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齐梁的更替 以北府将领起家的刘裕承东晋王朝而称帝之后，因鉴于东晋政权由于门阀势盛，因此威权下移，所以中书省则任用寒人为中书舍人掌机要，而外藩则托付宗室。刘裕下谕“京口（南徐州治所）要地，去都邑密迩，自非宗室近戚，不得居之”（《宋书·刘延孙传》）；又“以荆州上流形胜，地广兵强，遗诏诸子次第居之”（《宋书·江夏王义宣传》）。除了荆、扬、南徐州以外，其他重要的州镇，也大都由诸王出任刺史。诸王掌握了方镇的军队，还兼任当地的最高行政官，实际上形成半独立的政权。他们力量强大的时候，往往要夺取中央政权。王室内部骨肉相残的事，也就史不绝书。
东晋中叶以来，还重用宗室亲王总录尚书众事，如简文帝司马昱为会稽王时，以抚军大将军录尚书六条事，专总万机；东晋安帝时，会稽王司马道子亦以太傅录尚书事，时称“相王”，他们的权力都非常大。宋文帝元嘉六年（公元429年），始以弟彭城王义康为司徒、录尚书事；到了元嘉九年，又加领扬州刺史；元嘉十六年，又进位大将军。刘义康既专总朝权，加上文帝多病，“寝顿积年”，“方伯（方镇）以下，并委义康授用”。“生杀大事”，义康亦“以录命行之”，所以“势倾天下”（《宋书·彭城王义康传》）。江州刺史檀道济，是当时硕果仅存的北府名将，曾随刘裕灭南燕、后秦，元嘉初击败谢晦，元嘉八年率军北讨，又斩北魏济州刺史悉颊库结。身经百战，战功卓著。元嘉十三年，文帝病久不愈，义康怕文帝一死，“道济不可复制”，就把他杀死了。道济临刑时，愤怒地说：“乃坏汝万里长城！”北魏统治者听到这个消息却很高兴，说：“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十三年）这种自坏长城的行为，真是使亲者痛、仇者快。又有一次，文帝病重，已在安排后事。那时文帝诸子年龄都很小，义康的亲信竟去尚书仪曹调阅东晋中叶成帝病死立其弟康帝这一事实经过及其仪注的档案。文帝病愈后略有所闻，隐忍未发。当时拥护义康最为出力的是领军将军刘湛，刘湛也是宰相之一，他和刘义康的亲信，结成朋党，排斥异己，使得文帝对义康更为嫌恶起来。元嘉十七年，文帝终于采取了断然措置，收杀了拥戴义康的刘湛及其族人刘斌等十多个人，改授义康为江州刺史，出镇豫章（今江西南昌市）。到了元嘉二十二年，太子詹事范晔、员外散骑侍郎孔熙先等又想拥立义康，谋泄被杀，义康也因这案牵涉在内，被废为庶人，徙居安成郡（治平都，今江西安福东南）。元嘉二十八年，北魏主拓跋焘率大军抵瓜步（今江苏六合东南），隔江威胁建康。文帝怕义康被人利用，在后方作乱，终于下令把义康杀死。南朝王室骨肉相残的事情，就是从这桩事开始的。
宋文帝立子劭为太子，“以宗室强盛，虑有内难，特加东宫兵，使与羽林相若，至有实甲万人”（《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后来文帝又想废掉他，另立太子。太子劭先发制人，于元嘉三十年二月，率东宫兵入宫杀文帝及宰相江湛、徐湛之、王僧绰等，自立为帝。这时文帝第三子武陵王刘骏出为江州刺史，正带领江、豫、荆、雍四州的军队去攻打大别山以南的少数兄弟族五水“蛮”，听说父亲被杀，就利用这支武装力量传檄州镇，声讨刘劭。讨伐军很快就推进到新亭（在今江苏南京市南），依山修筑营垒。刘劭出兵迎战失利，退守台城（建康有三城，中为台城，皇帝所居，也有居民；西为石头城，禁军驻屯之所；东为东府城，宰相录尚书事兼扬州刺史所居，亦有甲士数千人守卫），束手无策。大将军、江夏王刘义恭（刘裕第五子）弃家逃奔刘骏，刘劭杀义恭十二子及有旧恨的宗室长沙嗣王刘瑾、临川嗣王刘晔等多人。到五月四日，台城就被攻破，刘骏杀刘劭及其四子，又杀劭同党始兴王刘濬（文帝第二子）及其三子。王室间子杀父、弟杀兄的丑剧不断演出。当时民间有一首歌谣：“遥望建康城，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魏书·岛夷刘裕传》）。反映了人民对统治集团内部骨肉相残的丑恶行径的鄙夷态度。
刘骏即帝位，是为孝武帝。孝武帝即位不久，因荆州是上游重镇，不愿意让他叔父南郡王刘义宣（刘裕第六子）久任荆州刺史，于是内调义宣为丞相、扬州刺史。义宣在荆州十年，财富兵强，举兵不受代。他率水军十万，“舳舻数百里”，沿流而下，江州刺史臧质、南豫州（治寿阳，今安徽寿县）刺史鲁爽等起兵响应。孝武帝一面派遣大将沈庆之率军在小岘（今安徽合肥市东）一带击杀了鲁爽，解除了北面的威胁；一面遣王玄谟、柳元景率领水陆大军在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梁山（今安徽当涂西南）一带和义宣、臧质的叛军进行决战。结果叛军大败，义宣单舸逃到江陵，并其诸子，均为孝武帝新任的荆州刺史朱修之所杀。臧质亦逃至武昌，为人所杀。
孝武帝在位的短短十年中，还先后杀了他的弟弟南平王刘铄（文帝第四子）、武昌王刘浑（文帝第十子）、海陵王刘休茂（文帝第十四子）及竟陵王刘诞（文帝第六子）等。尤其是刘诞，大明三年（公元459年）为南兖州（镇广陵，今江苏扬州市）刺史，孝武帝因疑忌他而派大军围攻广陵，及城破，孝武帝下令屠城，把城中五尺以上的男丁，全部斩首，死者数千人；城中全部女口也作为“军赏”，分赐给屠城有功的将领充当奴婢。可见在他们兄弟互相残杀的过程中，更遭殃的还是南朝人民。
孝武帝死（公元464年），子刘子业（前废帝）继立，年才十六岁，骨肉相杀的丑恶剧，还是继续演下去。子业杀叔祖刘义恭（刘裕第五子）并其四子，又杀弟刘子鸾、刘子师。刘子业不仅残杀骨肉，也杀了许多大臣名将，密戚近臣，如始兴郡公沈庆之、尚书令柳元景、尚书左仆射颜师伯、东阳太守王藻、会稽太守孔灵符等，搞得“举朝遑遑，人人危怖”（《宋书·蔡廓传子兴宗附传》）。刘子业还计划把剩余的六个叔父杀掉，其中三个叔父湘东王刘（文帝第十一子）、建安王刘休仁（文帝第十二子）、山阳王刘休祐（文帝第十三子），更是成为刘子业猜忌的对象，常想加以杀害。宿卫的将士也朝不保夕，他们最后就联合起来，自发地杀了刘子业，拥立刘为帝，是为明帝。
刘子业未死前，曾派人拿了毒药去毒杀弟弟江州刺史、晋安王刘子勋（孝武帝第三子）。子勋年才十岁，江州的军事政治权力实际都掌握在江州长史邓琬手里，邓琬起兵反抗。刘子业死，明帝即位，邓琬在寻阳（今江西九江市）拥立子勋为帝。子勋的两个弟弟，一个是荆州刺史、临海王刘子顼（孝武帝第七子）；一个是会稽太守、寻阳王刘子房，都由其长史作主，起兵响应。这就爆发了一次规模较大的以明帝刘为首的文帝系诸王和以晋安王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的统治阶级内战。明帝一方面遣将在晋陵（今江苏常州市）、义兴（今江苏宜兴）一带，击败了会稽方面北上的军队，最后并进军浙东，生俘了刘子房和行会稽郡事孔觊，结束了东战场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就专意对付长江中游的军事压力。战争胶着在鹊洲（今安徽繁昌东北大江中）一带，由于明帝方面的将领张兴世等在贵口（今安徽贵池西五里）袭击江州方面的粮米三十万斛得手，使西军十万人不战自溃。明帝很快就攻下寻阳，杀年仅十一岁的刘子勋；接着又攻下江陵，杀刘子顼，孝武帝其余十二子，也先后为明帝所杀死，一个不剩。
