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選唐詩》十種中，唐末韋莊選的《又玄集》、韋縠選的《才調集》裏都選了李商隱的詩，尤其是《才調集》裏選了李商隱詩四十首，選得比李白的二十八首、白居易的二十七首多得多。韋縠在敍裏説：“暇日因閱李杜集、元白詩，其間天海混茫，風流挺特。”但他對李白、白居易詩選得不多，對杜甫詩一首未選。紀昀在《四庫提要》裏指出：“實以杜詩高古，與其書體例不同，故不採録。”它要選的是“韻高而桂魄争光，詞麗而春色鬭美”，認爲商隱的詩，是符合這個要求的，在韻高詞麗上商隱已占相當高的地位。但當時李、杜的地位早已確立，所以他雖不選杜詩，在序裏不得不首先提“李杜集”。李、杜作爲偉大詩人的地位，在中唐已經確立。元稹在《杜君墓系銘序》裏稱：“時人謂之李杜。”韓愈在《調張籍》裏提到“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正由於在光焰萬丈的李、杜照耀下，使得後來的詩人難以措手，所以韓愈在《薦士》裏説：“勃興得李杜，萬類困陵暴。後來相繼生，亦各臻閫奥。”李、杜以後的詩人，各各要别闢閫奥，另開新途。韓愈以文爲詩，呈奇崛之態；白居易提出“風雅比興”，他的歌行繼承四傑的音節流美，加以風情取勝；李賀以鯨吸鰲擲的虚荒誕幻呈現奇幻的色采；李商隱以儷葉駢花的駢儷文爲詩，加以精純，卓然成爲晚唐詩壇一大家。所以崔珏《哭李商隱》稱：“虚負凌雲萬丈才，一生襟抱未曾開。”又稱：“詞林枝葉三春盡，學海波瀾一夜乾。”把商隱的去世，稱作詩壇無人。在杜甫成爲詩聖以後，葉夢得《石林詩話》稱：“唐人學老杜，惟商隱一人而已，雖未盡造其妙，然精密華麗亦自得其彷彿。”既稱精密華麗，説明商隱與杜不完全相同，實際上不僅是學杜第一，並且是學杜而自成風貌。葉燮《原詩》：“七言絶句，古今推李白、王昌齡。李俊爽，王含蓄。兩人辭、調、意俱不同，各有至處。李商隱七絶，寄托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這樣推尊商隱，雖未免稍過，亦可見商隱詩的爲人尊重。吴喬《西崑發微序》：“夫唐人能自闢宇宙者，惟李、杜、昌黎、義山，義山始雖取法少陵，而晚能規模屈、宋，優柔敦厚，爲此道之瑶草琪花。”指出商隱詩在李、杜外能獨闢一種新的境界，可與韓愈抗衡，這是很有見地的評價。商隱的詩真是詩國中的瑶草琪花，藝苑中的奇葩。
一 李商隱的詩文
韓愈以文爲詩，加以奇崛，在李杜外另辟新徑。錢鍾書先生提出商隱“以駢文爲詩”，足與韓愈比美，這是論商隱詩的從來没有人看到的，是錢先生的創見。因此，在談商隱詩前，先談一下他的駢文。
（一）清新峻拔的駢文
商隱在《樊南乙集序》裏説：“此事非平生所尊尚，應求備卒（猝），不足以爲名。”他認爲他的四六文，應府主的要求倉猝寫成，不值得稱道。因此章學誠在《李義山文集書後》引了上面的話，説：“蓋有志古人，窮移其業，亦可慨也。”説明商隱的志趣不在這裏，這也有助於説明他不滿於在幕府中的生活。但這不能説明他的四六文的突出成就。章學誠又説：
辭命之學，本於縱橫。六朝書記，文士猶有得其遺者。至四六工而羔雁先資，專爲美錦，古人誦詩專對，言婉多風，行人之義微矣。然自蘇（頲）、張（説）以還，長辭命者類鮮特立之操，則詩人六義之教不明，而興起好善惡惡之心，學者未嘗以身體也。徒取其長於風諭，以便口給，孔子所由惡夫佞矣。
在這裏，章學誠誤信《舊唐書·文苑傳》説商隱“無特操”，所以提到“長辭命者類鮮特立之操”，貶低商隱的四六文是“羔雁先資”，等於府主送人禮品前的禮單，没有“言婉多風”的作用。這樣説是不符合實際的。按商隱的四六文，往往駢散結合，有情韻聲勢，高出於當時的四六文，可以稱爲駢文。
朱鶴齡對商隱的四六文是有硏究的，他在《新編李義山文集序》裏説：
唐初四傑以及燕（張説）、許（蘇頲）諸公，踵事增華，號稱絶盛。其體裁宏博，音響琳琅，較過前人，而清新俊拔，則微有間焉。……義山四六，其源出於（庾）子山，故章摛造次之華，句挾驚人之豔，以磔裂爲工，以纖妍爲態。迄於宋初，楊（億）、劉（筠）刀筆，猶沿習其制，誠厥體中之栴檀（香木）薝蔔（香花）也已。若夫雪皇太子書、諭劉稹檄，則侃論正辭，有風情張日、霜氣橫秋之概；及讀張懿仙一啓，又見其悟通禪悦，所得於知玄本師之教深矣。此豈區區妃青儷白、鏤月裁雲者所能及，而唐史稱其文，第以繁縟恢譎目之，豈得爲知言哉？
在這裏，朱鶴齡認爲初唐王、楊、盧、駱和張説、蘇頲的四六文同六朝的浮靡不同，内容宏博，音節響亮，突破六朝，可是清新俊拔還不够。這裏，含有商隱的四六文和初唐作者的又有不同，即具有清新俊拔的風格。又指出商隱的四六文出於庾信，庾信時還没有四六文的名稱，只稱爲駢文或麗辭。庾信的駢文有兩方面：一方面是“清新庾開府”，一方面是“凌雲健筆意縱横”。朱鶴齡指出他有清新的一面，也指出他句挾驚人之豔，實際上也包括了這兩方面，所謂“侃論正辭”，“霜氣横秋”，就指後一方面，所以稱爲香花。從章學誠的話裏，有輕視四六文的意味，所以錢先生説“商隱以駢文爲詩”，而不提四六文。商隱的四六文確實高出於一般的四六文而當稱爲駢文。至於説“以磔裂爲工，以纖妍爲態”，割裂典實，陷於纖靡，這是商隱四六中偶有的小疵，並不損害瑾瑜的美好。
商隱的駢文清新而不浮靡，挺拔而不纖弱，華藻而不淫蕩，雖稱四六而駢散兼行，托體較尊，有情韻之美。他在《樊南甲集序》裏説：“後又兩爲祕省房中官，恣展古集，往往咽噱於任（昉）、范（雲）、徐（陵）、庾（信）之間。有請作文，或時得好對切事，聲勢物景，哀上浮壯，能感動人。”他對於梁陳任昉、范雲、徐陵以及由梁入北周的庾信，被人推重的駢文家，都加以嗤笑，可見他並不滿意於他們的駢文。他的駢文，調諧聲律，有氣勢，善寫景物，感情昂揚而強烈，能感動人。駢文講對偶聲律，却寫得有氣勢，這很難辦到。加上“哀上浮壯，能感動人”，正説明他的駢文是駢散兼行，得錯綜之美，富有情韻的。
在《重祭外舅司徒公（岳父王茂元）文》裏説：
苟或以變而之有（指生），變而之無（指死），若朝昏之相交，若春夏之相易；則四時見代，尚動于情，豈百生莫追，遂可無恨。
這樣的駢文所謂有“聲勢”，既有聲律，又有氣勢，雖有對偶，已使人忘其對偶，已經超越了駢散的隔閡，富有感情，不再爲任、范、徐、庾所限了。
再像《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
帝又曰：“舜何人也？回何人哉？朕思丕承，汝勉善繼，無忝乎爾之先！”公復拜稽首曰：“《易》曰‘中心願也’，《詩》曰‘何日忘之’，臣敢不夙夜在公，以揚鴻烈。”
這正是駢散兼行，在對偶中引語來表達兩人的心情，措辭得體，無駢文板滯的毛病。
又同篇寫澤潞帥劉從諫死，他的姪子劉稹抗拒朝命，據地自立，德裕主張發兵進討道：
公乃挺身而進曰：“重耳在喪，不聞利父；衛朔受貶，祇以拒君。今天井雄藩，金橋故地，跨摇河北，脅倚山東。豈可使明皇舊宫，坐爲污俗，文宗外相，行有匪人？”忠謀既陳，上意旋定。
這裏也是駢散結合，以駢爲主來敍述德裕提出討伐的論點，由於用典貼切，借典故來發議論，能這樣得心應手，極見商隱的工於駢文，敍事議論，無不如意。
商隱的駢文，還有即景抒情。如《謝河東公（柳仲郢）和詩啓》：
某前因暇日，出次西溪，既惜斜陽，聊裁短什。蓋以徘徊勝境，顧慕佳辰，爲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
這裏雖是駢文，幾乎不覺得在用典，芳草王孫，美人君子，當時人熟極，已成常識。這裏情景結合，又寫出作者的用意，有情韻之美。
又有即事抒情的，如《上河東公啓》：
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况張懿仙本自無雙，曾未獨立，既從上將，又託英僚。汲縣勒銘，方依崔瑗；漢庭曳履，猶憶鄭崇。寧復河裏飛星，雲間墮月，窺西家之宋玉，恨東舍之王昌。誠出恩私，非所宜稱。
這是商隱妻死後，府主柳仲郢把無雙的歌女張懿仙嫁給他，他寫信婉謝。即事抒情，情文並茂。其中“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成爲硏究商隱豔情詩的重要準則。這段寫得情意真摯，終於使柳仲郢打消了他的用意。
論駢文的，首推劉勰《文心雕龍·麗辭》，他推本自然：“造化賦形，支體必雙。”雙是出於自然，奇也是出於自然，四肢是成雙的，頭和軀幹又是奇的，奇偶配合，更合於自然，所以他指出“奇偶適變，不勞經營”。又説：“若氣無奇類，文乏異采，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必使理圓事密，聯璧其章，叠用奇偶，節以雜佩，乃其貴耳。”對駢文要求“理圓事密”，已經不易；還要求有氣勢，要求“叠用奇偶”，合於自然美的法則，奇偶錯綜，這是極高的要求。商隱的駢文完全做到了這一步。正因爲他的駢文達到了這樣的成就，所以錢先生提出了商隱以駢文爲詩。
在這裏，附帶談一下商隱的古文。他在《樊南甲集序》裏説：“樊南生十六，能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他在年輕時就以古文著名。章學誠《李義山文集書後》：“義山古文，今不多見。集中所存，如《元次山集序》、《李長吉小傳》、《白傅墓誌銘》，其文在孫樵、杜牧間；紀事五首、析微二首，頗近元、柳雜喻，小有理致。大約不能持論，故無卓然經緯之作，亦其佐幕業工，勢有以奪之也。”他把商隱的古文排列在孫樵、杜牧間，把商隱的小品文，認爲接近元次山、柳宗元的雜喻，這個評價是符合實際的。孫樵的古文，錢子泉師《韓愈文讀》稱爲“清言奥旨，出以鎔鑄，筆峭而韻流”，“以筆勢緊健爲奇”。杜牧的古文，也是筆峭韻流，可以用來説明商隱古文的特點。商隱古文在思想上更有特出表現。他在《上崔華州書》裏説：
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耶？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係今古，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出其下哉！
商隱講的道，主張親身體會，認爲自己同周公、孔子都在親身體會，不主張學習周公、孔子的道。對於作文，他不肯居於經史百家之下，要從親身體會中直揮筆爲文。這是一方面。他在《與陶進士書》裏，又説：“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這又是一方面。他既辛勤地學習古代的著作，又不以它爲限，要注重親身體驗。又贊賞劉迅説的：“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把理論上的是非有道同王朝的賞罰禮樂分開，把是非有道看得高於王朝的賞罰禮樂。這些見解在當時是非常突出的。跟當時人只看重向周公、孔子學道，向經史百家學文，只尊重朝廷的禮樂賞罰的不同，説明他的見識高出於當時人。他既尊重孔子的《春秋》，又不局限於學孔子之道，這也顯示他的辯證觀點。
商隱的這種觀點，在《容州經略使元結文集後序》裏也有闡述道：“而論者徒曰：次山不師孔氏爲非。嗚呼！孔氏於道德仁義外有何物？”“孔氏固聖矣，次山安在其必師之耶！”這是對道要靠親身體驗的説法。又説：“次山之作，其綿遠長大，以自然爲祖，元氣爲根，變化移易之。”即不論學道學文，都是效法自然，即反對從經史百家中學文的意思。這也説明他的駢文，“往往咽噱於任、范、徐、庾之間”，所以有新的成就。
（二）以駢文爲詩
錢鍾書先生提出“商隱以駢文爲詩”，這是前人從未談到過，亦見錢先生論學多創闢之見。他在信裏説：“樊南四六與玉溪詩消息相通，猶昌黎文與韓詩也。楊文公（億）之崑體與其駢文，此物此志。末派撏撦晦昧，義山不任其咎，亦如乾隆‘之乎者也’作詩，昌黎不任其咎。所謂‘學我者病’，未可效東坡之論荀卿李斯也。”
商隱論詩，見於《獻侍郎鉅鹿公啓》：“夫玄黄備採者綉之用，清越爲樂者玉之奇。固已慮合玄機，運清俗累；陟降於四始之際，優游於六藝之中。”他是主張文采音韻，還要求合乎自然的變化，清除庸俗的思慮。這些説明，他的駢文與詩是消息相通的。他的詩與駢文都寫得玄黄備采，音韻鏗鏘，善用比喻，思合自然。他在駢文和詩裏，都把議論、敍事和典故結合，如《哭遂州蕭侍郎二十四韻》：
遥作時多難，先令禍有源。初驚逐客議，旋駭黨人冤。密侍榮方入，司刑望愈尊。皆因優詔用，實有諫書存。苦霧三辰没，窮陰四塞昏。虎威狐更假，隼擊鳥愈喧。
從蕭澣的貶斥中看到禍難發作的根源，屬於黨禍，含冤被貶。蕭瀚以有諫書，選拔爲刑部侍郎，豈意在小人的蒙蔽中，使朝廷昏暗，狐假虎威，終遭搏擊，被貶斥。這裏就把説明、議論、抒情同典故結合，用典和對偶都很靈活，避免板滯。他的駢文也這樣，如《爲濮陽公與劉稹書》：
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爲鬭，德薄則賢者不爲謀。故吴濞有奸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之災。此之前車，得不深鏡。
這裏的引事引言都跟議論和説理結合，引事不但不覺堆砌，反而起到例證的作用，完全化板滯爲靈活。
詩裏還結合典實來抒情，如《淚》：
永巷長年怨綺羅，離情終日思風波。湘江竹上痕無限，峴首碑前灑幾多。人去紫臺秋入塞，兵殘楚帳夜聞歌。朝來灞水橋邊問，未抵青袍送玉珂。
以上六句用了六個下淚的事，祇在結句點明正意，正對李德裕被貶官説的，指青袍寒士送貴人李德裕貶官時的悲痛，勝過以上各式各樣的悲痛。有這一轉，以上的各種下淚，不再成爲堆砌，起到襯托作用，加強抒情的力量。他在《太尉衛公會昌一品集序》裏説：
許靖廊廟之器，黄憲師表之姿，何晏神仙，叔夜龍鳳，宋玉閒麗，王衍白晳，馬援之眉宇，盧植之音聲，此其妙水鏡而爲言，託丹青而爲裕。
這裏彙集了許多典故，像才具、風姿、品貌、識鑒，用來説明李德裕的“慶是全德”，也是化堆砌爲靈活。祇是“慶是全德”放在前面，“青袍送玉珂”放在後面罷了。運用這些典實，表達作者對德裕無限傾慕的感情。
