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勃传
《新书》二百一《文艺》上、《旧书》一百九十上《文苑》上。
《新传》云：“是时诸王斗鸡，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怒曰：‘是且交构。’斥出府。”《旧传》所叙略同。
茂元按：唐自开国以来，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愈演愈烈。诸皇子间萁豆之相燃，几无代无之。高祖时有玄武门之变；太宗时有太子承乾与魏王泰、晋王治（即高宗）、吴王恪之间夺储之争；高宗时情况尤为复杂。高宗八子，武后所生四人：长李弘，次李贤，次李显，次李旦。李贤即王勃之府主沛王，英王李显即中宗也。李弘初立为太子，为武后所杀；李贤继立，后又被废。《旧书》八十六《章怀太子传》：“时正议大夫明崇俨以符劾之术为则天所任，使密称英王状类太宗。……贤逾不自安。调露二年（公元680年），崇俨为盗所杀，则天疑贤所为，……乃废贤为庶人。”其事虽出于武后之谋，然亦可窥见李贤与李显兄弟间之关系。特李贤未登储位以前，矛盾尚未发展为表面化耳。高宗防微杜渐，盖已察其端倪。王勃以文字游戏，至遭斥逐，其事虽出偶然，但又有其必然之理，正足反映当时皇族内哄之剧烈也。
王勃之遭斥逐，当在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之末或次年之初。《王子安集》卷十二《拜南郊颂》中有云：“大唐有国之五十一年，皇帝有天下之一十九载也。”考自唐高祖武德元年（公元618年）至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为五十一年，而高宗永徽元年（公元650年）至是年为十九年。王勃作此文时，身在朝列，而次年五月即由长安入蜀注38，则斗鸡事在献颂之后，入蜀以前，明矣。
又按：李贤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封沛王，咸亨三年（公元672年）徙封雍王，上元二年（公元675年）立为皇太子；李显于显庆二年（公元657年）封周王，仪凤二年（公元677年）始徙封英王注39。当李贤为沛王时，李显当称周王，不当称英王。两《唐书》并误。
《新传》云：“官奴曹达抵罪匿勃所，惧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畤，由雍州司功参军坐勃故左迁交趾令。勃往省，渡海溺水，痵而卒。年二十九。初，道出锺陵，九月九日，都督大宴滕王阁。宿命其婿作序以夸客。因出纸笔遍请，客莫敢当。至勃，沆然不辞。都督怒，起更衣，遣吏伺其文，辄报。一再报，语益奇，乃矍然曰：‘天才也！’请遂成文，极欢罢。”《旧传》未叙滕王阁事，但云：“上元二年（公元675年），勃往交趾省父。……渡南海，堕水卒。”
茂元按：王勃作《滕王阁序》，历来传为文坛盛事。然作序之年，则记载互有歧异。王定保《唐摭言》卷五：“王勃著《滕王阁序》，时年十四（《太平广记》卷一百七十五引作‘十三’）。”《新书》谓作于南行省亲途中，则是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事，时王勃年二十六也注40。清人蒋清翊注《王子安集》，主《摭言》之说，于卷八本文“家君作宰”句下云：“王定保《唐摭言》载勃著序时年十四，盖福畤先为六合令也。辛文房《唐才子传》乃谓福畤坐勃事远迁交趾令，勃往省亲，途过南昌时所作。此由辛氏见《新唐书》本传二事连叙，遂有此谬误。实则《唐书》有‘初’字界之，原不相蒙也。”余以为蒋氏之言，不仅与事实不合，且于《新书》亦为曲解；《新书》接叙滕王阁事于勃南行溺死之后，所谓“初”，盖追述生前之语；所谓“道出锺陵”，亦谓南行时途中所经。以《旧书》参之，其所谓“九月九日”，即上元二年（公元675年）之九月九日也。倘因有一“初”字界之，而遂谓所叙为十二年前之事，则语意突兀无根，与上文全不相属矣。《唐才子传》本《新书》而略变其词，并无不合，亦无谬误。特一为补叙，一为顺叙，文字之措注有所不同耳。考杨炯《王子安集序》云：“父福畤，历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六合二令，为齐州长史。”涉历先后，次第了然。蒋氏为牵合《摭言》之说，将福畤令六合事移至远迁炎方乃至雍州司功之前，不仅臆说无凭，且六合在洪州之北，由北南行赴六合，断无路经洪州之理。尤重要者，福畤之南迁，乃是远谪；其徙官六合，当为量移。序文有“屈贾谊于长沙，非无圣主；窜梁鸿于海曲，岂乏明时”之语，只可施之于南迁远谪之时，不可移之于六合为令之日。又杨炯《王子安文集序》谓勃“弃官沉迹”，然后南行注41，序文亦云：“舍簪笏于百年，奉晨昏于万里。”假使此文为十四岁所作，其时王勃尚未登朝注42，有何“簪笏”之可舍？而省亲近在六合，更无“万里”之足云。即此内证，已足见《摭言》之不足据矣。盖王勃才华，世所艳称，而《滕王阁序》又复脍炙人口，故好事者缩小其作年，以夸大其早慧。文苑轶闻之流播，往往如此。王定保不察而误采之耳。
洪迈《容斋四笔》卷五：“王勃等四子之文皆精切有所本源，其用骈俪作记、序、碑、碣，盖一时体格如此，而后来颇议之。……韩公《滕王阁记》云：‘江南多游观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及得三王所为序、赋、记等，壮其文辞。’注谓‘王勃作游阁序’。又云：‘中丞命为记，窃喜载名其上，辞列三王之次，有荣耀焉。’则韩之所以推勃，亦为不浅矣！”茂元按：六朝骈体，发展至唐，纂组益趋工丽，句调愈加整齐，四杰推一时之选，而《滕王阁序》尤为具有代表意义之作品，洪迈所谓“一时体格如此”也。此种文字，为晚唐、两宋四六文之滥觞。其间虽不无才情宏放，吐属清新之作，然就其总倾向言之，则讲求者唯在隶事对仗之工巧，色泽文采之鲜艳。重形式而轻内容，于斯为极。承梁、陈之弊，开风气之先，原本要终，四杰不能辞其咎。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谓韩愈“文起八代之衰”，正以其能自振于积习之中，大力反对此种文体也。昌黎论文之旨，具见集中诸作，旗帜至为鲜明，于四杰曾无假借。其《新修滕王阁记》（《昌黎集》十三）之所以盛推“三王”者，盖因王仲舒连类而及耳。考此文作于元和十五年（公元820年），时韩愈官袁州刺史，而王仲舒以御史中丞观察江南西道。文中所云“三王之序、赋、记”，乃指王勃之序，王绪之赋，王仲舒之记（见旧注）。韩愈于王仲舒为属吏，此文又承王命而作，故因“三王”之巧合，而漫作应酬语以称颂之，非有意于论文，尤非论王勃、王绪之文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九集部别集类二《王子安集提要》亦据此以评四杰之文，实则洪迈及纪昀之所取于四杰者，乃在其淹贯群书，隶事精切，特借昌黎之盛名，以成其说耳，于昌黎之本旨，固无当也。然似是而非，转相援引，由来久矣。故辨之如此。
