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重印《骆临海集笺注》作
一
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到唐朝，可说是进入了完全成熟的阶段。作家的众多，作品的繁富，体裁的齐备，风格流派的多样化；它所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它在思想上和艺术上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就其成就的总和来说，确实是发扬光大了《诗经》、《楚辞》以来诗歌的优良传统，超越了以前的任何一个时代。唐代诗人总结前代的创作经验，奠定了诗歌的形式和体制，开拓了尔后诗歌发展的道路。如同宋词和元曲一样，我们就是从这个意义来突出唐诗在文学历史上的地位的。对前人研究唐诗的成果，择要地分别加以整理、介绍，从而有利于广大读者批判地接受，是件具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体裁的文学，都有其时代的和阶级的内容以及它自身发展的传统继承关系。
开元、天宝以后，才是唐代诗歌的全盛时期，从八世纪初到九世纪末将近二百年内，诗坛上不断地掀起一个接着一个的高潮，呈现出空前未有的盛况。唐诗之所以如此地兴盛，不是偶然的，它是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随着诗人社会生活的变迁和他们对现实的感受与认识日益丰富和深刻化而形成的。但是我们也绝不能忽略了另一方面的事实：就是唐诗的发展，其自身曾经经历过一个很长的准备阶段。许多杰出的诗人，在漫长曲折的道路中，披荆斩棘，负起了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任务，从各个方面替下一阶段诗歌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功绩是不可泯没的。
隋末农民起义，推翻了隋朝短暂而残暴的统治。李唐王朝建立后，魏、晋以来国内长期分裂的混乱局面才算真正告一结束。久经战乱的劳动人民努力于和平生活的重建，统治者又采取了一定程度的有利于发展生产的措施，使得当时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呈现出一种活气而面貌一新，这就是历史上所艳称的“贞观之治”。可是，假如我们再看一看作为社会上层建筑之一的文学，则颇为冷寞寂寥，没有现出更新的气象。扬宫体之余波，以“绮错婉媚为本”的上官体注68，居然风靡一时，统治着整个贞观时代的诗坛。这种不调和的现象，是有其历史根源的。
六朝以来，在诗歌方面，重形式、轻内容，以章绘句为工的不良倾向在贵族文人创作中一天天地滋长着。到齐、梁宫体诗出现，诗风的衰落，可说到了极点。隋朝统治短短的三十多年中，文学上的建设，根本还谈不上。唐朝建立起比较巩固的封建大一统政权之后，封建社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文学上自然也面临着不得不变的状态。但是，唐朝立国之初，贵族大地主的势力，仍然处于支配地位。到武后时期，一般地主经济得到发展，新兴势力逐渐形成，因而朝廷不得不对他们更多地开放政权，使能参与统治；而作为地主阶级代言人的知识分子，为了表达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就不能完全使用陈旧的思想武器而必须有所革新。“四杰”和陈子昂同时出现于这一时期，是和这种情况分不开的。其次，文学艺术进程的步伐，往往跟不上现实经济政治的变化；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适应的，又是不相适应的，由旧的不相适应发展到新的相适应。不相适应的状况是会经常出现的。虞世南曾经谏阻太宗李世民不要作宫体诗，并且把问题提到影响诗风的理论高度注69，然而积重难返，他本人的创作，却成为对自己主张的一种嘲讽。在七世纪上半期，六朝余风还笼罩着整个诗坛的时候，这种现象完全可以理解。像王绩、魏征那样古调独弹的诗人，在当时是文艺园地上极个别的新的萌芽，他们没有也不可能产生什么重大的影响。
