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与《三国志》，论时代则后汉在前，而作史则《三国志》先成，且百余年也。自《三国志 魏纪》创为回护之法，历代本纪遂皆奉以为式，延及《旧唐书》、《旧五代史》，犹皆遵之。其间虽有习凿齿欲黜魏正统，萧颖士欲改书司马昭弑君，而迄莫能更正。直至欧阳公作《五代史》及修《新唐书》，始改从《春秋》书法，以寓褒贬。而范蔚宗于《三国志》方行之时，独不从其例，观《献帝纪》，犹有《春秋》遗法焉。虽陈寿修书于晋，不能无所讳，蔚宗修书于宋，已隔两朝，可以据事直书，固其所值之时不同，然史法究应如是也。陈寿《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蔚宗《献帝纪》则曰，曹操自领冀州牧。《魏纪》，汉罢三公官，置丞相，以公为丞相；《献纪》则曰，曹操自为丞相。《魏纪》，天子使郗虑策命公为魏公，加九锡；《献纪》则曰，曹操自立为魏公，加九锡。《魏纪》，汉皇后伏氏坐与父完书，云帝以董承被诛怨恨公，后废黜死，兄弟皆伏法；《献纪》则曰，曹操杀皇后伏氏，灭其族及其二子。《魏纪》，天子进公爵为魏王；《献纪》则曰，曹操自进号魏王。《魏纪》，韦晃等反，攻许，烧丞相长史王必营，必与严匡讨斩之；《献纪》则曰，耿纪、韦晃起兵诛曹操，不克，夷三族。至禅代之际，《魏纪》书汉帝以众望在魏，乃召群公卿士，使张音奉玺绶禅位；《献纪》则曰，魏王丕称天子，奉帝为山阳公。他如董承、孔融等之诛，皆书操杀，此史家正法也。至汉末诸臣，如董卓、袁绍、刘表、吕布、袁术、公孙瓒、陶谦、刘焉等，二书各有传。今两相比较，繁简互有不同，大概同作一传，则后人视前人所有者必节之，前人所无者必增之，以见其不雷同钞袭。如《袁绍传》，《范书》增陈琳作讨操一檄、刘表劝袁谭勿降操一书、审配劝谭兄弟相睦一书。《刘表传》，增表遣韩嵩使许，嵩不肯行一事，刘琦问诸葛亮自安之策一事。《董卓传》，增卓先从张温讨边章、韩遂，及不肯就徵等事；增卓请追理陈蕃、窦武一疏；增迁都长安，驱洛阳数百万人，及发掘诸陵等事；增卓被诛后，又杀其弟及母妻子于坞一事；增献帝东归，段煨以服御及公卿资储来迎，为杨定所诬，仍不缺于供一事。《袁术传》，增术向孙坚妻逼夺传国玺事，增孙策止其僭号一书，增术归帝号于彭袁一书。《公孙瓒传》，增瓒罪状袁绍一表，增瓒守易京，男子七岁以上不得入门，令妇人习为大声，以传教令一事。《陶廉传》，增笮融奉佛造像浴佛等事。此可以彼此参观者也。惟《荀》一传，陈寿以其为操谋主，已列魏臣传内，蔚宗以其乃心王室，特编入汉臣，此则其主持公道处。《寿志》虽列之于魏臣，而传末云，死之明年曹公遂加九锡，可见不死操尚不得僭窃也，则蔚宗之编入汉臣，自是公论也。至二书所纪事迹有彼此不同者，《袁绍传》，《寿志》谓何进召董卓，《范书》谓袁绍劝何进召董卓。《吕布传》，《寿志》谓布畏恶凉州人，以致李亻郭之乱；《范书》谓王允不赦凉州人，以致激变。《吕布传》，《寿志》谓布投袁术，术拒而不纳，乃投袁绍；《范书》谓布投术后，恣兵钞掠，术患之，布不安，去从张扬。《董卓传》，李亻劫帝幸其营，《寿志》谓亻使公卿诣请和，皆执之；《范书》谓帝使杨彪、张喜和亻、，留质公卿。《荀传》，《寿志》谓以阻九锡事，留寿春，以忧薨；《范书》谓病留寿春，曹操遣人馈之食，发之乃空器也，遂饮药而卒。二书不同，盖皆各有所据，固可两存其说。又《袁绍传》，韩馥以冀州让绍，《寿志》载沮授说绍曰：“将军弱冠登朝，则名播海内；废立之际，则忠义奋发；单骑出奔，则董卓怀怖；济河而北，则渤海稽首。今若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凡用八“则”字，《范书》则删却前四“则”字，以归简净，不知《史记》中本有此叠字法也。（《史记 夏侯婴传》，婴初从高祖即为太仆常奉车，以下历叙其常奉车者五，又叙其以太仆从者十，正见其亲近用事，不以繁复为嫌也。）
○三国志书法