杨炯传
《新书》二百一《文艺》上附《王勃传》、《旧书》一百九十上《文苑》上。
《旧传》云：“炯幼聪敏，博学善属文。神童举，拜校书郎。”《新传》所叙略同。
茂元按：杨炯举神童，两《唐书》均未载年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上杨炯《盈川集》下云：“显庆六年（公元661年），举神童，授校书郎。”马端临《文献通考》二百三十一《经籍考》五十八引用其说；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徐松《登科记考》卷二并同，皆本之晁氏也。然炯《浑天赋序》云：“显庆五年（公元660年），炯时年十一，待制宏文馆；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始以应制举，补校书郎。”（《盈川集》一）据此，则显庆六年举神童之说不可信。考《新书》卷四十四《选举志》云：“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旧，然其大要有三：由学馆者曰生徒，由州县者曰乡贡，皆升于有司而进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经，有俊士，有进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开元礼，有道举，有童子。……此岁举之常选也。其天子自诏者曰制举，所以待非常之才焉。……有司常选之士，以时而举；而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奇艺绝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人主临时所欲。”举神童，即乡贡之童子科也。《文献通考》卷三十五“选举考”八：“唐有童子科，凡十岁以下能通一经及《孝经》、《论语》每卷诵文十通者予官，通七者予出身。”又云：“令本贯申送礼部，同明经举人之例，考讫奏闻。”炯以显庆五年（公元660年）待制宏文馆，则其为乡里所举，当在是年以前；且是年炯十一岁，则次年为十二岁，年龄已逾限例，州县又安得而举之耶？《四部丛刊》影明本《盈川集》附录载《文献通考》，其引晁氏说，作“显庆四年（公元659年）举神童”，足正诸本“六年”之误。盖显庆四年，杨炯十岁，为乡里所举，入都应选，未得授官，故次年待制宏文，至上元三年（公元676年），制举登科，始补校书郎也。炯之应制举补官，在举神童后之十七年，两《唐书》未书应制举事，而径云“拜校书郎”，失之过简。又王溥《唐会要》卷七十六“制科举”条：“上元三年（公元676年），正月，辞殚文律科，崔融及第。”杨炯所应制举，当即是科，特《会要》漏载其名耳。
《新传》云：“迁詹事司直，俄坐从父弟神让与徐敬业乱，出为梓州司法参军。迁盈川令。”《旧传》云：“俄迁詹事司直。则天初，坐从祖弟神让犯逆，左转梓州司法参军。秩满，选授婺州盈川令。”
茂元按：杨炯为詹事司直时，曾以本官分值习艺馆注43。《新书》卷二百二《宋之问传》：“甫冠，武后召与杨炯分值习艺馆。”《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一宋之问《祭杨盈川文》有云：“大君有命，征子文房，余亦叨忝，随君颉颃。”即指其事。观“大君”一语，知在高宗末年。时朝政为则天所掌握，故谓武后召之也。又徐敬业以光宅元年（公元684年）七月起兵扬州，十一月兵败乱平，《旧书》所谓“则天初，……左转梓州司法参军”，即是年矣。其任盈川令，史虽未载年月，然其时亦可考见。《旧书》卷四十《地理志》三：“盈川，如意元年（公元692年）分龙丘置。”则炯之令盈川，不可能早于是年。本传云：“如意元年七月七日，宫中出盂兰盆分送佛寺，则天御洛阳南门与百僚观之。炯献《盂兰盆赋》，词甚雅丽。炯至官，……无何卒。”是献赋而后至官矣。两者互参，知炯洛阳献赋之时，正梓州秩满之日；其时盈川适新置县，而炯夙以文学受知于武后，故首膺其选也。
《旧传》云：“炯与王勃、卢照邻、骆宾王以文词齐名，海内称为王、杨、卢、骆，亦号四杰。炯闻之，谓人曰：‘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其后崔融、李峤、张说俱重四杰之文。崔融曰：‘王勃文章宏逸，有绝尘之迹，固非常流所及，炯与照邻可以企之，盈川之言信矣。’说曰：‘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耻居王后，信然；愧在卢前，谦也。’”《新书》炯及卢、骆之传，皆附王勃，故最后载其语于《骆宾王传》之末，以论四杰云。
茂元按：四杰之称，著于高宗后期，胡应麟《补唐书骆侍御传》谓宾王“与王勃、杨炯、卢照邻并以藻绘擅一时，号垂拱（公元685—688年）四杰”，非也。考则天临朝，武周建国之后，王勃已前卒，宾王亡命，照邻病废，杨炯亦浮沉州县，郁郁失意。斯时，射洪崛起，沈、宋代兴，而四杰已成尾声矣。宋之问《祭杨盈川文》云：“之子妙年，香名早传。从来金马，夙昔崇贤，门庭若市，翰墨如泉。”则炯之蜚声文苑，早在待制宏文馆以至为崇文学士之日注44，与王勃比肩，与卢、骆相颉颃也。张《朝野佥载》卷六言卢照邻“为益州新都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照邻之尉新都，当乾封、总章之际（公元666—669年），其去蜀，则在咸亨初。故咸亨二年（公元671年）王勃入都赴选时，公卿延誉，即以四杰相提并论矣注45。
