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有天赋求知之本能，其他动物亦然。特人类求知，其路向与兴趣有不同。概略言之，西方人求知重在外，由远而近。中国人求知重在内，由近及远。因此双方文化有甚大之相异。
姑据近代西方自然科学之发展进程言，最先当追溯及于十六世纪中叶哥白尼之天文学。现代地质学，则肇自赫登所著地球的理论，已在十八世纪之末叶，相距当有两个半世纪。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更后起，已在十九世纪之中叶，上距哥白尼天文学创始已三百年，距赫登地质学肇端亦七十年。探讨人心，事更在后。属于自然科学中之所谓心理学，其先实只是物理学，渐次涉及生理学。其真能直接有关人心的探讨，如巴甫洛夫的制约反射，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及潜意识论，则皆已在二十世纪之初叶，上距达尔文物种原始，又已逾半世纪之久。
孔德的实证论，认为人类知识之每一部门，均须经过三个历史阶段。一是神学的，次是形而上学的，三是实证的。他的科学分类，以数学为基础。紧靠数学的是天文学，其次是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然后及于社会学、心理学。此一分法，实是根据近代西方之知识进程言。故西方人认十六、十七世纪为天文学支配的时代，十八世纪生物学研究开始，十九世纪乃可称为生物学时代，医药知识也可包括在内。巴斯德号为细菌学之父，即与达尔文同时。孔德亦同时，为社会学粗创端绪。巴甫洛夫与弗洛伊德则更后。至于西方将在何时乃见有社会学心理学时代，则尚渺无其兆。西方心理学，但寻究此心何从得知外面事物，却不反求自知此心之真情实况。故其处理外面事物，确有高明进步处。但对自身内心生活，则多未脱原始人野蛮境界，此为西方文化一大病。
至于中国，知识进展，果援用孔德语，则一开始即以心理学社会学奠基。远在春秋时代，孔子以仁设教，孝弟忠恕，皆本人心。知与行、学与思并重，无一语不可从事于实证。其全部思想体系之境界，早已明白超出了神学与形上学，而以社会学心理学为其主要骨干。至战国时，孟子提倡性善论，心性之学成为儒学中心。庄老道家，持论取材，多言宇宙自然，较之儒家，若偏外向。其实庄老思想，亦一本人心为出发，一依人心为归宿，与儒家无大相异。庄子内篇七篇首逍遥游，鲲鹏与蜩与学鸠，皆以喻人心。故曰：“小知不及大知，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所言虽皆外物，实指人心。又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亦皆注重人之内心立言。卒篇应帝王则曰：“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所重在内心不在外物，更可知。又曰：“中央之帝为浑沌，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倏与忽试为浑沌凿窍，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倏忽之与浑沌，皆以言人心。人心怀藏知识，若蕴而不发，则为浑沌。若发而向外，乃见其为倏忽。是亦专就此心之内蕴与外发言。姑举此始末两篇以概其余。可知凡不识人心，即不足以读庄子书。
老子五千言亦无不然。如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此亦重内心，轻外物，主张节缩省减外面人事以内养其心。又曰：“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是以圣人不行而知，不见而名，不为而成。”尤见其由内及外由近及远之意。若以老子此言绳律近代西方之科学发展史，而以认识人心为要归，亦所谓其出弥远而其知弥少矣。弥远在物，弥少在心。今日西方科学家之求知人心，亦一本于外。如巴甫洛夫以狗，弗洛伊德以人之肉体之病，此皆由外以知内，由非我与非我之常以知我，夫又何从得之。老子又曰：“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复守其母，没身不殆。”