自左氏、司马迁以来，作史者皆自成一家言，非如后世官修之书也。陈寿《三国志》亦系私史。据《晋书》本传，寿殁后，尚书郎范κ等表言寿作《三国志》，辞多劝戒，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于是诏洛阳令，就其家写书。可见寿修成后始入于官也。然其体例则已开后世国史记载之法。盖寿修书在晋时，故于魏晋革易之处，不得不多所回护。而魏之承汉，与晋之承魏一也。既欲为晋回护，不得不先为魏回护。如《魏纪》书天子以公领冀州牧，为丞相，为魏公，为魏王之类，一似皆出于汉帝之酬庸让德，而非曹氏之攘之者。此例一定，则齐王芳之进司马懿为丞相，高贵乡公之加司马师黄钺，加司马昭衮冕赤舄、八命九锡，封晋公，位相国，陈留王之封昭为晋王，冕十二旒、建天子旌旗，以及禅位于司马炎等事，自可一例叙述，不烦另改书法，此陈寿创例之本意也。其他体例亦有显为分别者，曹魏则立本纪，蜀、吴二主则但立传，以魏为正统，二国皆僭窃也。《魏志》称操曰太祖，封武平侯后称公，封魏王后称王，曹丕受禅后称帝；而于蜀、吴二主则直书曰刘备，曰孙权，不以邻国待之也。《蜀》、《吴》二志凡与曹魏相涉者，必曰曹公，曰魏文帝，曰魏明帝，以见魏非其与国也。《魏书》于蜀、吴二主之死与袭皆不书。如黄初二年，不书刘备称帝。四年，不书备薨，子禅即位。太和三年，不书孙权称帝也。《蜀》、《吴》二志则彼此互书。如《吴志》黄武二年，书刘备薨于白帝城。《蜀志》延熙十五年，吴王孙权薨。其于魏帝之死与袭，虽亦不书，而于本国之君之即位，必记明魏之年号。如蜀后主即位，书是岁魏黄初四年也。吴孙亮之即位，书是岁魏嘉平四年也。此亦何与于魏，而必系以魏年，更欲以见正统之在魏也。正统在魏，则晋之承魏为正统，自不待言。此陈寿仕于晋，不得不尊晋也。然《吴志》孙权称帝后犹书其名，《蜀志》则不书名，而称先主、后主。陈寿曾仕蜀，故不忍书故主之名，以别于《吴志》之书权、亮、休、皓也。此又陈寿不忘旧国之微意也。（顾宁人谓，刘玄德帝于蜀，谥昭烈，本可即称其谥，而陈寿既改汉为蜀，又不称谥而称先主，盖以晋承魏纪，义无两帝也。然其称先主、后主以别于吴，究是用意处。）
○三国志多回护
《春秋》书天王狩于河阳，不言晋侯所召，而以为天子巡狩，既已开掩护之法，然此特为尊者讳也，至于弑君弑父之事，则大书以正之，如许止、赵盾之类皆一字不肯假借，所以垂诫，义至严也。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覆，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以后宋、齐、梁、陈诸书悉奉为成式，直以为作史之法固应如是。然寿回护过甚之处，究有未安者。汉献帝逊位，魏封为山阳公，及薨，追谥为汉孝献皇帝，《魏纪》即称之为献帝，不曰山阳公也。魏常道乡公逊位，晋封为陈留王，及薨，亦追谥为元皇帝，则《魏纪》亦应称为元帝，乃仅以陈留王纪事，而绝无元帝之称，则已异于山阳书法矣。司马师之废齐王芳也，据《魏略》云，师遣郭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弈，芝奏曰：“大将军欲废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芝曰：“大将军何可见耶？”太后乃付以玺绶。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师，而太后不知也。《魏纪》反载太后之令，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矣。至高贵乡公之被弑也，帝以威权日去，心不能甘，发甲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昭令贾充拒之，时相府兵尚不敢动，充即谕成ヘ、成济曰：“公畜养汝等正为今日！”