王、杨、卢、骆次序之先后，寓有评第文章高下之意，盖一时之论如此。然张说《赠太尉裴公神道碑》言“骆、卢、王、杨”；郗云卿《骆宾王集序》则云“卢、骆、杨、王”；而张《朝野佥载》又谓杨、骆之文，时有“点鬼簿”“算博士”之讥，独照邻无可议者注46。是知艺苑雌黄，实难定论，固不仅作者有“王后卢前”之感也。考四杰之中，以年辈言，卢、骆长于王、杨；以时誉言，则王、杨高于卢、骆。王勃席父祖兄弟之重望，文采一门，互相辉映；杨炯幼举神童，早预清华之选，其在当时文坛之地位及影响，实居于卢、骆之先。故四杰之称，率多先王、杨而后卢、骆。《新书》卷二百一《文艺传序》云：“唐有天下三百年，文章无虑三变：高祖、太宗大难始夷，沿江左余风，缔章绘句，揣合低昂，故王、杨为之伯。”李商隐《漫成》诗亦云：“沈、宋裁词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皆以王、杨概四杰，言王、杨而略卢、骆。此其大较。然亦有以王概杨，以卢概骆，偏举卢、王以概四杰者，如杜甫《戏为六绝句》之“纵使卢、王操翰墨”是也。至王、杨之优劣，当时及后世皆有不同之看法，即以两《唐书》言之，《旧书》则四杰并列，杨在王前；《新书》则主次分明，杨附王后。闻一多谓杨炯之所以“愧在卢前”，乃因卢年辈在先，有愧不敢当之意；其“耻居王后”，则与王分是同年，心所不甘。其言殊为近理。余观杨炯序子安之集，其推崇之者，可谓备至矣。“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彼此俱年少才高，文场角逐，旗鼓相当。耻居其后，正以齐驱方驾，莫由争先，实乃一种无可奈何心理之反映耳。清人章藻功《登滕王阁书王子安序后》有云：“杨盈川耻居其后，似属无征。”殊不知封建文人之相轻，其所轻者，往往即为其所极端重视之人。瑜、亮一时，相轻与相誉，言各有宜，义相反而实相成也。
卢照邻传
《新书》二百一《文艺》上附《王勃传》、《旧书》一百九十上《文苑》上。
《旧传》云：“初授邓王府典签。王甚爱重之，曾谓群官曰：‘此即寡人之相如也。’”《新传》云：“调邓王府典签。王爱重，谓人曰：‘此吾之相如。’”
茂元按：照邻在邓府以前，未尝为他官。《旧传》作“初授邓王府典签”，是也。《新传》改“初授”为“调”，于义无着。张《朝野佥载》六：“卢照邻……弱冠拜邓王府典签。王府书记，一以委之。王有书十二车，照邻披览，略能记忆。”首书“弱冠拜邓王府典签”，与《旧传》合。《旧书》六十四《邓王元恪传》：“邓王元恪，高祖第七子也。贞观五年（公元631年）封郐王，十一年（公元637年）改封邓王。……元恪好学，善谈名理，与典签卢照邻为布衣之交。……麟德二年（公元685年）薨。”考《卢昇之集》一《病梨树赋序》云：“癸酉之岁，……余年垂强仕。”癸酉为咸亨四年（公元673年），其时照邻年将四十，则其弱冠为邓府典签，当在永徽（公元650—655年）之末或显庆（公元656—660年）之初矣。元恪死于麟德二年（公元685年），照邻当以此时出任新都尉也。
《新传》云：“调新都尉。病去官，居太白山。得方士玄明膏饵之。会父丧，号呕，丹辄出，由是疾益甚。”《旧传》所叙略同。
茂元按：照邻涉历，两《唐书》叙次均不详，且语意又多含混不清者。考《朝野佥载》六云：“后出为益州新都尉。秩满，婆娑于蜀中，放旷诗酒，故世称王、杨、卢、骆。”则照邻以秩满去官，非因病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一百四十九集部别集二《卢昇之集提要》云：“考集中《相里夫人檀龛序》，称乾封纪岁，当为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丙寅；《对蜀父老问》称龙集荒落，当为总章二年（公元669年）己巳，皆在益州时作。”是照邻之尉新都，历乾封（公元666—667年）以至总章（公元668—669年），明矣。而其去蜀，则在咸亨之初。《骆临海集》六有《艳情代郭氏赠卢照邻》，作于照邻去蜀之后。考骆宾王于咸亨时始入蜀注47。观卢、骆踪迹相接于蜀中，知咸亨之初，照邻固犹在蜀。《艳情》诗中有云：“柳叶园花处处新，洛阳桃李应芳春。妾向双流窥石镜，君住三川守玉人。”则照邻离蜀之后，曾客东都，且另有所恋，亦足证其非因病去官也。《病梨树赋序》云：“癸酉之岁（公元673年），余卧病于长安光禄坊之官舍。父老云是鄱阳公主之邑司，昔公主未嫁而卒，故其邑废。时有处士孙思邈居之。……余年垂强仕，则有幽忧之疾，椿囷之性，其何辽哉！于时天子避暑甘泉，邈亦征诣行在，余独病卧兹邑，闲寂无人，伏枕十旬，闭门三月。”照邻染疾，乃在此时。又本集卷七《寄裴舍人诸公遗衣药直书》云：“余家咸亨中良贱百口，自丁家难，私门弟妹雕丧，七八年间，货用都尽。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怜，破产以供医药。”卷一《穷鱼赋序》云：“余曾有横事被拘，为群小所使，将致之深议，友人救护得免。”卷五有《狱中学骚体》，即被拘时所作。其因“家难”“横事”而下狱，始末不可得而详；然以其时考之，则当在咸亨四年癸酉（公元673年）之前。盖照邻新都秩满，婆娑蜀中，离蜀以后，漫游京洛，不幸既遭缧绁之灾，又染幽忧之疾，遂至终身废弃也。
《旧传》云：“照邻既沈痼挛废，不堪其苦，尝与亲属执别，遂自投颍水而死。时年四十。”《新传》云：“照邻自以当高宗时尚吏，己独儒；武后尚法，己独黄老；后封嵩山，屡聘贤士，己已废，因著《五悲文》以自明。病既久，与亲属诀，自沉颍水。”未载卒时年岁。
茂元按：照邻死于何年，史未明载，然观“后封嵩山”之语，则其死，当在万岁登封元年（公元695年）以后注48。考咸亨四年（公元673年），照邻已年将四十，咸亨四年下距万岁登封元年为二十二年，假令不久即沉颍而死，其年岁亦当在六十左右。《旧书》所云“时年四十”疑为“六十”之误。以是上推，其生年当在贞观十年（公元635年）前后也。
《旧传》：“文集二十卷。”《新书》六十《艺文志》四著录《卢照邻集》二十卷（《旧书》四十七《经籍志》下同），又《幽忧子》三卷（《旧志》无）。
茂元按：照邻病废之后，自称幽忧子。《朝野佥载》六言照邻“不幸有冉耕之疾，著《幽忧子》以释愤焉。文集二十卷。”则“幽忧子”者，不仅照邻以之自名，亦即以名其书。此例唐人多有之，如王绩之《东皋子》是也。然《佥载》及《新书》所著录之《幽忧子》，为照邻自编病中诗文，如《五悲》、《释疾》之类，乃其集中之一部分，故别出于其集之外，而与其集并行，非如《东皋子》之即为王绩集之代称也。考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四上、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十六均著录卢集十卷，《书录解题》称《卢照邻集》，而《读书志》则称《幽忧子集》，皆未另著录有《幽忧子》，知宋时卢集已合二为一，无别出之本，且已散佚不全矣。
骆宾王传