正式揭开唐诗序幕的是七世纪下半期的诗人，其中最具有代表意义的是号称“初唐四杰”的王、杨、卢、骆和陈子昂。
文学发展的历史是割不断的，沿和革、创和因的关系是辩证的。六朝绮靡颓废的诗风必须变革，大力端正诗歌的方向，这是摆在初唐诗人面前新的时代课题，是问题的主要一面。可是六朝以来，这许多诗人在创作上所积累的丰富的艺术经验，特别是他们在声律上的讲求，已经取得了成绩，也不可简单地一概予以否定；这又是问题的另一面。姚铉在《唐文粹序》里说：
至于魏、晋，文风下衰；宋、齐以降，益以浇薄。然其间鼓曹、刘之气焰，耸潘、陆之风格，舒颜、谢之清丽，蔼何、刘之婉雅，虽风兴或缺，而篇翰可观。
把思想内容和艺术技巧等量齐观，相提并论，虽未免主次不分；但他看到六朝文学“风兴或缺”的同时，而“篇翰可观”，从而揭示出要扭转当时“衰”、“薄”的“文风”，存在着恢复“风兴”和继承技巧这两方面的问题，却也不为无见。
当文学史上处于重大的变革之际，艰巨而复杂的历史任务，往往要通过不同流派的作家群分途努力，才能逐渐完成。如果说，陈子昂的主要贡献是力崇汉、魏，鄙弃齐、梁，在诗歌发展方向上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的话，则“四杰”以及稍后于“四杰”的沈、宋的贡献，主要在于继承和发展了六朝的技巧，奠定了唐代“今体诗”的形式。一般说来，前者革新多而因袭少，后者革新少而因袭多。其成就虽有高低之分，贡献有大小之别；然而就其终极意义来说，则他们同样建立了开启一代诗风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四杰”虽不满于上官体，但旗帜并不像陈子昂那样鲜明，他们的制作，也未尽脱六朝余习。他们的缘情绮丽的诗风，和陈子昂那种指陈时事，深切著明，不尚藻饰的风格也是各异其趣的。可是“四杰”的继承六朝，并不是陈陈相因，而是因中有变，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革新的意义。
首先，他们大多出身于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其阶级地位不同于宫廷贵族诗人，对社会矛盾，特别是他们这一阶层在政治上的苦闷，有切身的感受。他们有所向往，有所愤慨和不平，因此诗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比较广阔，现实意义显然是加强了。同时，六朝以来，诗歌语言的精美工致，色彩的艳丽鲜明，音律的调协和婉，却为他们所吸收，而基本上扫除了纤巧堆砌的恶习；乐府歌行在他们手里有很大的提高；正在发展中的律诗体制，由于他们的大力创作，也更加纯熟而渐趋于定型。
“四杰”和陈子昂就是这样从不同的途径去解决继承和革新的问题的。这就使下一阶段许多大诗人有可能在这个准备好的基础上，把正确的方向和完美的形式进一步结合起来，形成了盛唐时代诗歌的高潮。论“四杰”本身的造诣，因为较多受到因袭六朝的束缚，还存在着许多缺点，在唐朝并没有达到第一流诗人的水平，特别是当唐代诗歌发展到高峰以后，回过头来一看，正如李商隐《漫成》所说：
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注70。
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
可是从诗歌发展的意义来衡量，他们仍不愧为开创时期的重要诗人。杜甫在《戏为六绝句》里曾指出“王杨卢骆当时体”，虽然是“当时体”，有着时代的局限，但却“不废江河万古流”。胡震亨认为“杜少陵自咏万古之四子”注71。意思是说，这是万古的定评，因为他是把“四杰”放在特定的历史地位上而加以衡量的缘故。
“四杰”和陈子昂在初唐属于两个不同的诗派，他们在理论认识和创作实践上，都是有区别的。但他们并不是道不同不相与谋，而是在改革六朝诗风，开辟唐诗途径上殊途而同归的。过去有不少的诗论家把“四杰”和陈子昂截然对立起来，这样，就很难看清整个唐代诗歌发展的线索，由开创走向极盛时期的大途小径。有人又不适当地高抬“四杰”，甚至用来压倒李、杜；也有人对“四杰”的成就，一笔抹煞，把他们看作点染花草的无聊诗人，都是不符合于事实的。