再説商隱的詩，清新綺豔，挺拔凝鍊，跟他的駢文一致，這點在上文談駢文時已論及，下文談詩時還要談到。這裏試舉商隱駢文中用比喻的一例來作説明。在《獻相國京兆公啓》裏，提出“昔師曠薦音，玄鶴下舞，后夔作樂，丹鳳來儀”，認爲别的人奏樂，不聞有鶴和鳳來，難道鶴和鳳對師曠、后夔“或有所私”，“不能無黨”，舉了兩個比喻，提出了疑問。第二段講京兆公杜悰贊賞詩文，是“師曠之玄鶴，后夔之丹鳳”，指出師曠、后夔比作者，玄鶴、丹鳳比杜悰。第三段講自己向杜悰獻詩，得到贊賞，歸到“是以疑玄鶴之有私，意丹鳳之猶黨者，蓋在此也”，歸結到“故欲仰青田（指鶴）之敍感，瞻丹穴（指鳳）以興懷”，表示對杜悰的感激。這樣用了两個比喻提出疑問，貫穿全篇。既用玄鶴、丹鳳來贊美杜悰，又用師曠、后夔來自佔身份。全篇就是圍繞這兩個比喻寫的。這種寫法，在詩裏也有，如《玉山》：
玉山高與閬風齊，玉水清流不貯泥。何處更求回日馭？此中兼有上天梯。珠容百斛龍休睡，桐拂千尋鳳要棲。聞道神仙有才子，赤簫吹罷好相攜。
玉山、玉水比令狐綯的地位崇高而清貴。回日馭、上天梯，比綯有回天之力，可以推薦人入朝。珠容百斛和桐拂千尋比喻朝廷可以容納大批人才。神仙的才子比綯，相攜比盼望綯的提攜。“何處”是提出問題，上天梯是回答。龍比綯，鳳比自己，點出自己的願望。全篇通過比喻來寫，説明自己用意。同玄鶴、丹鳳比李悰，師曠、后夔自比，通過疑問來表達正意的寫法相似。從風格、辭藻到諷喻的手法，可以看到商隱的以駢文爲詩來。
（三）“筆補造化”“選春夢”
商隱的傑出成就自然是詩，他的詩的美學觀點可以用錢先生的兩段話來作説明。錢先生《談藝録》論李賀詩：
長吉《高軒過》篇有“筆補造化天無功”一語，此不特長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於道術之大原，藝事之極本，亦一言道著矣。夫天理流行，天功造化，無所謂道術學藝也。學與術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勝天，人心之通天者也。
錢先生講藝術，分法天，即摹仿自然；勝天，即勝過自然；通天，即通於自然。藝術首先是摹仿自然，但僅限於摹仿還不够，《文心雕龍·物色》裏説：“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物色有盡，光是摹仿自然的物色是會窮盡的，所以要情景結合，補造化的不足，這就是勝天，就是“筆補造化天無功”。但這種勝天有一定的限度，不能漫無限制，這種限度就是通天，即通於自然，超於自然而又合於生活真實，不背離自然。
錢先生在《談藝録補訂稿》裏説：
長吉尚有一語，頗與“筆補造化”相映發。《春懷引》云：“寶枕垂雲（髮）選春夢。”情景即《美人梳頭歌》之“西施曉夢綃帳寒，香鬟墮髻半沉檀”，而“選”字奇創。曾益注：“先期爲好夢。”近似而未透切。夫夢雖人作，却不由人作主。太白《白頭吟》曰：“且留琥珀枕，或有夢來時。”言“或”則非招之即來者也。唐僧尚顔《夷陵即事》曰：“思家乞夢多。”言“乞”則求而不必得者也。放翁《蝶戀花》亦曰“祇有夢魂能再遇，堪嗟夢不由人做”。作夢而許操“選”政，若選將選色或點菜點戲然，則人自專由，夢可隨心而成，如願以作（弗洛伊德論夢爲“願欲補償”）。醒時生涯之所缺欠，得使夢完“補”具足焉，正猶造化之以筆“補”矣。
醒時所得不到的願慾，在夢中得到補償。但夢不由人做主，詩人却能選夢，使不由人做主的夢。通過創作得以實現。這也是筆補造化。從“筆補造化”到“選夢”，都是錢先生論藝術創作的特點。這種特點也表現在商隱的詩裏。
商隱的詩有摹寫自然的。
日射紗窗風撼扉，香羅拭手春事違。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鸚鵡對紅薔薇。（《日射》）
無事經年别遠公，帝城鐘曉憶西峯。烟爐消盡寒燈晦，童子開門雪滿松。（《憶住一師》）
這兩首詩都是摹寫環境的，“碧鸚鵡對紅薔薇”，紅碧映照極寫色彩的鮮豔；加上回廊四合，想見屋宇的環抱；“日射紗窗風撼扉”，日光明浄，風吹不到；香羅拭手，雖在拭手時還用香羅帕，寫出其中的一位婦人來。這是從她的居處、花鳥、用物來襯出她的富麗生活，是摹寫她所處的生活環境。在“春事違”和“掩寂寞”裏又寫出她孤獨寂寞的心情。那末他的反映生活，不光寫了生活環境，還寫出人物的心情來。另一首寫住一師，爐烟消盡了，燈暗了，門外松樹上積滿了雪，這也摹寫了住一師的生活環境，寫出一種高寒清冷的境界，從這個境界裏襯出住一師清高絶俗的品格來。通過生活環境來寫人物，寫出人物的心情或品格，從中表現出商隱對婦人的同情和對住一師尊敬的心情。這樣的反映生活，是摹寫自然而又不限於摹寫自然。因爲婦人和住一師的生活環境，接觸他們的人都可以看到，但他們的心情和品格不是一般人所能看到的，從生活環境中寫出人物的心情和品格來，已經超過了摹寫自然。不過這樣寫，其他著名的詩人都可達到，不能顯示商隱詩的特色。
再就摹寫自然説，像蘇軾《西湖》：“畢竟西湖六月中，風光不與四時同。接天蓮葉無窮碧，映日荷花别樣紅。”這是看到自然之美，把它摹寫出來，是摹寫自然的佳作。再看商隱的《宿駱氏亭寄懷崔雍崔袞》：“竹塢無塵水檻清，相思迢遞隔重城。秋陰不散霜飛晩，留得枯荷聽雨聲。”荷花的盛開和枯落這是自然，贊美盛開的荷花，這是摹寫自然之美。這首詩結合自己的心情，希望秋陰不散，能够下雨，要留得枯荷來聽雨聲，這種獨特的想望，表達出他的獨特感受，對雨打枯荷聲的愛好，是不是對盛開荷花的贊賞的一種補充。這種補充，是商隱所獨創，是不是“筆補造化天無功”？但又符合自然。這詩所表達的風格，還不是商隱所獨具的風格。
商隱的《錦瑟》詩：“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託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烟。”莊周想望的逍遥遊，在現實生活中只是一種想望，是很難實現的，他通過曉夢，化爲蝴蝶，實現了他的栩栩自得的逍遥，這就是選夢，這種選夢也是補造化的不足。望帝的春心無法永遠表達出來，寄託到杜鵑的哀鳴裏，就可以長期不斷的表達出來，這又是一種補造化。珠圓玉潤，這是自然之美，歸功於造化。但玉冷珠圓，是没有感情的。珠不會生出熱淚來，玉不會有蓬勃如烟的生氣。詩人使珠有情，有熱淚，玉有生氣，玉生烟，這是“筆補造化天無功”。這種筆補造化是不是又符合自然呢？莊周有逍遥遊的想望，因而見於夢中，這是符合自然的。望帝的哀怨使人感念不忘，因聽到杜鵑的哀鳴，就想像出望帝化爲杜鵑的神話，這也是符合神話産生的自然的。珠雖然没有熱淚，但人們往往稱熱淚爲珠淚，以淚比珠，因此想像珠有淚也是自然。玉是冷的，但人們想像藍田日暖時，藴藏的良玉一定有所表現會生出烟來，這也是自然的。所以這些話雖然是筆補造化，但又符合人民心意的自然，是補天而通於自然的。這又是商隱的創造。因爲“迷蝴蝶”的不是莊生，是作者，是作者在“思華年”中有栩栩自得的情事，但這種情事却像莊生的曉夢。“託杜鵑”的不是望帝，是作者，是作者一生中有像望帝的哀怨，託杜鵑來哀鳴。“珠有淚”不是一般説的珠淚，一般人説的“珠淚”不過説淚如珠，是一種比喻，其實並没有珠。“珠有淚”是作者的創造，跟“玉生烟”一致。“玉生烟”不是“玉化烟”，玉化烟是玉化爲烟，玉已經消失了。也不真是“良玉生烟”，因爲這裏不在講珠玉，在講他自己的作品，既珠圓玉潤，又有熱淚和蓬勃生氣（見《錦瑟》説明，用錢先生説），所以是創造。這種創造，是筆補造化而又合於自然，即補天而又通天，貫徹了商隱的美學觀點。這種美學觀點，構成了商隱詩的獨特風格，擴大了唐詩中的境界，成爲商隱詩在藝術的獨特成就。
錢先生在《談藝録》裏又接着説：
莎士比亞嘗曰：“人藝足補天功，然而人藝即天功也。”圓通妙澈，聖哉言乎！人出於天，故人之補天，即天之假手自補；天之自補，則必人巧能泯；造化之祕，與心匠之運，沆瀣融會，無分彼此。
這是對“人心之通天”作進一步闡述。“人事之法天”是摹仿自然，這種摹仿就創作説，要像“清水出芙蓉，自然去雕飾”，不露斧鑿痕跡而出於自然。不論是色彩鮮豔的“碧鸚鵡對紅薔薇”，或意境高寒的“童子開門雪滿松”，都是自然而没有斧鑿痕的。在“人定之勝天”裏即“人之補天”，這種補天即“天之假手自補”，就假手於人來説，還是人的補天，還是“筆補造化天無功”，還是作家的創造；就“天之自補”來説，這種“筆補造化”又要求“人巧能泯”，出於自然，不是刻意雕飾。商隱的《無題》詩，不是雕繪滿眼，而是寫得補天功而泯人巧，合於自然，像“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風波不信菱枝弱，月露誰教桂葉香”，“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都做到了“造化之祕與心匠之運沆瀣融會，無分彼此”，達到“人心之通天”的藝術境界。
商隱論詩，在前引《獻侍郎鉅鹿公啓》裏提出“慮合玄機”，已經看到“造化之祕”，要求匠心獨運合于造化之祕。“玄機”即造化之祕，《莊子·至樂》：“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疏：“機者發動，所謂造化也。”玄是玄妙，所以“玄機”是造化之祕。機要注意它的發動，即看到造化變動的苗頭，要求心思符合這種苗頭，在這裏雖然商隱不可能有錢先生那樣深刻而明確的美學觀點，但他已經能够提出“慮合玄機”，那末他在藝術上達到“人心之通天”，他對這種高度的藝術境界應該不是毫無感覺的。
（四）“轉益多師是汝師”
在《獻侍郎鉅鹿公啓》裏，商隱論唐詩説：
我朝以來，此道尤盛，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枕石漱流，則尚於枯槁寂寞之句；攀鱗附翼，則先於驕奢豔佚之篇。推李杜則怨刺居多，效沈宋則綺靡爲甚。
商隱論唐詩，一方面肯定“此道尤盛”，一方面又看到它的不足，“皆陷於偏巧，罕或兼材”。就題材説，寫山林的偏於枯槁，寫朝廷的偏於驕淫。就學習説，學李杜的多怨刺，學沈宋的偏綺靡，他要求兼材。在這方面，他像杜甫《戲爲六絶句》提出的“轉益多師是汝師”，是經過多方面學習，然後構成他獨具的風格。
商隱的詩有學習韓愈的，如《韓碑》，沈德潛《唐詩别裁》評：“晚唐人古詩，穠鮮柔媚，近詩餘矣。即義山七古，亦以辭勝。獨此篇意則正正堂堂，辭則鷹揚鳳翽，在爾時如景星慶雲，偶然一見。”極力推重。《韓碑》像“帝得聖相相曰度，賊斫不死神扶持”，“表曰臣愈昧死上，詠神聖功書之碑”，這些就是仿照韓愈的以文爲詩。詩中稱“文成破體書在紙”，韓愈的《平淮西碑》是破壞了當時流行的文體，所以《韓碑》也破壞了當時流行的詩體。商隱《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何焯評其中寫松的一段説：“此一段酷似昌黎，蘇黄所祖，唐人不用此極力形容。”紀昀評：“前半規摹昌黎，語多龐雜。‘淮山’以下，居然正聲。入後層層唱嘆，興寄横生，伸縮起伏之妙，略似工部《韋諷録事宅觀曹將畫馬歌》。”指出它寫松的一段摹仿韓愈，唱嘆的一段摹仿杜甫。韓愈有《南山詩》，用了好多比喻來刻劃南山的石頭，如“或連若相從，或蹙若相鬭，或妥若弭伏，或竦若驚雊，或散若瓦解，或赴若輻湊”等，是刻意描摹，窮極工巧。唐詩往往情景相生，不這樣寫。商隱寫畫松：“孤根邈無倚，直立撑鴻濛，端如君子身，挺若壯士胸。樛枝勢夭矯，忽欲蟠拏空，又如驚螭走，默與奔雲逢。”寫樹幹用君子、壯士作比，寫樛枝用蟠龍、驚螭作比等。仿韓愈的刻劃而又有變化。杜甫的觀畫馬圖詩，從“憶昔巡幸新豐宫”，寫到唐玄宗死後，在他的陵墓松柏裏，“龍媒（馬）去盡鳥呼風”，發出感嘆。商隱的詩，從松樹的“或以大夫封”，到“死踐霜郊蓬”，從松樹畫的“平生握中玩，散失隨奴僮”，畫的成珍玩到散失，發生感慨。這裏仿杜甫詩而有變化。
商隱《行次西郊作》，紀昀評：“氣格蒼勁，則胎息少陵，故衍而不平，質而不俚。”這詩開頭“蛇年建丑月，我自梁還秦”，同杜甫《北征》的“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的寫法相似。中間寫人民的苦難，也與“三吏”、“三别”相似。這篇的特點是通過人民的話來議論政治，這些議論是結合具體的人事寫的，是好的。但它實際是商隱的議論，這同“三吏”、“三别”的反映生活的真實，寫出不同人物的聲口的不同，在這點上顯得遜於杜甫。《蔡寬夫詩話》：“王荆公晚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每誦其‘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與‘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之類，雖老杜無以過也。”這些律句，有曲折頓挫，用思深沉，富有感慨；有寫景名句，觀察極爲深細，都是受杜甫影響的。再像《河清與趙氏昆季宴集得擬杜工部》，寫得形神具似。像“勝概殊江右，佳名逼渭川。虹收青嶂雨，鳥没夕陽天。”是形貌似杜；“客鬢行如此，滄波坐眇然”，感慨深沉，得杜的精神。他的《杜工部蜀中離席》，是代杜甫寫的，何焯評：“起用反喝，便曲折頓挫，杜詩筆勢也。‘暫’字反呼‘堪送’，杜詩脈絡也。”即“離席起，蜀中結，仍自一絲不走也”，即起句“人生何處不離羣”，與結句“美酒成都堪送老”。商隱學杜，更重要的是吸取了杜甫關心國家命運，表達了憂國憂民的精神，這不僅表達在《行次西郊作》裏，也表達在《有感》二首、《重有感》和《贈劉司户蕡》、哭劉蕡的三首詩裏，對宦官的專橫，大臣的被屠戮，文宗的受制，唐朝的趨向没落，人民的苦難，表達了憂深思苦的感情。在這方面，商隱又自有他的特色，在沉鬱頓挫中運用比興含蓄手法，加上用典，更有辭采。商隱的詩在諷刺上與杜甫的忠君也有不同，如同樣涉及到馬嵬坡楊貴妃被縊死的事，杜甫在《北征》裏説：“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還有“天王聖明”的含意。可是商隱在《馬嵬》裏説：“君王若道能傾國，玉輦何由過馬嵬？”“如何四紀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既諷刺明皇的迷戀女色，又譏諷他不能保護楊妃，這樣寫既符合實際，見解又高出杜甫，更有文彩而含諷，使他在這方面的詩也與杜甫不同。商隱也學習白居易，他的《戲題樞言草閣》，紀昀評：“長慶體之佳者。後段尤佳。”指“楡莢亂不整，楊花飛相隨。上有白日照，下有東風吹”，寫得富有情韻。