《新书》二百一《文艺》上附《王勃传》、《旧书》一百九十上《文苑》上。
《旧传》云：“敬业败，伏诛。”《新传》云：“敬业败，亡命不知所之。”
茂元按：《通鉴》卷二百三：“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十一月，敬业大败。……丁丑，至海陵界，阻风。其将王那相斩敬业、敬猷及骆宾王首来降。”《考异》日：“《唐纪》：‘敬业入海，欲奔东夷，至海陵界，阻风。伪将王那相斩之以降，余党赴水死。’此从《实录》、《唐统纪》。”张《朝野佥载》卷一亦云：“宾王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旧书》所载，与《通鉴》同，皆以官书为据耳。《新书》谓“亡命不知所之”，则本诸传闻。其说与《佥载》及《唐纪》之言虽不相合，而义实相通。孟棨《本事诗·征异》云：“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原注：出赵鲁《游南岳记》）。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所言与诸书均不合。陈熙晋《续补唐书骆侍御传》注辨其事曰：“敬业既为其将王那相斩以降，必无逃脱理，所传为僧于衡山，或非其实。临海之为僧与非为僧不可知，而其非死于广陵，则信而有征。张《朝野佥载》曰：‘明堂主簿骆宾王《帝京篇》曰：倏忽抟风生羽翼，须臾失浪委泥沙。后与徐敬业兴兵扬州，大败，投江而死，此其谶也。’举进士于高宗调露中（公元679年），见闻不应有误，是临海之遁属实。盖宾王本不在传首之列，因以投水报闻也。故《新书》言‘亡命不知所之’，未有以为非者。”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骆宾王集》十卷，下云：“其卷首有鲁国郗云卿序，言：‘宾王光宅中广陵乱伏诛，莫有收拾其文者。后有敕搜访，云卿撰焉。’又有蜀本，卷数亦同，而次序先后皆异；序文视前加详，而云：‘广陵起义不捷，因致遁逃，文集散失。中宗朝，诏令搜访。’案本传言：‘宾王既败，亡命不知所之。’与蜀本合。”据蜀本郗序之言，则亡命之说，在当时即已有之，不自《本事诗》始。盖兵溃之际，主帅一死，众鸟兽散，《唐纪》所谓“余党赴水死”，乃就一般情况言之，其中未必无逃脱之人也。
又《本事诗》同条云：“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吟行，且为诗曰：‘鹫岭郁岧峣，龙宫隐寂寥。’第二联搜奇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耶？’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听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遒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刳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雕。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僧所赠联，乃一篇之警策。迟明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此事为后世所盛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言广陵败后，宾王“亡命不知所之。后宋之问逢之于灵隐，已祝发为浮屠矣。”即本此。而计有功《唐诗纪事》卷七、辛文房《唐才子传》卷一则全采其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九集部别集类二《骆丞集提要》辨其失曰：“今观集中与之问踪迹甚密，在江南则有投赠之作，在兖州则有饯别之章注49，宜非不相识者，何至觌面失之？封演为天宝中人，去宾王时甚近，所作《闻见记》中载之问此诗，证‘月中桂子’之事，并不云出宾王，知当时尚无是说注50。又朱国桢《涌幢小品》载：正德九年（公元1514年）有鲁某者，凿靛池于海门城东黄泥口、得古冢，题石曰‘骆宾王之墓’云云，亦足征亡命为僧之说不确。”茂元按：骆、宋联吟，其事显出附会，《提要》之言是也。然此与亡命为僧，不可混为一谈。盖扬州败后，宾王下落不明，当时虽以投水报闻，但亦无从证实，故有亡命为僧之说。此不可信其有，亦难以必其无。《新书》言“亡命不知所之”，而不言“为僧”，多闻阙疑，史笔固应如此。且宾王亡命为僧之与灵隐联诗，其间并无必然联系。岂可因后者之失实，遂并前者而否定之？至海门古墓，真伪不可知。假令此墓诚为宾王埋骨之所，则正足证亡命之说之可信：盖无论函首京师，抑或葬身鱼腹，均不得有墓穴留在人间；《提要》反据此谓“足征亡命为僧之说不确”，于理尤不可通。
《旧书》云：“则天素重其文，遣使求之。有兖州人郗云卿集成十卷，盛传于世。”《新书》云：“中宗时，诏求其文，得数百篇。”
茂元按：郗云卿《骆宾王文集序》云：“后中宗朝降敕搜访宾王诗笔，令云卿集焉。所载者，即当时之遗漏，凡十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四上著录《骆宾王集》十卷，亦云，“中宗诏求其文，得百余篇，命郗云卿次序之。”所言皆与《新书》合；《旧书》谓骆集辑成于则天之时，非也。段成式《酉阳杂俎》卷一《忠志》云：“骆宾王为徐敬业作檄，极疏大周过恶，则天览及‘蛾眉不肯让人’，‘狐媚偏能惑主’，微笑而已；至‘一抔之土未干，六尺之孤安在’，不悦曰：‘宰相何得失如此人！’”此事为世所盛传，《新书》本传及《通鉴》皆载之，《旧书》谓“则天素重其文”，当即本此而致误。考宾王所作《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其前段于则天虽尽情丑诋，然“蛾眉”“狐媚”，事涉宫闱，攻击止于人身，尚无重大政治影响；至“一抔”“六尺”之语，则以封建君巨大义激发人心，当新旧政权交替之际，颇具有号召力量，故不得不为之动容。其言“宰相何得失如此人”，盖以宾王牢落失志，为敌所用，深责宰相未能笼络人才，使之入吾彀中耳。其着眼点，在于政治斗争之得失，非关文学之爱好也。宾王心存唐室，集中诗文，如与程务挺之书，“宝剑思存楚，金椎许报韩”之句注51，志事皆班班可考，又非仅讨则天之一檄也。中宗复国之后，搜访其文，编次成集，自有其政治历史背景。而当武周之时，其集实为谤书，将禁绝之不暇，又安肯“遣使求之”，听其流布耶？
