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读中国历史的人，一开始都会被帝王将相们的文韬武略所吸引。台前幕后的经国大计，莽原沙场的刀光剑影，舞榭歌台的杯盘交错，孤城远镇的阴谋策划，英雄末路，美人迟暮，壮士悲歌，忠臣饮恨......无不让人或击节嘘唏，或扼腕长叹。然而，看得多了，慢慢就会发觉浩翰的史籍应该记载却有意无意遗漏忽略的人事委实不少。
对‘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人物看多了，目光会不经意地投向唯独中国历史才有的一个特殊的人群——隐士。
说它特殊，首先是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性。二十五史每一部都专辟一章曰：‘隐逸’。然而，除个别人的生平较详，大多不知其从何而来，老于何乡。有的干脆只闻其声，未见其人。如朱元璋当了皇帝后，立法十分严酷。有一天他要到寺庙里走走，他从前穷得活不下去，也当过几天和尚，想必是恋旧情结使然，但他禁止随从人员进去，独自一人踱到寺院的山墙下，看见上面画了一个布袋和尚，墨迹未干，旁边题有一首诗偈：
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将一袋装。
毕竟有收还有散，放宽些子又何妨？
他转头立即命从人进庙搜索，里里外外无一人，只是一座荒芜已久的古寺而已。
有的隐士人物是半入世态。
这类人物虽名为隐士，深居山林，仿佛不食人间烟火，其实非常关心天下大事，但又从不直接出面干预，只是从旁或通过朋友，或派出学生，帮助别人成功后，就再也找不到他们的踪影了。后世比较熟悉的，一个是春秋战国时代的鬼谷子，他只打发出五个学生——苏秦、张仪、孙膑、庞涓、尉缭，就把天下诸侯玩得团团转，最后还是采用了张仪的策略，秦始皇才得以统一天下。还有隋唐之际的文中子王通，他以儒佛道三家通才的学养，讲学河汾，培训了一批开创盛唐的文臣武将，如魏征、李靖、房玄龄等人都是他的学生。而他作为隐身幕后的旷世奇人，正史中却不载一字；帮助朱元璋打天下的也是几个始终不肯站出来的装疯卖傻的道人，推到台前的只有一个刘伯温。虽然朱元璋都亲自为他们写过传记，但编正史的儒家不予录用，因为不合他们的口味。
将《素书》传给张良的黄石公，也是这样一个取‘犹抱琵琶半遮面’态的神秘人物。他在圯桥授书张良后，相约十三年济北相见，不过他说谷城山下有块黄石，那就是他。不早不晚，十三年后汉高祖率军路经谷城山下，张良果见山脚下有一黄石，于是取回家供了起来。
黄石公很有点像鬼谷子，他预见到秦将亡，汉将兴，想物色一个代理人，替他出山辅佐刘邦打天下。但何以偏偏找的是张良呢？圯桥相遇，初看似乎纯属偶然，细思却不尽然。圯桥授书，其实是黄石公早已安排停当了的。
张良作为韩国一风度翩翩、美若好女的佳公子，因在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始皇大怒，通缉全国大肆追捕，这一爆炸性的新闻肯定被传得沸沸扬扬，无人不晓。正在留心天下大势的黄石公焉能不知？他想，一个纤弱如女子的青年，敢于狙击一跺脚地动山摇的秦始皇，勇则勇矣，但此乃匹夫之勇，还不足以成大事。亡秦需要这些热血壮士，然而必须具备以柔克刚、以弱制强的大勇，那就得看他能否学会‘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忍劲了。
因有此背景，有此思虑，黄石公肯定把张良作为首选人物，暗中跟踪、观察他有好久了。圯桥相遇，在张良是邂逅，在黄石公却是预谋；接著而来的一系列折辱，既是考验，也是上课。直到张良考试过关，才将《素书》给了他，也等于在传给他‘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法宝的同时，告诉他：忍点著，才有好处！
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张良靠这部《素书》兴刘灭项，功成身退，完全得益于一个‘忍’字。即使纵观中外成功的政治家，除开客观因素不说，自身必须具备‘三忍’的素养：一曰容忍，二曰隐忍，三曰不忍。
怎么理解？
