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言“赋者古诗之流”，其作《汉书·艺文志》，论孙卿、屈原赋有恻隐古诗之义。刘勰《诠赋》谓赋为“六义附庸”。可知六义不备，非诗即非赋也。
赋，古诗之流。古诗如《风》《雅》《颂》是也。即《离骚》出于《国风》《小雅》可见。
言情之赋本于《风》，陈义之赋本于《雅》，述德之赋本于《颂》。
李仲蒙谓：“叙物以言情谓之赋，索物以托情谓之比，触物以起情谓之兴。”此明赋、比、兴之别也。然赋中未尝不兼具比兴之意。
诗为赋心，赋为诗体。诗言持，赋言铺，持约而铺博也。古诗人本合二义为一，至西汉以来，诗赋始各有专家。
赋起于情事杂沓，诗不能驭，故为赋以铺陈之。斯于千态万状、层见迭出者，吐无不畅，畅无或竭。《楚辞·招魂》云：“结撰至思，兰芳假些。人有所极，同心赋些。”曰“至”曰“极”，此皇甫士安《三都赋序》所谓“欲人不能加”也。
乐章无非诗，诗不皆乐；赋无非诗，诗不皆赋。故乐章，诗之宫商者也；赋，诗之铺张者也。
赋别于诗者，诗辞情少而声情多，赋声情少而辞情多。皇甫士安《三都赋序》云：“昔之为文者，非苟尚辞而已。”正见赋之尚辞，不待言也。
古者辞与赋通称。《史记·司马相如传》言“景帝不好辞赋”，《汉书·扬雄传》“赋莫深于《离骚》，辞莫丽于相如”，则辞亦为赋，赋亦为辞，明甚。
《骚》为赋之祖。太史公《报任安书》：“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汉书·艺文志》：“屈原赋二十五篇”，不别名“骚”。刘勰《辩骚》曰：“名儒辞赋，莫不拟其仪表。”又曰：“雅颂之博徒，而辞赋之英杰也。”
太史公《屈原传》曰：“离骚，犹离忧也。”于“离”字初未明下注脚。应劭以“遭”训“离”，恐未必是。王逸《楚辞章句》：“离，别也；骚，愁也。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盖为得之。然不若屈子自云：“余既不难夫离别兮，伤灵修之数化。”尤见离而骚者，为君非为私也。
《离骚》云：“余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九章》云：“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屈子见疑愈信，被谤愈忠，于此见矣。
班固以屈原为露才扬己，意本扬雄《反离骚》，所谓“知众嫭之嫉妒兮，何必扬累之蛾眉”是也。然此论殊损志士之气。王阳明《吊屈平庙赋》“众狂稚兮，谓累扬己”二语，真足令读者称快。
《骚》辞较肆于《诗》，此如“《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浮夸中自有谨严意在。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淮南以此传《骚》，而太史公引之。少陵咏宋玉宅云：“风流儒雅亦吾师。”“亦”字下得有眼，盖对屈子之风雅而言也。
赋当以真伪论，不当以正变论。正而伪，不如变而真。屈子之赋，所由尚已。
变风、变雅，变之正也。《离骚》亦变之正也。“跪敷衽以陈辞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屈子固不嫌自谓。
《离骚》东一句，西一句，天上一句，地下一句，极开阖抑扬之变，而其中自有不变者存。
荀卿之赋直指，屈子之赋旁通。景以寄情，文以代质，旁通之妙用也。