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此事见《汉晋春秋》、《魏氏春秋》及《世语》、《魏末传》，是司马昭实为弑君之首。乃《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令，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率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ヘ弟成济横入兵阵，伤公，进株伶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等语。转似不知弑君之事，而反有讨贼之功。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乃曹操之征陶谦，据《世语》谓操父嵩在泰山华县，操令泰山太守应劭资送兖州，谦密遣数十骑，掩杀操弟德于门下，嵩穿后垣欲遁，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出，嵩与妾遂皆被害。是嵩之被难，实谦使人杀之也。（《曹腾传》亦谓嵩子操起兵，嵩不肯从，与少子避难琅邪，为陶谦所杀。《应劭传》亦谓嵩与少子德避难琅邪，应劭遣兵迎之，未到，而陶谦素怨操，使轻骑追杀嵩、德。）韦曜《吴书》则谓谦本遣张护送，见嵩辎重多，乃杀嵩，取其赀奔淮南。是嵩之被杀，由之利其财而非谦本意也。案谦生平非嗜利忘害者，且嵩未被害之前，操未尝加兵于徐州，则《劭传》所谓谦怨操数击之者，殊非实事。而《吴书》所记，必系南奔后，自言其事，当属可信。《后汉书 谦传》亦谓别将守阴平者，利其赀货，遂袭杀嵩。而寿作《陶谦传》则专据《世语》谓嵩为谦所害，故操志在复仇。此则因操之征谦，所过无不屠戮，凡杀男女数十万人，鸡犬无余，故坐谦以杀嵩致讨之罪，而不暇辩其主名也。魏文帝甄夫人之卒，据《汉晋春秋》谓由郭后之宠，以至于死，殡时被发覆面，以糠塞口，是甄之不得其死可知也。而《魏文纪》但书夫人甄氏之卒，绝不见暴亡之迹。又魏明帝太和二年，蜀诸葛亮攻天水、南安、安定三郡，魏遣曹真、张大破之于街亭，《魏纪》固已大书特书矣。是年冬，亮又围陈仓，斩魏将王双，则不书。三年，亮遣陈式攻克武都、阴平二郡，亦不书。以及四年蜀将魏延大破魏雍州刺史郭淮于阳溪，五年亮出军祁山，司马懿遣张傈度，被杀，亦皆不书。并《郭淮传》亦无与魏延交战之事。此可见其书法，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也。乃至《蜀后主传》，街亭之败亦不书，但云亮攻祁山不克而已。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又《魏武纪》及《袁绍传》，官渡之战，绍遣于琼率万人迎粮，操自率兵破斩琼，未还营而绍将高览、张来降，绍众遂大溃。是因、览等降而绍军溃也。《张传》则谓告绍遣将急救琼，郭图曰：“不如先攻其本营，操必还救。”绍果遣轻骑救琼，自以大兵攻操营，不能下，而操已破琼，绍军溃。郭图谮曰：“快军之败，出言不逊。”惧，乃归操。是因绍军溃后，惧郭图之谮而降操也。纪、传皆陈寿一手所作，而岐互如是。盖寿以为魏名将，故于其背袁降曹之事，必先著其不得已之故，为之解说也。又华歆奉曹操令，入宫收伏后，后藏壁中，歆就牵后出，遂将后下暴室，暴崩，而《歆传》绝不载。刘放、孙资在中书，久掌机密，夏侯献、曹肇等恶之，指殿中鸡栖树曰：“此亦久矣，其复能几。”此犹出于忌者之口，至蒋济为魏名臣，而疏言：“左右之人未必贤于大臣，今外所言，辄云中书。虽恭慎不敢外交，而实握事要，日在目前。倘因疲倦之间，有所割制，众臣见其能推移于事，即亦因而向之。”是可见放、资二人之窃弄威福矣。其后乘明帝临危，请以司马懿辅政，遂至权移祚易，故当时无不病二人之奸邪误国。《晋书 荀勖传》，论者以勖倾国害时，为孙资、刘放之亚。可知二人之名，至晋时犹为世所诟詈也。而寿作二人合传，极言其身在近密，每因群臣谏诤，多扶赞其义，并时陈损益，不专导谀言。是直以放、资为正人，与当时物议大相反也。盖二人虽不忠于魏而有功于晋，晋人德之，故寿为作佳传。是不惟于本纪多所讳，并列传中亦多所讳矣。
