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实际与理想，两者当兼顾。纵是个人主义，亦该为超个人的社会大众存一理想。纵是社会群体，但亦该为群体中各个人存一理想。
万物并生育于天地之间，取于物以自给其生，此乃自然，不得已。至若取于人，终是要不得。渔猎畜牧耕稼莫非取于物，但商业则乃取于人。果是有供乃有取，但取于人以自给之心，恐终是要不得。
幼婴非能取于人，乃人自育之。耄老非能取于人，乃人自养之。幼吾幼，老吾老，人各顾其私，而有益于天下之大公。自有幼稚园，有老人院，老幼各由公养，而人心之私反以大减。故唯督其私，庶以全其公。个人主义则太偏于私，无公可言。
至若拳击运动等，则更无可言。参加各项运动会，亦唯为一时快意。但损己害人，事又何限。人生不快乐事多，乃有不顾一切，而唯求一时快意者。国际战争屡发，亦可谓乃求一时快意。故勿使人多不快意，斯其人亦不唯求快意。勿使人太不自由，斯其人亦不唯求自由。注意其消极反面，而积极正面乃有不求正而自正者。小而修心养性，大而治国平天下，皆当注意及此。
父母宠爱其子女，常骄纵使其快意，则不如意事必连续而至。今日全世界皆求一时快意，则唯核子战争最为可然。言此何堪嗟叹。
中国有一古老道德旧传统，但今日则改而趋向于一个前所未有的新社会。旧道德与新社会间，不免有隔阂，应各求迁就，使旧道德能适应新社会，而新社会亦能符合旧道德，始是当前一正途。今日又称知识爆破时代，而知识在对物。中国人重道德，则是人对人。主要在幼童时期即须教养。今日则在小学中即提倡所谓视听教育，幼童头脑全花在对物上。对人的意识日淡日薄，天真已漓，成年后又如何再教他对人。这实是当前教育上一大问题。
中国乃一广土众民大一统的国家，君位最高。然尊其位非即尊其人。司马迁史记以下，全部二十五史，帝王本纪仅为时事纪年标帜。历代开国之君，秦始皇汉高祖以来，都遭讥议。唯东汉光武帝一人最少，但其受后人推崇，则尚远不如同时富春江上垂钓之严光。守成诸君，唯汉武帝、唐太宗、清康熙三人多得后人称述。然汉武帝、唐太宗晚节皆有亏，独康熙一人较完好。其当治平盛世，毕生数十年享安乐生活，亦无过甚差失者，唯清乾隆一人，然亦未得后人之称重。中国人崇礼，宾主相交，贵各尽其礼。为人臣止于敬，亦自尽其礼而已。对富贵而过分卑谦，只自表其鄙贱，故歌功颂德亦所当戒。而居高位则更当自抑逊。试读历代帝王诏书，可知其立言陈辞之节制矣。凡此有关人心风气，乃为论历代政治制度者所未及。
道家言因应。事物之来，我但求所以应之而已，且莫问其所由来。如子女，或不孝，为父母者只求所以应，则可不见为子女之不孝，而终不失父母之慈。父母或不慈，为子女者只求有所应，则可不见为父母之不慈，而终不失子女之孝。儒家则谓尽其在我。果必问此事物来，则用心移在外，而在我转有所不尽矣。故物理与人道有别。中国人只问所以应，其所见物理亦不同。西方人只问所由来，则其所尽人道亦不同。此所谓重内重外之分。
生老病死，人所同然。中国人生则谋养育之，老而谋侍奉之，病则求何以疗治，死乃谋如何葬祭，而人道尽矣。释迦必问生老病死何由来，乃逃家出走，而发明其一套涅槃之理论。西方人亦追问人生来历，遂有灵魂自天堂谪降之说，于是其论人道亦相异，要之不本于人生之本身。其遇病，中国则因病治病，故中国医学终不忘失人身之整体。而西方医学则重解剖，俾使认清人身之各部分，于是目病治目，耳病治耳，而人身整体之气血相通则转多忽视。故即论自然，中西观念亦不相同。