王逸云：“小山之徒闵伤屈原，又怪其文升天乘云，役使百神，似若仙者。”余案：此但得其文之似，尚未得其旨。屈之旨，盖在“临睨夫旧乡”，不在“涉青云以泛滥游”也。
《骚》之抑遏蔽掩，盖有得于《诗》《书》之隐约。自宋玉《九辩》已不能继，以才颖渐露故也。
顿挫莫善于《离骚》，自一篇以至一章及一两句，皆有之。此传所谓“反覆致意”者。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余谓《楚辞·九歌》最得此诀。如“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正是写出“目眇眇兮愁予”来；“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正是写出“思公子兮未敢言”来。俱有“目击道存，不可容声”之意。
《楚辞·九歌》，两言以蔽之，曰：乐以迎来，哀以送往。《九歌》与《九章》不同，《九歌》纯是性灵语，《九章》兼多学问语。
屈子《九歌》如《云中君》之“猋举”，《湘君》之“夷犹”，《山鬼》之“窈窕”，《国殇》之“雄毅”，其擅长得力处，已分明一一自道矣。
屈子之文取诸六气，故有晦明变化、风雨迷离之意。读《山鬼》篇足觇其概。
屈子之辞，沈痛常在转处。“气缭转而自缔”，《悲回风》篇语可以借评。
屈子《橘颂》云：“秉德无私，参天地兮。”又云：“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天地”、“伯夷”大矣，而借橘言之，故得不迂而妙。
《橘颂》品藻精至，在《九章》中尤纯乎赋体。《史记·屈原传》云：“乃作《怀沙》之赋。”知此类皆可以赋统之。
长卿《大人赋》出于《远游》，《长门赋》出于《山鬼》；王仲宣《登楼赋》出于《哀郢》；曹子建《洛神赋》出于《湘君》《湘夫人》，而屈子深远矣。
屈子以后之作，志之清峻莫如贾生《惜誓》，情之绵邈莫如宋玉“悲秋”，骨之奇劲莫如淮南《招隐士》。
宋玉《招魂》，在《楚辞》为尤多异采，约之亦只两境：一可喜，一可怖而已。
问：《招魂》何以备陈声色供具之盛？曰：“美人为君子，珍宝为仁义”，以张平子《四愁诗序》通之，思过半矣。且观其所谓“不可以托”、“不可以止”之处，非即“水深雪为小人”之例乎？
宋玉《风赋》出于《雅》，《登徒子好色赋》出于《风》，二者品居最上。《钓赋》纵横之气骎骎乎入于说术，殆其降格为之。
《文心雕龙》云：“楚人理赋。”隐然谓《楚辞》以后无赋也。李太白亦云：“屈、宋长逝，无堪与言。”
朱子答吕东莱，谓“屈、宋、唐、景之文，其言虽侈，其实不过悲愁、放旷二端而已，于是屏绝不复观”。按朱子此言，特有为而发，观其为《楚辞集注》，何尝不取诸家好处！
贾谊《惜誓》《吊屈原》《鵩赋》俱有凿空乱道意。骚人情境，于斯犹见。
《鵩赋》为赋之变体。即其体而通之，凡能为子书者，于赋皆足自成一家。
《惜誓》，余释以为“惜”者，惜己不遇于时，发乎情也；“誓”者，誓己不改所守，止乎礼义也。此与篇中语意俱合。王逸注：“哀惜怀王与己约信而复背之。”其说似浅。
读屈、贾辞，不问而知其为志士仁人之作。太史公之合传，陶渊明之合赞，非徒以其遇，殆以其心。
诗人之优柔，骚人之清深，后来难并矣。惟奇倔一境，虽亦《诗》《骚》之变，而尚有可广。此淮南《招隐士》所以作与？
王无功谓薛收《白牛溪赋》“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余谓赋之足当此评者，盖不多有，前此其惟小山《招隐士》乎？
屈子之赋，贾生得其质，相如得其文，虽涂径各分，而无庸轩轾也。扬子云乃谓“贾谊升堂，相如入室”，以己多依效相如故耳。