又宾王所著，除诗文集外，《宋史·艺文志》著录有《百道判》三卷，辛文房《唐才子传》作《百道判集》一卷。茂元按：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国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选。主者将视其人，核之以吏事，始取州县府寺疑狱，课其决断，而观其能否，此判之始也。”盖唐入赴吏部选官须先试判，以验其折狱之能。而当时公文习用骈俪之体，文士竞尚辞藻，往往借判词以逞其才华。买椟还珠，所重者不在吏事，盖一时风气如此耳。《新书》卷二百一《杜审言传》云：“苏味道为天官侍郎，审言集判，出，谓人曰：‘味道必死。’人惊问故。曰：‘彼见吾判，当羞死。’”即其一例。此种文字，入仕以前，即已习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六陆泽、张《龙筋凤髓判解题》云：“唐以书判拔萃科选士。此集凡百题，自台省寺监下及州县，类事属辞，盖待选预备之具也。”洪迈《容斋续笔》卷十二评《龙筋凤髓判》云：“百判纯是当时文格，全类俳体，但知堆垛故事，而于蔽罪议法处，不能深切。殆无一篇可读，一联可味。”宾王所作之《百道判》，今虽不存，其性质当亦《龙筋凤髓》之类也。
杜审言传
《新书》二百一《文艺》上、《旧书》一百九十上《文苑》上附杜易简。
《旧传》云：“累转洛阳丞。坐事，贬授吉州司户参军。又与州僚不叶。司马周季重与员外司户郭若讷共构审言罪状，系狱，将因事杀之。既而季重等府中酣宴，审言子并年十三，怀刃以击之，季重中伤死，而并亦为左右所杀。……审言因此免官，还东都。”《新传》所叙略同。
茂元按：审言之谪吉州，详不可考。陈子昂《送吉州杜司户审言序》云：“杜司户炳灵翰林，研几策府，有重名于天下，而独秀于朝端。……而载笔下僚，三十余载。秉不羁之操，物莫同尘；合绝唱之音，人皆寡和。群公爱祢衡之俊，留在京师；天子以桓谭之非，谪居外郡。”观“桓谭”之言，盖以上书言事而得罪也。据洛阳建春门五里出土之《杜并墓志铭》，载杜并之刺周季童（史作“季重”），在圣历二年（公元699年）七月十二日，时并年十六岁（史作“十三”），审言贬官，当在是年春间。考审言于咸亨元年（公元670年）成进士注52，至是凡三十年，与陈《序》“载笔下僚，三十余载”亦合。陈《序》又云：“杜君挟琴起舞，抗首高歌，哀皓首之未遇，恐青春之蹉跎。”则其离东都赴贬所，正当春日也。
又《杜并墓志铭》言并以长安二年（公元702年）四月十二日瘗于洛阳建春门东五里，则审言之还东都，当在是时。
《旧传》云：“神龙初，坐与张易之兄弟交往，配流岭外。寻召授国子监主簿，加修文馆直学士。年六十余卒。”《新传》所叙略同。惟“配流岭外”作“流峰州”，未著卒时年岁。
茂元按：神龙元年（公元705年）正月，张柬之等谋诛张易之、张昌宗，发生宫廷政变，中宗复位。二月，复国号为唐。其武周旧臣及二张之党皆流放南边注53，审言与阎朝隐、沈佺期、宋之问等同时迁谪，《全唐诗》卷五十一有宋之问《至端州驿见杜五审言、沈三佺期、阎五朝隐、王二无竞题壁慨然成咏》一诗可证。审言何时被召还朝，详不可考；而其为修文馆直学士，则为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四月间事注54，其卒亦即在是年。《全唐文》卷二百四十一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首题“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文中有云：“惟皇龙兴，再施法度，拂洗冥渤，骞翔雨露。通籍于八舍禁门，摇笔于万年芳树；仰赤墀兮非远，谓白首兮方遇。君病何病？到此弥留。药虽饵兮宁愈，针不及兮可忧；虽则医妙莫识，实冀神明获瘳。”盖审言入修文不久，即以暴疾而致死也。
《新传》云：“初，审言病甚，宋之问、武平一等省候如何，答曰：‘甚为造化小儿相苦，尚何言！然吾在，久压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见替人云。’”
茂元按：宋之问《祭杜学士审言文》云：“君之将亡，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再展。君感斯意，赠言宛转。识金石之契密，悔文章之交浅。命子诫妻，既恳且辩。”观此，则“久压公等”之言，恐非其实。《祭文》又云：“自余与君，弱岁游执，文翰共许，风露相浥；况穷海兮同窜，复文房兮共入。”之问之年，虽少于审言，然文场角逐，宦海浮沉，彼此固同行辈，“替人”之语，亦于义无着。意者审言率性矜诞，平时好高自位置，庄谐杂出，往往腾播众口，好事者遂从而附益之耳。迨疾笃自知不起，乃命子诫妻，谆谆以身后托之友人，一变其嬉笑怒骂之作风，之问文中，盖已微露其意矣。
《旧传》云：“（审言）次子闲，闲子甫。”《新传》同。
茂元按：唐代诗人中，父子祖孙，擅篇什之誉，后先辉映者，往往有之；而审言之后，工部挺生，尤为世所艳称。陈师道《后山诗话》：“黄鲁直云：‘杜之诗法出审言，句法出庾信，但过之耳。’”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唐初无七言律，五律亦未超然，二体之妙，杜审言实为首倡：五言则‘行止皆无地’（《秋夜宴临津郑明府宅》），‘独有宦游人’（《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排律则‘六位乾坤动’（《和李大夫嗣真奉使存抚河东》），‘北地应苦寒’（《赠苏味道》），七言则‘季冬除夜’（《守岁侍宴应制》），‘昆陵震泽’（《大酺》），皆极高华雄整。少陵继起，百代模楷，有自来矣。”审言与苏、李、沈、宋同时，皆律诗能手。当时今体，以精工缛丽为宗。风会所趋，鲜有能别出蹊径者。审言所作，今存什一注55。篇什之富，不逮沈、宋。然自有其独到之处。观《登襄阳城》、《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春日京中有怀》诸篇，其气象之开阔，笔力之陡健，固非苏、李所可企及，亦非沈、宋所能范围。故王世懋《艺圃撷余》评审言之诗，谓其“华于子昂，质于沈、宋”，推为“一代作家”。杜甫《赠蜀僧闾丘》诗亦云：“吾祖诗冠古。”意谓审言轩翥词林，度越侪辈也。古与今相对而言。自天宝言之，则神龙、景龙为古矣。少陵今体，权奇飞动，排奡纵横，中律而不可以律缚，其笔意或有取之于其祖而光大之者。然其光焰万丈，百世楷模，固别有诗人之大本在。非仅读书万卷，转益多师，淹有众长，极其能事；尤非所谓承传有自，渊源于家学也。管窥蠡测，求之于区区文字迹象之间，虽或得其一端，而实无异于扣盘扪烛之见矣。