“四杰”不仅是诗人，同时又是骈文名手。破骈为散，唐代文体的改革，陈子昂倡导于前，但“古文运动”的兴起，则是九世纪初韩、柳出来以后的事。“四杰”的文章虽然全部都是骈四俪六，可是在才华艳发，词采富赡之中，寓有一种俊逸清新的气息。无论是抒情、说理或叙事，都能够运笔如舌，挥洒自如，和陈、隋以来那些堆花丽叶，拖泥带水，略无生气的骈体文是有区别的。我们不妨把这种文体称之为唐代的新骈体文。最能够表现出这种特色的，那就要首推王勃《滕王阁序》、骆宾王《讨武曌檄》两篇脍炙人口的名作了。
二
王、杨、卢、骆排列的次序，寓有品鉴的意义。可是在当时就已引起了纠纷注72，后人的看法也不一致。这说明他们四人功力悉敌，很难有高下之分。
“四杰”年辈不同，但论其主要创作时期，则他们四人是桴鼓相应的。四人在政治上都是失意之士，有着浪漫的性格。虽然在当时蒙受“浮躁浅露”之讥，可是他们生命中所迸射出来的火花，他们的才华以及悲惨的身世遭遇，却赢得后代文人不少的同情。其中给人们印象最深，轶事流传最广的，那就是骆宾王。
骆宾王，义乌（今属浙江省）人。关于他的家世不可详考，只知道他父亲曾经做过博昌县令，死在任上。他在极端落魄无聊的岁月中度过了早年生活。高宗李治永徽（公元650—655年）年间，他为道王李元庆府导，道王叫他陈述自己的才能，辞不奉命。后以奉礼郎从军西域，久戍边疆。从塞外还，宦游蜀中。仪凤（公元676—678年）年间，由长安主簿入朝为侍御史。因事下狱，出为临海县丞，郁郁不得志。徐敬业起兵讨武后，他以衰暮之年注73，毅然地参加了。敬业兵败，宾王下落不明。灵隐为僧的传说虽不可靠，但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却是个传奇式的不平凡的人物。
“四杰”的出身、所走的生活道路和他们的性格，有其共同之点。他们都怀才自负，充满着时代热情和积极向上的功名事业的意念。他们不肯安于庸俗的官僚生活，或者是俯首贴耳地作个统治阶级倡优同蓄的御用文人。王勃陵藉同僚；杨炯讥讽朝士为“麒麟楦”注74，并发出“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注75的慨叹；卢照邻忽而学道，忽而为儒，忽而仕，忽而隐，终于在无可奈何的矛盾与病魔缠绕的痛苦中用自杀方式结束了悲凉的一生；骆宾王做过市井的赌徒，从军的浪子，囚系的南冠，最后卷入复杂的政治斗争，参加了极其冒险的军事行动，都是最明显的表现。但同时他们四人，仍然各自有其特色。
当唐、周政权将近交替之际，统治集团内部新旧势力的明争暗斗已经非常剧烈。武则天掌握政权以后，矛盾和斗争却更加复杂、更加扩大起来。武则天在政治上是很有才能的，在她统治期内，对内对外，都曾采取过某些英明的措施，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她为了排除异己，利用特务执行残酷的统治政策。严刑峻法，杀戮太重，株连太过，从而引起了许多人的反感，使他们对贞观、永徽之治，产生了更多的留恋。因此徐敬业以“皇唐旧臣、公侯冢胤”注76的身份，用恢复旧政权作为号召，起兵反对武则天，振臂一呼，旬日之间，便集中了十多万人，也就不难理解的了。
骆宾王和徐敬业的身份不同，他之所以参加幕府，乃是由于长期以来侘傺失志，特别是亲身受到迫害和压抑，对武则天政权有所不满。因此，他的反抗行为，固然与“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注77的维护李唐王朝的思想有关，同时也是一种个人感愤的爆发。后来有人单纯从封建正统观念来表彰他“心存故国，不忘旧君”的“忠义大节”，也有人只看到武则天在政治上进步的一面，而没有看到她残暴的一面，因而对骆宾王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则都是把当时的矛盾和斗争理解得过于简单化了。
骆宾王在出狱以后，出任临海县丞以前，曾经北赴幽燕，再度厕身戎幕。他那首《于易水送人》绝句，就是在这时写的：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
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