贾生之赋志胜才，相如之赋才胜志。贾、马以前，景差、宋玉已若以此分途，今观《大招》《招魂》可辨。
相如一切文皆善于架虚行危。其赋既会造出奇怪，又会撇入窅冥，所谓“似不从人间来者”此也。至模山范水，犹其末事。
屈子之赋，筋节隐而不露；长卿则有迹矣。然作长篇，学长卿入门较易。
相如之渊雅，邹阳、枚乘不及；然邹、枚雄奇之气，相如亦当避谢。
《汉书·枚乘传》：“梁客皆善辞赋，乘尤高。”则知当日赋名重于相如矣。后世学相如之丽者，还须以乘之高济之。枚乘《七发》出于宋玉《招魂》。枚之秀韵不及宋，而雄节殆于过之。
班倢伃《捣素赋》怨而不怒，兼有“塞渊、温惠、淑慎”六字之长，可谓深得风人之旨。
后汉赵元叔《穷鱼赋》及《刺世嫉邪赋》，读之知为抗脏之士，惟径直露骨，未能如屈、贾之味余文外耳。
建安名家之赋，气格遒上，意绪绵邈；骚人清深，此种尚延一线。后世不问意格若何，但于辞上争辩，赋与骚始异道矣。
《楚辞》风骨高，西汉赋气息厚，建安乃欲由西汉而复于《楚辞》者。若其至与未至，所不论焉。问《楚辞》、汉赋之别。曰：《楚辞》按之而逾深，汉赋恢之而弥广。
《楚辞》尚神理，汉赋尚事实。然汉赋之最上者，机括必从《楚辞》得来。
或谓楚赋自铸伟辞，其取熔经义，疑不及汉。余谓楚取于经，深微周浃，无迹可寻，实乃较汉尤高。《楚辞》，赋之乐；汉赋，赋之礼。历代赋体，只须本此辨之。
屈灵均、陶渊明皆狂狷之资也。屈子《离骚》，一往皆特立独行之意。陶自言“性刚才拙，与物多忤，自量为己，必贻俗患”，其赋品之高，亦有以矣。
屈子辞，雷填风飒之音；陶公辞，木荣泉流之趣。虽有一激一平之别，其为独往独来则一也。
《离骚》不必学《三百篇》，《归去来辞》不必学《骚》，而皆有其独至处，固知真古自与摹古异也。
屈子之缠绵，枚叔、长卿之巨丽，渊明之高逸，宇宙间赋，归趣总不外此三种。
李白《大猎赋序》云：“辞欲壮丽，义归博达。”似约相如答盛览问赋之旨，而白赋亦允足称之。
李白《大鹏赋序》云：“睹阮宣子《大鹏赞》，鄙心陋之。”《大猎赋序》于相如《子虚》《上林》，子云《长杨》《羽猎》，且谓龌龊之甚，皆是尊题法。尊题，则赋之识见、气体不由不高矣。
韩昌黎《复志赋》，李习之《幽怀赋》，皆有得于《骚》之波澜意度而异其迹象。故知猎艳辞、拾香草者，皆童蒙之智也。
孙可之《大明宫赋》，语极遒练，意多劝诫，与李习之《幽怀赋》殊涂并美。
唐之刘复愚，宋之黄山谷，皆学《楚辞》而困踬者。然一种孤峻之致，正复难踪，特未可为举肥之相者道耳。
《周礼》太师之职始见“赋”字。郑注“赋之言铺”，而于铺之原委仍引而未发也。铺，有所铺，有能铺。司马相如《答盛览问赋书》有“赋迹”、“赋心”之说。迹，其所；心，其能也。心、迹本非截然为二。览闻其言，乃终身不敢言作赋之心，抑何固哉！且言“赋心”不起于相如，自《楚辞·招魂》“同心赋些”，已发端矣。
《楚辞·涉江》《哀郢》，“江”、“郢”，迹也；“涉”、“哀”，心也。推诸题之但有迹者亦见心，但言心者亦具迹也。
赋，辞欲丽，迹也；义欲雅，心也。“丽辞雅义”，见《文心雕龙·诠赋》。前此，《扬雄传》云：“司马相如作赋甚宏丽温雅。”《法言》云：“诗人之赋丽以则。”“则”与“雅”，无异旨也。
古人赋诗与后世作赋，事异而意同。意之所取，大抵有：一二以讽谏，《周语》“瞍赋蒙诵”是也；一以言志，《左传》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韩宣子曰“二三子请皆赋，起亦以知郑志”是也。言志、讽谏，非雅丽何以善之？
太史公《屈原传赞》曰“悲其志”，《叙传》曰“作辞以讽谏”。志与讽谏，赋之体用具矣。