沈佺期传
《新书》卷二百二《文艺》中附李适、《旧书》卷一百九十中《文苑》中。
《新传》云：“及进士第。由协律郎累除给事中。考功受赇，劾，未究。会张易之败，遂长流州。稍迁台州录事参军。入计，得召见，拜起居郎，兼修文馆直学士。……寻历中书舍人、太子少詹事。开元初卒。”《旧传》云：“进士举。长安中，累迁通事舍人。……再转考功员外郎。坐赃，配流岭表。神龙中，授起居郎，加修文馆直学士。后历中书舍人、太子詹事。开元初卒。”
茂元按：佺期涉历，两《唐书》所载，多乖舛乱杂，今以其诗考之，可略知梗概。盖佺期以上元二年（公元675年）成进士注56，释褐授协律郎，迁通事舍人，再转而为考功员外郎。《唐会要》卷五十八：“考功员外郎，贞观已后知贡举。”佺期因受赇被劾，曾一度下狱。《全唐诗》卷九十五佺期有《被弹》诗云：“知人昔不易，举非贵易失。尔何按国章，无罪见呵叱！平生守直道，遂为众所嫉。少以文作吏，手不曾开律；一旦法相持，荒忙意如漆。幼子双囹圄，老夫一请室；兄弟两三人，相次俱囚桎。”据此，则全家被系，非仅一身。同卷又有《枉系》二首，卷九十六有《同狱者叹狱中无燕》，卷九十七有《移禁刑司》，皆其时所作。《新传》谓“劾，未究”，《旧传》谓“坐赃，配流岭表”，皆非也。佺期出狱后，复旧职，迁给事中。《全唐诗》卷九十七有《自考功员外郎授给事中》可证。其为给事中，在考功知贡举之后，《新传》谓“由协郎累除给事中，考功受赇”，亦误。盖佺期以阿附张易之，于神龙元年（公元705年）与杜审言、宋之问等人同流岭表，与知贡受赇无关，《旧传》乃以坐赃事当之，谬矣。
佺期被谪南行，时当春末。《夜宿七盘岭》诗云：“芳春平仲绿，清夜子规啼。”（同上卷九十六）其在州，次年即遇赦。《喜赦》诗云：“去岁投荒客，今春肆眚归。”（同上）“归”，谓由南北返，盖指量移台州，“今春”谓神龙二年（公元706年）春也。考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八月，改元景龙，《旧传》谓“神龙中，授起居郎”，则其由台入朝，当在二年秋冬或三年春夏也。
佺期之卒，史但云在开元初。考《唐会要》卷三十：“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七月二十九日，以兴庆里旧邸为兴庆宫。初，上在藩邸，与宋王等同居于兴庆里，时人号曰五王子宅。至景龙末，宅内有龙池涌出，日以浸广，望气者云有天子气，中宗数行其地，命泛舟，以象踏气以厌之，至是为宫焉。”今按《全唐诗》卷九十六佺期诗有《龙池篇》、《兴庆池侍宴应制》，皆作于兴庆建宫之后，则其卒，最早在是年之冬，或为次年（公元715年），未可知也。
宋之问传
《新书》二百二《文艺》附李适，《旧书》一百九十中《文苑》中。
《新传》云：“魏建安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庾信，以音律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佺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语曰：‘苏、李居前，沈、宋并肩。’谓苏武、李陵也。”
茂元按：元稹《元氏长庆集》卷五十六《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云：“唐兴，官学大振，历世之文，能者辈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自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唐文粹》卷九十二独孤及《唐左补阙安定皇甫冉文集序》云：“五言诗之源，生于《国风》，广于《离骚》，著于苏、李，盛于曹、刘，其所自远矣。当汉、魏之间，虽已朴散为器，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太羹遗味之叹。历千余岁，至沈詹事、宋员外，始裁成六吕，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虽去雅寖远，其丽有过于古者，亦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也。”以唐代律诗之变体，系之沈、宋，盖当时之议论如此，故宋祁摭采其语以成文耳。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五言至沈、宋，始可称律，律为音律、法律，天下无严于是者。知虚实平仄，不得任情而度，明矣。二君正是敌手。”刘熙载《艺概·诗概》释之曰：“律，取吕律之义，为其和也；取法律之义，为其严也。”考律诗之兴，肇端于永明新体；而沈约“四声”“八病”之说，实为其理论之权舆。构成此种诗体之要素，一为平仄声调之叶合，一为骈偶语言之运用。所谓“粘”与“对”是也。徐、庾有作，粗具规模；唐初诗人，并皆致力于此。演进之痕迹，斑斑可考。其间已不乏完整之五言律诗，如王绩《野望》、《九月九日》之类；然数量不多，且法度未明，尚未有律诗之称也。高宗之末以至中宗景龙之际，律风大畅，作者云兴，人握灵珠，家持玉尺，沈、宋于此种风气下，总结前代积累之经验与时人创作之成果，因势利导，遂使诗歌古今体之分，成为定局。世言律诗而必推沈、宋者，盖以其篇什繁丽，纂组精工，举为格律成熟时期之代表，标志诗体发展之过程。非谓沈、宋以前，遂无协律之诗；亦非谓沈、宋之外，同时诗人遂无律体之佳构也。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云：“五言律体，兆自齐、梁，唐初四子，靡缛相矜，时或拗涩，未堪正始。神龙以还，卓然成调，沈、宋、苏、李，合轨于前；王、孟、高、岑，并驱于后。新制叠出，古体攸兮，实词章改革之大机，气运推迁之一会也。”所论大致得之。
又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编云：“近体梁、陈已有，至杜审言而始叶于度。”则以律体最后完成之功，系之审言，而不言沈、宋。其实审言与沈、宋并时而出，唱酬相接。虽彼此风调，不尽相同，而于诗歌形式之运用，格律研练之精切，固达到同一时代水平。即此一端而言，则举此以概彼，均无不可者。惟审言前卒，其作品流传于后世者仅四十余篇，论其影响，似不如沈、宋之广泛耳。
