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衍

道衍（1335年－1418年），明初诸禅僧中，在朝政与当时社会中影响最广泛、褒贬最不一、形象最传奇者，莫过于道衍禅师(亦即姚广孝)。鉴于其一生经历的复杂性，明代有关道衍传记的撰著，从不同角度记录道衍之为禅僧、术士、名臣、法师等肖像的若干面相。这些肖像，乃是相关时代的历史产物。明成祖之所作《神僧传》，或许即有道衍的影子吧。毕竟道衍合禅僧、术士、名臣等多重身份于一体。

(一)作为禅僧的道衍

在《增集续传灯录》、《续指月录》等明代禅宗文献中，记录了道衍之为禅僧的弘法经历。

道衍[1]，乳名天禧，字斯道，别号逃虚子，又号普庆，长洲(今江苏苏州)相城人，俗姓姚。年十四，出家于相城妙智庵为沙弥。好读书，工诗文。年十八，礼宗传为师披削，法名道衍。方从北禅虚白亮公习天台教观，未契于心。年近三十，参径山愚庵智及和尚(1211—1378)，咨叩禅要，尽得心髓，并司记室三年。据史载，道衍“自是往来十余年尽得旨要，声誉洋洋聿起江海间”[2]。

离开径山后，道衍尝主持临安普庆寺，迁杭州天龙寺，再住嘉定留光寺。尝自题肖像曰：“看破芭蕉拄杖子，等闲彻骨露风流。有时摇动龟毛拂，直得虚空笑点头。”②

道衍经历元末明初的战乱，其禅僧形象主要展现于元末时期，但人生转折始于明王朝的肇立。道衍与灵隐空叟忻悟，同嗣法于径山愚庵智及。洪武元年(1368)的蒋山普荐法会，智及禅师即在受邀之列。洪武十五年(1382)，道衍被僧录司选为庆寿寺住持。身为径山寺住持的文琇禅师，在其编撰《增续传灯录》时，甚至称“皇上当潜龙时，重师道学，每召入内府，必茗饍问辩，屡锡楮镪黄白之物。无虚月，众集如云，法席一振”③。尽管身为禅师，道衍却无《语录》存世。《增集续传灯录》收录了道衍上堂法语数则。明成祖曾称许道衍的佛学造诣，称“潜心内典，得其阃奥;发挥激昂，广博敷畅;波澜老成，大振宗风”[3]。仍归之为禅僧之列。

(二)　作为术士的道衍

在元明佛教历史文献《释氏稽古略续集》及世俗的传记文献中，则提供了道衍之为术士的活动肖像。

据《明史》本传载，道衍出身于医家，却不愿随父习医。这种家庭背景似乎暗示了道衍巫医一体的潜质，导致他早年即师事道士席应真，修习博杂多能的“阴阳术数之学”。《释氏稽古略续集》载其“遇异人传术，能知人休咎，及善术数之学”[4]。道衍研习阴阳、卜卦、相命和堪與之学，甚至还对兵法、谋略下过工夫。道衍别号“逃虚子”，更是让人感到其所受的道家方术影响。在元末明初的动荡环境下，拥有“异术”意味着拥有更多应付世运无常变迁的可能性。刘基、周济颠等人，即是这一时代出现的典型人物。正惟如此，幻轮评论说：“姚广孝之遇文皇，犹刘基之遇太祖，皆佐命天界，非偶然也。”[5]

出家为僧后，道衍尝游河南嵩山，遇相士袁珙(字廷玉)。袁氏相道衍之面，称“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流也”[6]。刘秉忠，法名子聪，别号藏春子，是宋末元初的一位临济宗僧，后因辅佐元世祖平定天下而博得大名。终其一生，道衍对于刘秉忠的人生选择，甚表认同，尝谒北京刘氏墓，并赋诗称：“良骥色同群，至人迹混俗。知己苟不遇，终世不怨雠……一朝风云会，君臣自心腹。大业计已成，勋名照简牍。”[7]这与其说是对刘秉忠之行的感叹，倒不如说是自身际遇的写照。

《明史》本传对于道衍的方术亦多有记载。

(三)　作为名臣的道衍

道衍一生的传奇性，既为其博得“黑衣宰相”之名，又为是中国佛教史上并不多见的人物。道衍本质上是属于元末明初特定社会政治生活的产物。元末的佛教寺院，可说是藏龙卧虎之地。社会的动荡不安，使自小喜于进取的道衍萌生功名利禄之心。据载，道衍出家的动机，即因“见僧官驺从之盛”，故试图通过学佛而扬名天下，“以显父母”。但年至四十开外而事业无成，乃云游胜迹以舒胸臆。他曾游中州嵩山寺，遇相者袁珙，袁相他是“性必嗜杀”的“异僧”，属“刘秉忠之流”的人物。归途中，他登京口北固山，即景赋诗怀古，抒发政治抱负，云“肃梁事业今何在，北固青青眼倦看”[8]。道衍一生，是纠缠于如何把护法与护世融为一体的一生。