屈兼言志、讽谏，马、扬则讽谏为多。至于班、张，则揄扬之意胜，讽谏之义鲜矣。
“风雨如晦，鸡鸣不已”，屈子言志之指；“无已太康，职思其居”，马、扬讽谏之指。
《史记·司马相如传赞》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此与《诗》之风谏何异？”《叙传》曰：“《子虚》之事，《大人》赋说，靡丽多夸，然其指风谏，归于无为。”扬雄《甘泉赋序》曰：“奏《甘泉赋》以风。”《羽猎赋序》曰：“聊因《校猎赋》以风之。”《长杨赋序》曰：“藉翰林以为主人，子墨为客卿，以风。”赋之讽谏，可于斯取则矣。
古人一生之志，往往于赋寓之。《史记》《汉书》之例，赋可载入列传，所以使读其赋者，即知其人也。
《屈原传》曰：“其志洁，故其称物芳。”《文心雕龙·诠赋》曰：“体物写志。”余谓志因物见，故《文赋》但言“赋体物”也。
董广川《士不遇赋》云：“虽矫情而获百利兮，复不如正心而归一善。”此即正谊明道之旨。司马子长《悲士不遇赋》云：“没世无闻，古人唯耻。”此即述往事思来者之情。陶渊明《感士不遇赋》云：“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此即屡空晏如之意。可见古人言必由志也。
《汉书·艺文志》曰：“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余案：所谓失志者，在境不在己也。屈子《怀沙》赋云：“离慜而不迁兮，愿志之有像。”如此虽谓失志之赋即励志之赋可矣。
邹阳狱中上书，气盛语壮。祢正平赋鹦鹉于黄祖长子座上，蹙蹙焉有自怜依人之态，于生平志气，得无未称！
志士之赋，无一语随人笑叹。故虽或颠倒复杳，纠皞隐晦，而断非文人才客求慊人而不求自慊者所能拟效。
《雄雉》之诗“瞻彼日月”两章，自来贤人失志之赋不出此意，所谓“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也。若一涉怨天尤人，岂有是处！
《汉书·艺文志》言：“贤人失志之赋，有恻隐古诗之意。”余谓江湖忧君，庙堂忧民，恻隐不独失志然也，观姬公《东山》《七月》可见。
或问：古人赋之言志者，汉如崔篆之《慰志》、冯衍之《显志》，魏如刘桢之《遂志》、丁仪之《励志》，晋如枣据之《表志》、曹摅之《述志》，然则赋以径言其志为尚乎？余谓赋无往而非言志也。必题是志而后其赋为言志，则志或几乎息矣。
实事求是，因寄所托，一切文字不外此两种，在赋则尤缺一不可。若美言不信，玩物丧志，其赋亦不可已乎！《风》诗中赋事，往往兼寓比兴之意。钟嵘《诗品》所由竟以“寓言写物”为赋也。赋兼比兴，则以言内之实事，写言外之重旨。故古之君子上下交际，不必有言也，以赋相示而已。不然，赋物必此物，其为用也几何？
春有草树，山有烟霞，皆是造化自然，非设色之可拟。故赋之为道，重象尤宜重兴。兴不称象，虽纷披繁密而生意索然，能无为识者厌乎？
赋与谱录不同。谱录惟取志物，而无情可言，无采可发，则如数他家之宝，无关己事。以赋体视之，孰为亲切且尊异耶？
赋必有关著自己痛痒处。如嵇康叙琴，向秀感笛，岂可与无病呻吟者同语？
在外者物色，在我者生意，二者相摩相荡而赋出焉。若与自家生意无相入处，则物色祗成闲事，志士遑问及乎？
赋欲不朽，全在意胜。《楚辞·招魂》言赋，先之以“结撰至思”，真乃千古笃论！
赋家主意定则群意生。试观屈子辞中，忌己者如党人，悯己者如女媭、灵氛、巫咸，以及渔父别有崇尚，詹尹不置是非，皆由屈子先有主意，是以相形相对者，皆若沓然偕来，拱向注射之耳。
