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锡爵

王锡爵（1534年8月30日-1611年2月11日），字元驭,太仓(今属江苏)人。生于嘉靖十三年(1534),卒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嘉靖四十一年(1562),会试第一,廷试第二,授编修。累迁官国子监祭酒。万历五年(1577),以詹事执掌翰林院。

神宗继位时是一个10岁的孩子,当时的内阁首辅高拱与次辅张居正同受穆宗遗命辅佐这位小天子。高拱被逐之后,张居正成为首辅。神宗放手让张居正处理朝政,张居正也当仁不让。他整饬政治、改变颓风、培养人才,使万历新政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张居正同时又是一个极有政治手腕、权力欲极强的人。当时中外大权,全由他一人掌握,其他内阁大臣仅仅充位而已。

万历五年(1577)九月十三日,张居正之父张文明病死。二十五日,噩耗传到北京,张居正五内欲崩。首辅的父亲自然非同于一般人,神宗闻讯后,马上下手谕宽慰。明朝制度:父母死后,儿子从闻丧之日起,不得任官、应试及嫁娶,必须在家守孝27个月,此谓之守制。当然也有例外,如丧服未满时,朝廷因需要而强令出仕,此则谓之夺情。

久握权柄的张居正是不愿离开的。他有他的顾虑,新政正在展开,而自己一旦离去,难说没有人谋算自己。这时,张居正的同年户部侍郎金幼孜正好想讨好张居正,便首先提出夺情倡议。大太监冯保也不想让张居正离开,便传中旨让吏部尚书张瀚挽留张居正。而当时的神宗,也一天也离不开他这位张先生,再三慰留。张居正顺水推舟,向神宗提出了一种折衷方案:在家服丧七七四十九天,不赴朝,赴阁办事。归私第则服丧服,入侍讲及入阁办事,则服吉服。这就是张居正的所谓“在官守制”。

张居正的夺情,马上遭到了一些朝臣的反对。其中最为激烈的要数翰林院编修吴中行、检讨赵用贤、刑部员外郎艾穆以及主事沈思孝了。吴中行首先上疏道:“张居正父子,异地分居,不能相见已19年了。一旦抛弃于数千里之外,陛下不让匍匐奔丧,伏柩恸哭,必让他违背心愿,抑制哀情,节哀茹痛于庙堂之上,而让他制定实施宏大的谋划,调合阴阳执掌政柄,这难道是人之常情吗?虽然说夺情之事有前例可循,但也从未有一日不出国门而马上视事的,这将把祖宗的法制置于何地呢！事关万古纲常,四方视听,减损变化之道,没有比这再重要的了。”这之后,赵用贤、艾穆、沈思孝等也上疏弹劾张居正贪恋权柄忘记亲人。

这使得张居正愤怒异常,他马上同冯保商量,决定廷杖以上四人。礼部尚书马自强知道后,马上上疏为四人辩解,力图营救。张居正闻讯,跪倒在马自强面前,用手捋着胡须说道:“您饶过我吧,您饶过我吧！”这位内阁首辅往日的威风哪里去了,这倒使得马自强尴尬不已。

王锡爵听说张居正要对四人实施廷杖,就会集了翰林、宗伯以下数十人向张居正求解。小小的一个翰林院掌院,张居正根本不放在眼里,因此拒而不屑一见。谁知王锡爵偏偏是个敢做敢当的人,他见张居正如此傲慢,就不顾一切地闯进张居正服丧处所。这一点是张居正丝毫没有料到的,他对王锡爵说道:“皇上会非常生气的。”王锡爵马上反驳道:“皇上就是生气,也是为您老先生而生气。”这使得张居正哑口无言,被激怒了的张居正一下子跪在王锡爵面前,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匕首,架在自己的喉咙上,作出一副要自刎的样子,说道:“皇上强留我,诸位又非赶我走不行,姑且杀了我算了,你来杀了我吧！你来杀了我吧！”这种结局是王锡爵没有想到的,他被吓得仓惶逃了出来。

