是该做才做,不该做就不做,哪能什么事都不做呢,“智者不为其所不能为,强所不能,则非智矣。”(5/8)真是该做的事,还是要做的。
第四,无为而治,还表现在用人方面,《缵义》说:“有天下者,不患不治,患不得人。得人则王者无为乎上,守而勿失。国之治乱系乎人。”(8/14)不要自以为聪明能干,便独断专行,“道可独行,事不可以独擅。”(6/7)国家的范围太大了,需要处理的事情太多了,决不是任何个人的力量可以胜任的,“一人之材难为治,不以智为治。”(1/22)必须发挥众人的智慧,群策群力才能完成任务。“夫用人之道,以天下之目视耳听,则聪明广;以天下之智虑争,则功业大。故贤者尽智,愚者竭力,近者怀恩,远者怀德。”(10/2)当然,对人才的要求应该符合实际,不能要求过高,“人无十全,事无尽美,舍小取大,何功不成,舍短从长,何事不济。”(11/10)“圣人兼而用之,故无弃人无弃才。”(8/15)把所有的人都用起来了,事情都能很快办好,国君还有什么需要操心的呢?!
第五,无为而治,还需用法来辅助:法,在老子书中是没有地位的,儒家强调人治也不把法治放在重要地位,《缵义》却看出了它的重要性。他认为“道乃法之本,法乃道之用。治国有常,而理民为本者,道也。政教有道而令行为右者法也。圣人法与时变,礼与俗化,法度制令,各因其宜。故曲士不可与论至道,为其束于教耳。”(11/4)道与法,是体与用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修身无法则事惑,治国无法则政乱。”(3/13)是必不可少的。需要注意的是,“圣人立法,以导民心,使各安其自然之分。”(8/5)而且要简单宽松一些,不要太烦琐严峻,“易则易知,简则易从。夫法无刑诛之刻,则易于治;御无捶策之繁,则能致远。”(1/21)立法要特别慎重,一经建立公布就要有相对的稳定性,不宜随便更改,“治不可以多事,法不可以数变。”(7/5)执法者要没有私心,公正廉明,贵贱平等,“人有私心,罔不害道;人主无私,故法一而令行。”(9/19)用同一的尺度标准去衡量,才能服众,“法者,人主示度量,为天下准绳也。法定之后,不二所施。夫犯法者,虽尊贵必诛;中度者,虽卑贱无罪;故私欲塞,而公道行矣!”(11/7)只要“刑不致酷,则百官尽职,万民服业,天下隆平矣!”(5/19)
杜道坚以方外道士之身,不忘民人疾苦,有志于救世,精神可嘉。他密切结合现实的需要,著成《缵义》一书,弘扬传统文化,总结历史经验,探寻治国的新方案,无疑对当时的执政者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是有其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的。
对《文子》加以注释讲解的道家著作。《四部备要》本,12卷。另有《道藏》本。南宋杜道坚撰。坚字南谷,当涂(今属安徽)人,武康(今浙江德清)计筹山升玄观道士。据清纪昀、陆锡熊、任大椿校书序言考证,道坚为南宋理宗时(1225—1264)人。因其所居计筹山有文子故迹,故注其书。所采诸家之说,不标姓名,但题曰旧注。坚自为说者,则题为缵义以别之。所录旧注及自注均以讲述大义为主,列于一段之后,而文字训诂较少。自元以来,传本颇稀,《永乐大典》尚载其文。其《精诚》、《符言》、《上德》、《微明》、《自然》、《下德》、《上义》七篇首尾完备。《道原》、《十守》、《道德》、《上仁》、《上礼》五篇原本失载。《四部备要》本前七篇原文注文俱存,后五篇只载原文,无注文。书前有牟牟巘所撰《文子缵义原序》,及《四库全书》馆臣纪昀等人上奏的校书记。《道藏》本,12篇注俱全。 查看详情>>
十二卷。宋杜道坚撰。杜道坚收藏和撰注的道经颇多,有 《道德玄经原旨》、《玄经原旨发挥》、《通玄真经缵义》等,《通玄真经缵义》又名《文子缵义》。前人研究《文子》的学者,有北魏李暹作《文子注》,将计然、文子二人合称为一人,认为文子姓辛名钘。唐马总《意林》称李暹之说谬甚。唐颜师古作《汉书注》,称文子与孔子并时,但又提出“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的疑问。唐柳宗元指斥《文子》为“驳书”,认为其书不纯。杜道坚撰《文子缵义》,认为范蠡师计然见于《史记》,同意颜师古关于文孔二子同时的说法,认为徐灵府因有与平王问答而称计然为周平王时人误甚。认为所说的与平王问可能是指楚平王,文子、计然是同一人。传说计筹山是因文子计然曾筹度于此而得名。所以杜道坚自称在那里修道是为了访文子之遗踪,建白石通玄观。因获《文子》故编,闲暇时分章缵义而成其书。杜道坚采用《文子》十二篇本,录其原文,依段分章,于每章之后作缵义。集众家解说,又申已意,文理通畅,不失道家旨意。此书在流传过程中已有散失,清《四库》馆据《永乐大典》仅录七篇,又据它本补《文子》原文以足十二篇之数。而明《道藏》本中仍存全书十二篇,可惜《四库全书》撰修时未审其详。后世学者对《文子缵义》一书颇为推重,认为此书是北魏以来保留最全的《文子》注本,认为观此书所载《文子》原文,如见诸家善本,对于后世研究 《文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现存明 《道藏》本、清《四库全书》本、《道藏举要》本,《二十二子》本、《二十五子汇函》本、《丛书集成初编》本、《四部备要》本等 (皆题《文子缵义》)。 查看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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