满腔热血，无处可洒；对古代英雄的深切向往，激昂慷慨的心情，在寥寥二十字之中，跃然纸上。他参加了徐敬业的幕府以后，有《在军登城楼》一绝：
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
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
看，这心情是多么爽朗，多么开阔，多么富于乐观幻想的色彩！这种性格以及诗歌的风格，“四杰”之中，骆宾王表现得最为突出，也是他在思想情调上最能突破六朝藩篱的代表作品。
骆宾王的《帝京篇》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都是以当时首都长安的生活为题材的长篇歌行。两诗都染有六朝藻绘余习；思想上蒙着一层感伤色彩，有其消极因素。论韵致，卢胜于骆。但诗人通过自身感受，在繁华景象的描写中，大胆地暴露了统治集团的腐朽荒淫及其爪牙们的骄横不法和他们内部互相倾轧的真实情况，两篇都不失为富有现实意义的好诗。最后一段，作者自抒感慨，总结全篇，结构也相类似。《长安古意》云：
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
独有南山桂花发，飞来飞去袭人裾。
《帝京篇》云：
已矣哉，归去来！
马卿辞蜀多文藻，扬雄仕汉乏良媒。
三冬自矜诚足用，十年不调几邅回。
汲黯薪逾积，孙弘阁未开；
谁惜长沙傅，独负洛阳才！
一个寂寞自伤，措辞比较微婉，一个牢骚满腹，发泄得痛快淋漓。从这可以看出两人不同的情感色彩。陆时雍论“四杰”诗，曾说：“照邻清藻，宾王坦易。”注78但这“坦易”并不是掉以轻心，出之于凡近，而是以一种权奇倜傥的精神和磊落嵚崎的气息为其基调的。
闻一多在《四杰》一文里指出：“卢、骆擅长七言歌行，王、杨专攻五律。”论其大较，这话是不错的。骆宾王集中除上引《帝京篇》在当时就已被称为绝唱外，注79他如《畴昔篇》、《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代女道士王灵妃赠道士李荣》等篇和卢照邻的《长安古意》、《行路难》都是具有时代代表意义的作品。这类长篇歌行不同于排比铺陈的排律。抒情叙事，间见杂出，形式非常灵活；可以运用典故，也可以运用比较通俗的语言，往往带有浓厚的民歌意味。这种诗体，从六朝后期小赋变化而来，它吸收了六朝乐府中像《西洲曲》一类辘轳辗转的结构形式以及正在发展中的今体诗的格律；它的特点，在于音节和谐，言辞流利，声情并茂，感染力强，易于上口成诵。稍后如刘希夷的《代悲白头吟》、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盛唐李颀的《古从军行》、王维的《老将行》、高适的《燕歌行》，中唐白居易的《长恨歌》、元稹的《连昌宫词》、晚唐郑嵎的《津阳门诗》、韦庄的《秦妇吟》等许多为人们所熟知的名篇，都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下来的。李、杜长篇中如《猛虎行》、《洗兵马》等也还是采用了这种形式。在唐朝，它和破偶为奇，不入律句的古诗，始终是双峰对峙，二水分流，并行而不废。
骆宾王诗中，五言律体并不算少，总的说来，是抵不上王勃那样的清丽高华，也不如杨炯的精警凝炼，但其中却有个别的成功之作，如人们所熟知的《在狱咏蝉》：
西陆蝉声唱，南冠客思深。
那堪玄鬓影，来对白头吟！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
无人信高洁，谁为表余心。
托物寄兴，感慨无端，若即若离的笔意，真正勾画出“咽露哀蝉”的魂魄。这种境界，在王、杨两家集中是见不到的。又如《送郭少府》：
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乾。
柳叶开银镝，桃花照玉鞍。
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
不学燕丹客，徒歌易水寒。
格高韵美，词华朗耀，居然是李白《塞下曲》一类律诗的先声；除了全首的平仄声调还不协调，形式尚未成熟外，比起杨炯的《从军行》、《紫骝马》等篇，也略无愧色。