四人最终没有脱掉一顿廷杖。十月二十二日,吴中行、赵用贤被杖六十,艾穆、沈思孝被杖八十。打完之后,锦衣卫校尉将他们用一布条曳出长安门,用一块门板抬走。吴中行被打的气息已绝,幸亏中书舍人秦柱带来了一位医生,给他喂药后方才苏醒过来。吴中行被驱出国门后,没人敢看视。独王锡爵无所顾忌,扶着吴中行大哭不止。

万历六年(1578),王锡爵进礼部右侍郎。这年的二月二十八日,张居正以神宗大婚礼已成,便向神宗上疏,请求准许回家安葬父亲。在张居正的再三疏请之下,神宗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并限定他葬毕后必须于五月中旬回京。张居正葬父后,以时值酷暑,奉母进京,路途劳顿,恐老母吃不消为由,请求推迟日期。自从张居正走后,神宗心中总是不踏实,因此,拒绝了他的请求。

张居正走后本应由阁臣吕调阳代理阁务,但神宗又对他不放心,手谕令他一切大事不得擅作决定。这使得朝廷大臣们也不得不上疏请求让张居正早日返京。六月,内阁、院、寺卿、给事、御史诸大臣联合上疏请求皇上督促张居正还朝。但王锡爵拒绝在奏疏上签名。

六月十五日,张居正还朝。王锡爵知道自己得罪了这位朝廷权要,便告假省亲而去。张居正对王锡爵之所作所为,耿耿于怀,怀恨在心。这一点王锡爵自己心中也十分清楚,因此便居家不出。

万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张居正病逝。王锡爵这才有了出头之日。因为王锡爵反对过张居正,所以在当时很有声望。已成为内阁首辅的申时行与御史江东之、李植极力推荐他。于是,万历十二年(1584)十二月,神宗起用王锡爵为礼部尚书兼内阁大学士参预机务。

江东之、李植都是在张居正死后极力弹劾其罪行,并揭发大太监冯保罪行,以致于冯保被逐的人物。他们之所以举荐王锡爵入阁,是因为王锡爵憎恨张居正,而王锡爵入阁后,他们便也有了政治靠山。因此,江东之、李植两人的举荐,是有着明显的投机性的。但是,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王锡爵入阁后马上同申时行联合起来,处处排挤他们。这使得江东之与李植十分忌恨王锡爵。

李植、江东之确实是因在张居正死后揭发其奸而起的“暴发户”,后又因揭发刑部尚书潘季驯庇护张居正,神宗手谕吏部。擢李植为太仆少卿,江东之为光禄少卿。对于这种善于投机钻营的人,王锡爵同其它正直的大臣一样,实在是看不起他们。

万历十三年(1585)八月,神宗开始在天寿山大石峪营建自己的寿宫。但在开工后不久,就发现地下有许多石块。喜欢摆弄是非的李植、江东之趁机上奏,说:“寿宫地下有石块,说明此地非吉壤,而首辅申时行主张可以在此地营建,是有罪的。”申时行对这两人感到非常厌恶,他上疏自辩道:“陛下亲自选择吉地时,李植、江东之不说,到现在已有两年了,忽然提出来,非常明显,这是两人借故倾轧辅臣。”神宗觉得申时行言之有理,便斥责了李植、江东之一顿,并夺了两人半年的俸禄。

但李植、江东之并不死心,又上疏推荐了通晓葬法的侍郎张岳、太常何源。但由于王锡爵从中阻挡,他们的奏疏神宗根本就没有看到。不但如此,王锡爵还乘机上了一道奏疏,揭发李植、江东之的投机行为。他在奏疏中写道:“张居正、冯保之狱,是陛下先作出了决定的,那些揭发张、冯罪行的人,只不过是正好投合了陛下的心意而已。而那些人却自己将自己比作那种敢于触怒陛下、直言谏诤的人,并且整天寻找琐细小事谏诤。像许国、杨巍、舒化等大臣,过去曾经被认为是正人,一言不合己意,就不惜用刀剑刺自己,这些都是最不公正的人。”在王锡爵上疏之后,御史韩国桢、给事中陈与郊等也交章攻击李植、江东之,神宗下令将李植贬为户部员外郎,将江东之贬为兵部员外郎。万历十三年(1585)闰十月,神宗亲自到天寿山视察,最终确认大峪为吉地。还宫之后,便将李植、江东之调到外地做官去了。李植、江东之本想将王锡爵作为自己的政治靠山,可结果却是偷鸡不成反蚀米。