商隱也學李賀，《輯評》朱彝尊評《海上謡》：“義山學杜者也，間用長吉體作《射魚》、《海上》、《燕臺》、《河陽》等詩，則多不可解。”如《海上謡》：“桂水寒於江，玉兔秋冷咽。海底覓仙人，香桃如瘦骨。紫鸞不肯舞，滿翅蓬山雪。”類似這樣的詩，確實很難索解。馮浩認爲：“蓋嘆李衛公貶而鄭亞漸危疑也。‘桂水’二句，借月宫以點桂林。‘海底’六句，指衛公貶潮州濱海地矣。其貶以七月，故言秋令。”假使馮箋是符合原意的，這樣寫也過於迂曲，是他有意不願明説，學李賀詩而更加隱晦。他學李賀詩而成功的不在這方面，如《重過聖女祠》：“一春夢雨常飄瓦，盡日靈風不滿旗。萼緑華來無定所，杜蘭香去未移時。”如《利州江潭作》：“自攜明月移燈疾，欲就行雲散錦遥。河伯軒窗通貝闕，水宫帷箔卷冰綃。”這些詩寫得色彩奇詭，也有虚幻之感，極似李賀，但用意還是可解的。他在藝術手法上學李賀，更值得稱道。如錢先生《談藝録》稱：“長吉賦物，其比喻之法，尚有曲折。如《天上謡》云：‘銀浦流雲學水聲。’雲可比水，皆流動故，此外無似處；而一入長吉筆下，則雲如水流，亦如水之流而有聲矣。《秦王飮酒》云：‘敲日玻璃聲。’日比琉璃，皆光明故；而來長吉筆端，則日似玻璃光，亦必具玻璃聲矣。”又稱：“玉溪爲最擅此，着墨無多，神韻特遠。如《天涯》曰：‘鶯啼如有淚，爲濕最高花。’認真啼字，雙關出淚濕也。《病中游曲江》曰：‘相如未是真消渴，猶放沱江過錦城。’坐實渴字，雙關出沱江水竭也。”李賀的曲喻，富於想像，而商隱的曲喻，則神韻特遠，又有他的特色。又《河内詩》：“鼉鼓沉沉虬水咽，秦絲不上蠻弦絶。嫦娥衣薄不禁寒，蟾蜍夜豔秋河月。”用詞設想，都像李賀。
杜牧《李長吉歌詩敍》：“蓋騷之苗裔，理雖不及，辭或過之。騷有感怨刺懟，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商隱學習李賀詩，也深受《楚辭》影響。他的《宋玉》：“落日渚宫供觀閣，開年雲夢送烟花。”不光借宋玉來自喻，也借楚國來感嘆唐王朝的没落。這方面的詩寫了不少。《離騷》的“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寤”。這種思想，充分表達在四首哭劉蕡的詩裏：“上帝深宫閉九閽，巫咸不下問銜冤”，“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并將添恨淚，一灑問乾坤”，“江闊惟回首，天高但撫膺”。他在《謝河東公和詩啓》裏説：“爲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完全是學《楚辭》的比興手法。《離騷》裏還運用不少象徵手法，借具體的形象來代抽象的概念，如善鳥香草以配忠貞，香花以表高潔。商隱的詠物詩裏也運用了這種手法。
商隱又學習樂府詩，如《無題》：“八歲偷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仿漢樂府《焦仲卿妻》：“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商隱《李夫人三首》：“一帶不結心，兩股方安髻。慚愧白茅人，月没教星替。”這像南朝《讀曲歌》的“花釵芙蓉髻”，“月没星不亮”。他也學習齊梁體詩，如《齊梁晴雲》：“緩逐烟波起，如妒柳綿飄。”兩句皆仄起不黏，而有文彩。又《效徐陵體贈更衣》：“楚腰知便寵，宫眉正鬭強。”中兩聯藻麗不黏。《又效江南曲》：“郎船安兩槳，儂舸動雙橈。”這也是學齊梁體的。
這樣，商隱不僅學習偉大詩人杜甫，也嚮韓愈、白居易、李賀學習，更嚮南朝民歌與齊梁詩學習。在學習齊梁詩的文彩時，會不會也學了齊梁詩的淫靡呢？他能不能像杜甫《戲爲六絶句》的“别裁僞體親《風》《雅》，轉益多師是汝師”。商隱向多方學習，包括向齊梁學習，那末他能不能别裁僞體呢？先看他學習《讀曲歌》的《李夫人三首》。他仿民歌的情詩寫悼亡，來表達他對妻子生死不渝的愛情，一掃齊梁的浮靡。他祇是採取民歌的華藻和巧妙的比喻，來表達真摯的感情和深刻的含意，所以是能别裁僞體的。再看商隱的豔情與《無題》詩，沈德潛《唐詩别裁》裏皆未入選，序裏稱“大約去淫濫以歸雅正”，那末他大概以商隱的豔情與《無題》爲淫濫，屬於齊梁的淫靡之作。是不是這樣呢？先看商隱的豔情與《無題》詩吧。
（五）戀愛與豔情詩
岑仲勉精硏史學，在《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的末了説：“近人朱偰氏《李商隱詩新詮》一文（《武漢文哲季刊》六卷三號）云：‘惟張氏編年詩所列，多由曲解間接推之，未足爲憑。’所論確中張氏之失。顧同人於《無題》等數十首（同前引四號），又别掀一莫須有之獄，斷爲商隱與宫女言情而作，猶是五十步笑百步耳。‘寧闕無濫’，竊願釋李詩者謹之。”這裏説的“别掀一莫須有之獄”，即岑仲勉根據嚴格考證，認爲商隱並無與宫女言情之作。試看朱偰的《新詮》。
《新詮》有《義山與宫女之情詩》節，稱：“義山當盛唐之後，授官祕書，偶識宫娥，故曰‘豈知一夜秦樓客，偷看吴王苑内花’；然禁苑深嚴，銀漢即是紅牆，故曰‘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也。”“今將其詩分爲四類：一爲邂逅，二爲傳情，三爲離絶，四爲追憶。一，邂逅：曲江春暖，宫館庭深，偶一邂逅，遂爾目成。於是昨夜星辰，今朝雨露，賈氏窺簾，宓妃留枕，此天下第一才子，遂與深院宫娥，傳遞消息。”下引《無題》“昨夜星辰”二首，稱“今按第一首自是邂逅宫女情景，故曰‘身無彩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也；第二首寫其驚喜之情，蓋深宫邂逅，事出偶然，故曰‘豈知一夜秦樓客，偷看吴王苑内花’也。”又引《漢宫詞》，稱“此詩蓋喻君王後宫三千，宫女深居，長年不得臨幸，而‘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雖爲微詞，意至明也。”三引《蝶》三首“初來小苑中”，“長眉畫了綉簾開”，“壽陽公主嫁時粧”，稱“按此三首全爲喻意之作，將身比蝶得入深宫，但恐好景不長，佳會難再”。四引《聞歌》“斂笑凝眸意欲歌”，稱“按此詩似亦邂逅宫人時所作，‘銅臺罷望’，‘玉輦忘還’，蓋指宫中情事也”。“二，傳情。金鎖門高，星漢非乘槎可上；蓬萊道阻，閬苑無可到之期。况復春徂秋往，相思纏綿；暮去朝來，情好彌篤。於是青鳥殷勤，詩簡頻繁。”一引《楚宫》“月姊曾聞下彩蟾”，稱“按此係與宫女酬酢之作。”三引《無題》四首，稱“今按《無題》四首，全爲深情之作。第一首有約無期，亦‘巧囀豈能無本意，良辰未必有佳期’之意。第二首言相思之深。第三首狀暫見倉皇之情。第四首敍歸來展轉之思”。六引《一片》“一片非烟隔九枝”，稱“按此詩全係寫景描情：寫盛會散後，斗轉星移；夜行多露，步月赴約，惟恐有誤佳期也”。“三，離絶。‘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義山此時，已難久留矣。於是紅顔暗頽，玉容慘淡，月光寒照，雲鬢改色，此天下第一離歌，遂以傳頌人間”，下引《無題》“相見時難别亦難”諸首。“曰，追憶。以至纏綿之心腸，逢至旖旎之才女，有至悽惻之往事，此《錦瑟》諸詩之所由作也。”
《新詮》創爲商隱與宫女之情詩説，稱商隱“得入深宫，但恐好景不長，佳會難再”，認爲商隱已與宫女佳會。又稱“暮去朝來，情好彌篤”，此則必無之事。凡朱偰所引《無題》諸詩，已見選釋，不再重説。《唐會要》卷二五《親王及朝臣行立位》：“文官充翰林學士、皇太子侍讀、諸王侍讀，並不常朝參。其翰林學士，大朝會日，朝會班序，並請朝參訖，各歸所務。”商隱任祕書省校書郎或正字，官位遠低于學士、侍讀，則平日“並不常朝參”；大朝會日，即使朝參，朝參後即歸所務，宫禁深嚴，即欲求一見宫女而不可得，何能入宫與宫女爲好會呢？《新唐書·百官志》有“内寺伯六人，正七品下，掌糾察宫内不法”。此外有“内常侍六人”、“内給事十人”、“主事二人”、“内謁者監十人”、“内謁者十二人”、“寺人六人”、“掖庭局令二人”、“丞三人”、“宫教博士二人”等，宫内有這樣多的官，還有專管糾察、專管宫女的官，一個小小的校書郎或正字求望見宫女都辦不到，能與宫人相戀並入宫與宫人幽會嗎？這是絶對不可能的事。
《新詮》又有《李義山之情詩》節，有“對女道士宋華陽姊妹所發之詩，《聖女祠》‘松篁臺殿蕙香幃’、‘杳靄逢仙跡’及《無題》‘紫府仙人號寶燈’、《重過聖女祠》‘白石巖扉碧蘚滋’、《碧城》三首、《華師》‘孤鶴不睡雲無心’、《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贈白道者》諸詩屬之。宋華陽姊妹，或即聖女祠之女道士也。又義山嘗學仙玉陽，與道者往還，頗有宿緣。故知《碧城》三首，亦爲宋華陽作也”。《聖女祠》“松篁臺殿蕙香幃”，“按此首蓋初至聖女祠作，義山初識宋華陽姊妹時也”。《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此蓋初通酬酢之作”。《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按此詩當在山中所作，有挑之之意”。“《碧城》三首，首言其高寒，如能曉珠明定，願終生相對；次言離思；末言神仙眷屬，自古有之，‘武皇内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寓意更顯矣。”“按《燕臺》四首，是否爲宋華陽姊妹而發，固不可知，特通篇情調，皆詠女道士，可斷言也。”又《河陽詩》，“按此詩蓋亦詠女道士，情節微巧，陳辭綺麗，是否爲宋華陽而作，則不得而知矣”。又《重過聖女祠》，“按此詩係義山晚年由蜀回京，道經聖女祠所作。回首當年，不勝悵惘，七八兩語，感慨繫之矣”。
朱偰倡爲商隱與女道士宋華陽姊妹相戀説，以《碧城》三首作爲與華陽姊妹相戀的詩。按《碧城》第三首“玉輪顧兔初生魄”是指女方懷孕。“武皇内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明寫這是皇宫内的事，即唐出家公主的道觀内的事，不是人間的事，這是揭露出家公主道觀中的醜事，怎麽拉扯到在人間的商隱身上呢？
以上引了朱偰論商隱情詩的兩説，一爲入宫與宫女有私説，一爲與女道士宋華陽姊妹有私説，皆無稽不足信。這裏引了，因爲這兩説較有影響。蘇雪林《李義山戀愛事跡考》認爲商隱曾爲永道士攜入宫中，與文宗寵妃飛鸞、輕鳳相識，《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這一首夢作的詩是義山出宫後，追憶宫中情形與知己朋友閒話，不敢明言，祇好託之於夢”，這就是與宫女相戀説的發展。按蘇鶚《杜陽雜編》：“（敬宗）寶曆二年，浙東貢舞女二人，曰飛鸞、輕鳳。”是敬宗的事，不是文宗寵妃。文宗開成四年，商隱爲祕書省校書郎，不久調爲弘農尉，他在秘書省的時間極短，這説更是絶無其事。
再看商隱與女道士戀愛説。商隱在三十九歲時，妻王氏死。他在東川節度使柳仲郢幕府，柳選了“本自無雙”的張懿仙歌舞藝女嫁給他，他在《上河東公啓》裏婉言謝絶，説：“至於南國妖姬，叢臺妙妓，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他的行動和語言，是真實地反映了他的戀愛與豔情詩。他對妖姬妙妓是寫了豔情詩的，但没有什麽關係。更没有牽涉到道姑，没有牽涉到宋華陽姊妹。唐朝文人倘有所戀，並不諱言，像元稹和他的朋友寫的夢游春詩，像杜牧的“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倘商隱確有類似情事，在這裏必不會這樣説，也不會在妻亡後獨居無侣的三十九歲就拒絶“本自無雙”的藝女了。他的豔情詩，突出的是《燕臺詩》四首，那是冩“叢臺妙妓”的；又有《柳枝》五首，那是寫“南國妖姬”一類人的。他在《柳枝五首序》裏説：“讓山下馬柳枝南柳下，詠余《燕臺詩》，柳枝驚問：‘誰人有此？誰人爲是？’讓山謂曰：‘此吾里中少年叔耳。’”這裏説明《燕臺詩》是豔情詩，纔引起柳枝的驚奇。又指出這是商隱少年時寫的，寫在《柳枝》五首前。序裏説：“柳枝，洛中里孃也。”是在洛陽。柳枝約商隱聚會，“會所友有偕當詣京師者，戲盜余卧裝以先，不果留”。商隱没有去會柳枝，就在友人後去京師了，那當是去應考。商隱應進士試，第一次在太和七年二十一歲，令狐楚給資裝，從太原去京師的；第二次在太和九年二十三歲；第三次在開成二年二十五歲，這次纔考中。在這次前，他没有到過湖湘。馮浩對《燕臺詩》作按語説：
燕臺，唐人慣以言使府，必使府後房人也。參之《柳枝序》，則此在前，其爲“學仙玉陽東”時，有所戀於女冠歟？其人先被達官取去京師，又流轉湘中矣。以篇中多引仙女事，故知女冠。“鉄網珊瑚”，他人取去也。玉陽在東，京師在西，故曰“東風”“西海”也。玉陽在濟源縣，京師帶以洪河，故曰“濁水清波”也。曰“石城”，曰“瘴花”，曰“南雲”，曰“楚弄”，曰“湘川”，曰“蒼梧”，皆楚地之境，故知又流轉湘中也。與《河内》《河陽》諸篇事屬同情，語皆互映。
按馮浩既認爲《燕臺詩》作於《柳枝》前，即商隱少年時作，又認爲此詩係商隱寫自己的戀情。詩中有“雙璫丁丁聯尺素，内記湘川相識處”。那時商隱未到過湘川，不合一。馮説此女爲商隱“學仙玉陽東”時所戀，詩不稱“玉陽相識”，却説“湘川相識”，不合二。詩稱“冶葉倡條徧相識”，是女方爲冶倡一類人，馮稱她爲女冠，不合三。詩稱“今日東風自不勝，化作幽光入西海”，言東風亦不勝幽怨，化作幽光而消失。馮注“玉陽在東，故曰東風”，以東風指女方，不合四。又稱“京師在西”，“故曰西海”，指府主攜女方入京，何以稱女方化作幽光，不合五。詩稱“濟河水清黄河渾”，馮稱“玉陽在濟源縣，京師帶以黄河”，即指女方入京。按詩稱清濁異源，是指雙方説，不指女方的由濟源入京，不合七。類此不合的還有。
這首詩要是按商隱説的，對妙妓佳人，“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那以上問題都可迎刃而解。這個女方是屬於妙妓一流，不是女冠，故詩稱“冶葉倡條”。商隱寫了這首詩，是“有涉於篇什”，他與女方無關，是“不接於風流”，所以他寫這詩時没有到過湖湘。這個女方有所戀，其人無力，女方爲府主取去，其人不勝怨恨，故用東風也不勝怨恨來作陪襯。其人在石城與女方相會，其時女方已被府主所遺棄，故稱濟清河渾，即女方清，府主渾。但女方還受人監視着，男方不能接她出來，所以“安得薄霧起緗裙，手接雲軿呼太君”，安得呼仙人把她接出來。其人别後，收到女方來信，“内記湘川相識處”。