近代国人每好本西方思想来研讨中国文化传统，遂多格不相入处。如中国重礼乐，必牵涉到中国人之鬼神观。但今人则谓中国人之鬼神观迷信不科学，而西方人之灵魂观念则谓是宗教信仰，又可外于科学来作研讨。果能以中国之鬼神观与西方人之灵魂观作一比较，则中西文化相异，庶亦有一契入处。又如中国人之民族观，乃中国社会结构一要项，亦可谓中国乃一氏族社会宗法社会，而近人又以封建观念加以鄙斥，不加研寻，则一部中国社会史又将何从说起。
讨论中国文学，亦当从中国文化大全体中探求其意义与价值之所在。如举极微末之一端言，平剧中有白蛇传，法海和尚惩治蛇精，此乃佛门大经大法，无可非议。然此故事屡经演变，白蛇精乃为尽人所同情，而法海所为乃转使人内心反对，此中大有深意。中国人之文化理想，有曰“夷狄而中国则中国之”。今则蛇而人，斯亦人之而已。又乌得必以其蛇而斥之。尤其是最后祭塔一出，白蛇精所生子获中状元，亲赴雷峰塔设祭，白蛇精从被幽中得出，亲晤其子。一段唱腔，哀怨欣悦，听者神往。较之三娘教子岳母刺字各有胜场，而或觉情味更深。此固见平剧之艺术精美，但亦在文学传统中有其宜加阐发处。
立场二字，不知起始何年，或传译西语，兹不详考。但此二字在中国文化传统中亦有涵义可申。立属私，场属公。如父慈子孝，父子地位不同，斯则慈孝有殊。但家之立场则同。苟非有家之共同立场，亦将无父子地位之分别。君仁臣敬，地位不同，但国之立场则同。苟无国，亦无君臣分别之地位。其父攘羊，其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异于是，子为父隐，父为子隐。”在家的立场上宜如此。瞽瞍杀人，舜为天子，在国的立场言，宜治瞽瞍以罪。但舜就家的立场言，则只有窃其父而逃。立场不同，而道亦异。立场有大小，家与家之共同立场则为国。国与国之共同立场为天下。周武王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议论行事各不同，其以天下为立场则同。西方人言个人主义，依中国观念言，个人在人群中有地位，但地位非即立场。仅以个人为立场，则唯自私自利，谋富谋贵，此乃小人之至，而非人道所许。如国与国之上，尚有一天下共同立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乃中国之恕道。于是在共同立场下，始有和平相处之道。至唯物史观，则虽号为世界主义，而人类立场专在物，人之自身乃亦无立场可言，则与西方之个人主义实相同。
处境与立场有异，人类大群与其他有生物同处天地中，但立场可各不同。道家言自然，可谓多发明了人类的处境。儒家言道，则著重在人类之立场。今人言人本位，应主立场言。人本位之下，又可有民族本位，但不可言家本位，则立场与本位又不同。今人治学，贵能于现行新名词一一阐申其涵义，此亦可谓训诂明而后义理明。
最近在夏威夷开一世界性的朱子学会议，余以不能亲自出席，特撰文嘱人在场宣读。大意谓中国人为学不重求异，重在求同。故不贵一己特创著书立说，而以朱子为例。初疑如此立言，绝不受人欢迎。乃事后代为宣读者告余，欧美学人颇重此文，不少人在演讲中提及，并有人谓西方哲学本亦如余文所指，特康德以下，近数百年来始不然。故专据近代欧美来比论中西，乃见有大相异处。余意则谓中西文化自始即相异，在此不详论。但近代西方学人乃多治汉学，出席此会议者亦颇众，并有主古代欧洲亦与中国同道者。此可见最近西方人途穷思变，乃与我国人之一尊西化，大异其趣。此亦微露其端倪而已，此下为变尚多。国人主新主变，试静待数十年或百年以上，再观西方之所变所新，再试立说，宜亦未为太迟。