洪武年间，崇信佛法的朱元璋为诸王子选高僧为辅侍，经僧录司左善世宗泐推荐，道衍被选为燕王朱棣的僧人顾问。据记载，二人相见，“语甚合，请以从”[9]，遂随从至北京，住持庆禅寺，成为燕王的心腹谋士。由于道衍与明成祖关系非同一般，其一生行事褒贬不一，颇显引人注目。

建文元年(1399)，朱棣在道衍策划下，发动“靖难之役”，推翻惠帝，自承大统，是为明成祖。“成祖即帝位，授道衍僧录司左善世。帝在藩邸所接皆武人，独道衍定策起兵。及帝转战山东、河北，在军三年，或旋或否，战守机事皆决于道衍。道衍未尝临战阵，然帝用兵有天下，道衍力为多，论功以为第一。”[10]永乐二年(1404)四月，拜资善大夫、太子少师。复其俗姓姚，赐名广孝。成祖欲让道衍蓄发还俗，罢道辅政，并赐其第及宫女两人，皆不肯受。终其显赫一生，道衍常居僧寺，冠带而朝，退而缁衣。身为资善大夫，贵为太子少师，道衍却显益于一介禅僧的精进本色，“清修自如而淡薄，禅诵比旧益加”[11]。“蓄一大鸡，每鸡一号，即起朗然诵经。”[12]

永乐十六年(1418)3月28日，道衍敛衽趺坐而逝于北京。成祖闻悉，特地辍视朝三日以示哀悼。并命有司为治丧葬，追封荣国公，谥恭清，遣官赐祭。

道衍工诗文，撰有《逃虚子集》，现收于《四库存目丛书》，所著有《道余录》等行世。

道衍复杂而堪称传奇的生平经历，为后世传记著者留下一道难题。仅就称谓而言，或称“北京顺天府庆寿独庵道衍禅师”，或称“长洲广孝斯道道衍禅师”等。在世书文献中，则径称“姚广孝”。在禅史灯录中，又称“惟姚少师，系径山及法嗣，出世普庆，迁天龙，唱道甚久，且其得官后，励道益坚，仍从嗣法，称少师斯道衍禅师”。[13]

(四)　作为护教法师的道衍

道衍所经历的一生，绝非为纯粹的一介禅衲，晚年更似一位护教法师。因此，对于道衍的功过褒贬不一，实属常事。

晚明的云栖袾宏就是道衍的推崇者之一。

袾宏在其《竹窗二笔》上收录了同题为《姚少师》的二篇短评，称许道衍之行化，并力主为其辩护。其一称：“姚少师作《佛法不可灭论》，谓儒道二教，法天制用，不敢违天。佛之为教，诸天奉行，不敢违佛。此虽阚泽语，非少师不能阐也。又少师位极三公，衣仅一衲，不改僧相，以终其身，岂常情所易窥测乎?特不似佛图澄示现神通。然图澄当乱世，乃假通以显化。少师值真主，无俟于通，安知非能之而不为也……世未有知其深者，因发之。”[14]

其二，袾宏为姚氏的世俗经历辩护说：“或谓少师佐命，杀业甚多，奚取焉?然所取于少师者有三：以其贵极人臣，而不改僧相;二以其功成退隐，而明哲保身;三以其赞叹佛乘，而具正知见。杀业非所论也。虽然少师曾靖难中，启奏方孝儒贤者，慎勿加害。即此一言，功过可相准矣。吾是以取之。”[15]

在《普劝为人修念佛》一文，袾宏还提到道衍《善人咏》为修行者必读的国朝经典。在《劝修净土代言》，再次提及道衍《净土善人咏》一卷。

在对道衍的评价中，袾宏突出肯定了道衍虽身居高官之位，却能终其一生都保持佛门僧徒的身份。“位极三公，衣仅一衲，不改僧相，以终其身”，这无疑是其远过常人之处。至于道衍在《道余录》所阐述了儒佛之辨，“赞叹佛乘，而具正知见”，显然表达了道衍的护法维教的法师立场。最为难能可贵的是，道衍能够做到“功成退隐，而明哲保身”，更显其过人识见。

除云栖袾宏外，李贽亦对道衍禅师颇为推崇。由于嘉靖皇帝废除姚广孝配祀明成祖庙，其著作亦渐被遗忘。万历二十九年(1601)，七十五岁的李贽，在其去世前一年，仍在访求道衍禅师的遗书、遗像。他尝称，“俯仰慨慕，欲涕者久之。以为我国家二百余年来，休养生息，遂至今日士安于饱暖，人忘其战争，皆我成祖文皇帝与姚少师之力也”[16]。《道余录》正是在李贽的校阅下，终于万历四十七年(1619)由钱谦益重刊，并于康熙五年(1666)收录于嘉兴藏中，流传至今。