哥白尼之天文学，达尔文之生物学，皆在西方心理学正式兴起以前，亦可谓皆人心所由始。若非有天有物，何从有心，故此皆可谓人心之母，而人心则为之子。但知其母，未必即知其子。如知天文与生物，未必即知人心。老子所谓既得其母以知其子，今日西方科学距此尚远。以己心识己心，其事若不难。故曰：“塞其兑，闭其门，终身不勤。开其兑，济其事，终身不救。”今日西方之自然科学，即老子所言开其兑以求济其事。老子言开兑，亦犹庄子言凿窍。知识日启，而己心转昧。老子言既知其子，复守其母，亦犹庄子之言浑沌。人心明，乃可以保其天而全其物。在中国人心中，未尝不有天地与万物，然以西方近代科学之所得于天文学与生物学之知识视之，则中国人心，岂不如一片浑沌。其心浑沌，宜若于事无济，然中国文化传统母子相守，亦已五千年，迄今而不辍不息。若日开其兑以求济其事，则近代西方之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日富日强，而病态百出，亦究不知其终于得救之在何日矣。
庄老之书好言道与德，皆直指人心言。后之道家批评儒学则曰：“中国之君子，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因礼义亦外在。又老聃告孔子以至道曰：“汝斋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是儒道两家皆主言人心，而道家尚嫌儒家之外向。唯儒家谓道德礼义一本之人心，而道家则主张去礼义而道德始全。其本原人心以立论，则两家无大异。道家主张拨去外面人事以明己心，儒家则主张建本于内心以尽人事。由其于心理学上有异见，遂于社会学上有异想。
墨子主兼爱，欲人视人之父若其父，其立论根据，则在天志明鬼，不内本于心甚显。杨朱主为我，立论之详无考，然曰拔一毛利天下不为，是亦在外物上计较，不凭内心作衡量，皆非中国人性情所喜。许行为农家言，主张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此亦重外而忽内。名家惠施公孙龙，辨白马非马，辨坚白石，庄周之徒非之曰：“饬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申韩法家则利用人心弱点以供统治者之驱使，司马迁谓其原于庄老，然高卑深浅，迥不相侔。故先秦思想，流传后代，主要唯儒道两家。邹衍倡为阴阳家言，其意若欲融会儒道。然所言泛及天地万物历史远古，泛滥向外，而归本之于仁义，则近儒。要失儒道之真，虽盛于前汉，又转入民间，至今不息，然终不得与儒道两家同列为中国学术之正轨。
魏晋以下，佛教东来，中国高僧，主要皆以一心说佛。最先如支道林说庄子逍遥篇，则曰：“逍遥者，明至人之心也。”慧远在庐山，一心念佛，为净土开宗。竺道生主张含生之类皆有佛性，则义近于孟子。天台宗唱为一心三观。禅宗六祖慧能则曰：“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又曰：“一切般若智，皆从自性而生，不从外入。”佛法为宗教，释迦为教主，释迦说法，应是僧人信仰对象，此亦在外不在内。而中国高僧，则一挽之向内。心即佛，心即法。心贵悟，不在信。生公云：“悟发信谢。”悟了便不需信。故佛法在中国，只成一种自心修行，终于失其宗教精神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之一支，其主要即在此。
宋明理学，亦承此系统来。周濂溪教二程寻孔颜乐处，所乐何事。所乐本原于性，发见于心。佛家稍近悲观，而儒家较乐观，亦犹道家稍趋消极，而儒家较积极。其内本一心则同。此下遂分程、朱、陆、王性学、心学之两派，然小异不掩其大同。亦可谓自孔孟儒家，庄老道家，以及两晋以下迄于唐五代之佛学，皆此一脉。全部中国思想史，主要精神即在此。皆内本一心为其出发点，则无大相异。
如上述，中国人论知识与西方有不同。中国人论知识，主会通为一体。西方人论知识，主分别为各门。此层余已在他处别论，今就本篇宗旨言，则中国知识，自先秦儒道，六朝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皆可纳入心理学范围。此一说法，现代中西双方，皆将不予以承认。唯为双方学术思想作比较，方便立说，最少不妨谓中国人求知，皆从西方人所认为的心理学一门进入。即中国人求知，其兴趣与路径，喜好由内向外，由近及远，与西方人之由外向内，由远及近者实相反。此可由双方思想史学术史作证，读者善自体会之即得。