○三国志书事得实处
《三国志》虽多回护，而其翦裁斟酌处，亦自有下笔不苟者，参订他书，而后知其矜慎也。袁宏《汉纪》，曹操薨，子丕袭位，有汉帝命嗣丞相魏王一诏，《寿志》无之。《献帝传》，禅代时有李伏、刘е、许芝等劝进表十一道，丕下令固辞，亦十余道，《寿志》亦尽删之，惟存九锡文一篇、禅位策一通而已。故《寿书》比《宋》、《齐》、《梁》、《陈》诸书较为简净。董卓之乱，曹操尚未辅政，故《魏纪》内不能详叙，而其事又不可不记，则于《卓传》内详之，此叙事善于位置也。至甄后之死，本纪虽不言其暴亡，而后传中尚明言文帝践阼，郭后、李、阴贵人并爱幸，甄失志，出怨言，帝怒，遂赐死。是虽讳之于纪，犹载之于传中。郭后之死，《汉晋春秋》谓文帝宠郭而赐甄死，即命郭母养其子明帝。明帝知之，即位后，数向郭后问母死状，后曰：“先帝自杀，何责问我？”帝怒，遂逼杀之，使如甄后故事以敛。《魏略》则谓甄临殁以明帝托李夫人，及郭太后崩，李夫人始说甄被谮惨死，不得大敛之状。帝哀感流涕，令殡郭太后一如甄法。由前之说，则郭被明帝逼死也，由后之说，则郭死后，明帝始知旧事而以恶殡也。案明帝即位，郭为皇太后，凡九年始崩，若明帝欲报怨，岂至如许之久？则逼杀之说，当是讹传。或死后因李夫人之言而敛不以礼，或生前明帝虽恨之，而以先帝所立，犹崇以虚名，徙之许昌，而未尝逼杀也。魏自文帝已都洛阳，明帝更大营洛阳宫室，何以帝居洛阳而太后居许，此可见当日情事矣。《寿志》于《明帝纪》书皇太后崩，《郭后传》亦但云太后崩于许昌，葬首阳陵西，绝不见其被害之迹。盖甄之赐死系实事，故传书之，郭之逼杀系讹传，故传不书，亦足见记事之慎也；而以“崩于许昌”四字略见其不在宫闱，此又作史之微意也。正元二年，毋邱俭反，《世语》谓司马师奉天子征俭，俭既破，天子先归。裴松之遍考诸书，惟诸葛诞反时，司马昭挟太后及常道乡公征之，故诏有云：“今宜太后与朕暂临戎也。”征毋邱俭时，则常道乡公并未亲行，《寿志》但云司马景王征俭，斩其首，而不言帝亲征，亦见其考订之核也。鱼豢《魏略》谓刘备在小沛生子禅，后因曹公来伐出奔，禅时年数岁，随人入汉中，有刘括者，养以为子，已娶妻生子矣。禅记其父字玄德，比邻又有简姓者，会备得益州，使简雍到汉中，禅见简，简讯之符验，以告张鲁，鲁乃送禅于备。案后主生于荆州，当长坂之败，方在襁褓，赵云抱而奔得免。其后即位，时年十七。即位之明年，诸葛亮领益州牧，与主簿杜微书曰，朝廷今年十八，此可证也。若生于小沛，时则已三十余岁矣。陈寿据《诸葛集》，书即位时年十七，而并无奔入汉中为人养子之事。《魏略》谓诸葛亮先见刘备，备以其年少轻之，亮说以荆州人少，当令客户皆著籍以益众，备由此知亮。然亮《出师表》谓“先帝不以臣卑鄙，三顾臣于草庐之中”，是备先见亮，非亮先见备也。《寿志》亮本传，徐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可就见不可屈致。”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如此之类，可见寿作史时，不惑於异说。又孙策出行，为许贡客所射，中创而死。《江表传》、《志林》、《搜神记》皆以为策杀道士于吉之报，寿作《策传》，独以为妖妄，削而不书，亦见其有识。
○三国志立传繁简不同处