作为大慧忠孝佛性论的追随者，在道衍晚年所著的《道余录》中，基于儒释一致论，展开对程朱排佛言论的反驳。

道衍最后完成的撰述(1412年，道衍时年七十八岁)《道余录》，也是他自径山参禅以来就开始留意的著作。在其序言中，他解释了撰述此著的缘由说：“余曩为僧时，时值元季兵乱。年近三十，从愚庵及和尚于径山习禅学，暇则披阅内外典籍，以资才识。因观河南二程先生《遗书》，及新安晦庵朱先生《语录》。三先生皆生赵宋，传圣人千载不传之学，可谓间世之英杰，为世之真儒也。三先生因辅名教，惟以攘斥佛、老为心……三先生因不多探佛书，不知佛之底蕴，一以私意出邪诐之辞……二程先生《遗书》中有二十八条，晦庵先生《语录》中有二十一条，极为谬诞。余不揣，乃为逐条据理一一剖析。岂敢言与三先生辩也，不得已也!”[17]

值得注意的是，道衍为佛教所作的辩护，首先是从出世不离世间的立场阐释儒佛之学的同一性，驳斥了程朱有关佛教“自私”、“独善”等的批评。在性体论上，佛法的“妙真如性”实同于“性即理”;在成圣论上，佛教与儒家皆属于成圣之学，完全可以“并行而不悖”，“佛愿一切众生皆成佛道，圣人言人皆可以为尧舜。当知世间、出世间圣人之心未尝不同也”[18]。

为了阐述佛教的护世性，道衍进一步批驳宋儒一再宣称的佛教“绝伦类”、放弃“忠孝仁义”之说，这同样贯彻其出世不离世间之说。“夫佛之学，有出家在家之分焉。出家者为比丘，割爱辞亲，剃发染衣，从佛学道。在家者为居士，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此等事何尝无之?……佛法来中国已二千余年，山河社稷，国土人民，君臣父子，相生相养之事，何曾断绝!”[19]如大慧宗杲为，虽身在丛林，但不忘世事，实践忠孝之道，以至受秦桧之流迫害，“当时士林中称其忠孝两全”。

围绕道衍《道余录》，历史有诸多议论，其评判立场甚至截然相反。如《明史》本传述及此著时，公然称：“颇毁先儒，识者鄙焉。”[20]曾与道衍共同参与《永乐大典》编撰的张洪，其反应则更激烈，“但见《道余录》即焚之，不使人恶之也”[21]。如果说这是民间知识分子的个性立场，那么《明太宗实录》中公然诋毁《道余录》，则是官方的严肃立场。

《道余录》的撰著体例，主要是通过摘引宋儒三位大家的语录，以“逃虚子曰”的形式加以评议。随着明代儒佛交涉的深入，在学佛以知儒、学儒以知佛而达儒佛俱显的晚明思潮中，《道余录》因其辨析儒佛关系，而在王阳明良知心学兴盛一时的晚明时期产生了较大影响，远及清初时期。如顾炎武即把道衍与王阳明相提并论，称“少师之才，不下于文成，而不能行其说者，少师当道德一、风俗同之日，而文成在世道衰微、邪说又作之日也”[22]。顾氏的评判立场，较注重道衍的世功勋业，几乎没有注意到作为禅僧的道衍之于心性修炼的作用。

随着《嘉兴藏》的流传，《道余录》也得以流传到东瀛日本。1666年，《道余录》和刻本在日本刊行，并附有黄檗宗僧南源性派的跋文。性派之跋，对于道衍禅师所作的评价，几乎是袾宏之论的翻版。其文称：“少师负一世独秉之资……位极三公，而依仅一衲。每博极岁修典坟，尤留神于儒释一贯之旨。故云栖老人，向所推重，谓当代之留侯也。既而因宋儒立言著书，未觑佛之底蕴，多从一己之偏，殊阙至公之鉴，往往专以攘诋佛老为心。甚至乖违正理，流入邪途，诚可怖畏。由是少师悯之，攀条据理，逐一剖析，妙适机宜，彰明检实，诚破昏之慧炬也……可谓有功于教化矣。今世之称儒者，诚鉴未必如少师，勋业未必如少师，无论佛之底蕴，即孔氏渊源，犹未识真，每窃宋人之糟粕，当己功能，徒争门墙、虚饰局面而已。安知存心养性之道、明心见性之旨哉!”[23]

道衍之于明成祖，有如宋濂之于明太祖。在宋濂看来，护世不离护法;在道衍看来，护法更应护世。在云栖袾宏晚年所辑录的《宋文宪公护法录》序文中，钱谦益比较二人称：“抑岂知其(指宋濂，引者注)夙受付嘱，开华严法界于阎浮提，其为云龙风虎，又有大焉者乎?姚恭靖(姚广孝之谥号，引者注)之于成祖，閟现稍异，要皆后天奉时，佐二祖以章明佛乘”[24]。

姚广孝颇具文学才能，诗文俱佳。他参与《永乐大典》的修撰活动，并撰写了著名的《诸上善人咏》，称颂了一百二十三位往生净土的修行贤士。此外，尚有《净土简要录》，这是一篇有关净土修行的论述。这两部著作都完成于同一年(1381)，并被收于佛教大藏经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