万历十六年(1588),顺天府乡试。主持这次乡试的是庶子黄洪宪。王锡爵的儿子王衡、申时行的女婿李鸿都参加了考试。考试的结果是,王衡考取了第一名举人。礼部郎中高桂对考试结果表示怀疑,便摘出录取的举人中觉得可疑的八人,要求复试。其中王衡也被列入八人之中。

八人之中有个叫屠大壮的人,文章写得极其低劣。礼部侍郎于慎行主张取消他的资格,但都御史吴时来不同意。高桂力争,最后才按于慎行的意思将录取的举人名单呈上。申时行、王锡爵看后,假托皇命将屠大壮留了下来,并夺了高桂的俸禄。

其实问题的实质在于高桂对王锡爵之子中第一名举人表示怀疑。而高桂的怀疑也可能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王衡在他父亲罢相后的万历二十九年(1601)参加会试,举会试第二,廷试也是第二,足以说明问题。王锡爵是个生性刚烈的人,他对高桂的所作所为感到非常气愤,便上疏攻击高桂,言辞极其激烈。

联系到原内阁首辅张居正三子皆登科第之事,工部主事饶伸一方面对王锡爵之子的考试结果表示怀疑,一方面替高桂鸣不平。他在一份上疏中写道:“张居正三子连登科第,从此以后辅臣之子弟皆登科第便成为顺理成章的事了。黄洪宪更觉得一个举人不足重,居然又把他放在第一名的位置上;儿子不参加乡试,就录取他的女婿。其他营私舞弊的例子也不少,听说复试之时,有许多人连文章都写不出来。吴时来不分优劣,不分青红皂白地与高桂力争,于是便糊糊涂涂地列上了名单。至于王锡爵攻击高桂的那份奏疏,真是剑戟森然,不符合应对君王之体。锡爵掌权三年以来,排挤贤人,援引奸邪,现在又巧妙地迥护他的儿子,欺骗君主,势必成为张居正之后续者。吴时来阿附权贵,目无法纪,极不称职,请求陛下将他们统统罢职。”

这份奏疏传到神宗手上,王锡爵与申时行两人一齐杜门求去。而另一名阁臣许国又正在主持会试,所以内阁中便空无一人了。太监要送奏章,都得送到申时行家中,但申时行并不票拟,将原疏封还了事。神宗非常吃惊:“内阁中竟然没人了吗?”于是便下诏慰留申时行、王锡爵,而将饶伸打入诏狱。

对饶伸的处理引起了朝臣的不满,朝臣多将此归咎于王锡爵身上。王锡爵自己也觉得这样的处分太过分,心中有些不安。王锡爵屡次请神宗起用饶伸,在他的再三请求下,神宗起用饶伸为南京工部主事,旋即又改为吏部主事,但饶伸已伤透了心,遂引疾求归,不再出来做官。

王锡爵这样做并没有使朝臣特别是科道官员对他的攻击停止下来。相反,在饶伸被罢职之后,攻击他的人越来越多,言辞也越来越激烈。当然,王锡爵对此也不是等闲视之,而是也不断地发起反击。关于科场的争论,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神宗见此,便于万历十七年(1589)十二月下了一道谕旨,谕令诸位大臣遇事不得忿争求胜。到此,关于科场一事的争论才停歇下来。