陈寿立三国诸臣传，较旧史有增有删。如《魏略 贾逵传》，尚有李孚、杨沛二人同卷，《寿志》无此二人。《魏武故事》载，屯田之策起于枣，成于任峻；《寿志》则有峻而无。又吴黄武四年，丞相孙邵卒，以顾雍为丞相。是邵为相在雍之前，乃雍有传而邵无传。《志林》谓邵与张惠恕不睦，作史者韦曜乃惠恕党也，故不为立传，而《寿志》亦遂遗之。然则寿志立传，悉本旧史，旧史所无者，概不书也。然如孚、沛、等旧史所有者，何又删之，或以其无事迹可纪耶？至蜀后主禅将出降，其子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禅不听，谌哭于昭烈之庙，先杀妻子而后自杀，事见《汉晋春秋》。此岂得无传，乃《寿志》仅于《后主传》内附见其死节，而王子传内不立专传，未免太略也。亦有以附传见其详者，如《仓慈传》后历叙吴、任燠、颜斐、令狐邵、孔等，以其皆良吏而类叙之。蜀杨戏有《季汉辅臣赞》，并载于《戏传》后，其中有寿所未立传者，则于各人下注其历官行事，以省人人立传之烦。又采《益部耆旧传》，内增王嗣、常播、卫继三人，由是蜀臣略无遗矣。《吴志 陆凯传》增其谏孙皓二十事一疏，本得之传闻者，故云予从荆扬来得此疏，问之吴人，多云不闻凯有此，且其文切直，恐非皓所肯受也。或以为凯藏之箧笥未敢上，及病笃，皓遣董朝来视疾，因以付之。虚实难明，然以其指摘皓事，足为后戒，故列于《凯传》之后云。是其编纂亦多详慎也。至《方伎传》内，如华佗则叙其治一证即效一证，管辂则叙其占一事即验一事，独于《朱建平传》，总叙其所相者若干人，而又总叙各人之征验于后，此又作传之变体，亦另开一法门也。
○三国志误处
《魏武纪》，建安二年，汝南黄巾贼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众各数万，操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是辟已就戮矣而建安五年，操与袁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降贼刘辟等叛应绍，略许下，绍使刘备助辟。是辟初未尝死，但降于操，至此又叛应绍也。一纪中已岐互若此。而《于禁传》，禁从征黄巾，刘辟、黄邵等夜袭操营，禁击破之，斩辟、邵等。此事叙在从战官渡之前，即建安二年事也，则辟实已死也。《蜀先主传》，操与绍相拒于官渡，汝南黄巾刘辟等叛曹应绍，绍遣先主与辟等略许下，则又是建安五年事，而辟尚在也。何以纪、传又适相符耶，岂其时有两刘辟耶？《高堂隆传》，魏明帝大营宫室，隆疏谏曰：“今吴、蜀二贼称帝，若有人来告权、备并修德政，陛下闻之，岂不惕然。”案蜀先主崩于魏文帝黄初四年，何得于明帝时尚称权、备，此必有误字也。《吴 孙翊传》，其子松为射声校尉、都乡侯，黄龙三年卒。蜀丞相诸葛亮与兄瑾书曰：“既受东朝厚遇，依依于子弟。”又：“子乔良器，为之恻怆，其所与亮器物，感用流涕。”其悼松如此，则亮养子乔咨述云。此段文字最不可解，子乔乃瑾子出继亮为后者，盖子乔尝为亮述松之为人也。然所谓“依依于子弟”及“与亮器物”果何谓也，岂亮前奉使至吴时，与松相识，其后松又托乔附致器物于亮耶？然文义究不明晰。《陆抗传》，抗都督西陵，自关羽至白帝。白帝，夔州城也。关羽或亦地名，盖羽守荆州，后人遂以其名名其地耳，此尚非有误。《夏侯传》，建安二十一年，从征孙权。二十四年，曹操击破吕布军于摩陂，召同载，以宠异之。案操擒布在建安二年，距建安二十四年已二十余载，何得尚有破布之事。考是时关羽围曹仁，操遣徐晃救之，操自洛阳亲往应接，未至而晃破羽，羽已走，操遂军摩陂。则《传》所云吕布，必关羽之讹也。又《吴志 孙壹传》，孙遣朱异潜兵袭壹，壹奔魏，魏以为车骑将军，封吴侯，以故主齐王芳贵人邢氏妻之，魏黄初三年死。案黄初系魏文帝年号，文帝至齐王芳被废已二十余年，何得妻芳妃，后又死于黄初也。《魏志》壹之来降在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则其死当在景元、咸熙间，今曰黄初三年死，亦必误也。
○荀传