在宋王室骨肉相残的过程中，参加内战的镇将如幽州刺史刘休宾、兖州刺史毕众敬、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纷纷投降北魏，把淮水以北的广大地区，拱手送给敌国。淮北失守，淮南就变成了前线，在“烽鼓相达”与“兵火相连”的情况下，“天府所资，唯有淮海”的淮南地区，也弄得“民荒财单”（《宋书·后废帝纪》）。北魏进军青、齐时，就把青、齐一带的人民，全部掠作奴婢，分赐百官，称为“平齐户”，可见王室内战，遭殃的还是南朝人民。
明帝自己受着刘子业的迫害，几乎被杀，但到了他自己大权在握，不但杀尽了孝武帝诸子，还把自己仅存的五个弟弟也杀掉了四个。明帝死（公元472年），子刘昱（后废帝）继位，明帝仅存的一个弟弟江州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于公元474年5月起兵，率众二万、骑五百，轻兵急下，直捣建康。幸亏右卫将军萧道成指挥城防军队，坚守台城，并派黄回、张敬儿等诈降于休范，乘机杀了休范，才把危局挽回。建平王刘景素（文帝孙）为南徐州刺史，镇京口。看到朝政混乱，权力旁落，想举兵夺取政权，兵败身死（公元476年）。在王室内部倾轧的浪潮中，大权集中到中领军将军萧道成手中。公元477年，道成杀刘昱，立昱弟刘准为帝（顺帝）。以后道成次第消灭了他的政敌尚书令袁粲、荆州刺史沈攸之等，他也像刘裕一样，登位称帝，是为齐高帝；改国号为齐，史称南齐。刘准旋被道成所杀，“宋之王侯，无少长皆幽死”（《南史·宋本纪》），仅宋文帝第九子晋熙王刘昶在前废帝刘子业时，出为徐州（治彭城，今江苏徐州市）刺史，逃祸降魏，留有后人。宋王朝就这样地在内乱中灭亡。
宋帝系表 宋八帝，首尾六十年。
萧道成，原籍兰陵郡兰陵县（今山东枣庄市峄城东）人。道成高祖萧整，东晋初年南迁江南，东晋在晋陵武进县（今江苏常州市）界内侨置兰陵郡，以后这地区便被称为南兰陵，因此萧氏遂为南兰陵人。道成父萧承之，以刘宋的外戚疏属（刘裕继母萧氏），因军功累官至南泰山太守、右军将军，道成也以军功累官至南兖州刺史，其后以中领军将军掌握了刘宋的军政大权。
道成称帝后四年死（公元483年），子萧赜（武帝）继位。道成父子为了想缓和国内阶级矛盾，巩固新政权起见，也曾针对宋末的情况，减免百姓逋租宿债，减轻市税，又下令“诸王悉不得营立邑邸，封略山湖”（《南齐书·高帝纪》）。可是事实上为了满足他们奢侈腐化的生活（如武帝后宫姬妾万余人，弟豫章王萧嶷后房亦千余人），不但刘宋末年的苛捐杂税没有减除，反而变本加厉，通过种种剥削形式，搜括民脂民膏，“聚钱上库五亿万，斋库亦出三亿万，金银布帛，不可称计”（《南史·齐本纪》）。对内进行残酷剥削，对收复中原的事业却置之度外。
南齐王朝仍然和刘宋王朝一样，王室内部不断爆发争权夺利的斗争。武帝嫡长子萧长懋（文惠太子）先武帝死，武帝舍第二子竟陵王萧子良不立，而立长懋子萧昭业为太孙。在继承人人选问题上，这是很大失误。因为萧子良历任会稽太守、丹阳尹、南徐州刺史、南兖州刺史、扬州刺史、司徒，富有统治经验；子良并在鸡笼山开西邸，招集文学之士，依曹丕《皇览》例编《四部要略》，当时才学之士沈约、谢朓、王融、萧衍（即梁武帝）、萧琛、范云、任昉、陆等并游西邸，号称八友，可见他延揽的人才很多，如果齐武帝把国家权力交给他，萧子良是能够胜任的。太孙萧昭业少长深宫，“矫情饰诈”，又无统治经验。公元493年，齐武帝病死，太孙萧昭业嗣位，叔父萧子良以嫌疑忧惧病死，国家大权旁落到受遗诏辅政的萧鸾（萧道成侄）手中。萧鸾杀昭业，立昭业弟昭文；旋又杀昭文自立，是为明帝。齐明帝在位五年，专事屠杀，齐高帝十九子、武帝二十三子除萧嶷（高帝次子）一支有后人外，其余都被明帝杀尽。明帝于公元498年病死，子宝卷（东昏侯）继位。萧宝卷为太子时，“便好弄（玩），不喜书学”（《南齐书·东昏侯纪》）。明帝并不好好对他进行教育，反而告诉他自己死后如果有人想发动政变，就应该先发制人，“作事不可在人后”。所以萧宝卷取得政权之后，便拼命杀人。王室方镇间也还是不断倾轧与残杀，最后演出齐宗室雍州刺史萧衍的举兵向阙，尽杀明帝后裔的一幕。
齐明帝时，北魏统治地区内有北地人支酉，在长安以北起义，秦、雍间七州人民同时响应，众至十万人。支酉遣使请求南齐速派大军支援义军，齐王朝内部正在火热地演出它骨肉相残的丑剧，哪肯派遣大军援救，以致秦、雍一带义军，旋为魏孝文帝拓跋宏所消灭。魏孝文帝也为了加紧镇压中原的汉族人民起见，迁都洛阳，出兵南侵。史称“齐梁之际，内难九兴，外寇三作”，南齐王朝就在这样情况下，结束了它的统治。
萧衍是齐武帝的族弟。萧衍父萧顺之，在武帝父子相残杀时，奉命率兵进攻江陵，杀武帝子子响。萧衍长兄萧懿，在明帝杀高帝、武帝子孙夺取政权时，也出了很大的气力。明帝死时，指派侄子萧遥光、表弟江祐等六位大臣辅佐萧宝卷处理国家大政，时称“六贵”。六贵后欲废杀宝卷，宝卷诛六贵。既而江州刺史陈显达自寻阳、豫州刺史裴叔业自寿阳先后举兵，陈显达旋即兵败被杀，裴叔业献地投降北魏。萧宝卷遣平西将军崔慧景率众北讨裴叔业。崔慧景至广陵，拥立南徐、南兖二州刺史江夏王萧宝玄（明帝第三子）为主，倒戈进围建康。萧宝卷命萧懿率兵抵御，萧懿杀宝玄、慧景，懿亦以功进位尚书令。后萧懿又欲废杀宝卷，宝卷杀懿，并收其家属。时萧懿弟萧衍为雍州刺史，镇襄阳，宝卷派将军刘山阳率兵三千，会合荆州军，袭取萧衍。那时荆州刺史萧宝融（明帝第八子）年才十四岁，实权掌握在长史萧颖胄（南齐宗室）手中。萧衍派人联络萧颖胄，攻杀刘山阳，同时举兵声讨萧宝卷。
永元三年（公元501年）三月，萧宝融在江陵即帝位，任命萧颖胄为尚书令、行荆州刺史，萧衍为尚书左仆射、都督征讨诸军事。萧衍自襄阳出兵，直取汉口，加湖（在今湖北黄陂东南）一役，击败了萧宝卷的讨伐军，进逼江州，江州刺史陈伯之迎降，衍遂乘胜东下。
不久，萧颖胄在江陵病死，萧衍弟萧憺自襄阳率兵赴江陵，宝融任命萧憺为荆州刺史，从此荆州——长江中游事权，全落于萧衍手中。萧衍进兵攻围台城，城中禁卫军叛变，杀萧宝卷，迎萧衍进入台城。萧衍使人迎萧宝融于江陵，中途杀宝融。公元502年四月，萧衍在建康自为皇帝，改国号为梁，萧衍就是梁武帝。
南朝的世族 在南朝统治阶级内部，地位最优越的，要算世家大族了。南朝的世家大族，承两晋以来的趋势，还是凭借世资，坐取公卿，他们在统治政权内还是继续盘踞着高官重位，宋、齐、梁政府在法令上而且作出“甲族以二十登仕，后门（寒门）以过立（三十岁以上）试吏”（《梁书·高祖纪》）的明文规定，这对于他们都是非常有利的。世家大族子弟一开始做官，多先为秘书郎和著作佐郎。秘书郎员额四人，俸秩六百石，官品第四，分掌中外三阁的四部书籍；著作佐郎员额八人，俸秩四百石，官品第七，掌修国史和皇帝起居注的工作，这两种官，职闲廪重，地望清美，是世家大族高门子弟开始做官的最好阶梯。由于秘书郎员额不多，而许多世家大族子弟须挨次序递补空额，所以不能久任，做秘书郎的照例不到几十天或一百天，便可升迁[1]。吏部郎可以参掌大选，而选铨大权是和世家大族的切身利害有关系的，因此除了吏部尚书必须由世家大族担任外，就是吏部郎也多由世家大族来担任。至于其他尚书台的台郎，在两晋时代，人选还比较重视，一到南朝，第一流的世家大族子弟嫌憎台郎工作忙，谁都不愿干它了[2]。