科场一事令王锡爵伤透了脑筋。但令他大伤脑筋的事情却决非此一事。其中最令他头痛的是,自万历十四年(1586)秋冬以来,神宗往往借口身体不适连日免朝。既不肯接见大学士商讨国事,又不及时处理内外臣工的奏疏,这给当时的朝政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对此,身为内阁大臣的王锡爵也企图极力挽救。万历十七年(1589)夏,王锡爵曾上一奏疏,疏中写道:“从今年三月以来,平常上朝日期都被传免,经筵日讲至今也未开讲,留在宫中的奏疏,动不动就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不予批答,册立东宫日期,至今也杳无音讯,还请陛下明示。”但疏入后神宗并不理会。万历十八年(1590),王锡爵又请神宗批准早让皇长子出阁讲学、录用言官姜应鳞、宽恕原巡抚李材等事,神宗均不予答覆。这一年,王锡爵以发生旱灾为由,自请罢职,神宗予以慰留。第二年,王锡爵又以母亲年事已高需人照料为由,连续上疏乞求回家省亲,神宗批准了他的请求,并赐给他道里费,令人护送王锡爵归籍。

万历朝政中最大的问题恐怕莫过于立国本(即立太子)之争了。其实这也完全是由神宗本人引起的。万历六年(1578),神宗大婚,册王氏为皇后。但大婚后王皇后直到万历九年(1581)才生下皇长女。盼望着含饴弄孙的慈圣皇太后心中焦急万分,便令礼部选了九名嫔妃以进。谁知神宗这时又看中了太后身边的宫女王氏,便乘一时之兴致私幸之,致使王氏在万历十年(1582)为他生下一个儿子,这便是皇长子朱常洛。但神宗真正喜欢的却是选入宫中的郑贵妃,万历十四年(1586),郑贵妃为他生下了第三个儿子,这便是朱常洵,因次子常溆早夭,实际上他便成为第二子。

神宗宠爱郑贵妃,也十分喜欢她所生的儿子,所以有意在立太子的问题上废长立幼。这一不符合封建道统的主意一提出来,马上遭到了朝廷大臣的极力反对。神宗则一方面实施拖延战术,一方面对敢于谏诤之臣斥责、罢职。立国本之争从万历十四年(1586)开始,到万历二十一年仍然毫无眉目。而内阁首辅申时行、王家屏均因此事而自乞罢职。这使神宗第一次真正体验到了朝臣对自己的压力。

神宗需要一位得力的大臣来维持局面,替自己分担压力。阁臣赵志皋年已七旬,为朝臣所看不起,由他来当首辅是不行的。直到这时,神宗才想起了已经家居两年的王锡爵,万历二十一年(1593)正月,神宗下诏召王锡爵入阁,并令他作了内阁首辅。

王锡爵心里十分清楚,自己所面临的是一个相当棘手的摊子。神宗在朝臣的巨大压力下,已经答应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举行册立太子典礼,但到时能否兑现?王锡爵心中实在是没有多大把握。为了早日促成其事,王锡爵一到任便上了一道密奏,敦请神宗履行自己的诺言,早定大计,不能再托延时日,否则的话,将难以钳住朝臣之口。

神宗读了王锡爵的密折之后,立刻派内侍将他的手谕送到王锡爵家中。王锡爵仔细将手谕展开,只见上面写道:

“今天朕读了你的密折,足见你忠君爱国之诚心。朕虽然去年下过一道谕旨,允准今年春天举行册立太子大典。但朕又看到祖训中有一条规定:立嫡子而不立庶子。况且皇后现在还很年轻,假若以后再生育,那么是册立太子呢?还是分封为王呢?封王,必违背圣训;封太子,那不就是两个太子了吗?所以朕至今迟疑不决。既然你将密折奏上,朕现在决定暂时将三子一并封王。等几年后,皇后确实没有生育,再册立太子也不迟。这个办法对上不违祖训,对下又于事体两便。你可拟一道谕旨送与朕。”

神宗手谕中所讲的三子,指的是常洛、常洵以及由端妃周氏所生的皇五子常浩(皇四子早夭)。神宗这一决定,是王锡爵压根就未预料到的。看完这份手谕,他顿时乱了方寸。这真使他左右为难。对于神宗刚愎自用、对朝臣说一不二的性格,他是十分了解的。而前任首辅申时行、王家屏也正因为触怒圣颜而自己栽了跟头,这对他来说确是前车之鉴。但朝臣的巨大压力他也能感受到,他也知道,朝臣在册立太子一事上,与神宗的对立是相当明显的。这不能不使他处在了一个尴尬的两难境地:要违抗圣谕,自己就只能落个申时行、王家屏那样的下场;而要顺从圣谕,自己就无异于惹火烧身,将自己变成朝臣的众矢之的。一顿绞尽脑汁的权衡之后,王锡爵想了一个自以为是万全之计的方法。