《荀传》，《后汉书》与孔融等同卷，则固以为汉臣也，陈寿《魏志》则列于夏侯、曹仁等之后，与荀攸、贾诩同卷，则以为魏臣矣。案董昭等以曹操功高，议欲封魏公，加九锡，以为操本起义兵，匡汉室，秉忠贞之节，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是，以是拂操意。会征孙权，乃表请劳军，病留寿春，操遣人馈食，发之，空器也，遂饮药而卒。明年，操乃为魏公。是之心乎为汉可知也。论者或谓末路虽以失操意而死，而当其初去袁绍就操时，值吕布攻兖州，为操坚守鄄城及范、东阿以待操，谓昔汉高先定关中，光武先取河内以为基，此三城即操之关中、河内也。后又劝操迎天子，谓晋文纳襄王而定霸，汉高发义帝丧而得诸侯。是早以帝王创业之事劝操，何得谓之尽忠于汉？不知献帝遭董卓大乱之后，四海鼎沸，强藩悍镇，四分五裂，计诸臣中非操不能削群雄以匡汉室，则不得不归心于操而为之尽力，为操即所以为汉也。其初劝操迎天子，谓操曰：“将军虽御难于外，乃心无不在王室，是将军匡天下之素志也。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宏义以致英俊，大德也。”是可知欲藉操以匡汉之本怀矣。且是时操亦未遽有觊觎神器之心也。及功绩日高，权势已极，董昭等欲加以上公九锡，则非复人臣之事。亦明知操之心已怀僭妄，而终不肯附和，姑以名义折之，卒之见忌于操而饮药以殉，其为刘之心亦可共白于天下矣。陈寿已入于魏臣内，范蔚宗独提出列于《后汉书》，传论明言取其归正而已，亦杀身以成仁之义，此实平心之论也。寿于传末亦云：“死之明年，操遂为魏公。”则亦见不死操尚未敢为此也，则又公道自在人心而不容诬蔑者矣。
又案臧洪自是汉末义士，其与张超结交，后与袁绍交兵之处，皆无关于曹操也，则《魏纪》内本可不必立传，而寿列之于张邈之次，盖以其气节不忍没之耳。蔚宗特传于《后汉书》内，不以《寿志》已有《洪传》而遂遗之，亦见其编订之正。
○荀郭嘉二传附会处
《左传》载卜筮奇中处，如陈敬仲奔齐，徭词有“五世其昌”、“有妫之后，将育于姜”等语，其后无一字不验，似徭词专为此一事而设者，固文人好奇，撰造以动人听也。陈寿《三国志》亦有似此者。《荀传》谓料袁绍诸臣，田丰刚而犯上，许攸贪而不治，审配专而无谋，逢纪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法，配不纵也，不纵攸必为变。后审配果以攸家不法录其妻子，攸怒，遂背绍降操。又《郭嘉传》操与绍相持于官渡，或传孙策将袭许，嘉曰：“策勇而无备，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敌耳。”策果为许贡客所杀。此二事、嘉之逆料可谓神矣，然岂能知攸之必犯，配之必激变，策之必死于匹夫之手，而操若左券，毋乃亦如《左传》之穿凿附会乎！
○陈寿论诸葛亮
《陈寿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被髡，故寿为《亮传》，谓将略非所长。此真无识之论也。亮之不可及处，原不必以用兵见长。观寿校定《诸葛集》，表言亮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人怀自励。至今梁、益之民，虽《甘棠》之咏召公，郑人之歌子产，无以过也。又《亮传》后评曰：“亮之为治也，开诚心，布公道，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其颂孔明可谓独见其大矣。又于《杨洪传》谓，西土咸服亮之能尽时人之器能也。《廖立传》谓，亮废立为民，及亮卒，立泣曰：“吾终为左衽矣！”《李平传》亦谓，平为亮所废，及亮卒，平遂发病死。平常冀亮在，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也。寿又引孟子之言，以为佚道使民，虽劳不怨，生道杀民，虽死不怨杀者，此真能述王佐心事。至于用兵不能克捷，亦明言所与对敌，或值人杰，加以众寡不侔，攻守异体，又时无名将，故使功业陵迟，且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也。寿于司马氏最多回护，故亮遗懿巾帼，及“死诸葛走生仲达”等事，传中皆不敢书，而持论独如此，固知其折服于诸葛深矣。而谓其以父被髡之故以此寓贬，真不识轻重者。