人生应历三阶程，一为对物，次为对人，三为对己，即对心。如原始人出外渔猎，求取食物，此为第一阶程人对物。渔猎有获，归其洞窟，男女老幼，相聚群居，此为第二阶程人对人。在此第二阶程中，有其喜怒哀乐，此为第三阶程人对心。第一阶程为维持生命之手段，第二阶程乃真实生命，第三阶程则为生命之深入与光辉。以婴孩言，当其初出母胎，骤见阳光，感受空气刺激，以惊以喜，放声啼哭，实则发自其内心，此为人生第一阶程，而第三阶程已为之主。随即有父母家人披以襁褓，哺以饮食，此即人生第二阶程。婴孩天生，原始人则属人生。文化理想贵能由人生回向天生，故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之老，无不回念其幼龄生活，此乃最自然最幸福之生活。无幼年何来有中年。无老年，则中年一切辛劳皆无留味。人能善尽其幼年与老年，则中年辛劳始可自慰而无憾。今人太过重视中年生活，童稚与老年，失其照顾，恐终非人生之理想。
董仲舒言：“明其道不计其功，行其义不谋其利。”今人乃谓中国重道义，西方重功利。其实功利即在道义中，道义即功利之大者。义字从羊从我，即我之私人权利。故攘人之羊，乃大不义。羊美食，此乃人对物自然方面事。但他人之羊，己不可攘，此乃人对人人文方面事。故必先知仁，乃有义。老子谓“失仁而后义”，即明其先后。其实原始人各在洞窟中畜羊，已是仁义。人生本已在仁义中，唯当戒不仁不义。老子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亦明其先后。人在洞窟中畜爱其羊，此亦有道有德。故道德仁义，唯恐失之，非患不得。故孟子有由仁义行与行仁义之分别。今人则尽计功利，不守道义，贫由富人饿死，弱由强人杀死，不仁不义，又何功利可言。
孔子言治道，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不得已而去兵去食，民无信不立。”韩非言治道，则曰：“耕战”，又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则二者当去。秦始皇帝喜读韩非书，汉武帝则表章五经，罢黜百家。秦始皇帝开始统一中国，而统一之局维持两千年以来，则有赖于汉武帝。今人则言工商建国，农与兵皆当机器化工业化，物力居上，人力为次。又分开发国家与未开发国家两等，开发皆指工商业言，未开发国家中能知从事开发者，则为落后国家。工商业落后，而再从事上进，则当从民生工业改进为策略工业。民生工业主内部之自给自足，策略工业则主向外推销。最高先进则为推销军用品，至于推销农产品，则仍为落后。主向外推销，则必重大贸易商，必重机器化生产。又曰自动化生产，不赖人力。孟子有王霸之辨，曰：“王者以德服人，霸者以力服人。”近代则尽仗力，无德可言。又必能仗物力。推销军火，即得他人信服。然则此后世界进步，将为物世界，而人世界则为落后未开发世界。宗教信帝力，但帝力终不如物力之客观具体而可信。民主政治则力在多数，舍却一力字，尚何可言。