此外，在中央的有些官位，品级虽不极高，却是清选，只有世家大族才能充任，寒人是不能染指的。如黄门侍郎员额四人，俸秩六百石（梁时秩至二千石），官品第六，以其地居“清切”（《宋书·殷淳传》），与散骑侍郎二官，有所谓“黄、散之职，故须人门兼美”（《陈书·蔡凝传》）之说。秘书丞，员额一人，俸秩四百石，官品第六，官既清贵，历来对它的人选十分看重，刘宋时张绪为吏部郎，以琅邪王俭“人地兼美”（《南史·张裕传孙绪附传》），请政府任俭为秘书丞。梁武帝萧衍以吴郡张率为秘书丞，“引见于玉衡殿，谓曰：‘……秘书丞，天下清官，东南望胄（江东世家大族）未有为之者，今以相处，为卿定名誉’”（《南史·张裕传曾孙率附传》）。梁武帝又用刘孝绰为秘书丞，对人说：“第一官当用第一人”（《梁书·刘孝绰传》）。他的所谓第一等人，当然还是从世家大族的门第流品来说的。南朝的世家大族做官，大都经历上述的这些过程，所谓“平流进取，坐至公卿”，故宋孝武帝刘骏以琅邪王僧达（王导五世孙）为尚书右仆射，而僧达“自负才地，三年间便望宰相”（《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其后僧达孙王融，在齐武帝萧赜时期，“自恃人地，三十〔岁〕内望为公辅”（《南史·王弘传曾孙融附传》）。这些都可以说明他们政治地位还是相当的优越。当然，他们这种政治地位的优越，未尝不是以他们庄园经济基础的优越为前提的。陈郡谢混，“仍世宰辅，一门两封，田业十余处，僮仆千人”。混死后十余年，至宋元嘉中，混妻东乡君死时，犹有“资财巨万，园宅十余所，又会稽、吴兴、〔南〕琅邪诸处，太傅（谢安）、司空〔谢〕琰时事业，奴僮犹有数百人”（《宋书·谢弘微传》）。谢灵运在会稽始宁县的别墅，包含南北二山，有水田旱田，果园五所，竹林菜圃。琅邪王骞（王导六世孙）“有良田八十余顷”，在钟山大爱敬寺寺侧，“即晋丞相王导赐田”（《梁书·太宗王皇后传》）。会稽孔灵符“家本丰，产业甚广，又于永兴（今浙江萧山）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含带二山，又有果园九处”（《宋书·孔季恭传》）。他们有了这种优越的庄园经济基础，自然不能不形成他们优越的政治地位。
南朝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比起他们的政治和经济地位来，更显得优越。世族、寒门两者身份高下不同，“服冕之家，流品之人，视寒素之子，轻若仆隶，易如草芥，曾不以之为伍”（《文苑英华》卷760引《寒素论》）。因此，这两个阶层之间是不相往来的。寒人虽致位通显，上升为贵戚近臣，倘不自量而往见世族，亦不为世族之所礼接，甚至会受到侮辱。如宋孝武帝母路太后兄路庆之孙路琼之，和王僧达做邻居，琼之“尝盛车服诣僧达，僧达将猎，已改服。琼之就坐，僧达了不与语，谓曰：‘身昔门下驺人路庆之者，是君何亲。’”（《南史·王弘传子僧达附传》）于是叫左右把路琼之坐着的床烧掉，搞得路琼之下不了台。宋吴郡张敷为正员中书郎，中书舍人秋当、周赳以为与张敷是同僚，商量是否应该去拜访他。周赳说：“他倘若不招待我们，我们会很难堪，我们还不如不去。”秋当说：“我们也已经有相当地位了，既是同事，随便坐坐总可以。”这样，他们两人就决定去看张敷。张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敷呼左右曰：‘移我远客。’”（《南史·张邵传子敷附传》）表示不愿意和寒人共坐。秋当、周赳二人感到很窘，只得退出。齐中书舍人纪僧真，典掌机要，曾请求齐武帝萧赜：“臣出身本县武吏，荣任高官，又替儿子娶得旧门荀昭光家的女儿作媳妇，现在我没有其他要求了，只请求陛下允许臣列入士族！”齐武帝说：“‘由江、谢，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登榻坐定，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让客。’僧真丧气而退。告武帝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南史·江夷传曾孙附传》）世家大族社会地位的优越与对当时官位身份的严格区别及世家大族之排斥寒流，即此数端，已可概见了。
世家大族为了要表示自己门第族望的特别优越，为了不使混淆所谓“士庶天隔”的界限，他们就必须不与寒门庶族通婚。所以世家大族对婚姻的选择，特别重视门第，高门望族一定和高门望族结亲，吴郡顾、陆、朱、张四姓也一定自择素对，或者和会稽孔、魏、虞、谢四姓结亲[3]。一方面他们不以联姻素门出身的南朝帝室为殊荣[4]；另一方面，他们也以“营事婚宦”，“不得及其门流”为耻。因为“婚宦失类”，就会受到本阶层人士的排斥和非难，他们金字招牌的门第就会变得不光彩，他们以后的政治前途就会黯然失色[5]。
然而南朝寒门出身的将帅，也有很多位至三公，任总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势力既是那么大，所以有少数世家大族与这一批暴发户结起亲来，如琅邪王锡（王导七世孙）以女妻沈庆之子沈文季[6]，陈郡谢超宗（谢玄玄孙）“为子娶张敬儿女为妇”（《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谢朓妻王“敬则女”（《南史·谢裕传从孙朓附传》）。不过这种情形极不普遍罢了。至于世家大族更下而与寒贱杂门结婚，像“东海王源（王朗七世孙）嫁女与富阳满氏”满璋之子满鸾，满氏“下钱五万，以为聘礼”；南齐御史中丞沈约上表弹劾，以为王源曾祖位至尚书右仆射，王源本人及其父祖也都位列清显，而满璋之虽任王国侍郎，璋之子满鸾任吴郡主簿，可是满氏的“姓族，士庶莫辨”，“王、满连姻，实骇物听”，玷辱世族，莫此为甚，故请政府革去王源官职，剔出士族，“禁锢终身”（《昭明文选》卷40沈约《奏弹王源》）。可见寒门、世族的界限，还是极严格的。
社会上士庶的区分愈严，世家大族愈互相标榜门阀，“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史通·邑里篇》），郡望习惯上已经变成了他们的商标。自西晋末年中原世家大族开始播迁渡江，一个世家大族，在其原籍是人人知其为世家大族，用不着自行表，迁徙到其他地方以后，就不然了。琅邪王氏、太原王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王氏就不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是世族，其他地方的谢氏或江氏就不是，一处地方，新迁来一家姓王或姓谢的，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王氏或哪里的谢氏呢?如此，就不得不郑重声明，我是琅邪王氏或太原王氏而非别的王氏，是陈郡谢氏、济阳江氏而非别的谢氏、江氏了。可见所以重视郡望，是讲究门阀制度的必然结果。