一方面,王锡爵害怕触怒圣颜,马上按神宗旨意拟定了一份谕旨;另一方面,他又害怕朝臣公论,拟写了另一份谕旨。在第二份谕旨中,王锡爵写道:“汉明帝马皇后、唐明皇王皇后、宋真宗刘皇后,都是将妃子所生之子作为自己的儿子来抚养。请陛下令皇后抚育皇长子,这样一来,长子就成了嫡子,而长子的生母不必进封号以压皇贵妃。”

王锡爵将拟定的两份谕旨一并奏上,请求圣裁。王锡爵没有料到的是,神宗采纳了他第一个建议,并于是年正月二十六日将它下到礼部,令礼部作好准备。朝臣们翘首以盼的是册立太子,今日突然冒出了个三王并封,这使得朝臣们感到一股受了戏弄的感觉,顿时朝廷大哗。而王锡爵拟旨时,同官赵志皋、张位均不知此事,所以王锡爵立刻成了众矢之的,一股股愤怒的火焰,朝着他喷射而来。

正月二十八日,光禄丞朱维京首先上疏发难,他在批评了神宗欲愚弄天下、以天下为儿戏之后,马上将矛头一转,对向了王锡爵:“然而陛下虽有三王并封之意,但还没有马上执行。必定先以手诏向王锡爵咨询。王锡爵纵然不能像李沆那样引烛焚诏,也应像李泌那样委曲叩请;如其不然,就像王家屏那样自乞罢职,自由自在,而又受到皇上的优待,也不会有韩瑗、来济那样的耻辱。怎么噤无一语,如同一个胥吏一般奉行主子的命令,还惟恐落后呢?李、杨素都是千古罪人,其初两人心中难道不知道有公论?只是自己患得患失之心太重,才不能自持了。”

神宗苦心经营的这一三王并封之策,刚出台两天就遭到了大臣的反对。一方面,神宗对此感到非常气愤,他要拿朱维京开刀,以儆效尤,于是朱维京被革职为民,发往边疆充军。另一方面,他也清楚,王锡爵实际上是替他受过,做了他的替罪羔羊。神宗下谕内阁,讲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企图为王锡爵解围。神宗在谕旨中写道:“前日首辅反复劝朕早行册立大典,这本来是朕去年的意思,有什么可疑的！但朕恐怕违背了祖训,日后事情难办,所以欲将三子并封为王。随后,首辅又引前代之例,欲令皇长子先拜嫡母,随后册立为太子。朕嘉许其苦心,但又想此举以假乱真,不是光明正大之道。今外臣一再争论,是不了解朕的本意。真是可恨。朕为天下之主,无端的受到诬陷,卿等怎么会忍心见到这种情况呢?”

但神宗的这份谕旨,丝毫也没有起到预期的效果。它仍然没有将王锡爵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吏部给事中史孟麟、礼部尚书罗万化等,直接到王锡爵家中力争;而工部主事岳元声、礼部给事中李汝华、张贞观、许弘纲、吏部给事中吏应麟等,则将王锡爵堵在朝房中,与他争了个面红耳赤。庶吉士李腾芳当面交给王锡爵一封信,将王锡爵的心理分析得透彻入理,王锡爵读后,大有一种裸体于众目睽睽之下的羞辱感。王锡爵的弟子钱允元、王就学也到王锡爵家中规劝老师不要成为千古罪人。

在朝臣的巨大压力下,王锡爵觉得无路可走了。他决计破釜沉舟,迫使神宗收回成命。王锡爵同赵志皋、张位一起,请求神宗追还前诏,神宗不从;他又请求面陈国事,神宗不予答复。无计可施的王锡爵只好以乞求罢职相要挟。神宗也已经感到了朝臣的巨大压力。在王锡爵请求罢职之后,神宗认认真真地考虑了两天,最后决定收回成命。并决定再等二三年,若皇后还未生育,再举行册立东宫大典。