南郭子綦隐几而坐，嗒焉若丧其偶，曰：“今者吾丧我。”郑玄言：“仁者相人偶。”一人隐几，本已无偶。偶亦寄寓义，心寓于身，身与心偶。吾丧我谓心忘其身，则此心可作逍遥游齐物论矣。此即浑沌之帝，无分别，无对偶，则隐几丧我，亦即此心投入大自然与为一体，亦成为神矣。道家以静坐工夫学为神仙，即本此。至于吐纳铅汞之术，并此身而长存，则更属后起。儒家不主忘我，只求知己。必与人相偶，与人对立，始有己。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己一体，始是仁之境界。宋儒亦静坐，如程门立雪是矣。静非以忘我，乃以存我。一时视听俱泯，思虑不起，亦如浑沌，然乃以养其一体之真而已，此之谓存养。醒则尚有进学工夫。至象山之静坐，只主明一心，不知此心必有偶。舍却人伦，舍却此身，此心复何在。固当于存养之外，复有进学，不得即以存养为进学，此则陆学之偏。近代则专以此心对物，不以此心对人，专尚知识，不重情感，是为个人主义。其心只在一身，此亦与儒家言立己不同。
文学而商品化，则于文学价值必有减失。如近代电影编制剧本者，内心空洞，仅为揣摩观众心理，恋爱神怪战争冒险，曲折离奇，紧张刺激，皆为迎合观众要求。其实观众亦以空洞心情，徒求消遣娱乐，走入电影院。两皆虚无，而千万影片，层出不穷，如是而已。当在三十余年前，大陆以梁山伯祝英台故事用绍兴调播为电影，香港南洋各地一时风靡，香港某电影公司遂以黄梅调改编，全台湾观众如痴如狂，有两老友面告，彼等皆连续观赏至六七次不厌。迄今此片尚重制新版，达三次以上。梁祝故事不知始起何年，由何人编造，中经几何转变，久已家喻户晓，耳熟能详。但古老传说受人欢迎，乃大出时代新人精心创作之上，此亦有大值深思者。化腐朽为神奇，岂亦如此之类乎。而众人之喜新厌旧，如梁祝此片，亦可供作一大讽刺矣。又如桑园会，秋胡戏妻，此故事始见于汉乐府。当已有两千年之历史，及今演为平剧，受人喜爱。而如搜孤救孤，此故事起在孔子前，则至今已逾两千五百年。何待创作，始得成为文学。故中国文学乃系长寿的，而西洋文学则多较短命。故中国文化理想，一天人，合内外，大人而不失其赤子之心。否则又乌得有若是之长寿。
中国为一人对人世界。而西方则为一人对物世界。南北朝时代，佛教传播，如道安、慧远竺道生诸高僧，虽非佛徒，同知崇仰。至如云冈石刻，极状伟宏丽之致，然国人少所称道。西化东渐，云冈石刻之价值遂超道安、慧远、竺道生诸高僧而上之。唐代佛教大盛，天台、华严、禅三宗，以及玄奘行事立说，虽非佛徒，同亦传述加敬。敦煌在偏远地，洞窟中遗留有佛教文物，国人初未注意，英法人来此，大量窃取，藏入伦敦、巴黎国立博物院中，举世哄传。国人游英法能传抄影印加以阐说，即为无上新发明。而旧所称述传诵之诸高僧诸经典，则转可置之不问，懵焉不知。佛、法、僧同为释门三宝，今则见之物乃加珍视，传之人则尽加鄙视。即此一端，其他亦可推。
余幼时乡里间到处有土地庙，备受乡人崇敬。稍长得进入城市，游城隍庙，庄严肃穆，亦受感动。后乃饱闻国人言，此等皆不科学，皆迷信，足征吾民族之落后。及游欧美，到处见礼拜堂，较之幼年所见之土地庙城隍庙，建筑上已无可伦比，而其得人崇敬，则尤远超于余幼年所知土地城隍之上。然念上帝天堂灵魂，亦未经科学证明。苟使西方人心中抹去了一上帝，各地皆毁去了礼拜堂，则今日之西方世界，岂不更将有甚大变化，难以揣想。今日国人既尽排除了一切不科学之迷信，而耶教信仰亦未得吾国新文化运动者之尽量宣传，但一时亦尚为盛行。民无信不立。今日西方人既信科学，又信宗教，复信财富，更信核武器。所信复杂，转亦不知何以为立。而我国人，则国家民族古今一切言论行为尽所不信，唯信西方人所谓之科学。任重道远，专习西方科技中一项目，又何以胜此重任上此远道。且此又为西方每一科技所不论。然则听天由命，恐仍不出吾古人之所言矣。其奈之何！其奈之何！