极端注重门阀的结果，因而造成重视家讳这一积习。凡是世族大地主的祖先名讳，在他的子孙面前，必须避免说出，并用其他语言来代替。如王子王绚，“年五六岁，读《论语》至‘周监于二代’，外祖何尚之戏之曰：‘可改“爷爷（“郁”音同“”）乎文哉！”’绚应声答曰：‘尊者之名安可戏！宁可道“草翁之风必舅”’（《论语》“草上之风必偃”，“上”音同“尚”，故改为翁；“偃”，尚之子何偃名，故改为舅）”（《南史·王传子绚附传》）。如果不避忌别人的家讳，便会闹出笑话来。如谢超宗的父亲是谢凤（谢灵运子），超宗有文才，为宋孝武帝所称美。有一天，孝武帝“谓谢庄曰：‘超宗殊有凤毛，灵运复出。’时右卫将军刘道隆在御坐，出候超宗，曰：‘闻君有异物，可见乎?’超宗曰：‘悬罄之室，复有异物邪?’道隆武人，无识，正触其父名，曰：‘旦侍宴至尊，说君有凤毛。’超宗徒跣还内。道隆谓检觅〔凤〕毛，至暗，待不得，乃去”（《南史·谢灵运传孙超宗附传》）。
由于重视门阀，于是谱牒百氏之学，遂成为专门的学问。平阳贾渊，祖弼之，父匪之，祖孙三代以谱学名家。弼之，晋太元中撰十八州士族谱。宋刘湛、齐王俭、梁王僧孺均撰定《百家谱》，俾便吏部铨叙之用[7]。“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唐人柳芳语），故宋、齐以下，不熟悉谱学的，即认为不能居吏部之职[8]。
但是也由于世家大族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都有其固定的优越地位，因此都只孳孳于保持他们家门富贵。君统的变易，朝代的更迭，反而一似与己无关。在禅代废立之际，世家大族不是不预闻，便是帮助篡位，均以自己门第利益为转移。《南齐书·王延之传》：“宋德既衰，太祖（萧道成）辅政，朝野之情，人怀彼此。延之（时为尚书左仆射）与尚书令王僧虔中立无所去就。”《南史·谢弘微传》：孙，“历都官尚书、中书令、侍中、领新安王师。求出，为吴兴太守。明帝（萧鸾）谋入嗣位，引朝廷旧臣。内图止足，且实避事。弟时为吏部尚书”，“于征虏渚送别，指口曰：‘此中唯宜饮酒。’”“至郡，致数斛酒，遗书曰：‘可力饮此，勿豫人事！’”“，建武之朝，专以长酣为事”，“明帝废郁林（萧昭业），领兵入殿，左右惊走报。与客围棋，每下子，辄云‘其当有意’，竟局，乃还斋卧，竟不问外事”。这都是不预闻的事例。《南史·王昙首传》：孙俭“素知帝（萧道成）雄异，后请间，言于帝曰：‘功高不赏，古来非一，以公今日地位，欲北面居人臣可乎?’……又曰：‘……公若小复推迁，则人望去矣，岂惟大业永沦，七尺〔之躯〕岂可得保?’”《南史·王镇之传侄孙晏附传》：“齐高帝（萧道成）时威权虽重，而众情犹有疑惑，晏便专心奉事”；“及明帝（萧鸾）谋废立，晏便响应推奉”。这是帮助篡位的事例。这时主谋劝进、受禅奉玺者，莫不由世家大族来扮演这一角色，如宋受晋禅，谢澹（谢安孙）授玺，王弘（王导曾孙）、王昙首（弘弟）、王华（王导曾孙）均为佐命元勋；南齐代宋，褚渊（褚裒五世孙）授玺，王俭、王晏均为谋首；萧梁代齐，王亮（王导六世孙）、王志（王导五世孙）授玺；陈氏代梁，王通（王导九世孙）、王（王弘六世孙）授玺。他们认为禅代受玺，不过是把一家物给予另一家而已。史称褚渊子褚“贲，往问讯〔从叔褚〕。问曰：‘司空（渊时为司空）今日何在?’贲曰：‘奉玺绂在齐大司马（萧道成）门。’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将一家物与一家，亦复何谓?’”（《南史·褚裕之传从孙附传》）从以上的例子看来，无怪封建的史学家们也要说他们“殉国之感无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宠贵方来，陵阙虽殊，顾眄如一”（《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了。
寒门将帅势力的逐渐抬头与寒人的典掌机要 从东晋以来，有两种社会势力在互相激荡。一种是世家大族的势力，他们依一定的门第和仕途，在政治上享有特殊地位。另一种是寒门将帅的势力，他们由军勋起家，或由寒吏入仕。这两种势力，在统治阶级内部互为消长。
由于世家大族经济上有田园别墅供其剥削和享受，政治上有父祖的资荫作凭借，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南齐书·褚渊王俭传》论），他们大都鄙薄武事，不肯“屈志戎旅”（《宋书·王昙首传》），“不乐武位”（《南齐书·文学·丘灵鞠传》）。结果，寒门庶族出身的将士军人，便以军功为其进身之阶。自此荆州、北府，成为他们势力的渊薮。宋武帝刘裕微时尝伐荻新洲（在今江苏镇江市西长江中），又曾负刁逵社钱，被缚执甚急，其出身寒素可知。齐高帝萧道成在宋时与褚渊及袁粲书，称“下官常人，志不及远”（《南齐书·褚渊传》），及临死遗诏，复称“吾本布衣素族，念不到此”（《南齐书·高帝纪》）。既云“常人”，又云“素族”，其非高门亦可知。梁武帝萧衍与齐高帝萧道成同族，则亦非高门。他们无不由于立了军功而掌握了军事力量，势力强大到足以取得帝王的地位与政权。此外南朝的将帅功臣，亦多出自寒人，宋世将帅如蒯恩，在刘裕镇压孙恩农民起义军时，“县差蒯恩为征民，充乙士，使伐马刍”（《宋书·蒯恩传》），其后累功至辅国将军、淮陵太守；到彦之“初以担粪自给”（《南史·到彦之传》），后因军功累官至护军将军；沈庆之“躬耕垄亩，勤苦自立”，“手不知书，眼不识字”（《宋书·沈庆之传》），后以军功，官至太尉；张兴世“少时家贫，南郡宗珍之为竟陵郡，兴世依之为客”（《宋书·张兴世传》），后以军功至左卫将军；沈攸之“少孤贫”，“元嘉二十七年，发三吴民丁，攸之亦被发。既至京都，诣领军将军刘遵考，求补白丁队主，遵考谓之曰：‘君形陋，不堪队主。’”（《宋书·沈攸之传》）后官至征西大将军、荆州刺史；宗越“本为南阳次门”，其后“条次氏族”，又被黜为“役门”（《宋书·宗越传》），越出身补郡吏，后总禁旅，受将帅之任；佼长生“出身为县将”（附见《宋书·宗越传》），后以战功为宁蛮校尉；武念，“本三五门（三丁发一、五丁发二的役民），出身郡将”（《宋书·宗越传武念附传》），后为右军将军、南阳太守；吴喜“出身为领军府白衣吏”（《宋书·吴喜传》），后亦任至将帅；黄回，“竟陵郡军人也，出身充郡府杂役，稍至传教”（《宋书·黄回传》），其后位至将帅。