“苏、李居前，沈、宋比肩。”时人之语，盖谓律体之兴，作者辈出，沈、宋与苏、李相接踵。此“苏、李”，乃指李峤、苏味道，非汉之苏武、李陵也。考《新书》卷一百十四《苏味道传》言味道“九岁能属辞，与里人李峤俱以文翰显，时号苏、李。”卷一百二十三《李峤传》云：“然其仕，前与王勃、杨盈川接；中与崔融、苏味道齐名；晚诸人没，而为文章老宿，一时学者取法焉。”盖苏、李、沈、宋，俱一时律诗作手，其中之问与佺期同年成进士注57，仕履亦大略相同；而苏、李之蜚声翰苑，致身朝列，则较早于沈、宋。“居前”“比肩”，殆谓此耳。若谓唐诗变体，始自沈、宋，亦犹汉代五言诗始自苏武、李陵（苏、李诗之为伪托，姑置不论），则当云“古有苏、李，今有沈、宋”矣。
沈、宋之诗，流播甚广，披沙拣金，单篇只韵，不无可取。然迹其平生，品质卑劣，小人之尤。言为心声，其形于咏歌者，凡属侍从宴游之作，无非献谀陈谄之词；而流放迁谪之篇，不出叹老嗟卑之意。富艳辞藻，终不掩其空虚腐朽之内容，殆所谓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者耶？特以生当诗坛新故因革之会，力有专攻，才适相应，遂尔因时乘势，雄长词坛。尝试论之，沈、宋之成就，在于律诗体制之建设，其历史作用，功有不可泯者。而当此种诗体既经定型之后，在一段漫长时期内，作者继起，揣摩研习，踵事增华注58，经验愈益丰富，体制愈益明融。虽运用之妙，各有匠心；而其基本规律，则举凡吟咏之士，人人童而习之，皆能掌握。于以反顾创始之时，回忌声病之术，准篇约句之方，四杰之所留心，沈、宋之所矜尚者，大类已陈之刍狗矣。李商隐《漫成》诗云：“沈、宋裁辞矜变律，王、杨落笔得良朋。当时自谓宗师妙，今日惟观对属能。”意谓当诗律变新之际，王、杨、沈、宋，落笔裁辞，大衍宗风，群流景慕。然自今日观之，则其擅场之能事，惟在属对之精工。于以见文学之发展，自有其历史过程；而作者之成就，则不能不受时代之制约。斯乃方家之笃论，所以通古今之变异，明演进之痕迹，初非有意于贬抑前人，故作嘲讽之词，如少陵所讥“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注59者也。
沈、宋并称，其诗往往互相混淆，有不易辨识者，以二人身世略同，而风格又相近也。然其间亦未尝不可以区分。盖之问思致缜密，清丽居宗，五言是其擅场。其《昆明池》应制之作，固已压倒佺期注60。沈则气度较宏，七言独辟胜境。其《独不见》一章，“高振唐音，远包古调”注61，亦非之问所能企及。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云“沈詹事七律，高华胜宋员外。”《旧书》谓佺期“尤长七言之作”；而于之问，则称其“尤善五言诗，当时无出其右者”。尺有所短，寸有所长，文分举而义互见也。又沈、宋并工五言排律，之问所作，犹不过百余言；而佺期《代魑魅答家人》一篇，长达四十八韵。其排比铺陈，尽情刻画处，已开盛唐风气之渐矣。
陈子昂传
《新书》一百七，《旧书》一百九十中《文苑》中。
《新传》云：“圣历初，以父老，表解官归侍。诏以官供养。会父丧，庐冢次。每哀恸，闻者为涕。县令段简贪暴，闻其富，欲害子昂。家人纳钱二十万缗，简薄其赂，捕送狱中。子昂之见捕，自筮，卦成，惊曰：‘天命不祐，吾其死乎！’果死狱中。年四十三。”《旧传》云：“子昂父在乡，为县令段简所辱，子昂闻之，遽还乡里。简乃因事收系狱中，忧愤而卒，时年四十余。”
茂元按：子昂死于冤狱，《新传》所载，本诸《陈氏别传》。《别传》云：“以父老，表乞罢职归侍，天子优之，听带官取给而归。锺文林府君忧。……子昂性至孝，哀号柴毁，气息不逮。属本县令段简贪暴残忍，闻其家有财，将欲害之。子昂慌惧，使家人纳钱二十万，而简意未已，数舆曳就吏。子昂素羸疾，又哀毁，杖不能起。外迫苛政，自度气力，恐不能全，因命著自筮卦成，仰而号曰：‘天命不祐，吾其死矣！’于是遂绝，年四十二。”叙次虽若甚详，然其词隐约含糊，实多可疑者。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十五云：“尝怪陈射洪以拾遗归乡里，何至为县令所杀。后读沈亚之《上郑使君书》云：‘武三思疑子昂排摈，阴令邑宰拉辱，死非命。’始悟有大力人主使在，故至此。‘排摈’不知云何。子昂故武攸宜幕属也，衅所生，必自此始矣。游凶人间，得自免，故难哉！”考沈《书》原文云：“乔〔知之〕死于谗，陈〔子昂〕死于枉，皆由武三思嫉怒于一时之情，致力克害：一则夺其妓妾以加憾；一则疑其摈排以为累，阴令桑梓之宰拉辱之，皆死于非命。”子昂居武攸宜幕，龃龉不合，《别传》叙之详矣。时诸武相结，把持朝政，而三思“阻忌正人特甚”注62。子昂之死，沈氏所谓“疑其摈排以为累”，而“致力克害”者，或出攸宜。特众恶有首，系之于三思耳。《旧书》卷一百九十中《乔知之传》云：“知之有婢曰窈娘，美丽善歌舞，为武承嗣所夺。知之怨愤，因作《绿珠篇》以寄情，密送与婢。婢感愤自杀。承嗣大怒，因讽酷吏罗织诛之。”《新书》卷二百六《武承嗣传》所叙略同。则“夺其妓妾以加憾”者，亦为承嗣而非三思。以彼例此，胡氏言段简之陷害子昂，与子昂之居武攸宜幕有关，益觉其言可信。段简一卑鄙无耻之酷吏耳，希承权贵之旨以陷子昂，自当无所不用其极。《别传》言子昂“自度气力，恐不能全”，盖隐指横逆之来，有大力者操纵于幕后，莫能与之相抗，语意双关，非仅谓居丧哀毁，气力不胜而已也。设使段简出于贪婪求财，觊觎子昂之富有，固不必置之死地而后快。且唐重内职，简一县令，敢于拉辱在籍之朝官，彼必有恃而无恐；枉杀缙绅，国有常典，而竟安然无事，此中消息断可知矣。杜甫《送梓州李使君之任》诗云：“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子昂遭受政治迫害，沉冤以死，行道悲怜，其事在唐时当为人所共知，故沈亚之但言“死于枉”，而不详其始末也。
又《别传》言子昂返里之后，“于射洪西山构茅屋数十间，种树采药以为养”。又云：“圣历初，君师旧山，有挂冠之志。余怀役南游，遘兹欢甚。幽林清泉，醉歌弦咏，周览所及，倏遍岷峨。”倘如《旧传》所云，因父辱而遽归，不应有此闲情逸致。且子昂之父，卒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注63，而子昂遇害，则为长安二年（公元702年），中间相距三年之久，亦足证冤狱之兴，与其父无关。《旧书》之言，来知何本，不足信也。