○裴松之三国志注
宋文帝命裴松之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松之鸠集传纪，增广异闻，书成奏进，帝览而善之，曰：“此可谓不朽矣！”其表云：“寿书铨叙可观，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其寿所不载而事宜存录者，罔不毕取。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者，并皆钞内，以备异闻。”此松之作注大旨，在于搜辑之博，以补寿之阙也。其有讹谬乖违者，则出己意辨正，以附于注内。今案松之所引书凡五十余种：谢承《后汉书》、司马彪《续汉书》、《九州春秋》、《战略》、《序传》、张《汉纪》、袁《献帝春秋》、孙思光《献帝春秋》、袁宏《汉纪》、习凿齿《汉晋春秋》、孔衍《汉魏春秋》、华峤《汉书》、《炅帝纪》、《献帝纪》、《献帝起居注》、《山阳公载记》、《三辅决录》、《献帝传》、《汉书 地理志》、《续汉书 郡国志》、蔡邕《明堂论》、《汉末名士录》、《先贤行状》、《汝南先贤传》、《陈留耆旧传》、《零陵先贤传》、《楚国先贤传》、荀绰《冀州纪》、《襄阳记》、《英雄记》、王沈《魏书》、夏侯湛《魏书》、阴澹《魏纪》、魏文帝《典论》、孙盛《魏世籍》、孙盛《魏氏春秋》、《魏略》、《魏世谱》、《魏武故事》、《魏名臣奏》、《魏末传》、吴人《曹瞒传》、鱼氏《典略》、王隐《蜀记》、《益都耆旧传》、《益部耆旧杂记》、《华阳国志》、《蜀本纪》、汪隐《蜀记》、郭冲记诸葛五事、郭颁《魏晋世语》、孙盛《蜀世谱》、韦曜《吴书》、胡冲《吴历》、张勃《吴录》、虞溥《江表传》、《吴志》、环氏《吴纪》、虞预《会稽典录》、王隐《交广记》、王隐《晋书》、虞预《晋书》、干宝《晋纪》、《晋阳秋》、傅畅《晋诸公赞》、陆机《晋惠帝起居注》、《晋泰始起居注》、《晋百官表》、《晋百官名》、太康三年《地理记》、《帝王世纪》、《河图括地象》、皇甫谧《逸士传》、《列女传》、张隐《文士传》、虞喜《志林》、陆氏《异林》、荀勖《文章叙录》、《文章志》、《异物志》、《博物志》、《博物记》、《列异传》、《高士传》、《文士传》、孙盛《杂语》、孙盛《杂记》、孙盛《同异评》、徐众《三国评》、《袁子》、《傅子》、干宝《搜神记》、葛洪《抱朴子》、葛洪《神仙传》、卫桓《书势序》、张俨《默记》、殷基《通语》、顾礼《通语》、挚虞《决疑》、《曹公集》、《孔融集》、《傅咸集》、《嵇康集》、《高贵乡公集》、《诸葛亮集》、《王朗集》、庾阐《扬都赋》、《孔氏谱》、《庾氏谱》、《孙氏谱》、《嵇氏谱》、《刘氏谱》、《王氏谱》、《郭氏谱》、《陈氏谱》、《诸葛氏谱》、《崔氏谱》、华峤《谱叙》、《袁氏世纪》、《郑玄别传》、《荀别传》、《祢衡传》、《荀氏家传》、《邴原别传》、《程晓别传》、《王弼传》、《孙资别传》、《曹志别传》、《陈思王传》、《王朗家传》、《何氏家传》、《裴氏家记》、《刘е别传》、《任昭别传》、《钟会母传》、《虞翻别传》、《赵云别传》、《费衤韦礻韦别传》、《华佗别传》、《管辂别传》、《诸葛恪别传》，何邵作《王弼传》，缪袭撰《仲长统昌言表》，傅元撰《马先生序》、会稽《邵氏家传》，陆机作《顾谭传》、《陆氏世颂》、《陆氏祠堂像赞》，陆机所作《陆逊铭》、《机云别传》，蒋济《万机论》、陆机《辨亡论》。凡此所引书，皆注出书名，可见其采辑之博矣。范蔚宗作《后汉书时》，想松之所引各书尚俱在世，故有补《寿志》所不载者。今各书间有流传，已不及十之一，寿及松之、蔚宗等当时已皆阅过，其不取者必自有说，今转欲据此偶然流传之一二本以驳寿等之书，多见其不知量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