齐世将帅如张敬儿“本名苟儿”，其弟恭儿“本名猪儿”，及贵始改，“始不识书，晚既为方伯，乃习学《孝经》、《论语》”（《南齐书·张敬儿传》）；王敬则“母为女巫”，敬则微时“屠狗商贩，遍于三吴”（《南史·王敬则传》），其后官至大司马，封寻阳郡公；陈显达以寒贱，后官至征南大将军、江州刺史，封鄱阳郡公，“自以人微名重，每迁官，常有愧惧之色”（《南齐书·陈显达传》）；陈伯之“年十三四……候伺邻里麦熟，辄偷刈之”，“及年长，在钟离数为劫盗，尝授面觇人船，船人斫之，获其左耳”（《梁书·陈伯之传》），齐末官至安东将军、江州刺史。梁世将帅如吕僧珍“起自微贱”（《梁书·吕僧珍传》），事萧衍父萧顺之为门下书佐，后至领军将军；冯道根“家贫佣赁”（《梁书·冯道根传》），既贵始读书，后以军功累官至左军将军、豫州刺史；昌义之“不知书，所识不过十字”（《南史·昌义之传》），后以武干，屡居藩任，积战功，官至护军将军；陈庆之“本非将种，又非豪家”，幼为萧衍随从，衍“好棋，每从夜达旦不辍，等辈皆倦寐，惟庆之不寝，闻呼即至，甚见亲赏”（《梁书·陈庆之传》），及萧衍称帝，任庆之为将帅，后佐元颢北伐至洛阳，累官至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诸军事、南北司二州刺史；王琳“本兵家”（《南史·王琳传》），以梁元帝萧绎宠姬之兄仕梁，积军功至广州刺史。由此可见，南朝自刘宋以降，出身庶姓寒门的将士军人，已能因缘时会，致位通显了。固然当时的世家大族，尚恃其门第轻侮军人，如齐世王敬则与王俭同拜开府，徐孝嗣戏俭以为“连璧”，俭曰：“不意老子遂与韩非同传”（《南史·王敬则传》）。然而军人的势力实际已凌驾世家大族而不容轻视了。
此外，南朝自刘宋以降的君主为着要行使君权，也常引用寒人，典掌机要。
本来自魏、晋以来，世家大族的势力愈益发展，结果自然是君权的衰落。君权既缩至极小，一切高官清要，全由世家大族来充任，于是君主的用人之权，只及于卑官寒吏[9]。可是魏、晋以降的世家大族，已如前述，凭借其身份特权，可以“平流进取，坐至公卿”；并且拥有大量庄园，过着悠闲生活，不必以外物撄心，不必以吏治著绩，这样一来，遂使世家大族，崇尚玄虚，菲薄吏治，结果实际的吏治，均让台阁令史、主书、监帅、典签等晓习文法的下吏去办理[10]，也就是说，世家大族固然把持了政权高位，同时却又脱离了实际吏治。
世家大族一方面盘踞高官重位，一方面又不屑留心吏治，并且进而压抑君权。南朝自刘宋以降的君主为着要行使君权，自然有所委信，当时剥夺世家大族的官品以位置人才的措置，在世家大族力量尚存在的时期既不可能[11]，只好一方面优容世家大族，任其霸占高官重位，一方面便是引用寒人，以委寄中枢的实权。于是实际政权和军权的行使，反而落到中书通事舍人与制局小监的手里，这些都是当时的卑官，不限门资，可用庶姓寒门来充任，君主为了集权，自然就用寒人以典掌机要[12]。寒人的典掌机要，这里还牵涉到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制度问题。自东汉以来，尚书台就已开始取代了丞相、御史二府的职权；到了魏、晋、南北朝，尚书台已正式成为法定的行政执行机关[13]，但是也由于尚书职权发展为行政执行机关的缘故，反而使它和皇帝之间有了一定的距离，于是比起它来更接近皇帝的中书监令，便代替了它过去的地位，专管机密，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实际的宰相，从此大政的决定，多在中书，尚书遂又变为纯粹受成的执行机关了。中书省的发展，也有两个阶段，第一是中书监令权重，使尚书的实权陵替；第二是中书省职掌的文书诏命出纳，又转归中书通事舍人，而监、令、侍郎只是清华贵重，反无事任，又成虚位。前者正当魏、晋时期，后者则在南朝时期更为显著。至是不但尚书之权陵替，即中书监令与中书侍郎之权，亦暂时旁落了[14]。
宋文帝元嘉中，中书通事舍人秋当、周赳，出自寒人，并管要务。鲁郡巢尚之，“人士之末”；会稽戴法兴“少卖葛于山阴市”，法兴父“贩为业”。孝武帝在位时，尚之、法兴并为中书通事舍人，孝武帝凡有“选授迁转诛赏大处分”，都和尚之、法兴商量决定。孝武帝死后，当前废帝刘子业尚未亲政之际，“凡诏敕施为，悉决法兴之手，尚书中事无大小，专断之”，当时的录尚书事、江夏王刘义恭与尚书左仆射颜师伯，都拱手受成，并无实权。故民间称戴法兴做“真天子”，而把当时新即位的小皇帝称作“赝天子”（《宋书·恩幸·戴法兴传》）。明帝刘时代，会稽阮佃夫，“出身为台小史”（《宋史·恩幸·阮佃夫传》）；吴兴王道隆，出身主书书吏；宣城杨运长，出身宣城郡吏：并为中书通事舍人，权柄次于君主。拿孝武帝时的中书通事舍人巢尚之、戴法兴和阮佃夫等来比较，权势还远不如他们。佃夫的“捉车人〔官至〕虎贲中郎将，傍马者〔官至〕员外郎”（《南史·恩幸·吕文显传》），就可见他们权势的赫了。
南齐时代，君主对中书通事舍人，尤为委任。其时居此职而擅权势者，如纪僧真、刘宗，均门户低贱，出自寒人；吕文显、吕文度、茹法亮、綦母珍之，亦多起自小吏，历斋干、扶持等贱职，“既总权重”，并“势倾天下”（《南史·恩幸·吕文显传》）。齐武帝萧赜尝说：“学士辈不堪经国，唯大读书耳。经国，一刘宗足矣；沈约、王融数百人，于事何用”（《南齐书·幸臣·刘宗传》）。齐武帝又称誉吕文度，说：“公卿中有忧国如文度者，复何忧天下不宁。”（《南史·恩幸·茹法亮传》）可见君主对他们委寄之深之重。齐“时中书舍人四人，各任一省，世谓之四户”（《南史·恩幸·吕文显传》）。由于中书通事舍人位居枢要，和皇帝关系密切，所以人地虽寒，官品虽卑，而权任却极重。茹法亮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太尉王俭常常说：“我虽有大位，权寄岂及茹公。”（《南史·恩幸·茹法亮传》）綦母珍之任中书通事舍人时，凡所论荐，齐废帝萧昭业事无不允，当时官吏甚至说：“宁拒至尊（皇帝）敕（令），不可违舍人命。”（《南史·恩幸·茹法亮传》）又可见他们势焰之逼人。
萧梁时代，中书通事舍人的权任，还是非常重要，梁武帝萧衍初任世族大地主汝南周捨为中书通事舍人，捨参与机密二十余年。周捨卒后，梁武帝改用寒人朱异替代周典掌机要。朱异后累官至中领军将军，但是始终兼任中书舍人。他对世家大族王公贵戚，都非常骄倨，有人劝他不要采取这种态度，他说：“我是寒士。今天的一班贵人，都依靠他们的门第和祖宗的官资来轻视我，也就是说靠冢中枯骨来轻视我；倘我对他们谦恭，他们反会更看不起我的。所以我先做出看不起他们的样子来。”异居权要有三十余年之久，威震内外，无怪当时的世家大族要“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颜氏家训·涉务篇》）了。
入陈之后，毛喜以素族，施文庆以吏门，沈客卿以寒流，先后任中书通事舍人。史称宣帝陈顼因委政毛喜，“由是十余年间，江东狭小，遂称全盛”（《陈书·毛喜传》）；及后主陈叔宝用施文庆、沈客卿等典掌机要，文庆等聚敛无厌，“唯以刻削百姓为事”（《南史·恩幸·施文庆传》），而陈遂以亡。在封建的史学家看来，陈王朝的兴亡，其关键就在于君主所委任的中书通事舍人是否贤佞，这看法固然只是就表象而论，并不深入到事物本质，但也可以见到由寒人出身而出任中书通事舍人的人物，在政治舞台上是扮演着如何重要的角色了。