亦可谓中国人求知路径，乃从心理学转入社会学。中国五伦，家国天下，皆然。社会一名词乃自西方译来，社会学乃成为近代建立一门新学问。但自由乃专指个人言，刑法则专从政治言。除却自由与刑法，尚有何社会相处之道。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知、意、心三者在内，身家国天下在外。先其内，然后及于外，正亦中国人求知由内向外、由近及远之证。格物物字义训，此处暂不深论。要之，为切近人生之日常事物则可知。故亦可谓大学之致知、诚意、正心应属心理学范围，齐家治国平天下应属社会学范围。而修身则介于二者之间，而绾合内外，使之成为一体。而格物则指凡事物之亲接于其身之四围者。依中国人观念言，学本无内外，故大学言“一是皆以修身为本”，身即其内外之合。
今若推此意言之，一部二十五史，上自黄帝尧舜，下迄今兹，绵延五千年，民族国家，日扩日大。修齐治平，一切作为，一切措施，有渐进，无骤变，传统弗辍，精神如常，正可谓此乃中国早有一门深允完美之社会学，乃得有此。亦可谓在中国社会学之内，并包有教育学、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学等各部门。在西方，社会学乃一独立名词，与教育、政治、经济、法律等诸学分门别类。在中国学术史上，则本无此等分别，亦无此等名词。中国学术以孔孟为儒家，庄老为道家，即以学者其人分，可谓亲切而有味。西方则以人之所学分，乃至泛滥而无归。此亦一近一远之别。中国又分经史子集，乃以时代书名分，亦为平易近人。实则经史合一，子集合一。非述而不作，即信而好古。志于道以游于艺，博于文而约以礼。为学即以做人，做人即以为学。以立以达，为己为人，吾道一贯。较之西方之学术分类，智识爆破，其意义价值，诚大异其趣矣。中国之社会学以现代人观念言，可谓早经发展达于成熟阶段，又与教育、政治、经济、法律诸学相融合一。而中国之社会学，又一切建本于心理学，此即谓一切人事，皆当建基立本于人心。故套用孔德语，则当谓中国科学，乃以心理学为基础。而最紧靠中国之心理学者，乃为中国之社会学。较之孔德为西方科学分类，正属首尾倒置，此又不可不辨。
兹再依孔德之科学分类依次递升，而及于生物与医药两门。中国人亦早对生物界有广泛之兴趣与精详之探讨。即就中国诗人之比兴言，其意义已极明显。故诗三百，首言“关关雎鸠”。唯中国人对生物界之兴趣，主要仍在其与内在人心有关。此层容当更端别论。其有关农事之生物方面，在中国亦极知研寻。此层亦暂不在此详及。对切身之医药学言，在中国亦早有成绩。姑举针灸为例。此一术始见于史记扁鹊仓公传。扁鹊先秦人，仓公汉初人，可知针灸一术在中国之远有来历。后代传人，又见后汉书之华佗传。又南史鲁爽被俘于北，以善针术见宠。唐书刑法志，太宗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五脏皆近背，针灸失所，其害致死，遂诏无得鞭背。杜甫诗：“羸瘠且如何，魄夺针灸屡。”大概针灸一术，在中国至少已传两千年以上。最近始为西方医学家所知，然又疑其为不科学。纵其术已显能治病救死，而仍认为不科学。苟针灸常致人死，则其术亦必不传。其术既传达二千年以上，即有科学根据。唯其中奥妙，则仍未为现代西方科学家所知而已。吾友陆君，凭其针术，经美国内华达州诸医严加考问，由其州议会立法，准中医亦得悬牌。其他诸州继起，今已得五六州。由针灸图并知中国亦已早有解剖术，汉书王莽传有明证。而中西医理，乃复有其大不同之点。舍亲某夫人，患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日服西药十种以上，病日甚。余介其就诊于台籍某中医，只切脉，不烦病人言，得其病患所在。谓西医治病象，余治病源。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皆有来源。异同主从，人各有别。服其方未两月，病大瘥。此谓病象，即庄子所谓之象外，病源则庄子所谓之环中。西医主分别，重其外。中医则主通体合治，重其内。此亦可为中西双方对求知兴趣路径之不同作证。今中医不受重视，并加鄙弃，群目为不科学。则中医之江湖日下，亦固宜然。