三王并封之议从出台到寿终正寝,前前后后才不过十天的时间。但这十天,对王锡爵来说日子是相当难过的。朝臣则责难他逢迎君主,神宗则怀疑他逼迫君主。生活在两难境地的王锡爵,内心的痛苦只有他自己知道。

十天难捱的日子给了王锡爵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已感觉出来,朝臣中要求早立皇长子为太子的意见占了上风。这使得他不得不改变自己对神宗的态度。从此以后,他便不再逢迎神宗,而是站到了朝臣的一边。这—变化在争立太子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是绝对不容忽视的。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七月的一天,彗星逆行进入紫微垣,并犯华盖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吉利的星变。趁此机会,王锡爵密奏道:“臣连夜来仰观天象,看到彗星已进入紫微垣。臣听说帝王禳彗的方法,或实行新政,或更用新人,这一切都是以消除灾秽为目的的。若彗星进入紫微垣,王者之宫,那么其灾难则在君王之身,并不是区区更用新人、实行新政所能消除的。臣私下认为,天子之象叫帝星,太子之象叫前星。臣以为如今禳彗之法,应当以早日册立太子为第一要着。”

十一月十九日这天,是慈圣皇太后的寿辰,这也就是所谓的万寿圣节了。这一天,久不视朝的神宗破例到皇极门接受朝臣祝贺。礼毕后,神宗在皇极殿暖阁单独召见了王锡爵。这是出乎王锡爵意料之外的。这也是王锡爵成为首辅以来的第一次面对。他马上意识到,这是一次面谏国事的一次绝好机会。

王锡爵走进暖阁,行过叩头礼。神宗慰劳道:“卿扶老母来京,真可谓忠孝两全了。”王锡爵害怕神宗将话题扯远,也顾不上客套,立即提到了册立太子之事。他对神宗说道:“陛下召臣来,肯定付以国事。现今诸多事务,已渐渐有了头绪。只是册立太子一事未定,便生出许多疑心,使陛下蒙受了许多烦恼,这些都是为臣的不称职,劳累了陛下。所以为臣的连上密折,劝陛下早日决断,使朝臣再也无话可说。”

谁知神宗只是轻描淡写般地说道:“朕心意已定,尽早都是一样,岂能为朝臣之言所动?”王锡爵回道:“陛下心意已定,臣岂能不知。但是外廷大臣见至今仍无动静,便胡言乱语起来。使陛下平白无故地受些闲气。”

神宗仍然旧话重提,问道:“万一皇后再生育可怎么办呢?”王锡爵马上回道:“陛下这话十年前说还可以,现在皇长子都13岁了,还等什么?况且,自古至今也没有13岁还不读书的皇家子弟！”皇长子朱常洛都13岁了,尚未出阁讲学,王锡爵这一番话,正触动了神宗的痛处,神宗颇为此感动。

王锡爵接着又说:“臣今日有幸见到皇上,不知以后何时再见,伏望陛下念臣之劳苦,三思臣之所言,将册立太子一事早作决定,不必等到朝臣再请。”王锡爵十分珍惜这次机会,说完册立太子的事,连忙趁机劝谏神宗视朝。他说:“自此之后,更盼望陛下按时视朝,频召阁臣商定政事,这样的话,真是天下幸甚。”

神宗早已倦于视朝,便推托道:“朕原也想与阁臣们常常相见,只是朕体不时动火。”王锡爵知神宗借口身体不适而推托,便说道:“动火也只不过是点小毛病。望陛下清心寡欲,保重圣体,以满足群臣愿意见到陛下的愿望。今日陛下一出来,满朝欢呼,于此足见勤政视朝乃是当务之急。”

王锡爵还想趁机说些什么,但他见神宗已经极不耐烦地站了起来准备离去,便知趣地叩头告退。王锡爵对这次召对的结果感到非常失望。他清楚地知道:这次召对之后如果毫无动静,朝臣们必然又会纷纷来责难自己。自己必将再次陷于是非漩涡之中。他不敢再往下想,回到内阁后,他马上写就了一份密揭呈上。他在密揭中写道:“外廷大臣都将固宠阴谋归到郑贵妃身上,臣恐怕郑氏举族不安,望陛下深思。”提到郑贵妃,便触动了神宗最为敏感的那根神经。神宗马上手诏谕王锡爵:“你每次上奏必定提及皇贵妃,这是为何?贵妃也多次劝过朕,朕以为祖训后妃不得参预外事,怎敢听她的?”