南朝的君主，既然鉴于东晋政权由于门阀势盛，威权下移，因此内省则重用寒人，参掌机要；外藩则托付宗室，由诸王出任刺史。可是自宋中叶以后，出任方镇的诸王，年龄都比较幼少，而州府上佐，那时大多由世家大族子弟来充任，他们往往不屑留心吏事，而寄情物外，因此，君主不得不指派寒人出身的亲近左右来充任诸王典签——也称签帅，代替诸王批阅公事，甚至照管到诸王的饮食起居，这样，典签的职位虽低，实权却很重。同时，由于宋、齐诸王出任方镇的结果，诸王的势力逐渐强大，往往威胁中央，骨肉相残的事，史不绝书，于是加强典签控制刺史的权力，成为当时君主控制诸王——中央控制方镇的唯一可以施行的办法。所以君主为了集权中央，不但年幼皇子出任刺史，要派典签来代他处理政务，就是“长王临藩，素族出镇”，也得由君主指定典签以“出纳教命”（《南史·恩幸·吕文显传》），这样可以对方镇事事掣肘，使他们不至于和中央相对抗。刺史向中央呈奏公事，也必须取得典签的副署；有些典签，一年之内，回首都几次，当他到达首都朝见皇帝时，就秘密汇报刺史、郡守和州内僚佐的好坏，以供君主进退黜陟的参考，这样一来，毋怪上自刺史、下至僚佐，都要巴结典签，希望他不在皇帝面前说他们的坏话了[15]。齐武帝的儿子竟陵王萧子良曾经问范云：“士大夫何意诣签帅?”范云答道：“去巴结长史以下的僚佐，对他们毫无好处，巴结签帅便有十倍的好处，为什么不去巴结”（见《南史·齐巴陵王子伦传》）。典签的“威行州郡，权重藩君”（《南史·恩幸·吕文兴传》），就是在这样情况下，逐渐形成。如齐武陵昭王萧晔（萧道成第五子），出为江州刺史，到任百余天，典签赵渥之向齐武帝汇报萧晔过失，齐武帝即将晔免职，召还建康（见《南齐书·武陵昭王晔传》）。南海王萧子罕“戍琅邪，欲暂游东堂，典签姜秀不许而止”；子罕回京后，哭着对他母亲说：“儿欲移五步亦不得，与囚何异！”西阳王萧子明（武帝第十子），去探望他侍读鲍的病，想带几部书去送给他，典签吴修之不同意，只好不送。吴修之后为荆州刺史、巴东王萧子响的典签，与长史刘寅等联名密告子响隐秘，子响杀刘寅、吴修之等，于江陵举兵。齐武帝听到子响反，对群臣说：“子响遂反！”大臣戴僧静大声说：“诸王都自应反，岂唯巴东！”“取一挺藕、一杯浆，皆谘签帅；〔签帅〕不在则竟日忍渴。诸州唯闻有签帅，不闻有刺史！”以后明帝萧鸾杀高、武子孙时，都叫典签去下手，诸王束手就戮，竟没一人敢抵抗。萧鸾开始辅政时，卫尉萧谌密召诸王典签，责成他们约束诸王，不许诸王交通外人。这时巴陵王萧子伦，出镇琅邪，拥有军队，萧鸾想杀他，先和子伦的典签华伯茂商量，华伯茂说：“你倘要派兵，恐怕一时反不能解决；不如把这任务交给我，我绝对有把握处理。”萧鸾就命华伯茂回琅邪相机行事，伯茂终于强迫子伦服毒而死（事见《南史·齐巴陵王子伦传》）。萧鸾又命裴叔业带兵去害湘州刺史南平王萧锐，萧锐的防阁周伯玉主张起兵抵抗，可是萧锐的典签已倾向萧鸾一方，下令把周伯玉下狱处死，同时把萧锐杀害（见《南史·齐南平王锐传》）。萧鸾又令典签柯令孙杀郢州刺史建安王萧子真，“子真走入床下，令孙手牵出之”（《南史·齐建安王子真传》），加以杀害。从以上一系列事例来看，典签出身虽微贱，官品虽小，然而，权任极重，“权重藩君”四字，并不是凭空一句话，而是实在的事情。
无论世族寒门，无论他们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矛盾，他们利用政治地位共同对人民进行剥削与劫夺，却是一模一样的。南齐时寒人典掌机要的中书通事舍人有四员，各住一省，当时谓之“四户”，四方守宰，馈送财物，一年中可收至数百万，茹法亮曾在中书省对人说：“何须觅外〔郡〕禄，此一户内，年办百万。”（《南史·恩幸·吕文显传》）事实上，一户内年入百万，还是最低的估计，故戴法兴、戴明宝之于宋，茹法亮、吕文显之于齐，均各家累千金；齐废帝郁林王萧昭业时，有舍人綦母珍之，“凡所论荐，事无不允，内外要职及郡丞尉，皆论价而后施行，货贿交至，旬月之间，累至千金”（《南史·恩幸·茹法亮传》）。
东晋以来，地方官吏的任用制度，诚如范宁所云：“虽制有六年，而富足便退。”（《晋书·范汪传子宁附传》）因而更代频繁，轮流搜括。宋、齐以下，以“六年过久，又以三周（年）为期，谓之小满；而迁换去来，又不依三周之制”（《南史·恩幸·吕文显传》）。《南齐书·王秀之传》谓秀之“出为晋平太守，至郡期年，谓人曰：‘此邦丰壤，禄俸常充；吾山资已足，岂可久留以妨贤路。’上表请代，时人谓王晋平恐富求归”。这是轮流搜括的最好例子。由于地方官大都以贪贿搜括为事，因此世家大族的经济情况稍或不充，便请求政府派他去充任地方官，如罗企生以家贫亲老，求补临汝令（见《晋书·忠义·罗企生传》）；王僧达诉家贫，求郡，宋文帝欲以为秦郡太守（见《宋书·王僧达传》）。均因地方官可以受饷遗搜括致富的缘故。南齐时陈郡谢出为吴兴太守，唯务聚敛，尝以鸡蛋交予农民，每一鸡蛋至期交鸡一只，共收鸡数千只[16]；济阳江禄（江子），梁时出为武宁太守，大事搜括，“积钱于壁，壁为之倒，迮铜物皆鸣”（《南史·江夷传玄孙禄附传》）；琅邪王筠（王僧虔孙），梁大通中出为临海太守，“在郡侵刻，还资有芒两舫（船），他物称是”（《南史·王昙首传曾孙筠附传》）。荆、雍是南朝的上游军事重镇，齐豫章王萧嶷尝为荆州刺史，后返建康，“斋库失火，烧荆州还资，评直三千余万”（《南齐书·豫章王嶷传》）；宋张兴世（寒门）自雍州还，括到钱三千万（见《南史·张兴世传》）；齐曹虎（寒门）任雍州刺史，括到钱五千万（见《南齐书·曹虎传》）。但是南朝的肥缺，究竟要数广州，史称“南土沃实，在任者常致巨富，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南齐书·王琨传》）；广州“西南二江，川源深远，别置督护，专征讨之〔任〕。卷握之资（搜括致富），富兼十世”（《南齐书·州郡志》）；河南褚叔度（晋太傅褚裒曾孙）除广州刺史，在任四年，“广营贿货，家财丰积”（《宋书·褚叔度传》）。广州之外，就数梁、益，史称“梁、益二州，土境丰富，前后刺史莫不营聚蓄，多者至万金。所携宾客，并京邑贫士，出为郡县，皆以苟得（贪污）自资”（《宋书·刘秀之传》）。兰陵萧惠开，宋末任益、宁二州刺史，出镇成都，后自蜀还，资财至二千余万（见《宋书·萧惠开传》）；齐刘悛为益州刺史，“在蜀作金浴盆，余金物称是”（《南齐书·刘悛传》）；梁初邓元起（寒门）任益州刺史，大事聚敛，“财富山积，金玉珍帛为一室，名曰内藏；绮锦罽为一室，号曰外府”（《南史·梁长沙王懿传子藻附传》）；清河崔庆绪，齐永明中为梁州刺史，“资财千万”（《南齐书·文学·崔慰祖传》）；清河崔慧景，齐时为梁、南秦二州刺史，“在州蓄聚，多获珍货”（《南齐书·崔慧景传》）。以上都是南朝方镇盛事聚敛的例子。至如刺史所携的宾客以及用寒人来充任的典签，也无不大通饷遗。梁萧恪（梁武帝侄）为雍州刺史，恪时年少，委政群下，“百姓每通一辞，数处输钱，方得闻彻。