子昂年寿，《别传》及《旌德碑》皆作四十二，宜可信。《旧传》作四十余，未言确数。独《新传》作四十三，“三”当是“二”字之误。考文明元年（公元684年），子昂年二十四，见《旌德碑》，则其卒，当为长安二年（公元702年），推知生于龙朔元年（公元661年）也。
《新传》云：“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雅正。”
茂元按：《唐文粹》卷九十二卢藏用《唐右拾遗陈子昂文集序》云：“宋、齐之末，盖憔悴矣。逶迤陵颓，流靡忘返，至于徐、庾，天之将丧斯文也。后进之士若上官仪者，继踵而生，于是风雅之道，扫地尽矣。……道丧五百，而得陈君。……崛起江汉，虎视函夏，卓立千古，横制颓波，天下翕然，质文一变。”此盖括其语以成文耳。子昂生与沈、宋并时，吟咏相接，而泾渭分流，志趣各异。观其《修竹篇序》所言，则祈向所在，宗旨可窥。四杰行辈稍前，当“文场体变”之际，亦尝以“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靡闻”为病注64，然而黜浮返正，课实刊华，则有待于射洪，而无预王、杨者，诚以子昂推崇汉、魏，上溯《风》、《雅》，用以楬橥文学反映现实之传统；其以复古为革新，旗帜至为鲜明，而理论又与创作实践相一致故也。厥后青莲崛起，遂成廓清摧陷之功。虽青出于蓝，冰寒于水，而议论多衍射洪余绪。观《古风》“大雅久不作”一章，则知异代同声，其揆则一；而李阳冰之《草堂集序》，亦可与卢藏用之序子昂相发明也。要之，李唐一代诗风之盛，子昂实有开疆蓝缕之功。胡震亨拟之于秦末陈涉之初发难注65，斯为笃论。元好问《论诗绝句》有云：“沈宋横驰翰墨场，风流初不废齐梁。论功若准平吴例，合着黄金铸子昂。”亦即此意。盖唐初诗歌，古今体尚未严格区分。所谓古体，率皆气格卑弱，丽叶堆花，沿六朝藻绘余习。沈、宋回忌声病，专攻今体；四杰佳构，亦在律诗与歌行。子昂首倡古调，《感遇》之作，雄才健笔，实启盛唐。其五言律诗，往往直起直落，以古意蟠曲入八句中，虽或宫商未叶，文采不彰，而自然浑成，不落凡近。严羽《沧浪诗话·诗体》载有“陈拾遗体”，所以别于初唐诸家之作，辨之晰矣。
《新传》云：“初为《感遇诗》三十八章，王适曰：‘是必为海内文宗！’乃请交。”《旧传》云：“初为《感遇诗》三十首，京兆司功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天下文宗矣！’由是知名。”
茂元按：子昂少时，以诗见赏于王适，两《唐书》所叙，本诸《陈氏别传》。然《别传》但云：“初为诗，幽人王适见而惊曰：‘此子必为文宗矣！”未言所见即为《感遇诗》也。考《感遇》三十八章，非成于一时一地，绝大部分皆子昂成名以后所作。读其诗而论其世，大率与时事政治以及作者生平涉历密切相关，写作背景，彰明较著，班班可考，罗庸《陈子昂年谱》论之详矣。刘昫、宋祁岂视而不见？其致误，何也？考杜甫《陈拾遗故宅》诗云：“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篇。”皎然《诗式》曰：“子昂《感遇》，其源出于阮公。”白居易《与元九书》亦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有《感兴诗》十五首。”足见在唐人心目中，《感遇》为子昂之代表作；论子昂之诗，未有不言《感遇》者。然当中唐之时，白居易所见，仅二十篇，已非全本矣。五代乱离，图书散佚，以昌黎之望重斗山，其集犹弃置敝筐，无人过问，几至淹没注66，则子昂制作，亦未必列在缥缃。余颇疑刘昫撰史时，徒闻《感遇》之名，而实未见其诗，故摭拾《别传》之语，而漫以此当之耳。宋祁增减《旧传》以成文，或未之深究。独怪计有功撰《唐诗纪事》，全载《感遇》三十八篇，仍沿其失，殊令人不解。
《新传》云：“子昂所论著，世以为法。”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四十九集部别集类二《陈子昂集提要》云：“唐初文章，不脱陈、隋旧习，子昂始发奋自为，追古作者。韩愈诗云：‘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柳宗元亦云：‘张说工著述，张九龄善比兴，兼备者，子昂而已。’注67马端临《文献通考》乃谓：‘子昂惟诗语高妙，其他文皆不脱偶俪卑弱之体，韩、柳之论，不专称其诗，皆所未喻。’今观其集，惟诸表序，犹沿排偶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韩、柳之说，未为非也。”茂元按：唐代推崇子昂散文，视为楷模者，殊不乏其人。《全唐文》卷三百十五李华《萧颖士文集序》云：“君以为……近日陈子昂文体最正，以此而言，见君之述作矣。”同书卷四百四十三李舟《独孤州文常集序》亦云：“天后朝，广汉陈子昂独诉颓波，以趣清源，自兹作者，稍稍而出。”开、天而后，古文渐兴，萧颖士及独孤及皆一时作者，为韩、柳之先驱，而论其流别，则皆追始于子昂。盖子昂之于诗歌与散文，造诣虽殊，志趣则一。其散文之成就，虽不能与其诗相提并论，然在初唐，实已不可多得。此云：“子昂所论著，世以为法。”所谓“论著”，亦指其文而言之也。惟马端临谓韩愈及柳宗元皆兼崇子昂之诗文，于韩则有所误解。考古人所称文章，合诗歌与各体文言之，此通义也。然其用，则往往有所侧重或偏属，不可一概而论，顾当审其语气如何耳。韩愈《荐士》诗云：“周诗三百篇，雅丽理训诰；曾经圣人手，议论安敢到！五言出汉时，苏、李首更号。东都渐弥漫，派别百川导。建安能者七，卓荦变风操。逶迤抵晋宋，气象日雕耗。中间数鲍谢，比近最清奥。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搜春摘花卉，沿袭伤剽盗。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勃兴得李杜，万类困陵暴。”观其论述，专在诗歌，所谓“文章”，即《调张籍》诗中所言“李杜文章在”之“文章”，实指其诗，与其他文体固无预也。又《送孟东野序》云：“唐之有天下，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观皆以所能鸣。”所谓“以所能鸣”，虽未明言为诗抑为文，然东野诗人也，拟必其伦，则韩氏之意，凡所称举，侧重仍在诗歌。通观昌黎之论，其推重子昂，在诗而不在文；与柳州之诗文兼崇，持论区以别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