馮浩又説，此詩“與《河内》《河陽》諸篇事屬同情，語皆互映”。再看《河内》詩，馮浩批：“與《燕臺》同意，‘學仙玉陽東’，正懷州河内之境。”馮浩認爲詩寫商隱學仙玉陽東時所戀的女冠。按這首詩裏點明寫的女方是什麽人，説“碧城冷落空蒙烟”，“靈、香不下兩皇子”。商隱有《碧城》詩，稱“碧城十二曲欄杆，犀辟塵埃玉辟寒”。碧城是指唐公主出家的道觀，所以有辟塵犀、辟寒玉那樣的寶物，不是一般道姑所有。《碧城》是諷刺唐出家公主與僧道狎媟的事。這裏點明“碧城”，正寫唐出家公主的事，不僅這樣，還點明“靈、香兩皇子”，皇子即皇女，即公主。經這一點更清楚了。詩寫唐兩公主出家後與人相戀的事，不指一般女冠，與商隱無涉。《河陽詩》與《燕臺詩》相似，寫女方在河陽，也是妙妓。《河陽詩》可能即是《燕臺詩》的另一寫法，互相補充。如《燕臺詩》没有寫女方本在何處，《河陽詩》點明在河陽，《河陽詩》没有寫女方爲誰取去，《燕臺詩》點明是幕府主。這首詩裏的女方那自然也同商隱無關。
馮浩在《河陽詩》的按語裏説：“統觀前後諸詩，似其豔情有二：一爲柳枝而發；一爲學仙玉陽時所歡而發。《謔柳》《贈柳》《石城》《莫愁》，皆詠柳枝之入郢中也；《燕臺》《河陽》《河内》諸篇，多言湘江，又多引仙事，似昔學仙時所戀者今在湘潭之地，而後又不知何往也。前有《判春》，後有《宫井雙桐》，大可參觀互證。但郢州亦楚境，或二美墮於一地，不可細索矣。”馮浩總結了商隱的豔情詩，主要分爲兩個對象：一個是柳枝，在《柳枝五首序》裏指出他只跟她見過一面，“實不接於風流”。一個是《燕臺詩》《河陽詩》《河内詩》，如前所指，也是與商隱無關的。再看馮浩多次提到商隱“學仙玉陽東”所歡，先看商隱是怎樣寫的。他説：
憶昔謝四騎，學仙玉陽東。千株盡若此，路入瓊瑶宫。口詠《玄雲歌》，手把金芙蓉。濃藹深霓袖，色映琅玕中。悲哉墮世網，去之若遺弓。（《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得四十一韻》）
玉陽東，指東玉陽山，在河南濟源縣西三十里。唐睿宗女玉真公主在這裏修道，建有道館。按《新唐書·諸公主傳》，玉真公主死在寶應時，寶應只有二年（七六三），商隱去玉陽學仙在太和九年（八三五），玉真公主已死了七十二年。因此馮浩把《河内詩》的“兩皇子（公主）”，同商隱玉陽學仙聯係起來，完全是不可能的。又瓊瑶宫即指道館。《藝文類聚》引《漢武内傳》：“西王母命侍女安法嬰，歌《玄雲曲》。”那末“口詠《玄雲歌》”，總是道館裏的道姑教的。這裏祇説他到道館裏去學道，没有透露同道姑戀愛的事。又説“悲哉墮世網”，他又離開道館，回到追求功名的路上了。他又説：
心懸紫雲閣，夢斷赤城標。素女悲清瑟，秦娥弄碧簫。山連玄圃近，水接絳河遥。（《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
馮按：“詩多敍游山學仙之事，從翁蓋同居玉陽者。”那末這首詩也是講玉陽學仙的。裏面講的素女、秦娥，都是道姑，但祇能説他在玉陽接觸到一些道姑，還没有透露有戀愛的事。
商隱有寄道姑的詩，見《贈華陽宋真人兼寄清都劉先生》：
淪謫千年别帝宸，至今猶識蕊珠人。但驚茅許多玄分，不記劉盧是世親。玉檢賜書迷鳳篆，金華歸駕冷龍鱗。不因杖履逢周史，徐甲何曾有此身？
這詩説，他是從仙家謫到塵世，還認識仙家的人。但驚異於宋和劉多有仙緣，不記得宋和劉又是親戚。茅許指茅蒙、許遜，都是仙人。劉盧，指劉琨、盧諶，是親戚。在玉檢上寫着鳳篆字賜給劉先生，指劉的入道。“金華”句指宋真人歸華陽。末聯説自己倘不學仙，不能活到現在。徐甲跟着老子二百餘年，老子給他《太玄清符》，倘没有這符，他早已成爲枯骨。所謂華陽宋真人，指華陽公主道觀裏的道姑，有姊妹兩人。“清都劉先生”，清都指王屋山道觀，劉先生指道士劉從政號昇玄先生。清都接近玉陽，可稱與玉陽學仙有關。華陽在陝西，與玉陽學仙無關，宋道姑姊妹與玉陽學仙也無關了。商隱又有《月夜重寄宋華陽姊妹》：
偸桃竊藥事難兼，十二城中鎖彩蟾。應共三英同夜賞，玉樓仍是水晶簾。
偷桃是東方朔事，指男；竊藥是嫦娥，指女。十二城指仙家，那末宋道姑還是關在華陽道觀裏。三英夜賞，可能指姊妹外還有男道士。這是寄詩，這個“三英”裏没有商隱是明確的。有人認爲三英即三珠樹。商隱《寄永道士》：
共上雲山獨下遲，陽臺白道細如絲。君今併倚三珠樹，不記人間落葉時。
“三珠樹”是《山海經·海外南經》中説的三株珠樹，這裏有没有寓意，不清楚。倘指三個道姑，那末與華陽兩姊妹不合。况且陽臺在王屋山，同玉陽學仙相近，同華陽相距極遠，也扯不到宋華陽姊妹身上。再説宋華陽姊妹還是鎖在十二城裏，没有下山，同《燕臺詩》裏的女子更無關涉了。因此，馮浩箋稱《燕臺》寫的即爲“學仙玉陽時所歡而發”，從詩裏考求，學仙玉陽時不見有所歡，《燕臺》中的女子，同玉陽道姑也無關。宋華陽姊妹同玉陽道姑也無關，也不見有與商隱相戀之事。因此，所謂玉陽所歡、所謂宋華陽姊妹，都同《燕臺》中所寫女子無關，《燕臺》中的“桃葉桃根雙姊妹”，同宋華陽姊妹無關，一爲有力者娶去，一關在華陽觀裏，不宜牽扯在一起。馮浩稱又有《判春》：“一桃復一李，井上佔年芳。”馮箋：“讀此知桃葉、桃根，實指二美。‘井上’者，以屈在使府後房也。”又《景陽宫井雙桐》，馮箋：“此直詠（陳後主）張、孔二美人，詞意顯豁，然别有所寄也。《燕臺詩》云：‘桃葉桃根雙姊妹。’又曰：‘玉樹未憐亡國人。’與此引雙桐意合。”這幾首詩當指同一對象。但我們上面指出原在河陽的一雙姊妹與關在道觀裏的宋華陽姊妹無關，住在華陽觀裏的宋氏姊妹在詩裏没有説就是玉陽觀裏的道姑。從詩裏看，商隱在玉陽求仙時，祇看到一些道姑，看不到他同道姑有相戀的表示；他又同華陽觀裏的宋氏姊妹相識，也看不到他對宋華陽姊妹有相戀的表示。這樣，從馮浩箋注看，除了不可靠的猜測外，所有豔情詩，正如商隱説的，“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
回過來再看朱偰講商隱與女冠的戀情，《聖女祠》三首寫聖女淪謫人間，不能回到天上，雙關自己在幕府，不能進入朝廷，見三首詩的説明。朱偰稱第一首爲“義山初識宋華陽姊妹”。按第一首是商隱從興元（漢中）送令狐楚喪回長安，路過寶鷄的聖女祠時所作。宋華陽姊妹住在華陽公主出家後的道觀裏，與聖女祠不在一地，不可能在送喪路上遇見宋華陽姊妹。朱偰把第二首説成商隱“寫己情思”，説《重過聖女祠》寫“回首當年，不勝悵望”，説成對宋華陽的情思，都不合，詳見對三首詩的説明。朱偰又把《碧城》《燕臺詩》《河陽詩》歸入一類，也都不合，已見上。
又蘇雪林《李義山戀愛事跡考》釋《玉山》的“珠容百斛龍休睡，桐拂千尋鳳要棲”，稱“沉湎酒色的君王，正在做着鈞天好夢。這樣如花如玉的美人，我不免要據而有之了”。按驪龍頷下祇有一顆珠，這裏是“珠容百斛”，顯然不指要盜取驪珠。又探驪珠要等龍睡，現在是叫龍休睡，更不是採珠了，是要龍來珍惜百斛明珠，指朝廷要珍惜大量人才，加以任用。“桐拂千尋”指朝官地位之高，“鳳要棲”正指士子的求官，“要”是表願望而非現實。又詩稱“玉水清流不貯泥”，正寫清澄，倘詩寫淫亂的事，那是汙濁，談不上清流了。蘇雪林又稱《七月二十八日夜與王鄭二秀才聽雨後夢作》，認爲是商隱的豔遇詩。詩稱“少頃遠聞吹細管，聞聲不見隔飛烟”，是祇聽見音樂，没有看見人。“又過瀟湘雨”，又到了瀟湘，不在宫廷了。“亦逢毛女無憀極”，看到毛女，感到無聊，毫無豔遇可説了。那末説他寫豔遇也無憑證。從馮浩到朱偰到蘇雪林，不論馮説比較謹嚴，朱説比較簡略，蘇説馳騁想像。總之，祇要離開商隱説的“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結合原詩來看，都扞格難通；祇有依照商隱所講來看，纔能够涣然冰釋，雖然其中還有不可解處，但大體上是可通的。
（六）《無題》詩
商隱《無題》詩，朱鶴齡《箋注李義山詩集序》稱：
《離騷》託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遂爲漢魏六朝樂府之祖，古人之不得志於君臣朋友者，往往寄遥情於婉孌，結深怨於蹇修（指媒人），以序其忠憤無聊纏綿宕往之致。唐至太和以後，閹人暴橫，黨禍蔓延。義山阨塞當塗，沉淪記室。其身危，則顯言不可而曲言之；其思苦，則莊語不可而謾語之。計莫若瑶臺璚宇歌筵舞榭之間，言之可無罪，而聞之足以勸。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曰：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緒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豈徒以徵事奥博，擷采妍華，與（温）飛卿、（段）柯古争霸一時哉！
這段話不限於講《無題》，但《無題》也包括在内。商隱的《無題》，紀昀在《無題》二首“幽人不倦賞”上批：“《無題》諸詩，有確有寄託者，‘來是空言去絶蹤’之類是也；有戲爲豔體者，‘近知名阿侯’之類是也；有失去本題而後人題曰《無題》者，如‘萬里風波一葉舟’之類是也；有與《無題》詩相連，失去本題偶合爲一者，如此‘幽人不倦賞’是也。”這樣分别是對的。商隱寫豔情的《無題》詩也像他的豔情詩一樣，“雖有涉於篇什，實不接於風流”，已見選注，在這裏就不談了。這裏祇就有寄託的《無題》來談談。
杭世駿《李義山詩注序》：
蓋詩人之旨，以比興爲本色，以諷喻爲能事。抽青媲白，儷葉駢花，眩轉幻惑以自適其意，固非可執吾之謏聞半解，以揣測窺度之而已。而玉溪一集，蓋其尤也。楚雨含情，銀河悵望，玉烟珠淚，錦瑟無端，附鶴棲鸞，碧城有恨，凡其緣情綺靡之微詞，莫非阨塞牢愁之寄託。
這兩篇都指出《無題》詩的特點，除了比興諷喻以外，“寄遥情於婉孌，結深怨於蹇修”，也就是用象徵手法。婉孌指美人芳草，蹇修指媒人，都是有具體形象的，遥情深怨是抽象的，用具體形象來表達抽象的情怨，是象徵手法。這種手法通過纏綿宕往之致來表逹，使人眩轉幻惑，商隱在這方面是最突出的。敖器之詩評：“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自然。”即不是天生的，出於人巧。總之，商隱的《無題》詩，思深意遠，情致纏綿，有百寶流蘇的光豔，有千絲鐵網的細密，有行雲流水的空明，使讀者蕩氣回腸不能自已。李白清新俊逸，没有他的纏綿悱惻；杜甫沉鬱頓挫，没有他的光豔細密；白居易清麗風情，没有他的思深意遠。他在藝術上的創造，是在李白、杜甫、白居易諸大詩人以外，另外開闢一種境界，豐富了唐代詩歌的藝術成就。如《無題》四首：
來是空言去絶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夢爲遠别啼難唤，書被催成墨未濃。蠟照半籠金翡翠，麝熏微度綉芙蓉。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
颯颯東風細雨來，芙蓉塘外有輕雷。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回。賈氏窺簾韓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春心莫共花争發，一寸相思一寸灰。
這兩首《無題》表達的是遥情深怨，這種遥情深怨是抽象的，看不見的，詩裏用具體景物來表達，又是思深意遠的。這四首詩的主題是“老女嫁不售”，所謂“劉郎已恨蓬山遠”，把“老女嫁不售”比做“恨蓬山遠”已够了，爲什麽要“更隔蓬山一萬重”呢？爲什麽這樣迫切呢？要到蓬山幹什麽呢？不是在《安定城樓》裏説：“欲回天地入扁舟。”要旋乾轉坤嗎？當時正處在“江風揚浪動雲根，重碇危檣白日昏”（《贈劉司户蕡》）的危急之秋，可是“鳳巢西隔九重門”，不正是“更隔蓬山一萬重”，那能不迫切呢？那不正是思深意遠嗎？
這兩首詩又寫出了纏綿悱惻固結不解之情，對方是“來是空言去絶蹤”，已經絶跡不來了，可是這方還是等着，直到“月斜樓上五更鐘”。即使在夢裏也“夢爲遠别啼難唤”，對方不來，却還要替他寫字，“書被催成墨未濃”。聽見對方的車聲，“芙蓉塘外有輕雷”，還是不來看我。對方已經重門深鎖，深井無波，可我的情思還要像香的烟從鎖孔透進去，還要轉動轆轤用長繩打水。對方已因我不像韓掾的年輕，陳王的才華，對我無情了，我還是難以忘情，所謂“一寸相思一寸灰”，祇是感嘆自己徒費深情吧了。這樣寫固結不解之情，寫得這樣纏綿悱惻，確實是少見的。這種固結不解之情，是同思深意遠結合的。是爲了挽救唐王朝的没落，所以迫切地想進入朝廷，迫切地希望令狐綯的推薦，所以有這種固結不解之情，情辭越固結，憂國的心越深。
兩首詩又寫得光豔細密，如“蠟照金翡翠，麝熏綉芙蓉”，有“金蟾齧鎖，玉虎牽絲”，有“賈氏窺簾，宓妃留枕”，寫得綺麗光豔。蠟照是“半籠”，麝香是“微度”，“啼難唤”，用個“難”字，見得夢中也難；“墨未濃”着一“未”字，見得催促得緊；“燒香入”，着一“入”字，見得怎樣深閉固拒，還要使烟穿入；“汲井回”着一“回”字，見得井雖深還要汲水。這裏顯出文思的細密。這兩首詩，第一首前六句近乎白描，文思清麗，末聯用劉郎蓬山，在當時也是耳熟能詳。第二首只用了賈氏、宓妃兩典，這在當時也是耳熟能詳的，那末這兩首正是如行雲流水的空明。
商隱有的詩以首兩字標題的，也屬于《無題》詩，開卷第一首《錦瑟》是最有名的。也有如詠眼前景的，其實也可列爲《無題》詩，如《春雨》：
悵卧新春白袷衣，白門寥落意多違。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遠路應悲春晼晚，殘宵猶得夢依稀。玉璫緘札何由達？萬里雲羅一雁飛。
這首詩也是寫得思深意遠的，“意多違”不正是“劉郎已恨蓬山遠”嗎？“遠路應悲”，不正是遠去幕府，“更隔蓬山一萬重”嗎？“殘宵夢”，不正是“夢爲遠别”嗎？前兩首寫得情辭迫切，這一首寫得情意委婉，而思深意遠是一致的。這首寫固結不解之情也和前兩首一致，他在“悵卧”、“寥落”中懷念那人，雖然那人跟自己“意多違”了，還要隔雨望紅樓，不能相見，祇好獨自歸來，但還是殘宵入夢，還要送玉璫以表情，寫書信以陳情，固結不解如此。雖是心情寥落，還是寫得綺麗，不但那人住的是紅樓，就是他拿的在雨中的燈，也把雨絲比做珠箔，作“珠箔飄燈”。又像“玉璫”、“雲羅”，也寫得綺麗。再像“相望冷”用一“冷”字，既寫春寒，又寫心頭的感覺，感到對方的冷淡。“春晼晩”有傷春的感慨，“夢依稀”有夢迷離的感覺。“萬里”與“一雁”相對，也有相隔遥遠的感嘆。這些都顯出文心的細密。這首詩除了“白門”一詞外，幾乎都是白描，也寫得像雲水般空明。説明他的《無題》詩確實寫出了一種新的意境，突破了前人的創造。