宾客有江仲举、蔡、王台卿、庾仲容四人，俱被接遇，并有蓄积，故人间歌曰‘江千万，蔡五百〔万〕，王新车，庾大宅’”（《南史·梁南平王伟传子恪附传》）。至于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藩君”，贪污致富的机会更多。齐南兖州刺史、西阳王萧子明的典签何益孙、刘道济，先后受赃均在百万以上（见《南齐书·萧惠基传弟惠朗附传》）。由此可知，南朝无论世族寒门，都是聚敛成性。其时州郡县皆尽量向民间搜括；而朝廷则于刺史、太守还京时，迫令献纳，甚至有君主采取樗之戏（古代的一种赌博），以罄尽臣僚之还资者。史称宋“孝武末年贪欲，刺史二千石罢任还都，必限使贡献，又以戏取之，要令罄尽，乃止。〔垣〕闳还至南州，而孝武晏驾，拥南资为富人。明帝初……出为益州刺史，蜀还之货亦数千金，先送献物，倾西资之半。明帝犹嫌其少，及闳至都，诣廷尉自簿（对庭），先诏狱官留闳，于是〔闳〕悉送资财，然后被遣”（《南史·垣护之传从弟闳附传》）。又如齐时崔慧景，历居方镇，“每罢州，辄倾资献奉，动数百万”（《南齐书·崔慧景传》），由此获得齐武帝萧赜对他的嘉奖；齐永明中萧惠休出为广州刺史，罢任，倾资献奉武帝；刘悛“罢广、司二州，倾资贡献，家无留储”（《南齐书·刘悛传》），后罢益州刺史还都，适武帝病死，废帝郁林王萧昭业新即位，悛奉献减少，萧昭业示意官吏把他监禁起来，几乎砍去脑袋。又据《魏书·岛夷萧衍传》称：梁武帝萧衍时，“衍所部刺史牧守，初至官者，皆责其上献，献物多者，便云称职；所贡微少，言为弱惰。故其牧守在官，皆竞事聚敛，劫剥细民，以自封殖，多伎妾粱肉金绮。百姓怨苦，咸不聊生”。可见到了梁代，上下求索的风气，更形普遍。当时的官吏一方面要尽情搜括来倾资献奉于君主，一方面又要满足自己的侈靡腐化生活，因此，他们罢官之日，虽是“致资巨亿”，可是“不支数年，便已消散”，“乃更追恨向所取之少”（《梁书·贺琛传》）。倘若他们再去担任地方长官（这种机会对于他们来说是非常多的），以后官做得越大、越长久，那么他们搜括的本领也就越到家。然而南朝的人民在“百端聚敛”之下，“唯以应赴征敛为事”，被统治他们的君主与守令、世族与寒门地主，剥削得“肌肉略尽”、“骨髓俱罄”（《魏书·岛夷萧衍传》）了。
* * *
[1] 《梁书·张缅传弟缵附传》：起家秘书郎，时年十七。……秘书郎有四员，宋、齐以来，为甲族起家之选，待次入补，其居职例数十百日便迁任。
《唐六典》：秘书郎中四人，宋氏除“中”字。……梁秩六百石。江左多任贵游年少，而梁代尤甚。当时谚言：“上车不落则著作，体中何如则秘书。”陈著令：“令，仆射子起家为之。”
《通典·职官典》：魏氏又置佐著作郎。……晋佐著作郎八人。……秘书监自调补之。（《阎纂集》云：邹湛谓秘书监和峤曰：“阎纂可佐著作。”峤曰：“此职闲重。势贵多争，不暇求才。”）……宋、齐以来，遂迁佐于下，谓之著作佐郎，亦掌国史，集注起居。……陈氏为令、仆子起家之选。
[2] 《通典·职官典》：晋尚书郎，选极清美，号为大臣之副。……自过江之后，官资小减。
《晋书·王湛传曾孙坦之附传》：仆射江虨领选，将拟为尚书郎。坦之闻曰：“自过江来，尚书郎正用第二人，何得以此见拟?”虨遂止。
《晋书·王湛传玄孙国宝附传》：妇父谢安恶其倾侧，每抑而不用，除尚书郎。国宝以中兴膏腴之族，惟作吏部，不为余曹郎，甚怨望，固辞不拜。
《宋书·江智渊传》：元嘉末，除尚书库部郎。时高流官序，不为台郎，智渊门孤援寡，独有此选，意甚不悦，固辞不拜。
[3] 东晋世族，琅邪王羲之妻高平郗鉴女，见《世说新语·雅量篇》注引《王氏谱》。羲之子凝之妻陈郡谢奕女，见《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王氏谱》。王导孙王娶陈郡谢万女，弟王珉娶谢安女，见《晋书·谢安传子琰附传》。陈郡谢安妻沛国刘耽女，见《世说新语·言语篇》注引《谢氏谱》。安弟谢万妻太原王述女，见《世说新语·简傲篇》注引《谢氏谱》。太原王述子王坦之娶顺阳范汪女，见《世说新语·方正篇》注引《王氏谱》。坦之子国宝妻陈郡谢安女，见《晋书·王湛传玄孙国宝附传》。颍川庾亮子庾娶陈郡谢尚女，见《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谢氏谱》。河南褚娶颍川庾峻女，见《晋书·褚传》。陈郡袁耽大妹适殷浩，小妹适谢玄，见《世说新语·任诞篇》注引《袁氏谱》。陈郡殷妻同郡谢尚女，见《世说新语·轻诋篇》注引《谢氏谱》。从兄仲堪娶琅邪王临之女，见《世说新语·文学篇》注引《殷氏谱》。谯国桓冲娶琅邪王恬女，见《世说新语·贤媛篇》注引《桓氏谱》。冲复娶颍川庾蔑女，见《世说新语·仇隙篇》注引《庾氏谱》。冲兄子桓玄娶沛国刘耽女，见《晋书·刘耽传》。宋世世族，琅邪王敬弘女适庐江何述之与鲁郡孔尚，见《宋书·王敬弘传》、《孔淳之传》。王导曾孙王弘妻陈郡袁淑姑母，见《宋书·袁淑传》。弘从弟僧达妻陈郡谢景仁（祖据，谢安第二弟）女，见《南史·谢裕传子恂附传》。陈郡殷景仁妻琅邪王谧（王导孙）女，见《宋书·殷景仁传》。陈郡袁质（袁耽子）妻同郡谢安女，质子湛妻安兄子谢玄女，见《宋书·袁湛传》。湛弟子洵妻济阳蔡廓女，见《宋书·蔡廓传子兴宗附传》。洵弟淑妻琅邪王诞女，见《宋书·袁淑传》。齐世世族，陈郡殷叡妻琅邪王奂女，见《梁书·殷钧传》。陈郡谢（谢万五世孙）妻河南褚渊女，见《齐书·谢传》。汝南周，东莞臧质外甥，见《齐书·周传》。梁世世族，南阳乐蔼，同郡宗悫之甥，见《梁书·乐蔼传》。南阳刘之遴，同郡乐蔼之甥，见《梁书·刘之遴传》。陈留阮胤之，琅邪王晏之舅，见《梁书·阮孝绪传》。胤之从子孝绪，陈郡谢蔺（谢安八世孙）之舅，见《梁书·谢蔺传》。河南褚向，陈郡谢举（谢子）外弟，见《梁书·褚翔传》。以上诸例，大都是北来的世族大地主，他们为了巩固新的同盟以加强自己的势力，所以互结姻亲；而江东的世族大地主也和北来世族大地主一样，慎择门户素对，然后结好。如吴郡张融，会稽孔稚珪外兄，见《齐书·孔稚珪传》。吴郡陆慧晓妻同郡张岱女，见《梁书·陆传》。慧晓从孙陆绛妻，同郡顾妹，见《昭明文选》卷26陆韩卿《答内兄顾希叔诗》。吴郡陆叡妻同郡张畅女，见《梁书·陆杲传》。吴郡张稷女适会稽孔氏，见《梁书·张稷传》。
[4] 《梁书·王峻传》：子琮……为国子生，尚始兴王（萧，梁武帝萧衍第十弟）女繁昌公主，不惠，为学生所嗤，遂离婚。峻谢王，王曰：“此自上意，仆极不愿如此。”峻曰：“臣太祖是谢仁祖（尚字）外孙，亦不藉殿下姻媾为门户。”
[5] 《晋书·杨期传》：弘农华阴人，汉太尉震之后也。曾祖準，太常，自震至准七世有名德。……期……自云门户承籍，江表莫比。……而时人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每排抑之。
[6] 《南齐书·沈文季传》：吴兴武康人。父庆之，宋司空。……妻王氏，王锡女，……文季风采稜岸，善于进止。司徒褚渊，当世贵望，颇以门户裁之，文季不为之屈。……遂言及虏动，渊曰：“陈显达、沈文季，当今将略，足委以边事。”文季讳称将门，因是发怒。