《周南·卷耳》四章，只“嗟我怀人”一句是点明主意，余者无非做足此句。赋之体约用博，自是开之。
赋兼叙、列二法。列者，一左一右，横义也；叙者，一先一后，竖义也。
司马长卿论赋云：“一经一纬。”或疑经可言一，纬不可言一。不知乃举一例百，合百为一耳。赋欲纵横自在，系乎知类。太史公《屈原传》曰：“举类迩而见义远。”《叙传》又曰：“连类以争义。”司马相如《封禅书》曰：“依类托寓。”枚乘《七发》曰：“离辞连类。”皇甫士安叙《三都赋》曰：“触类而长之。”
张融作《海赋》不道盐，因顾凯之之言乃益之。姚铉令夏竦为《水赋》，限以万字。竦作三千字，铉怒，不视，曰：“汝何不于水之前后左右广言之？”竦益得六千字。可知赋须当有者尽有，更须难有者能有也。
司马长卿谓“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成公绥《天地赋序》云：“赋者贵能分赋物理，敷演无方，天地之盛，可以致思矣。”意与长卿宛合。
赋取穷物之变。如山川草木，虽各具本等意态，而随时异观，则存乎阴阳晦明风雨也。
赋家之心，其小无内，其大无垠，故能随其所值，赋像班形，所谓“惟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赋以象物。按实肖象易，凭虚构象难。能构象，象乃生生不穷矣。唐释皎然以“作用”论诗，可移之赋。
赋之妙用，莫过于“设”字诀。看古作家无中生有处可见。如设言值何时、处何地、遇何人之类，未易悉举。
赋必合数章而后备，故《大言》《小言》两赋，俱设为数人之语。准此意，则知赋用一人之语者，亦当以参伍错综出之。
赋须曲折尽变。孔颖达谓“言事之道，直陈为正”，此第明赋之义，非论其势。势曲，固不害于于义直也。
赋取乎丽，而丽非奇不显，是故赋不厌奇。然往往有以竟体求奇，转至不奇者，由不知以蓄奇为泄奇地耳。
谭友夏论诗，谓“一篇之朴，以养一句之灵；一句之灵，能回一篇之朴”。此说每为谈艺者所诃，然征之于古，未尝不合。如《秦风·小戎》“言念君子”以下，即以灵回朴也；其上，皆以朴养灵也。《豳风·东山》每章之意，俱因收二句而显，若“敦彼独宿”以及“其新孔嘉”云云，皆灵也；每二句之前，皆朴也。赋家用此法尤多，至灵能起朴，更可隅反。
赋中骈偶处，语取蔚茂；单行处，语取清瘦。此自宋玉、相如已然。
赋之尚古久矣。古之大要有五：性情古，义古，字古，音节古，笔法古。
古赋难在意创获而语自然。或但执言之短长、声之高下求之，犹未免刻舟之见。古赋调拗而谐，采淡而丽，情隐而显，势正而奇。古赋意密体疏，俗赋体密意疏。
俗赋一开口，便有许多后世事迹来相困踬；古赋则越世高谈，自开户牖，岂肯屋下盖屋耶！
赋兼才学。才，如《汉书·艺文志》论赋曰“感物造端，材智深美”，《北史·魏收传》曰“会须作赋，始成大才士”。学，如扬雄谓“能读赋千首，则善为之”。
以赋视诗，较若纷至沓来，气猛势恶。故才弱者往往能为诗，不能为赋。积学以广才，可不豫乎？
赋从“贝”，欲其言有物也；从“武”，欲其言有序也。《书》：“具乃贝玉。”《曲礼》：“堂上接武，堂下布武。”意可思矣。
古人称“不歌而诵谓之赋”。虽赋之卒往往系之以歌，如《楚辞》“乱曰”、“重曰”、“少歌曰”、“倡曰”之类皆是也。然此乃古乐章之流，使早用于诵之中，则非体矣。大抵歌凭心，诵凭目。方凭目之际，欲歌焉，庸有暇乎？
《楚辞·惜诵》无歌调，《九歌》无诵调。歌、诵之体，于斯可辨。言骚者取幽深，柳子厚谓“参之《离骚》以致其幽”，苏老泉谓“骚人之清深”是也。言赋者取显亮，王文考谓“物以赋显”，陆士衡谓“赋体物而浏亮”是也。然二者正须相用，乃见解人。