《無題》詩多用白描，含意深沉，情思纏綿，所以多有名句，長期傳誦着。如“相見時難别亦難，東風無力百花殘。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曉鏡但愁雲鬢改，夜吟應覺月光寒。蓬山此去無多路，青鳥殷勤爲探看”。這首詩幾乎每一聯都成爲傳誦的名句，其中“春蠶”一聯尤爲著名。這種名句形象大于思維，商隱對此已有認識。他的《謝先輩防記念拙詩甚多異日偶有此寄》：
曉用雲添句，寒將雪命篇。良辰多自感，作者豈皆然。熟寢初同鶴，含嘶欲并蟬；題時長不展，得處定應偏。南浦無窮樹，西樓不住烟；改成人寂寂，寄與路綿綿。星勢寒垂地，河聲曉上天。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傳。
商隱把抽象的“自感”，用具體的“雲”和“雪”來表達，這裏説明作者對此是有清醒認識的，不是不自覺的。他的“同鶴”、“并蟬”，題時是愁眉不展，所得是有它的偏至的特色的。他對詠物詩的獨到處，愁思的深刻處，是有清醒認識的。他的憶别懷歸的詩，他的描繪景物的詩，寄與遠道的友人。所有這些詩，謝防先輩借來表達他自己的感情。就是他的詩所反映的是他的情思，但它有概括性，也概括了别人的情思，所以别人也可以借它來表達各自的情思，“夫君自有恨”，通過這些詩來表達，他對于這點是有清醒的認識的。
（七）感懷和詠物
商隱的感懷有他的特點，是“作者豈皆然”的。他的感懷，最有名的是《安定城樓》：
迢遞高城百尺樓，緑楊枝外盡汀洲。贾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來更遠遊。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
假如説上引的《無題》詩也是感懷，那它跟這樣的感懷詩確有不同。《無題》是“爲芳草以怨王孫，借美人以喻君子”，所謂“男女之情通于君臣朋友”（朱鶴齡序）。感懷不需要這種比喻。《無題》寫了固結不解之情，纏綿悱惻，像上舉的感懷詩寫他的憤慨不平，表情的手法也没有那樣蕩氣回腸。在思深意遠方面，《無題》寫得更爲含蓄隱約，幾乎不易看到，感懷寫得比較明白。當然，感懷詩也有通過《無題》詩的寫法來寫的，那就可以歸入《無題》詩，像上舉的《春雨》就是。
這首詩的思深意遠，表達得最爲突出，即“欲回天地入扁舟”，既要旋乾轉坤，使唐王朝得到中興，自己泛扁舟于江湖，即告歸隱，既有大志，又有高潔的情操。這種志趣抱負在賈生垂涕、王粲遠游裏也透露出來，賈生是要爲漢朝制定一套新的制度，爲長治久安之計的，王粲是要“假高衢而騁力”（《登樓賦》），做一番事業的。在結尾用鵷雛自比，也顯示這種抱負。在《無題》裏就没有這樣明確地表達自己的思深意遠的。其次，詩裏表達憤慨的感情也是顯露的，末聯明顯寫出，在“虚垂涕裏”也表達了，在“更遠游”裏含有《登樓賦》中的感情，也有所透露的。這種感情祇有悲憤，並不是纏綿而固結不解的。但作爲商隱的自感，除了思深意遠這點比較突出外，他的語言的凝鍊也比較突出，如“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是雖然欲回天地，而實永憶江湖，惟有髮白時纔能歸去入扁舟耳。這樣的組合，語練思深，王安石極意稱賞，紀昀却發生誤解（見該詩説明），亦見其結構之獨特。此外在用典上既是當時人所熟悉已成常識，又極貼切，商隱去涇原依王茂元，與王粲依劉表正合；商隱試博學宏辭科已録取，而被人謫落，與賈生遭際也有相似處。鵷雛、腐鼠的比喻，更顯示他的志趣，這些都顯示他用典的工巧貼切。
商隱在詠物詩上也有他的特點，他説：“熟寢初同鶴，含嘶欲并蟬。”在《酬别令狐補闕》裏説：“警露鶴辭侣，吸風蟬抱枝。”跟這裏同樣用鶴和蟬來作比。他的詠物的名篇如《蟬》：
本以高難飽，徒勞恨費聲。五更疏欲斷，一樹碧無情。薄宦梗猶泛，故園蕪已平。煩君最相警，我亦舉家清。
這首詠物詩的特點，是物我交融與物我交錯。物我交融即寫物也是寫自己，物和己交織在一起，既是寫物，是不脫，又是寫己，不粘着在物上，即不粘不脫。物我交錯即有幾句寫物，有幾句寫己，是交錯的。如前四句寫蟬，蟬中有己，但還是詠蟬，“薄宦”兩句寫己，不關蟬了；末聯蟬和我又相對寫。物我交錯是一種寫法。這首詩還是思深意遠的，雖然“難飽”，還保持品格“高”，雖然“薄宦”又“梗猶泛”，還是“舉家清”。這首詩也像雲水空明，多用白描，祇在“梗泛”、“蕪平”裏用典，但是融化入詩，即使不知道這兩個詞語有出處，也同樣可以瞭解它們的含意。在物我交融上也寫得貼切，蟬是居高難飽，徒勞費聲，己亦清高難飽，徒費沉吟。“五更”一聯，出以映襯，聲嘶欲斷，而“一樹碧無情”，所謂“傳神空際，超超玄著”，是一篇之警策，更爲難到。
商隱的詠物詩，也有物我交融，借物抒情的，如《柳》：
曾逐東風拂舞筵，樂游春苑斷腸天。如何肯到清秋日，已帶斜陽又帶蟬。
這首詩句句寫柳，又句句寫己，是借物抒情。它的含意比較深沉，是概括了一生的感慨。他寫柳的變化，從春到秋。春天，柳樹在東風的吹拂裏，曾經在樂遊苑的舞筵上拂動，但對它説來，還是斷腸天氣，這個舞筵不屬于它的，它可能還是任人攀折的。到了秋天，它在斜陽中帶着蟬的嘶鳴，更爲哀苦。它怎麽肯這樣呢？一切是不由它自主的。這是完全寫柳，也完全寫自己。他在年輕時曾在祕書省作校書郎的小官，正像柳在樂游苑上拂舞筵。但校書郎祇是替人校正文字，不能分享朝廷的光榮，所以還是斷腸的。到了後來，祇在幕府裏當幕僚，雖然已到斜陽時，還發出蟬的哀鳴，怎麽肯這樣呢，也是不由自主。實際上，這是借物喻志的詠物詩。語言上也像雲水的皎潔，是白描的。但它没有像《無題》寫固結不解的愛感，也没有纏綿悱惻的情調。
商隱的詠物詩有工於用典的，在下面用典節裏談。也有刻劃形象純用白描的，如《微雨》：
初隨林靄動，稍共夜涼分。窗迥侵燈冷，庭虚近水聞。
這首詠物是白描，同《蟬》也不同，它祇是刻劃，没有什麽寓意。它的特點就在刻劃得極爲工細，這種工細從體物來的。他住在近水的樓上，遠處有林木。先看到林畔的霧氣在浮動，隔得遠，看不出有雨。接着天夜了，因爲是微雨，入夜看不見，祇感到有些涼意。本來夜裏要比白天涼些，但雨又分得了一些涼意，覺得今夜的涼意要多一些。樓高窗也高，分得的涼意侵入樓内，感到燈光缺少温暖，有冷意。庭空無聲，靠近水邊，這纔聽到雨聲。這裏説明體察的極爲細緻，從幾個動詞和形容詞中透露出來。“動”字寫黄昏時林邊霧氣的浮動，他就感覺到了；“分”字分到一分涼意，他又感覺到了；“冷”字寫這分涼意侵入燈光，他又感到了；“聞”字寫水邊微雨的聲音他聽到了，這跟“虚”有關，庭中空寂，纔能聽到，倘庭中充滿蟲聲就聽不到了；也跟“近”有關，倘離水遠，也聽不見了。這樣細緻的描繪中，又有畫意，寫出背景，如“林靄動”見得遠處有林木，有霧氣。“夜涼”、“庭虚”見得秋意已深，時令也點出來了。“迥”寫窗高，樓高也顯出來了。“虚”字點明庭院；“近”字説明樓是傍水的。文辭精練，寫出詩人的敏感。從這樣細微的體察中，也透露出詩人的寂寞，他祇有一個人在高樓上，所以會感到分涼燈冷，倘有人在一起打破岑寂，就不會感到燈冷庭虚了。像這樣詠物，語簡而精，可供仔細體會，也是他的咏物詩的一個特色。
（八）詠史和政治諷刺詩
商隱有些諷刺詩是通過詠史來寫的，也有祇是詠史看不出有諷刺的，也有諷刺而不屬于咏史的，其中有議論的，有祇是敍事的。這些不同寫法，也是可供體味的。
光是詠史不加議論的，如《齊宫詞》：
永壽兵來夜不扃，金蓮無復印中庭。梁臺歌管三更罷，猶自風摇九子鈴。
這是寫齊東昏侯和潘妃的事，祇敍事，不發議論，通過對比的手法來表達用意。梁蕭衍兵來，東昏侯被殺，東昏侯教潘妃步步生蓮自然没有了。齊變爲梁，齊的九子鈴還在爲梁作聲。這裏敍齊的滅亡，祇通過中庭金蓮印的有無，殿角九子鈴的作響，來反映興亡的感慨。在這個感慨裏面，含有東昏侯的荒淫亡國，通過小的事物來顯示，寫得成功。這種地方，不發議論，使讀者自己體會是好的，點破了就缺少意味。
詠史也有敍事同議論結合的，如《賈生》：
宣室求賢訪逐臣，賈生才調更無倫。可憐夜半虚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
這裏敍述漢文帝在宣室召見賈生，又提出不問蒼生問鬼神，發議論，感嘆文帝不能用賈生。在這裏，爲什麽有的發議論有的不發議論。前一首通過齊亡梁興的對比來寫，從金蓮脚印和九子鈴聲來看，都顯出興亡之感來，這就不用説明，一説明就索然寡味了。後一首寫文帝召見賈生問鬼神，光敍述這件事，作者的用意是什麽，讀者看不出來，如説：“夜來不覺親前席，祇爲殷勤問鬼神。”所以要發議論。這種議論，是結合提問來的，提出“不問蒼生問鬼神”的責問，作者的用意纔明白，不是抽象的議論，是聯繫“問鬼神”來提的。再説，這詩的用意通過提問來透露，還是没有説明，用意批評君主不能用賢，在詩裏没有説出。
詠史不結合諷刺，像沈德潛《唐詩别裁》説：“義山長于諷喻，工于徵引，唐人中另開一境。顧其中譏刺太深，往往失之輕薄，此俱取其大雅者。”就他説的“唐人中另開一境”看，如《隋宫》：
紫泉宫殿鎖烟霞，欲取蕪城作帝家。玉壐不緣歸日角，錦帆應是到天涯。于今腐草無螢火，終古垂楊有暮鴉。地下若逢陳後主，豈宜重問《後庭花》？
這首詩，在“唐人中另開一境”，表現在什麽地方。一是構思，一般説來，對這樣的題目，總不免從今昔興亡之感着眼，寫隋宫的昔盛今衰。作者另出新意，着眼在寫煬帝，不寫成詠物而寫成詠史。寫煬帝的逸游，不具體寫，出以推論，要是政權不歸到唐朝，煬帝的逸游應該要到天邊了。寫今昔盛衰，總是用繁榮與荒涼作對，他却另出新意，用腐草螢火來同垂楊暮鴉作對比。寫煬帝荒淫，用“地下若逢陳後主”來推論。總之，在構思上不落舊套，别開生面。二是用推論、假設，把對偶變爲靈活。像二聯的“不緣”、“應是”，祇是推論。“若逢”、“豈宜”是假設，使詩句寫得靈活，絶不板滯。三是工于對仗，“玉璽”、“錦帆”顯示文采。“于今”是虚的，無螢火了；“終古”是實的，有暮鴉，虚實相對。“玉璽”歸唐是實的，“錦帆”到天涯是虚的。把這幾樣結合起來，確實給唐詩開一新境。
借詠史來諷刺的，如《隋師東》：
東征日調萬黄金，幾竭中原買鬥心。軍令未聞誅馬謖，捷書惟是報孫歆。但須鸑鷟巢阿閣，豈假鴟鴞在泮林？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成莽陣雲深。
這是借隋師東征來諷刺唐軍的進攻滄景。指出軍令不嚴，假傳捷報，浪費國庫。三聯發議論，賢臣在朝，叛亂自消。末聯感嘆人民塗炭。中二聯用了四個典故，正像駢文寫法，但並不板滯，由于中間用了“未聞”、“惟是”，用典故來諷刺；“但須”、“豈假”用典故來議論。化板滯爲靈活，是他善用典故處。
商隱的政治諷刺詩，如《瑶池》：
瑶池阿母綺窗開，黄竹歌聲動地哀。八駿日行三萬里，穆王何事不重來？
這是諷刺武宗求仙的，唐朝皇帝求仙服金丹死的有好幾個，那它的概括性相當大。這首詩的寫作有它的特點。一，西王母，照《穆天子傳》注，“如人虎齒，蓬髮”。《山海經·西山經》説她“虎尾”。但在《漢武故事》裏西王母已成了仙人，這裏的“綺窗”，是作者加上的想像。二，黄竹，從《穆天子傳》看，黄竹在嵩高山附近，不在瑶池，這裏是把相距遥遠的兩地捏合。三，黄竹歌聲是穆天子唱的，不可能有動地的聲勢，説“動地哀”又是詩人的創造。四，日行三萬里的是神馬，穆天子的馬是千里馬，不可能是神馬，説“日行三萬里”也是創造。在這裏就是筆補造化。在大自然中，西王母没有綺窗，黄竹不在瑶池，黄竹的歌聲不可能動地，八駿不可能日行三萬里，那就不可能寫成這首詩。詩人補大自然的不足，使大自然中不可能有的事都成爲可能了。這樣的補天，又顯得很自然，仙人招待穆天子，自然應該有綺窗。要是像司馬相如《大人賦》：“吾乃今目睹西王母皬然白首，戴勝（首飾）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住在洞穴裏，怎麽招待周天子呢？黄竹地方的歌是寫“北風雨雪，有凍人”的，即“路有凍死骨”的，是寫人民的苦難的。表達人民的苦難，説它有動地的力量，也是很自然的。本來説神馬日行三萬里，要説穆天子到瑶池的並不困難，使八駿成了神馬也是很自然的。這些補天也就成了通天。從八駿的日行三萬里，那末穆王的不再來，正如西王母唱的“將子無死，尚復能來”。不來正説明是死了，説明求仙的無益，達到諷刺武宗及其他唐帝求仙服金丹中毒死去的愚蠢。
（九）用典和朦朧
王士禛《戲仿元遺山論詩絶句》：“獺祭曾驚博奥殫，一篇《錦瑟》解人難。千年毛（亨）鄭（玄）功臣在，猶有彌天釋道安（指釋道源注商隱詩）。”這首詩論商隱詩，提出兩個問題：一指用典，楊億《談苑》稱：“義山爲文，多簡閱書册，左右鱗次，號‘獺祭魚’。”即認爲商隱詩用典太多和深僻；二指不易懂，一篇《錦瑟》詩有種種不同的解釋，含意朦朧不明。
就用典説，一種是屬於語言的自然，在白話中也用典。如魯迅《狂人日記》：“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佔了他的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這裏點出了他們過去被壓迫和被侮辱的事，就是用典，那可説是用今典。“易牙蒸了他兒子，給桀紂吃”，這是用古典。在講話裏，有時想到過去的事，就提了出來，這就是用典。這種聯想是很自然的，有了這種聯想，纔能有力地把意思表達出來，使聽的人聯繫這些故事，引以爲戒。
那末用典太多或用典深僻又怎樣呢？這跟近體詩的形式有關。近體詩祇有八句或四句，篇幅短小。在短小的篇幅裏要表達豐富的思想内容，就免不了用典。如《牡丹》：
錦幃初卷衛夫人，綉被猶堆越鄂君。垂手亂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鬱金裙。石家蠟燭何曾剪，荀令香爐可待熏。我是夢中傳彩筆，欲書花葉寄朝雲。
