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譬如说，“《管子》书是假的”，这句话和说“《管子》书是真的”同样的有毛病。假如在后来历史观念作者观念大明之时，出了一部《管子》书；里面并不显然出来些管子的谥，桓公的谥，管子死后事，而题曰，“春秋时齐相颍川人管仲撰”以问世，被人考核了一下子，原来是一部做了售世的书，这然后说，“这部书是假的”。若《管子》书中，引《老子》，引战国末年事，称桓公的谥法，称管仲的死后事，本是齐人托管子之功名而著之书，只是当时的一种文体，他自己先不曾说是真的，战国时也不会有题“齐相管仲撰”的事，又何劳我们答他曰“是假的”。既有一个梁任公先生，硬说管子那个人做了《管子》那些书，便应该有人回答他说，管子不曾做了这些篇的一个字。说到这样好到这样。若进一步去说，《管子》书是假的，则先须假定战国时人已有精严的著者观念，先须假定战国时这些篇出来的时候上边写着“齐桓公相管仲撰”。这样假定当然是不可以的。《管子》这部书现在所见的集合，乃是刘向的事，其中篇章是齐学之会集，书中直接称道管仲的篇章，在战国托于人而出来，也不过是自尸为管仲之学之后世，别人叙论他，也不过可说“慎轻重，贵权衡，因祸为福，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齐人闻管仲之传说而悦之，作为……”。果然我们充管仲晏子是假书一类话，则《国语》、《论语》、《孟子》、《墨子》、《庄子》等等无不是假书，因为《国语》当然不是孔子所称之左丘明写的，《论语》当然没有一个字是孔子写的，《孟子》书称梁惠王、襄王之谥当然也是他的弟子记的。《墨子》中最墨子者，也譬头就说“子墨子言曰”，中间又说“是以子墨子言曰”，《庄子》更是汉朝人所集合，魏晋人所编印的。那么，真书只剩了《吕览》，还要减去《月令》了。若说这些书里有些真话，真材料，则我们又焉能保管晏书中没有一点真话，真材料，一初都是度的差别罢了。我们这样ad absurdum一看，可以确知我们切不可以后来人著书之观念论战国文籍。总而言之：
（1）战国时“著作者”之观念不明了。
（2）战国时记言书多不是说者自写，所托只是有远有近有切有不相干罢了。
（3）战国书除《吕览》外，都只是些篇，没有成部的书，战国书之成部，是汉朝人集合的。
这层意思，我们反复说来好像不厌其详者，实因为了解战国文籍之成书性，是分析战国文籍的一个前提。
（二）记言——著论——成书
著述脱离了官书的地步，而成私人著作，我们现在可见之最早者，是《论语》。《论语》是记言的。《论语》的体裁现在看了未免奇怪，除很少的几段记得较丰充以外，每一段话，只记几句，前无因，后无果。在我们现在固已不知春秋末年情景，其不懂得，犹可说，乃汉儒对于《论语》上的话，也有好些像是不懂得何所为而发的样子。且如“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一类的话，若不附带着“本事”，不和“丧欲速贫，死欲速朽”发生同样的误会吗（见《檀弓》）？记言记到没头没尾，不附带口说便使人不懂得，而一经辗转，便生误会，决然不是一种妥当的记言法。再试看《论语》中的言，每段常含蓄很多的意思，有时显出语长而所记者短的样子。且《论语》成书大约在曾子弟子时去孟子时已不远，孟子便是那样汪洋大论，虽说孟子是个“战国辩士”，谈言微中与信口开河者不同，然孔子也是靠说话而做东西南北之人者，若他说的话都像《论语》所记那样子，恐怕他所专要见的公侯上大夫下大夫中，懂得他的真少啦！这样看来，《论语》成书时代，文书之物质尚难得，一段话只能写下个纲目，以备忘记，而详细处则凭口说，到了战国中年，文书的工具大便宜了，于是乎记长篇大论如《孟子》、《庄子》书那样子的可能了，遂由简约的记言进而为铺排的记言，更可成就设寓的记言。记言是战国文体的初步。《论语》、《孟子》、《庄子》中若干部分，《晏子》、《管子》中若干部分，《墨子》书中的演说体，以及兼记事记言的《国语》都属于这一类。
但一段思想不必有机会言之而出，而假设的记言有时不信人，有时又大费事，于是乎舍去记言之体而据题抒论。《史记·吕不韦列传》，“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现在看荀卿的书，好些不是记言，而是据题为论者，这样著篇，实是记言之一变，由对语（diglogue）进而为单语（monologue）这样体裁，恐怕战国中期才有。现存战国末年书，如《商君书》、《荀子》、《韩非子》及《管子》之一部，大体上属于这一类。这是战国诸子文体演进之第二步。
著论虽已不是记言，但独立的论，仍然只有篇的观念，没有书的观念。战国晚年五德六数之义盛行，人们著书当趋于系统化。慎到著十二论（见《史记》），这个数目是很整齐的，而又以《齐物》为首（见《庄子·天下篇》），或者这是做全部书的开始。但我们现在不见《慎子》全书，不能作决定。而吕不韦之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乃成一部全始要终的书，不是些散篇了。八览六论十二纪，六为秦之圣数，八则卦数，十二则记天之数，这三个数八、六、十二，也都是在当时有意义的整数。这部《吕氏》真是中国第一部整书，以前只是些散篇而已。这个体裁虽始于战国末，然这样的系统著作尚非依傍大财力不可，故汉朝人之继续者，始有刘安，在体裁上《淮南子》是“青出于蓝而青于蓝”的《吕氏春秋》。太史公未必富，但有异常的精力。也许武帝时文书的物质更廉了，于是百三十篇又要一部要去贯天地人的通书。十表像天干，十二本纪像地支，书八章像八卦，三十世家取老子三十幅共一毂之语，七十列传之数亦取一个丰长的整数。从此以后，系统的著书乃更多，《周礼》之成书，一往整齐，卜筮如《太玄》，续子长者如《汉书》，乃至字书之《说文解字》，都在那里有始有终，托于系统哲学啦。
更把上文写成一表如下：
苏格拉底有语无文，犹之孔子时。柏拉图依师说散为无穷无尽之对语，对语亦记言。亚里士多德乃真著书。在中国一二百年中之变迁，在希腊则师生三代各代表之，这颇是一个文体进化的平行现象。
问曰：因文体之演进，文词之内容会不会受影响的？答曰：这是不免的。文辞之由记言而著论，由著论而成书，是由自然的话语到了较不自然的斫饰辞句。说话固可以抽象，然总不能忘了听的人之直接了解，说话固可以铺排，然总不能忘了听的人之捉摸得住，一经离了纯粹记言的地位，文法可以代语法，泛词可以代切词。战国子书中颇有不少白话，而《荀子》已是很简约的文言，《吕氏春秋》已有些无话说话的油腔滑调，入汉而著作者，更都是文言了（此处用文言，乃如所谓Kunstsprache，与古文不同）。
十八年二月
（原载1930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二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