余又闻非洲人言，彼辈所愿，乃一非洲黑人之上帝。中国亦有上帝，但分派土地城隍赴各城市各乡村管理一切，不由上帝一人独管，亦不只派一独生子来作代表，故能于此广土众民绵延四五千年之大国，管得有条有理，使被管者皆得互信互安。此等管法，虽非自然科学可证，但在人文科学中，亦说得通。何以今日国人于政治上则必斥为帝皇专制，而在信仰上则又斥多神，必使一神尽管此上下古今一切世界人事，则诚难乎其为神矣。耶稣言，“凯撒事凯撒管”，则西方人心中之上帝，不管人间政治。帝王能专制，则尽可专制，则中国传统政治之帝王专制，岂不早得上帝之默许。其中是非，诚难得定。不知吾国人究何去何从。或由非洲人言，则中国人岂不亦愿有一中国之上帝。
耶稣当时自称为上帝独生子，但不言有母。耶教中有圣母，乃后起事。但耶稣有母，岂不上帝亦有妻，则亦为多神，非一神。今国人信耶教，必尊之曰一神教，但亦信有圣母，然又宁得谓圣母非神，又宁得谓上帝夫妇不平等。中国古代君王亦有后，但其临朝听政则后不得预，此却近西方之上帝。近世西方国际外交，或总统，或首相，皆夫妇相偕，此事始于第二次大战后之巴黎和会，美国总统所提倡。此真凯撒之事上帝不管。若在中国，则祭天大礼亦唯君王一人主祭，后不能预，此则较近当年耶稣设教之真情矣。然今日国人又必斥我中国为重男轻女，夫妇不平等。要之，今日国人心理，在西方则无一而非，在中国则无一而是。实则今日国人所崇信者，实非西方之上帝与耶稣，仅乃西方当前之富强。果使耶稣今日生中国，其言论行事，或仍将上十字架，如是则国人模仿西化始可谓得其真传矣。
中国传统文化深邃精义之所在，乃为对时间之认识，儒书中庸称之曰“悠久”，道家庄周则名之曰“倏忽”。庄子应帝王，中央之帝曰浑沌，南北之帝曰倏忽。不加分别，斯为浑沌。一加分别，即成倏忽。倏忽积而为悠久，悠久实即是倏忽。贵为天子，贱为庶民，其分别亦在倏忽间。不百年同为枯骨，同沦腐朽，其分别又何在。西洋史上先有罗马帝国，后有大英帝国，及今视之，岂不倏忽同尽。老子言：“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一切诸异，不必强为之同，时过即同。众妙之门亦在时。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孔子圣之时，正为其与日俱新耳。自十有五而志于学，至于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毕生尽在化境中。今人只顾目前，不能同其旧，乌能开其新。舍其旧而新是谋，另起炉灶，既非是旧，亦即非新。既非倏忽之事，亦非悠久之事。不知倏忽，斯不知悠久。不知悠久，宜亦不知其倏忽矣。
本与旧不同，旧可失，本不可失。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梦见周公，乃示其志学之后。为鲁司寇不得志，则辞去，不复梦见周公，乃自叹其衰。则旧可去，有不可去。美国立国两百年，岂为获交于以色列。今乃不能舍去以色列，则往后之美国，亦可想而知矣。大英帝国先则逐步攫取，次则逐步退回。今香港不久亦重归中国。欧西人不再执世界之牛耳。美苏抗衡之局代兴，但核武器竞赛，究何结局，此亦难判。要之，西方人重物轻人，此下当不再主宰此世界。而吾国人则一意崇慕西化，又当如何。孔子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吾中华自羲黄以来，历五千年，孔子亦两千五百年下一后生。自此两千五百年，代有后生，善为主持。则今日处其变，他日处其常。后生可畏，又焉知来者之不如往。企予望之，企予望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