[7] 《南齐书·文学·贾渊传》：平阳襄陵人也。祖弼之，晋员外郎。父匪之，骠骑参军，世传谱学。……先是谱学未有名家，渊祖弼之广集百氏谱记，专心治业。晋太元中，朝廷给弼之令史书吏，撰定缮写，藏秘阁及左民曹。渊父及渊三世传学。凡十八州士族谱，合百帙七百余卷，该究精悉，当世莫比。永明中，卫军王俭抄次《百家谱》，与渊参怀撰定。……撰《氏族要状》及《人名书》，并行于世。
《南史·王僧孺传》：入直西省，知撰谱事。……武帝……诏僧孺改定《百家谱》。始晋太元中，员外散骑侍郎平阳贾弼，笃好簿状。……太保王弘、领军将军刘湛并好其书。弘日对千客，不犯一人之讳。湛为选曹，始撰百家，以助铨序，而伤于寡略。齐卫将军王俭复加去取，得繁省之衷。僧孺之撰，通范阳张等九族，以代雁门解等九姓；其东南诸族，别为一部，不在百家之数焉。……僧孺……集《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
[8] 《南齐书·王晏传》：上（萧赜）欲以高宗（萧鸾）代晏领选，晏启曰：“鸾清干有余，然不谙百氏，恐不可居此职。”上乃止。
[9] 《晋书·良吏·胡威传》：累迁监豫州诸军事、右将军、豫州刺史，入为尚书，加奉车都尉。威尝谏时政之宽，〔武〕帝曰：“尚书郎以下，吾无所假借。”威曰：“臣之所陈，岂在丞郎令史?正谓如臣辈，始可以肃化明法耳。”
《宋书·武帝纪》：史臣曰：“……晋自社庙南迁，禄去王室，朝权国命，递归台辅。君道虽存，主威久谢。……”
[10] 《晋书·裴秀传子附传》：深患时俗放荡，不尊儒术。何晏、阮籍素有高名于世，口谈浮虚，不遵礼法，尸禄耽宠，仕不事事；至王衍之徒，声誉太盛，位高势重，不以物务自婴，遂相放效，风教陵迟。
《梁书·谢举何敬容传》论曰：魏正始及晋之中朝，时俗尚于玄虚，贵为放诞，尚书丞郎以上，簿领文案，不复经怀，皆成于令史。逮乎江左，此道弥扇。惟卞以台阁之务，颇欲综理，阮孚谓之曰：“卿常无闲暇，不乃劳乎?”宋世王敬弘，身居端右，未尝省牒，风流相尚，其流遂远。望白署空，是称清贵；恪勤匪懈，终滞鄙俗。是使朝经废于上，职事隳于下。小人道长，抑此之由。
[11] 《南史·王惠传从弟球附传》：球除尚书仆射。……素有脚疾，多病还家，朝直至少。录尚书、江夏王义恭谓尚书何尚之曰：“当今乏才，群下宜加勠力；而王球放恣如此，宜以法纠之。”尚之曰：“球有素尚，加又多疾，公应以淡退求之，未可以文案责也。”义恭又面启文帝曰：“王球诚有素誉，颇以物外自许，端任要切，或非所长。”帝曰：“诚知如此，要是时望所归；昔周伯仁终日饮酒，而居此任，盖所以崇素德也。”遂见优容。
[12] 《宋书·恩幸传》序：夫人君南面，九重奥绝，陪奉朝夕，义隔卿士，阶闼之任，宜有司存。既而恩以幸生，信由恩固，无可惮之姿，有易亲之色。孝建（宋孝武帝刘骏年号）、泰始（宋明帝刘年号），主威独运，官置百司，权不外假，而刑政纠杂，理难遍通，耳目所寄，事归近习。赏罚之要，是谓国权，出内王命，由其掌握，于是方涂结轨，辐凑同奔。人主谓其身卑位薄，以为权不得重。……外无逼主之嫌，内有专用之功，势倾天下，未之或悟。
《南齐书·幸臣传》论：中世以来，宰御天下，万机碎密，不关外司。尚书八座五曹，各有恒任，系以九卿六府，事存副职。咸皆冠冕缙绅，任疏人贵，伏奏之务既寝，趋走之劳亦息。关宣所寄，属当有归，通译内外，切自音旨。若夫环缨敛笏，俯仰晨昏……探求恩色，习睹威颜，迁兰变鲍，久而弥信……宫省咳唾，义必先知。故能……坐归声势，卧震都鄙。贿赂日积，苞苴岁通，富拟公侯，威行州郡。制局小司，专典兵力……至于元戎启辙……亲承几案，领护所摄，示总成规。若征兵动众，大兴民役，行留之仪，请托在手，断割牢禀，卖弄文符，捕叛追亡，长戍远谪……害政伤民，于此为蠹。况乎主幼时昏，其为谗慝，亦何可胜纪也。
《颜氏家训·涉务篇》曰：晋朝南渡，优借士族。故江南冠带，有才干者，擢为令仆以下，尚书郎中书舍人以上，典掌机要。其余文义之士，多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纤微过失，又惜行捶楚，所以处于清名，盖护其短也。至于台阁令史、主书监帅、诸王签省，并晓习吏用，济办时须，纵有小人之态，皆可鞭杖肃督，故多见委使，盖用其长也。人每不自量，举世怨梁武帝父子爱小人而疏士大夫，此亦眼不能见其睫耳。
[13]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央政制方面，因仍东汉以来的趋势而有显著的演变与发展。第一，是秦汉以来的三公及其他古代的诸公官称，至此完全成为虚衔，除权臣转移政权的过程中利用以为尊崇的官衔以外，大都变为加赠荣宠之官，与实际的政务无关。第二，是九卿职权的卑落，尚书、门下、中书三省的发展，三省在汉代都是少府的属官，及至发展到魏、晋，不但脱离少府，而且根本代替了秦汉三公、九卿的职权了。东汉尚书台本已取代了丞相、御史二府职权，太傅或太尉录尚书事代替了丞相，诸曹尚书也代替了九卿。自魏晋以至南北朝，录尚书发展演变，一方面以王公重臣权重者为之，成为录公或总录的制度，主领行政铨选职权；另一方面则依条省录，而有分录的制度。尚书令仆射则取代了前此丞相、御史二府一部分的职权，总理尚书诸部，而八座尚书，这时已发展到了具体执行中央政务的地位了。故整个尚书已成为行政中枢。
[14] 《南齐书·幸臣传》序：中书之职，旧掌机务。汉元以令仆用事，魏明以监令专权，及在中朝（西晋），犹为重寄。……晋令，舍人位居九品，江左置通事郎，管司诏诰。其后郎还为侍郎，而舍人亦称通事。……宋文世，秋当、周纠，并出寒门。孝武以来，士庶杂选，如东海鲍照，以才学知名；又用鲁郡巢尚之，江夏王义恭以为非选，帝遣尚之书二十余牒宣敕论辩，义恭乃叹曰：“人主诚知人。”及明帝世，胡母颢、阮佃夫之徒，专为佞幸矣。齐初亦用久劳，及以亲信。关谳表启，发署诏敕。颇涉辞翰者，亦为诏文，侍郎之局，复见侵矣。建武世，诏命殆不关中书，专出舍人。省内舍人四人，所置（直）四省，其下有主书令史，旧用武官，宋改文吏，人数无员。莫非左右要密，天下文簿版籍，入副其省，万机严密，有如尚书。外司领武官，有制局监，领器仗兵役，亦用寒人被恩幸者。
[15] 《南史·恩幸·吕文显传》：故事，府州部内论事，皆签前直叙所论之事，后云谨签，月日下又云某官某签，故府州置典签以典之。……宋氏晚运，多以幼少皇子为方镇，时主皆以亲近左右领典签，典签之权稍重。大明、泰始，长王临藩，素族出镇，莫不皆出内教命，刺史不得专其任也。宗悫为豫州，吴喜公为典签，悫刑政所施，喜公每多违执，悫大怒曰：“宗悫年将六十，为国竭命，政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复与典签共临。”……自此以后，权寄弥隆。典签递互还都，一岁数反，时主辄与间言，访以方事，刺史、行事（指长史代理刺史执行政务者）之美恶，系于典签之口，莫不折节推奉，恒虑不及。于是威行州郡，权重藩君。……明帝……始制诸州急事，宜密有所论，不得遣典签还都，而典签之任轻矣。
[16] 《南史·谢弘微传孙附传》：……为吴兴太守……居郡每不理，常务聚敛……以鸡卵赋人，收鸡数千。