神宗分明是在强词夺理,袒护郑贵妃。对此,王锡爵已忍无可忍。他马上上疏予以反驳:“现在能与皇长子相比的,只有皇贵妃之子,天下不怀疑皇贵妃又能怀疑谁呢?皇贵妃不认为是自己的责任又是谁的责任呢?祖训所讲的不参预外事,指的是不参预外廷起用人才,执行政务之事。至于册立太子之事,却是陛下的家事,而皇三子又是皇贵妃的亲生儿子,陛下能不与她商量吗?况且皇贵妃侍奉陛下已很久了,至亲至贤,外廷早已议论纷纷,没有人不怨恨她,臣对外廷的议论,都不忍心去听。臣已是六十岁的老人了,用力去堵天下人之口而归功于贵妃,陛下还怀疑臣。那么,假如有一群年轻气盛的少年去攻击皇贵妃,而陛下反而感到高兴了吗?”王锡爵的这份奏疏,与神宗针锋相对,可谓一剑刺中了神宗的要害,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

神宗再也无话可说,只好缓缓地做出某些让步,答应明年春天准允皇长子出阁讲学。神宗命令采办珠玉珍宝,以供皇长子出阁之用,共计价值三十余万。户部尚书杨俊民、给事中王德完等以开支过大上疏力谏。神宗十分生气,马上手诏谕王锡爵,决定更改日期。王锡爵力请,事情才算是决定了下来。

万历二十二年二月四日,皇长子出阁讲学典礼如期举行。出阁讲学只不过是一种形式,而这种形式一旦举行,事实就是确立了皇长子的太子地位。万历二十九(1601)年十月十五日,皇长子朱常洛终于被册封为太子。那时,王锡爵早已谢政回籍优游林下了,但神宗仍没有忘记他,派人将这一重大消息告诉了他。于此足见王锡爵的一番苦心,终于没有白费。

明朝制度,对在京的官吏,每隔六年,就要进行一次考察,此谓之京察。掌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和都察院的都御史,另外由吏部考功司的郎中及都察院的河南道御史协助进行。在京察过程中,四品以上自陈政绩,由皇帝裁决;五品以下由主管京察的官吏决定致仕、降调、闲住为民,然后造册奏请。由于京察决定了一个人的仕途命运,所以所有官吏对此都十分重视。京察还是官吏之间政治斗争的一个场所,正直的官吏借机提拔贤才,罢黜奸邪;邪恶的官吏却借机排挤贤良,结党营私。

万历二十一年(1593)是癸巳年,所以这年进行的京察称为癸巳京察。主持这次京察的是吏部尚书孙、考功郎中赵南星、左都御史李世达。在京察过程中,他们秉公办事,就连孙自己的外甥文选员外郎吕胤昌、赵南星的姻亲都给事中王三余、大学士赵志皋的弟弟也均在被斥黜之列。

王锡爵是因为要庇护自己的私人才急匆匆地还朝的。但他还是来迟了一步,当他入阁办事时,关于京察结果的奏疏已经呈上,而他要庇护的人,又恰恰在被斥黜之列。这使得王锡爵、赵志皋及其追随者十分不满。

这时正好发生了言官弹劾吏部稽勋员外郎虞淳熙、兵部职方郎中杨于廷、主事袁黄一事。孙只将袁黄罢黜,而留用了虞淳熙和杨于廷。刑科给事中刘道隆是个十分善于投机的人,他想阿附王锡爵,便趁机上奏,攻击赵南星、孙等专权植党,不应复留虞淳熙,不当调杨于廷到吏部。王锡爵见到这份奏疏后喜出望外,马上票拟吏部借京察之机专权植党。神宗则下令夺了孙的俸禄,将赵南星降三级使用。