這裏八句詩用了八個典故，可説是用典太多了。其中有的典故像“越鄂君”或“垂手”、“荀令香爐”也不是人們很熟悉的，或者當時認爲很平常的，現在看來已不是很熟悉了。這樣用典又怎樣呢？他詠牡丹，用美人來比，這是很普通的。但他眼中的牡丹，有各種各樣，有盛開的，有初放的；有在風中舞動，像垂手舞的，像折腰舞的；有光彩的，有香氣的。他要把這些都寫出來，這就需要用各種典故。這樣的用典多，正説明他的觀察細緻，要表達的内容豐富所造成的，這同他的文化知識的豐富也有關，他運用這些典故，是自然生動的。他要寫盛放的牡丹，自然想到錦幃初捲的衛夫人；寫含苞初放的牡丹，自然想到用綉被來裹着的越女了。因此用典多而顯得靈活。這種靈活表現在動作上，不是用衛夫人或越女來比，是用錦幃初捲的衛夫人、用綉被裹着的越女來比，顯得生動。不僅這樣，還有含意，像夢中傳彩筆，含有令狐楚教他作時文的用意在内。結合“寄朝雲”，既有寄與美人的含意，也有馮浩在按語裏指出祝願令狐楚還朝的用意。這樣多的含意，用兩句話來表達，不用典是無法措手的。這是用典最多的一首。又如《馬嵬》：
海外徒聞更九州，他生未卜此生休。空聞虎旅傳宵柝，無復雞人報曉籌。此日六軍同駐馬，當時七夕笑牽牛。如何四季爲天子，不及盧家有莫愁。
這首詩講海外九州是用典，盧家莫愁是用典，此外祇是講馬嵬的事，像“七夕笑牽牛”，是《長恨歌》中的事，可説用今典。把用典同今事結合，顯出商隱用典的巧妙來。《長恨歌》裏寫“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爲連理枝”。即願世世爲夫婦永不分離之意，所以“七夕笑牽牛”，笑牛郎織女只有七夕一相會了。可是在“六軍同駐馬”時，即“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把七夕笑牽牛的誓言抛棄了，揭露唐明皇的犧牲楊貴妃，祇把《長恨歌》中的話對照起來，就起到揭露的作用。再根據《長恨歌》中“忽聞海上有仙山”一段，聯繫海外有九州之説，指出“他生未卜此生休”，指出唐明皇七夕誓言的虚僞。這樣用典，借它來進行揭露，就有思想性了。中間兩句，寫當時情事，有軍中的宵柝，無雞人的報曉籌，正説明已逃出皇宫，在軍隊中逃跑了。因此感歎不及“盧家有莫愁”了。全詩一氣貫注，從用典中顯出揭露來。沈德潛《唐詩别裁》評温庭筠《蘇武廟》“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稱：“與‘此日六軍同駐馬’一聯，俱是逆挽法。律詩得此，化板滯爲跳脫矣。”所謂逆挽，就是先説今天，再説過去。但商隱的今天和過去對照，從中揭露唐明皇的犧牲楊貴妃，説明他的愛情的虚僞性，這就勝過温庭筠，不光是化板滯爲跳脫了。
至于商隱的《錦瑟》詩，所謂“一篇《錦瑟》解人難”，有各種不同的解釋，用意不明，有人或指爲朦朧詩。登廬山或黄山時，雲霧起來，掩蓋了林木和峯巒，祇看到模糊一片，是朦朧的。但就雲海奇觀來説，又並不朦朧。畫家可以畫黄山雲海，並不朦朧。商隱的《無題》詩也這樣，他寫豔情來寄託的《無題》詩，就寄託什麽説可能不够清楚，就他寫的豔情説還是清楚的，並不朦朧。如《無題》“鳳尾香羅薄幾重，碧紋圓頂夜深縫”，它有什麽含意不清楚，就它寫的是用鳳尾羅來縫成圓頂帳説，還是很清楚的。所以跟就文字看也看不懂的朦朧詩是不同的。
再就《錦瑟》詩説，就它的用意説，有悼亡説，有自傷説，有爲青衣説，有自序詩集説；就中間四句看，有夢幻泡影説，有適怨清和説。但就字面看，由錦瑟的五十弦和五十柱而引出思華年來，在將近五十年的華年中，所經歷的生活有各種情狀，有夢蝴蝶的，有托杜鵑，有珠有淚的，有玉生烟的。這各種情狀已是惘然。從字面來看還是清楚的。至于詩中含意，各人有各種不同解釋，這也是可以理解的。詩人借形象來表達情思，他的情思含藴在形象之中，没有明白宣露。讀者祇從他寫的形象中體會他的情思，由于形象大于思維，讀者的體會不一定符合作者原意，所謂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祇要讀者的體會符合所寫的形象，不妨各人各説。其中究以那一説能符合作者原意，那要看誰對作者的思想感情體會得最深切，最能根據作者的思想感情來體會，最爲接近或符合作者原意。這樣的詩，對作者的用意雖有各種猜測，但詩中所寫的形象還是明確的。因此，它同連文字也看不懂的朦朧詩還是有分别的。這樣看來，倘朦朧詩是指畫黄山雲海，雲海籠罩的峯巒一片朦朧，但雲海奇觀還是清晰的。即指商隱借愛情詩來寄托，寄托的命意不鮮明，但所寫愛情的形象是鮮明的，把這樣的詩稱爲朦朧，那末説商隱有些詩是朦朧的是可以的，但它同連文字也看不懂的朦朧詩是完全不同的。
（十）西崑體及其他
商隱的詩在晩唐已有影響，他的連襟韓維的兒子韓偓，即《韓冬郎即席爲詩相送》裏稱爲“雛鳳清于老鳳聲”的，是學商隱詩的。韓偓的詩，如《已涼》：
碧闌干外綉簾垂，猩色屏風畫折枝。八尺龍鬚方錦褥，已涼天氣未寒時。
寫景物色彩鮮豔，中含情思，與商隱《日射》的“回廊四合掩寂寞，碧鸚鵡對紅薔薇”相似。韓偓的《倚醉》：
倚醉無端尋舊約，却憐惆悵轉難勝。靜中樓閣深春雨，遠處簾櫳半夜燈。抱柱立時風細細，繞廊行處思騰騰。分明窗下聞裁剪，敲徧闌干唤不應。
這首詩同商隱的《春雨》“紅樓隔雨相望冷，珠箔飄燈獨自歸”很相似。這是學了商隱綺麗纏綿的一面。對商隱詩的高情遠意沉鬱頓挫這一面似没有學到。
刻意學商隱詩的，當推宋初的西崑體。《皇宋事實類苑》記楊億稱：
至道中（宋太宗時），偶得玉溪生百餘篇，意甚愛之。……觀其富于才調，兼極雅麗，包藴密致，演繹平暢，味無窮而久愈出，鑽彌堅而酌不竭，曲盡萬態之變，精索難言之要。……
楊億、劉筠等人很多是文學侍從之臣，他們瞭解宫禁中的生活，這在當時是嚴禁洩露的。因此，他們學習商隱詩的工于運典、綺麗纖密來透露一點消息，如楊億《漢武》：
蓬萊銀闕浪漫漫，弱水回風欲到難。光照竹宫勞夜拜，露漙金掌費朝餐。力通青海求龍種，死諱文成食馬肝。待詔先生齒編貝，那教索米向長安。
王仲犖先生《西崑酬唱集注》前言裏指出，宋真宗僞造天書，行封禪泰山等典禮來鞏固封建統治，楊億等在《漢武》等詩中借古諷今，反映了他們不同意這種求仙祀神、大興土木的作法。這首確實學習商隱的咏史，句句用典。寫仙山難到，候仙不來，仙掌露不靈，方士病死，歸結到讓東方朔索米長安，不能用賢人。跟商隱的咏史比起來，含意比較隱晦，没有商隱詩的深心卓識，諷刺有力，這是宋朝對言論控制得嚴厲所致。這些文學侍從之臣，他們既没有商隱的身世遭遇，又缺乏他的高情遠韻，又不敢對朝廷作有力的諷刺，祇是追求他的綺麗典實，自然成就不大了。
《蔡寬夫詩話》稱：“王荆公晩年亦喜稱義山詩，以爲唐人知學老杜而得其藩籬者，惟義山一人而已。”王安石欣賞商隱的詩，像“雪嶺未歸天外使，松州猶駐殿前軍”，“永憶江湖歸白髮，欲回天地入扁舟”，“池光不受月，暮氣欲沉山”，“江海三年客，乾坤百戰場”，是屬于商隱感懷或寫景的詩，是他學杜甫的詩，不屬于商隱獨創的《無題》的綺豔細密，是屬于他的高情遠韻、沉鬱頓挫的詩。王安石稱贊這些詩句，意不在于學商隱，是在學杜甫，在學商隱的學杜而能自成面目，也要學杜而自成面目。
宋人受商隱詩影響的還推黄庭堅。錢鍾書先生《談藝録》補訂本（一五二頁）稱：“許顗《彦周詩話》以義山、山谷並舉，謂學二家，‘可去淺易鄙陋之病’。《瀛奎律髓》卷廿一山谷《詠雪》七律批云：‘山谷之奇，有崑體之變，而不襲其組織。’即貶斥山谷如張戒，其《歲寒堂詩話》卷上論詩之‘有邪思’者，亦舉山谷以繼義山，謂其‘韻度矜持，冶容太甚’。後來王船山《夕堂永日緒論》謂‘西崑江西皆獺祭手段’。《曾文正詩集》卷三《讀義山詩》：‘太息涪翁去，無人會此情。’”又稱山谷“《觀王主簿家酴醿》：‘露溼何郎試湯餅，日烘荀令炷爐香。’青神注：‘詩人詠花，多比美女，山谷賦酴醿，獨比美丈夫。’李義山詩：‘謝郎衣袖初翻雪，荀令香爐更换香。’（《酬崔八早梅有贈兼示》）《野客叢書》卷二十亦謂此聯爲山谷所祖。”又稱：“撰《江西宗派圖》之吕居仁《紫薇詩話》云：‘東萊公嘗言：少時作詩，未有以異于衆人，後得李義山詩熟讀規摹之，始覺有異。’又云：‘東萊公深愛義山一春夢雨一聯，以爲有不盡之意。楊道孚深愛義山嫦娥應悔二句，以爲作詩當如此學。’”
錢謙益《注李義山詩集序》稱釋石林説：“元季作者，懲西江學杜之弊，往往躋義山，祧少陵，流風迨國初（明初）未變。”按《四庫提要·楊仲宏集》稱：“西崑傷于雕琢，一變而爲元祐之朴雅；元祐傷于平易，一變而爲江西之生新；南渡以後，江西宗派盛極而衰。”亦有學温、李的細密豔冶來矯江西詩派之弊的，但成就不高。清代馮班學商隱，《四庫提要》稱他“所作則不出于崑體，大抵情思有餘，而風格未高，纖佻綺靡，均所不免”。
何焯《義門讀書記》：“晚唐中，牧之、義山俱學子美。牧之豪健跌宕，不免過于放，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未有不入于江西派者；不如義山頓挫曲折，有聲有色，有情有味，所得爲多。”又稱：“馮定遠謂熟觀義山詩，自見江西之病。余謂熟觀義山詩，兼悟西崑之失。西崑祇是雕飾字句，無論義山之高情遠識，即文從字順，猶有間也。”何焯指出商隱詩有高情遠識，頓挫曲折，有情有味的一面，這就是沈德潛説的“又于唐人中另開一境”。王安石稱贊商隱學杜的，就是指這一方面，即學杜而有自己的面貌。在這一方面，後人學商隱詩的，是通過商隱詩來學杜，要求自成面貌。讀者可以看到他學杜而有自己風貌，看不到他是通過學商隱來學杜的，商隱這方面的影響，像王安石、王庭堅等的詩就是，看不出他是學商隱的。
何焯又指出商隱詩的有聲有色，這同敖器之《詩評》：“李義山如百寶流蘇，千絲鐵網，綺密瓌妍，要非自然。”這也是在唐人外自開一境。這方面學商隱詩的顯得突出，像韓偓和西崑體詩就是。“熟觀義山詩，兼悟西崑之失”，反過來看西崑詩，也看到商隱詩的局限。商隱詩最突出的是綺密瓌妍。這方面的詩雖有寄託，但這種寄託主要是個人的遭際，他對政治，對國家人民命運的關切感慨的，都不用這種詩來表達，因此這方面的詩題材比較狹隘，容易流于寫豔情。還有他學李賀的，像寫豔情的《河陽》、《燕臺》等詩，又不免晦澀。後來學商隱寫豔情的，有神似《無題》的，像黄景仁的《綺懷》：
幾回花下坐吹簫，銀漢紅牆入望遥。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纏綿絲盡抽殘繭，宛轉心傷剥後蕉。三五年時三五月，可憐杯酒不曾消。
“似此星辰”句從《無題》的“昨夜星辰昨夜風”來，“爲誰風露”從“夜吟應覺月光寒”來，“纏綿絲盡”從“春蠶到死絲方盡”來。但祇是寫豔情並無寄託，不如商隱《無題》的思深意遠。景仁不是學商隱的，這也説明商隱詩的影響還是相當大的。
二 李商隱的生平
李商隱的一生約略可以分爲三個時期：一，從唐憲宗元和八年（八一三）到唐文宗開成二年（八三七），即從一歲到二十五歲，從他以古文著稱到學會今體文，從學習到登進士第，即從小漂泊到受知令狐楚。二，從開成三年（八三八）到武宗會昌六年（八四六），從他二十九歲到三十四歲，即從入王茂元幕到作祕書省正字，這時期的會昌一代是李德裕當政。三，從宣宗大中元年（八四七）到大中十二年（八五八），從他三十五歲到四十六年去世，主要是過着游幕生活，即從入鄭亞幕、入盧弘止幕到入柳仲郢幕。這時期是白敏中、令狐綯等屬牛僧孺一派人當政。
（一）從小漂泊到受知令狐楚
李商隱生于唐憲宗元和八年（八一三）[1]，死于唐宣宗大中十二年（八五八），字義山，號玉溪生、樊南生[2]，懷州河内（今河南沁陽縣）人。他生時，父李嗣在做獲嘉（在今河南）令。下一年，李嗣到浙江去做幕僚，約六年多，商隱九歲時，父親死了。“浙水東西，半紀（六年）漂泊。某年方就傅（十年，當指九歲），家難旋臻。躬奉板輿，以引丹旐。四海無可歸之地，九族無可倚之親。”[3]他跟母親扶柩回到鄭州（在今河南）[4]，當時他的家在那裏。境况是極爲艱難的。以上是他小時漂泊的經歷。他“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5]。他在家，跟堂房叔父學習。“商隱與仲弟羲叟，再從弟宣岳等親授經典，教爲文章。生徒之中，叨稱達者。”這位老師“味醇道正，詞古義奥”[6]。教他學習古文。到他十一歲，父喪期滿，遷居洛陽[7]。到十六歲，著《才論》、《聖論》，“以古文出諸公間”[8]。他的《無題》當作于此時[9]：
八歲偸照鏡，長眉已能畫。十歲去踏青，芙蓉作裙衩。十二學彈筝，銀甲不曾卸。十四藏六親，懸知猶未嫁。十五泣春風，背面鞦韆下。
這首仿照樂府民歌體的詩，已寫得清麗，有寄托，顯示他的才華。由于家貧，已有托身府主的含意。
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商隱十七歲。十一月，令狐楚爲天平軍節度使（治鄆州，今山東東平縣），贊賞他的文才，請他到幕府裏去做巡官。“每水檻花朝，菊亭雪夜，篇什率徵于繼和，杯觴曲賜其盡歡。委曲款言，綢繆顧遇。”[10]“將軍樽旁，一人衣白”[11]，當時他還是布衣。賓主相得。他在十八歲時，有《天平公座中呈令狐令公》[12]，反映了幕中生活：
罷執霓旌上醮壇，慢妝嬌樹水晶盤。更深欲訴蛾眉斂，衣薄臨醒玉豔寒。白足禪僧思敗道，青袍御史擬休官。雖然同是將軍客，不敢公然子細看。
當時唐朝尊崇道教，所以幕府中也有道教的醮壇。有女道士在齋戒，直到更深。又有和尚和御史，看到女道士的嬌豔，都想學仙，所以和尚想出家，御史想休官，他還年輕，不敢細看。從這裏看到當時道教的盛行，跟他後來的學仙有關。商隱善寫古文，令狐楚教他和其子令狐綯一起學今體文，即當時通行的講究對偶辭藻的四六文，親加指點。商隱有《謝書》[13]：
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半夜傳衣後，不羨王祥得佩刀。
他到幕府裏來，令狐楚不讓他辦事，所以稱“空攜筆硯”。讓他學習，教他學今體文，他很感激，認爲得到令狐楚的指教勝過得到功名。
太和六年（八三二）二月，令狐楚調河東節度使（治太原，在今山西）。商隱二十歲，跟令狐楚到了太原幕府。令狐楚給他辦了行裝，讓他到京城去應考，被考官賈餗所憎，没考上。又回到太原幕府[14]。七年（八三三）六月，令狐楚進京爲吏部尚書，商隱回到鄭州家裏。這年三月，給事中蕭澣爲鄭州刺史。商隱進謁蕭澣，得到很好接待。蕭澣把他介紹給華州刺史崔戎，崔戎資送他去京城學習[15]。八年（八三四）三月，以崔戎爲兗海觀察使（治兗州，在今山東），商隱在崔戎幕府裏。六月，崔戎死。這年，他又去京城應考，考官崔鄲没有取他[16]。九年（八三五），他從鄭州到京城去弔崔戎[17]。開成元年（八三六），他奉母遷居濟源（在今河南），在濟源玉陽山學道教。那裏是唐睿宗女玉真公主修道的場所。他説：“學仙玉陽東”，“路入瓊瑶宫。”[18]“心懸紫雲閣，夢斷赤城標。素女悲清瑟，秦娥弄碧簫。”[19]他在想望那些像仙家的道觀，在那裏有會奏樂的女道士。他没有忘記功名，二年（八三七），他二十五歲，又上京應考。這年，高鍇爲禮部侍郎，做主考。令狐綯爲左補闕。高鍇問綯：“八郎之友，誰最善？”綯説了三次“李商隱”，商隱這次登進士第[20]。上一年，令狐楚調興元節度使（治南鄭，在今陝西）。再聘商隱到幕府去。他正在家奉母，“北堂之戀方深，東閣之知未謝”。“今歲累蒙榮示，軫其飄泊，務以慰安。促曳裾之期，問改轅之日。”[21]他約在秋末到興元，令狐楚已病，代楚起草《遺表》。十二月，送楚喪還京。以上是他受知令狐楚的經歷。