再次述及物理化学。中国以农立国，于水利工程特所注意。如四川灌县之离堆都江堰，凿自秦昭王时蜀守李冰，溉田达数县。其工程之伟大，抗战时避至后方者皆所亲见。屡有西方水利专家来访，中国人必问何以求改进。皆答如此工程，唯待长期研究，何遽敢言改进。中国地大，道路交通工程，如蜀之栈道，抗战时避难者亦多亲历。诸葛亮创为木牛流马，以供运输，此亦人人皆知。其他各地水利灌溉道路交通两项之伟大建设，几于不胜缕举。非深通物理学，何得有此成绩。西方化学多从中国方士铅汞炼丹演化。中国人为切身实用，西方人则认为乃宇宙真理所在。此亦双方求知兴趣与其路径内外远近先后轻重相异之一证。内容方法，互有不同。若必以西方为科学，中国为不科学，则其间实无一鸿沟可划。
最后及于天文地理两门，中国重农，授民以时，厝心历法。但孔德所谓之神学与形上学，在中国思想史上，则神学早已舍弃，形而上学亦未发展。中国人乃从日常人生窥觇宇宙，不如西方哲学之先从宇宙论降及人生论。故如哥白尼、伽利略发明新天文学，在西方备受磨折，在中国则极易接受。又在中国，地理学之发展，更远胜过天文学。天较远，地较近，故在双方进展先后又不同。又西方多注意自然地理，而中国则更注重人文地理。远自禹贡及汉书地理志以下，中国人研究地理，皆重人文一面，而成绩斐然，此不详为阐述。在西方，地理一课，隶理学院，最近有隶社会学院者，乃始与中国人所研治之地理学意味较近。又南宋朱子据化石言地质变动，事在西历十二世纪之开始，西方地质学，尚起在后。
根据上述，西方近代自然科学之各部门，在中国亦已固有。唯双方求知心理不同，其兴趣与注意力有别，故其所得成绩，乃及进展先后，亦遂不能一致。中国方面因其以本身为主，故其知识常求融通和会，合成一体。而且因其亲接于人生，易使人兴感群怨，所知明，所欲减，人生易得一恰好之止境。大学所谓格物致知，知止而遂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孟子亦曰：“学问之道，收其放心而已。”而西方人求知，则驰骛向外，意在远处，遂使学问范围四分五裂，各成专门，不相会通。中国古人则曰：“文思安安。”未尝有文学、哲学各自分别成为一项专门学问之想像。但在古希腊人，则文学、哲学显然分别。文学中如神话史诗，亦远离日常人生分别发展。中国古诗三百首，则均在亲接日常人生处，既不分道远扬，亦难各别门类。而且亦并无一文学独立观，诗歌即在礼乐中，即是政治教化会合中之一部门。文学一观念之兴起，则远在东汉后。而其在日常人生政教会合之一体中，则实际仍未独立。至言哲学，则中国并无其名，更无哲学独立其事。西方乃在各门学问与知识之日趋独立中回头来指导人生，中国则在通常人生之大体中随宜分别而有各项学问与知识之呈现。此为中西双方文化一大异趋。
西方科学，亦在人生远处分别钻研，由远渐近，如天文学、地质学、物理、化学，渐至于生物学、心理学，而心理学则尚在初露端倪中。近代国人，震于当前西方一时之富强，而归功于其科学进步，乃谓中国从来一切学术思想，全不科学。中国古人在身心性命，人道政教，切近人生之会通合一处，逐步向前，逐步发展，自有步骤，而今人则全不加以体会。中国人从来由内向外，由合趋分之一求知大体系，乃全不为今日国人所了解。
最近英人李约瑟，创为中国科学史，亦仅以西方观念来衡量中国。其搜集材料，亦多赖中国人协助。然使此诸人在中国，恐不敢发此狂想。果有搜集，亦当受国人嗤骂。今由一英国人主其事，中国人乃以传译为荣。不知此书实无当于中国学术思想史之进展大体，亦与中国人求知精神之独特路径与其内在精神，无所发现。今若就中西双方之文化相异，进而深究及于双方求知心理上兴趣与路径之不同，在双方学术思想史上，可以有同一题材，同一论点，而其所探讨，则莫不有先后缓急轻重详略之相歧。则今日国人之所谓科学与不科学之分，殆皆一种目睫皮相之见。而李约瑟此书，较之百年来之国人见解，却亦不可不谓其宏通远过。此则言之诚堪深慨矣。
今果使吾国人能不忘旧统，遵其先辙，益加精阐，使将来中西双方有异途同归之一日，又有相得益彰之一境，则庶乎于人类文化，可以开新葩，结异果，将远超乎近代之所想像。此则绝非吾侪今日仅知舍我从彼者之所能预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