学《骚》与《风》有难易。《风》出于性灵者为多，故虽妇人女子，无不可与；《骚》则重以修能，娴于辞令，非学士大夫不能为也。赋出于《骚》，言典致博，既异家人之语，故虽宏达之士，未见数数有作，何论隘胸襟乏闻见者乎？
范椁论李白乐府《远别离》篇曰：“所贵乎楚言者，断如复断，乱如复乱，而词义反复屈折行乎其间，实未尝断而乱也。”余谓此数语可使学骚者得门而入，然又不得执形似以求之。
骚调以虚字为句腰，如“之”、“于”、“以”、“其”、“而”、“乎”、“夫”是也。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异为谐调，平仄同为拗调。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摄提贞于孟陬兮”，“之”、“于”二字为腰，“阳”、“贞”，腰上字，“裔”、“陬”，句末字，“阳”平“裔”仄为异，“贞”、“陬”皆平为同。《九歌》以“兮”字为句腰，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句调谐拗亦准此。如“吉日兮辰良”，“日”仄“良”平；“浴兰汤兮沐芳”，“汤”、“芳”皆平。
赋长于拟效，不如高在本色。屈子之《骚》，不沾沾求似《风》《雅》，故能得《风》《雅》之精；长卿《大人赋》于屈子《远游》，未免落拟效之迹。
赋有夷险二境。读《楚辞·湘君》《湘夫人》，便觉有逍遥容与之情；读《招隐士》，便觉有罔沕憭栗之意。
戴安道画《南都赋》，范宣叹为有益。知画中有赋，即可知赋中宜有画矣。
以精神代色相，以议论当铺排，赋之别格也。正格当以色相寄精神，以铺排藏议论耳。
赋盖有思胜于辞者。荀卿《礼》《智》《云》《蚕》诸赋，篇虽短，却已想透无遗。陆士衡《文赋》精语络驿，其曰“非华说之所能精”，命意盖可见矣。
以老、庄、释氏之旨入赋，固非古义，然亦有理趣、理障之不同。如孙兴公《游天台山赋》云：“骋神变之挥霍，忽出有而入无。”此理趣也；至云：“悟遣有之不尽，觉涉无之有闲。泯色空以合迹，忽即有而得元。释二名之同出，消一无于三幡。”则落理障甚矣！
赋有以所纪之事实重者。如王无功《游北山赋》，似不过写其闲适旷达之意，然叙文中子一段，抽出之，足为文献之征，乃赋中有关系处也。
杨子云谓“雕虫篆刻，壮夫不为”。然壮夫自有壮夫之赋，不然，则周公、尹吉甫叙事之作，亦不足称矣。杨德祖《答临淄侯笺》，先得我心。
赋因人异。如荀卿《云赋》言云者如彼，而屈子《云中君》亦云也，乃至宋玉《高唐赋》亦云也；晋杨乂、陆机俱有《云赋》，其旨又各不同。以赋观人者，当于此著眼。
诗，持也，此义通之于赋。如陶渊明之《感士不遇》，持己也；李习之之《幽怀》，持世也。
名士之赋，叹老嗟卑；俗士之赋，从谀导侈。以持己、持世之义准之，皆当见斥也。况流连般乐者耶！
赋尚才不如尚品。或竭尽雕饰以夸世媚俗，非才有余，乃品不足也。徐、庾两家赋，所由卒未令人满志与！
“升高能赋”，升高虽指身之所处而言，然才识怀抱之当高，即此可见。如陶渊明言“登高赋新诗”，亦有微旨。
或问：左思《三都赋序》以升高能赋为“颂其所见”，所见或不足赋，奈何？曰：严沧浪谓诗有“别材”、“别趣”，余亦谓赋有“别眼”。“别眼”之所见，顾可量耶？
皇甫士安《三都赋序》曰：“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刘彦和《诠赋》曰：“拟诸形容，象其物宜。”余论赋则曰：“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