在這一時期，商隱的詩已顯示他的特色。如《牡丹》，當是二十一歲，令狐楚資助他去京城考試時作。《長安志》稱《酉陽雜俎》説開化坊令狐楚宅牡丹最盛，商隱到京後看到牡丹，寫這詩寄給令狐楚：“錦幃初卷衛夫人，綉被猶堆越鄂君。”寫得極爲穠豔精工。又有《初食笋呈座中》：“皇都陸海應無數，忍剪凌雲一寸心。”當是在崔戎幕中作。這首有寄托。這時他也寫了豔情詩，如《和友人戲贈二首》，當是贈任秀才[22]：
迢遞青門有幾關？柳梢樓角見南山。明珠可貫須爲佩，白璧堪裁且作環。子夜休歌團扇掩，新正未破剪刀閒。猿啼鶴怨終年事，未抵熏爐一夕間。
首聯想望她的住處，中兩聯寫她整理服飾用具，末聯寫一夕相思，甚于終年的猿啼鶴怨，怨望真不可禁。這樣的豔情詩是寫友人的。
這時比較突出的是他寫的政治諷刺詩，如《富平少侯》：“七國三邊未到憂，十三身襲富平侯”，“當關不報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這詩諷刺敬宗不關心國事，游獵無度，賜與不節。寵愛舞女飛鸞、輕風，藏之金屋寶帳，日高猶未上朝。又《隋師東》：“東征日調萬黄金，幾竭中原買鬥心”，“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成莽陣雲深”。這首詩是諷刺唐朝在討伐藩鎮叛亂中所暴露出的種種弊病。
《有感二首》是對文宗太和九年（八三五）甘露之變的感嘆。這年，文宗與李訓、鄭注合謀殺宦官。十一月二十一日，李訓使人報左金吾聽事後石榴上有甘露，李訓奏恐非真甘露，文宗要太監仇士良等去看。仇士良到那裏看到幕後有伏兵，就退出，率領禁兵殺宰相李訓、王涯、賈餗、舒元輿及王璠、郭行餘、韓約等，鄭注爲鳳翔節度使（在陝西），也被殺，捕殺千餘人，血流成渠。當時太監掌握軍權，成爲唐朝大害。文宗與大臣合謀誅太監失敗，從此太監的權力與唐朝相終始。商隱的《有感》説：“如何本初（袁紹）輩，自取（劉）屈氂誅。”他惋惜李訓等人爲謀不善，遭致失敗。“誰瞑銜冤目，寧吞欲絶聲？”他哀悼李訓等人的冤死，在當時敢于指斥太監，要有極大的勇氣。在後來劉蕡之死上，他表現得更爲突出。
文宗開成二年（八三七）十二月，商隱送令狐楚喪從興元回長安，道路所見，寫成《行次西郊作一百韻》，是他反映民生疾苦的最突出之作。“高田長槲櫪，下田長荆榛。農具棄道旁，飢牛死空墩。依依過村落，十室無一存。”田地荒蕪，人民死亡。原因是“奸邪撓經綸”，“中原困屠解”，政治敗壞，人民被屠戮。“盜賊亭午起，問誰多窮民”，所謂“盜賊”，多是窮民。“又聞理與亂，繫人不繫天”。這首詩的風格接近杜甫，這樣反映民生疾苦是商隱詩中罕見之作。
（二）從入王茂元幕到作祕書省正字
從文宗開成三年（八三八）到武宗會昌六年（八四六），即從商隱二十六歲到三十四歲，是他無意中牽入牛李黨争的前一時期，也就是文宗在甘露之變後受制于家奴鬱鬱死去[23]，到武宗時李德裕執政時期。所謂牛李黨争，實際上是官僚之間的奪權鬥争。牛李黨争起因于元和四年（八〇九）李宗閔與牛僧孺考取制科，兩人對策，都指責時政的弊病。當時李吉甫爲宰相，就不用僧孺、宗閔。七年（八一二），吉甫死，兩人纔入朝做官。穆宗長慶元年（八二一），吉甫子德裕爲翰林學士，攻擊宗閔對考官請託，貶劍州刺史（治所在今四川劍閣）。文宗太和三年（八二九）宗閔當國，引用僧孺爲宰相。七年（八三三）德裕爲宰相，出宗閔爲山西南道節度使。八年（八三四），用宗閔爲宰相，出德裕爲鎮海節度使（治潤州，在今江蘇鎮江）。武宗即位，起用德裕爲宰相，不再起用僧孺、宗閔。宣宗即位，罷斥李德裕，僧孺、宗閔等同日北遷，宗閔在遷官中病死，僧孺入京爲太子少保死去。牛李的互相排斥就是這樣。但就用人説，會昌二年（八四二），白敏中爲翰林學士，令狐綯爲户部員外郎，兩人都是牛黨，李德裕没有排斥他們。五年（八四五），德裕用柳仲郢做京兆尹，柳和僧孺善，德裕不以爲嫌。就德裕説，他祇是跟宗閔、僧孺等人不相容，尤其是他同僧孺的政見不同。德裕對藩鎮叛亂要加以討伐，像會昌三年（八四二），昭義節度使（治潞州，在今山西長治）劉稹叛亂，德裕就發兵平亂。僧孺對藩鎮姑息，如太和五年（八三一），盧龍（治幽州，在今河北大興縣）楊志誠叛亂，僧孺説：“范陽（即盧龍）自安史以來非國家所有，……不必計其順逆。”雖然范陽與昭義的地位不同，但也反映僧孺的偷安。德裕在政治上有所作爲，僧孺祇求苟安，在太和六年（八三二）説：“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至流散，雖非至理，亦謂小康。”當時藩鎮割據，太監干政，民生困苦，僧孺却説小康。那末德裕和僧孺在政見上確有不同。其實不論德裕或僧孺秉政，對于商隱都毫無關係，因爲他在京祇做個正九品下的祕書省正字，掌管校對典籍，刊正文字。那祇是一個祕書省的校對。對牛李兩黨的奪權也好，政見不同也好，都無權過問，談不上牽涉黨争。他的被排斥，祇説明令狐綯等人的氣量過于偏窄。“論者又謂商隱一生有關黨局，夫德裕會昌秉政五年餘，商隱居母喪已超其三分之一，德裕微論無黨（指用牛黨白敏中、令狐綯），就謂有之，然商隱二年書判拔萃，官止正九品下階之祕書正字，無關政局，何黨之可言？抑開成前王茂元四領方鎮（邕、容、嶺南及涇原），均非德裕當國所除。《會昌一品集·請授王宰兼攻討狀》云：‘王茂元雖是將家，久習吏事，深入攻討，非其所長。’德裕又非曲護茂元如黨人所爲者。若曰德裕喜厚遇，則白敏中與綯何嘗不爲德裕所厚，是不特商隱非黨，茂元亦非黨。善哉馮氏所云：‘下此小臣文士，絶無與于輕重之數者也。’”“（令狐）楚既去世，綯復居喪，且官不過補闕，無如何提挈力，商隱孤貧，一家所託，自不能不憑其文墨，自謀生活；擇婚王氏，就幕涇原，情也，亦勢也。然論者必曰‘心懷躁進，遽託涇原’（馮、張説），然則將令商隱全家坐而待斃，以俟乎渺無把握之令狐提挈，是責人出乎情理之外者也。‘義山少爲令狐楚所賞，此適然之遇，原非爲黨局而然’（馮説），論誠破的。”[24]這話非常充分有力地説明商隱和黨争的無關。
文宗開成三年（八三八），商隱二十六歲。涇原節度使（治涇州，今甘肅涇川縣）王茂元聘請他去，愛他的才華，把女兒嫁給他。當時商隱雖然已經考中進士，但還要經過吏部考試，纔能給予官職。因此他去考博學宏詞科，考官周墀、李回已經録取他，有個中書長者説：“此人不堪。”把他的名字塗去了[25]。這時，他寫了《漫成三首》，録後兩首：
沈約憐何遜，延年毁謝莊。清新俱有得，名譽底相傷？
霧夕咏芙蕖，何郎得意初。此時誰最賞？沈范兩尚書。
首句指愛我者，次句指毁我者，認爲他去考博學宏詞，並不妨礙那位中書長者，爲什麽要破壞他。後一首指他的新婚，指周李兩學士録取他。這時他還説得和婉。在《安定城樓》上就有些憤慨了。“賈生年少虚垂涕，王粲春來更遠游。”“不知腐鼠成滋味，猜意鵷雛竟未休！”《安定城樓》是商隱的名篇之一，他把功名比作腐鼠，對猜忌者有所指斥。
四年（八三九），參加禮部試書判，中式，授與祕書省校書郎，正九品上[26]。調補弘農尉（今河南靈寶縣），從九品上。因把獄中死囚改判活罪，觸怒觀察使孫簡，被罷官，正碰上姚合代孫簡，要他還任。武宗會昌元年（八四一），商隱二十九歲，辭去弘農尉，在華州刺史（在今陝西華縣）周墀幕府。二年（八四二），在忠武節度使（治許州，今河南許昌縣）王茂元幕，爲掌書記。又入京應禮部試，以書判拔萃，授祕書省正字，正九品下。因母喪居家。三年（八四三），王茂元調河陽節度使（治懷州，今河南沁陽縣），病死。當時商隱遷居永樂縣（今山西永濟縣）。“屬纊之夕，不得聞啓手之言，祖庭之時，不得在執拂之列。”“愚方遁跡丘園，游心墳素，前耕後餉，并食易衣。”[27]這是他四年（八四四）寫的。他在家裏栽種花木[28]，具有農民望豐年的感情[29]。五年（八四五），守喪期滿，入京，再做祕書省正字。這時他有《無題二首》，録一：
昨夜星辰昨夜風，畫樓西畔桂堂東。身無綵鳳雙飛翼，心有靈犀一點通。隔座送鉤春酒暖，分曹射覆蠟燈紅。嗟余聽鼓應官去，走馬蘭臺類轉蓬。
蘭臺即祕書省，是他在祕書省做官時作。當時他當住在京裏王茂元家，時茂元已死，他有所屬意。這是一首豔情詩，顯示了他的獨特風格。情意纏綿，對仗精工，用典如“靈犀”、“轉蓬”，運化無跡，比喻精巧，使人難忘。
商隱有《獻相國京兆公啓》：“南游郢澤，徒和陽春。”馮浩、張采田稱此爲“江鄉之行”，繫于開成五年，據《與陶進士書》稱九月四日“東去”。按：商隱這年由濟源移家長安，辭弘農尉任，“東去”指由長安去弘農，與南游江鄉無涉。馮浩謂辭尉後南游江鄉，按商隱《哭劉司户蕡》：“去年相送地，春雪滿黄陵。”黄陵在湖南湘陰縣。如馮、張説，商隱于開成五年南游江鄉，至次年即會昌元年春雪時尚在湖南與劉蕡相遇。故岑仲勉《平質》駁他們，商隱于會昌元年春爲華州、陝州作《賀南郊赦表》，從湖南返京至爲華州、陝州作賀表，“今假日行百里，到京已在正月之杪，華、陝迢遞，來去總需半月，賀表能擱筆以俟李返乎？”此馮、張以江鄉之游繫于開成五年説之不可通者。因此《平質》以“南游郢澤”“指大中二年留滯荆門事”。按：商隱于大中二年離桂北歸，五月至潭州（長沙），在湖南觀察使李回幕留滯，秋初北上，冬初返長安，選爲盩厔（今陝西周至縣）尉。北歸至湖南，怎能稱“南游”，不合者一。夏秋在湖南，怎能于春雪黄陵與劉蕡相會，不合者二。《新唐書·劉蕡傳》載昭宗誅韓全誨等，左拾遺羅袞訟蕡曰：“身死異土，六十餘年。”這年爲天復三年（九〇三），上推六十年爲會昌四年（八四四）。《蕡傳》又稱牛僧孺于節度山南東道，表蕡幕府。《牛僧孺傳》稱牛僧孺于開成四年八月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會昌元年遷爲太子少保。則蕡在牛幕，當在此三年中。假定蕡在會昌元年初貶官，春天到湖南黄陵，與商隱相遇。商隱在開成五年冬爲華州、陝州作《賀南郊赦表》，到會昌元年初南下投楊嗣復，於春雪滿黄陵時與劉蕡相遇，則時無不合了。
商隱與劉蕡相會，在商隱一生中實爲一重要事件。商隱詩篇中思想性最強烈的，有哭劉蕡詩四首。劉蕡死前一年，商隱跟他在黄陵相會。商隱《哭劉蕡》裏説：“上帝深宫閉九閽，巫咸不下問銜冤。”在《哭劉司户》裏説：“一叫千回首，天高不可聞。”又在《哭劉司户蕡》裏説：“路有論寃謫，言皆在中興。”對他的冤謫表達了極度悲憤的心情。商隱受恩最深的是令狐楚和王茂元，但在他們死時，商隱没有寫過一首哭他們的詩，爲什麽跟劉蕡祇見過一面，就寫了四首哭他的詩，寫得那樣沉痛呢？這説明劉蕡的思想對他有極大的震動，在思想上他和劉蕡契合的緣故。他在後期的《漫成五章》裏説：“當時自謂宗師妙，今日惟觀對屬能。”原來認爲令狐楚教他今體文是很了不起的事，後來認爲那不過是講對偶吧了。王茂元對他“忘名器于貴賤，去形跡于尊卑”，“每有論次，必蒙褒稱”而已[30]。這兩位只使他感恩，没有引起他思想上的極大震動。他從劉蕡那裏得到這種大震動，那就是劉蕡在太和二年（八二八）的對策。對策指出：“宫闈將變，社稷將危，天下將傾，海内將亂”，“忠賢無腹心之寄，閽寺專廢立之權”，“威柄陵夷，藩臣跋扈。”提出“揭國權以歸相，持兵柄以歸將”，“法宜畫一，官宜正名”[31]。這樣動魄驚心的理論，不僅是令狐楚、王茂元所不敢想，也是李德裕、牛僧孺所不敢想的。這對于“欲回天地”的商隱是大震動，這纔是旋乾轉坤的大理論。因此劉蕡的貶死，不是劉蕡一個人的死，是旋乾轉坤的理想的破滅，是唐王朝没落的喪鐘，所以他的悲痛特别深切。他是呼天不應，求神不靈。想到劉蕡提出的中興策，却被迫冤死，道路上都在痛惜。他是一哭再哭，“一叫千回首，天高不爲聞”[32]。商隱對于當時的政治雖很少發表意見，通過這四首詩，實際上表達了他的意見。
這時期他寫的政治諷刺詩，有諷刺唐朝皇帝的求仙的。唐憲宗服了方士金丹發病，病中被太監所殺。穆宗服金丹發病死，武宗也服金丹發病死。商隱寫了《華岳下題西王母廟》、《瑶池二首》，《瑶池》前一首道：
神仙有分豈關情？八馬虚追落日行。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猶自不長生。
周穆王到瑶池去求仙，但不能救盛姬的死，也不能救自己的死，揭出求仙的虚妄。這時的詩寫得情意深摯的，有《落花》：“腸斷未忍掃，眼穿仍欲稀。芳心嚮春盡，所得是沾衣。”惜花和惜春相結合，情思無限。具有商隱詩獨特風格的，有《曲江》：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
詩寫傷春，有甚于天荒地老，那實是傷唐朝的衰落，聯繫到甘露之變，文宗悒鬱去世，翠輦不來，文宗所寵楊賢妃被害，傾城色不返，太監專權，唐朝將危。這裏反映了劉蕡對策中的思想。含意深沉，對仗精工，情思婉轉，藻采繽紛，自成爲商隱的獨特風格。
（三）流轉的游幕生活
從宣宗大中元年（八四七）到大中十二年（八五八），商隱三十五歲到四十六歲去世。這時期，李德裕屢遭貶謫，在四年（八五〇）死在崖州（治舍城，在今廣東瓊山縣）。二年（八四八），令狐綯知制誥、充翰林學士；四年（八五〇），令狐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任宰相；五年（八五一），兼禮部尚書。這是商隱屢次向他陳情的原因。商隱在二十六歲時進王茂元幕，當時令狐楚已去世，他爲了謀生而入王幕，並没有考慮到王屬于李德裕黨，令狐楚父子屬于牛僧孺黨，入王幕就是背離令狐楚父子。王把女兒嫁給商隱，祇是愛他的才華，並不考慮要把他拉入李德裕黨。會昌時期李德裕當政，商隱在五年（八四五）十月母喪滿後，入京任祕書省正字，他没有認爲自己是李黨而去接近李德裕請求援引，還在做他的正字小官。到大中時期，令狐綯由知制誥入相，商隱屢次向他陳情，請求援引，商隱不認爲自己是李黨，認爲自己同令狐父子的關係密切，所以向他陳情。但他却認爲商隱入王幕，娶王女，是加入李黨，是負恩。事實上李德裕根本不注意這個正字小官，把商隱看作李黨，是令狐綯冤屈了商隱。商隱在這時期的詩中所以表達了不勝冤抑愁苦的感情。