综上所述，也就可以看出“四杰”在继承与发展六朝诗歌的形式和技巧上所作的重要贡献。可惜的是：当他们迍邅失意的时候，较多的是把忧愤停留在个人的遭遇上，这就影响到诗歌思想的深度；同时，也由于他们对变革的要求不够彻底，创作的方向性还不够明确，创作的方法又偏重于继承前人技巧，因而仍不免于“风兴或缺”。从这一意义说来，虽然“四杰”和陈子昂同样是负起时代使命的重要诗人，但仍然不能同陈子昂等量齐观。
三
流传的“四杰”诗文集，均系后人所辑，并非原本注80。其中骆宾王集，是在他起兵失败以后，由郗云卿奉令编的。原序云：
文明中，（宾王）与嗣业于广陵共谋起义。兵事既不捷，因致逃遁，遂致文集悉皆散失。后中宗朝降敕搜访宾王诗笔，令云卿集焉。所载者，即当时之遗漏，凡十卷。
不难想象，从兵燹灰烬之余掇拾到的绝不可能是宾王作品的全部，可是就连这个比较早的辑本，现在也已看不到了。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骆丞集》四卷，云：“云卿所编百余篇，今已久佚，此本盖后人所重辑。”明、清两代流行的骆集有各种不同的本子，除四卷本外，也有分为六卷或十卷的，但所收篇目，大致相同。陈熙晋笺注的《骆临海全集》后出，最为完善。
凡旧本漏收的骆宾王诗文散见于《全唐诗》、《全唐文》、《文苑英华》以及有关书籍中的，都被辑入；旧本佚去篇题及文字上脱漏的地方，都很谨慎地做了校补工作。骆集原有明朝颜文的注解，疏略弇陋，参考价值不大，陈氏的新注，则完成了一项极其艰巨的工程。
“四杰”在当时虽然负有才名，但沉沦下僚，关于他们生平的事迹，《旧唐书·文苑传》、《新唐书·文艺传》所载略而不详，见于他书的也不多。明胡震亨专研唐诗，就有“四子轶事，不少慨见”注81之叹。骆宾王在“四杰”之中年辈最长，阅历较多，比起王、杨、卢三人还要复杂一些。在文献不足征的情况下，笺注他的诗文，那就更加困难了。
陈氏本知人论世的精神，运用以意逆志的方法，在分体编年，逐篇笺释之中，首先贯串了一条历史的线索。我们读了他的《续补唐书骆侍御传》之后，再读全书，不但比较完整地了解了骆宾王的生平，而且从其中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影子。原注例有云：
临海一生涉历，诗文所传，尚可略见其概。今从本集证以新、旧《唐书》及初唐人集，借以考见时事。其所不知，付之阙如。
这确实不是容易事，而他的态度则是严肃认真的。但其中也有某些勉强牵合的地方。例如骆宾王的下狱，据《旧唐书》本传说是“坐赃”。证以《狱中书情通简知己》所说“绝缣非易辨，疑璧果难裁”，《在狱咏蝉》所说的“无人信高洁，难为表余心”的话看来，所谓“赃”，当然是受到诬陷。至于别人为什么要诬陷他，却难以查考。据《狱中书情》“三缄慎祸胎”之语，可知是因言语不慎，而招致了莫须有的打击。但言语不慎，不一定就是指上书朝廷，或者和当时统治集团新旧势力的明争暗斗有必然联系；上述两诗和《萤火赋》中，作者并未流露什么存君兴国的思想感情。而陈氏在《续补传》里据胡应麟等人说法，却作出了这样的推断：
时高宗不君，政由武氏，宾王数上章疏讽谏，为当时所忌，诬以赃，下狱。久系，尚未昭雪，作《萤火赋》以自广。
这是替宾王后来参加徐敬业的军事行动安一伏笔，并使自己的论点构成一个体系，但却缺乏充分的论据，是难以成为定论的。然而总的看来，他那苦搜冥索的精神，钩稽排比的工作成绩，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此外，书中有关舆地、职官、典章制度以及典故和成语的出处，也都作了详尽的考订和阐述。引文忠实，绝少以讹传讹，辗转致误的地方。书后有附录一卷，辑录了不少历代有关骆宾王的题咏篇章，但参考价值并不大。令人感到不足的是：名家诗话、笔记中的材料，却未收入。
本书据骆祖攀的跋文说：“考订笺注，阅数十年而成帙。”功力之深，可以想见；但过去流传并不广泛，甚至连很多图书馆里都看不到；至于私人购求，那就更不容易了。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这次重印这本书，并做了校勘和句读的加工工作，是有其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