令王锡爵没有想到的是,这又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而自己又成为众矢之的,并最终导致了自己下台。事情发生后,都御史李世达因为自己与赵南星、孙同掌京察为两人辩解,但神宗不听。这之后,签都御史王汝训、右通政魏允贞、大理少卿曾乾亨、郎中于孔兼、员外郎陈泰来、主事顾允成、张纳陛、贾岩、助教薛敷教等交章论救,而其中陈泰来的奏章言辞尤为激烈。他说:“孙斥黜了自己的外甥,赵南星斥黜了自己的姻亲,没有比这再公正的了。首辅王锡爵日夜兼程赴京入阁,就有人怀疑他想干预京察;现在他的京故没有得到庇护,他早已对赵南星怀恨在心了,所以刘道隆的奏疏一上,而斥责赵南星专权植党的谕旨马上就下来了。吏部商定留用一两个庶僚就成了结党,那两都大僚被弹劾者22人,而经过阁臣讨论而留用的就有6人,詹事刘虞夔就因为是王锡爵的门生才留用的,这难道可以说不是结党了吗?”疏入后,神宗十分生气,贬谪了于孔兼、陈泰来等人。李世达又抗疏论救,神宗竟一气之下将赵南星、虞淳熙、杨于廷、袁黄革职为民。

明朝的朝臣有一个传统,就是不怕触怒龙颜、前赴后继,大有一股不达到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派。在于孔兼、陈泰来被谪之后,又有高攀龙、吴弘济等上疏论救,并弹劾王锡爵尽逐善类。当然他们也没有脱掉被谪的下场。但这并没有钳制住群臣之口,在此之后,又有南京邢部尚书谭一召、主事孙继有相继上疏弹劾王锡爵。谭一召的奏疏是这样写的:“辅臣王锡爵,自再次辅政以来,斥逐言者,高攀龙、吴弘济被罢黜,未免太过分了罢！自从赵南星秉公考察以来,王锡爵对他已是积怨已久,所以赵南星只因一道奏疏就被罢斥,而于孔兼、薛敷教、张纳陛等人,则因申救而被罢斥,孟化鲤等因推举张栋而被罢斥,李世达、孙又相继去职。怒心横生,遇事则发,又怎么知道是非公论呢?”

谭一召的这份奏疏同孙继有一同呈上,神宗阅后,十分气愤,说道:“朕罪高攀龙,是朕自己的决断,小臣无端猜疑,诋毁阁臣。朋党奸恶,不可不怪罪,将谭一召除名,谪孙继有到极边充杂职!”

没想到南京吏部主事安希范、给事中叶继美又相继上疏论救,并弹劾王锡爵,神宗看后,下令将孙继有除名,派人逮捕安希范、谭一召,夺叶继美俸禄一年。

癸巳京察,使得如此多的官吏因上疏论救并弹劾王锡爵而获罪。当然,这里面也并非全都是王锡爵本人的意思。神宗素来对朝臣说一不二,因此,这里面也难免有神宗意气用事的成分。但朝臣却把罪责全推到王锡爵身上。王锡爵也觉得神宗的做法有些过火,曾上疏力救安希范、谭一召,但这并没有得到朝臣的体谅。

万历二十二年(1594)五月,王锡爵上疏引疾乞休。神宗仍不愿让他离去,王锡爵却决心已定,先后八次上疏,才获神宗准允。神宗下令将王锡爵改为吏部尚书,进建极殿大学士,赐予他道里费,专门派人护归。

万历三十五年(1607)五月,因沈一贯、沈鲤同罢,神宗令推阁臣。廷推于慎行、李廷机、叶向高并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参预机务。神宗还念记着王锡爵,特加少保,遣官召他赴京。王锡爵三辞,神宗不允。正好那时言官气盛,王锡爵进了一份密揭,其中有“陛下应将章奏一概留在宫中,对言官之论,只将它看作禽兽之意罢了”之语。言官们听说后,非常气愤,给事中段然、胡嘉栋等因此弹劾不止。王锡爵自己也杜门养病,坚辞不就。万历三十八年(1610)王锡爵卒于家中,享年77岁。赠太保、谥文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