大中元年（八四七）二月，宣宗再把李德裕降級，又把給事中鄭亞調出去做桂管觀察使（治桂州，在今廣西桂林），鄭亞聘商隱做判官，到了桂州。冬天，鄭亞派他到南郡（今湖北江陵縣）去。在舟行途中編定四六文《樊南甲集》，寫了序。二年（八四八）正月，商隱三十六歲，回桂州。鄭亞派他去代理昭平郡（昭州，今廣西平樂縣）守。二月，鄭亞被貶爲循州（今廣西龍川縣）刺史。商隱離桂州北歸。這時李回任湖南觀察使（治潭州，今湖南長沙），杜悰任西川節度使（治成都，在今四川）。商隱北歸，先碰到李回，替他寫了《賀馬相公（植）登庸啓》。李回没有用他。他又想去投杜悰，到了巴西，考慮到杜悰不會用他，决計北歸，想向令狐綯陳情[33]。他在巴西寫了《夜雨寄北》[34]：
君問歸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漲秋池。何當共剪西窗燭，却話巴山夜雨時。
這年冬，回到長安，選爲盩厔尉。這年商隱去巴西，稱爲往來巴蜀，岑仲勉《平質》認爲没有往來巴蜀之事。因以《夜雨寄北》爲赴東川柳仲郢幕府時作，其時商隱妻王氏已前卒，“若曰詩題或作寄内，而商隱業賦悼亡，則唐人多姬侍，張因謂梓幕未攜家，不必其寄妻也”。按：柳仲郢以無雙歌女張懿仙配與商隱，商隱婉言謝絶，使商隱真有姬侍，則爲仲郢計，何以不使人迎之入川，而欲以懿仙嫁他呢？以“巴山夜雨”證商隱之有姬侍，無他旁證，何以使人信服？往來巴蜀之説，馮浩實從詩中得之。如《摇落》：“灘激黄牛暮，雲屯白帝陰。”《過楚宫》：“巫峽迢迢舊楚宫，至今雲雨暗丹楓。”《深宫》：“豈知爲雨爲雲處，祇有高堂十二峯。”倘商隱于這年無往來巴蜀之事，他的入川，只是從柳仲郢到東川幕府，後仲郢派他赴成都推獄，事畢即回梓州，那就不可能經過三峽，怎麽用黄牛峽、白帝城、巫峽、巫山十二峯入詩呢？那末這年往來巴蜀之説還不能證其必無，《夜雨寄北》之爲寄内，也不能證其必誤。商隱事跡記載疏略，有不易詳考的。如《祭小姪女寄寄文》稱“况吾别娶以來，胤緖未立”。那末商隱娶王茂元女是續弦，他的原配是誰，是何年結婚，何年亡故，皆無可考。他的往來巴蜀，祇能就詩來説，不能以無可確考而斷其必無了。大中三年（八四九），商隱三十七歲，以盩厔尉進見京兆府尹，府尹留他署掾曹，專主章奏。府尹説：“吾太尉（牛僧孺）之薨，有杜司勳之誌，與子（商隱）之奠文，二事爲不朽。”[35]這年，商隱和杜牧相遇，寫了《杜司勳》和《贈司勳杜十三員外》，後首中道：“心鐵已從干鏌利，鬢絲休嘆雪霜垂。漢江遠弔西江水，羊祜韋丹盡有碑。”傾注了他對杜牧欽仰的感情。他對劉蕡的欽仰，由于劉的對策；他對杜的欽仰，由于杜的詩作，更由于杜的談兵論政。杜要解决内部的藩鎮割據，外部的吐蕃侵佔河西、隴右。杜作《罪言》，提出削平河北藩鎮的策略。會昌中，李德裕討伐劉稹的叛亂和抵抗回紇，杜牧都向李上書，陳述用兵方略，得到李的採納。這是商隱非常欽仰的，所以有“心鐵”句。把這詩同他哭劉蕡詩結合起來看，那末商隱的抱負，對内要清除太監的專權，藩鎮的割據，對外要抗擊回紇的侵擾。他雖没有跟李德裕聯繫，在思想上是傾向于李德裕的。但作爲正字，祇能校正文字，是不可能有大的作爲的，所以要向令狐綯陳情，“幾時《綿竹頌》，擬薦《子虚》名？”[36]希望他推薦自己。由于令狐綯的褊心，把商隱看作李黨中人，不肯推薦。五月，以盧弘止爲武寧軍節度使（治徐州，在今江蘇）。十月，弘止聘商隱爲判官，得侍御史銜，從六品下，品級提高了。他在徐州幕中情緒昂揚。“此時聞有燕昭臺，挺身東望心眼開。且吟王粲《從軍樂》，不賦淵明《歸去來》。”“收旗卧鼓相天子，相門出相光青史。”[37]希望弘止安定地方後，入朝爲相，能够推薦自己。
五年（八五一）春，弘止病死。商隱從徐州回京，向令狐綯陳情，補太學博士。他有《無題四首》詩當寫于這時：“來是空言去絶蹤，月斜樓上五更鐘。”“劉郎已恨蓬山遠，更隔蓬山一萬重。”“金蟾齧鎖燒香入，玉虎牽絲汲井回。”“春心莫共花争發，一寸相思一寸灰。”表達他固結不解的感情。這《無題四首》當是入京未補太學博士時寫的，第四首的“東家老女嫁不售”，點明題旨，他借住在令狐綯家裏，令狐綯説來看他却不來，蓬山指翰林院，恨己不能進入翰林院。次首又説，雖金蟾銜鎖，亦將燒香透入，正寫迫切陳情。相思成灰，見得令狐綯不肯汲引。又《無題》：“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乾。”纏綿之情，到死方了。經過陳情，補太學博士，正六品上，官階稍有提高。這時，妻王氏病死。他寫了《房中曲》來悼念：“枕是龍宫石，割得秋波色。玉簟失柔膚，但見蒙羅碧。”“今日澗底松，明日山頭蘖。愁到天地翻，相看不相識。”見枕想明眸，見簟想柔膚。愁思無窮。處境如澗底的松，又將登山遠行如山頭之蘖。當時河南尹柳仲郢任東川節度使（治梓州，今四川三臺縣），聘商隱爲節度書記。他在去東川前，跟令狐綯告别，住在令狐家，又寫了《無題二首》：“曾是寂寥金燼暗，斷無消息石榴紅。斑騅祇繫垂楊岸，何處西南待好風。”“重幃深下莫愁堂，卧後清宵細細長”。“直道相思了無益，未妨惆悵是清狂。”首言等待令狐綯直到燭暗不來，祇能跟柳仲郢去西南。次言不寐凝思，空齋無侣。雖相思無益，終抱癡情。在臨走時，還在想令狐的援引，希望進入翰林院。商隱對這些《無題》詩的用意，寫了《有感》：“非關宋玉有微辭，却是襄王夢覺遲。一自《高唐賦》成後，楚天雲雨盡堪疑。”屢次向令狐陳情，不加省察，所以稱“夢覺遲”。不得已托爲《無題》，人必疑爲豔情，哪知都是血淚呢。
大中五年（八五一）十月，商隱在東川幕府，改判官，加檢校工部郎中，從五品上。冬，差赴西川推獄，至成都（在今四川）。六年（八五二）春，回東川。七年（八五三）十一月，編定《樊南乙集》，序稱：“三年以來，喪失家道，平居忽忽不樂，始剋意事佛。”在長平山慧義精舍經藏院，建石壁五間，用金字刻《妙法蓮花經》七卷[38]。九年（八五五）十一月，調柳仲郢爲吏部侍郎，商隱隨行。十年（八五六），仲郢入朝。十月，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奏商隱充鹽鐵推官。十一年（八五七），以鹽鐵推官事去江東。十二年（八五八），以柳仲郢爲刑部尚書，罷鹽鐵轉運使。商隱罷鹽鐵推官，還鄭州閒居，不久病故，年四十六歲。在東川所作，著名的有《籌筆驛》：
猿鳥猶疑畏簡書，風雲長爲護儲胥。徒令上將揮神筆，終見降王走傳車。管樂有才真不忝，關張無命欲何如？他年錦里經祠廟，《梁父吟》成恨有餘。
用猿鳥、風雲來襯托，突出諸葛亮的聲威。管、樂以下感慨遥深，絶似杜甫。
商隱晚年的詩，最傳誦的是《錦瑟》，清人“程湘衡謂此義山自題其詩以開集首者”[39]。這首詩既珠圓玉潤，琢煉精瑩，又復真情流露，生氣蓬勃。這正是商隱獨特的風格。“其《梓州吟》云：‘楚雨含情俱有託’，早已自下箋解矣。吾故曰：義山之詩，乃風人之緖音，屈宋之遺響，蓋得子美之深而變出之者也。”[40]這類詩如“春蠶到死”一聯純用白描，而深情固結，即如“心有靈犀”則運典入化，皆能摇蕩心靈。這是商隱借豔情來寄志托事的。商隱的另一類詩，像《安定城樓》、《籌筆驛》，亦復善于設喻，工于徵事，寄慨遥深，意在言外，自成爲商隱的風格，都是琢煉精瑩，而真情流露。在唐代諸大家和名家外，另成爲商隱的詩，構成一種新的境界，創出一種新的風格，從而豐富了唐詩的藝術寶庫，作出了傑出的貢獻。
順便簡單説一下這個選本，選本以馮浩《玉溪生詩集箋注》爲主，參考了朱鶴齡《李義山詩集箋注》、程夢星《重訂李義山詩集箋注》、姚培謙《李義山詩集》、屈復《玉溪生詩意》、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岑仲勉《玉溪生年譜會箋平質》、沈厚塽《李義山詩集輯評》輯録朱彝尊、何焯、紀昀三家評、吴喬《西崑發微》，馮浩《樊南文集詳注》、錢振倫《樊南文集補編》注，今人劉學鍇、余恕誠《李商隱詩選》。對論《錦瑟》及《談藝録補訂》中論“寶枕垂雲選春夢”，皆承錢鍾書先生録示手稿尤爲可感，謹此致謝。
在版本上以馮浩箋注本爲主，如涵芬樓影印傅氏雙鑑樓藏明嘉靖刊本《哭劉蕡》“廣陵别後春潮隔”，從馮本改“廣陵”爲“黄陵”。但也有不從馮浩本的，如《贈司勛杜十三員外》，馮本作“清秋一首杜陵詩”，從影印本改“杜陵”爲“杜秋”。由于這是個選本，對版本問題在注中不一一説明，以避繁瑣。
在詩選的排列上，涵芬樓影印本是分體排的，姚培謙、屈復本同。朱鶴齡、程夢星不分體，先後次序較亂。馮浩、張采田皆按先後排列，馮浩本不編年，把大體上屬于同一時期的排在一起；張采田本編年，把無年可編的彙列于後。岑仲勉《平質》稱：“近人朱偰氏《李商隱詩新詮》云：‘惟張氏（采田）解詩，牽強附會，在在皆是，故其編年詩所列，多由曲解間接推之，未足爲憑。’又云：‘實則除詩題標明年代或實有事實可資證明外，編年詩頗不易爲，寧缺無濫，斯爲得耳。’所論確中張氏之失。”因此，選本排列，以馮浩本爲主，稍有更動。如馮本以《韓碑》居首，稱“煌煌巨篇，實當弁冕全集”。按此詩學步韓愈，不能顯示商隱詩的風格，今略按其作年列後。又以《錦瑟》居首，爲宋本舊次，按程湘衡説有代序之意，錢先生亦加贊同，故仍其舊次。又《燕臺詩》據《柳枝五首序》稱商隱爲“少年叔”，是商隱少年時作，故與《柳枝五首》俱移前。又馮編以《杜工部蜀中離席》、《梓潼望長卿山至巴西復懷譙秀》諸作爲去東川前作，今從岑仲勉《平質》説作入東川幕府後作移後。又《幽居冬暮》，馮本列于母喪中作，與詩稱“頽年寖已衰”似不合，移歸晚年作。選文大多有年可考，故按年排列，無年可考的列後。
這個選本定有應選而未選、不必選而入選的，注釋定有疏失的，一切均請專家和讀者指正，不勝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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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商隱的生年，馮浩《玉溪生年譜》同岑仲勉《玉溪生年譜會箋平質》考定在元和八年，根據有兩個：一，《上崔華州書》裏説：“愚生二十五年矣。”又説：“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崔從爲華州，在開成元年（八三六）十二月，崔鄲爲宣州，在二年正月，假定這信在開成二年寫的，上推二十五年，他正生于元和八年。二，《李氏仲姊河東裴氏夫人誌文狀》：“至會昌三年（八四三），距仲姊之殂已三十一年矣。明年冬，以潞寇憑陵，擾我河内。”《祭裴氏姊文》：“靈沉緜之際，殂背之時，某初解扶床，猶能識面。”按：澤潞之亂在會昌三年，那末上文的“會昌三年”當作“二年”，纔與“明年”相合。會昌二年上推三十一年，正是元和八年，當時商隱正扶床，所以定他生于元和八年。當然，商隱扶床識面可能已經二歲，那就生于元和七年。提早一年，即《上崔華州書》是開成元年寫的，但元年崔鄲没有爲宣州，不能提早，所以祇能生在元和八年。商隱在元和八年初生，仲姊當在八年末死，那末商隱已能扶床識面，而他的弟弟也可能誕生了。
[2]玉溪在懷州玉陽山，商隱《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憶昔謝四騎，學仙玉陽東。”是他在學仙時到玉溪的，因稱玉溪生。樊南即樊川以南，在長安城南。商隱曾住在樊南，稱他的集子爲《樊南集》，自稱樊南生。
[3]見《樊南文集詳注》（下簡稱《文集》）卷六《祭裴氏姊文》。
[4]商隱祖李俌，從懷州遷到滎陽，即鄭州。見《樊南文集補編》（下簡稱《補編》）卷一一《曾祖妣誌文狀》：“寓居于滎陽。”
[5]見《文集》卷八《上崔華州書》。
[6]見《補編》卷一一《故處士姑臧李某誌文狀》。
[7]同上《祭裴氏姊文》：“占數東甸，傭書販舂。”即占户籍于洛陽，爲人傭書等。
[8]見《文集》卷七《樊南甲集序》。
[9]見馮浩《玉溪生詩集箋注》（以下簡稱《詩集》）卷一。
[10]見《補編》卷五《上令狐相公狀一》。
[11]見《文集》卷六《奠相國令狐公文》。
[12]見詩選，以後凡見本書中者不再注。
[13]見《詩集》卷一。
[14]見《補編》卷五《上令狐相公狀一》。
[15]見《詩集》卷一《哭遂州蕭侍郎》自注：“余初謁于鄭舍。”是在鄭州進謁。《補編》卷七《上鄭州蕭給事狀》：“兗海大夫（崔戎）時因中外，嘗賜知憐。給事（蕭澣）又曲賜褒稱，使垂延納。”即介紹給崔戎，《時集》卷一《安平公（崔戎）詩》：“丈人博陵王名家，憐我總角稱才華。華州留語曉至暮，高聲喝吏放兩衙（朝衙晩衙）。明朝騎馬出城外，送我習業南山阿。”南山阿指京城。
[16]又《上崔華州書》：“凡爲進士者五年，始爲賈相國所憎。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
[17]又《安平公詩》：“明年徒步弔京國。”
[18]見《李肱所遺畫松詩書兩紙》。
[19]《詩集》卷一《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
[20]見《與陶進士書》。
[21]見《補編》卷五《上令狐相公狀六》。
[22]又《題二首後重有戲贈任秀才》，馮浩注：“上二首當已是贈任。”
[23]開成四年（八三九）十一月，文宗對當值學士周墀説：“周赧王、漢獻帝受制于強諸侯，今朕受制于家奴，以此言之，朕殆不如！”泣下沾襟。
[24]岑仲勉《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
[25]見《與陶進士書》。那個中書長者可能屬于牛黨，認爲王茂元是李黨，嫌商隱入王幕，所以認爲不堪。
[26]按會昌二年（八四二），商隱以書判拔萃，授祕書省正字，正九品下。這次是書判中式，反授九品上的校書郎，似不合，疑這次也是正字。
[27]見《文集》卷六《重祭外舅司徒公文》。
[28]《詩集》卷一有《永樂縣所居，一草一木，無非自栽，今春悉已芳茂》題。
[29]同上有《四年冬，以退居蒲之永樂，渴然有農夫望歲之志》題。
[30]見《重祭外舅司徒公文》。
[31]見《新唐書》卷一七八《劉蕡傳》，《通鑑》卷二四三太和二年。
[32]見《哭劉司户二首》。
[33]據張采田《玉溪生年譜會箋》大中二年箋。
[34]見《詩集》卷二。
[35]見《樊南乙集序》。
[36]見《令狐舍人説昨夜西掖玩月因戲贈》。
[37]見《偶成轉韻七十二句贈四同舍》。
[38]《上河東公第二啓》。
[39]何焯《義門讀書記·李義山詩集》卷上。
[40]朱鶴齡《李義山詩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