容忍者，胸怀气量也。海纳百川，没有海洋般的胸怀，怎能拥有天下！
隐忍者，隐而不发也。越是伟大的政治家，所遭遇的凶险艰难也越多。在时不至、运不到的时候，必须有足够的耐性忍下去，再忍下去；同时积蓄力量，修德聚贤，像周文王在羑（音友）里狱中那样。
不忍者，非常人之所忍也，大义灭亲之忍也，消灭政敌绝不手软之忍也......如李世民之于胞兄李建成，诸葛亮之于马谡等等。
由此可知，《素书》是为从政者就如何加强自身的政治素养，如何把握道德与谋略的关系而写的，但又不仅仅局限于此。书中这些效法天道地道，以格言形式表述的最高智慧，用之修身，可以明志益寿；用之治国，可以位极人臣；用之经商，可以富埒王侯；用之军事，可以百战百胜。
《素书》原文并不长，只有六章一百三十二句。词句也不十分难懂，但每句话的内蕴却异常丰富、深邃。鉴于此，我们在整理这部古籍时，没有采取逐字逐句翻译的方式，而是从读者的角度出发，用‘释评’的办法，尽量挖掘、剖析每一段话的内涵。估计读者自己明白的地方，就一带而过；涉及到古代哲学或用典比较生僻之处，则力所能及给予较详尽的阐述，有时适当结合现代观念予以评析，对于其中已经过时的一些观点，则以当代先进思想观念为准则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为了加深对原文的理解，我们为《素书》的每一个观点都撰写了具体的历史事例，并对每一章摘精采、简要加以归纳，作为‘导读’置于章首。这无非是想尽编者的一片抛砖引玉、锦上添花的美意罢了。但如读者只想独立自主地玩味原作的精神要意，这些都可以不看，只看原著全文（第二十一页《素书白文》）即可。
《素书》的校勘，是以《百子全书》为底本，参照《四库全书》和台湾南怀瑾先生的《历史的经验》完成的。张商英对《素书》的注，置于［］内，以别于正文。
最后，我们觉得有必要对张商英其人简略地说几句。
张商英字天觉，四川人。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期间都在中央政府作官，后位至宰相。《宋史》说他‘为政持平’，‘立同异’，‘宽民力’，能力谏徽宗禁绝豪华奢侈、大兴土木的恶习，徽宗对他颇为敬畏。可惜他所处的那个历史时期正是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和以司马光为首的守旧派反反覆覆斗得不可开交的时期，加之他又是由神宗时的奸相章惇举荐，两派的人际关系极其复杂，连苏轼这样的人都无法摆脱党争的牵连，更不要说别人了。而且两党的宗派斗争到了十分愚蠢可笑的地步。比如，宋朝皇权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情况，由于赵匡胤之后即位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弟弟赵光义，后来皇权的交替几乎都是叔侄之间交叉传递。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做侄子的当了皇帝后，对上一任皇帝也就是他的叔叔该如何称呼的难题：是叫‘父皇’呢？还是叫叔父？为此两派在金銮殿上吵得箭拔弩张，磕头出血。王安石一派说，国之存亡就在这一叫上；司马光一派说，不认生身之父，而将叔父叫‘父皇’，这是大不孝，孔孟再世也不会答应的。这两个人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可是一旦被偏见蒙了心后，竟会愚昧无聊到这种地步！张商英在这样一种政治氛围中，能得善终，实为不易。环境虽然乌烟瘴气，但张商英学佛、为政又悟道，他卧病时，突然有一天对儿子和女婿说：‘我告诉你们《法华经》上所说的地上涌出多宝如来宝塔，确有其事，不是比喻。我现在就要走了。’他说完此话，把枕头随手向窗户扔去，只听空中一声雷响，再回头看他，已阖然而逝。
《素书》由这样一位人物来注释，必然融会了他对政界风浪、世态炎凉以及人生素养的深刻认识，自当不会辱没那位世外奇人黄石公的一片苦心了。
原作微言大义，编者才疏学浅，不当缺憾之处，在所难免，恳请方家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